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八章 唐代的宗教與學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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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而不是終點。
因為由凡入聖或由聖度凡，則凡與聖的對立依然存在，尚非博大完滿的極緻。
而最高的“涅槃”境界，則是凡聖同泯，不見有佛可成，也不見有衆生可度。
［參看巴壺天《禅宗的思想》（載《中國文化論集》第一集）］ 禅宗思想，與天竺佛教的出世思想頗不相同，與法相宗的科學思辨，更不相類，倒是與中國儒家和老莊思想，有其相近之處。
禅宗思想的光大，可以說是佛教史上的一大革命。
它使佛教從繁文缛節、煩瑣的思辨和天竺的形式中解放出來，加以簡易化和中國化。
中國人最注重結婚生子，傳流後代；同時讀書人必須讀儒家經典，以應科舉。
這兩點成為佛教在中國傳布的最大障礙。
但禅宗主張不必出家，也不必誦讀佛經，即可悟道成佛，以是中國人尤其是士大夫信者漸多。
由此看來，禅宗的産生，可以說是佛教對中國文化的一種妥協，也可以說是佛教衰落的現象。
前期的法相宗，因崇尚細密的思辨，其宗派又淵源于天竺，因此其工作着重于留學和佛經的翻譯。
到禅宗昌盛，佛徒們大規模的譯經和留學的狂熱都告終止，繼之而起的，是心性的講求和生活的體驗。
這種思想，可以說是宋代理學的先驅。
唐武宗滅佛後，各宗衰微，惟有禅宗以秉守簡樸的宗風，受禍較輕，仍為士大夫所普遍崇信，漸至儒學幾乎完全禅化。
此外，淨土宗也以宗義簡單，得以流傳于民間。
（三）學術的貢獻 佛教對中國學術的最大貢獻，便是佛教經典的翻譯，天竺的佛教思想，借着這些翻譯的經典在中國散播，使中國人的思想和生活都發生了劇烈的變動。
從東漢末年到盛唐時代的六百年間，因翻譯佛經而創造的新字彙和成語，便有數萬之多，對中國語文的詞彙和内容，無疑大有助益。
同時，佛教思想也漸漸注入中國的傳統文化之中，形成一種新文化。
唐人的詩，已含有濃厚的佛學色彩；宋代的理學，更是佛學與儒學的結晶。
總之，在中國曆史上，再沒有另外一種外來思想影響中國人如此大而且久的了。
佛教徒的譯經工作，從兩晉南北朝直到唐朝，從沒有間斷過。
而唐代的譯經工作，其規模的龐大，成就的高超，又遠過前代。
唐代第一位譯經大師是玄奘，他于貞觀十九年（645）自天竺返國，攜回佛經六百五十七部，五千二百卷，多為大乘經典。
同年，太宗在長安弘福寺設立譯場，命他主持譯經工作。
重要的助譯人員有二十餘人，都是當時的高僧。
次年，他任長安大慈恩寺住持，繼續譯經。
高宗顯慶三年（658），他移居西明寺。
次年，又移居玉華宮（在今陝西宜君縣），但譯事始終不辍。
麟德元年（664），他死于玉華宮。
總計他從事譯經，前後曆十九年，共譯經律論七十五部，一千三百三十卷。
從譯經的數量，可以看他的熱誠和精力的超人。
玄奘以鸠摩羅什等前人的舊譯錯誤甚多，因此他譯經專以傳信為事。
他的譯品，文字不如舊譯流暢，但忠于原著，務求存真，所以具有崇高的價值。
華嚴宗的法藏，對譯經則主張調和新舊譯法，與玄奘的觀點不同。
唐代的譯經事業，在玄奘時代達到最高潮，其後譯事少衰，但仍有不少成就。
玄奘以後著名的譯經者，有義淨、實叉難陀、不空等人。
義淨，範陽（今北京大興區）人，于高宗鹹亨二年（671）赴天竺，武後證聖元年（695）返國，攜回經典四百餘部。
他曾譯律藏百數十卷，并續譯法相宗諸論，補玄奘之不足。
實叉難陀，于阗人，于武後時重譯《華嚴經》。
不空，北天竺人，開元時來華，曾譯密部經咒一百四十餘種。
安史之亂後，禅宗興起，譯經之風漸衰。
德宗以後，直到唐亡，譯經事業可以說完全中斷，注釋經典的作品，則仍有出現，其中以憲宗時河中府沙門慧琳所作的《一切經音義》最著名。
此書共一百卷，書中引載失傳的古書甚多，對于古代中國文字的訓诂音義，也保存不少。
除了經典的翻譯注釋，唐代僧侶在學術上尚有許多其他方面的貢獻。
由于他們的長途跋涉，遠赴天竺求學，他們的親身經曆，便是極好的地理書。
唐代有不少僧侶，曾把他們所經曆的國家和見聞記錄成書。
這類書籍，不但對唐人的地理知識大有助益，更成為後世研究唐代國際交通的重要資料。
例如玄奘的《大唐西域記》，義淨的《大唐西行求法高僧傳》和《南海寄歸傳》，都是這一類的名著。
唐代的天文學與數學，均受天竺的影響，而其媒介人仍是佛教徒。
宗教與天文有密切關系，天文又與數學不可分，因此不少這類的書籍，随着佛教輸入中國。
唐代曾屢次改易曆法，開元時，僧一行作《大衍曆》，最稱精密。
醫學也随着佛教輸入中國，其中最為中國人士所贊許的是眼科醫學。
天竺的佛徒龍樹大師，便擅長眼科醫術，他并著有醫論，流傳中國。
此外如催眠術、按摩法、長生術等，也都自天竺傳入；并有不少天竺醫籍，由佛教徒攜帶東來，譯為漢文。
繪畫也受天竺畫法的影響，例如天竺的暈染法（即陰影法）自南北朝時傳入中國，對于唐代繪畫的風格技巧，有甚大的影響。
又如中國建築中常見的牌樓，也仿自天竺。
這類藝術，大都是随佛教東來的。
二、其他宗教 （一）道教與祅教 道教在唐代，大體說來，是始終為皇室所尊奉的。
它雖然沒有像佛教在社會上那樣風行過，也沒有遭遇像武宗時佛教所受的那種打擊。
李唐皇室之所以支持道教，一來因為皇室與老子同姓，甚至自謂是老子的後裔。
［參看唐太宗《令道士女冠在僧尼前诏》（載《隋唐文彙》頁四七五）］二來因唐代皇帝多喜食丹藥，以求長生，而這類丹藥的制造，正是道士們的專長，因此他們能與皇帝接近而受其寵信。
道教的缺點，在其除《道德經》以外，缺少益人智慧的經典，較之佛藏的淵博精微，相去甚遠。
而其若幹儀節，亦不如佛教為合理。
例如道教“救苦”的辦法是“解發系頸，以繩自縛，牛糞塗身，互相鞭打”。
［見傅勤家《中國道教史》，頁二八七引《辨正論）］這種荒誕舉動，不但無法博取知識階級的尊奉，也難以獲得平民大衆的信仰。
因此道教雖有皇室為後盾，其流布仍遠不如佛教之廣。
隋文帝雖然信佛，對道教也甚尊崇，他曾下诏保護道教。
唐高祖雖對佛道都不感興趣，但也曾親谒終南山的老子廟。
太宗時，佛道都已盛行，太宗本人則對道教比較尊重。
高宗乾封二年（667），追号老子為太上玄元皇帝，道教的地位益隆。
到武後臨朝，加意提倡佛教，她稱帝後，更把佛教的地位提升至道教之上，道教的聲勢乃大為低降。
到玄宗，又提倡道教，他一面淘汰沙門，一面尊崇道士。
他一度命道士、女冠隸屬于宗正寺，簡直把他們看作宗室；又設崇玄學，置大學士一人，以宰相兼任，并領兩京玄元宮及道院。
當時全國的道觀，共一千六百八十餘所，公主妃嫔，多入道院為女冠，受“金仙”、“玉真”等封号，可以說是道教的極盛時代。
玄宗後，佛教又盛，但道教一直未遭受挫折。
肅代二宗時，因國内戰亂，對佛道都沒有加意提倡。
德宗與憲宗，則采佛道兼信的态度。
武宗在藩邸時，即好道術。
他即位後，寵信道士趙歸真、劉玄靖等，并因歸真等人的慫恿，造成佛教的浩劫。
其後不久，宣宗又崇佛教，道教的地位再度低降。
但道教憑依其與皇室的關系，終唐之世，從未遇到嚴重的頓挫。
道教之所以能結歡帝室，主要原因是進獻丹藥。
唐代食藥之風甚為流行，中唐以後益盛。
有好幾位皇帝，作了這類丹藥的犧牲品，太宗、憲宗、武宗、宣宗的死，都與食“長年藥”有着直接或間接的關系。
祅教即拜火教，又名火祅教，為波斯人蘇魯阿士德（Zoroaster）所創，他大緻是前六百年到前五百年之間的人。
祅是“神”的意思，祅教是一種二神教，它把世上萬物，分為善惡兩面，有陰陽二神司之，陽神代表光明，為衆善之本，陰神代表黑暗，為萬惡之門，兩神時常争鬥，但善常能制惡。
它認為火是陽神的象征，因而拜火，對太陽也加以崇拜。
據說祅教的祭禱儀式非常簡單，凡欲祭神的，隻需攜一犧牲，前往淨地，便可谒禱天神。
但隻許為全體波斯人或波斯王禱祝，禁止祈禱私事。
同時必須有祅教教士“穆護”（Magi）莅臨其旁，祭祀才算合法。
祅教于3世紀末期，為波斯奉為國教，其後流行于今中亞區域的西域諸國。
北魏末年，祅教傳入中國，當時稱之為“胡天”，北魏胡太後、西魏文帝和北齊後主，均信奉之。
北周也有拜胡天的儀式，由皇帝親自主持，其目的在招徕西域人。
到唐時，傳布益廣。
高祖武德四年（621），敕立祅寺于長安，并置薩寶、祅正等官，以掌教務，皆以胡人充之。
其後東都洛陽以及碛西諸州，亦均有祅寺。
唐平西域後，由政府每年兩次派人祭祀兩京及碛西諸州火祅，以羁縻教徒，但禁止漢人信奉。
其教徒來中國的，也沒有傳教舉動。
武宗時，祅教與其他外教，同遭厄運，教徒被勒令還俗者二千餘人。
宣宗時雖弛教禁，但祅教日趨衰落，南宋以後，便不再見于中國的記載。
（二）新教的輸入 外國宗教于唐代輸入中國的，有景教、摩尼教和回教。
景教，唐人或稱為彌施诃教（彌施诃Messiah是叙利亞人、猶太人和阿拉伯人所稱耶稣的名字，義為“救世主”），為基督教别派，其創始人聶斯托裡（Nestorius），原為東羅馬君斯坦丁（Constantinople）東方教會的大主教，他的時代，約當我國東晉末年至劉宋初年。
他主張人神兩性分離，認為耶稣兼具人神兩性，其母僅産生耶稣的身體，不産耶稣的神性，因此不能稱為神母。
這種說法與正統派的理論發生沖突，而被視為異端。
宋元嘉十二年（435），他被東羅馬皇帝下令放逐。
他與門徒逃往波斯，設堂傳教，其後漸傳至中亞一帶。
太宗貞觀九年（635），波斯人阿羅本（Alopen）攜景教經典至長安，太宗命他譯成華文。
十二年（638），太宗下诏建景教寺，當時名波斯寺，并度僧二十一人。
高宗時，諸州各建波斯寺。
玄宗天寶四載（745），以景教出自大秦（即東羅馬帝國），因而诏改波斯寺為大秦寺。
德宗建中二年（781），大秦寺僧景淨等，立“大秦景
因為由凡入聖或由聖度凡，則凡與聖的對立依然存在，尚非博大完滿的極緻。
而最高的“涅槃”境界，則是凡聖同泯，不見有佛可成，也不見有衆生可度。
［參看巴壺天《禅宗的思想》（載《中國文化論集》第一集）］ 禅宗思想，與天竺佛教的出世思想頗不相同，與法相宗的科學思辨，更不相類，倒是與中國儒家和老莊思想，有其相近之處。
禅宗思想的光大，可以說是佛教史上的一大革命。
它使佛教從繁文缛節、煩瑣的思辨和天竺的形式中解放出來，加以簡易化和中國化。
中國人最注重結婚生子，傳流後代；同時讀書人必須讀儒家經典，以應科舉。
這兩點成為佛教在中國傳布的最大障礙。
但禅宗主張不必出家，也不必誦讀佛經，即可悟道成佛，以是中國人尤其是士大夫信者漸多。
由此看來，禅宗的産生，可以說是佛教對中國文化的一種妥協，也可以說是佛教衰落的現象。
前期的法相宗，因崇尚細密的思辨，其宗派又淵源于天竺，因此其工作着重于留學和佛經的翻譯。
到禅宗昌盛，佛徒們大規模的譯經和留學的狂熱都告終止，繼之而起的，是心性的講求和生活的體驗。
這種思想，可以說是宋代理學的先驅。
唐武宗滅佛後，各宗衰微，惟有禅宗以秉守簡樸的宗風，受禍較輕，仍為士大夫所普遍崇信，漸至儒學幾乎完全禅化。
此外，淨土宗也以宗義簡單，得以流傳于民間。
（三）學術的貢獻 佛教對中國學術的最大貢獻，便是佛教經典的翻譯，天竺的佛教思想，借着這些翻譯的經典在中國散播，使中國人的思想和生活都發生了劇烈的變動。
從東漢末年到盛唐時代的六百年間，因翻譯佛經而創造的新字彙和成語，便有數萬之多，對中國語文的詞彙和内容，無疑大有助益。
同時，佛教思想也漸漸注入中國的傳統文化之中，形成一種新文化。
唐人的詩，已含有濃厚的佛學色彩；宋代的理學，更是佛學與儒學的結晶。
總之，在中國曆史上，再沒有另外一種外來思想影響中國人如此大而且久的了。
佛教徒的譯經工作，從兩晉南北朝直到唐朝，從沒有間斷過。
而唐代的譯經工作，其規模的龐大，成就的高超，又遠過前代。
唐代第一位譯經大師是玄奘，他于貞觀十九年（645）自天竺返國，攜回佛經六百五十七部，五千二百卷，多為大乘經典。
同年，太宗在長安弘福寺設立譯場，命他主持譯經工作。
重要的助譯人員有二十餘人，都是當時的高僧。
次年，他任長安大慈恩寺住持，繼續譯經。
高宗顯慶三年（658），他移居西明寺。
次年，又移居玉華宮（在今陝西宜君縣），但譯事始終不辍。
麟德元年（664），他死于玉華宮。
總計他從事譯經，前後曆十九年，共譯經律論七十五部，一千三百三十卷。
從譯經的數量，可以看他的熱誠和精力的超人。
玄奘以鸠摩羅什等前人的舊譯錯誤甚多，因此他譯經專以傳信為事。
他的譯品，文字不如舊譯流暢，但忠于原著，務求存真，所以具有崇高的價值。
華嚴宗的法藏，對譯經則主張調和新舊譯法，與玄奘的觀點不同。
唐代的譯經事業，在玄奘時代達到最高潮，其後譯事少衰，但仍有不少成就。
玄奘以後著名的譯經者，有義淨、實叉難陀、不空等人。
義淨，範陽（今北京大興區）人，于高宗鹹亨二年（671）赴天竺，武後證聖元年（695）返國，攜回經典四百餘部。
他曾譯律藏百數十卷，并續譯法相宗諸論，補玄奘之不足。
實叉難陀，于阗人，于武後時重譯《華嚴經》。
不空，北天竺人，開元時來華，曾譯密部經咒一百四十餘種。
安史之亂後，禅宗興起，譯經之風漸衰。
德宗以後，直到唐亡，譯經事業可以說完全中斷，注釋經典的作品，則仍有出現，其中以憲宗時河中府沙門慧琳所作的《一切經音義》最著名。
此書共一百卷，書中引載失傳的古書甚多，對于古代中國文字的訓诂音義，也保存不少。
除了經典的翻譯注釋，唐代僧侶在學術上尚有許多其他方面的貢獻。
由于他們的長途跋涉，遠赴天竺求學，他們的親身經曆，便是極好的地理書。
唐代有不少僧侶，曾把他們所經曆的國家和見聞記錄成書。
這類書籍，不但對唐人的地理知識大有助益，更成為後世研究唐代國際交通的重要資料。
例如玄奘的《大唐西域記》，義淨的《大唐西行求法高僧傳》和《南海寄歸傳》，都是這一類的名著。
唐代的天文學與數學，均受天竺的影響，而其媒介人仍是佛教徒。
宗教與天文有密切關系，天文又與數學不可分，因此不少這類的書籍，随着佛教輸入中國。
唐代曾屢次改易曆法，開元時，僧一行作《大衍曆》，最稱精密。
醫學也随着佛教輸入中國，其中最為中國人士所贊許的是眼科醫學。
天竺的佛徒龍樹大師，便擅長眼科醫術，他并著有醫論，流傳中國。
此外如催眠術、按摩法、長生術等，也都自天竺傳入；并有不少天竺醫籍，由佛教徒攜帶東來，譯為漢文。
繪畫也受天竺畫法的影響，例如天竺的暈染法（即陰影法）自南北朝時傳入中國，對于唐代繪畫的風格技巧，有甚大的影響。
又如中國建築中常見的牌樓，也仿自天竺。
這類藝術，大都是随佛教東來的。
二、其他宗教 （一）道教與祅教 道教在唐代，大體說來，是始終為皇室所尊奉的。
它雖然沒有像佛教在社會上那樣風行過，也沒有遭遇像武宗時佛教所受的那種打擊。
李唐皇室之所以支持道教，一來因為皇室與老子同姓，甚至自謂是老子的後裔。
［參看唐太宗《令道士女冠在僧尼前诏》（載《隋唐文彙》頁四七五）］二來因唐代皇帝多喜食丹藥，以求長生，而這類丹藥的制造，正是道士們的專長，因此他們能與皇帝接近而受其寵信。
道教的缺點，在其除《道德經》以外，缺少益人智慧的經典，較之佛藏的淵博精微，相去甚遠。
而其若幹儀節，亦不如佛教為合理。
例如道教“救苦”的辦法是“解發系頸，以繩自縛，牛糞塗身，互相鞭打”。
［見傅勤家《中國道教史》，頁二八七引《辨正論）］這種荒誕舉動，不但無法博取知識階級的尊奉，也難以獲得平民大衆的信仰。
因此道教雖有皇室為後盾，其流布仍遠不如佛教之廣。
隋文帝雖然信佛，對道教也甚尊崇，他曾下诏保護道教。
唐高祖雖對佛道都不感興趣，但也曾親谒終南山的老子廟。
太宗時，佛道都已盛行，太宗本人則對道教比較尊重。
高宗乾封二年（667），追号老子為太上玄元皇帝，道教的地位益隆。
到武後臨朝，加意提倡佛教，她稱帝後，更把佛教的地位提升至道教之上，道教的聲勢乃大為低降。
到玄宗，又提倡道教，他一面淘汰沙門，一面尊崇道士。
他一度命道士、女冠隸屬于宗正寺，簡直把他們看作宗室；又設崇玄學，置大學士一人，以宰相兼任，并領兩京玄元宮及道院。
當時全國的道觀，共一千六百八十餘所，公主妃嫔，多入道院為女冠，受“金仙”、“玉真”等封号，可以說是道教的極盛時代。
玄宗後，佛教又盛，但道教一直未遭受挫折。
肅代二宗時，因國内戰亂，對佛道都沒有加意提倡。
德宗與憲宗，則采佛道兼信的态度。
武宗在藩邸時，即好道術。
他即位後，寵信道士趙歸真、劉玄靖等，并因歸真等人的慫恿，造成佛教的浩劫。
其後不久，宣宗又崇佛教，道教的地位再度低降。
但道教憑依其與皇室的關系，終唐之世，從未遇到嚴重的頓挫。
道教之所以能結歡帝室，主要原因是進獻丹藥。
唐代食藥之風甚為流行，中唐以後益盛。
有好幾位皇帝，作了這類丹藥的犧牲品，太宗、憲宗、武宗、宣宗的死，都與食“長年藥”有着直接或間接的關系。
祅教即拜火教，又名火祅教，為波斯人蘇魯阿士德（Zoroaster）所創，他大緻是前六百年到前五百年之間的人。
祅是“神”的意思，祅教是一種二神教，它把世上萬物，分為善惡兩面，有陰陽二神司之，陽神代表光明，為衆善之本，陰神代表黑暗，為萬惡之門，兩神時常争鬥，但善常能制惡。
它認為火是陽神的象征，因而拜火，對太陽也加以崇拜。
據說祅教的祭禱儀式非常簡單，凡欲祭神的，隻需攜一犧牲，前往淨地，便可谒禱天神。
但隻許為全體波斯人或波斯王禱祝，禁止祈禱私事。
同時必須有祅教教士“穆護”（Magi）莅臨其旁，祭祀才算合法。
祅教于3世紀末期，為波斯奉為國教，其後流行于今中亞區域的西域諸國。
北魏末年，祅教傳入中國，當時稱之為“胡天”，北魏胡太後、西魏文帝和北齊後主，均信奉之。
北周也有拜胡天的儀式，由皇帝親自主持，其目的在招徕西域人。
到唐時，傳布益廣。
高祖武德四年（621），敕立祅寺于長安，并置薩寶、祅正等官，以掌教務，皆以胡人充之。
其後東都洛陽以及碛西諸州，亦均有祅寺。
唐平西域後，由政府每年兩次派人祭祀兩京及碛西諸州火祅，以羁縻教徒，但禁止漢人信奉。
其教徒來中國的，也沒有傳教舉動。
武宗時，祅教與其他外教，同遭厄運，教徒被勒令還俗者二千餘人。
宣宗時雖弛教禁，但祅教日趨衰落，南宋以後，便不再見于中國的記載。
（二）新教的輸入 外國宗教于唐代輸入中國的，有景教、摩尼教和回教。
景教，唐人或稱為彌施诃教（彌施诃Messiah是叙利亞人、猶太人和阿拉伯人所稱耶稣的名字，義為“救世主”），為基督教别派，其創始人聶斯托裡（Nestorius），原為東羅馬君斯坦丁（Constantinople）東方教會的大主教，他的時代，約當我國東晉末年至劉宋初年。
他主張人神兩性分離，認為耶稣兼具人神兩性，其母僅産生耶稣的身體，不産耶稣的神性，因此不能稱為神母。
這種說法與正統派的理論發生沖突，而被視為異端。
宋元嘉十二年（435），他被東羅馬皇帝下令放逐。
他與門徒逃往波斯，設堂傳教，其後漸傳至中亞一帶。
太宗貞觀九年（635），波斯人阿羅本（Alopen）攜景教經典至長安，太宗命他譯成華文。
十二年（638），太宗下诏建景教寺，當時名波斯寺，并度僧二十一人。
高宗時，諸州各建波斯寺。
玄宗天寶四載（745），以景教出自大秦（即東羅馬帝國），因而诏改波斯寺為大秦寺。
德宗建中二年（781），大秦寺僧景淨等，立“大秦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