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章 北宋與外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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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第者立即任官，待遇遠較唐代為優，錄取名額也遠較唐代為多。
唐代進士科歲取不過數十人，宋代雖為三年一試，但錄取多至數百人，其高第者，多仕至公輔。
至于官吏的俸祿，宋初甚薄，真宗以後，逐漸增添，漸至異常優厚，此外更時有額外的恩賞。
又有所謂恩蔭，某人任大官，其子孫甚至異姓親屬及門客，均可獲得官祿，因此官吏愈來愈多。
真宗時，全國的官不過一萬餘員。
到英宗，增至二萬四千員；宗室吏員，也有一萬五千人。
官吏的俸祿既厚，員額又多，自然造成财政上的沉重負擔。
宋室外困于敵國，内困于兵财，逼得它不得不尋求解決之道。
宋室的大舉變法，在神宗時，新法的主持者是當時的宰相王安石。
但在神宗以前，尚有一段醞釀時期。
至遲在仁宗慶曆時，就有人主張革新政治，但因士大夫積習已深，群起反對，轉眼便煙消雲散。
到神宗時，由于神宗本人的決心，加上王安石的學識魄力，才展開大規模的改革。
這裡先說慶曆變政的經過。
慶曆變政的發動者，是當時的大臣範仲淹。
仲淹，蘇州吳縣（今江蘇蘇州市）人，少孤貧，讀書于僧寺，每以天下為己任。
他于真宗時舉進士，仁宗初，任大理寺丞，即曾上書倡言改革，但未為朝廷所采納。
其後西夏叛亂，宋派他主持軍事。
慶曆三年（1043），夏事稍緩。
八月，他受任為參知政事（副相），與韓琦、富弼共同執政。
仁宗屢次催促他們條陳革新政治的意見，仲淹因此提出十項改革原則，那就是有名的“十事疏”。
他所說的十事，歸納起來，可分三項：一是澄清吏治，包括五事，即明黜陟，抑僥幸，精貢舉，擇官長，均公田。
二是強兵富民，包括三事，即厚農桑，修戎備，減徭役。
三是厲行法治，包括二事，即覃恩信，重命令。
他認為欲求攘外，必先安内，安内的辦法，必須從澄清吏治下手。
宋代的吏治，有兩項極不合理的制度，即磨勘與任蔭。
磨勘是一種官吏升遷的辦法，規定文資三年一遷，武資五年一遷，不限内外，不問勞逸，均可循資晉級。
這種辦法的最大弊端，是賢與不肖并進，甚至賢者被排擠以去，不肖者坐至高官。
至于任蔭制度之濫，已在前面說過。
仲淹所說的明黜陟，抑僥幸，便是指這兩種制度而言。
因此他主張嚴訂考績之法，無功不擢；各項恩蔭，也主張大加減損。
精貢舉，主張于各地廣興學校，作育士人；應試者不僅須藝業及格，并須稽考其平日行誼；試進士者以試策論為主，其次始試詩賦。
擇官長，主張先後遴選各路的按察使入手，再以按察使甄别各路的官吏。
均公田，主張對政府頒給州縣的職田，平均分配，使地方官無論大小，均得以厚祿而盡職。
厚農桑，主張由政府幫助農民興利除害，如開河渠，築堤堰等。
修戎備，主張恢複府兵制，先于近畿實施，然後漸及于諸路。
減徭役，主張省并戶口稀少的縣邑，以減省其地人民的徭役。
仁宗對仲淹的建議，甚表采納，卻引起士大夫的絕大反感。
自宋興到仁宗的百年間，士大夫受政府種種優待，變成特權階級，大家都安于現狀，以保持其既得權位。
仲淹的革新計劃，等于完全剝奪他們的特權，自然群起反對，因此仲淹在怨謗叢集的情勢下，倉皇求去。
他于慶曆三年（1043）八月任參知政事，次年六月，即被迫離職，出巡西北邊。
五年（1045）初，罷參知政事，實際在職尚不到一年。
他的改革方案，在他的任内所略能實行的，隻有改善科舉、選擇官吏等一二項。
其餘或甫有端緒，或未及經辦，即告擱置。
到他罷職後，連他在任時所實現的，也一起恢複原狀。
他曾有兩句傳誦至今的名言：“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
”從這兩句話，可以看出他的抱負，可惜當時與他具有同樣抱負的人太少了。
他的不能盡用其才，固然是他個人的不幸，也是宋室的不幸。
（二）王安石變法 仁宗死于嘉祐八年（1063），侄曙繼位，是為英宗。
仁宗在位四十一年，英宗在位四年，在這四十五年間，宋帝國表面像是治世，其實内部的危機日深，财政的拮據，使中央政府簡直無法支持。
雖然仁宗英宗都不失為賢君，但因理财無力，又無大刀闊斧的改革魄力，乃至“雖儉約而民不富，雖憂勤而國不強”。
到神宗時，宋的政治已至非變不可的地步。
神宗的個性，遠較仁宗為強毅，因此他能獨排衆議，任用王安石，對政治作全盤的改革。
宋神宗，佚名繪。
神宗名顼，英宗子，于治平四年（1067）繼位。
他在藩邸時，已對當時種種政治積弊，深感不滿。
他對王安石心儀已久，因此即位後便重用安石，商讨變法。
安石，撫州臨川（今江西撫州臨川區）人。
仁宗時，舉進士上第，曾知鄞縣（今浙江甯波市），屢遷至度支判官。
他不獨以詩文名世，德行政事也莫不為當時人所推服。
他除了讀書論政外，對一切嗜欲都非常淡薄，他曾上萬言書于仁宗，痛陳時政之弊，但未被采納。
英宗時，安石屢辭美官不拜，行誼高于一世。
神宗即位後不久，便以安石知江甯府（今江蘇南京江甯區），既而召為翰林學士。
他與神宗論及政治，以變風俗、立法度為當時的急務，神宗深為契許。
熙甯二年（1069），神宗以安石參知政事，進行變法。
次年，升任平章政事。
他既居相位，推行新法益力，前後五年間，新法次第成立。
新法的要點，可分三項：一是開辟财源，二是實行國民軍事訓練，三是推廣教育。
其理想則是造成一個公私俱贍，兵農合一，教育普及的社會。
至于新法的重要項目，大緻如下： 财政方面：（一）設置“制置三司條例司”，制定全國一年用度的預算，頒布施行，以節省開支。
（二）遣使考察全國的農田、水利和賦稅，另訂管理辦法，以盡地利而增稅收。
（三）青苗法：把諸路救濟貧民用的常平、廣惠等倉的積谷，變錢借給貧困農民，秋收加息二分收回，以免其受豪富的盤剝。
因于每年禾苗方青時施行，故号“青苗錢”。
（四）免役法：以貧富為标準，分百姓為五等，按等輸“免役錢”。
本來沒有差役的“單丁”、“女戶”、“官戶”等人家，則出“助役錢”。
政府即以此錢募役，不再簽差，使百姓免去徭役的痛苦。
（五）均輸法：舊制各路上供之物，均有定數，年豐不能超過，年歉不敢減少。
至此政府以錢交發運使，令其在江浙荊淮地區，調查當地出産，對中央所需要的物品，便宜蓄買。
上供之物，不是中央所需用的，發運使可用之經營商業，轉運有無，以抑制商賈，救濟生産者及消費者。
（六）市易法：設置“市易務”于京師，凡貨物可買而滞銷的，由政府平價收購，或易以官物。
其後諸州皆設市易務。
又聽任人民以田地或金帛為抵押，向縣官貸款，取息十分之二。
（七）方田均稅法：令縣官于每年九月遣吏丈量田地，按土質的高下而定賦稅，以革除豪強隐稅的積弊，平均百姓的負擔。
王安石，佚名繪。
軍政方面：（一）整頓軍隊，禁軍之不勝任者，降為廂軍（地方軍）；不任廂軍的，則取消兵籍。
（二）保甲法：為逐漸實行征兵制而設。
以十家為保，公選一人為保長；五十家為大保，有大保長；十大保為一都保，有都保正及都保副，也都是公推的。
百姓家有二丁的，以其一為保丁，每日練武習戰，兼備盜賊。
自熙甯二年（1069）起，八年之間，得民兵七百餘萬。
（三）保馬法：命人民畜養官馬，政府以馬一匹或二匹交百姓飼養，或給錢令其自行買馬，用以逐盜驅寇。
每年由政府派人閱視一次，死病者均須由人民補償。
（四）改良武器，置軍器監于各地，設官領之，以制造武器，供其附近數州之用；并募良工為匠，務求精利。
教育方面：（一）更貢舉法：宋代科舉有進士、明經兩科，至此發明經科，進士科免試詩賦，專試經義策論，以通經有文采者為合格。
并頒安石所著的《三經新義》（“三經”指《詩》、《書》、《周禮》）于學官，以為經義考試的标準。
又設明法科，試律令及刑統大義，以待不能業進士者。
（二）太學三舍法：神宗以前，太學生僅三百人，有名無實，至此立三舍法，學生仍限官宦子弟。
新生入外舍，名額七百人；外舍升内舍，額二百人；内舍升上舍，以一百人為限。
各舍除月考外，年有總考。
凡上舍生成績列上等者，由政府授以官職；中等也可獲得進士及第的同等資格。
三舍法的主要目的，是逐漸以學校代替貢學。
安石的新法，大都切中時弊，亟應實行。
但他推行新法的手段，則頗有失策之處。
他具有濃厚的法家氣質，例如财政方面，他着重開源，這與當時受儒家思想影響着重節流的士大夫，觀點大不相同。
他本人的個性又極執拗，無法接納不同的意見，凡是反對新法的，都被他目為不讀書的俗流。
當時反對新法的士大夫有司馬光、韓琦、富弼等，他們的思想雖然比較保守，但大都負有時譽，朝野目為君子。
他們有的是安石的好友，有的本來也贊成變法，但因安石的狷急少容，都不願與之合作。
這使安石的信譽，大受影響，新法的推行，也因之遭遇許多困難。
反對新法的人，事實上對政治問題，并無若何卓見，他們的攻擊安石，大都基于意氣，對人而非對事。
他們反對新法最主要的理由，是新法擾民，祖宗之法不可廢，卻沒有其他改革政治的辦法。
較有時望的士大夫既不與安石合作，因此安石不得不起用新進。
但他過分着重法制而忽略人事，他似乎隻求新法的推行，而不注意這批新進者的品格，結果為群小如呂惠卿之流所包圍，因而益失社會的同情，終緻不得不引身而退。
安石于熙甯二年（1069）二月任副相，次年任正相，至七年（1074）四月罷政。
次年二月複相，因與呂惠卿交惡，惠卿讦其過，于九年（1076）十月又罷，前後為相将近七年。
他去職後，寄居江甯，過着樸素的平民生活。
他個人在政治上雖然失敗，但無可否認的，他對政治自有一套高遠的理想。
他的倡行新法，目的絕不是隻在應付現實，或是為個人建立功名。
他任事的勇敢，操守的廉潔和學識的淵博，都是難得的。
安石罷政後，新法依然通行，其結果除了中央政府的收入較前充裕外，并沒有其他顯著的功效，這自然與安石以後推行新法的人有關。
最不幸的，是因新法而引起朝廷的朋黨之争，反對新法的士大夫，聯合一緻，形成所謂“舊黨”，與以安石為首的“新黨”相抗衡。
神宗以後，雙方鬥争益烈，而國事也益不可為。
（三）新法與黨争 宋代的政治，是純粹的士大夫政治。
士大夫的榮譽既高，責任感也随之加重，他們之中，有些抱着經國濟世的大志，如範仲淹、王安石等。
次焉者也好論列時政，以博取高名。
由于論政風氣的盛行，朝臣往往為某一件事争辯不休，他們又各自尋求志同道合的人，以為聲援。
因此漸分派系，造成朋黨的對峙。
他們的争辯
唐代進士科歲取不過數十人，宋代雖為三年一試，但錄取多至數百人，其高第者，多仕至公輔。
至于官吏的俸祿，宋初甚薄，真宗以後，逐漸增添，漸至異常優厚，此外更時有額外的恩賞。
又有所謂恩蔭，某人任大官，其子孫甚至異姓親屬及門客，均可獲得官祿，因此官吏愈來愈多。
真宗時，全國的官不過一萬餘員。
到英宗，增至二萬四千員；宗室吏員，也有一萬五千人。
官吏的俸祿既厚，員額又多，自然造成财政上的沉重負擔。
宋室外困于敵國，内困于兵财，逼得它不得不尋求解決之道。
宋室的大舉變法，在神宗時，新法的主持者是當時的宰相王安石。
但在神宗以前，尚有一段醞釀時期。
至遲在仁宗慶曆時，就有人主張革新政治，但因士大夫積習已深，群起反對，轉眼便煙消雲散。
到神宗時，由于神宗本人的決心，加上王安石的學識魄力，才展開大規模的改革。
這裡先說慶曆變政的經過。
慶曆變政的發動者，是當時的大臣範仲淹。
仲淹，蘇州吳縣（今江蘇蘇州市）人，少孤貧，讀書于僧寺，每以天下為己任。
他于真宗時舉進士，仁宗初，任大理寺丞，即曾上書倡言改革，但未為朝廷所采納。
其後西夏叛亂，宋派他主持軍事。
慶曆三年（1043），夏事稍緩。
八月，他受任為參知政事（副相），與韓琦、富弼共同執政。
仁宗屢次催促他們條陳革新政治的意見，仲淹因此提出十項改革原則，那就是有名的“十事疏”。
他所說的十事，歸納起來，可分三項：一是澄清吏治，包括五事，即明黜陟，抑僥幸，精貢舉，擇官長，均公田。
二是強兵富民，包括三事，即厚農桑，修戎備，減徭役。
三是厲行法治，包括二事，即覃恩信，重命令。
他認為欲求攘外，必先安内，安内的辦法，必須從澄清吏治下手。
宋代的吏治，有兩項極不合理的制度，即磨勘與任蔭。
磨勘是一種官吏升遷的辦法，規定文資三年一遷，武資五年一遷，不限内外，不問勞逸，均可循資晉級。
這種辦法的最大弊端，是賢與不肖并進，甚至賢者被排擠以去，不肖者坐至高官。
至于任蔭制度之濫，已在前面說過。
仲淹所說的明黜陟，抑僥幸，便是指這兩種制度而言。
因此他主張嚴訂考績之法，無功不擢；各項恩蔭，也主張大加減損。
精貢舉，主張于各地廣興學校，作育士人；應試者不僅須藝業及格，并須稽考其平日行誼；試進士者以試策論為主，其次始試詩賦。
擇官長，主張先後遴選各路的按察使入手，再以按察使甄别各路的官吏。
均公田，主張對政府頒給州縣的職田，平均分配，使地方官無論大小，均得以厚祿而盡職。
厚農桑，主張由政府幫助農民興利除害，如開河渠，築堤堰等。
修戎備，主張恢複府兵制，先于近畿實施，然後漸及于諸路。
減徭役，主張省并戶口稀少的縣邑，以減省其地人民的徭役。
仁宗對仲淹的建議，甚表采納，卻引起士大夫的絕大反感。
自宋興到仁宗的百年間，士大夫受政府種種優待，變成特權階級，大家都安于現狀，以保持其既得權位。
仲淹的革新計劃，等于完全剝奪他們的特權，自然群起反對，因此仲淹在怨謗叢集的情勢下，倉皇求去。
他于慶曆三年（1043）八月任參知政事，次年六月，即被迫離職，出巡西北邊。
五年（1045）初，罷參知政事，實際在職尚不到一年。
他的改革方案，在他的任内所略能實行的，隻有改善科舉、選擇官吏等一二項。
其餘或甫有端緒，或未及經辦，即告擱置。
到他罷職後，連他在任時所實現的，也一起恢複原狀。
他曾有兩句傳誦至今的名言：“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
”從這兩句話，可以看出他的抱負，可惜當時與他具有同樣抱負的人太少了。
他的不能盡用其才，固然是他個人的不幸，也是宋室的不幸。
（二）王安石變法 仁宗死于嘉祐八年（1063），侄曙繼位，是為英宗。
仁宗在位四十一年，英宗在位四年，在這四十五年間，宋帝國表面像是治世，其實内部的危機日深，财政的拮據，使中央政府簡直無法支持。
雖然仁宗英宗都不失為賢君，但因理财無力，又無大刀闊斧的改革魄力，乃至“雖儉約而民不富，雖憂勤而國不強”。
到神宗時，宋的政治已至非變不可的地步。
神宗的個性，遠較仁宗為強毅，因此他能獨排衆議，任用王安石，對政治作全盤的改革。
宋神宗，佚名繪。
神宗名顼，英宗子，于治平四年（1067）繼位。
他在藩邸時，已對當時種種政治積弊，深感不滿。
他對王安石心儀已久，因此即位後便重用安石，商讨變法。
安石，撫州臨川（今江西撫州臨川區）人。
仁宗時，舉進士上第，曾知鄞縣（今浙江甯波市），屢遷至度支判官。
他不獨以詩文名世，德行政事也莫不為當時人所推服。
他除了讀書論政外，對一切嗜欲都非常淡薄，他曾上萬言書于仁宗，痛陳時政之弊，但未被采納。
英宗時，安石屢辭美官不拜，行誼高于一世。
神宗即位後不久，便以安石知江甯府（今江蘇南京江甯區），既而召為翰林學士。
他與神宗論及政治，以變風俗、立法度為當時的急務，神宗深為契許。
熙甯二年（1069），神宗以安石參知政事，進行變法。
次年，升任平章政事。
他既居相位，推行新法益力，前後五年間，新法次第成立。
新法的要點，可分三項：一是開辟财源，二是實行國民軍事訓練，三是推廣教育。
其理想則是造成一個公私俱贍，兵農合一，教育普及的社會。
至于新法的重要項目，大緻如下： 财政方面：（一）設置“制置三司條例司”，制定全國一年用度的預算，頒布施行，以節省開支。
（二）遣使考察全國的農田、水利和賦稅，另訂管理辦法，以盡地利而增稅收。
（三）青苗法：把諸路救濟貧民用的常平、廣惠等倉的積谷，變錢借給貧困農民，秋收加息二分收回，以免其受豪富的盤剝。
因于每年禾苗方青時施行，故号“青苗錢”。
（四）免役法：以貧富為标準，分百姓為五等，按等輸“免役錢”。
本來沒有差役的“單丁”、“女戶”、“官戶”等人家，則出“助役錢”。
政府即以此錢募役，不再簽差，使百姓免去徭役的痛苦。
（五）均輸法：舊制各路上供之物，均有定數，年豐不能超過，年歉不敢減少。
至此政府以錢交發運使，令其在江浙荊淮地區，調查當地出産，對中央所需要的物品，便宜蓄買。
上供之物，不是中央所需用的，發運使可用之經營商業，轉運有無，以抑制商賈，救濟生産者及消費者。
（六）市易法：設置“市易務”于京師，凡貨物可買而滞銷的，由政府平價收購，或易以官物。
其後諸州皆設市易務。
又聽任人民以田地或金帛為抵押，向縣官貸款，取息十分之二。
（七）方田均稅法：令縣官于每年九月遣吏丈量田地，按土質的高下而定賦稅，以革除豪強隐稅的積弊，平均百姓的負擔。
王安石，佚名繪。
軍政方面：（一）整頓軍隊，禁軍之不勝任者，降為廂軍（地方軍）；不任廂軍的，則取消兵籍。
（二）保甲法：為逐漸實行征兵制而設。
以十家為保，公選一人為保長；五十家為大保，有大保長；十大保為一都保，有都保正及都保副，也都是公推的。
百姓家有二丁的，以其一為保丁，每日練武習戰，兼備盜賊。
自熙甯二年（1069）起，八年之間，得民兵七百餘萬。
（三）保馬法：命人民畜養官馬，政府以馬一匹或二匹交百姓飼養，或給錢令其自行買馬，用以逐盜驅寇。
每年由政府派人閱視一次，死病者均須由人民補償。
（四）改良武器，置軍器監于各地，設官領之，以制造武器，供其附近數州之用；并募良工為匠，務求精利。
教育方面：（一）更貢舉法：宋代科舉有進士、明經兩科，至此發明經科，進士科免試詩賦，專試經義策論，以通經有文采者為合格。
并頒安石所著的《三經新義》（“三經”指《詩》、《書》、《周禮》）于學官，以為經義考試的标準。
又設明法科，試律令及刑統大義，以待不能業進士者。
（二）太學三舍法：神宗以前，太學生僅三百人，有名無實，至此立三舍法，學生仍限官宦子弟。
新生入外舍，名額七百人；外舍升内舍，額二百人；内舍升上舍，以一百人為限。
各舍除月考外，年有總考。
凡上舍生成績列上等者，由政府授以官職；中等也可獲得進士及第的同等資格。
三舍法的主要目的，是逐漸以學校代替貢學。
安石的新法，大都切中時弊，亟應實行。
但他推行新法的手段，則頗有失策之處。
他具有濃厚的法家氣質，例如财政方面，他着重開源，這與當時受儒家思想影響着重節流的士大夫，觀點大不相同。
他本人的個性又極執拗，無法接納不同的意見，凡是反對新法的，都被他目為不讀書的俗流。
當時反對新法的士大夫有司馬光、韓琦、富弼等，他們的思想雖然比較保守，但大都負有時譽，朝野目為君子。
他們有的是安石的好友，有的本來也贊成變法，但因安石的狷急少容，都不願與之合作。
這使安石的信譽，大受影響，新法的推行，也因之遭遇許多困難。
反對新法的人，事實上對政治問題，并無若何卓見，他們的攻擊安石，大都基于意氣，對人而非對事。
他們反對新法最主要的理由，是新法擾民，祖宗之法不可廢，卻沒有其他改革政治的辦法。
較有時望的士大夫既不與安石合作，因此安石不得不起用新進。
但他過分着重法制而忽略人事，他似乎隻求新法的推行，而不注意這批新進者的品格，結果為群小如呂惠卿之流所包圍，因而益失社會的同情，終緻不得不引身而退。
安石于熙甯二年（1069）二月任副相，次年任正相，至七年（1074）四月罷政。
次年二月複相，因與呂惠卿交惡，惠卿讦其過，于九年（1076）十月又罷，前後為相将近七年。
他去職後，寄居江甯，過着樸素的平民生活。
他個人在政治上雖然失敗，但無可否認的，他對政治自有一套高遠的理想。
他的倡行新法，目的絕不是隻在應付現實，或是為個人建立功名。
他任事的勇敢，操守的廉潔和學識的淵博，都是難得的。
安石罷政後，新法依然通行，其結果除了中央政府的收入較前充裕外，并沒有其他顯著的功效，這自然與安石以後推行新法的人有關。
最不幸的，是因新法而引起朝廷的朋黨之争，反對新法的士大夫，聯合一緻，形成所謂“舊黨”，與以安石為首的“新黨”相抗衡。
神宗以後，雙方鬥争益烈，而國事也益不可為。
（三）新法與黨争 宋代的政治，是純粹的士大夫政治。
士大夫的榮譽既高，責任感也随之加重，他們之中，有些抱着經國濟世的大志，如範仲淹、王安石等。
次焉者也好論列時政，以博取高名。
由于論政風氣的盛行，朝臣往往為某一件事争辯不休，他們又各自尋求志同道合的人，以為聲援。
因此漸分派系，造成朋黨的對峙。
他們的争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