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三章 元帝國的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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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牧場，因此他們不但是政治上的主人，也是經濟上的特權階級。
蒙古人長于戰争，卻不善于理财，因此賦斂的事，多委之于色目人。
蒙古人最信任回人（包括波斯、大食、突厥、回鹘等族的伊斯蘭教徒），以他們代為經營銀錢，而取其息。
回人從中圖利，或以高利轉貸于人，或從事各種賈販，甚至詐稱财貨被劫而責償于民。
因此回人緻富者極多，相率殖産，蔔居于中國，以江南為最盛。
而元室對回人的待遇，也較對漢人優厚許多。
［參看錢穆《國史大綱》下冊，頁四六三至四六六］ 漢人中地位較高的，隻有工匠，蒙古人對他們甚為重視。
因為蒙古起于草原，文化水準甚低，工藝的知識與技巧，等于沒有，但為戰争需要，不能不注意武器的制造。
其後國土大擴，其族人日漸富庶，文化生活水準也随之提高，為充實其起居玩好，因而需要精巧的工藝品。
這些都是蒙古人始終重視工藝的主要原因。
依蒙古的舊制，攻城不降者即屠之，但當屠城之際，隻有工匠，可以幸免。
滅宋後，元室曾籍江南民為工匠者三十萬戶，選其有業藝者十餘萬戶為匠戶，不與平民為伍。
元人所設的官吏中，有所謂“匠職官”，如大都及各路，均有諸色人匠總管府；此外又随處設局，各置專官，以制造各種工藝品。
色目人以善造器械如甲、炮等而任要職的，為數甚多。
軍中因需造甲箭，所需工匠更多，因此工匠遂成為兵種之一，稱為“匠軍”。
至于絕大多數務農的漢人，其生活的苦況，是可想而知的。
［參看孫克寬《〈元史·百官志〉的工匠組織》（載《大陸雜志史學叢書》第一輯第六冊）］ （三）财政與兵刑 元室的統治中國，缺少一種合理的政治理想，同時也不知道所謂政治責任。
它的政治要務，隻有兩項：一是征斂财賦，以滿足統治階級的欲望；一是防制反動，以維持其繼續的征斂。
由前者形成的，是極其繁重的稅課；由後者形成的，是龐大的鎮壓武力和不平等的法律。
世祖時，先後任用阿合馬、盧世榮、桑哥等計臣，以聚斂為務。
滅宋後不久，便制定若幹稅法，異常繁重。
當時的稅法，南北不同。
北方地區，分地稅、丁稅二種，地稅按地畝計算，丁稅計丁繳納，皆輸粟為稅。
但地稅丁稅不并納，丁稅多地稅少的納丁稅，反之納地稅。
稅戶分全科戶、減半科戶、協濟戶等。
丁稅全科戶每丁納粟三石，驅丁（男性奴隸）一石；減半科戶每丁一石；協濟戶每丁一石。
地稅全科戶每畝稅粟三升，協濟戶同。
江南地區，世祖初滅宋，仍仿唐宋兩稅法，分夏稅、秋稅，均輸糧。
數年後，改為折輸綿絹雜物。
既而又改令以三分之一輸米，其餘折合鈔價交納。
常賦以外，又有“科差”，亦即以财物代役。
科差有絲料、包銀二項，也是依稅戶的等第，定科納的數目。
例如全科戶當出絲一斤六兩四錢，包銀四兩。
又有“額外課”，名目多至三十二種，民間的一草一木，幾乎都是征課的對象。
此外各種商貨及冶鐵，也都征稅；鹽、茶、酒、醋，則由政府專賣。
種種搜括，可以說無微不至。
中葉以後，稅課所入，又較世祖時增二十餘倍，于是民生益困。
元室又采行鈔法，以鈔票代現錢。
世祖中統元年（1260），始造交鈔。
其法系以絲為本，每銀五十兩，可兌換絲鈔一千兩，一切物價，皆以絲價為标準。
民間流行的，均為鈔票，現款則存入各路的官庫。
既而又造“中統元寶鈔”，元寶鈔為錢票，以文計者七種，即一十文、二十文、三十文、五十文、一百文、二百文、五百文；以貫計者二種，即一貫文、二貫文，每一貫同交鈔一兩。
至元十二年（1275），添造“厘鈔”，分二文、三文、五文三種，數年後，以使用不便而廢止。
二十四年（1287），改造“至元鈔”，自二貫至五文，凡十一等，與中統鈔并行。
其後發行漸濫，鈔票價格日益低落。
又因舊鈔破爛，不能換取新鈔，人民的損失甚大，而奸民又常造僞鈔，于是鈔法大亂，貶值益甚。
元末鈔票十錠（五十貫為一錠），尚不能易粟一鬥。
元朝的軍隊，也分四個等級：一是蒙古軍，是以蒙古人組成的軍隊，也是元室軍隊的主幹。
蒙古人凡年十五以上七十以下者，皆服兵役，其童子稍長者也隸兵籍，稱“漸丁軍”。
二是探馬赤軍，始建于太宗時，它是蒙古以外的諸邊疆部族所組成的。
三是漢軍，是蒙古入中原後，發民為兵而組成的。
四是新附軍，是由南方的宋人所組成的。
此外又有匠軍及質子軍（将校子弟之從軍者，又名秃魯華軍），但非常制。
領兵之官，長萬夫者為萬戶，千夫者為千戶，百夫者為百戶。
皇帝另有宿衛之士，由貴族子弟充任，名“怯薛歹”，以四“怯薛”領之。
世祖統一中國後，更定制度，内則禁軍置前、後、左、右、中五衛，各置親軍都指揮使，外則萬戶之下置總管，千戶之下置總把，百戶之下置彈壓，而以樞密院總領之。
有征伐則置行樞密院，事已則罷。
為防制漢人起見，地方沖要之地，皆以蒙古軍及探馬赤軍戍守，江淮以南始以漢軍及新附軍屯駐。
軍士的冊籍，掌于樞密院，除一二長官外，他人皆不知其實數，以防漢族窺其虛實。
但各地駐軍長官，世守不易，多與富人結黨，侵漁百姓，因此将卒流于驕惰，武力乃日就衰落。
元代中統元寶交鈔，此鈔面值為一貫。
蒙古入中原後，最初沿用金的刑法，甚為嚴苛。
元世祖滅南宋，開始制定新律，名曰《至元新格》。
《元律》仍因循前代刑法，備笞、杖、徒、流、死五刑之制，用法則頗從輕典，對死刑的判決，可稱審慎。
但其弊生于寬縱，以緻兇頑不法之徒，不知戒懼，而善良百姓，反無以申其冤抑。
同時因元室尊崇宗教，僧道在法律上享有特權，僧道犯輕罪者，有司可以不問。
而法律對待蒙古人及漢人，更不平等，例如蒙古人因争鬥或酒醉毆死漢人，不過罰其出征，并征其燒埋銀而已。
二、社會情況 （一）宗教 蒙古大帝國（包括元及四汗國）跨有歐亞兩洲，幅員極廣，而其版圖内的民族，也異常複雜。
他們各自信仰不同的宗教，用以維持其政治及社會秩序。
西方各汗國，多崇信基督教和回教，而東方大汗的元，則以喇嘛教為國教。
同時，蒙古人對于宗教，采取寬容的态度，即以元室而論，他們雖崇信喇嘛教，但對其他宗教，也任其存在。
因此不論中國固有或是外國傳入的宗教，都能自由發展，一時稱盛。
喇嘛教為佛教密宗的一支，約于唐中期傳入吐蕃，專以祈禱禁咒為事。
佛教自唐代遭會昌法難，其後宣宗雖恢複佛法，但盛況已不如昔。
後周世宗時，佛教再度遭受打擊。
至宋，佛教在累代帝王的保護下，頗有複興之象。
當時禅宗及其他諸宗，均大師輩出，但人才之盛，已遠不如唐代。
北宋末年，因徽宗笃信道教，也曾一度排佛。
南渡以後，理學昌盛，佛教益趨不振。
元世祖時，喇嘛教傳入中國。
這時密宗在中國衰微已久，喇嘛教既入中土，由于元室的崇奉，在政治及社會上，均占有極高的地位。
世祖初伐吐蕃時，曾與喇嘛扮底達講和，可見當時喇嘛教在吐蕃的勢力之大。
吐蕃既服，世祖攜喇嘛八思巴而歸，即位以後，尊為國師，号為“大寶法王”。
他曾為蒙古創制新字，在此以前，蒙古并沒有文字，文書多借用畏吾兒文。
其後八思巴返回吐蕃，世祖授以吐蕃的統治權，以酬其勞績，這是以宗教領袖統治吐蕃的開始。
而喇嘛教在中國的流布，也日益廣大。
世祖以後，曆朝皇帝即位時，俱受喇嘛教戒律，漸至蒙古各部族，都奉其教。
皇室用于佛事的錢财，要占國家政費的泰半。
寺院擁有龐大的産業，而番僧更是驕縱不法，為害社會。
例如世祖時，番僧楊琏真伽為江南釋教總統，曾發掘宋室諸陵，及其大臣冢墓百餘所；包庇平民不輸租賦者，達二萬三千戶。
其餘如奪人産業、奸污婦女等類的事，更為習見。
［參看《元史》卷二〇二《八思巴傳》；餘元廠《西藏喇嘛教史》（載《現代佛教文選》）］ 宋代尊奉道教，以真宗、徽宗為最。
宋室姓趙氏，不能以老子為祖，真宗乃别造一道教之主，名趙玄郎，号為“玉皇大帝”。
又賜信州道士張正随（漢張道陵後裔）号為“虛靜先生”，為立授箓院及上清觀（今名太上清宮，在江西貴溪龍虎山上），免其
蒙古人長于戰争，卻不善于理财，因此賦斂的事，多委之于色目人。
蒙古人最信任回人（包括波斯、大食、突厥、回鹘等族的伊斯蘭教徒），以他們代為經營銀錢，而取其息。
回人從中圖利，或以高利轉貸于人，或從事各種賈販，甚至詐稱财貨被劫而責償于民。
因此回人緻富者極多，相率殖産，蔔居于中國，以江南為最盛。
而元室對回人的待遇，也較對漢人優厚許多。
［參看錢穆《國史大綱》下冊，頁四六三至四六六］ 漢人中地位較高的，隻有工匠，蒙古人對他們甚為重視。
因為蒙古起于草原，文化水準甚低，工藝的知識與技巧，等于沒有，但為戰争需要，不能不注意武器的制造。
其後國土大擴，其族人日漸富庶，文化生活水準也随之提高，為充實其起居玩好，因而需要精巧的工藝品。
這些都是蒙古人始終重視工藝的主要原因。
依蒙古的舊制，攻城不降者即屠之，但當屠城之際，隻有工匠，可以幸免。
滅宋後，元室曾籍江南民為工匠者三十萬戶，選其有業藝者十餘萬戶為匠戶，不與平民為伍。
元人所設的官吏中，有所謂“匠職官”，如大都及各路，均有諸色人匠總管府；此外又随處設局，各置專官，以制造各種工藝品。
色目人以善造器械如甲、炮等而任要職的，為數甚多。
軍中因需造甲箭，所需工匠更多，因此工匠遂成為兵種之一，稱為“匠軍”。
至于絕大多數務農的漢人，其生活的苦況，是可想而知的。
［參看孫克寬《〈元史·百官志〉的工匠組織》（載《大陸雜志史學叢書》第一輯第六冊）］ （三）财政與兵刑 元室的統治中國，缺少一種合理的政治理想，同時也不知道所謂政治責任。
它的政治要務，隻有兩項：一是征斂财賦，以滿足統治階級的欲望；一是防制反動，以維持其繼續的征斂。
由前者形成的，是極其繁重的稅課；由後者形成的，是龐大的鎮壓武力和不平等的法律。
世祖時，先後任用阿合馬、盧世榮、桑哥等計臣，以聚斂為務。
滅宋後不久，便制定若幹稅法，異常繁重。
當時的稅法，南北不同。
北方地區，分地稅、丁稅二種，地稅按地畝計算，丁稅計丁繳納，皆輸粟為稅。
但地稅丁稅不并納，丁稅多地稅少的納丁稅，反之納地稅。
稅戶分全科戶、減半科戶、協濟戶等。
丁稅全科戶每丁納粟三石，驅丁（男性奴隸）一石；減半科戶每丁一石；協濟戶每丁一石。
地稅全科戶每畝稅粟三升，協濟戶同。
江南地區，世祖初滅宋，仍仿唐宋兩稅法，分夏稅、秋稅，均輸糧。
數年後，改為折輸綿絹雜物。
既而又改令以三分之一輸米，其餘折合鈔價交納。
常賦以外，又有“科差”，亦即以财物代役。
科差有絲料、包銀二項，也是依稅戶的等第，定科納的數目。
例如全科戶當出絲一斤六兩四錢，包銀四兩。
又有“額外課”，名目多至三十二種，民間的一草一木，幾乎都是征課的對象。
此外各種商貨及冶鐵，也都征稅；鹽、茶、酒、醋，則由政府專賣。
種種搜括，可以說無微不至。
中葉以後，稅課所入，又較世祖時增二十餘倍，于是民生益困。
元室又采行鈔法，以鈔票代現錢。
世祖中統元年（1260），始造交鈔。
其法系以絲為本，每銀五十兩，可兌換絲鈔一千兩，一切物價，皆以絲價為标準。
民間流行的，均為鈔票，現款則存入各路的官庫。
既而又造“中統元寶鈔”，元寶鈔為錢票，以文計者七種，即一十文、二十文、三十文、五十文、一百文、二百文、五百文；以貫計者二種，即一貫文、二貫文，每一貫同交鈔一兩。
至元十二年（1275），添造“厘鈔”，分二文、三文、五文三種，數年後，以使用不便而廢止。
二十四年（1287），改造“至元鈔”，自二貫至五文，凡十一等，與中統鈔并行。
其後發行漸濫，鈔票價格日益低落。
又因舊鈔破爛，不能換取新鈔，人民的損失甚大，而奸民又常造僞鈔，于是鈔法大亂，貶值益甚。
元末鈔票十錠（五十貫為一錠），尚不能易粟一鬥。
元朝的軍隊，也分四個等級：一是蒙古軍，是以蒙古人組成的軍隊，也是元室軍隊的主幹。
蒙古人凡年十五以上七十以下者，皆服兵役，其童子稍長者也隸兵籍，稱“漸丁軍”。
二是探馬赤軍，始建于太宗時，它是蒙古以外的諸邊疆部族所組成的。
三是漢軍，是蒙古入中原後，發民為兵而組成的。
四是新附軍，是由南方的宋人所組成的。
此外又有匠軍及質子軍（将校子弟之從軍者，又名秃魯華軍），但非常制。
領兵之官，長萬夫者為萬戶，千夫者為千戶，百夫者為百戶。
皇帝另有宿衛之士，由貴族子弟充任，名“怯薛歹”，以四“怯薛”領之。
世祖統一中國後，更定制度，内則禁軍置前、後、左、右、中五衛，各置親軍都指揮使，外則萬戶之下置總管，千戶之下置總把，百戶之下置彈壓，而以樞密院總領之。
有征伐則置行樞密院，事已則罷。
為防制漢人起見，地方沖要之地，皆以蒙古軍及探馬赤軍戍守，江淮以南始以漢軍及新附軍屯駐。
軍士的冊籍，掌于樞密院，除一二長官外，他人皆不知其實數，以防漢族窺其虛實。
但各地駐軍長官，世守不易，多與富人結黨，侵漁百姓，因此将卒流于驕惰，武力乃日就衰落。
元代中統元寶交鈔，此鈔面值為一貫。
蒙古入中原後，最初沿用金的刑法，甚為嚴苛。
元世祖滅南宋，開始制定新律，名曰《至元新格》。
《元律》仍因循前代刑法，備笞、杖、徒、流、死五刑之制，用法則頗從輕典，對死刑的判決，可稱審慎。
但其弊生于寬縱，以緻兇頑不法之徒，不知戒懼，而善良百姓，反無以申其冤抑。
同時因元室尊崇宗教，僧道在法律上享有特權，僧道犯輕罪者，有司可以不問。
而法律對待蒙古人及漢人，更不平等，例如蒙古人因争鬥或酒醉毆死漢人，不過罰其出征，并征其燒埋銀而已。
二、社會情況 （一）宗教 蒙古大帝國（包括元及四汗國）跨有歐亞兩洲，幅員極廣，而其版圖内的民族，也異常複雜。
他們各自信仰不同的宗教，用以維持其政治及社會秩序。
西方各汗國，多崇信基督教和回教，而東方大汗的元，則以喇嘛教為國教。
同時，蒙古人對于宗教，采取寬容的态度，即以元室而論，他們雖崇信喇嘛教，但對其他宗教，也任其存在。
因此不論中國固有或是外國傳入的宗教，都能自由發展，一時稱盛。
喇嘛教為佛教密宗的一支，約于唐中期傳入吐蕃，專以祈禱禁咒為事。
佛教自唐代遭會昌法難，其後宣宗雖恢複佛法，但盛況已不如昔。
後周世宗時，佛教再度遭受打擊。
至宋，佛教在累代帝王的保護下，頗有複興之象。
當時禅宗及其他諸宗，均大師輩出，但人才之盛，已遠不如唐代。
北宋末年，因徽宗笃信道教，也曾一度排佛。
南渡以後，理學昌盛，佛教益趨不振。
元世祖時，喇嘛教傳入中國。
這時密宗在中國衰微已久，喇嘛教既入中土，由于元室的崇奉，在政治及社會上，均占有極高的地位。
世祖初伐吐蕃時，曾與喇嘛扮底達講和，可見當時喇嘛教在吐蕃的勢力之大。
吐蕃既服，世祖攜喇嘛八思巴而歸，即位以後，尊為國師，号為“大寶法王”。
他曾為蒙古創制新字，在此以前，蒙古并沒有文字，文書多借用畏吾兒文。
其後八思巴返回吐蕃，世祖授以吐蕃的統治權，以酬其勞績，這是以宗教領袖統治吐蕃的開始。
而喇嘛教在中國的流布，也日益廣大。
世祖以後，曆朝皇帝即位時，俱受喇嘛教戒律，漸至蒙古各部族，都奉其教。
皇室用于佛事的錢财，要占國家政費的泰半。
寺院擁有龐大的産業，而番僧更是驕縱不法，為害社會。
例如世祖時，番僧楊琏真伽為江南釋教總統，曾發掘宋室諸陵，及其大臣冢墓百餘所；包庇平民不輸租賦者，達二萬三千戶。
其餘如奪人産業、奸污婦女等類的事，更為習見。
［參看《元史》卷二〇二《八思巴傳》；餘元廠《西藏喇嘛教史》（載《現代佛教文選》）］ 宋代尊奉道教，以真宗、徽宗為最。
宋室姓趙氏，不能以老子為祖，真宗乃别造一道教之主，名趙玄郎，号為“玉皇大帝”。
又賜信州道士張正随（漢張道陵後裔）号為“虛靜先生”，為立授箓院及上清觀（今名太上清宮，在江西貴溪龍虎山上），免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