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 安史之亂以後的唐帝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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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示意圖。

    自元和九年(814)十月始,朝廷對淮西用兵,但連連敗績。

    元和十一年(816),朝廷以李愬出任唐随鄧三州節度使。

    次年正月,李愬到達唐州。

    此時唐北路軍李光顔在溵水與淮西董重質相持,并于三月渡溵水西進,敗淮西兵于偃城,董重質走洄曲,唐軍蹑蹤而至,吳元濟被迫從蔡州調兵北援洄曲,蔡州城内空虛。

    李愬固此有襲蔡州之意。

    九月底,李愬攻占吳房外城。

    十月初十,陰晦風雪,李愬利用這一天候,自文城栅,以九千人東行。

    至夜襲占張柴村委點,分兵五百守之。

    餘部繼續東進,天明前抵達蔡州城下,随即登城攻擊。

    吳元濟猝不及防,又兼兵少,接戰不久即被擒,随後洄曲守将董重質亦歸降,淮西遂告平定。

     河北方面,魏博節度使田緒死于德宗時,節度使一職,經其子季安、孫懷谏,而于元和七年(812)落入田承嗣的侄子田興之手。

    田興對中央甚為恭順,唐室便正式以他為節度使,賜名弘正。

    他喜好收藏圖籍,時與賓佐談論古今;館宇服玩,也謹遵法度;這是胡化藩鎮首領的創舉。

    他又以兄弟子侄在中央任職,以防他們效法河北諸鎮世襲的惡例。

    他對唐室的忠誠,是胡化藩鎮中所僅見的。

     成德節度使王武俊死于貞元末,由其子士真繼位。

    元和四年(809),士真又死,子承宗自為留後,同年,承宗起兵叛唐,唐以宦官吐突承璀統軍讨之。

    次年,承璀屢戰屢敗,承宗遣使謝過,唐乃赦之。

    十年(815),淮西亂起。

    武元衡被刺,王承宗亦陰與其謀。

    次年,唐以田弘正等讨之,但旋即罷兵,并力以取淮西。

    及淮西平,承宗懼而請罪,納質獻地,唐始複其官爵。

    不久承宗病死,唐室乃以田弘正移鎮其地,而以李愬為魏博節度使。

     盧龍節度使劉濟,對中央甚為恭順。

    元和五年(810),劉濟為其子劉總所弑,唐室不知底細,複以總為節度使。

    其後王承宗再度抗命,總雖出師助征,但陰持兩端。

    及吳元濟平,李師道、王承宗相繼死,總黨援盡失,乃上表向唐室輸誠,從此盧龍也接受中央的命令。

     到元和十四年(819)春,全國的藩鎮,至少在名義上都服從中央,這時可算憲宗中興事業的最高峰。

    但憲宗對國事已有些荒怠,漸着意于池台館宇的營建崇飾。

    同時他又染上迷信的惡習,祈求長生,服“不死”之藥。

    他服藥後,性情暴躁,常罪責近習,終于十五年(820)為宦官陳弘志所害。

    他死後,河北三鎮(盧龍、成德、魏博)又亂,唐室從此未能收複。

     (四)藩鎮的複盛 憲宗死,子恒立,是為穆宗。

    他即位後不久,河北藩鎮又叛,最先叛變的是盧龍。

    盧龍節度使劉總于穆宗長慶元年(821),請求棄官為僧,唐室許之,改派張弘靖繼其位。

    弘靖出鎮盧龍後,不知适應當地的風習,例如舊日的節度使,大都親冒寒暑,與士卒同甘苦,弘靖則不常與部下接觸;又如盧龍人習于早眠,夜不燃燈,而弘靖的僚佐,多嗜酒放縱,有時深夜歸來,燭火滿街。

    這些都是鎮人所不習慣的。

    此外,安祿山、史思明在當地仍深受信仰,俗稱“二聖”,弘靖到盧龍後,發墓毀棺。

    而弘靖的僚佐,又常以“反虜”诟罵當地軍士,因此激起鎮人的怨憤。

    同年,盧龍軍叛,将士囚弘靖而迎立朱滔的孫子克融為留後,于是盧龍再與唐絕。

     成德、魏博也接着叛變。

    田弘正移鎮成德時,曾攜帶魏兵二千人以自衛,請中央供糧,中央恐開例而不給,弘正不得已遣回魏兵。

    長慶元年(821),盧龍叛後不久,成德舊将王庭湊乘機作亂,攻殺弘正。

    庭湊自稱留後,唐遣兵讨之,并委朱克融為節度使,以分其勢;但以進戰無功,不得已于次年命庭湊為節度使。

    魏博方面,當王庭湊叛時,節度使李愬正謀出兵,因染病未果。

    唐室乃起用田弘正子田布為魏博節度使,并命其讨王庭湊,為庭湊所敗。

    諸鎮逼布“行河朔舊事”,布不從而自殺,部衆乃擁戴牙将史憲誠為留後。

    憲誠所統為全軍精銳,唐室怕他生事,乃以之為節度使。

    憲誠表面服從中央,暗中則與盧龍、成德相結。

    于是河北三鎮又成割據之局。

     河北亂事的無法收拾,與當時中央政府的裁軍政策頗有關系。

    穆宗即位之初,兩河平靜。

    大臣蕭俛、段文昌等認為國家安定,應大舉裁軍。

    唐室采納其建議,密令全國軍鎮,每年将其部衆每百人中,裁去八人。

    河北諸鎮軍士被裁者甚多,大都相聚為盜,終為朱克融、王庭湊等人用為叛亂的資本。

    及至遣兵讨叛,又派宦官監軍,主将無法專決機宜。

    而中央又好遙授方略,朝令夕改,以緻将士不知所從。

    河北便在這種情形下,再度失去。

     自穆宗時河北再失,其後經敬宗(825~826)、文宗(827~840)、武宗(841~846)三朝的二十餘年間,盧龍、魏博二鎮,内亂相繼。

    盧龍朱克融于敬宗時因亂被殺,其後節度使一職,更易頻繁,但皆由鎮将充任。

    他們對這個職位的獲得,全靠軍亂。

    魏博的情形,也大緻相同。

    成德則最為穩定,王庭湊死于文宗時,其後節度使一職,始終由王氏子弟充任,直至唐亡。

    武宗以後,河北三鎮雖然仍為中央政令所不及,但它們的首領,因受制于強兵,有些自顧不暇,已遠不如初叛時跋扈。

     河北諸鎮雖叛,但其他各地的藩鎮,依然聽命于中央。

    武宗會昌三年(843),昭義節度使劉從谏死,其侄劉稹自立為留後,唐室于次年讨平之,中央的威令頗行。

    同時河北諸鎮,又日漸衰弱,因此藩鎮已不是嚴重問題。

    而武宗以後的宣宗(847~859),唐室更一度有複興之象。

    但繼之以懿宗(860~873)、僖宗(874~888)的狂暴童昏,加以宦官擅權,政治日益腐敗,又造成普遍的流寇之亂,尤以僖宗時的黃巢之亂,為禍最烈。

    唐室利用外族沙陀的軍隊讨平黃巢,亂平後,又以節度使的名位和廣大的地盤,來安置沙陀首領和黃巢降将。

    因此黃河南北,又崛興了兩大割據勢力:黃河以北的是沙陀部酋李克用,以南的是黃巢降将朱溫。

    黃河南北原有的諸鎮,其後漸被這兩大勢力所并吞。

     關中地區的藩鎮,本是屬于中央系統的,但到唐朝末年,其中若幹藩鎮也同樣與中央對立。

    最著名的有長安西面的鳳翔節度使(轄今甘肅省東部及陝西省西部、南部地區;治鳳翔,今陝西鳳翔縣)李茂貞,北面的靜難節度使(即邠甯,轄今泾水沿岸地區;治邠州,今陝西彬縣)王行瑜,和東面的鎮國節度使(轄今陝西省東部地區;治華州,今陝西華縣)韓建。

    國都的四面,有了這麼三個強大而敵對的藩鎮,唐室的危殆自不難想象。

    中央政府的軍權操在宦官之手,軍力無法與藩鎮抗衡。

    而宦官與外廷的士大夫,又相互水火,各以勾結藩鎮為懾服對方的手段。

    最後,士大夫派的藩鎮戰勝了宦官派的藩鎮,宦官終遭消滅,但唐室的政權也随即為藩鎮所接收。

    這些還要在後面詳述。

     二、外族的猖獗 (一)回纥的漁利 回纥自天寶初年盡占東突厥故地,成為中國北方的第一強國後,與唐室大體相安。

    安史亂起,回纥曾四次遣兵入援,助唐收複兩京。

    但回纥是個貪财的民族,自然不能白替唐室打仗,因此每戰必索報酬,甚至于克服城池後大肆殺掠。

    此外,回纥又與唐室開展一種國際貿易,以它特産的馬,來換取唐室的絹。

    它以一匹馬換四十匹絹,而馬的體質弱劣,沒有用處,但唐室以其助戰有功,隻好與之交易,于是回纥馬便大量向唐傾銷。

    據最慎重的估計,僅代宗一朝的十七年間,唐室因買馬用去的絹,便有一千五百萬匹以上。

    此外回纥并欠了許多馬債,一直未能清償。

    以四十匹絹換一匹馬的規定來算,則代宗一朝,至少購進回纥馬三十五萬匹。

    但事實上唐室并沒有買到多少有用的馬,代宗大曆中,号稱“國之北門”的朔方節度使區(轄今甯夏東部及内蒙古西南部地;治靈州,今甯夏靈武市),僅有馬三千餘匹,由此可見回纥的欺人。

    但唐室仍不能不維持這項交易,一來唐帝國内部不産馬,國外的來源隻有回纥;二來安史之亂後,吐蕃猖獗,唐室必須以回纥為外援。

    因此從代宗時起,唐室就确定了一種外交政策,它的基本方針是聯絡回纥,抵抗吐蕃。

    這個外交政策的建立人,是朔方軍人的領袖郭子儀。

    [參看拙著《回纥馬與朔方兵》(載《邊疆文化論集(中)》)] 開元時,鐵勒尚臣服于唐,回纥等部,都隸屬于河西節度使(轄今甘肅省西部及新疆東部地;治涼州,今甘肅武威市)。

    它們又鄰近朔方軍區,因此與朔方的關系也很密切。

    肅宗時,唐以仆固懷恩主持向回纥借兵的事務,懷恩系出鐵勒,同時是朔方的大将,因此唐室以他聯絡回纥。

    而郭子儀個人的德望,也極受回纥的敬仰。

    這些都可說明,朔方軍人與回纥之間,有着相當濃厚的情感。

    安史亂時,吐蕃于數年之間,侵陷唐西北數十州,而與朔方比鄰。

    朔方節度使的任務,本是“捍禦北狄”,至此又添了一個“西戎”,責任更加沉重。

    而朔方軍力更遠不如吐蕃雄厚,當時吐蕃沿朔方邊境的駐軍,共有兵四萬人,馬十六萬匹;而朔方僅有兵一萬人,馬三千二百匹。

    朔方軍的戰鬥力雖然很強,但因雙方的實力過分懸殊,以緻與吐蕃對抗,時常失利。

    朔方統帥郭子儀(子儀于玄宗末年為朔方節度使,其後雖屢次升遷,朔方軍始終受其節制),權衡時勢,力主備禦吐蕃,籠絡回纥,以免使朔方陷于兩面受敵的境地。

    這政策終于為代宗所采納,因此唐室對回纥一切忍讓,換取兩國之間的和平,以專意對付吐蕃。

    而雙方絹與馬的交易,也就更加暢行無阻。

     但到德宗時,這個政策一度受到阻礙。

    因德宗為雍王時,曾受回纥的侮辱,因此極恨回纥。

    同時一部分唐軍将領,對回纥人在中國的驕橫極感不滿,也思加以制裁。

    建中元年(780),德宗即位之初,振武留後(轄今内蒙古東南部、山西北部及陝西省北端)張光晟,即擅殺過境的回纥使者突董等九百餘人。

    當時幸因回纥合骨咄可汗新立,不敢與唐為敵,才未成大釁。

    繼而德宗一面與回纥絕交,一面歸還吐蕃俘虜而與之議和。

    但吐蕃對和約絕不遵守,照樣入侵,直到貞元三年(787)德宗吃過一次大虧後,才對吐蕃絕望,因而采納宰相李泌的建議,恢複聯回抗吐的政策。

    于是唐室又與回纥和親,回纥上表對唐稱“兒”及“臣”。

    次年,回纥改名為回鹘。

    由于回鹘與唐和好,吐蕃對唐帝國的寇擾,乃受到極大的牽制,有時回鹘并出兵助唐,唐對吐蕃的戰争,才漸由劣勢轉居上風。

    吐蕃雖曾多次入寇,但始終未能再予唐室以嚴重威脅,直至其國家衰亂而後已。

    以代、德時期唐帝國内部的紊亂,如果唐室不把握這個政策,其結果将不堪設想。

    代德以後,唐室與回鹘的修好,曆經順、憲、穆、敬、文諸朝而不辍,前後數十年未啟邊釁;但唐室所付出的代價,也實在可觀。

     文宗時,回鹘因遭遇疾疫和大雪災,羊馬多死,國勢大衰;又因外受黠戛斯部落的攻擊,益趨沒落。

    黠戛斯初居于西域伊吾(今新疆哈密市)以西,焉耆(今新疆焉耆縣)以北的地區,古稱“堅昆”,唐初叫“結骨”,後又改名為黠戛斯。

    它從肅宗時起便與回鹘為敵,為回鹘所敗,其後雙方連兵二十年,回鹘漸次失利。

    文宗開成五年(840),黠戛斯以十萬人攻回鹘,回鹘諸部逃散。

    其衆西奔者凡三支:一支奔葛邏祿(時居伊犁河與吹河之間;一支奔安西,居于北庭(今新疆吉木薩爾縣)及西州(今新疆吐魯番市及鄯善縣);一支奔吐蕃,居于甘州(今甘肅張掖市)。

    另有一支南逃至今内蒙古南部,武宗時,進窺邊境,屢為唐兵所破,降者數萬人。

    宣宗時,黠戛斯盡取南逃回鹘的殘部,移至漠北。

    此後,回鹘與唐沒有再發生什麼重要外交關系。

     (二)吐蕃的寇侵 安史亂起,唐帝國西北空虛,給予吐蕃一個寇侵的良機。

    它于數年間,把唐河西、隴右兩節度使所轄的數十州的地盤,盡行占去,勢力擴展至今陝西省中部,随時可以進攻長安。

    代宗廣德元年(763),吐蕃率黨項、吐谷渾等族二十餘萬人入寇,進陷長安,代宗逃至陝州(今河南陝縣)。

    不久吐蕃自退,代宗始得還京。

    次年,朔方節度使仆固懷恩,因與河東節度使(轄今山西省北部地;治晉陽,今山西太原市)辛雲京不合,憤而叛變,聯絡回纥吐蕃。

    自靈武南逼京師,因唐室有備而退。

    永泰元年(765),懷恩又引回纥吐蕃等數十萬人分道入寇。

    懷恩中途暴死,吐蕃回纥合兵圍泾陽(今陝西泾陽縣),賴郭子儀冒死說服回纥,與之訂盟,共擊吐蕃,才解救這次危局。

    此後代宗始終把握着聯回抗吐的外交政策,屢次堅拒吐蕃的寇侵,郭子儀麾下的朔方軍人,乃成為吐蕃的死敵。

     到德宗,因仇視回纥,轉與吐蕃親善。

    建中四年(783),唐與吐蕃盟于清水(今甘肅清水縣西),唐室正式承認吐蕃對蘭、渭、原、會、成等州(今甘肅省東南部)和維州(今四川理縣西)一部土地的所有權。

    當時帝國的西部地區,隻有安西、北庭二都護府,賴回纥的支援,尚能困守;其餘地盤,大都為吐蕃所囊括。

    但吐蕃仍不信守條約,依然入寇。

    這時郭子儀已死,繼起的名将有李晟、渾瑊、馬燧等,吐蕃大臣尚結贊,對三人甚為畏忌,時思以計除去他們。

    當時李晟為朔方軍統帥,對吐蕃主戰最力,尚結贊乃首先散布謠言,中傷李晟,使多疑的德宗對他不敢信任。

    繼而尚結贊向馬燧求和,并表示願于修盟後,歸還所占去的唐室土地。

    馬燧和宰相張延賞與李晟不合,均主張與吐蕃和親,德宗也想聯合吐蕃進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