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二章 宋的制度與學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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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子、會子、關子乃繼之通行。
交子，北宋時期四川印刷的紙币。
五代時，多承用唐錢，又以鐵錢與銅錢相輔而行。
宋初，仍以銅、鐵錢為主。
太祖初鑄錢，文曰“宋元通寶”，重量以唐開元錢為準。
太宗時，更鑄“太平通寶”、“淳化元寶”等錢。
仁宗時，曾鑄當十的銅、鐵錢，以助軍費，而盜鑄者甚多。
神宗時，改為當二，盜鑄始息，是為“折二”及“鐵折二”。
其後銅錢日少，鐵錢滋多。
徽宗時，蔡京主政，鑄“當五銅錢”、“折十銅錢”及“夾錫錢”。
夾錫錢以銅夾錫合鑄而成，以夾錫錢一折銅錢二，百姓多不願用，因而嚴令通行。
宋室南渡，頗少鑄錢，僅甯宗曾鑄“當五”錢。
金銀亦可通用，有時政府征收歲賦，若幹地區限令繳銀。
真宗時，四川始用紙币，名曰“交子”。
當時張詠鎮蜀，以蜀人嫌鐵錢笨重，不便貿易，因而召集富民十六戶，發行紙币，是為交子。
一交值一缗，以三年為一期而兌換之。
其後富民乏赀，不能兌現，轉運使薛由、張若谷乃建議中央，于益州置“交子務”，主管其事。
仁宗從其議，規定每期發行交子，以一百二十五萬六千三百四十缗為額。
其後陝西等地，也漸通行交子，但因錢少，無法兌現，以緻交子的價格大跌。
徽宗時，又發新鈔，名曰“錢引”，流通甚廣。
高宗末年，政府又發行“會子”。
會子又稱官會，兌換期仍為三年，其票額有一貫（千文）、二貫、三貫三等，後又增發二百文、三百文及五百文者。
其發行額，孝宗時不過一千萬貫，理宗時竟增至三億二千九百萬貫，可見發行之濫。
關子是“見錢關子”的簡稱。
最初是沿邊榷場與京師間的彙票，後來也作紙币之用。
北宋末期，陝西一路發行關子四百萬貫。
其後又發行金銀關子、銅錢關子，但因濫發，不能十足兌現，價格亦低。
（二）法典與刑法 宋的法律，表面完全承襲唐法，但實質上遠較唐法為嚴厲。
這是因為宋承五代之後，依然不能完全脫離五代嚴酷野蠻的作風，例如慘絕人寰的“淩遲”，便始創于宋代（一說始自五代）。
又如“黥刑”，也于宋代普遍應用，甚至用為士兵的标識。
這兩種刑罰，對後世有甚大的不良影響。
宋代法典之多，超越前代。
宋以前各朝，最多每易一君，修撰法典一次，宋代則每年必有一次或數次的修撰。
但宋代法典，大都佚失，就現存的一小部分看，其内容可以說完全抄襲《唐律》。
但事實上宋法不盡依唐法，行施時如遇扞格滞礙之處，則以皇帝的敕令為準，随時加以更改。
神宗時，正式規定凡律不載的，皆以敕為判斷标準。
此後直到南宋都遵行這種制度。
宋代刑法，仍分笞、杖、徒、流、死五種。
笞分五等，十至五十。
杖分五等，六十至一百。
徒分五等：一年、一年半、二年、二年半、三年，并分别加脊杖十三、十五、十七、十八、二十。
流分三等：二千裡，脊杖十七；二千五百裡，脊杖十八；三千裡，脊杖二十；并均配役一年。
又有加役流，脊杖二十，配役三年。
死刑分三等：絞、斬、淩遲。
唐代流刑，止于遠徙配役，宋代則除此以外，并加杖刺面，列于軍籍，這又是《宋律》酷于《唐律》的明證之一。
至于淩遲的辦法，則是“先斷斲其支體，次絕其吭。
”［見《文獻通考》卷一六七《刑六》］ 司法方面，五代時，藩鎮跋扈，率以專殺為威，中央則以姑息為事，大都置之不問。
到宋初，中央政府始統一全國的司法權，規定諸州所處的死刑案件，必須呈報大理寺詳斷，再交刑部覆查。
因此宋代司法，遠較五代持平。
地方的司法機關，每縣的知縣，有評決獄訟之權。
州則除知州、通判掌刑獄外，并仿唐制，設司法、司理二參軍，前者掌議法判刑，後者司勘鞫訟案。
府則知府可兼掌司法，屬官有判官、推官、法曹參軍等。
每路則有提點刑獄公事，主一路的司法。
中央方面，除大理寺、刑部外，太宗時，曾設審刑院，司審理大理寺所斷的案牍，并奏知皇帝，其職掌與刑部相似。
神宗時，并入刑部。
此外，門下省司按覆刑部、大理寺所斷的獄案，審其輕重枉直，不當者則以法駁正，這又是與唐制不同的地方。
宋代的法學思想，甚為發達，當時的政要學者，對法律有所撰述的，頗不乏人。
如王安石、曾布、呂公著、歐陽修、洪邁、朱熹、馬端臨等，對法律均有精辟的見解。
王安石、洪邁反對赦罪，認為多赦則惠奸長惡，無補治道。
曾布反對以贓論罪，認為如此則“劫貧家情雖重，而以贓少減免；劫富室情雖輕，而以贓重論死”。
所論均具卓見。
附帶一提的，中國之有法醫學，是從宋代開始。
理宗淳祐時，湖南司法官吏宋慈，研究法醫學，著有《洗冤集錄》一書，詳述官府驗屍時的手續和方法，諸如鑒定被害者的傷毒及證物等，多由實際經驗得來。
雖然其中也有相當一部分不合事實及學理，但這部書可以說是中國最早的法醫學專著，對刑案的處理無疑大有幫助。
［參看楊鴻烈《中國法律發達史》上冊，頁六三五至六四六］ 三、科舉與學校 （一）貢舉與制舉 宋代的科舉，共分二種，即貢舉和制舉。
前者經常由政府主辦，後者則因需要，由皇帝臨時下诏舉行。
這兩種考試的名目和辦法，都大體沿自唐代。
貢舉由禮部主辦，有進士、九經、五經、開元禮、三史、三禮、三傳、學究、明經、明法等科。
投考的士子，必先經過其本州的考試，及格後，由州政府送至京師，參加禮部試，謂之“發解”。
禮部考試及格後，再參加殿試（即由皇帝親試），殿試及格，方為“及第”。
士子發解均在每年秋天，冬天集中于京師，次年春始應禮部試。
及第者，列名放榜于尚書省。
考試内容，各科多有不同，例如進士試詩、賦、論各一首，策五道，論語十題，口試《春秋》或《禮記》墨義（章句的解釋）十條。
其餘各依其科目，分别其考試内容，大緻亦分筆試及口試二種。
宋代的貢舉，與唐代貢舉不同的地方，約有三點：一是殿試之法的實行，這個辦法，創始于太祖時。
最初殿試頗有黜落，或三人取一，或二人取一，或三人取二，因此有屢中禮部試而屢受黜于殿試的。
到仁宗時，下诏凡進士參與殿試的，概不黜落，其後一直不改。
唐則沒有殿試。
二是科舉的舉行，宋初并無定制，有時每年舉行一次，有時隔一年或二年舉行，直到英宗時，才定為三年一試。
唐則逐年舉行。
三是舉子殿試及第後，由政府授以官職。
唐代舉子，則須應禮部及吏部試，及格後除官。
至于每科及第的人數，也遠較唐代為多。
宋代科舉的名目雖多，但以進士科為最盛，若明經諸科，并不為人所重。
因為當時崇尚文學，士人視經學為記誦之學，多無興趣，朝廷對進士又倍加寵重，因此進士科成為士人競趨的對象。
由于朝廷重視進士，考試的制度，也益趨詳密。
太宗時，分進士為三等，謂之“三甲”。
真宗時，分進士為五等，前二等曰“及第”，三等曰“出身”，四等五等曰“同出身”。
至于考場規則，宋初頗寬，後為防弊起見，乃有彌封、謄錄等法。
彌封是考卷上編列号碼，而将與試者的姓名加以封掩，等試卷閱完，再行開封。
謄錄是舉子交卷後，由政府命人照原卷謄錄一遍，以防閱卷者認識舉子的筆迹，而予以偏袒。
仁宗時，範仲淹執政，以科舉多不切實用，主張于州縣立學校，士子必須在學三百日，始準參加秋試。
但因格于舊例，未能實行。
到王安石變法，改革科舉制度，罷除諸科，獨存進士。
此外又立明法，作為不能業進士的舉子的進身之地。
考試内容，則廢掉帖經墨義，改試諸經大義，必須通經而有文采者，才能中格，與帖經墨義的粗解章句者不同。
此外自州縣至京師，均設學校，宦家子弟，可免試入學，以在學成績的優劣，評定等績。
最優的為“上舍”，可免除發解及禮部試，直接參加殿試，這辦法無疑對進士科的水準，大為提高。
其後黨争劇烈，辦法屢有更易，但經試大義，則相沿未改。
徽宗時，曾一度廢除科舉，專以學校取士，但不久又行恢複。
南渡以後，科舉仍重進士，考試内容則分為兩科，一以試經為主，一以試詩賦為主，但前者仍兼試詩賦，後者仍兼試經義。
這種辦法，初行于哲宗元祐四年（1089），南渡後始成定制。
進士之所以分科，實因當時北方人素好經學，南方人擅長詞藻，不得不實行分科辦法，以為調劑。
制舉自北宋至南宋，曆朝多曾舉行。
太祖時，始置“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谏”，“經學優深，可為師法”及“詳閑吏理，達于教化”三科，無論官吏平民，均可應诏對策三千言，詞理俱優者中選。
仁宗時，制舉甚盛，凡開十科，以征求各項人才。
哲宗時，置宏詞科，以收文學博異之士，但須進士及第者，始得請試。
徽宗時，置詞學兼茂科；高宗時，置博學宏詞科；均用以待文學之士。
當時社會重進士科，因而應試者不多，但應制舉而得大用者，仍不乏人。
（二）官學與書院 宋代的中央官學，主要有國子學、太學、四門學以及律、算、書、畫、醫、武等學。
其中除國子學學生多高官子弟外，其他諸學學生，大都是低級官吏及平民子弟，因此宋代官學，遠較唐代為平民化。
而畫、醫、武三學，均為前代所無。
國子學建于宋初，太學、四門學、武學建于仁宗時，律學和醫學建于神宗時，書、畫、算三學建于徽宗時。
課程方面，國子學、太學及四門學，均以研習經學為主。
武學習諸家兵法，并講授曆代用兵的得失及前人的忠義節行等。
律學研習法律，分斷案、律義二科，南渡後，并兼習經義。
醫學分三科，即方脈科、針科、瘍科。
書學習篆、隸、草三體及文字學，兼習經義。
畫學分佛道、人物、山水、鳥獸、花竹、屋木等門，并兼習經義、法律、書法及文字學。
算學除講解算法外，也兼授經義。
諸學之中，以國子學和太學最受國家重視，但宋初由于社會崇尚科舉，學生大都把學校視同旅舍，因此官學并不甚盛。
如太祖時，國子學生最多隻有七十人。
仁宗時，興建太學，學生人數激增，社會的觀感一新。
到神宗時，王安石大舉興學，太學大為擴充。
神宗初年，太學生不過三百人，但到末年，增至二千四百人。
安石并創三舍法，想以學校養士來代替科舉取士，其辦法已于前面說過，不再贅述。
徽宗崇甯三年至宣和三年（1104～1121），曾廢除科舉，專以學校取士，學生最多時達三千八百人。
這段時期，可以說是宋代太學的黃金時代。
但好景不常，靖康之難，學校全被摧毀。
南宋于高宗紹興中始建太學，太學生七百人，仍用三舍之法。
學生的待遇，也甚優渥。
其後太學日益擴充，中葉以後，因受政治和科舉的影響，而日漸頹壞。
除中央官學外，宋州縣均有官學。
宋初，州縣學甚少。
到仁宗時，由于範仲淹、宋祁、歐陽修等人的建議，宋室才提倡學校，于是州縣學大興。
其教學内容，大緻以“講求經旨，明禮躬行”為本。
神宗時，對學校尤為注意，并置學官于重要州府，凡五十三員，以便管理當地的官學。
哲宗時，并于州縣學推行三舍法，規模益臻完善。
徽宗時，州縣學生績優者，有免役的優待，因此不免發生若幹弊病。
此外尚有“書院”，是一種私人講學的
交子，北宋時期四川印刷的紙币。
五代時，多承用唐錢，又以鐵錢與銅錢相輔而行。
宋初，仍以銅、鐵錢為主。
太祖初鑄錢，文曰“宋元通寶”，重量以唐開元錢為準。
太宗時，更鑄“太平通寶”、“淳化元寶”等錢。
仁宗時，曾鑄當十的銅、鐵錢，以助軍費，而盜鑄者甚多。
神宗時，改為當二，盜鑄始息，是為“折二”及“鐵折二”。
其後銅錢日少，鐵錢滋多。
徽宗時，蔡京主政，鑄“當五銅錢”、“折十銅錢”及“夾錫錢”。
夾錫錢以銅夾錫合鑄而成，以夾錫錢一折銅錢二，百姓多不願用，因而嚴令通行。
宋室南渡，頗少鑄錢，僅甯宗曾鑄“當五”錢。
金銀亦可通用，有時政府征收歲賦，若幹地區限令繳銀。
真宗時，四川始用紙币，名曰“交子”。
當時張詠鎮蜀，以蜀人嫌鐵錢笨重，不便貿易，因而召集富民十六戶，發行紙币，是為交子。
一交值一缗，以三年為一期而兌換之。
其後富民乏赀，不能兌現，轉運使薛由、張若谷乃建議中央，于益州置“交子務”，主管其事。
仁宗從其議，規定每期發行交子，以一百二十五萬六千三百四十缗為額。
其後陝西等地，也漸通行交子，但因錢少，無法兌現，以緻交子的價格大跌。
徽宗時，又發新鈔，名曰“錢引”，流通甚廣。
高宗末年，政府又發行“會子”。
會子又稱官會，兌換期仍為三年，其票額有一貫（千文）、二貫、三貫三等，後又增發二百文、三百文及五百文者。
其發行額，孝宗時不過一千萬貫，理宗時竟增至三億二千九百萬貫，可見發行之濫。
關子是“見錢關子”的簡稱。
最初是沿邊榷場與京師間的彙票，後來也作紙币之用。
北宋末期，陝西一路發行關子四百萬貫。
其後又發行金銀關子、銅錢關子，但因濫發，不能十足兌現，價格亦低。
（二）法典與刑法 宋的法律，表面完全承襲唐法，但實質上遠較唐法為嚴厲。
這是因為宋承五代之後，依然不能完全脫離五代嚴酷野蠻的作風，例如慘絕人寰的“淩遲”，便始創于宋代（一說始自五代）。
又如“黥刑”，也于宋代普遍應用，甚至用為士兵的标識。
這兩種刑罰，對後世有甚大的不良影響。
宋代法典之多，超越前代。
宋以前各朝，最多每易一君，修撰法典一次，宋代則每年必有一次或數次的修撰。
但宋代法典，大都佚失，就現存的一小部分看，其内容可以說完全抄襲《唐律》。
但事實上宋法不盡依唐法，行施時如遇扞格滞礙之處，則以皇帝的敕令為準，随時加以更改。
神宗時，正式規定凡律不載的，皆以敕為判斷标準。
此後直到南宋都遵行這種制度。
宋代刑法，仍分笞、杖、徒、流、死五種。
笞分五等，十至五十。
杖分五等，六十至一百。
徒分五等：一年、一年半、二年、二年半、三年，并分别加脊杖十三、十五、十七、十八、二十。
流分三等：二千裡，脊杖十七；二千五百裡，脊杖十八；三千裡，脊杖二十；并均配役一年。
又有加役流，脊杖二十，配役三年。
死刑分三等：絞、斬、淩遲。
唐代流刑，止于遠徙配役，宋代則除此以外，并加杖刺面，列于軍籍，這又是《宋律》酷于《唐律》的明證之一。
至于淩遲的辦法，則是“先斷斲其支體，次絕其吭。
”［見《文獻通考》卷一六七《刑六》］ 司法方面，五代時，藩鎮跋扈，率以專殺為威，中央則以姑息為事，大都置之不問。
到宋初，中央政府始統一全國的司法權，規定諸州所處的死刑案件，必須呈報大理寺詳斷，再交刑部覆查。
因此宋代司法，遠較五代持平。
地方的司法機關，每縣的知縣，有評決獄訟之權。
州則除知州、通判掌刑獄外，并仿唐制，設司法、司理二參軍，前者掌議法判刑，後者司勘鞫訟案。
府則知府可兼掌司法，屬官有判官、推官、法曹參軍等。
每路則有提點刑獄公事，主一路的司法。
中央方面，除大理寺、刑部外，太宗時，曾設審刑院，司審理大理寺所斷的案牍，并奏知皇帝，其職掌與刑部相似。
神宗時，并入刑部。
此外，門下省司按覆刑部、大理寺所斷的獄案，審其輕重枉直，不當者則以法駁正，這又是與唐制不同的地方。
宋代的法學思想，甚為發達，當時的政要學者，對法律有所撰述的，頗不乏人。
如王安石、曾布、呂公著、歐陽修、洪邁、朱熹、馬端臨等，對法律均有精辟的見解。
王安石、洪邁反對赦罪，認為多赦則惠奸長惡，無補治道。
曾布反對以贓論罪，認為如此則“劫貧家情雖重，而以贓少減免；劫富室情雖輕，而以贓重論死”。
所論均具卓見。
附帶一提的，中國之有法醫學，是從宋代開始。
理宗淳祐時，湖南司法官吏宋慈，研究法醫學，著有《洗冤集錄》一書，詳述官府驗屍時的手續和方法，諸如鑒定被害者的傷毒及證物等，多由實際經驗得來。
雖然其中也有相當一部分不合事實及學理，但這部書可以說是中國最早的法醫學專著，對刑案的處理無疑大有幫助。
［參看楊鴻烈《中國法律發達史》上冊，頁六三五至六四六］ 三、科舉與學校 （一）貢舉與制舉 宋代的科舉，共分二種，即貢舉和制舉。
前者經常由政府主辦，後者則因需要，由皇帝臨時下诏舉行。
這兩種考試的名目和辦法，都大體沿自唐代。
貢舉由禮部主辦，有進士、九經、五經、開元禮、三史、三禮、三傳、學究、明經、明法等科。
投考的士子，必先經過其本州的考試，及格後，由州政府送至京師，參加禮部試，謂之“發解”。
禮部考試及格後，再參加殿試（即由皇帝親試），殿試及格，方為“及第”。
士子發解均在每年秋天，冬天集中于京師，次年春始應禮部試。
及第者，列名放榜于尚書省。
考試内容，各科多有不同，例如進士試詩、賦、論各一首，策五道，論語十題，口試《春秋》或《禮記》墨義（章句的解釋）十條。
其餘各依其科目，分别其考試内容，大緻亦分筆試及口試二種。
宋代的貢舉，與唐代貢舉不同的地方，約有三點：一是殿試之法的實行，這個辦法，創始于太祖時。
最初殿試頗有黜落，或三人取一，或二人取一，或三人取二，因此有屢中禮部試而屢受黜于殿試的。
到仁宗時，下诏凡進士參與殿試的，概不黜落，其後一直不改。
唐則沒有殿試。
二是科舉的舉行，宋初并無定制，有時每年舉行一次，有時隔一年或二年舉行，直到英宗時，才定為三年一試。
唐則逐年舉行。
三是舉子殿試及第後，由政府授以官職。
唐代舉子，則須應禮部及吏部試，及格後除官。
至于每科及第的人數，也遠較唐代為多。
宋代科舉的名目雖多，但以進士科為最盛，若明經諸科，并不為人所重。
因為當時崇尚文學，士人視經學為記誦之學，多無興趣，朝廷對進士又倍加寵重，因此進士科成為士人競趨的對象。
由于朝廷重視進士，考試的制度，也益趨詳密。
太宗時，分進士為三等，謂之“三甲”。
真宗時，分進士為五等，前二等曰“及第”，三等曰“出身”，四等五等曰“同出身”。
至于考場規則，宋初頗寬，後為防弊起見，乃有彌封、謄錄等法。
彌封是考卷上編列号碼，而将與試者的姓名加以封掩，等試卷閱完，再行開封。
謄錄是舉子交卷後，由政府命人照原卷謄錄一遍，以防閱卷者認識舉子的筆迹，而予以偏袒。
仁宗時，範仲淹執政，以科舉多不切實用，主張于州縣立學校，士子必須在學三百日，始準參加秋試。
但因格于舊例，未能實行。
到王安石變法，改革科舉制度，罷除諸科，獨存進士。
此外又立明法，作為不能業進士的舉子的進身之地。
考試内容，則廢掉帖經墨義，改試諸經大義，必須通經而有文采者，才能中格，與帖經墨義的粗解章句者不同。
此外自州縣至京師，均設學校，宦家子弟，可免試入學，以在學成績的優劣，評定等績。
最優的為“上舍”，可免除發解及禮部試，直接參加殿試，這辦法無疑對進士科的水準，大為提高。
其後黨争劇烈，辦法屢有更易，但經試大義，則相沿未改。
徽宗時，曾一度廢除科舉，專以學校取士，但不久又行恢複。
南渡以後，科舉仍重進士，考試内容則分為兩科，一以試經為主，一以試詩賦為主，但前者仍兼試詩賦，後者仍兼試經義。
這種辦法，初行于哲宗元祐四年（1089），南渡後始成定制。
進士之所以分科，實因當時北方人素好經學，南方人擅長詞藻，不得不實行分科辦法，以為調劑。
制舉自北宋至南宋，曆朝多曾舉行。
太祖時，始置“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谏”，“經學優深，可為師法”及“詳閑吏理，達于教化”三科，無論官吏平民，均可應诏對策三千言，詞理俱優者中選。
仁宗時，制舉甚盛，凡開十科，以征求各項人才。
哲宗時，置宏詞科，以收文學博異之士，但須進士及第者，始得請試。
徽宗時，置詞學兼茂科；高宗時，置博學宏詞科；均用以待文學之士。
當時社會重進士科，因而應試者不多，但應制舉而得大用者，仍不乏人。
（二）官學與書院 宋代的中央官學，主要有國子學、太學、四門學以及律、算、書、畫、醫、武等學。
其中除國子學學生多高官子弟外，其他諸學學生，大都是低級官吏及平民子弟，因此宋代官學，遠較唐代為平民化。
而畫、醫、武三學，均為前代所無。
國子學建于宋初，太學、四門學、武學建于仁宗時，律學和醫學建于神宗時，書、畫、算三學建于徽宗時。
課程方面，國子學、太學及四門學，均以研習經學為主。
武學習諸家兵法，并講授曆代用兵的得失及前人的忠義節行等。
律學研習法律，分斷案、律義二科，南渡後，并兼習經義。
醫學分三科，即方脈科、針科、瘍科。
書學習篆、隸、草三體及文字學，兼習經義。
畫學分佛道、人物、山水、鳥獸、花竹、屋木等門，并兼習經義、法律、書法及文字學。
算學除講解算法外，也兼授經義。
諸學之中，以國子學和太學最受國家重視，但宋初由于社會崇尚科舉，學生大都把學校視同旅舍，因此官學并不甚盛。
如太祖時，國子學生最多隻有七十人。
仁宗時，興建太學，學生人數激增，社會的觀感一新。
到神宗時，王安石大舉興學，太學大為擴充。
神宗初年，太學生不過三百人，但到末年，增至二千四百人。
安石并創三舍法，想以學校養士來代替科舉取士，其辦法已于前面說過，不再贅述。
徽宗崇甯三年至宣和三年（1104～1121），曾廢除科舉，專以學校取士，學生最多時達三千八百人。
這段時期，可以說是宋代太學的黃金時代。
但好景不常，靖康之難，學校全被摧毀。
南宋于高宗紹興中始建太學，太學生七百人，仍用三舍之法。
學生的待遇，也甚優渥。
其後太學日益擴充，中葉以後，因受政治和科舉的影響，而日漸頹壞。
除中央官學外，宋州縣均有官學。
宋初，州縣學甚少。
到仁宗時，由于範仲淹、宋祁、歐陽修等人的建議，宋室才提倡學校，于是州縣學大興。
其教學内容，大緻以“講求經旨，明禮躬行”為本。
神宗時，對學校尤為注意，并置學官于重要州府，凡五十三員，以便管理當地的官學。
哲宗時，并于州縣學推行三舍法，規模益臻完善。
徽宗時，州縣學生績優者，有免役的優待，因此不免發生若幹弊病。
此外尚有“書院”，是一種私人講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