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八章 唐代的宗教與學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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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周書》也殘缺不全。
除了修撰前代曆史，唐室并有自身的記述，如《起居注》、《實錄》一類的著作。
唐初，溫大雅撰《創業起居注》三卷，述高祖自起義至代隋一段時間的史實，甚有價值。
唐初的曆史紀錄，因太宗加以竄改，若幹事實頗有隐諱之處，《創業起居注》雖不知是否也被竄改，但它仍保留若幹事實的真相。
例如高祖起義，史書多謂系太宗敦促而成，惟有《創業起居注》說是高祖本人的意思。
貞觀時，許敬宗與敬播合撰《高祖太宗實錄》，自創業至貞觀十四年（640）。
其後敬播又撰《太宗實錄》二十卷，記貞觀後期史事。
播在當時有良史之目，但事實上《高祖太宗實錄》，對“玄武門之變”仍不敢據事直書，于太宗曲加回護。
後世撰修唐史，因根據實錄，緻使此一事變的真相，隐埋達千數百年，直到近代才被發現。
太宗以後各朝，均有實錄，可惜唐代曆朝實錄，因經安史、黃巢兩次大亂，益以北宋的“靖康之難”，而緻散失殆盡，惟有《創業起居注》流傳至今。
實錄為編年體，至于紀傳體的國史，亦代有修撰。
到肅宗時的韋述，勒成一書，共一百一十三卷。
其後唐室曾二修國史，仍以韋述的《國史》為藍本，但《國史》亦以戰亂關系，而告失傳。
有關典章制度的紀錄，最著名的有玄宗時官修的《唐六典》，杜佑的《通典》，蘇冕的《唐會要》，楊紹複的《續會要》等。
唐時，門第仍為社會所重視，因此“譜學”甚盛。
這方面的重要著作有：路敬淳的《著姓略記》，太宗命學者所撰的《氏族志》，柳沖、魏知古等的《姓族錄》，韋述的《開元譜》等。
關于史學方法的著作，則有劉知幾的《史通》，其書凡四十九篇，評論史學典籍，商讨史體及史法，見解精辟，議論中肯，實為空前的創作。
此外唐代為前史作注的風氣也很盛，其書流傳至今的，有司馬貞的《史記索隐》，張守節的《史記正義》，顔師古的《漢書注》，章懷太子（名賢，高宗子）的《後漢書注》等，對古代典籍，均有輯錄之功。
地理學方面，地圖至遲起源于戰國，地志則至遲起源于西漢。
但古代地圖大都粗具形式，直到西晉初期的裴秀，定立六種體例，而後制圖始漸趨精審。
裴秀的觀點與今日的制圖方法，在原則上已大體一緻。
［參看《晉書》卷三五《裴秀傳》］漢成帝時，朱贛著《風俗記》，條錄各地風俗，已具地志的雛形。
東漢時，班固作《漢書·地理志》，對州國郡縣的山川風習、區域戶口，都有詳細的叙述，至此始有比較完備的地志。
至于漢時四裔諸國的地理狀況，除《史記》、《漢書》等史書附帶述及外，尚無專著。
魏晉南北朝時，地理的著作漸多，如西晉周處的《風土記》，東晉僧慧遠的《廬山記略》，北魏郦道元的《水經注》等，是其著者。
有關外國的地志行記，則有三國時康泰的《扶南記》，東晉僧法顯的《佛國記》和僧道安的《西域志》等。
隋時，政府曾編制《諸州圖經集》和《隋區域圖》，此外裴矩曾作《西域圖記》，地圖之外，均附說明。
地圖與地志合流的新體例，自此創始。
唐時因版圖擴張，佛教流行，地理學大為發達。
當時的定制，州府三年一造地圖；域外國家，則由鴻胪寺派官詢問各國使臣僑民，記錄其山川風俗，然後制圖奏上。
高宗時，許敬宗撰《西域圖志》，詳載風俗物産，凡六十卷。
德宗時宰相賈耽，尤精地學，所繪的地圖甚多，但多失傳。
他所制的《海内華夷圖》，廣三丈，長三丈三尺，率以一寸折成百裡。
他又作《古今郡國縣道四夷述》，亦已亡佚，但從其他史籍，尚可窺見其書的一部分内容，至今仍是有關唐代對外交通的珍貴資料。
［見《新唐書》卷四三下《地理志》］此外，憲宗時李吉甫曾撰《元和郡縣圖志》四十卷，圖已佚失，但志至今猶存。
四、文學與藝術 （一）骈文與古文 魏晉時代的文學，在文章方面，因受漢賦的影響，漸有骈俪的體裁出現。
這種文體，至南北朝時趨于極盛。
當時的文章，無論抒情記事，甚至議論，大都以骈俪出之。
所謂骈文，其特征約有三點：一是文中每一前句與其後句的字數，必須整齊劃一，不可參差。
二是前後句的内容，須有對仗，形成聯語。
三是前後句的聲韻，必須協調。
骈文的聲韻，最初并無一定的規律，雖然若幹作品，聲韻協調，但隻是自然而然，并無固定的格式。
直到齊梁時代的沈約等人，标明四聲（平、上、去、入），而後作者始有規矩可循。
所以四聲的定立，在當時确是一大發現，這件事不但掀起中國音韻學史上的巨變，也為中國的文學開拓了廣大的領域。
魏晉南北朝時代以骈俪體寫成的文章，主要有賦、論及箋牍等類。
魏晉的重要賦家，有王粲、曹植、左思、陸機等。
他們的作品，大都清麗流暢，繁簡适中，可以王粲的《登樓賦》、曹植的《洛神賦》為代表。
但其中仍不乏長篇巨制，如左思的《三都賦》，曾構思十年始成，其雄渾闳博，可以上追兩漢。
而陸機的《文賦》，論列修辭布局之法，尤為後世所重視。
到南北朝，漢魏的大賦不再出現，代之而起的，為一種輕松簡短的小賦，如宋鮑照的《蕪城賦》，謝惠連的《雪賦》，謝莊的《月賦》，梁江淹的《恨賦》、《别賦》，庾信的《小園賦》、《春賦》等，大都文筆輕倩，為前世所未見。
論則以魏晉為最盛，如曹丕的《典論》，嵇康的《養生論》，幹寶的《晉紀總論》，劉孝标的《廣絕交論》，都是千古名作。
至于箋牍一類的小品文，則以南朝人最為擅長。
這類文字，通常不過百字至數百字，但流利俊逸，妍雅自然，梁代的吳均、庾信和陳代的徐陵，都是作這類小品文的能手。
庾、徐二人的作品，可以說集骈文的大成，當時有“徐庾體”之稱。
他們的文筆，雖仍側重輕倩，但能自創新意，不同流俗，用典屬對，尤奇妙自然；而骈文中四六句屬對的形式，也自他們所倡導。
南北朝時代，開始有文和筆的劃分，文是指抒情寫景的美文，筆是指立論述事的散文。
梁昭明太子蕭統（武帝子），曾根據這種觀點，專輯古代美文，成《文選》三十卷。
這部書為後世研習美文的人，奉為寶典。
此外，梁代劉勰的《文心雕龍》，是中國最早的文學史和文學批評作品，以文筆論，也是骈文中的傑出著作。
北朝的文學，遠不如南朝為盛。
北魏自孝文帝勵行漢化後，才崇尚文學。
南方的文風，漸漸流播到北方。
到北齊，文士多取法于江左，當時的文章名家如邢邵、魏收，都經常模拟南士的作品。
［參看《北齊書》卷三七《魏收傳》］北朝末年，绮靡的骈俪文辭，籠罩着整個北方文壇。
西魏雖有蘇綽等模仿《尚書》文體，提倡複古，但終無法抗拒來自南方的洪流。
就政治而言，是北朝征服南朝；就文學而言，卻是南朝征服北朝。
隋代的文學，仍然承襲骈俪的風習，并無特殊的風格，知名的文人也不多，薛道衡是其中最有成就的一位。
唐代的文章，大體可分為三期：［參看《新唐書》卷二〇一《文藝傳序》］第一期由高祖至睿宗（618～712）。
這段時間内，仍以骈文為最流行，可以“四傑”的作品為代表。
四傑指王勃、楊炯、盧照鄰、駱賓王，他們的骈文，大都措詞绮麗，對仗工整，平仄協調，并多用四六句法。
其缺點則是過于堆砌雕琢，有時且不易索解。
四人的作品，以王勃的《滕王閣序》和駱賓王的《讨武曌檄》，最為後世所傳誦。
第二期由玄宗至德宗（713～804），可以說是由骈文轉至古文的過渡時期。
此期的作品以制诰文為代表，作家最負盛名的，首推玄宗時的張說、蘇。
二人均以名相而擅文章，所作雄渾凝重，雖骈俪的形式未除，但風格大為改變，當時号為“燕許大手筆”（張說曾受封為燕國公，蘇曾為許國公）。
此外，德宗時的陸贽，也擅長制诰。
德宗在奉天（今陝西乾縣）時，所頒诏敕，多出于贽手，皆曲盡情理，誠摯動人。
據說當時的武夫悍卒，讀之無不流淚。
此外他的奏議，剀切詳明，一掃前代浮靡的積習。
第三期由順宗至唐亡（805～907）。
順、憲二宗以後，古文興起，以韓愈、柳宗元為代表。
所謂古文，乃是效法古代經典以及秦漢時代文章的體制，也就是非骈偶的散文。
唐代古文的提倡，并不始自韓柳，唐太宗時的姚思廉，武後時的陳子昂，玄宗時的元結，代宗德宗時的獨孤及、梁肅等，都曾力主複古。
直到韓柳，這種複古運動日益興盛，才為古文派奠定了基礎。
韓柳的古文，實際是一種新的創作，他們以純文學的情趣，納入短篇的散文中，與古代的學術著述和朝廷文字，在精神上大有不同。
同時他們于短篇散文中，又自創許多新體，如贈序、雜記、雜說等，内容則純憑作者的興會，恣意發揮。
他們的這種創作，為中國的文學開辟一個新園地。
此外他們又主“文本于道”之說，但從他們的作品，并看不出其中有什麼高深的道。
［參看錢穆《雜論唐代古文運動》（載《新亞學報》三卷一期）］韓柳以外，如張籍、白居易以及韓的門人李翺、皇甫湜等，都以古文相尚，一時蔚成風氣。
韓柳的古文運動，隻是一種開風氣的舉動，實際并未能取代骈文的地位，骈文依然盛行不廢。
李德裕與武宣時代的大詩人李商隐、溫庭筠，都是骈文的名家。
而當時政府的文告和朝臣的章奏，仍多半采用骈體。
唐末骈文益盛，專以典麗華豔為尚，格調益卑，其風至五代而不衰。
古文的真正大盛，是北宋時代的事了。
（二）詩與詞 東漢末年，北方的詩風大盛，名家輩出，而以曹操及其子曹丕、曹植為領袖。
這時五言詩已至成熟階段，他們所吟詠的方面，較前大增。
其作品氣味深厚，猶有古意，後世稱之為“建安體”。
建安詩大都為五言，四言、七言者甚少。
魏晉時代的詩，也以五言為主，其風格也與建安詩相近。
魏和西晉的著名詩人，有阮籍、左思、陸機、潘嶽等。
東晉一代，并無偉大的詩人出現。
當時清談盛行，風氣所被，因而有所謂“清談詩”。
其内容或談老莊，或談佛理，讀之令人乏味，如孫綽、許詢等人，都好作這類詩。
直到晉宋之交的陶淵明，詩風才為之一振。
他的詩以描寫田園景色見長，饒有風緻。
陶淵明以後，風景詩大為盛行，繼起的詩家如宋
此外，《周書》也殘缺不全。
除了修撰前代曆史，唐室并有自身的記述，如《起居注》、《實錄》一類的著作。
唐初，溫大雅撰《創業起居注》三卷，述高祖自起義至代隋一段時間的史實，甚有價值。
唐初的曆史紀錄，因太宗加以竄改，若幹事實頗有隐諱之處，《創業起居注》雖不知是否也被竄改，但它仍保留若幹事實的真相。
例如高祖起義，史書多謂系太宗敦促而成，惟有《創業起居注》說是高祖本人的意思。
貞觀時，許敬宗與敬播合撰《高祖太宗實錄》，自創業至貞觀十四年（640）。
其後敬播又撰《太宗實錄》二十卷，記貞觀後期史事。
播在當時有良史之目，但事實上《高祖太宗實錄》，對“玄武門之變”仍不敢據事直書，于太宗曲加回護。
後世撰修唐史，因根據實錄，緻使此一事變的真相，隐埋達千數百年，直到近代才被發現。
太宗以後各朝，均有實錄，可惜唐代曆朝實錄，因經安史、黃巢兩次大亂，益以北宋的“靖康之難”，而緻散失殆盡，惟有《創業起居注》流傳至今。
實錄為編年體，至于紀傳體的國史，亦代有修撰。
到肅宗時的韋述，勒成一書，共一百一十三卷。
其後唐室曾二修國史，仍以韋述的《國史》為藍本，但《國史》亦以戰亂關系，而告失傳。
有關典章制度的紀錄，最著名的有玄宗時官修的《唐六典》，杜佑的《通典》，蘇冕的《唐會要》，楊紹複的《續會要》等。
唐時，門第仍為社會所重視，因此“譜學”甚盛。
這方面的重要著作有：路敬淳的《著姓略記》，太宗命學者所撰的《氏族志》，柳沖、魏知古等的《姓族錄》，韋述的《開元譜》等。
關于史學方法的著作，則有劉知幾的《史通》，其書凡四十九篇，評論史學典籍，商讨史體及史法，見解精辟，議論中肯，實為空前的創作。
此外唐代為前史作注的風氣也很盛，其書流傳至今的，有司馬貞的《史記索隐》，張守節的《史記正義》，顔師古的《漢書注》，章懷太子（名賢，高宗子）的《後漢書注》等，對古代典籍，均有輯錄之功。
地理學方面，地圖至遲起源于戰國，地志則至遲起源于西漢。
但古代地圖大都粗具形式，直到西晉初期的裴秀，定立六種體例，而後制圖始漸趨精審。
裴秀的觀點與今日的制圖方法，在原則上已大體一緻。
［參看《晉書》卷三五《裴秀傳》］漢成帝時，朱贛著《風俗記》，條錄各地風俗，已具地志的雛形。
東漢時，班固作《漢書·地理志》，對州國郡縣的山川風習、區域戶口，都有詳細的叙述，至此始有比較完備的地志。
至于漢時四裔諸國的地理狀況，除《史記》、《漢書》等史書附帶述及外，尚無專著。
魏晉南北朝時，地理的著作漸多，如西晉周處的《風土記》，東晉僧慧遠的《廬山記略》，北魏郦道元的《水經注》等，是其著者。
有關外國的地志行記，則有三國時康泰的《扶南記》，東晉僧法顯的《佛國記》和僧道安的《西域志》等。
隋時，政府曾編制《諸州圖經集》和《隋區域圖》，此外裴矩曾作《西域圖記》，地圖之外，均附說明。
地圖與地志合流的新體例，自此創始。
唐時因版圖擴張，佛教流行，地理學大為發達。
當時的定制，州府三年一造地圖；域外國家，則由鴻胪寺派官詢問各國使臣僑民，記錄其山川風俗，然後制圖奏上。
高宗時，許敬宗撰《西域圖志》，詳載風俗物産，凡六十卷。
德宗時宰相賈耽，尤精地學，所繪的地圖甚多，但多失傳。
他所制的《海内華夷圖》，廣三丈，長三丈三尺，率以一寸折成百裡。
他又作《古今郡國縣道四夷述》，亦已亡佚，但從其他史籍，尚可窺見其書的一部分内容，至今仍是有關唐代對外交通的珍貴資料。
［見《新唐書》卷四三下《地理志》］此外，憲宗時李吉甫曾撰《元和郡縣圖志》四十卷，圖已佚失，但志至今猶存。
四、文學與藝術 （一）骈文與古文 魏晉時代的文學，在文章方面，因受漢賦的影響，漸有骈俪的體裁出現。
這種文體，至南北朝時趨于極盛。
當時的文章，無論抒情記事，甚至議論，大都以骈俪出之。
所謂骈文，其特征約有三點：一是文中每一前句與其後句的字數，必須整齊劃一，不可參差。
二是前後句的内容，須有對仗，形成聯語。
三是前後句的聲韻，必須協調。
骈文的聲韻，最初并無一定的規律，雖然若幹作品，聲韻協調，但隻是自然而然，并無固定的格式。
直到齊梁時代的沈約等人，标明四聲（平、上、去、入），而後作者始有規矩可循。
所以四聲的定立，在當時确是一大發現，這件事不但掀起中國音韻學史上的巨變，也為中國的文學開拓了廣大的領域。
魏晉南北朝時代以骈俪體寫成的文章，主要有賦、論及箋牍等類。
魏晉的重要賦家，有王粲、曹植、左思、陸機等。
他們的作品，大都清麗流暢，繁簡适中，可以王粲的《登樓賦》、曹植的《洛神賦》為代表。
但其中仍不乏長篇巨制，如左思的《三都賦》，曾構思十年始成，其雄渾闳博，可以上追兩漢。
而陸機的《文賦》，論列修辭布局之法，尤為後世所重視。
到南北朝，漢魏的大賦不再出現，代之而起的，為一種輕松簡短的小賦，如宋鮑照的《蕪城賦》，謝惠連的《雪賦》，謝莊的《月賦》，梁江淹的《恨賦》、《别賦》，庾信的《小園賦》、《春賦》等，大都文筆輕倩，為前世所未見。
論則以魏晉為最盛，如曹丕的《典論》，嵇康的《養生論》，幹寶的《晉紀總論》，劉孝标的《廣絕交論》，都是千古名作。
至于箋牍一類的小品文，則以南朝人最為擅長。
這類文字，通常不過百字至數百字，但流利俊逸，妍雅自然，梁代的吳均、庾信和陳代的徐陵，都是作這類小品文的能手。
庾、徐二人的作品，可以說集骈文的大成，當時有“徐庾體”之稱。
他們的文筆，雖仍側重輕倩，但能自創新意，不同流俗，用典屬對，尤奇妙自然；而骈文中四六句屬對的形式，也自他們所倡導。
南北朝時代，開始有文和筆的劃分，文是指抒情寫景的美文，筆是指立論述事的散文。
梁昭明太子蕭統（武帝子），曾根據這種觀點，專輯古代美文，成《文選》三十卷。
這部書為後世研習美文的人，奉為寶典。
此外，梁代劉勰的《文心雕龍》，是中國最早的文學史和文學批評作品，以文筆論，也是骈文中的傑出著作。
北朝的文學，遠不如南朝為盛。
北魏自孝文帝勵行漢化後，才崇尚文學。
南方的文風，漸漸流播到北方。
到北齊，文士多取法于江左，當時的文章名家如邢邵、魏收，都經常模拟南士的作品。
［參看《北齊書》卷三七《魏收傳》］北朝末年，绮靡的骈俪文辭，籠罩着整個北方文壇。
西魏雖有蘇綽等模仿《尚書》文體，提倡複古，但終無法抗拒來自南方的洪流。
就政治而言，是北朝征服南朝；就文學而言，卻是南朝征服北朝。
隋代的文學，仍然承襲骈俪的風習，并無特殊的風格，知名的文人也不多，薛道衡是其中最有成就的一位。
唐代的文章，大體可分為三期：［參看《新唐書》卷二〇一《文藝傳序》］第一期由高祖至睿宗（618～712）。
這段時間内，仍以骈文為最流行，可以“四傑”的作品為代表。
四傑指王勃、楊炯、盧照鄰、駱賓王，他們的骈文，大都措詞绮麗，對仗工整，平仄協調，并多用四六句法。
其缺點則是過于堆砌雕琢，有時且不易索解。
四人的作品，以王勃的《滕王閣序》和駱賓王的《讨武曌檄》，最為後世所傳誦。
第二期由玄宗至德宗（713～804），可以說是由骈文轉至古文的過渡時期。
此期的作品以制诰文為代表，作家最負盛名的，首推玄宗時的張說、蘇。
二人均以名相而擅文章，所作雄渾凝重，雖骈俪的形式未除，但風格大為改變，當時号為“燕許大手筆”（張說曾受封為燕國公，蘇曾為許國公）。
此外，德宗時的陸贽，也擅長制诰。
德宗在奉天（今陝西乾縣）時，所頒诏敕，多出于贽手，皆曲盡情理，誠摯動人。
據說當時的武夫悍卒，讀之無不流淚。
此外他的奏議，剀切詳明，一掃前代浮靡的積習。
第三期由順宗至唐亡（805～907）。
順、憲二宗以後，古文興起，以韓愈、柳宗元為代表。
所謂古文，乃是效法古代經典以及秦漢時代文章的體制，也就是非骈偶的散文。
唐代古文的提倡，并不始自韓柳，唐太宗時的姚思廉，武後時的陳子昂，玄宗時的元結，代宗德宗時的獨孤及、梁肅等，都曾力主複古。
直到韓柳，這種複古運動日益興盛，才為古文派奠定了基礎。
韓柳的古文，實際是一種新的創作，他們以純文學的情趣，納入短篇的散文中，與古代的學術著述和朝廷文字，在精神上大有不同。
同時他們于短篇散文中，又自創許多新體，如贈序、雜記、雜說等，内容則純憑作者的興會，恣意發揮。
他們的這種創作，為中國的文學開辟一個新園地。
此外他們又主“文本于道”之說，但從他們的作品，并看不出其中有什麼高深的道。
［參看錢穆《雜論唐代古文運動》（載《新亞學報》三卷一期）］韓柳以外，如張籍、白居易以及韓的門人李翺、皇甫湜等，都以古文相尚，一時蔚成風氣。
韓柳的古文運動，隻是一種開風氣的舉動，實際并未能取代骈文的地位，骈文依然盛行不廢。
李德裕與武宣時代的大詩人李商隐、溫庭筠，都是骈文的名家。
而當時政府的文告和朝臣的章奏，仍多半采用骈體。
唐末骈文益盛，專以典麗華豔為尚，格調益卑，其風至五代而不衰。
古文的真正大盛，是北宋時代的事了。
（二）詩與詞 東漢末年，北方的詩風大盛，名家輩出，而以曹操及其子曹丕、曹植為領袖。
這時五言詩已至成熟階段，他們所吟詠的方面，較前大增。
其作品氣味深厚，猶有古意，後世稱之為“建安體”。
建安詩大都為五言，四言、七言者甚少。
魏晉時代的詩，也以五言為主，其風格也與建安詩相近。
魏和西晉的著名詩人，有阮籍、左思、陸機、潘嶽等。
東晉一代，并無偉大的詩人出現。
當時清談盛行，風氣所被，因而有所謂“清談詩”。
其内容或談老莊，或談佛理，讀之令人乏味，如孫綽、許詢等人，都好作這類詩。
直到晉宋之交的陶淵明，詩風才為之一振。
他的詩以描寫田園景色見長，饒有風緻。
陶淵明以後，風景詩大為盛行，繼起的詩家如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