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二章 宋的制度與學術
關燈
小
中
大
處所，其組織類似學校，但所授課目及校規等，均不似官學的硬性規定。
其教學宗旨，做人重于求知，教師必須為學行并茂的碩儒，而不僅是作知識的傳授。
書院一名，唐代已有，但僅是一種官立圖書館，并非學校。
五代時，始有學校式的書院。
至宋，書院制度完全确立。
書院有官立的，也有私立的，但不論官立私立，其主持人均可自訂教材，加以講述，而不受官府條文的拘束。
書院與官學的不同，主要在此。
宋初，有四大書院，即白鹿洞、嶽麓、應天、石鼓四書院。
［據《文獻通考》卷四六《學校七》］白鹿洞書院在今江西省廬山，本唐德宗時李渤兄弟隐居之地，南唐時始建為書院，宋初有學生數千人。
嶽麓書院在今湖南省長沙市西嶽麓山下，始建于宋太祖時。
應天書院在今河南省商丘市，原為後晉末年戚同文講學之所，真宗時建。
石鼓書院在今湖南衡陽市北石鼓山，本唐憲宗時李寬講學之地，太宗時建。
此外又有嵩陽書院（在今河南登封市）、茅山書院（在今江蘇句容市東南）等，亦甚著名。
宋代書院，既有官立私立之分，其經費來源也因之不同，有的取于田租，有的取于官費，也有賴私人捐助維持的。
書院學生，均免食宿費用，成績優良者，尚可得到獎金，因此貧寒學生，受惠甚多。
書院的主持者，多為一代大儒，名稱有洞主、洞正、堂長、山主、山長等，又有副山長、助教、講書等輔助之。
書院的業務，可分三項：一是藏書，以備學者閱讀。
二是供祀先儒之有功德者。
三是講學，或由官吏延師，或由主者自教，或别請大儒作臨時講學，并無一定的規則。
教學的主旨，在指導學生修養方法，緻力于躬行實踐而不尚空談。
北宋時，書院尚習治事，如治民安生，講武禦寇，堰水利田等。
到南宋，學風大變，書院成為極其甯靜的講讀之所；國難愈亟，士子的持敬持靜也愈甚，而緻學術與現實環境，發生脫節的現象。
書院大盛于北宋前期，這是由于五代學校不修，士人無講習學術之所，因而相與選擇勝地，建立書院。
繼而宋室提倡科舉，士人争趨名利，如以官學漸盛，書院遂日益衰落。
南宋時，書院又興，至末年，全國書院之可考者，達四十餘所。
南宋書院興盛的原因，不外三點：一、官學敗壞，經費不足，因而書院代之而起。
二、南宋屢禁周程之學，目為“僞學”，理學家乃不得不自立書院，以傳其學。
三、南宋政治，日益敗壞，對政治灰心的士人，大都遁迹于書院。
宋代實行文治，因而倡行科舉，普及教育，政風也因之有所改善。
宋初，大臣多襲五代陋俗，務殖貨财。
真宗以後，士風漸變，多知以名節廉恥相尚，而太學生關心國事，抨擊時政，頗有東漢的遺風。
徽宗時，太學生反對花石綱，攻擊蔡京、童貫等，甚為激烈，尤以太學生陳東，曾于徽宗末至高宗初的一段時間，屢次上書，反對和議，請誅奸臣，最為後世所稱道。
其他或面辱金人而被害，或以武力抗敵而殉難者，為數亦多。
南宋後期，韓侂胄、史彌遠、賈似道等相繼擅國，專橫異常，谏官噤不敢言，惟太學生敢與之相抗。
宋代太學生的意見，極為朝野所重視，有時可左右朝政，因此太學生被目為“有發頭陀寺，無官禦史台”，以形容太學生的清苦鲠亮。
但這種現象，也發生不少流弊，不肖的學生，招權受賂，毀謗善良，甚至欺淩百姓，包庇奸邪，而政府不敢過問，因此政治始終不能步入正軌。
四、學術思想 （一）經學與理學 唐中葉以後，研究經學的風氣大變，學者多抛棄傳統的注疏，而自以新說解經。
這種疑古的風氣，到宋代仍然盛行。
王安石訓釋《詩》、《書》、《周禮》，号稱“新義”，可知其解釋與傳統的注疏不同。
此外如歐陽修、蘇轼等，對古代某些經典的部分内容，抱懷疑态度，自然也都是受這種風氣的影響。
這種風氣的持續，所以如此之長，主要由于唐宋時代的政府和社會，崇尚文學，明經并非士人的惟一出路，加以當時思想比較自由，學者不願死守傳統的經注，而思自創新見。
另一個重要原因，是佛學深入中國的學術思想界，而使之發生變化。
這種風氣，最初是懷疑古經，漸而形成一種新學派，即所謂“理學”或“道學”。
理學也可以說是一種新儒學，理學家的最初目的，本在中興儒學，抵制佛道。
但他們所讨論的若幹問題，如心性和宇宙問題，都是先儒所不常談的，因而無形中蹈襲了佛道的理論和方法，尤以佛家的禅宗理論，對理學的影響最大。
宋代理學的初興，約在真宗與仁宗之際。
初期的理學家，以周敦頤、邵雍、張載為最著。
周是宋代理學的開山祖，從他起，宋儒才開始談宇宙問題，就宇宙的本體，而推到人生的正道。
他以《易》、《中庸》二書為骨幹，雜以佛老，建立其本體論。
他的《太極圖說》，可稱為代表作。
此外，邵的《皇極經世》、張的《正蒙》，都是這方面的名著。
周邵之學，淵源于五代末年的道士陳搏；張載少時，對佛老曾用過功夫；他們的著作，無疑已注入不少佛道的精義。
周于讨論宇宙問題之外，更闡發心性義理的奧秘。
他所謂的“人極”亦即做人的最高理想，是仁義中正。
修養的方法，在靜與思，靜始能無欲，思始能通微。
通微可以漸達于無思，無思始合于誠，合于誠者便是聖人。
張載在這方面，也有甚多的發揮。
他認為聖人視萬物為一體，破除我與非我的界限，亦即是天人合一的境界。
以此推之，人體即宇宙之體，人性即宇宙之性。
吾人應以宇宙為父母，衆人作兄弟，萬物為同類。
自親親之道，擴充至大公無我，泛愛一切，始為對宇宙萬物應有的态度。
周，道州（今湖南道縣）人，學者稱濂溪先生。
邵，洛陽人，學者稱康節先生。
張，郿縣（今陝西眉縣）人，學者稱橫渠先生。
繼起的理學家，以程颢、程頤兄弟為首。
二程洛陽人，少時曾受學于周敦頤，博覽諸家，出入釋老者，将近十年，然後研習六經，發為學說。
他們都不喜探讨宇宙問題，而着重于内心的直證。
因為人對宇宙的了解有限，由宇宙論轉到人生論更覺牽強，不如直接從人生的實際經驗，來建立人生的理論，這是二程在理學上的最大貢獻。
他們以“持敬”、“緻知”兩點為學說的主旨，主張存養在誠敬，緻知在格物。
他們都在人的實際生活上和内心的經驗上，以教人在修養上選擇自己的方向，而求身心與道一緻。
宋代理學，到他們才開始确立系統。
二程的學說，大同之中，也有小異。
例如程颢主張“敬以直内，義以方外”，以為學者須先認識“仁”的原理，然後以誠敬保持之，自可到達“仁”，亦即天地萬物合一的境界。
這種理論，實開南宋陸象山心學的端緒。
程頤則主張“涵養須用靜，進德在緻知”，比較注重格物窮理，可以說是南宋朱熹一派學說的先驅。
二程均有語錄，程頤并有《易傳》一書，為畢生精心之作。
學者稱程颢為明道先生，頤為伊川先生。
朱熹，佚名繪。
到南宋光甯時代，理學趨于極盛，最著名的理學家為朱熹。
他是婺源（今江西婺源縣）人，學者稱晦庵先生。
少時從大儒李侗問學，侗學則淵源于程頤。
熹平生著述極富，包羅至廣，為學側重緻知，認為求學必先窮理，窮理至于其極，則可豁然貫通。
他所謂的窮理，乃是“推究天下萬事萬物的究竟”，亦即《大學》所謂“緻知在格物”，程頤“進德在緻知”之意。
他又以為天下的物理精蘊，已具于聖賢之書，因此教人以信古人、讀古書為格物窮理的入手方法。
古書又以《論語》、《大學》、《中庸》、《孟子》為最重要，定為“四子書”，他的退五經而進四書，實是當時學術界的空前創舉。
與朱熹同時而學說立異的，有陸九淵。
九淵金溪（今江西金溪縣）人，學者稱象山先生。
他特别注重持敬的内向工夫，主張心即是理，不容有二；教人要先發明其本身，而後博覽，以應萬物之變。
他的修養方法，以為人性至善，首應明白本心，然後加以發揮，即可到達至善的仁的境界。
至于窮理工夫，并不必要。
他曾說：“學苟知道，六經皆我注腳。
”［見《宋史》卷四三四《陸九淵傳》］與朱子讀書窮理的見解，大異其趣。
朱學博大精微，而教人的方法，則極平易淺近，因此能集宋代理學的大成，為衆流所歸，曆元至明初，學者不能出其範疇。
直到明代中葉的王守仁出，陸九淵的思想，才發揚光大。
南宋理學，又有“道統”之說，所謂道統，亦即是“道”的一脈相傳，猶之政治上的所謂正統。
朱熹定《論語》、《大學》、《中庸》、《孟子》為四子書，特為作集注與章句，認為以下直接周、張、二程。
他的道統說，雖是繼韓愈《原道》一文的主旨而擴延之，但從他起，道統說才正式确立。
理學對當時和後世的影響，可歸納為下列幾點：一、宋儒因專講修養，砥砺名節，至有“餓死事小，失節事大”之說，這個說法，對後世影響極大，不特男子重視節操，女子夫死而守節不嫁者，也自此而盛。
二、宋儒對個人修養，主躬行實踐，但把道與事分開，除個人修養外，對世事并不注意，對政治社會，更無遠大的計劃和理想，正如韓愈所說的“治其心而外天下國家”。
末代理學家之居官者，莫不潔身自好，操守出衆，但大都反對政治的革新，主張保持現狀；對外雖亦有濃厚的民族意識，但反對戰争，僅求苟安。
因此節操雖勵，無益于政治的進步，夷夏之辨雖嚴，而不能報仇雪恨，恢複故土。
三、理學者重思考，不受古代經典文字的拘束，此種實事求是的精神，糾正前人盲目尊古的弊病，對後人也有所啟發。
四、書院因理學而發達，直至元明，愈演愈盛，為教育史上的大事。
五、金人因受宋儒的感染，也崇尚理學。
宋代學術，除以理學為正宗外，尚有主張“經世緻用”的學派，以薛季宣、呂祖謙、陳亮、陳傅良、葉适為領袖。
因為他們都是浙東人，故稱“浙東學派”。
他們反對理學家的高談心性，認為不切實用，而以經綸當世之務相号召。
此派對朝廷的偏安一隅，士大夫的晏安苟且，深為不滿。
葉适、陳亮，尤主恢複金瓯，以雪國恥。
他們的議論雖較為笃實，但在學術思想上的影響，遠不及理學。
（二）文學 這裡所說的宋代的文學，包括文、詩、詞、小說四類。
宋文主要分古文、骈文兩種。
唐末，骈文複盛，下至五代，格調卑弱。
到宋初，有柳開者，開始提倡古文，排斥骈俪，繼起者有穆修等人，但并無多大效果。
同時他們的作品，因矯枉過正，文字流于艱澀。
至仁宗時，歐陽修、尹洙等，均以古文相尚。
修曾于嘉祐二年（1057）主持貢舉，當時士子競為險怪奇澀之文，号“太學體”，他痛加排抑，因而文風大變。
他并好獎引後進，曾鞏、王安石、蘇洵和洵子轼、轍，都曾受他的延譽，顯名于世，他們都是宋代最著名的古文家。
此後古文大盛，曾、王、三蘇的文章，風行一世。
南宋專以文名的古文家不多，朱熹的文，效法韓愈、曾鞏，格調雄奇，此外葉适、陳亮、呂祖謙等，也都是古文的能手。
古文從宋起，才開始奠立不可動搖的基礎。
骈文方面，宋初著名的作者有楊億、劉筠及宋庠、宋祁兄弟等，均以沉博豔麗著稱。
宋代皇帝的制诰以及臣工的箋表，仍沿用骈文，
其教學宗旨，做人重于求知，教師必須為學行并茂的碩儒，而不僅是作知識的傳授。
書院一名，唐代已有，但僅是一種官立圖書館，并非學校。
五代時，始有學校式的書院。
至宋，書院制度完全确立。
書院有官立的，也有私立的，但不論官立私立，其主持人均可自訂教材，加以講述，而不受官府條文的拘束。
書院與官學的不同，主要在此。
宋初，有四大書院，即白鹿洞、嶽麓、應天、石鼓四書院。
［據《文獻通考》卷四六《學校七》］白鹿洞書院在今江西省廬山，本唐德宗時李渤兄弟隐居之地，南唐時始建為書院，宋初有學生數千人。
嶽麓書院在今湖南省長沙市西嶽麓山下，始建于宋太祖時。
應天書院在今河南省商丘市，原為後晉末年戚同文講學之所，真宗時建。
石鼓書院在今湖南衡陽市北石鼓山，本唐憲宗時李寬講學之地，太宗時建。
此外又有嵩陽書院（在今河南登封市）、茅山書院（在今江蘇句容市東南）等，亦甚著名。
宋代書院，既有官立私立之分，其經費來源也因之不同，有的取于田租，有的取于官費，也有賴私人捐助維持的。
書院學生，均免食宿費用，成績優良者，尚可得到獎金，因此貧寒學生，受惠甚多。
書院的主持者，多為一代大儒，名稱有洞主、洞正、堂長、山主、山長等，又有副山長、助教、講書等輔助之。
書院的業務，可分三項：一是藏書，以備學者閱讀。
二是供祀先儒之有功德者。
三是講學，或由官吏延師，或由主者自教，或别請大儒作臨時講學，并無一定的規則。
教學的主旨，在指導學生修養方法，緻力于躬行實踐而不尚空談。
北宋時，書院尚習治事，如治民安生，講武禦寇，堰水利田等。
到南宋，學風大變，書院成為極其甯靜的講讀之所；國難愈亟，士子的持敬持靜也愈甚，而緻學術與現實環境，發生脫節的現象。
書院大盛于北宋前期，這是由于五代學校不修，士人無講習學術之所，因而相與選擇勝地，建立書院。
繼而宋室提倡科舉，士人争趨名利，如以官學漸盛，書院遂日益衰落。
南宋時，書院又興，至末年，全國書院之可考者，達四十餘所。
南宋書院興盛的原因，不外三點：一、官學敗壞，經費不足，因而書院代之而起。
二、南宋屢禁周程之學，目為“僞學”，理學家乃不得不自立書院，以傳其學。
三、南宋政治，日益敗壞，對政治灰心的士人，大都遁迹于書院。
宋代實行文治，因而倡行科舉，普及教育，政風也因之有所改善。
宋初，大臣多襲五代陋俗，務殖貨财。
真宗以後，士風漸變，多知以名節廉恥相尚，而太學生關心國事，抨擊時政，頗有東漢的遺風。
徽宗時，太學生反對花石綱，攻擊蔡京、童貫等，甚為激烈，尤以太學生陳東，曾于徽宗末至高宗初的一段時間，屢次上書，反對和議，請誅奸臣，最為後世所稱道。
其他或面辱金人而被害，或以武力抗敵而殉難者，為數亦多。
南宋後期，韓侂胄、史彌遠、賈似道等相繼擅國，專橫異常，谏官噤不敢言，惟太學生敢與之相抗。
宋代太學生的意見，極為朝野所重視，有時可左右朝政，因此太學生被目為“有發頭陀寺，無官禦史台”，以形容太學生的清苦鲠亮。
但這種現象，也發生不少流弊，不肖的學生，招權受賂，毀謗善良，甚至欺淩百姓，包庇奸邪，而政府不敢過問，因此政治始終不能步入正軌。
四、學術思想 （一）經學與理學 唐中葉以後，研究經學的風氣大變，學者多抛棄傳統的注疏，而自以新說解經。
這種疑古的風氣，到宋代仍然盛行。
王安石訓釋《詩》、《書》、《周禮》，号稱“新義”，可知其解釋與傳統的注疏不同。
此外如歐陽修、蘇轼等，對古代某些經典的部分内容，抱懷疑态度，自然也都是受這種風氣的影響。
這種風氣的持續，所以如此之長，主要由于唐宋時代的政府和社會，崇尚文學，明經并非士人的惟一出路，加以當時思想比較自由，學者不願死守傳統的經注，而思自創新見。
另一個重要原因，是佛學深入中國的學術思想界，而使之發生變化。
這種風氣，最初是懷疑古經，漸而形成一種新學派，即所謂“理學”或“道學”。
理學也可以說是一種新儒學，理學家的最初目的，本在中興儒學，抵制佛道。
但他們所讨論的若幹問題，如心性和宇宙問題，都是先儒所不常談的，因而無形中蹈襲了佛道的理論和方法，尤以佛家的禅宗理論，對理學的影響最大。
宋代理學的初興，約在真宗與仁宗之際。
初期的理學家，以周敦頤、邵雍、張載為最著。
周是宋代理學的開山祖，從他起，宋儒才開始談宇宙問題，就宇宙的本體，而推到人生的正道。
他以《易》、《中庸》二書為骨幹，雜以佛老，建立其本體論。
他的《太極圖說》，可稱為代表作。
此外，邵的《皇極經世》、張的《正蒙》，都是這方面的名著。
周邵之學，淵源于五代末年的道士陳搏；張載少時，對佛老曾用過功夫；他們的著作，無疑已注入不少佛道的精義。
周于讨論宇宙問題之外，更闡發心性義理的奧秘。
他所謂的“人極”亦即做人的最高理想，是仁義中正。
修養的方法，在靜與思，靜始能無欲，思始能通微。
通微可以漸達于無思，無思始合于誠，合于誠者便是聖人。
張載在這方面，也有甚多的發揮。
他認為聖人視萬物為一體，破除我與非我的界限，亦即是天人合一的境界。
以此推之，人體即宇宙之體，人性即宇宙之性。
吾人應以宇宙為父母，衆人作兄弟，萬物為同類。
自親親之道，擴充至大公無我，泛愛一切，始為對宇宙萬物應有的态度。
周，道州（今湖南道縣）人，學者稱濂溪先生。
邵，洛陽人，學者稱康節先生。
張，郿縣（今陝西眉縣）人，學者稱橫渠先生。
繼起的理學家，以程颢、程頤兄弟為首。
二程洛陽人，少時曾受學于周敦頤，博覽諸家，出入釋老者，将近十年，然後研習六經，發為學說。
他們都不喜探讨宇宙問題，而着重于内心的直證。
因為人對宇宙的了解有限，由宇宙論轉到人生論更覺牽強，不如直接從人生的實際經驗，來建立人生的理論，這是二程在理學上的最大貢獻。
他們以“持敬”、“緻知”兩點為學說的主旨，主張存養在誠敬，緻知在格物。
他們都在人的實際生活上和内心的經驗上，以教人在修養上選擇自己的方向，而求身心與道一緻。
宋代理學，到他們才開始确立系統。
二程的學說，大同之中，也有小異。
例如程颢主張“敬以直内，義以方外”，以為學者須先認識“仁”的原理，然後以誠敬保持之，自可到達“仁”，亦即天地萬物合一的境界。
這種理論，實開南宋陸象山心學的端緒。
程頤則主張“涵養須用靜，進德在緻知”，比較注重格物窮理，可以說是南宋朱熹一派學說的先驅。
二程均有語錄，程頤并有《易傳》一書，為畢生精心之作。
學者稱程颢為明道先生，頤為伊川先生。
朱熹，佚名繪。
到南宋光甯時代，理學趨于極盛，最著名的理學家為朱熹。
他是婺源（今江西婺源縣）人，學者稱晦庵先生。
少時從大儒李侗問學，侗學則淵源于程頤。
熹平生著述極富，包羅至廣，為學側重緻知，認為求學必先窮理，窮理至于其極，則可豁然貫通。
他所謂的窮理，乃是“推究天下萬事萬物的究竟”，亦即《大學》所謂“緻知在格物”，程頤“進德在緻知”之意。
他又以為天下的物理精蘊，已具于聖賢之書，因此教人以信古人、讀古書為格物窮理的入手方法。
古書又以《論語》、《大學》、《中庸》、《孟子》為最重要，定為“四子書”，他的退五經而進四書，實是當時學術界的空前創舉。
與朱熹同時而學說立異的，有陸九淵。
九淵金溪（今江西金溪縣）人，學者稱象山先生。
他特别注重持敬的内向工夫，主張心即是理，不容有二；教人要先發明其本身，而後博覽，以應萬物之變。
他的修養方法，以為人性至善，首應明白本心，然後加以發揮，即可到達至善的仁的境界。
至于窮理工夫，并不必要。
他曾說：“學苟知道，六經皆我注腳。
”［見《宋史》卷四三四《陸九淵傳》］與朱子讀書窮理的見解，大異其趣。
朱學博大精微，而教人的方法，則極平易淺近，因此能集宋代理學的大成，為衆流所歸，曆元至明初，學者不能出其範疇。
直到明代中葉的王守仁出，陸九淵的思想，才發揚光大。
南宋理學，又有“道統”之說，所謂道統，亦即是“道”的一脈相傳，猶之政治上的所謂正統。
朱熹定《論語》、《大學》、《中庸》、《孟子》為四子書，特為作集注與章句，認為以下直接周、張、二程。
他的道統說，雖是繼韓愈《原道》一文的主旨而擴延之，但從他起，道統說才正式确立。
理學對當時和後世的影響，可歸納為下列幾點：一、宋儒因專講修養，砥砺名節，至有“餓死事小，失節事大”之說，這個說法，對後世影響極大，不特男子重視節操，女子夫死而守節不嫁者，也自此而盛。
二、宋儒對個人修養，主躬行實踐，但把道與事分開，除個人修養外，對世事并不注意，對政治社會，更無遠大的計劃和理想，正如韓愈所說的“治其心而外天下國家”。
末代理學家之居官者，莫不潔身自好，操守出衆，但大都反對政治的革新，主張保持現狀；對外雖亦有濃厚的民族意識，但反對戰争，僅求苟安。
因此節操雖勵，無益于政治的進步，夷夏之辨雖嚴，而不能報仇雪恨，恢複故土。
三、理學者重思考，不受古代經典文字的拘束，此種實事求是的精神，糾正前人盲目尊古的弊病，對後人也有所啟發。
四、書院因理學而發達，直至元明，愈演愈盛，為教育史上的大事。
五、金人因受宋儒的感染，也崇尚理學。
宋代學術，除以理學為正宗外，尚有主張“經世緻用”的學派，以薛季宣、呂祖謙、陳亮、陳傅良、葉适為領袖。
因為他們都是浙東人，故稱“浙東學派”。
他們反對理學家的高談心性，認為不切實用，而以經綸當世之務相号召。
此派對朝廷的偏安一隅，士大夫的晏安苟且，深為不滿。
葉适、陳亮，尤主恢複金瓯，以雪國恥。
他們的議論雖較為笃實，但在學術思想上的影響，遠不及理學。
（二）文學 這裡所說的宋代的文學，包括文、詩、詞、小說四類。
宋文主要分古文、骈文兩種。
唐末，骈文複盛，下至五代，格調卑弱。
到宋初，有柳開者，開始提倡古文，排斥骈俪，繼起者有穆修等人，但并無多大效果。
同時他們的作品，因矯枉過正，文字流于艱澀。
至仁宗時，歐陽修、尹洙等，均以古文相尚。
修曾于嘉祐二年（1057）主持貢舉，當時士子競為險怪奇澀之文，号“太學體”，他痛加排抑，因而文風大變。
他并好獎引後進，曾鞏、王安石、蘇洵和洵子轼、轍，都曾受他的延譽，顯名于世，他們都是宋代最著名的古文家。
此後古文大盛，曾、王、三蘇的文章，風行一世。
南宋專以文名的古文家不多，朱熹的文，效法韓愈、曾鞏，格調雄奇，此外葉适、陳亮、呂祖謙等，也都是古文的能手。
古文從宋起，才開始奠立不可動搖的基礎。
骈文方面，宋初著名的作者有楊億、劉筠及宋庠、宋祁兄弟等，均以沉博豔麗著稱。
宋代皇帝的制诰以及臣工的箋表，仍沿用骈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