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三章 元帝國的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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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賦。

    其後張氏曆世相傳,皆由宋室賜号,是為正一教,世稱其教主為“正一天師”或“張天師”。

    此外并于京師大建宮觀,以宰相領之;各路也遍置宮觀,以侍從諸臣的退職者領之,号為“祠祿”,至南宋不改。

    徽宗信道益笃,自号“教主道君皇帝”,道教因而益盛。

    南宋諸帝,雖未加以提倡,但道教仍為民間所普遍信仰。

    張天師也仍舊是道教的宗主。

    北方在金人的統治下,道教的新宗派先後建立,最著者有全真教、太一教及真大教三派。

    全真教為金世宗時道士王喆所創,此派主“修命”之說,先使人修孝謹純一之德,然後學道。

    太一教為金熙宗時道士蕭抱真所創,因傳太一三元法箓之術而得名。

    真大教為金季道士劉德仁所創,其教以苦節危行為宗旨,不妄取于人,不苟侈于己。

     蒙古初盛時,全真教道士邱處機(自号“長春子”)甚受成吉思汗的禮遇,命其掌管全國宗教。

    真大教自劉德仁五傳至郦希誠,見知于憲宗蒙哥,始名其教曰真大教,授希誠太玄真人,掌管教務。

    太一教自蕭抱真五傳至李居壽,世祖于京師建太一宮,命居壽居之,并賜以太一掌教宗師印。

    但元室崇信喇嘛教,僧徒氣焰極盛,相形之下,道教的光彩大減。

    世祖并曾命燒去若幹“捏合不實”的道教經典如《老子化胡經》等,禁止官民人等收藏此類文字。

    但除此之外,并沒有其他迫害行為。

    [參看傅勤家《道教史》,頁二〇七至二〇九]世祖以後的各代君主,對于各派首領,也都加以封号。

    道教在民間,極為流行。

     元代基督教通稱“也裡可溫教”,“也裡可溫”約有三解,即“福分人”、“徒衆”及“上帝之子”。

    唐時,基督教支派的景教(即聶斯托裡派),曾經流行中國,後因武宗的禁止而至絕迹。

    到元,基督教再度傳入中國。

    當蒙古人數度西征時,正值歐洲人組織十字軍讨伐西亞的回教徒。

    蒙軍于西征途中,擊破不少回教國家,因此歐洲的基督教徒,頗想與蒙古聯盟,以夾擊回教徒。

    定宗貴由時,羅馬教皇曾派遣使者,谒之于和林。

    世祖時,教廷又派法蘭西斯克派(Franciscans)教士東來,由海道至大都,世祖許其設堂傳教,信徒達數千人。

    南方的揚州、杭州、鎮江、泉州等地,則為聶斯托裡派布道之區,其後基督教傳布日廣,今華北、西北、西南地區,均有教徒居住,時與佛道教徒發生沖突。

    而法聶兩派,也自相傾軋,以緻始終未能奠定穩固的基礎。

    元末,羅馬教皇曾選定教士,委任主教,準備來華整頓教務,但以主其事者漠不關心,遂無結果。

    不久,元帝國崩潰,東西交通斷絕,基督教在中國也随之消滅。

     回教元時稱“木速蠻教”,自唐武宗時遭受打擊,其後雖在中國日漸銷歇,但流布于天山南路地區。

    成吉思汗興起後,西域回教國畏吾兒率先歸服,畏吾兒人且有從軍助征者。

    其後蒙古數度西征,西域回教徒仕于蒙古者益衆。

    世祖統一中國後,更盛用西域人,當時蒙古的王公大臣,也有信奉回教的。

    因此回教流傳中國,尤以西部邊地為盛,西南方的廣州、泉州、杭州、揚州以及雲南等地,也是回教徒集中之地。

     (二)工商業與交通 唐代手工業已甚發達,主要的産品,則有苎布、紙及絲織品等。

    宋代手工業更有進步,且有分工專門的趨向,制造技術,也因之益加精巧。

    宋代的手工業品,最普遍的為衣料,其種類則異常繁多。

    如絲織品,即有绫、羅、、紗、等類,每類又分若幹細目。

    其他如紙張、瓷器、漆器,都是當時著名的産品,與絲織品同為重要的出口貨,甚受外國的歡迎。

    元自太祖起,即獎勵工藝,每于戰争中俘獲工匠,必予以優待。

    世祖仍然重視工藝,因此當時工部的組織龐大,設官特多,也可想見當時手工藝的興盛。

    意大利威尼斯人馬可波羅(MarcoPolo),于世祖時來中國,仕于元廷,累官至樞密副使。

    他在中國居留達十七年,始返意大利。

    返國後,著《馬可·波羅遊記》一書,盛道中國的富庶。

    據遊記中說,當時中國手工業的發達以及産品的精良,都遠過歐洲。

    這部書不久轟動全歐,激起歐洲人對東方的興趣,他們争來東方,以達成其通商、傳教和其他種種目的。

     由于手工業的興盛,商業也随之發達。

    唐末藩鎮及五代割據諸國,均重征商稅,以自贍給,因此商業遭受嚴重的摧殘。

    宋太祖開國之初,即厘定稅則,積極整頓,商業的發展,才步入正軌。

    其後商業日益發達,社會風氣也日趨奢侈。

    北宋的開封,南宋的臨安,都是當時大商業都市,其繁華绮靡,為史書所盛稱。

    南宋時,同業商人已有“團”、“行”的組織,類似現代的同業公會,用以保障其自身的利益,抗拒外來的侵犯,這是商業發達後的必然現象。

    元代的國際貿易,其盛況更超越宋代。

     北宋時,西夏崛起,中國與西域的交通為其斷隔,雙方的貿易也因而停頓,但南方海港的貿易,仍不遜于唐代。

    南渡後,海上貿易益繁,泉州(今福建晉江市)、秀州(今浙江嘉興市)、溫州(今浙江溫州市),均為當時著名的通商口岸。

    及至蒙古大帝國興起,地兼歐亞兩洲,其間若幹小國,都被消滅,因此中西交通,較前便利得多。

    而蒙古人又為了軍事的和政治的原因,異常重視交通的設施,諸如建築官道、設置驿站以及增修交通線上的守備等,更加增進交通的暢達。

    因此西域人及歐洲人由陸路或海路來華的,絡繹不絕。

    元世祖時,泉州、慶元(今浙江甯波鄞州區)、上海、澉浦(今浙江海鹽縣南)、杭州、廣州、溫州等地,均設有市舶司,而以泉州的商業為最盛。

    當時的出口貨物,仍以綢緞、瓷器、漆器等為大宗,入口貨則有香料、珍珠、寶石、毛氈及波斯繪畫等。

     元代交通的發達,與驿站制度的完善有關。

    元代驿站,創于太宗窩闊台時,蒙語稱為“站赤”。

    其法于道路沿線設站,每站設置驿馬,以供政府運輸。

    其時察合台、欽察諸汗國,也于境内設驿站,相互銜接,交通稱便。

    世祖滅宋後,更通盤籌劃,制度益臻完備。

    除原有的驿站外,更設一種“急遞鋪”,專司遞送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的急速文書。

    又創海上運輸的辦法,自江南運糧,以給京師,每年運糧達三百餘萬石。

    國際交通,約有三線。

    海道自泉州出口,遠航爪哇、馬來、印度、錫蘭、波斯及君斯坦丁等地。

    陸路有二道:一自敦煌經哈密及天山北路的察合台汗國境,然後貫穿欽察汗國,西至克裡米亞(Crimea)半島諸港;一自敦煌經天山南路,越蔥嶺,然後至波斯諸城。

    這三條路,維持着東亞與西亞乃至歐洲間的交通,其盛況是空前的。

     三、帝國的瓦解 (一)汗位繼承的鬥争 蒙古的大汗,是各部族的共主,要由各部族公推,鐵木真的稱成吉思汗,便是各部族共上的尊号。

    其後太宗窩闊台之立,雖未先經部衆大會公推,但因有成吉思汗的遺命,部衆始無異議。

    到定宗貴由繼位,已有争端。

    定宗殁後,太宗及拖雷後人,各欲争立,憲宗蒙哥(拖雷長子)因拔都及兀良合台的援助,始得嗣位。

    憲宗嗣位後,分遣宗室諸王于邊遠地區,而以其弟忽必烈領治漢地民戶,由是太宗子孫與拖雷子孫,相互仇恨。

     憲宗死後,世祖忽必烈更打破公推的慣例,于宋理宗景定元年(1260)自立于開平(今内蒙古正藍旗東閃電河北岸),世祖季弟阿裡不哥不服,自即汗位于和林,世祖自将擊定之。

    繼而太宗孫海都叛于海押立(今巴爾喀什湖東南),元師讨之,雖獲克捷,但以其地險遠,未能深入窮追,因此師還之後,海都勢力複熾。

    至元二十四年(1287),海都複誘鎮守遼東的宗室乃顔叛變。

    同年,世祖親征平之。

    二十六年(1289),海都犯邊,進至和林,世祖自将讨之,海都退走。

    其後世祖常以親王宿将,統重兵駐守和林,而海都猖獗如故。

    世祖鑒于以前汗位繼承的紛争,乃仿效漢制,定傳子之局。

    因其長子早死,乃立次子真金為太子。

    但自海都叛後,大汗的命令,不能推行于各汗國,蒙古大帝國因以解體者達五十年。

    而世祖以後皇位繼承的鬥争,仍不因傳子之局已定而稍減。

     至元三十一年(1294),世祖死。

    而太子真金先死,因此諸王中頗有觊觎帝位者。

    重臣伯顔,奉世祖遺命,立真金第三子鐵穆耳,是為成宗,諸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