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二章 宋的制度與學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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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于此道者,每能得盛名顯位,因此擅長骈文者仍多。

    歐陽修、蘇轼、王安石等,雖以古文名世,但均擅長骈文。

    他們以古文的氣勢,運骈文的詞句,具有獨特的風格,有“宋四六”之稱。

    南宋古文稍衰,骈文仍具有相當的地位。

     宋初的詩,承晚唐遺風,當時的詩人,大都模拟李商隐、杜牧等人的詩。

    以李商隐為宗的,有楊憶、劉筠、錢惟演等,他們的作品有《西昆酬倡集》,因号為“西昆體”。

    西昆體詩,在宋初最為盛行,這種詩辭意纖豔,音調铿锵,并好用冷僻典故,但氣勢較弱,缺乏神韻。

    此外如寇準、林逋等,則學杜牧。

    其後梅堯臣、蘇舜欽等,極力掊擊西昆體,作詩務求平淡俚俗,世稱“蘇梅體”,但和者不多。

    及至歐陽修、王安石、蘇轼等人出,詩風才為之大變。

    歐王均宗杜甫、韓愈,但歐詩明白暢達,王詩則精嚴深刻。

    蘇轼不主一格,詩格豪邁爽朗,内容則包羅萬象。

    他的詩波瀾壯闊,宛如行雲流水,舒卷自如,無雕琢刻畫的痕迹,打破了唐詩的規模。

    此外,遊于蘇門的若幹文人,也頗有善詩的。

    如黃庭堅、秦觀、張耒、晁補之,号“蘇門四學士”,而以庭堅最為傑出。

    庭堅以陶潛、杜甫為宗,并推崇李白、韓愈,荟萃諸家,孕育甚廣。

    其詩奇崛傲兀,意味隽永,能從艱深造平淡,化腐朽為神奇。

    庭堅,修水(今江西修水縣)人,後世稱其詩為“江西派”。

    又有陳師道、陳與義,詩格與庭堅相近,并稱為江西詩派的“三宗”。

    江西派詩,對後世影響甚大,南宋諸大家,多與之有直接或間接的關系。

     南宋的詩人,以尤袤、楊萬裡、範成大、陸遊為最著,稱“四大家”。

    尤袤詩多散佚,傳者甚少。

    楊、範均為田園詩人,長于寫景;楊詩恣放自由,獨辟蹊徑;範詩清新淡雅,直追陶潛。

    陸詩才思壯闊,氣魄雄渾,值國家多難,其忠憤憂國的熱忱,時時流露于篇什,故多慷慨激昂之作;晚年趨于恬淡,嘯吟湖山,風格大變。

    他的詩多至一萬四千餘首,集為《劍南詩稿》,可以說是古今詩人中作品最多的。

    南宋末年,國勢既危,詩也不振,當時以詩名的,有謝翺、文天祥、謝枋得、鄭思肖等。

    他們大都是孤臣孽子,憂傷國事,歌哭河山,有不少佳作,傳于後世。

     詞起源于唐,到五代而大盛,尤以前後蜀南唐,詞家最多。

    詞可以入樂,與歌舞宴飨,有着密切的關系。

    蜀唐割據南方,民康物阜,其君主及士大夫,沉湎于享樂,醉心于文藝,因此詞風大興。

    蜀唐的君主,如前蜀主王衍,後蜀主孟昶,南唐中主李璟,後主李煜,均雅擅文詞,尤以李後主詞,哀感頑豔,堪稱千古獨步。

    此外,如前蜀的韋莊,南唐的馮延巳,都是五代最著名的大詞人。

    五代詞多簡短的小令,但精巧高麗,氣格渾成,為後世所不及。

    到宋,乃步入詞的極盛時代。

     宋初的詞人,仍習用五代的小型詞體,風格也與五代相近。

    詞人如晏殊、歐陽修、晏幾道(殊子)等,均受馮延巳的影響。

    到仁宗時,乃有所謂“慢詞”的出現。

    慢詞是一種“慢聲而歌”的長詞,其結構遠較小令為複雜。

    當時慢詞的主要作家,有柳永、張先、秦觀等人。

    柳永雖倡慢詞,但風格哀婉悱恻,仍襲唐末五代的遺風。

    首先掃除此種舊習而以豪放沉渾見稱的,則為蘇轼。

    蘇門詞人,除秦觀外,以黃庭堅最為出色,其詞亦頗有蘇風。

    蘇黃等人的詞,雖淋漓恣放,但不喜剪裁,難以入樂,乃至不複可歌。

    因此又有熟谙音律的詞人,專重聲律格調,以使詞與樂府合而為一。

    首倡此體的為宋徽宗,此外如周邦彥、李清照,也都是傑出的作家。

    邦彥言情體物,窮極工巧,為一代詞宗。

    清照是宋代最偉大的女詞人,其詞雖經音律的錘煉,仍能出之自然,清麗凄婉,樸而彌雅。

     南宋詞的風格,與北宋稍有不同。

    大體說來,北宋詞較為含蓄沖和,有渾成之緻;南宋詞則清新刻露,微嫌堆砌。

    南宋詞人,大緻可分為兩派:一派不重音律,但以發揮情感為事,以辛棄疾、陸遊、劉過、劉克莊、朱淑真等人為代表;一派以詞句華麗,音節精妙見勝,以姜夔、吳文英、周密、張炎等人為代表。

    辛棄疾為人富愛國思想,生值宋室南渡之初,因力主北伐,終不如願,于是滿腔悲憤,發為聲歌。

    他的詞具備多種風格,雖以悲壯蒼涼見稱,但也頗多哀豔、放浪、遊戲、诙諧之作,允稱南宋第一大家。

    陸遊詞方面亦廣,其作品豔麗、豪放、閑适,兼而有之。

    劉過、劉克莊則都屬辛派。

    朱淑真為南宋有數的女詞人,多幽怨之作。

    姜夔詞喜雕琢,但格調高遠。

    吳文英、周密的詞,也專在聲調字句典故上用功,而傷于造作。

     宋代的小說,以“平話”為代表,可以說是宋代文學中的特産之一。

    它是一種用民間白話寫成的小說,其形式自唐代的變文俗文演化而來,為未來小說的成長與發展,開辟一條新途徑。

    宋時有所謂“說話人”,如今日的說書者,其所說的故事底本,稱為“話本”。

    宋仁宗時,國家粗安,由于皇室的提倡,平話乃日漸盛行。

    平話故事的組織,大緻是每一故事,成為獨立的一篇,前有“引子”,或用詩詞,或用簡單故事,然後轉入正文,也常雜以詩詞俪語,最後仍以詩作結束。

    平話又分小說、講史兩類,前者談戀愛、神怪、偵探、武俠等類故事,現存的話本有《京本通俗小說》、《大唐三藏取經詩話》等;後者講述曆史故事,話本可考者有《五代史平話》、《大宋宣和遺事》及《梁公九谏》等。

     (三)史學與書畫 宋代的史學,極為發達,其特點有二:一是史學的著述豐富,諸體具備。

    以前的各代,史學雖也很發達,但名著之多,都遠不及宋代。

    當時除官修的前史外,國史亦有成書,加上私人的著作以及野史筆記、掌故轶聞等,種類異常繁富。

    至于史書的體裁,宋以前不外紀傳、編年二體,通史之書,則除《史記》及《南北史》外,大都為斷代史。

    到宋,紀傳編年而外,又有紀事本末體,即以事實為綱領,叙述其首尾起訖,是一種新創的體裁。

    而通史之作,更有成就。

    二是史學方法的進步。

    宋以前的史書,多着重記載事實,對史料的取舍分析,尚不十分嚴密。

    到宋,史家對史料的處理方法,已有顯著的進步。

    例如司馬光的《資治通鑒》,先纂輯史料為長編,然後考訂異同,加以删節,始成本書。

    同時于本書之外,另附考異,比較兩種以上不同的記載,說明所以去取的原因,這種客觀的考證方法,是宋代史家所始創的。

     宋人所修的前代曆史,斷代史方面,有《新唐書》、《新舊五代史》等。

    唐代因屢次修撰國史,業已粗具規模,後梁後唐又續加征集補綴。

    至後晉,以劉昫、張昭遠等監修唐史,出帝時書成,凡二百零三卷,即所謂《舊唐書》。

    宋仁宗時,以《舊唐書》阙漏甚多,命宋祁、歐陽修等重加删撰,曆時十七年而成,凡二百二十五卷,世稱《新唐書》。

    舊書錯誤重複以及回護之處甚多,但見聞較近,易得其真,且材料叢雜,取舍方便。

    新書的志較舊書為詳,其他史事也增加不少,但文字力求簡省,不免有因文害史之處。

    又以歐宋不喜骈文,诏诰章奏,多有删改,緻使一代的典制不傳,是其缺點。

    《舊五代史》為宋太祖時宰相薛居正所修,凡一百五十卷,因成書過速,有煩瑣失實處。

    其後歐陽修重加修定,稿藏于家,神宗時,其家上之朝廷,頒行于世,凡七十四卷。

    其書書法謹嚴,文筆簡勁,但紀事頗嫌缺略。

    以上諸史,後世均列為正史。

     司馬光,佚名繪。

     《資治通鑒》,宋刻本,中國國家圖書館藏。

     通史方面,則有《資治通鑒》、《通鑒紀事本末》、《通志》等。

    《資治通鑒》為司馬光所撰,凡二百九十四卷,所紀史事,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下至後周顯德六年(959),共一千三百六十二年。

    光自英宗治平三年(1066)開始修撰,至神宗元豐七年(1084)書成,費時凡十九年,助修者有劉攽、劉恕、範祖禹等。

    其書的優點,在能貫穿一千數百年的史事,成為有系統的編年史,内容雖雜取各書,但皆經司馬光删修,故其文章前後一緻。

    此外光又撰目錄三十卷,考異三十卷,皆為本書的附錄。

    《通鑒紀事本末》,宋孝宗時袁樞所撰,他把《資治通鑒》的史事,區别門類,詳其首尾,始于三家分晉,終于周世宗征淮南,共二百三十九目,四十二卷。

    其書雖取材于《通鑒》,但體裁則是新創的。

    此後,紀事本末體乃與紀傳、編年鼎立,後人仿效者甚多。

    《通志》為宋高宗時鄭樵所作,共二百卷,分本紀、列傳、年譜、略等節目。

    本紀、列傳,叙曆代帝王後妃以及将相名人的事迹。

    年譜自春秋起至隋恭帝止,逐年系錄其大事。

    又有世譜,述三皇五帝及夏、商、周、秦的世系。

    略為作者畢生精力所萃,凡二十目,綜輯曆代典章制度,旁及天文、地理、氏族、都邑,甚至金石、圖譜、草木、昆蟲等,莫不搜羅。

    關于典制史者,則有《唐會要》,宋初王溥撰,凡一百卷,乃補輯唐人蘇冕、楊紹複等人所著的《會要》而成。

    同時溥又搜集五代典章制度,成《五代會要》三十卷。

    此外,南宋末年馬端臨所撰的《文獻通考》,網羅古今典章,凡三百四十八卷,其中所載宋制最詳,可以說曆代典制的通史。

     至于宋代國史,也極為繁富。

    宋仍唐制,曆朝均有起居注、時政紀、日曆等紀錄,史官根據以上史料,撰成實錄。

    由太祖至理宗凡十四朝,均有實錄。

    宋代國史及實錄,準許人民傳抄,因此宋代私人所修的本朝史,為數極夥。

    最著名的,有南宋李焘的《續資治通鑒長編》,自太祖建隆至高宗建炎,凡一千零六十三卷,史料最為詳贍。

    熊克的《中興小紀》四十卷,李心傳的《建炎以來系年錄》二百卷,均紀錄高宗朝的事迹。

    徐夢莘的《三朝北盟會編》,則叙述徽、欽、高三朝與金人的外交關系。

    至于學術史以及有關曆史考證的著作,更不勝枚舉。

    [參看李宗侗《中國史學史》,第九章及第十一章] 宋室對地圖的繪制,也甚注意。

    由兵部職方郎中,掌全國圖籍,各州須按時繪制地圖。

    太宗時,曾繪制全國地圖,用絹百匹,其巨大可想,其後又屢次重修。

    外國地圖,亦有繪制。

    此外,宋室于邊防地理亦甚注意,經常由疆臣或使臣繪制地圖,尤以繪寫北邊者居多,稱“北面地圖”。

    繪制邊防地圖的主要目的,在明了鄰國形勢,以利防務。

    地理學的著述也甚多,諸如樂史的《太平寰宇記》,王象之的《輿地紀勝》,皆其名著。

    而地方志之類的著作,尤為發達。

     藝術方面,宋代君主,多嗜書畫,因此宋代書法與繪畫,極為昌盛。

    太宗、仁宗、徽宗時,均曾選古今名人書法,刻成法帖。

    徽宗尤喜藝術,曾置書畫學以培植人才。

    他本人的書法,孤峭秀逸,世稱“瘦金體”。

    高宗習王羲之,書法亦佳。

    此外以書名的,有蘇轼、黃庭堅、米芾、蔡襄,号“四大家”,四人大緻同時。

    北宋末年,蔡京亦以書法名世。

    繪畫方面,徽宗也是當時的奇才,山水、人物、花鳥,無不精絕,尤以花鳥最為後世所稱賞。

    黃居宷、徐崇嗣,各承家學,也都擅長花鳥。

    此外,如米芾、米友仁父子,均擅山水,其畫水墨淋漓,妙于渲染,世稱“煙雲山水”。

    南宋時也置禦前畫院,延攬名家,其中李唐、劉松年、馬遠、夏珪有“四大家”之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