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 安史之亂以後的唐帝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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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纥,因此解除李晟的兵權,決心與吐蕃結盟。

    貞元三年(787),唐派渾瑊與吐蕃盟于原州(今甯夏固原市)平涼川。

    其實吐蕃想在結盟時,乘機生擒渾瑊,然後進兵長安。

    幸而渾瑊自盟所單騎逃出,使吐蕃未能完全達到目的。

    但當時唐的官兵在盟所被殺的有數百人,被擒的達千餘人,馬燧也因而失掉兵權,這自然是吐蕃的極大收獲。

     此後德宗對吐蕃完全絕望,宰相李泌乘機進言,主張恢複聯回抗吐的政策。

    德宗采納這個建議,一面與回纥和親,一面堅決抵抗吐蕃。

    貞元三年(787)以後,吐蕃仍有多次寇侵,唐室最大的損失,是安西、北庭兩府于五年(789)為吐蕃所陷。

    從此唐帝國的西疆,僅及于今陝甘交界的隴山一帶,隴山以西的領土,全部喪失。

    至于吐蕃向帝國内部寇侵的範圍,除了北及長安外圍的諸州,并南及今四川西部當時劍南西川節度使的轄區,不過始終未能給予唐室嚴重的威脅。

    從九年(793)起,唐室對吐蕃改變戰略,北守南攻。

    一面命劍南西川節度使韋臯,聯絡雲南(即南诏),搗吐蕃的腹心;一面命朔方大将楊朝晟等,在西北地區先後築鹽州(今甯夏鹽池縣北)、方渠、合道、木波(均在今甘肅環縣一帶)等城,扼吐蕃的東進要路,以資防守。

    此後唐與吐蕃雖然經常處于戰争狀态,但漸漸轉居優勢,戰争的重心也自北方移到南方。

    韋臯自與雲南合兵,共擊吐蕃,總計前後破吐蕃四十八萬,擒殺吐蕃軍官一千五百人,斬首五萬餘。

    直到穆宗長慶元年(821),吐蕃又求盟于唐室,唐室允許,但結盟後,吐蕃仍作小規模的入寇。

     文宗時,吐蕃開始衰亂。

    吐蕃彜泰贊普多病,委政于大臣,因而許久不為邊患。

    開成三年(838),彜泰死,弟達磨立,荒淫殘虐,國事益紊。

    武宗會昌二年(842),達磨死,無子,佞臣謀立達磨妃綝氏兄子為贊普,由佞臣與綝氏共專國政。

    吐蕃邊将論恐熱因而叛變,從此連年構兵,國内大亂。

    到宣宗大中三年(849),吐蕃所有今甘肅省東部的泰、原、安樂三州和石門等七關,投降唐室;南方的維州,也為唐收複。

    五年(851),沙州(今甘肅敦煌市)人張義潮率衆據沙州,奉表歸唐。

    其後義潮并略定沙州四圍的十州之地。

    這個地區包括今甘肅大部、青海北部和新疆東部,唐人稱為“河湟”地區。

    但這個地區的居人,因為長期淪于吐蕃,業已染上深度的胡化。

    [司空圖(?~967)《河湟有感》詩雲“一自蕭關起戰塵,河湟隔斷異鄉春。

    漢兒盡作胡兒語,卻向城頭罵漢人。

    ”可為唐帝國西部胡化之證]十一年(857),吐蕃酋長尚延心又以河(今甘肅臨夏市西南)、渭(今甘肅隴西縣西南)二州部落來降,吐蕃至此,業已衰微不堪。

    宣宗并派畢瑊招撫黨項,帝國的西北邊境,總算得以平靖。

    到懿宗鹹通七年(866),唐擒殺論恐熱,遷其部衆于嶺南。

    從此吐蕃衰絕,與唐室不再往來,而唐室也以内亂,無暇顧及邊疆。

    唐末,河湟地區遂為寄居甘州的回鹘所占據。

     (三)南诏的叛服 南诏即蒙舍诏,本是在今雲南省西部居住的蠻族六部之一,這六部由六個渠帥分領,自号“六诏”(蠻語稱王為“诏”)。

    六诏之地,兩漢時雖列入版圖,但其族在當時并無史迹可尋,舊史隻說三國時,諸葛亮曾遠征至此。

    至唐初,蒙舍诏興起,才有較詳的記載。

    蒙舍诏地居六诏的最南部(今雲南巍山縣一帶),故又稱南诏,意思是“南方之王”或“南方王國”。

    舊史又說南诏為“烏蠻别種”(烏蠻即今烏爨族,以倮羅為代表),近人則認為它是藏緬族的一種。

    [參看芮逸夫《南诏史》(載《邊疆文化論集》下)] 《南诏圖傳》中的白蠻人形象,南诏中興二年(899)南诏大臣王奉宗、張順兩人奉旨繪制,日本京都藤井有鄰館。

    此為宋摹本。

     《南诏圖傳》中的烏蠻形象 南诏的國王姓蒙氏,唐初,其國主為蒙舍龍。

    下傳至其孫細奴邏,曾于高宗永徽四年(653)遣使入朝。

    至玄宗時,南诏開始強大,其他五诏微弱。

    南诏國主皮邏閣(細奴邏曾孫),賄賂唐劍南節度使王昱,求合六诏為一國。

    唐室應充,于開元二十六年(738)封他為雲南王,賜名歸義。

    此後歸義徙居太和城(今雲南大理市北),威服群蠻,擊破吐蕃,漸成為唐室南陲的邊患。

    歸義死後,子合羅鳳嗣立。

    天寶九載(750)因受雲南太守(治所在今雲南祥雲縣南)張虔陀的欺侮,發兵反叛,攻陷雲南,殺虔陀,取夷州三十二。

    次年,唐派劍南節度使鮮于仲通讨南诏,結果大敗,死六萬人。

    從此合羅鳳北臣吐蕃,吐蕃以他為“贊普鐘”(“王弟”之意),号稱“東帝”。

    鮮于仲通為楊國忠黨,雖然兵敗,國忠仍為他鋪叙戰功。

    其後唐室大舉募兵,以擊南诏,國忠更派人四出強行拉夫,但終不能取勝。

    十三載(754),唐又派劍南留後李宓,率七萬人伐南诏,結果全軍覆沒。

    楊國忠又以捷聞,更發兵進讨,總計因伐南诏而喪失的士卒,前後達二十萬人。

    不久安史亂起,南诏又乘機擴展了不少地盤。

     代宗時,合羅鳳的孫子異牟尋立,因苦吐蕃賦重,乃脫離吐蕃而獨立,但對唐也不恭順。

    大曆十四年(779),吐蕃、南诏合兵寇維(今四川理縣西)、茂(今四川茂縣)諸州,為唐将李晟等所敗,異牟尋又附吐蕃。

    德宗貞元初,命劍南西川節度使韋臯招撫南诏,并誘之脫離吐蕃。

    至貞元十年(794),南诏與吐蕃交惡,歸附唐室,此後南诏成為吐蕃的敵人。

    南诏自天寶中叛唐,與唐離絕者四十餘年,至此再度附唐。

    異牟尋四傳至豐佑,其間南诏向唐室朝貢不絕者凡二十年。

    文宗太和三年(829),唐劍南西川節度使杜元穎減削部下衣糧,戍卒衣食不足,多入南诏境内抄掠。

    這時豐佑在位,權臣王嵯巅謀大舉入寇,便以這批戍卒為向導,連陷嶲(今四川西昌市)、戎(今四川宜賓市)、邛(今四川邛崃市)三州,進圍成都。

    唐室貶元穎而以郭钊代之,南诏兵圍成都十日而退,掠去男女百姓數萬口及不少珍貨。

    次年,李德裕繼郭钊節度西川。

    德裕至成都後,練兵儲糧,以備邊患,并索還南诏所掠成都百姓四千人,此後南诏與蜀人相安無事者達三十年。

     宣宗大中十三年(859),豐佑死,子世隆繼立。

    唐室以他的名字與太宗、玄宗諱相近,因而不行冊禮(唐人改稱世隆為酋龍)。

    世隆乃于同年自稱皇帝,國号大禮,并遣兵攻陷播州(今貴州遵義市)。

    懿宗鹹通元年(860),唐克播州,南诏改向東南方發展,與安南人士合兵攻陷交趾。

    次年,唐奪回交趾。

    四年(863),交趾再陷于南诏。

    至七年(866),又為唐将高骈克複。

    十年(869),世隆又傾國入寇,連陷嘉州(今四川樂山市)、黎州(今四川漢源縣)、雅州(今四川雅安市)等地,于次年進圍成都,不克而退。

    其後南诏于僖宗乾符元年(874)再寇西川,唐以高骈為西川節度使,高抵任後,大修守備,南诏遂不再寇蜀。

    高骈以南诏崇信佛教,乃遣僧人景仙出使南诏,勸世隆歸附中國,世隆從之。

    南诏于世隆在位期間,兩陷交趾,兩寇西川,因而國力疲弊,亟需休養,也是南诏不再入寇的原因之一。

     乾符四年(877),世隆死。

    其後南诏與唐帝國一直保持着和平的關系。

    昭宗天複二年(902),南诏為其臣鄭氏所篡,持續二百五十年的蒙氏王室,至此結束,而唐室也同樣面臨着最後的命運。

     三、宦官與黨争 (一)宦官權力的膨脹 大體說來,唐室中央的政治大權,從高祖武德到玄宗天寶期間,操于宰相。

    自然其間仍不乏專斷獨行的皇帝,如太宗、玄宗等(武後也包括在内),但他們與宰相是一體的,也就是說,國事雖由皇帝作最後決定,但仍少不了與宰相商讨,征求宰相的同意。

    同時執行之權,也操于宰相,因此宰相仍是當時的政治中心。

    天寶以後的中央政局,便與以前大不相同,大體可以說是皇帝與内廷宦官的聯合。

    皇帝本是國家最高權力的象征,誰與他聯合,誰便可以取得最大的政治權力,因此天寶以後的政治中心是宦官。

    外廷的宰相,變成政治上的二流角色,他們的權力,僅是一部分國事的執行,已無權參與國家的最後決策。

     宦官勢力的膨脹,主要由于宦官參與唐室皇位繼承的政治鬥争。

    唐朝的皇帝,從太宗起,直到最後的哀帝,幾乎每一朝都發生皇位繼承問題,甚至引起政變。

    盛唐時期皇位繼承鬥争的參與者,大半勾結宮廷衛軍,在京師發動政變,雖然有成功的也有失敗的,但大體不出這個辦法。

    像太宗、中宗、睿宗都是以這種方式取得皇位的。

    玄宗以後皇位繼承的鬥争,大半由參與者與宦官合謀而達到目的。

    如肅宗之立,便由于宦官李輔國的效力。

    肅宗以後的皇帝,除德宗外,無一不由宦官擁立,因此宦官逐漸成為中央大權的掌握者。

    其次是宦官掌握中央的軍權,這現象也是玄宗以後發生的。

    安史之亂造成若幹武人的擁兵割據,唐室中央,不能不在首都建立一支堅強的嫡系隊伍。

    對于統帥的選擇,也不能不審慎從事,至于選擇的标準,則不在才勇而在可靠程度,宦官較武人自然可靠得多,因此中央軍權便漸漸轉入他們的手中。

    軍政兩方面的大權既然都歸宦官,中央政局遂為宦官所操縱。

     唐室宦官的攬權,從玄宗的高力士起。

    他因參與誅除太平公主的政變,深受玄宗的寵信,當時的朝臣大都與他結納,李林甫與他關系尤深,安祿山也是他引薦的。

    雖然他還不算強橫,但不能不負一部分禍國之罪。

    此外宦官楊思勖,也為玄宗所親信,曾數度掌專征伐。

    開元以後,因募兵制興起,兵與将的關系較府兵時代密切得多,朝廷對握兵的将領不敢放心,遂有監軍制度的出現。

    及安史亂起,政府積極擴軍,監軍制度也大為興盛,大緻每一個節度使的兵團中,便設有一個監軍。

    這種制度,雖然對戰争的進行有弊無利,宦官的氣焰,卻因而大張。

     中央政府也于安史亂時漸為宦官所把持。

    原來肅宗的北走靈武以及即皇帝位,實是一種不露痕迹的政變,宦官李輔國便是這次政變的發動者。

    肅宗回長安後,命輔國專典禁兵,四方的章奏軍符,都由他全權處理。

    既而肅宗又以輔國為太仆卿,他并與肅宗的張皇後勾結,權勢益大。

    後來輔國漸與張後不合,當肅宗病危時,張後召越王系(肅宗次子)謀誅輔國及其同黨程元振等,事為輔國所知,他伏兵宮中,迎接太子豫以待變,結果殺掉張後和越王系。

    肅宗死後,太子豫立,是為代宗。

    李、程二人聯合,氣焰更盛。

    代宗因輔國統領禁軍,對之隻好隐忍,事無大小都請他參決,并尊他為尚父,封博陸王,比之為呂尚霍光,真是宦官空前的榮寵。

    其後程元振對李輔國甚為嫉妒,代宗乃利用二人的不合,逐漸免除輔國的官爵,并命他出居外第,然後派人把他刺死。

     李輔國死後,程元振代掌禁兵。

    他較輔國尤為兇決,握權後,以私嫌陷殺襄陽節度使來瑱,貶逐宰相裴冕,因此四方藩鎮對中央都表不滿。

    廣德元年(763),吐蕃入寇,元振不及時奏聞,以緻代宗狼狽幸陝(今河南陝縣),諸鎮因痛恨元振,大都抱觀望态度。

    至此唐室才削除元振官爵,放歸田裡;後來又把他流放遠州,途中死去。

    代宗離京時,倉促間禁兵不集,其時宦官魚朝恩正統率神策軍鎮陝,聞訊親自率軍迎駕,聲勢始振。

    因此代宗對朝恩深加寵異,回京師後,列神策軍為禁軍,命他專典此軍。

    他始終嫉視郭子儀,屢次與之為敵。

    此外他與另一宦官劉希暹合謀,在禁軍中置獄,召集坊市兇惡少年,羅織誣陷城中的富人,以收沒他們的财産。

    代宗忍無可忍,乃于大曆五年(770),把朝恩召入宮中缢殺之,希暹也下獄賜死。

     魚朝恩死後,唐室暫時不以宦官典掌禁兵,宦官的兇焰,平息了一個很短的時期。

    但到德宗時,因泾原兵變,德宗不願武臣典禁兵,改以宦官統率保衛宮廷的神策、神威諸軍,于是禁軍軍權又歸于宦官。

    代宗初年,曾置樞密使一官,以宦官任之。

    樞密使職司承受表奏,出納王命,于是宦官獲得參與國家大政的機會,其後逐漸成為中央政府的實際主宰者。

    他們又利用各地的監軍,與藩鎮勾結,因此權勢更為穩固。

     (二)宦官與外廷的沖突 由于宦官政治勢力的日益膨脹,難免要與外廷士大夫發生權力的沖突。

    若幹士大夫想從宦官手中奪回政權,使他們自身重新成為政治的中心。

    但敢與宦官沖突的,隻限于少數有膽識的人;大多數朝臣,則怵于宦官的淫威,俯首聽命而已。

    宦官既握有軍政大權,又處于“挾天子”的優勢地位,因此在與外廷的鬥争中,占盡便宜。

    代、德以後,宦官與士大夫的最大沖突共有兩次:一是“永貞内禅”,一是“甘露之變”,這兩次事變的勝利者都是宦官。

     “永貞内禅”發生于順宗時,順宗于貞元十一年(805)即位後,以舊日東宮僚屬王叔文為翰林學士,參與大政。

    叔文好言治道,用事後,密結另一翰林學士韋執誼,以之為相,其本人則于幕後策劃。

    他并汲引了一批朝中的名士陸淳、呂溫、韓晔、韓泰、柳宗元、劉禹錫等。

    叔文等得志後,急于求功,舉動不免操切,因此雖有不少善政,但終不得人心。

    繼而叔文想奪取宦官的兵權,以韓泰等統率中央諸軍,宦官大為不滿。

    同年,叔文以丁母憂去職,宦官乃乘機施以反擊。

    宦官的首領俱文珍利用太子純想早日作皇帝的心理,外結藩鎮韋臯等,先後上表,以順帝有疾不能視事為辭,請太子監國。

    順宗不得已傳位太子,自稱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