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二章 宋的制度與學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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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以後，各路均置安撫使，但廢複無常。
此外宋室因與契丹西夏交兵，曾于河北、陝西邊境增設不少安撫使，其轄區也稱為路，但是純軍事區，與政區不同。
南渡以後，各路仍置轉運使、安撫使和提點刑獄，但其職掌與北宋稍異。
轉運使通稱“漕司”，掌一路财政，兼掌監察。
安撫使又稱“帥司”，掌一路軍事，兼及民政，其職權遠較北宋為重，俨然為一路的軍政長官。
提點刑獄又稱“憲司”，掌一路訟獄。
此外又有“倉司”，即“提舉常平茶鹽公事”，主持各路常平義倉以及若幹經濟業務，如水利、開礦、煮鹽等。
以上四司，都是奉中央派遣監督地方政事的，嚴格說來，并非地方官。
南宋時，曾于安撫使上加設宣撫、制置二使，不領府州，但位在諸路帥臣之上，如張浚曾任四川宣撫使，餘玠曾任四川制置使。
府州軍的政務，自宋取消節度使後，均以中央文臣代行。
府的長官，除京師設置府尹外，其餘皆稱“權知府事”，簡稱“知府”。
各州皆置“知州事”，簡稱“知州”。
軍監則各置“知軍事”和“知監事”，簡稱“知軍”和“知監”。
這些地方官，仍具有他們在中央時的本來官職，表面上雖隸屬于路，但他們可以直接禀奏政務于中央。
而府州均置通判，為知府、知州的副貳，也以京官任之。
府州長官的命令，必須通判副署，方能生效。
這種制度，可以說極盡互相牽制的能事。
此外每縣有“知縣事”，簡稱“知縣”。
附帶一提宋代的人口。
宋太祖時，全國戶數不過三百餘萬，其後代有增加，到徽宗崇甯四年（1105），全國共有二千八十八萬餘戶，四千六百七十三萬餘口，是宋代人口的極盛時期。
及至宋室南渡，人口銳減，甯宗嘉定十一年（1218），全國共有一千三百六十六萬餘戶。
［宋代人口，見《宋史》卷八五《地理志一》］ （三）軍隊的種類 宋行募兵制，軍隊分禁兵、廂兵、鄉兵、蕃兵，大部是召募而來，分隸于殿前、侍衛二司。
有關召募、廪給、訓練、屯戍、揀選、補充等事項，則由樞密院掌理。
禁軍為皇帝的衛隊，也是宋帝國最精銳的部隊。
由于宋室推行“強幹弱枝”的政策，因此對禁軍的揀選訓練，最為注意。
同時宋室并積極擴充禁軍的兵額，太祖初年，禁軍不過二十萬人，到仁宗時，已增至八十二萬餘人。
禁軍的任務為保衛首都，兼備征伐，他們約有半數駐于京城及其附近地區，其餘則分戍邊境及若幹内地重鎮。
外戍的禁軍，每一年或二年必換防一次，以使士卒習于勞苦；戍地統帥則不随兵易防，以免武人擁兵自專。
廂兵是諸州的地方軍，“廂”為“城廂”之意。
廂兵有時一軍分隸數州，他們的任務是在諸州擔任畜牧和修繕之役，極少用于作戰。
太祖時，命選廂兵的壯勇者，送京師充禁衛，其餘則留駐本州，因此廂軍的素質甚劣。
加以他們專供給役，缺少訓練，自然也談不到戰鬥力。
仁宗時，廂兵多達四十三萬餘。
至于禁兵與廂兵的饷給，相差甚多，禁兵饷給尚可贍養家室，廂兵則待遇微薄，故多兼營他業。
鄉兵即民兵，并非國家的正規軍。
這種兵的來源，一部分出自召募，一部分自民戶征調。
後周太祖時，曾征秦州（今甘肅秦安縣西北）稅戶為兵，号“保毅軍”。
宋沿其制，真宗鹹平四年（1001），令陝西稅戶，家出一丁，号曰保毅，由政府發給糧饷，分番戍守邊地。
次年，陝西沿邊保毅，擴充至六萬八千餘人。
其後若幹地區均建置鄉兵，名号繁多，而以河北、河東、陝西三路為最著。
仁宗時，僅河北、河東義勇即達二十六萬餘人。
蕃兵為外籍兵團，也可以說是邊塞上的鄉兵，為内屬的外族組織而成。
這種兵以西北地區為多，西北邊疆的羌戎種落，不相統一，政府對其附塞者施以軍事組織，給以旗幟器械，使其守邊，一切制度與鄉兵相同。
鄉兵和蕃兵，隻限于少數地區才有，廂兵雖遍布各州，但也缺少校閱；真正符合兵的标準的，隻有禁兵，其召募和訓練，都有定規。
太祖時，曾揀軍中勇壯者，号為“兵樣”，分送各地，命如樣召募。
後改用木梃，标以尺寸高下，以為募兵體高的标準，謂之“等長杖”，其标準高度為五尺五寸至五尺八寸。
其後因國家漸安，募兵乃不如初年的嚴格，素質日漸低落。
此外，宋室為防止士兵逃逸，有刺面涅手之法，也就是在士兵的臉上或手背上刺字，以為标志（仁宗時，禁兵臉上刺“指揮”字樣，其他時代刺字是否相同，不得而知）。
士兵刺面的辦法，始于唐末，朱全忠是其創始者。
至宋，刺面以外，又有涅手之法。
宋時禁兵刺面，鄉兵蕃兵涅手，廂軍可能刺面。
這種辦法，無異視士兵為罪犯，影響所及，使軍人的地位，日趨低落。
兵種方面，則以步兵為主，騎兵僅占一小部。
此外又有水師，始建于太祖時，最初目的在用以平定江南。
其後各路廂軍中，多置水師。
宋室南遷後，因保衛江淮，水師大為擴充，其規模遠過北宋，操演也甚勤。
韓世忠困金兀術于黃天蕩，虞允文拒金主亮于采石矶，都得力于水師。
至于制造船艦，中央政府特置“造船務”，各路廂軍中亦多有造船機構。
當時有所謂“車船”，是一種以車輪推進的船，為當時的水師普遍采用。
宋太祖時，因精選勤練，禁軍的戰鬥力甚強，故能平定群雄，造成大緻統一的局面。
太宗承其餘緒，也能掃平北漢，兩伐契丹。
到真宗時，冗兵日增，漸至造成宋室财政上的絕症。
澶淵之盟後，真宗更緻力于封禅符瑞以自高身價，邊務為之廢馳。
仁宗時，因西夏叛亂，大肆召募，并征調民兵，冗兵之患遂日益嚴重。
當時禁軍多怯懦畏戰，主要的作戰任務乃轉移到鄉兵身上。
因鄉兵生長邊鄙，熟知邊疆地形及敵情，又以愛護家鄉，每戰必出死力。
此外蕃兵也強勁任戰，仁宗皇祐五年（1053），宋以狄青讨平廣源州（今越南高平省廣淵縣）蠻酋侬智高，即得力于蕃兵。
但宋室對邊将鉗制過甚，加以不得久任，以是雖有良兵，仍不足以捍禦外寇。
宋代的冗兵，與募兵制的本身也有連帶關系。
宋代募兵，并沒有完善的退役制度，士兵可以老死行伍，但其勝戰的時期不過十數年，其餘時間，等于養老。
老兵既不可用，于是再募新的，軍隊乃愈養愈多。
有時遇到天災，更以招兵為救濟災荒的手段。
用這種方式建立的軍隊，其素質不問可知。
到神宗時，王安石變法，改革兵制乃為其中重要的一項。
王安石的改革辦法，主要是以民兵代替募兵。
哲宗時，舊黨當政，廢保甲，罷教閱，于是民兵亦衰。
到徽宗時，宦官把持兵權，兵制益壞。
當時宦官童貫，内則領樞密院，外則為宣撫使，由于他的偏私冒功，緻使宋軍士氣低落。
伐遼之役，宋室重兵大部集中北方，而京師禁軍，因屢年逃亡，數目甚少。
及金人南下，京師空虛，終緻造成靖康的悲劇。
二、财政與法律 （一）賦稅與貨币 宋代賦稅，主要有五種：一、“公田之賦”，即國有田地交人民耕種而收其賦。
二、“民田之賦”，即百姓私田的租賦。
三、“城郭之賦”，即宅稅、地稅之類。
四、“丁口之賦”，即成年人口稅。
五、“雜變之賦”，即牛革、蠶、鹽等類物品的稅課。
租賦所征的物品，又分四大類，即谷、帛、金鐵、物産，各按規定繳納。
至于繳納的期限，則仍沿唐代的兩稅法，分夏秋兩次征收。
此外，又有所謂“折變”和“支移”的辦法。
百姓所輸的物品，本有一定，如政府不需用，得臨時命令，改輸與原輸物品價值相等的其他物品，謂之“折變”。
百姓輸納租稅，本有定所，如所輸的地方，不需其所輸之物，亦可命令百姓轉輸他地，并以戶等的高下，定道裡的遠近，謂之“支移”；不願支移者，須另交運費。
這兩種辦法，極為擾民。
賦稅之外，又有“差役”，也是宋代出名的秕政。
差役是征調百姓，為地方政府服役，并分鄉戶為若幹等，以定其服役的重輕。
差役的名目，甚為繁多，諸如公物的供給運輸，賦稅的督課追償，盜賊的逐捕，公家的給使等，莫不由鄉戶負擔，人民不勝其苦。
王安石變法，創免役法以革其弊。
司馬光執政，又複差役，即舊黨中人也有對此舉表示不滿的。
其後，役法屢有變更。
孝宗乾道五年（1169），處州松陽縣（今浙江松陽縣）首倡“義役”，即由民戶輪流充役，未充役的民戶，須各出田谷以助役戶。
此法實行後，人民稱便，因而推行日廣。
這種辦法，後來經政府正式承認，凡不願義役者，始行差役。
但義役之法，是否一直維持到南宋末年，則不得而知。
宋時對若幹産物也實行專賣制，以鹽、茶、酒、香、礬為主，其餘有曲、醋等。
這些物産的專賣，為政府賺得龐大的利潤，尤以鹽、茶、酒獲利最豐。
鹽分兩種，末鹽及顆鹽（又稱解鹽）。
前者指海鹽以及四川等地所産的井鹽，系以鹽水煮制而成；後者指今山西省解州及運城兩鹽池所産的鹽，系以鹽水經日曬而成。
政府于末鹽産地，設置鹽場，并征百姓為亭戶，戶有鹽丁，專司煮鹽鬻鹽事宜；每年由政府課稅，嚴禁百姓私自煮鬻。
顆鹽則由政府于産地征民戶為“畦夫”，從事制鹽，予以廪給，并免其一家的賦役；所得之利，概歸公庫。
全國鹽務，由鹽鐵司主之，其下有京師榷貨務，以掌首都鹽政。
每路鹽政，則由提舉常平茶鹽公事主之。
解鹽産地，另設提舉制置解鹽司，直屬三司，專主解鹽事。
茶的專賣辦法，是在産茶區的要會之地，設場置吏，總名曰“山場”；人民之以采茶為業者，均隸屬于山場，從事制茶工作，謂之“園戶”。
制成的茶，可以一部充租賦，其餘由政府收買，然後再以高價出賣。
酒則于各州城内，設廠釀酒出賣；縣鎮或鄉村，則許民自釀，而定其歲課。
礬由政府指定制礬者為“镬戶”，一切制成品皆入官市，禁止私售。
香即香料，又稱“香藥”，在指定地區中（如泉州等地），由政府專賣。
此外又有商稅，諸州縣皆置官征收，凡過路商貨，謂之“過稅”，每千錢課二十，如于當地出售，謂之“住稅”，每千錢課三十。
至于國際貿易，宋初曾置“市舶司”于廣州，其後又于杭州、明州（今浙江甯波市）、泉州（今福建晉江市）等地置司，專司與大食及今南洋地區國家的貿易。
兩宋國計，依恃市舶者甚多。
宋末，阿拉伯人蒲壽庚掌市舶司達三十年，于端宗景炎元年（1276）在泉州降元，宋室的軍資船舶因之大感缺乏，遂不能立足于閩土。
北宋時代，曾于鄰近遼夏地區，設置榷場，以便互市。
南宋也曾于盱眙等地，與金互市。
此外又有礦稅，凡金、銀、銅、鐵、鉛、錫等礦，均由政府設置“監冶場務”，監督開采，并加以征課。
以上所說，隻是最重要的幾種賦稅，其他苛雜，尚不在内。
比較起來，北宋的賦斂，較南宋為輕。
南宋時，國土減削一半，但時賦收入，較之北宋時歲入的最高額，猶有超出，可以想見其賦稅之重。
北宋錢币 宋錢以年号為主，每種年号錢有多種形式，按字體有楷、隸、草、篆；按錢文有元寶、通寶和重寶，是中國曆代貨币中品種最多、版别最繁複的錢币。
宋代貨币，可分兩大類：一、硬币，有銅錢、鐵錢、夾錫錢及金銀等。
二、紙币，有交子、錢引、會子、關子等。
硬币以銅錢為主，南宋時，銅錢數目漸少，
此外宋室因與契丹西夏交兵，曾于河北、陝西邊境增設不少安撫使，其轄區也稱為路，但是純軍事區，與政區不同。
南渡以後，各路仍置轉運使、安撫使和提點刑獄，但其職掌與北宋稍異。
轉運使通稱“漕司”，掌一路财政，兼掌監察。
安撫使又稱“帥司”，掌一路軍事，兼及民政，其職權遠較北宋為重，俨然為一路的軍政長官。
提點刑獄又稱“憲司”，掌一路訟獄。
此外又有“倉司”，即“提舉常平茶鹽公事”，主持各路常平義倉以及若幹經濟業務，如水利、開礦、煮鹽等。
以上四司，都是奉中央派遣監督地方政事的，嚴格說來，并非地方官。
南宋時，曾于安撫使上加設宣撫、制置二使，不領府州，但位在諸路帥臣之上，如張浚曾任四川宣撫使，餘玠曾任四川制置使。
府州軍的政務，自宋取消節度使後，均以中央文臣代行。
府的長官，除京師設置府尹外，其餘皆稱“權知府事”，簡稱“知府”。
各州皆置“知州事”，簡稱“知州”。
軍監則各置“知軍事”和“知監事”，簡稱“知軍”和“知監”。
這些地方官，仍具有他們在中央時的本來官職，表面上雖隸屬于路，但他們可以直接禀奏政務于中央。
而府州均置通判，為知府、知州的副貳，也以京官任之。
府州長官的命令，必須通判副署，方能生效。
這種制度，可以說極盡互相牽制的能事。
此外每縣有“知縣事”，簡稱“知縣”。
附帶一提宋代的人口。
宋太祖時，全國戶數不過三百餘萬，其後代有增加，到徽宗崇甯四年（1105），全國共有二千八十八萬餘戶，四千六百七十三萬餘口，是宋代人口的極盛時期。
及至宋室南渡，人口銳減，甯宗嘉定十一年（1218），全國共有一千三百六十六萬餘戶。
［宋代人口，見《宋史》卷八五《地理志一》］ （三）軍隊的種類 宋行募兵制，軍隊分禁兵、廂兵、鄉兵、蕃兵，大部是召募而來，分隸于殿前、侍衛二司。
有關召募、廪給、訓練、屯戍、揀選、補充等事項，則由樞密院掌理。
禁軍為皇帝的衛隊，也是宋帝國最精銳的部隊。
由于宋室推行“強幹弱枝”的政策，因此對禁軍的揀選訓練，最為注意。
同時宋室并積極擴充禁軍的兵額，太祖初年，禁軍不過二十萬人，到仁宗時，已增至八十二萬餘人。
禁軍的任務為保衛首都，兼備征伐，他們約有半數駐于京城及其附近地區，其餘則分戍邊境及若幹内地重鎮。
外戍的禁軍，每一年或二年必換防一次，以使士卒習于勞苦；戍地統帥則不随兵易防，以免武人擁兵自專。
廂兵是諸州的地方軍，“廂”為“城廂”之意。
廂兵有時一軍分隸數州，他們的任務是在諸州擔任畜牧和修繕之役，極少用于作戰。
太祖時，命選廂兵的壯勇者，送京師充禁衛，其餘則留駐本州，因此廂軍的素質甚劣。
加以他們專供給役，缺少訓練，自然也談不到戰鬥力。
仁宗時，廂兵多達四十三萬餘。
至于禁兵與廂兵的饷給，相差甚多，禁兵饷給尚可贍養家室，廂兵則待遇微薄，故多兼營他業。
鄉兵即民兵，并非國家的正規軍。
這種兵的來源，一部分出自召募，一部分自民戶征調。
後周太祖時，曾征秦州（今甘肅秦安縣西北）稅戶為兵，号“保毅軍”。
宋沿其制，真宗鹹平四年（1001），令陝西稅戶，家出一丁，号曰保毅，由政府發給糧饷，分番戍守邊地。
次年，陝西沿邊保毅，擴充至六萬八千餘人。
其後若幹地區均建置鄉兵，名号繁多，而以河北、河東、陝西三路為最著。
仁宗時，僅河北、河東義勇即達二十六萬餘人。
蕃兵為外籍兵團，也可以說是邊塞上的鄉兵，為内屬的外族組織而成。
這種兵以西北地區為多，西北邊疆的羌戎種落，不相統一，政府對其附塞者施以軍事組織，給以旗幟器械，使其守邊，一切制度與鄉兵相同。
鄉兵和蕃兵，隻限于少數地區才有，廂兵雖遍布各州，但也缺少校閱；真正符合兵的标準的，隻有禁兵，其召募和訓練，都有定規。
太祖時，曾揀軍中勇壯者，号為“兵樣”，分送各地，命如樣召募。
後改用木梃，标以尺寸高下，以為募兵體高的标準，謂之“等長杖”，其标準高度為五尺五寸至五尺八寸。
其後因國家漸安，募兵乃不如初年的嚴格，素質日漸低落。
此外，宋室為防止士兵逃逸，有刺面涅手之法，也就是在士兵的臉上或手背上刺字，以為标志（仁宗時，禁兵臉上刺“指揮”字樣，其他時代刺字是否相同，不得而知）。
士兵刺面的辦法，始于唐末，朱全忠是其創始者。
至宋，刺面以外，又有涅手之法。
宋時禁兵刺面，鄉兵蕃兵涅手，廂軍可能刺面。
這種辦法，無異視士兵為罪犯，影響所及，使軍人的地位，日趨低落。
兵種方面，則以步兵為主，騎兵僅占一小部。
此外又有水師，始建于太祖時，最初目的在用以平定江南。
其後各路廂軍中，多置水師。
宋室南遷後，因保衛江淮，水師大為擴充，其規模遠過北宋，操演也甚勤。
韓世忠困金兀術于黃天蕩，虞允文拒金主亮于采石矶，都得力于水師。
至于制造船艦，中央政府特置“造船務”，各路廂軍中亦多有造船機構。
當時有所謂“車船”，是一種以車輪推進的船，為當時的水師普遍采用。
宋太祖時，因精選勤練，禁軍的戰鬥力甚強，故能平定群雄，造成大緻統一的局面。
太宗承其餘緒，也能掃平北漢，兩伐契丹。
到真宗時，冗兵日增，漸至造成宋室财政上的絕症。
澶淵之盟後，真宗更緻力于封禅符瑞以自高身價，邊務為之廢馳。
仁宗時，因西夏叛亂，大肆召募，并征調民兵，冗兵之患遂日益嚴重。
當時禁軍多怯懦畏戰，主要的作戰任務乃轉移到鄉兵身上。
因鄉兵生長邊鄙，熟知邊疆地形及敵情，又以愛護家鄉，每戰必出死力。
此外蕃兵也強勁任戰，仁宗皇祐五年（1053），宋以狄青讨平廣源州（今越南高平省廣淵縣）蠻酋侬智高，即得力于蕃兵。
但宋室對邊将鉗制過甚，加以不得久任，以是雖有良兵，仍不足以捍禦外寇。
宋代的冗兵，與募兵制的本身也有連帶關系。
宋代募兵，并沒有完善的退役制度，士兵可以老死行伍，但其勝戰的時期不過十數年，其餘時間，等于養老。
老兵既不可用，于是再募新的，軍隊乃愈養愈多。
有時遇到天災，更以招兵為救濟災荒的手段。
用這種方式建立的軍隊，其素質不問可知。
到神宗時，王安石變法，改革兵制乃為其中重要的一項。
王安石的改革辦法，主要是以民兵代替募兵。
哲宗時，舊黨當政，廢保甲，罷教閱，于是民兵亦衰。
到徽宗時，宦官把持兵權，兵制益壞。
當時宦官童貫，内則領樞密院，外則為宣撫使，由于他的偏私冒功，緻使宋軍士氣低落。
伐遼之役，宋室重兵大部集中北方，而京師禁軍，因屢年逃亡，數目甚少。
及金人南下，京師空虛，終緻造成靖康的悲劇。
二、财政與法律 （一）賦稅與貨币 宋代賦稅，主要有五種：一、“公田之賦”，即國有田地交人民耕種而收其賦。
二、“民田之賦”，即百姓私田的租賦。
三、“城郭之賦”，即宅稅、地稅之類。
四、“丁口之賦”，即成年人口稅。
五、“雜變之賦”，即牛革、蠶、鹽等類物品的稅課。
租賦所征的物品，又分四大類，即谷、帛、金鐵、物産，各按規定繳納。
至于繳納的期限，則仍沿唐代的兩稅法，分夏秋兩次征收。
此外，又有所謂“折變”和“支移”的辦法。
百姓所輸的物品，本有一定，如政府不需用，得臨時命令，改輸與原輸物品價值相等的其他物品，謂之“折變”。
百姓輸納租稅，本有定所，如所輸的地方，不需其所輸之物，亦可命令百姓轉輸他地，并以戶等的高下，定道裡的遠近，謂之“支移”；不願支移者，須另交運費。
這兩種辦法，極為擾民。
賦稅之外，又有“差役”，也是宋代出名的秕政。
差役是征調百姓，為地方政府服役，并分鄉戶為若幹等，以定其服役的重輕。
差役的名目，甚為繁多，諸如公物的供給運輸，賦稅的督課追償，盜賊的逐捕，公家的給使等，莫不由鄉戶負擔，人民不勝其苦。
王安石變法，創免役法以革其弊。
司馬光執政，又複差役，即舊黨中人也有對此舉表示不滿的。
其後，役法屢有變更。
孝宗乾道五年（1169），處州松陽縣（今浙江松陽縣）首倡“義役”，即由民戶輪流充役，未充役的民戶，須各出田谷以助役戶。
此法實行後，人民稱便，因而推行日廣。
這種辦法，後來經政府正式承認，凡不願義役者，始行差役。
但義役之法，是否一直維持到南宋末年，則不得而知。
宋時對若幹産物也實行專賣制，以鹽、茶、酒、香、礬為主，其餘有曲、醋等。
這些物産的專賣，為政府賺得龐大的利潤，尤以鹽、茶、酒獲利最豐。
鹽分兩種，末鹽及顆鹽（又稱解鹽）。
前者指海鹽以及四川等地所産的井鹽，系以鹽水煮制而成；後者指今山西省解州及運城兩鹽池所産的鹽，系以鹽水經日曬而成。
政府于末鹽産地，設置鹽場，并征百姓為亭戶，戶有鹽丁，專司煮鹽鬻鹽事宜；每年由政府課稅，嚴禁百姓私自煮鬻。
顆鹽則由政府于産地征民戶為“畦夫”，從事制鹽，予以廪給，并免其一家的賦役；所得之利，概歸公庫。
全國鹽務，由鹽鐵司主之，其下有京師榷貨務，以掌首都鹽政。
每路鹽政，則由提舉常平茶鹽公事主之。
解鹽産地，另設提舉制置解鹽司，直屬三司，專主解鹽事。
茶的專賣辦法，是在産茶區的要會之地，設場置吏，總名曰“山場”；人民之以采茶為業者，均隸屬于山場，從事制茶工作，謂之“園戶”。
制成的茶，可以一部充租賦，其餘由政府收買，然後再以高價出賣。
酒則于各州城内，設廠釀酒出賣；縣鎮或鄉村，則許民自釀，而定其歲課。
礬由政府指定制礬者為“镬戶”，一切制成品皆入官市，禁止私售。
香即香料，又稱“香藥”，在指定地區中（如泉州等地），由政府專賣。
此外又有商稅，諸州縣皆置官征收，凡過路商貨，謂之“過稅”，每千錢課二十，如于當地出售，謂之“住稅”，每千錢課三十。
至于國際貿易，宋初曾置“市舶司”于廣州，其後又于杭州、明州（今浙江甯波市）、泉州（今福建晉江市）等地置司，專司與大食及今南洋地區國家的貿易。
兩宋國計，依恃市舶者甚多。
宋末，阿拉伯人蒲壽庚掌市舶司達三十年，于端宗景炎元年（1276）在泉州降元，宋室的軍資船舶因之大感缺乏，遂不能立足于閩土。
北宋時代，曾于鄰近遼夏地區，設置榷場，以便互市。
南宋也曾于盱眙等地，與金互市。
此外又有礦稅，凡金、銀、銅、鐵、鉛、錫等礦，均由政府設置“監冶場務”，監督開采，并加以征課。
以上所說，隻是最重要的幾種賦稅，其他苛雜，尚不在内。
比較起來，北宋的賦斂，較南宋為輕。
南宋時，國土減削一半，但時賦收入，較之北宋時歲入的最高額，猶有超出，可以想見其賦稅之重。
北宋錢币 宋錢以年号為主，每種年号錢有多種形式，按字體有楷、隸、草、篆；按錢文有元寶、通寶和重寶，是中國曆代貨币中品種最多、版别最繁複的錢币。
宋代貨币，可分兩大類：一、硬币，有銅錢、鐵錢、夾錫錢及金銀等。
二、紙币，有交子、錢引、會子、關子等。
硬币以銅錢為主，南宋時，銅錢數目漸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