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八章 唐代的宗教與學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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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流行中國碑”，陳述其教德業之盛。
景教碑于明熹宗天啟三年（1623）出土于西安，碑額兩旁有基路冰（有翼的天使），正中有十字紋，都是基督教的特征。
碑文除叙述自高宗至肅宗一段時間景教流布的情形，并言及若幹教義及儀節，諸如“三一妙身”（三位一體），“娑殚（撒旦、魔鬼）施妄”，“室女誕聖于大秦”（“室女”指瑪麗亞，“聖”指耶稣），“七日一薦”（禮拜）等。
至于景教經典，唐時譯成中國文字的，數達三十五種。
武宗時，景教與其他外教同遭禁止。
宣宗時雖弛禁，但其教務日漸衰微，至于廢絕。
摩尼教為東漢末年波斯人摩尼（Mani）所創，其教義以祅教學說為基礎，并參酌佛教和基督教的哲理，糅合而成，有二宗（明、暗）三際（過去、現在、未來）之說。
摩尼最初頗得波斯王的崇信，四出布教，後遭祅教僧正的嫉妒，于西晉鹹甯三年（277）被誅死。
之後信徒四散，其教傳播益廣，傳布的範圍，大緻在今地中海東岸及中亞一帶。
武後延載元年（694），波斯人拂多誕攜《二宗經》來朝，是摩尼教傳入中國的開始。
玄宗開元十年（722），曾一度禁斷，但仍準西域人信奉。
其後安史亂起，回纥入援，回纥人多信摩尼教，因此其教日盛。
代宗大曆三年（768），敕令置摩尼寺于長安，名大雲光明寺。
其後回纥使者請于荊、揚、洪、越諸州置寺，憲宗時，又請于河南及太原二府置寺，均許之。
摩尼教立法，有如下特點：一、嚴行制欲，信徒不嫁娶，男女不交言語；二、不祭祖；三、不茹葷酒；四、白衣白冠；五、屍身裸葬；六、能祈雨。
唐室的設置摩尼寺，純為聯絡回纥。
武宗初，回纥為黠戛斯所滅，唐室乃敕停江淮諸地的摩尼寺。
至排佛事起，摩尼寺也随之罷廢，摩尼及景、祅教徒，被勒令還俗的三千餘人。
摩尼教在諸新教中實力最強，其教徒也較為頑悍。
自遭武宗禁止，各地紛起反抗，以緻京城摩尼教徒死者七十二人，諸道死者過半。
其後摩尼教與其他秘密宗教為唐室所特禁，但人民仍私組教會，相互傳習，西北及東南地區信徒尤多。
直至五代初期，仍有叛亂發生，而其秘密活動，到宋代仍未止息。
回教原名伊斯蘭（Islam）教，教主為阿拉伯人穆罕默德（Mohammed），約于陳宣帝太建初年（570）左右生于阿拉伯商業和宗教中心麥加（Mecca）城。
當時猶太教及舊有的多神教和拜物教均流行于阿拉伯，基督教也開始在那裡傳布。
他大概受了這些宗教的感染刺激，創立了一種嚴肅的一神教。
其經典曰《可蘭》（Quran），其教旨是信奉宇宙間惟一的神阿拉（Allah），阿拉是全知全能大慈大悲的，而他本人便是阿拉在人世間的代表。
同時更确證有來生之說，凡無信仰或為惡的人必受天罰，忠義的人必享極樂。
他于唐高祖武德五年（622），以其宗教力量在麥地那（Medina）城建立政府，以神權手段統治人民。
其後又征服麥加，于是回教在阿拉伯急劇的發展。
他死于貞觀六年（632），其後數年間，他的繼承者征服叙利亞及波斯，形成一個龐大的帝國，就是唐人所稱的大食。
回教約于高宗初年自海道輸入中國，最初隻在廣州一帶流行。
安史亂後，大食人自海路來華經商者日多，請于互市地區建寺布道，于是傳播益盛，但仍限于南方。
另一方面，回教随着大食勢力的東漸，傳入中亞及天山南路。
唐末，回鹘（即回纥）滅亡，其殘部避居西州者，逐漸發展至天山南路的西域諸國。
唐以後，回鹘人多奉其教，回教即由此得名。
從此回教在天山南路，繼佛教而日益流行。
三、經學與史地 （一）經學的演變 東漢以後，傳統的儒學漸趨衰微，繼之而興的是玄學和佛學。
雖然如此，儒學卻始終有它自己的領域，仍有不少的人去研究它。
玄學和佛學遠不如儒學與政治的關系來得密切，儒家政治理論的完整，更非玄學與佛學所能及，因此它們無法取代儒學的政治地位。
曆代的中央政府，無論尊儒與否，總有借重儒家儒學之處。
所以無論玄學或佛學如何在社會上流行，儒學終能衰而不絕。
魏晉南北朝時代如此，隋唐也是一樣。
東漢的儒學，以鄭玄集大成，他治經兼重古文和今文。
其後曹魏的王肅，極端相信古文，風尚所趨，所有古文家的學說，都有人研究，而漢代古文經學未立學官的，魏時也都列入學官。
古文盛行以後，諸家又各分派别。
例如《周易》有王弼、鄭玄二家，《毛詩》有鄭玄、王肅二家，《左傳》有服虔、杜預二家，立說頗多不同。
東晉以後，經學又分為南北兩派，各有所宗。
南派《周易》宗王弼，《尚書》宗孔安國，《左傳》宗杜預；北派則《尚書》、《周易》宗鄭玄，《左傳》宗服虔；《詩》則同宗毛公，《禮記》同宗鄭玄。
大體說來，南人多宗魏晉人的傳注而其間雜以玄學者，北人則猶宗晚漢經說。
兩派的治學方法也不相同，大抵“南人約簡，得其英華；北學深蕪，窮其枝葉”。
［見《北史》卷八一《儒林傳上》］ 隋統一後，南學漸盛。
陸德明作《經典釋文》，偏重南學，風行一時。
至唐太宗，以經籍文字謬誤甚多，乃于貞觀四年（630）命顔師古考定《五經》。
七年（633），頒行全國，是為《五經》定本。
十二年（638），國子祭酒孔穎達撰《五經義疏》一百七十卷，太宗诏改名為《五經正義》。
複經考正損益，至高宗永徽四年（653）始頒行全國。
“五經”指《周易》、《尚書》、《左傳》、《毛詩》、《禮記》，《正義》于前三者的注疏，均采南派，因此經學統一，北并于南。
每年明經的考試，便以《正義》為依據。
此外又有賈公彥的《周禮義疏》、《儀禮義疏》，均宗鄭玄注。
《五經正義》頒行後，經學定于一尊，明經考試，不能與《正義》的學說相違背。
因有此拘束，反而阻礙經學研究的進步，因此唐代除孔、賈外，竟沒有卓異的經學家。
但一部書絕不可能毫無錯誤，也不可能永遠為人尊奉，因此漸有反對《五經正義》的立論出現。
武後長安三年（703），王元感上《尚書糾謬》、《春秋振滞》、《禮記繩愆》等書，皆與《正義》立異。
武後命弘文、崇賢兩館學士、成均（國子學）博士等加以審查，以其書非诋先儒，多不以為然。
但若幹朝臣，喜其議論新奇，對其書評價甚高，武後下诏褒美。
此後《正義》漸不為人所重，遂形成一種懷疑舊注、崇尚新說的風氣。
代宗大曆以後，經學者多标新立異，不守舊說。
例如啖助作《春秋集傳》，雜采三傳，各取其長。
陸淳作《春秋纂例》等書，抨擊三傳，自以臆說解經。
此外如成伯嶼的《毛詩指說》，李翺的《易铨》等，皆尚新說。
這類著作，因過逞私意，本身并無多大價值，但影響所及，遂開宋人懷疑古經的風氣。
唐代又有石經的刊刻，此舉創議于太和四年（830），始事于九年（835），事成于開成元年（836），故名“開成石經”。
石經包括十二經，即《易》、《書》、《詩》、《周禮》、《儀禮》、《禮記》、《左傳》、《公羊傳》、《谷梁傳》、《孝經》、《論語》、《爾雅》。
共刻二百二十八石，計六十五萬二千零五十二字。
凡經文不從注疏的，皆有依據。
其後五代雕印九經以及宋代石經，均以之為藍本。
至于唐代的儒家思想，也呈現衰落狀态，甚少創見。
這主要由于佛學發達，才智之士，群趨佛學的研究，而對正統的儒家思想，反少興趣。
韓愈是中唐時代的大文豪，同時是儒家思想的忠實擁護者，他曾作《原性》一文，約略談到人性問題，其持論主張發揮孔子性說之長，并無特殊的創見。
同時文中對于雜用佛老學說而言性者，表示不滿。
其後他被貶至潮州，與高僧大颠往還，頗受影響，其排佛的态度，漸不如以前的強厲。
但他對心性之學，仍沒有顯明的收獲。
他的弟子李翺，也曾與高僧惟俨論學，頗有警悟。
翺曾作《複性書》，表面遠攀儒家經典，不及佛書，實際其中已雜有許多佛家理論。
這部書被認為下開宋代理學的先河，由此可以看出唐代儒家思想與佛學的關系。
［參看羅香林《大頤惟俨與韓愈李翺關系考》（載《唐代文化史》）］ （二）史地的著作 史學自兩漢以後，下至隋唐，始終發達。
除了曆朝官修的史籍，私人著作也異常繁多。
魏晉南北朝時代完成的重要史書，有晉陳壽的《三國志》，宋範晔的《後漢書》，梁沈約的《宋書》，梁蕭子顯的《南齊書》，北齊魏收的《魏書》，都流傳至今，列為正史。
其中尤以《後漢書》、《三國志》最稱良史，與《史記》、《漢書》合稱“四史”，為後世所傳誦。
此外如宋裴松之的《三國志注》，裴骃（松之子）的《史記注》，梁劉昭的《後漢書注》，都是史注中的名著。
隋因國祚過短，并無重要的史書完成。
到唐初，朝臣令狐德棻建議修撰前代曆史，高祖從之，命朝臣分修南北朝各朝的曆史，數年未成。
太宗貞觀三年（629），再度下诏修史，以令狐德棻、岑文本修周史，李百藥修北齊史，姚思廉修梁陳史，魏征、孔穎達修隋史。
十八年（644），又命令狐德棻等改撰《晉書》。
計先後修成《晉書》一百三十卷，《梁書》五十六卷，《陳書》三十六卷，《北齊書》五十卷，《周書》五十卷。
《隋書》八十五卷。
魏晉南北朝各代曆史，連同前人所修者，至是全備。
以上諸史，惟晉、隋二書，出于衆手。
參加《晉書》修撰工作的朝臣，除令狐德棻，又有房玄齡、褚遂良、李淳風、許敬宗、來濟、李義府、上官儀等。
而晉宣、武二帝及陸機、王羲之四人的論贊，則出自太宗手筆，因此總題曰“禦撰”。
書中天文、律曆、五行三志，為李淳風所著，淳風深明星曆，善于著述，因此三志最為可觀。
至于《晉書》的缺點，則是好采詭謬碎事，内容頗嫌瑣屑荒誕；其所評論，又競為绮豔之詞，而緻失其平實。
《隋書》的修撰者有魏征、顔師古、孔穎達、李延壽等，其書也以志見長。
其他四書，大體均夠水準。
至于私人所撰的前代曆史，則以李延壽的《南史》、《北史》為最著。
以上八種史著，均為後世列為正史。
但《北齊書》久已亡阙大半，今本是後人取《北史》及其他各書補綴而
景教碑于明熹宗天啟三年（1623）出土于西安，碑額兩旁有基路冰（有翼的天使），正中有十字紋，都是基督教的特征。
碑文除叙述自高宗至肅宗一段時間景教流布的情形，并言及若幹教義及儀節，諸如“三一妙身”（三位一體），“娑殚（撒旦、魔鬼）施妄”，“室女誕聖于大秦”（“室女”指瑪麗亞，“聖”指耶稣），“七日一薦”（禮拜）等。
至于景教經典，唐時譯成中國文字的，數達三十五種。
武宗時，景教與其他外教同遭禁止。
宣宗時雖弛禁，但其教務日漸衰微，至于廢絕。
摩尼教為東漢末年波斯人摩尼（Mani）所創，其教義以祅教學說為基礎，并參酌佛教和基督教的哲理，糅合而成，有二宗（明、暗）三際（過去、現在、未來）之說。
摩尼最初頗得波斯王的崇信，四出布教，後遭祅教僧正的嫉妒，于西晉鹹甯三年（277）被誅死。
之後信徒四散，其教傳播益廣，傳布的範圍，大緻在今地中海東岸及中亞一帶。
武後延載元年（694），波斯人拂多誕攜《二宗經》來朝，是摩尼教傳入中國的開始。
玄宗開元十年（722），曾一度禁斷，但仍準西域人信奉。
其後安史亂起，回纥入援，回纥人多信摩尼教，因此其教日盛。
代宗大曆三年（768），敕令置摩尼寺于長安，名大雲光明寺。
其後回纥使者請于荊、揚、洪、越諸州置寺，憲宗時，又請于河南及太原二府置寺，均許之。
摩尼教立法，有如下特點：一、嚴行制欲，信徒不嫁娶，男女不交言語；二、不祭祖；三、不茹葷酒；四、白衣白冠；五、屍身裸葬；六、能祈雨。
唐室的設置摩尼寺，純為聯絡回纥。
武宗初，回纥為黠戛斯所滅，唐室乃敕停江淮諸地的摩尼寺。
至排佛事起，摩尼寺也随之罷廢，摩尼及景、祅教徒，被勒令還俗的三千餘人。
摩尼教在諸新教中實力最強，其教徒也較為頑悍。
自遭武宗禁止，各地紛起反抗，以緻京城摩尼教徒死者七十二人，諸道死者過半。
其後摩尼教與其他秘密宗教為唐室所特禁，但人民仍私組教會，相互傳習，西北及東南地區信徒尤多。
直至五代初期，仍有叛亂發生，而其秘密活動，到宋代仍未止息。
回教原名伊斯蘭（Islam）教，教主為阿拉伯人穆罕默德（Mohammed），約于陳宣帝太建初年（570）左右生于阿拉伯商業和宗教中心麥加（Mecca）城。
當時猶太教及舊有的多神教和拜物教均流行于阿拉伯，基督教也開始在那裡傳布。
他大概受了這些宗教的感染刺激，創立了一種嚴肅的一神教。
其經典曰《可蘭》（Quran），其教旨是信奉宇宙間惟一的神阿拉（Allah），阿拉是全知全能大慈大悲的，而他本人便是阿拉在人世間的代表。
同時更确證有來生之說，凡無信仰或為惡的人必受天罰，忠義的人必享極樂。
他于唐高祖武德五年（622），以其宗教力量在麥地那（Medina）城建立政府，以神權手段統治人民。
其後又征服麥加，于是回教在阿拉伯急劇的發展。
他死于貞觀六年（632），其後數年間，他的繼承者征服叙利亞及波斯，形成一個龐大的帝國，就是唐人所稱的大食。
回教約于高宗初年自海道輸入中國，最初隻在廣州一帶流行。
安史亂後，大食人自海路來華經商者日多，請于互市地區建寺布道，于是傳播益盛，但仍限于南方。
另一方面，回教随着大食勢力的東漸，傳入中亞及天山南路。
唐末，回鹘（即回纥）滅亡，其殘部避居西州者，逐漸發展至天山南路的西域諸國。
唐以後，回鹘人多奉其教，回教即由此得名。
從此回教在天山南路，繼佛教而日益流行。
三、經學與史地 （一）經學的演變 東漢以後，傳統的儒學漸趨衰微，繼之而興的是玄學和佛學。
雖然如此，儒學卻始終有它自己的領域，仍有不少的人去研究它。
玄學和佛學遠不如儒學與政治的關系來得密切，儒家政治理論的完整，更非玄學與佛學所能及，因此它們無法取代儒學的政治地位。
曆代的中央政府，無論尊儒與否，總有借重儒家儒學之處。
所以無論玄學或佛學如何在社會上流行，儒學終能衰而不絕。
魏晉南北朝時代如此，隋唐也是一樣。
東漢的儒學，以鄭玄集大成，他治經兼重古文和今文。
其後曹魏的王肅，極端相信古文，風尚所趨，所有古文家的學說，都有人研究，而漢代古文經學未立學官的，魏時也都列入學官。
古文盛行以後，諸家又各分派别。
例如《周易》有王弼、鄭玄二家，《毛詩》有鄭玄、王肅二家，《左傳》有服虔、杜預二家，立說頗多不同。
東晉以後，經學又分為南北兩派，各有所宗。
南派《周易》宗王弼，《尚書》宗孔安國，《左傳》宗杜預；北派則《尚書》、《周易》宗鄭玄，《左傳》宗服虔；《詩》則同宗毛公，《禮記》同宗鄭玄。
大體說來，南人多宗魏晉人的傳注而其間雜以玄學者，北人則猶宗晚漢經說。
兩派的治學方法也不相同，大抵“南人約簡，得其英華；北學深蕪，窮其枝葉”。
［見《北史》卷八一《儒林傳上》］ 隋統一後，南學漸盛。
陸德明作《經典釋文》，偏重南學，風行一時。
至唐太宗，以經籍文字謬誤甚多，乃于貞觀四年（630）命顔師古考定《五經》。
七年（633），頒行全國，是為《五經》定本。
十二年（638），國子祭酒孔穎達撰《五經義疏》一百七十卷，太宗诏改名為《五經正義》。
複經考正損益，至高宗永徽四年（653）始頒行全國。
“五經”指《周易》、《尚書》、《左傳》、《毛詩》、《禮記》，《正義》于前三者的注疏，均采南派，因此經學統一，北并于南。
每年明經的考試，便以《正義》為依據。
此外又有賈公彥的《周禮義疏》、《儀禮義疏》，均宗鄭玄注。
《五經正義》頒行後，經學定于一尊，明經考試，不能與《正義》的學說相違背。
因有此拘束，反而阻礙經學研究的進步，因此唐代除孔、賈外，竟沒有卓異的經學家。
但一部書絕不可能毫無錯誤，也不可能永遠為人尊奉，因此漸有反對《五經正義》的立論出現。
武後長安三年（703），王元感上《尚書糾謬》、《春秋振滞》、《禮記繩愆》等書，皆與《正義》立異。
武後命弘文、崇賢兩館學士、成均（國子學）博士等加以審查，以其書非诋先儒，多不以為然。
但若幹朝臣，喜其議論新奇，對其書評價甚高，武後下诏褒美。
此後《正義》漸不為人所重，遂形成一種懷疑舊注、崇尚新說的風氣。
代宗大曆以後，經學者多标新立異，不守舊說。
例如啖助作《春秋集傳》，雜采三傳，各取其長。
陸淳作《春秋纂例》等書，抨擊三傳，自以臆說解經。
此外如成伯嶼的《毛詩指說》，李翺的《易铨》等，皆尚新說。
這類著作，因過逞私意，本身并無多大價值，但影響所及，遂開宋人懷疑古經的風氣。
唐代又有石經的刊刻，此舉創議于太和四年（830），始事于九年（835），事成于開成元年（836），故名“開成石經”。
石經包括十二經，即《易》、《書》、《詩》、《周禮》、《儀禮》、《禮記》、《左傳》、《公羊傳》、《谷梁傳》、《孝經》、《論語》、《爾雅》。
共刻二百二十八石，計六十五萬二千零五十二字。
凡經文不從注疏的，皆有依據。
其後五代雕印九經以及宋代石經，均以之為藍本。
至于唐代的儒家思想，也呈現衰落狀态，甚少創見。
這主要由于佛學發達，才智之士，群趨佛學的研究，而對正統的儒家思想，反少興趣。
韓愈是中唐時代的大文豪，同時是儒家思想的忠實擁護者，他曾作《原性》一文，約略談到人性問題，其持論主張發揮孔子性說之長，并無特殊的創見。
同時文中對于雜用佛老學說而言性者，表示不滿。
其後他被貶至潮州，與高僧大颠往還，頗受影響，其排佛的态度，漸不如以前的強厲。
但他對心性之學，仍沒有顯明的收獲。
他的弟子李翺，也曾與高僧惟俨論學，頗有警悟。
翺曾作《複性書》，表面遠攀儒家經典，不及佛書，實際其中已雜有許多佛家理論。
這部書被認為下開宋代理學的先河，由此可以看出唐代儒家思想與佛學的關系。
［參看羅香林《大頤惟俨與韓愈李翺關系考》（載《唐代文化史》）］ （二）史地的著作 史學自兩漢以後，下至隋唐，始終發達。
除了曆朝官修的史籍，私人著作也異常繁多。
魏晉南北朝時代完成的重要史書，有晉陳壽的《三國志》，宋範晔的《後漢書》，梁沈約的《宋書》，梁蕭子顯的《南齊書》，北齊魏收的《魏書》，都流傳至今，列為正史。
其中尤以《後漢書》、《三國志》最稱良史，與《史記》、《漢書》合稱“四史”，為後世所傳誦。
此外如宋裴松之的《三國志注》，裴骃（松之子）的《史記注》，梁劉昭的《後漢書注》，都是史注中的名著。
隋因國祚過短，并無重要的史書完成。
到唐初，朝臣令狐德棻建議修撰前代曆史，高祖從之，命朝臣分修南北朝各朝的曆史，數年未成。
太宗貞觀三年（629），再度下诏修史，以令狐德棻、岑文本修周史，李百藥修北齊史，姚思廉修梁陳史，魏征、孔穎達修隋史。
十八年（644），又命令狐德棻等改撰《晉書》。
計先後修成《晉書》一百三十卷，《梁書》五十六卷，《陳書》三十六卷，《北齊書》五十卷，《周書》五十卷。
《隋書》八十五卷。
魏晉南北朝各代曆史，連同前人所修者，至是全備。
以上諸史，惟晉、隋二書，出于衆手。
參加《晉書》修撰工作的朝臣，除令狐德棻，又有房玄齡、褚遂良、李淳風、許敬宗、來濟、李義府、上官儀等。
而晉宣、武二帝及陸機、王羲之四人的論贊，則出自太宗手筆，因此總題曰“禦撰”。
書中天文、律曆、五行三志，為李淳風所著，淳風深明星曆，善于著述，因此三志最為可觀。
至于《晉書》的缺點，則是好采詭謬碎事，内容頗嫌瑣屑荒誕；其所評論，又競為绮豔之詞，而緻失其平實。
《隋書》的修撰者有魏征、顔師古、孔穎達、李延壽等，其書也以志見長。
其他四書，大體均夠水準。
至于私人所撰的前代曆史，則以李延壽的《南史》、《北史》為最著。
以上八種史著，均為後世列為正史。
但《北齊書》久已亡阙大半，今本是後人取《北史》及其他各書補綴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