第二十四章 明代的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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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樂十一年（1413），思南田宗鼎（仁智孫）與思州田琛（仁厚孫），相互仇殺，不聽禁令。
成祖命顧成擊之，執二酋送京師，并于其地設貴州布政使司以治之，自此貴州始為内地。
至于雲南地區的蠻族，則早于太祖時内屬于明。
倭寇本是日本的海盜。
元自征日失敗後，雙方互禁通商，但其莠民常私自往來中國，日久遂于海上劫掠。
元末，日本分裂為南北朝，同時有兩天皇。
明初，日本南朝傾覆，遺臣逃入海中，與海盜聯合，剽掠中國和朝鮮沿海，便是明人所謂的“倭寇”。
而張士誠、方國珍的餘黨，又與日寇相結，出沒海上，北自山東，南至浙江、福建，時有寇警。
太祖雖嘗遣使赴日本诘問，但不得要領，乃于浙閩沿海築城數十，分遣戍卒數萬屯防，海疆漸固。
日本統一後，将軍足利義滿，專斷朝政，頗欲與中國互市。
成祖時，遣使至明，明許其貿易，并在浙江、福建、廣東沿海設三市舶司，管理通商事務。
義滿也時捕海盜以獻，倭寇之禍稍止，但終不能根絕。
永樂十七年（1419），倭寇複擾遼東，總兵劉江大敗之于望海埚（今遼甯大連市東北），倭寇始不敢東窺。
直到世宗時，倭寇的禍亂才又熾盛。
（三）海外的經營 明統一後，中國西北和歐洲大陸之間的交通，因蒙古餘部和帖木兒帝國的阻隔，無法暢通，但南方海上的交通，其盛況則在宋元之上。
明在海外的拓展，南宋遺民的後裔，實為前導。
南宋滅亡後，愛國義士，相率逃亡海外，與中國鄰近的安南、占城等地，都成遺民世界。
元代，安南、占城叛服無常，當與這批南渡的華僑有關。
到明，國人久已聞知海外的富庶，自動泛海經商的，愈來愈多，而明室又努力從事海外通好，因此中國的海上事業，日趨繁盛。
明太祖鑒于元人征日失敗，頗知籠絡四夷，遣使招徕西域及南洋諸國。
成祖的态度更為積極，他屢命宦官出使異域，如侯顯使烏斯藏（即西藏），馬彬使爪哇、蘇門答臘，李興使暹羅，尹慶使滿剌甲等，但最著名的，則無過于鄭和的下“西洋”。
他的出使次數之多、所帶船隻兵丁數目之大和航程之遠，在當時都可以說是最偉大的事業。
鄭和，雲南人，世稱“三保太監”（三保可能為和小字），原姓馬，世奉回教，做太監後，賜姓鄭。
他自成祖永樂三年（1405）開始出使，至宣宗宣德七年（1432）最後歸國，前後二十七年間，凡七次出海，曆五十餘國，遍至南洋群島及印度洋西岸各地，最西到達非洲東部。
至于他出使“西洋”的原因，近人歸納為下列數點：一、成祖懷疑惠帝未死，匿迹海外，因而派和統兵出國找尋。
二、元亡後，帖木兒帝國強盛，對明的西北邊防，威脅甚大，太祖時，即曾遣使與海外諸國聯絡，成祖仍本既定國策，遣和出使諸國，組織海上聯盟，使帖木兒帝國不敢輕啟戰端。
三、發展國際貿易，以國産的錦繡、瓷、漆等物，換取南洋的香料寶貨。
四、耀兵異域，以誇示中國的富強。
［參看徐玉虎《鄭和下西洋原因之新探》（載《大陸雜志史學叢書》第一輯第六冊）］ 鄭和七下西洋的艦隊，異常龐大，船隻最多時達百餘艘，少者也有四五十艙，最大的船，長達四十四丈餘，寬達十八丈。
每次遠航，所帶的士兵和随員，多則三萬人，少則二萬人，其盛況在曆史上是少見的。
随員中包羅各種人才，組織也非常嚴密。
因此七次航海均能不辱君命，揚國威于海外。
至于七次航海的往返年代，據近人考訂，舊史頗有錯誤。
今據新說，略述鄭和七次出使的經過。
［參看徐玉虎《〈明史〉中鄭和下西洋年代之謬誤考》載《大陸雜志史學叢書》第一輯第六冊）］ 第一次，永樂三年（1405）冬，自蘇州劉家港泛海至福建，複自福建五虎門（在今福建福州東南大海中）起航，首達占城（今越南南部），曆滿刺甲（今馬來半島南端西岸）、古裡（今印度半島西岸）諸國。
六年（1408）九月還，諸國遣使随和入朝（舊說同）。
第二次，永樂五年（1407）統舟師往爪哇（今印尼雅加達）、古裡、柯枝（今印度西南端）、暹羅等國，代表明室頒賜其國王诰命、銀印，諸番王各以珍禽異獸貢獻。
七年（1409），歸國（舊說六年九月出海，九年六月還）。
第三次，永樂七年（1409），統舟師前往各國，道經錫蘭山（今斯裡蘭卡島），其王烈苦奈兒不恭，明師擒之，并持诏封滿剌甲國王。
此次最遠的航程，至波斯灣的忽魯谟斯（島名）及阿拉伯半島西南端的阿丹等地。
九年（1411），歸國（舊說十年十一月出海，十三年九月還）。
第四次，永樂十一年（1413），統舟師往忽魯谟斯等國，途中生擒蘇門答臘國僞王蘇幹剌。
此次最遠的航程，至非洲東岸的木骨都束等國。
十三年（1415），歸國（舊說十四年冬出海，十七年七月還）。
第五次，永樂十五年（1417），統舟師至忽魯谟斯、阿丹、木骨都束、蔔剌哇（在今非洲東岸）、爪哇、古裡等國，各國競進方物。
十七年（1419）七月，歸國（舊說十九年春出海，二十年八月還）。
第六次，永樂十九年（1421），統舟師送忽魯谟斯等國使臣返國。
及和歸國，成祖已死，其時當在二十二年（1424）冬（舊說二十二年正月出海）。
第七次，宣德五年（1430），宣宗以踐阼已久，而諸番國遠者，猶未朝貢，乃再命和出使。
曆滿剌加、蘇門答臘、南渤利（今蘇門答臘西北部）、阿魯（今蘇門答臘中部偏西）、柯枝、錫蘭山、阿丹、剌撒（阿拉伯半島東部）、忽魯谟斯等十七國。
八年（1433）七月，歸國（舊說同）。
鄭和的出使，不特是明朝的大事，也是近古以來中國的大事。
中國艦隊航程的遼遠和聲威的南播，都為前古所未有。
此外值得注意的，就是激起了國人向海外發展的更大興趣。
由于他的出使，海外的情況益為國人所了解，因此福建、廣東地區的居民，紛紛移殖于南洋。
明中葉以後，國威漸替，但國人前往南洋的始終不絕。
有的經商開礦，奠定日後華僑的經濟基礎，而其中若幹冒險家，攻占土地，自立為王，他們的後裔，便是後來西班牙、荷蘭等國人經略南洋時所遇到的勁敵。
西洋人雖然終于統治南洋，卻無法動搖華僑的經濟實力，這可看出華僑在南洋地位的穩固，其基礎則是在明代奠立的。
二、宦官與明政的敗壞 （一）宦官專權的由來 明代宦官政治勢力的擡頭，始于成祖時代。
太祖時，曾立鐵碑于宮門，嚴禁宦官幹政。
惠帝繼立，馭宦官益嚴，引起宦官的不滿。
靖難師起，燕軍逼江北，宦官多逃附燕軍。
成祖以為忠，對宦官異常信任，以他們出使外國，或統兵鎮邊，或出任監軍，因此宦官的權勢大盛。
永樂十八年（1420），設置東廠，以宦官主之，專以之刺探外事。
它可以不經政府的司法機關，便擅自鞫訊朝臣，甚至非刑虐殺。
太祖時，曾置錦衣衛，也是皇帝的私設法庭，但并非由宦官掌理；到東廠成立，宦官遂手握生殺之權，其氣焰也益張。
不過當時的宦官，尚未能掌握大政，來操縱整個國家的命運。
成祖死，太子高熾即位，是為仁宗。
仁宗在位一年而死，太子瞻基立，是為宣宗。
宣德元年（1426），帝叔漢王高煦反于樂安（今山東惠民縣），宣宗親征平之。
宣宗為明代令主，但他對宦官的得權，也要負一部分責任。
明初定制，内臣不得讀書識字。
宣宗時，于宮中設書堂，選年幼内侍數百人，讀書其中，令朝臣教習之，此後遂成定制。
宦官既多通曉文墨，熟知古今，對政治的興趣益濃，作惡的手段也益精。
但他們的幹政握權，固由于皇帝的信任，而明代政治制度本身的缺陷，也是造成這種現象的主要原因。
明初廢相後，把中書省的大權劃歸六部，以六部尚書分理全國政務。
六部之上，更無領袖，而由皇帝總其成，另設殿閣大學士，為皇帝襄理文墨。
大學士的官位，不過正五品，朝會的班次，在尚書、侍郎之下。
當時大學士的責任，是随侍皇帝左右，以備顧問，至于奏章的批答，則必須有皇帝的命令，且須在禦前執筆。
成祖以後，大學士漸受親任，始有“内閣”之稱。
成祖和仁宗，每召閣臣密議國家大事，但奏章的批答，仍出自皇帝，不委他人。
宣宗時，閣權漸重，楊溥、楊士奇、楊榮，皆以三孤（少師、少傅、少保）、尚書等官而兼大學士，因而地位日隆。
宣宗開始命内閣用小票墨書，具陳意見，貼于奏疏表面，由皇帝裁奪，謂之“條旨”（又稱“票拟”）。
如皇帝同意，即以紅書照條旨批出，但遇大事時，猶命大臣面議。
宣宗以後的皇帝，日漸頹廢，不親政事，他們深居内殿，不複常與大臣相見，若幹皇帝如世宗、神宗竟至二十餘年不視朝。
皇帝既不親政，乃一方面專命内閣條旨，一方面又命宦官代為批決，因此給予宦官專權的機會。
土木堡之戰經過示意圖。
明正統十四年（1449），瓦剌部首領也先因貢使未受明朝廷禮待為由，四路進襲。
主力由也先親率，進攻大同，其餘三部分攻赤城、遼東、甘肅，以牽制明軍兵力，保障主力作戰。
七月初，明大同守将北出長城迎敵，先敗貓兒莊，再敗陽和口。
同時，瓦剌北路也自獨石口南下，馬營守備棄堡逃走，一時邊警頻起。
權閹王振力主英宗親征。
七月十五日，英宗自北京北出居庸關，一路西進至大同，見瓦剌勢大，倉促決定撤軍。
本拟自紫荊關，再由離敵較遠的蔚州回返，但王振恐于大軍過境損壞其在蔚州的莊園，臨時命全軍北上，改由離敵較近的宣府回京。
這樣一來，明軍倒翼暴露于瓦剌軍攻擊之下。
也先聽聞，立即率軍突入長城，先在宣府附近大敗明軍後衛，再在鹞兒嶺伏兵敗明援軍。
八月十四日，在懷來城以西二十裡地的土木堡追及明軍。
也先先許以言和，然後趁明軍懈怠，騎兵分數路發動，明軍大潰，英宗被俘，史稱“土木堡之變”。
宣宗以後的内閣，漸居于宰輔的地位，但其權力，最高僅止于條旨，亦即僅能條陳對國政的意見或辦法。
最後的決定權雖在皇帝，但由宦官代為批決，于是國家大權，漸落入宦官手中。
至于握持大政的宦官組織，則為司禮監。
司禮監始設于太祖時，最初不過掌理宮中各項禮儀、宴會以及禦賜書畫一類的事。
宣宗以後，其職權漸變，内外章奏，皆由司禮監的掌印太監管理，而章奏文書的批決，則由秉筆太監及随堂太監擔任。
皇帝降旨，也由司禮監的宦官在旁寫出項目，然後交閣臣拟稿。
因此，明代的司禮監，權力超過宰輔，閣臣想把握實權的，必先結納宦官；即使忠實幹練的閣臣，如想有所建樹，也必須與宦官交好，以防其掣肘。
又因内閣的大權，并非國家正式授與，閣臣的作為，缺乏名正言順的根據，而緻時常遭受攻擊。
因此明代閣臣，一方面受宦官的鉗制，一方面又須防台谏的糾彈，對政治極難有所改善。
至于不肖的閣臣，則惟有谄事宦官，狼狽為奸而已。
明代第一位弄權的宦官，是英宗時的王振。
王振于宣宗時為宦官，被選入内書室，并侍太子祁鎮于東宮。
宣德十年（1435），宣宗死，太子繼位，是為英宗，年僅九歲。
王振以狡黠為英宗所喜，遂以之掌司禮監。
但英宗初年，三楊輔政，而太皇太後張氏（仁宗後）賢明，英宗尚有所畏憚，王振也不敢過分放恣。
正統七年（1442），太皇太後死，三楊或已去世，或老耄不任事，大權乃盡歸于振。
他擅作福威，移去太祖所立禁宦官預政的鐵碑，朝臣谄事他的，可立得美官，小有抵牿，便逮捕下獄，有不少正士，死于他的手中。
至于他的貪得嗜利，更無法細說。
此外，王振為了建立功名，曾兩次發動對外戰争。
正統六年（1441），他興兵十五萬，讨伐麓川（今雲南騰沖縣）土酋思任發，結果損失士馬數萬，而西南蠻族，反因之相繼叛亂。
十四年（1449），又發生“土木之役”，幾乎斷送了明室的半壁江山。
這年七月，瓦剌酋長也先（或稱乜先）入寇大同，王振挾英宗親征，以皇弟郕王監國。
明師進戰無功，于八月班師，至土木堡（今河北懷來縣西），為瓦剌所襲，明師大潰，英宗被俘，王振為亂兵所殺。
這次事變，逼得明室幾乎南遷，後來英
永樂十一年（1413），思南田宗鼎（仁智孫）與思州田琛（仁厚孫），相互仇殺，不聽禁令。
成祖命顧成擊之，執二酋送京師，并于其地設貴州布政使司以治之，自此貴州始為内地。
至于雲南地區的蠻族，則早于太祖時内屬于明。
倭寇本是日本的海盜。
元自征日失敗後，雙方互禁通商，但其莠民常私自往來中國，日久遂于海上劫掠。
元末，日本分裂為南北朝，同時有兩天皇。
明初，日本南朝傾覆，遺臣逃入海中，與海盜聯合，剽掠中國和朝鮮沿海，便是明人所謂的“倭寇”。
而張士誠、方國珍的餘黨，又與日寇相結，出沒海上，北自山東，南至浙江、福建，時有寇警。
太祖雖嘗遣使赴日本诘問，但不得要領，乃于浙閩沿海築城數十，分遣戍卒數萬屯防，海疆漸固。
日本統一後，将軍足利義滿，專斷朝政，頗欲與中國互市。
成祖時，遣使至明，明許其貿易，并在浙江、福建、廣東沿海設三市舶司，管理通商事務。
義滿也時捕海盜以獻，倭寇之禍稍止，但終不能根絕。
永樂十七年（1419），倭寇複擾遼東，總兵劉江大敗之于望海埚（今遼甯大連市東北），倭寇始不敢東窺。
直到世宗時，倭寇的禍亂才又熾盛。
（三）海外的經營 明統一後，中國西北和歐洲大陸之間的交通，因蒙古餘部和帖木兒帝國的阻隔，無法暢通，但南方海上的交通，其盛況則在宋元之上。
明在海外的拓展，南宋遺民的後裔，實為前導。
南宋滅亡後，愛國義士，相率逃亡海外，與中國鄰近的安南、占城等地，都成遺民世界。
元代，安南、占城叛服無常，當與這批南渡的華僑有關。
到明，國人久已聞知海外的富庶，自動泛海經商的，愈來愈多，而明室又努力從事海外通好，因此中國的海上事業，日趨繁盛。
明太祖鑒于元人征日失敗，頗知籠絡四夷，遣使招徕西域及南洋諸國。
成祖的态度更為積極，他屢命宦官出使異域，如侯顯使烏斯藏（即西藏），馬彬使爪哇、蘇門答臘，李興使暹羅，尹慶使滿剌甲等，但最著名的，則無過于鄭和的下“西洋”。
他的出使次數之多、所帶船隻兵丁數目之大和航程之遠，在當時都可以說是最偉大的事業。
鄭和，雲南人，世稱“三保太監”（三保可能為和小字），原姓馬，世奉回教，做太監後，賜姓鄭。
他自成祖永樂三年（1405）開始出使，至宣宗宣德七年（1432）最後歸國，前後二十七年間，凡七次出海，曆五十餘國，遍至南洋群島及印度洋西岸各地，最西到達非洲東部。
至于他出使“西洋”的原因，近人歸納為下列數點：一、成祖懷疑惠帝未死，匿迹海外，因而派和統兵出國找尋。
二、元亡後，帖木兒帝國強盛，對明的西北邊防，威脅甚大，太祖時，即曾遣使與海外諸國聯絡，成祖仍本既定國策，遣和出使諸國，組織海上聯盟，使帖木兒帝國不敢輕啟戰端。
三、發展國際貿易，以國産的錦繡、瓷、漆等物，換取南洋的香料寶貨。
四、耀兵異域，以誇示中國的富強。
［參看徐玉虎《鄭和下西洋原因之新探》（載《大陸雜志史學叢書》第一輯第六冊）］ 鄭和七下西洋的艦隊，異常龐大，船隻最多時達百餘艘，少者也有四五十艙，最大的船，長達四十四丈餘，寬達十八丈。
每次遠航，所帶的士兵和随員，多則三萬人，少則二萬人，其盛況在曆史上是少見的。
随員中包羅各種人才，組織也非常嚴密。
因此七次航海均能不辱君命，揚國威于海外。
至于七次航海的往返年代，據近人考訂，舊史頗有錯誤。
今據新說，略述鄭和七次出使的經過。
［參看徐玉虎《〈明史〉中鄭和下西洋年代之謬誤考》載《大陸雜志史學叢書》第一輯第六冊）］ 第一次，永樂三年（1405）冬，自蘇州劉家港泛海至福建，複自福建五虎門（在今福建福州東南大海中）起航，首達占城（今越南南部），曆滿刺甲（今馬來半島南端西岸）、古裡（今印度半島西岸）諸國。
六年（1408）九月還，諸國遣使随和入朝（舊說同）。
第二次，永樂五年（1407）統舟師往爪哇（今印尼雅加達）、古裡、柯枝（今印度西南端）、暹羅等國，代表明室頒賜其國王诰命、銀印，諸番王各以珍禽異獸貢獻。
七年（1409），歸國（舊說六年九月出海，九年六月還）。
第三次，永樂七年（1409），統舟師前往各國，道經錫蘭山（今斯裡蘭卡島），其王烈苦奈兒不恭，明師擒之，并持诏封滿剌甲國王。
此次最遠的航程，至波斯灣的忽魯谟斯（島名）及阿拉伯半島西南端的阿丹等地。
九年（1411），歸國（舊說十年十一月出海，十三年九月還）。
第四次，永樂十一年（1413），統舟師往忽魯谟斯等國，途中生擒蘇門答臘國僞王蘇幹剌。
此次最遠的航程，至非洲東岸的木骨都束等國。
十三年（1415），歸國（舊說十四年冬出海，十七年七月還）。
第五次，永樂十五年（1417），統舟師至忽魯谟斯、阿丹、木骨都束、蔔剌哇（在今非洲東岸）、爪哇、古裡等國，各國競進方物。
十七年（1419）七月，歸國（舊說十九年春出海，二十年八月還）。
第六次，永樂十九年（1421），統舟師送忽魯谟斯等國使臣返國。
及和歸國，成祖已死，其時當在二十二年（1424）冬（舊說二十二年正月出海）。
第七次，宣德五年（1430），宣宗以踐阼已久，而諸番國遠者，猶未朝貢，乃再命和出使。
曆滿剌加、蘇門答臘、南渤利（今蘇門答臘西北部）、阿魯（今蘇門答臘中部偏西）、柯枝、錫蘭山、阿丹、剌撒（阿拉伯半島東部）、忽魯谟斯等十七國。
八年（1433）七月，歸國（舊說同）。
鄭和的出使，不特是明朝的大事，也是近古以來中國的大事。
中國艦隊航程的遼遠和聲威的南播，都為前古所未有。
此外值得注意的，就是激起了國人向海外發展的更大興趣。
由于他的出使，海外的情況益為國人所了解，因此福建、廣東地區的居民，紛紛移殖于南洋。
明中葉以後，國威漸替，但國人前往南洋的始終不絕。
有的經商開礦，奠定日後華僑的經濟基礎，而其中若幹冒險家，攻占土地，自立為王，他們的後裔，便是後來西班牙、荷蘭等國人經略南洋時所遇到的勁敵。
西洋人雖然終于統治南洋，卻無法動搖華僑的經濟實力，這可看出華僑在南洋地位的穩固，其基礎則是在明代奠立的。
二、宦官與明政的敗壞 （一）宦官專權的由來 明代宦官政治勢力的擡頭，始于成祖時代。
太祖時，曾立鐵碑于宮門，嚴禁宦官幹政。
惠帝繼立，馭宦官益嚴，引起宦官的不滿。
靖難師起，燕軍逼江北，宦官多逃附燕軍。
成祖以為忠，對宦官異常信任，以他們出使外國，或統兵鎮邊，或出任監軍，因此宦官的權勢大盛。
永樂十八年（1420），設置東廠，以宦官主之，專以之刺探外事。
它可以不經政府的司法機關，便擅自鞫訊朝臣，甚至非刑虐殺。
太祖時，曾置錦衣衛，也是皇帝的私設法庭，但并非由宦官掌理；到東廠成立，宦官遂手握生殺之權，其氣焰也益張。
不過當時的宦官，尚未能掌握大政，來操縱整個國家的命運。
成祖死，太子高熾即位，是為仁宗。
仁宗在位一年而死，太子瞻基立，是為宣宗。
宣德元年（1426），帝叔漢王高煦反于樂安（今山東惠民縣），宣宗親征平之。
宣宗為明代令主，但他對宦官的得權，也要負一部分責任。
明初定制，内臣不得讀書識字。
宣宗時，于宮中設書堂，選年幼内侍數百人，讀書其中，令朝臣教習之，此後遂成定制。
宦官既多通曉文墨，熟知古今，對政治的興趣益濃，作惡的手段也益精。
但他們的幹政握權，固由于皇帝的信任，而明代政治制度本身的缺陷，也是造成這種現象的主要原因。
明初廢相後，把中書省的大權劃歸六部，以六部尚書分理全國政務。
六部之上，更無領袖，而由皇帝總其成，另設殿閣大學士，為皇帝襄理文墨。
大學士的官位，不過正五品，朝會的班次，在尚書、侍郎之下。
當時大學士的責任，是随侍皇帝左右，以備顧問，至于奏章的批答，則必須有皇帝的命令，且須在禦前執筆。
成祖以後，大學士漸受親任，始有“内閣”之稱。
成祖和仁宗，每召閣臣密議國家大事，但奏章的批答，仍出自皇帝，不委他人。
宣宗時，閣權漸重，楊溥、楊士奇、楊榮，皆以三孤（少師、少傅、少保）、尚書等官而兼大學士，因而地位日隆。
宣宗開始命内閣用小票墨書，具陳意見，貼于奏疏表面，由皇帝裁奪，謂之“條旨”（又稱“票拟”）。
如皇帝同意，即以紅書照條旨批出，但遇大事時，猶命大臣面議。
宣宗以後的皇帝，日漸頹廢，不親政事，他們深居内殿，不複常與大臣相見，若幹皇帝如世宗、神宗竟至二十餘年不視朝。
皇帝既不親政，乃一方面專命内閣條旨，一方面又命宦官代為批決，因此給予宦官專權的機會。
土木堡之戰經過示意圖。
明正統十四年（1449），瓦剌部首領也先因貢使未受明朝廷禮待為由，四路進襲。
主力由也先親率，進攻大同，其餘三部分攻赤城、遼東、甘肅，以牽制明軍兵力，保障主力作戰。
七月初，明大同守将北出長城迎敵，先敗貓兒莊，再敗陽和口。
同時，瓦剌北路也自獨石口南下，馬營守備棄堡逃走，一時邊警頻起。
權閹王振力主英宗親征。
七月十五日，英宗自北京北出居庸關，一路西進至大同，見瓦剌勢大，倉促決定撤軍。
本拟自紫荊關，再由離敵較遠的蔚州回返，但王振恐于大軍過境損壞其在蔚州的莊園，臨時命全軍北上，改由離敵較近的宣府回京。
這樣一來，明軍倒翼暴露于瓦剌軍攻擊之下。
也先聽聞，立即率軍突入長城，先在宣府附近大敗明軍後衛，再在鹞兒嶺伏兵敗明援軍。
八月十四日，在懷來城以西二十裡地的土木堡追及明軍。
也先先許以言和，然後趁明軍懈怠，騎兵分數路發動，明軍大潰，英宗被俘，史稱“土木堡之變”。
宣宗以後的内閣，漸居于宰輔的地位，但其權力，最高僅止于條旨，亦即僅能條陳對國政的意見或辦法。
最後的決定權雖在皇帝，但由宦官代為批決，于是國家大權，漸落入宦官手中。
至于握持大政的宦官組織，則為司禮監。
司禮監始設于太祖時，最初不過掌理宮中各項禮儀、宴會以及禦賜書畫一類的事。
宣宗以後，其職權漸變，内外章奏，皆由司禮監的掌印太監管理，而章奏文書的批決，則由秉筆太監及随堂太監擔任。
皇帝降旨，也由司禮監的宦官在旁寫出項目，然後交閣臣拟稿。
因此，明代的司禮監，權力超過宰輔，閣臣想把握實權的，必先結納宦官；即使忠實幹練的閣臣，如想有所建樹，也必須與宦官交好，以防其掣肘。
又因内閣的大權，并非國家正式授與，閣臣的作為，缺乏名正言順的根據，而緻時常遭受攻擊。
因此明代閣臣，一方面受宦官的鉗制，一方面又須防台谏的糾彈，對政治極難有所改善。
至于不肖的閣臣，則惟有谄事宦官，狼狽為奸而已。
明代第一位弄權的宦官，是英宗時的王振。
王振于宣宗時為宦官，被選入内書室，并侍太子祁鎮于東宮。
宣德十年（1435），宣宗死，太子繼位，是為英宗，年僅九歲。
王振以狡黠為英宗所喜，遂以之掌司禮監。
但英宗初年，三楊輔政，而太皇太後張氏（仁宗後）賢明，英宗尚有所畏憚，王振也不敢過分放恣。
正統七年（1442），太皇太後死，三楊或已去世，或老耄不任事，大權乃盡歸于振。
他擅作福威，移去太祖所立禁宦官預政的鐵碑，朝臣谄事他的，可立得美官，小有抵牿，便逮捕下獄，有不少正士，死于他的手中。
至于他的貪得嗜利，更無法細說。
此外，王振為了建立功名，曾兩次發動對外戰争。
正統六年（1441），他興兵十五萬，讨伐麓川（今雲南騰沖縣）土酋思任發，結果損失士馬數萬，而西南蠻族，反因之相繼叛亂。
十四年（1449），又發生“土木之役”，幾乎斷送了明室的半壁江山。
這年七月，瓦剌酋長也先（或稱乜先）入寇大同，王振挾英宗親征，以皇弟郕王監國。
明師進戰無功，于八月班師，至土木堡（今河北懷來縣西），為瓦剌所襲，明師大潰，英宗被俘，王振為亂兵所殺。
這次事變，逼得明室幾乎南遷，後來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