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八章 唐代的宗教與學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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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佛教
（一）佛教的宏布
中國的傳統思想，着重于解決現實的人生問題，出世的宗教思想，自古就不發達。
古代的儒家竭力避免談及天命鬼神一類的事。
西漢儒家雖然喜談天變災異，但對于鬼神的崇拜，尚有一段距離。
西漢以後的儒家，更完全屏除儒家思想中的宗教色彩，成為一種純粹的學派。
因此儒家不能稱為宗教，也無法替代其他宗教。
道教雖然相信神鬼，具有濃厚的宗教氣氛，但道士的業務，諸如祈雨、治病、捉鬼、煉丹，都是為生人解決問題；其主要理論，亦是在教人如何養生；對靈魂問題，并無完滿的解釋。
既然中國的學派宗教不能滿足人們對死後的種種幻想，外國的出世宗教乃乘虛而入，這是佛教自東漢傳入中國後，能夠日益昌盛的主要原因。
唐時，天竺的佛教已漸趨衰微，但佛教在中國的發展，則到達最高峰。
而唐人對佛學的研究，更有極高的成就和深遠的影響。
佛教雖于北周武帝時遭受禁斷，但為時甚暫。
宣帝時，又恢複佛教。
到隋朝建立，皇室楊氏，笃信佛教，因而加意提倡。
文帝即位之初，即下诏聽任百姓出家，并計口出錢，營造經像；更命于京師及諸大都邑，由政府繕寫佛教經典。
于是全國風從，佛教大盛。
炀帝雖然荒淫暴虐，但對佛教仍極其尊崇。
他曾受佛門的戒法，對佛教經典的翻譯整理也頗有貢獻。
由于文帝父子的盡力扶持，佛教得以迅速地恢複舊觀。
唐初，佛道二教都很盛行，并發生劇烈的争論。
西晉王浮所作的《老子化胡經》，是道教徒攻擊佛教的利器，其書捏造老子出函谷關西渡流沙之說，指佛陀為老子的弟子。
佛教徒也著論對道教加以反擊，如僧法琳的《辨正論》，縷述道教的荒謬舉動。
當時朝臣中有笃信佛教的，如蕭瑀等；也有竭力排佛的，如傅奕等。
高祖對佛道都不感興趣，但最初仍抱容忍态度，直到武德九年（626），他下诏淘汰僧道。
诏中列舉僧道的過失，約有四點：一、妄自尊高，苟避徭役。
二、耕織為生，估販成業。
三、造作妖訛，交通豪猾。
四、招徕隐匿，誘納奸邪。
淘汰的辦法是京城留寺三所，觀二所，諸州各留一所；其餘的寺觀，都予罷除。
［诏載《舊唐書》卷一《高祖本紀》］但不久玄武門之變發生，高祖被迫退位，因此未及實行。
第子與菩薩，隋，敦煌莫高窟壁畫。
圖中菩薩持柳枝、淨瓶，寶冠上飾化佛，具備隋代以降觀世音造像的特征，弟子為迦葉。
太宗比較尊崇道教，這與李唐皇室與老子同姓有關。
當時道士、女冠（即女道士）的法定地位，在僧尼之上。
但太宗對佛教始終未加摧殘，相反的，對佛教經典的翻譯，曾經熱心的贊助。
貞觀十九年（645），僧玄奘自天竺遊學歸來，攜回佛經六百餘部，太宗特在長安設立譯場，命他譯經，并命房玄齡、許敬宗等，廣召碩學沙門數十名相助。
高宗、武後時，佛教益盛，這與武後的提倡有關，《老子化胡經》便于高宗時被禁止流行。
武後之所以崇佛，主要由于她出身于佛教家庭，最後她更利用某些佛經作為稱帝的理論根據。
高祖、太宗、高宗時，有所謂“三教講論”，也就是聚集儒、道、釋三教的名流大德，同于皇帝或皇太子前相互講述論難，以析理明教。
其時集會的席次，皆以道士居首，沙門殿後。
武後時，廢除講論，到玄宗，三教的理論漸趨調和。
初唐佛像，敦煌莫高窟第332窟。
玄宗時，雖曾淘汰僧尼，但民間信仰已堅，無法遏止。
其後經肅、代、德、順諸帝，佛教愈演愈盛。
憲宗曾命人迎佛骨于鳳翔（今陝西鳳翔縣），留宮中三日，以求福祉。
朝臣韓愈上表論谏，被貶為潮州（今廣東潮安縣）刺史。
韓愈辟佛的理論，主要以傳統的儒家思想為依據，所以佛骨事件實是儒與佛的沖突。
但韓愈對佛學并無深刻認識，因此所言甚為俚淺。
他的結論，隻是認為佛教來自夷狄，非先王之教，不宜崇信；對佛家的因果報應之說，表示懷疑而已。
這類批評，自然不會發生多大影響。
憲宗以後，穆、敬、文諸帝，都奉佛教，至武宗才又有滅佛之舉，德、憲、文、宣、懿五帝，均曾有三教講論的召集。
但當時三教的論調，漸趨平淡，講論不過徒具形式（宣宗時，講論改以沙門居首席）。
宋代理學的産生，受這種制度的影響不小。
武宗的滅佛，一來因為他本人奉道，親近道士趙歸真，對佛教早有成見；二來是想收沒僧尼的産業，以裕财政。
會昌五年（845），他下诏禁止道教以外的所有宗教，佛教自然首當其沖，除了在首都及諸州保留極少數的寺院，其餘全遭拆除。
總共拆毀寺院四千六百餘所，僧尼勒令還俗的二十六萬五百人，均收充兩稅戶，按期納稅。
此外拆毀招提蘭若（私人建立的小型寺院）四萬餘所，沒收膏腴上田數十萬頃，僧尼所豢養的奴婢被收為兩稅戶的十五萬人。
［參看《舊唐書》卷十八上《武宗本紀》］武宗時，政治所以頗有起色，與此舉不無關系。
當時的宰相李德裕，也是這次滅佛事件的贊助者。
德裕出身北方世家，崇尚經學，自然厭惡佛教。
所以這次事件，可以說是道教與儒家對佛教的合力攻擊。
宣宗時，又恢複佛法，并殺掉勸武宗排佛的道士劉玄靖等十二人。
懿宗佞佛益笃，施舍無度，政治因而日壞。
其後直至唐亡，佛教未再遭遇任何嚴重打擊，但武宗以前的盛況，則不可複見了。
（二）宗派的興衰 佛教在南北朝時代，雖已有若幹宗派，但大都在始創階段，僅具雛形。
到唐，佛教的成實、淨土、三論、律、禅、天台六宗，都盛行于世。
此外，又有不少新宗派興起，重要的有法相、華嚴、密（即真言宗）、俱舍諸宗，前三者為大乘教義，俱舍則為小乘。
這許多舊有和新興的宗派，互争雄長，它們的興衰起伏，把唐代的佛教，裝點得空前燦爛。
玄奘法師，選自清刊本《佛祖正宗道影》。
唐代佛教各宗派的盛衰，可分前後兩期，前期由唐初至玄宗，後期由安史之亂至唐亡。
前期佛教，極盛于北方。
唐初，法相、華嚴二宗同盛于京師。
法相宗又名唯識宗，其宗師為玄奘。
玄奘俗姓陳，名祎，洛州偃師（今河南偃師市）人，十三歲時，出家于洛陽。
貞觀元年（627），他想赴天竺遊學，當時嚴禁越境，他乃潛行出國。
［玄奘出國年代，據梁啟超考證，見梁著《中國曆史研究法》，頁七七至七九］他貫穿西域的伊吾、高昌和北道諸國，然後越蔥嶺至西突厥國境，再南下經西域西部諸國，終抵天竺。
他遊學凡十七年，曆五十六國，于十九年（645）返國，其後譯經說法，創立法相宗。
他死于高宗麟德元年（664），年六十九。
［玄奘享壽年數，據羅香林考證，見羅著《舊唐書僧玄奘傳講疏》（載《唐代文化史》）］法相宗的宗義在破除我執、法（諸事物）執，二者均為實有。
二執既破，顯示二空（我空、法空）。
所謂唯識，乃指“識外無物”，宇宙萬有，都是識的表現，必須用修行方法，方能“悟入唯識”，破除二執。
它着重心理學（唯識）及論理學（因明）的研究，以因明的方法，分析心理，多至六百六十法，可以說是純學理的探讨，全無宗教的意味。
這派思想，在天竺有其甚久的淵源，玄奘則受教于天竺的戒賢大師。
玄奘取經回長安，佚名繪。
圖為玄奘自天竺回到長安後，受到長安吏民的熱烈歡迎。
玄奘又是俱舍宗的建立者，此宗得名于天竺佛徒世親的《阿毗達摩俱舍論》（簡稱《俱舍論》），俱舍為梵文音譯，原義為“藏”，故俱舍論亦可譯為“藏論”。
此論倡行“無我”說，以為一切萬有皆是因緣和合的假象，并非實在；既非實在，自然無我。
由此推之，人死後亦無靈魂。
陳時，真谛曾譯《俱舍論》，但信者不多，至玄奘，複譯此論，研究者日衆，漸至蔚成宗派。
但此派僅以注釋《俱舍論》為務，未能發揮新義。
華嚴宗以研究《華嚴經》得名，這個宗派，始創于天竺佛徒龍樹，他的時代，約當中國的曹魏和西晉。
其後，世親繼之。
隋時，華嚴宗傳入中國，初祖杜順（即法順），甚受炀帝及唐高祖的敬重，并賜号為“帝心尊者”。
二祖智俨，居于長安城南的終南山，努力弘揚師說。
至三祖法藏（即賢首大師），與玄奘同時，華嚴宗趨于極盛。
此宗亦以研究心理學為主，但持論與法相不同，主張立一常恒不變的真心，為一切現象的根本，世上每一事物，皆是真心全體的表現。
但它認為客觀的世界，可以脫離主觀而存在。
當法相、華嚴二宗盛時，其他宗派均為之失色，隻有天台宗流行于南方，但聲勢仍不足相抗。
武後以後，法祖、華嚴漸衰，大概因它們的理論過于深邃，常人不易領會所緻。
繼二宗而起的，則有北派禅宗和密宗。
禅宗的始祖為菩提達摩，到武後時，分為南北派，北派的宗師為神秀，南派為慧能。
密宗以秘密“真言”（即咒語）立宗，故又名真言宗。
玄宗開元時，天竺僧侶善無畏、金剛智及金剛智的弟子不空，相偕來華，世稱“開元三大士”。
他們攜有不少密宗經典，加以翻譯，因而一時稱盛。
至唐中葉，密宗由日本弘法大師（即空海）傳入日本，世稱“東密”。
此外，律宗自唐太宗時，道宣大師依四分律樹立佛徒生活規範後，基礎漸固，此宗雖未能極盛，但持續的時間則甚久。
它的理論，也于玄宗時由揚州的鑒真大師傳入日本。
後期的佛教中心在南方。
安史亂後，北禅衰微，而南派禅宗大盛于江南，天台宗受其侵逼，日趨沒落。
北禅的宗師神秀和南禅的宗師慧能都是禅宗五祖弘忍的弟子，而慧能又是弘忍衣缽的繼承者，佛徒尊之為六祖。
南禅的宗義，以頓悟為本，北禅則主漸悟，但兩派思想的主旨，并沒有多大差别。
慧能和神會所提倡的修行方法，都以“無念”為主，亦即“于諸境上心不染”，“常離諸境”。
禅宗的要義，大緻可分三點：一、貴自求不貴他求。
佛教的其他各宗，莫不重視拜佛，講究禮儀，惟禅宗不然，它不但屏棄一切拜佛的禮節，有時甚至呵佛罵祖。
它認為佛祖隻是一種偶像，如對之禮拜，反為其迷惑。
人人自有佛性，隻須求諸自身，即可悟道成佛。
二、貴行解不貴知解。
它認為見性悟道是一種神秘的境界，必須人身親自體驗，而不是知識的研究可以求得的。
三、貴超聖不貴住聖。
它認為由凡入聖隻是過
古代的儒家竭力避免談及天命鬼神一類的事。
西漢儒家雖然喜談天變災異，但對于鬼神的崇拜，尚有一段距離。
西漢以後的儒家，更完全屏除儒家思想中的宗教色彩，成為一種純粹的學派。
因此儒家不能稱為宗教，也無法替代其他宗教。
道教雖然相信神鬼，具有濃厚的宗教氣氛，但道士的業務，諸如祈雨、治病、捉鬼、煉丹，都是為生人解決問題；其主要理論，亦是在教人如何養生；對靈魂問題，并無完滿的解釋。
既然中國的學派宗教不能滿足人們對死後的種種幻想，外國的出世宗教乃乘虛而入，這是佛教自東漢傳入中國後，能夠日益昌盛的主要原因。
唐時，天竺的佛教已漸趨衰微，但佛教在中國的發展，則到達最高峰。
而唐人對佛學的研究，更有極高的成就和深遠的影響。
佛教雖于北周武帝時遭受禁斷，但為時甚暫。
宣帝時，又恢複佛教。
到隋朝建立，皇室楊氏，笃信佛教，因而加意提倡。
文帝即位之初，即下诏聽任百姓出家，并計口出錢，營造經像；更命于京師及諸大都邑，由政府繕寫佛教經典。
于是全國風從，佛教大盛。
炀帝雖然荒淫暴虐，但對佛教仍極其尊崇。
他曾受佛門的戒法，對佛教經典的翻譯整理也頗有貢獻。
由于文帝父子的盡力扶持，佛教得以迅速地恢複舊觀。
唐初，佛道二教都很盛行，并發生劇烈的争論。
西晉王浮所作的《老子化胡經》，是道教徒攻擊佛教的利器，其書捏造老子出函谷關西渡流沙之說，指佛陀為老子的弟子。
佛教徒也著論對道教加以反擊，如僧法琳的《辨正論》，縷述道教的荒謬舉動。
當時朝臣中有笃信佛教的，如蕭瑀等；也有竭力排佛的，如傅奕等。
高祖對佛道都不感興趣，但最初仍抱容忍态度，直到武德九年（626），他下诏淘汰僧道。
诏中列舉僧道的過失，約有四點：一、妄自尊高，苟避徭役。
二、耕織為生，估販成業。
三、造作妖訛，交通豪猾。
四、招徕隐匿，誘納奸邪。
淘汰的辦法是京城留寺三所，觀二所，諸州各留一所；其餘的寺觀，都予罷除。
［诏載《舊唐書》卷一《高祖本紀》］但不久玄武門之變發生，高祖被迫退位，因此未及實行。
第子與菩薩，隋，敦煌莫高窟壁畫。
圖中菩薩持柳枝、淨瓶，寶冠上飾化佛，具備隋代以降觀世音造像的特征，弟子為迦葉。
太宗比較尊崇道教，這與李唐皇室與老子同姓有關。
當時道士、女冠（即女道士）的法定地位，在僧尼之上。
但太宗對佛教始終未加摧殘，相反的，對佛教經典的翻譯，曾經熱心的贊助。
貞觀十九年（645），僧玄奘自天竺遊學歸來，攜回佛經六百餘部，太宗特在長安設立譯場，命他譯經，并命房玄齡、許敬宗等，廣召碩學沙門數十名相助。
高宗、武後時，佛教益盛，這與武後的提倡有關，《老子化胡經》便于高宗時被禁止流行。
武後之所以崇佛，主要由于她出身于佛教家庭，最後她更利用某些佛經作為稱帝的理論根據。
高祖、太宗、高宗時，有所謂“三教講論”，也就是聚集儒、道、釋三教的名流大德，同于皇帝或皇太子前相互講述論難，以析理明教。
其時集會的席次，皆以道士居首，沙門殿後。
武後時，廢除講論，到玄宗，三教的理論漸趨調和。
初唐佛像，敦煌莫高窟第332窟。
玄宗時，雖曾淘汰僧尼，但民間信仰已堅，無法遏止。
其後經肅、代、德、順諸帝，佛教愈演愈盛。
憲宗曾命人迎佛骨于鳳翔（今陝西鳳翔縣），留宮中三日，以求福祉。
朝臣韓愈上表論谏，被貶為潮州（今廣東潮安縣）刺史。
韓愈辟佛的理論，主要以傳統的儒家思想為依據，所以佛骨事件實是儒與佛的沖突。
但韓愈對佛學并無深刻認識，因此所言甚為俚淺。
他的結論，隻是認為佛教來自夷狄，非先王之教，不宜崇信；對佛家的因果報應之說，表示懷疑而已。
這類批評，自然不會發生多大影響。
憲宗以後，穆、敬、文諸帝，都奉佛教，至武宗才又有滅佛之舉，德、憲、文、宣、懿五帝，均曾有三教講論的召集。
但當時三教的論調，漸趨平淡，講論不過徒具形式（宣宗時，講論改以沙門居首席）。
宋代理學的産生，受這種制度的影響不小。
武宗的滅佛，一來因為他本人奉道，親近道士趙歸真，對佛教早有成見；二來是想收沒僧尼的産業，以裕财政。
會昌五年（845），他下诏禁止道教以外的所有宗教，佛教自然首當其沖，除了在首都及諸州保留極少數的寺院，其餘全遭拆除。
總共拆毀寺院四千六百餘所，僧尼勒令還俗的二十六萬五百人，均收充兩稅戶，按期納稅。
此外拆毀招提蘭若（私人建立的小型寺院）四萬餘所，沒收膏腴上田數十萬頃，僧尼所豢養的奴婢被收為兩稅戶的十五萬人。
［參看《舊唐書》卷十八上《武宗本紀》］武宗時，政治所以頗有起色，與此舉不無關系。
當時的宰相李德裕，也是這次滅佛事件的贊助者。
德裕出身北方世家，崇尚經學，自然厭惡佛教。
所以這次事件，可以說是道教與儒家對佛教的合力攻擊。
宣宗時，又恢複佛法，并殺掉勸武宗排佛的道士劉玄靖等十二人。
懿宗佞佛益笃，施舍無度，政治因而日壞。
其後直至唐亡，佛教未再遭遇任何嚴重打擊，但武宗以前的盛況，則不可複見了。
（二）宗派的興衰 佛教在南北朝時代，雖已有若幹宗派，但大都在始創階段，僅具雛形。
到唐，佛教的成實、淨土、三論、律、禅、天台六宗，都盛行于世。
此外，又有不少新宗派興起，重要的有法相、華嚴、密（即真言宗）、俱舍諸宗，前三者為大乘教義，俱舍則為小乘。
這許多舊有和新興的宗派，互争雄長，它們的興衰起伏，把唐代的佛教，裝點得空前燦爛。
玄奘法師，選自清刊本《佛祖正宗道影》。
唐代佛教各宗派的盛衰，可分前後兩期，前期由唐初至玄宗，後期由安史之亂至唐亡。
前期佛教，極盛于北方。
唐初，法相、華嚴二宗同盛于京師。
法相宗又名唯識宗，其宗師為玄奘。
玄奘俗姓陳，名祎，洛州偃師（今河南偃師市）人，十三歲時，出家于洛陽。
貞觀元年（627），他想赴天竺遊學，當時嚴禁越境，他乃潛行出國。
［玄奘出國年代，據梁啟超考證，見梁著《中國曆史研究法》，頁七七至七九］他貫穿西域的伊吾、高昌和北道諸國，然後越蔥嶺至西突厥國境，再南下經西域西部諸國，終抵天竺。
他遊學凡十七年，曆五十六國，于十九年（645）返國，其後譯經說法，創立法相宗。
他死于高宗麟德元年（664），年六十九。
［玄奘享壽年數，據羅香林考證，見羅著《舊唐書僧玄奘傳講疏》（載《唐代文化史》）］法相宗的宗義在破除我執、法（諸事物）執，二者均為實有。
二執既破，顯示二空（我空、法空）。
所謂唯識，乃指“識外無物”，宇宙萬有，都是識的表現，必須用修行方法，方能“悟入唯識”，破除二執。
它着重心理學（唯識）及論理學（因明）的研究，以因明的方法，分析心理，多至六百六十法，可以說是純學理的探讨，全無宗教的意味。
這派思想，在天竺有其甚久的淵源，玄奘則受教于天竺的戒賢大師。
玄奘取經回長安，佚名繪。
圖為玄奘自天竺回到長安後，受到長安吏民的熱烈歡迎。
玄奘又是俱舍宗的建立者，此宗得名于天竺佛徒世親的《阿毗達摩俱舍論》（簡稱《俱舍論》），俱舍為梵文音譯，原義為“藏”，故俱舍論亦可譯為“藏論”。
此論倡行“無我”說，以為一切萬有皆是因緣和合的假象，并非實在；既非實在，自然無我。
由此推之，人死後亦無靈魂。
陳時，真谛曾譯《俱舍論》，但信者不多，至玄奘，複譯此論，研究者日衆，漸至蔚成宗派。
但此派僅以注釋《俱舍論》為務，未能發揮新義。
華嚴宗以研究《華嚴經》得名，這個宗派，始創于天竺佛徒龍樹，他的時代，約當中國的曹魏和西晉。
其後，世親繼之。
隋時，華嚴宗傳入中國，初祖杜順（即法順），甚受炀帝及唐高祖的敬重，并賜号為“帝心尊者”。
二祖智俨，居于長安城南的終南山，努力弘揚師說。
至三祖法藏（即賢首大師），與玄奘同時，華嚴宗趨于極盛。
此宗亦以研究心理學為主，但持論與法相不同，主張立一常恒不變的真心，為一切現象的根本，世上每一事物，皆是真心全體的表現。
但它認為客觀的世界，可以脫離主觀而存在。
當法相、華嚴二宗盛時，其他宗派均為之失色，隻有天台宗流行于南方，但聲勢仍不足相抗。
武後以後，法祖、華嚴漸衰，大概因它們的理論過于深邃，常人不易領會所緻。
繼二宗而起的，則有北派禅宗和密宗。
禅宗的始祖為菩提達摩，到武後時，分為南北派，北派的宗師為神秀，南派為慧能。
密宗以秘密“真言”（即咒語）立宗，故又名真言宗。
玄宗開元時，天竺僧侶善無畏、金剛智及金剛智的弟子不空，相偕來華，世稱“開元三大士”。
他們攜有不少密宗經典，加以翻譯，因而一時稱盛。
至唐中葉，密宗由日本弘法大師（即空海）傳入日本，世稱“東密”。
此外，律宗自唐太宗時，道宣大師依四分律樹立佛徒生活規範後，基礎漸固，此宗雖未能極盛，但持續的時間則甚久。
它的理論，也于玄宗時由揚州的鑒真大師傳入日本。
後期的佛教中心在南方。
安史亂後，北禅衰微，而南派禅宗大盛于江南，天台宗受其侵逼，日趨沒落。
北禅的宗師神秀和南禅的宗師慧能都是禅宗五祖弘忍的弟子，而慧能又是弘忍衣缽的繼承者，佛徒尊之為六祖。
南禅的宗義，以頓悟為本，北禅則主漸悟，但兩派思想的主旨，并沒有多大差别。
慧能和神會所提倡的修行方法，都以“無念”為主，亦即“于諸境上心不染”，“常離諸境”。
禅宗的要義，大緻可分三點：一、貴自求不貴他求。
佛教的其他各宗，莫不重視拜佛，講究禮儀，惟禅宗不然，它不但屏棄一切拜佛的禮節，有時甚至呵佛罵祖。
它認為佛祖隻是一種偶像，如對之禮拜，反為其迷惑。
人人自有佛性，隻須求諸自身，即可悟道成佛。
二、貴行解不貴知解。
它認為見性悟道是一種神秘的境界，必須人身親自體驗，而不是知識的研究可以求得的。
三、貴超聖不貴住聖。
它認為由凡入聖隻是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