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盛唐的内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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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等密謀發動政變；宮廷衛軍的将校陳玄禮、葛福順也都參加。
那年六月的一個黃昏，參與密謀的羽林将領，先在玄武門集中，由葛福順等率領，夜直入羽林營，斬諸韋的典兵者，宣示起兵的目的，士卒都欣然聽命。
然後隆基率羽林将士入玄武門，捕殺韋後、安樂公主、武延秀（安樂公主的第二任丈夫）和上官婕妤。
當時相王旦對此事并不知情，次日，始由隆基迎他入宮輔政，一面收斬韋氏親黨。
政變成功後，隆基受封為平王，掌理國政，餘人也都分典要職；接着少帝傳位于相王旦。
唐宗複位，改元景雲，立隆基為太子。
太平公主的權勢也日見增大，不久又發生公主與太子姑侄間的沖突。
太平公主為人沉敏多權略，有武曌之風，她對政治素有興趣，擁立中宗和誅讨韋後的兩次大政變，她都曾參預。
睿宗對她言無不從，軍國大事都由她來參決，她的幾個兒子都封王爵，可以說已極人間的富貴。
她漸漸發現太子隆基的英武，有意換一個庸懦的太子，以便久專大權，因此屢次在睿宗面前讒毀太子，但朝臣竭力為太子表白，以緻計謀不行。
太極元年（712），睿宗傳位太子而自為太上皇。
太子即位後，是為玄宗，并改元先天。
這時太平公主以太上皇為後盾，仍專大權，當時的宰相七人，就有五個出自她的門下。
她仍然不放棄對玄宗的敵視，和她的黨羽大臣窦懷貞、岑義、蕭至忠、崔湜等密謀廢立，甚至有毒害玄宗的企圖。
玄宗的心腹王琚、張說等，都勸玄宗早自為計。
開元元年（713），玄宗與他的弟弟岐王範、薛王業，宰相郭元振，宦官高力士等一同定計，又以宮廷衛軍的力量，誅除太平公主，她的黨羽被處死的有數十人。
接着太上皇下诰道：“朕将高居無為，自今後軍國刑政，一事以上，并取皇帝處分。
”［見《舊唐書》卷七《睿宗本紀》］從武曌以來五十餘年唐室婦女幹政的潮流，至此告一結束。
三、玄宗的政治 （一）開元的興革 開元是玄宗的第二個年号，共二十九年（713～741），它是太宗貞觀以後唐朝第二個盛世。
玄宗為人英斷多藝，通曉音律，擅長書法。
他自誅太平公主，政府已不再有政敵存在，乃得專意于政治的興革。
自高宗以降，經武後中宗，六十年間，唐的政治日趨敗壞，其最大的病象，大緻有三：一是政治上形成奢淫貪縱的風氣，這種風氣的形成，與武韋二後大有關系。
二是科舉制度過分膨脹，加上武後的濫賞以及韋後安樂公主等的賣官，因而形成官多的現象；官吏的素質，也自然日漸低落。
三是因官多而且貪縱成風，必然的造成經濟上的紊亂與财政上的危機。
玄宗得志後，便針對着這三種政治病象，加以改善。
睿宗在位時，信用姚崇、宋璟，悉心革弊，政治本已頗有改觀。
二人因開罪太平公主而遭貶逐，玄宗即位後，又引用他們，開元之治，與二人有密切的關系。
玄宗最初以姚崇為相，他敏于吏事，善于應變，後來辭職，薦宋璟繼任相位。
璟為人凝重，守法持正，遇事直言敢谏；二人性格雖異，但公忠體國則相同。
除宋璟外，以清正著名的相臣尚有盧懷慎、張九齡、韓休等。
懷慎與姚崇同時為相，為人清謹儉素，不營資産，所得的俸賜，經常周給親舊，而妻子不免饑寒，所居也不蔽風雨。
張、韓二人于開元後期為相，均方正敢谏。
此外大臣如李元纮、杜暹等，也都以儉德知名。
因這些正人的柄用，政治風氣為之一變。
玄宗本人也崇尚節儉，對後宮和百官的服飾器用，都有限制，并曾下令國内不準開探珠玉、織造錦繡等。
官多是盛唐政治上的最大缺點，造成這種現象的主要原因是唐代仕進之途過多。
除了五花八門的科舉考試外，尚有門蔭、納财、诠選等辦法，因此官吏越來越多。
高宗武後時官賞之濫，前面業已詳述。
到中宗韋後時，更變本加厲，正式官員外，又有所謂“員外官”，自京司至諸州共有二千餘人；又有“斜封官”，任何市井小人，隻要繳錢三十萬，即由皇帝别降墨敕，斜封交中書省，委一官職。
玄宗對于這種現象，并未能徹底改革，主要因為科舉已成風氣，無法取消。
他即位後，隻把斜封官廢除，但員外官仍多；而由科舉登進和以他途入仕版的，每年仍有數千人。
太宗時，京官名額不過六百四十餘員，至玄宗，京官竟多到一萬七千六百八十餘員。
［見《資治通鑒》卷二一三］從這個數字，可以看出盛唐時代官員增加的速度。
但玄宗對吏治甚為講求，他下令加強而且嚴格執行官吏的考選辦法；并經常以有才識的京官外放為都督刺史，又以有績效的地方官調京任用，來增加他們的行政經驗和辦事能力。
經濟方面，玄宗也曾加以整頓。
開元九年（721），曾以宇文融清查逃亡戶口和籍外田地，查獲巧僞甚多，共得八十餘萬戶，田亦相稱。
當時因玄宗勤于邊功，用度甚廣，賴宇文融的開發财源，始得随時供應，不虞匮乏。
此外玄宗早年不信神仙，對儒術頗為愛好。
開元初，他采納姚崇的建議，對僧尼大加淘汰，以僞妄勒令還俗的達一萬二千人。
并禁止營建寺院，鑄造佛像及寫經等；百官亦不得與僧尼道士往還。
同時他對中國正統文化的維護，也盡了一番力量，他下令搜訪遺書，選吏繕寫；先後命褚無量、元行沖主持這個工作，費時五年。
至九年（721），凡上群書四萬八千一百九十六卷。
其後又命張說等修《五禮》，七年而成，定名為《開元禮》。
由于玄宗君臣的悉心革弊，唐帝國再度進入一個富強康樂的時代。
據說當開元盛世，米價便宜到每鬥十三個錢，今山東省一帶的青齊等州，鬥米隻要三錢；社會秩序也異常良好，行旅可以“行萬裡不持寸兵”。
人口也急遽的增加，開元二十八年（740），全國共有戶八百四十一萬二千八百七十一，口四千八百一十四萬三千六百九。
［見《資治通鑒》卷二一四］較之貞觀時代，幾乎增加了兩倍。
關于制度方面，開元時曾有一項重要變革，那就是廢除府兵而改置“騎”，也就是廢除征兵制而改采募兵制。
唐自太宗以後，因國家承平，大舉征兵的時候很少，府兵成了一種備而不用的龐大消耗。
同時這個制度的本身，也因業務的停滞而生出許多弊病，諸如戰鬥力的衰退，軍器的朽敗以及府兵的逃亡等。
因此唐室從開元六年（718）起，即開始有計劃的逐漸廢除府兵。
這一年，玄宗下诏把府兵每年校閱一次的辦法，改為六年一次。
其後宰相張說以輪番宿衛的府兵不能按時到達，且逃亡過多，無法補充，因此奏請宿衛兵改用募兵。
十一年（723），召募了十二萬人，号“長從宿衛”。
次年，改名“騎”。
自此以後，各兵府的士兵空缺，不再補充，漸漸耗損下去。
同時因社會重視科舉，人民也都不願再幹府兵。
十三年（725），唐室把騎分隸于十二衛，至此騎正式代替了府兵的地位，成了中央軍隊的主體。
到天寶時代，兵府漸漸淪落到無兵可交的地步。
唐貼金彩繪武官俑 與廢除府兵同時的另一大措施，是從開元九年（721）起，唐室于沿邊各地陸續設立十大兵鎮。
兵鎮的最高長官叫“節度使”（其中一個叫“經略使”），用以率軍屯防邊地，統理外族，保固疆土。
這種屯防（即在某地長期駐防）辦法，至遲在唐太宗時即已實行。
因為邊防地帶，須要随時警戒，半農半兵是不行的；同時屯防的官兵又必須娴于戰事和熟知地理，對外族作戰始有制勝的把握，如此又非久曆戎行的人不能稱職。
因此府兵在邊疆地區不十分适用，政府乃用一批專司戰鬥的人，長期戍守于邊防地帶。
唐初戍守的軍區，大的叫“軍”，小的叫“守捉”、“城”和“鎮”，而一律由道來統理。
每道設大将一人，叫“大總管”，後改名為“大都督”。
高宗永徽以後，都督兼有中央特殊派遣名義并持有中央所頒給權威憑證的節者，也就是所謂“帶使持節”的，稱為節度使，但隻是一種特殊名義而不是正式官職。
到開元，十大兵鎮成立，節度使乃成為正式的官，他們所轄的武力，也較從前的邊将為大。
這十大兵鎮設在北邊（包括東北、西北）的共有八個，西邊一個，南邊一個，共統兵四十八萬六千九百人。
當時府兵制已漸廢弛，十鎮兵員自然大都是召募來的。
以十二萬的首都衛戍部隊，與四十八萬多的邊防軍相較，顯然是外重内輕，與府兵制全盛時代的局面，完全相反。
這種形勢的造成，終于在三十年後，發生嚴重的惡果。
唐帶刀侍衛，李賢墓壁畫。
（二）天寶的衰象 天寶是玄宗的第三個年号，上承開元，下接肅宗至德，共十四年（742～755）。
從外貌看這個時期的唐帝國，仍是極其富強；實則内部的政治，日漸紊亂，危機四伏。
終緻“安史之亂”爆發，幾乎招緻亡國的慘痛。
因為開元時代長期的治安，玄宗漸把從前勵精圖治的精神和興趣，轉移到宮廷享樂的生活上去。
長期的太平，往往會使一個君主過分自信而忘卻創業的艱難；同時就一個人的精力來說，也必然是後不如前，玄宗的政治由盛而衰，不是突然的轉變，恰如一個少年慢慢地走向衰老一樣。
嚴格說來，開元末年的政治，已不如初年。
例如玄宗本不信神仙，但後來崇信方士張果，漸好神仙；并尊奉道教，企慕長生，以是朝野争言符瑞。
他本尚節儉，但後來行為漸奢，益務邊功，以楊慎矜、韋堅、王等人聚斂，民不堪苦。
他本喜接近正士，因此開元前期名臣輩出，後來乃漸漸接近小人，寵任言利之臣，并親信宦官楊思勗、高力士等，而奸臣李林甫的執政，尤為政治興衰的關鍵。
李林甫是唐室疏屬，他的進用是由于高力士的引薦，于開元二十二年（734）開始作宰相。
他有相當的才能，但性格巧佞陰險，因此其才适足以濟其惡。
他善于揣測皇帝的意思，并勾結宦官妃嫔之流，刺探玄宗的動靜，每次奏對，都很稱旨，因此大得玄宗的寵信。
他得勢後，凡朝臣中方正有學問的，無不被他陷害，緻遭貶斥或誅殺。
二十四年（736），他首先排除當時的宰相張九齡，和以能幹氣節著稱的中書侍郎嚴挺之。
天寶五載（746），他陷殺宰相李适之。
次年，又殺害濟南太守李邕&mdash&mdash一位四海仰慕的名士。
此外還有不少賢能之士，被他逼得在中央政府無法立足，而緻勾結或投奔當時的疆吏。
安史亂後，在中央政府不得意的人，往往投奔河北藩鎮，這風氣應該說是從天寶初年開始。
除了排斥正士摧殘人才以外，李林甫的另一過惡，便是以外族蕃人出任方面。
初唐以來，唐室雖然用過不少蕃将，但從未委以方面之任。
開元時設立的節度使，也都以漢人充任，其中且不乏文官。
當時節度使有政績的，并可以入為宰相。
林甫為鞏固權位，建議玄宗用寒微的蕃人為大将，因為蕃人勇敢善戰，又以寒微而無黨援，易于駕馭。
其實他的主要目的，是在杜絕上述那種“出将入相”的辦法，因為蕃人不識字，雖任大将，亦不可能入相。
玄宗采納了他的建議，從此以後，蕃人如高仙芝、哥舒翰、安祿山都任節度使而專掌一方。
由于蕃人的握有地方軍政大權，漸而養成他們的驕恣和非分的野心，終緻發生安祿山的叛亂。
内廷方面，李林甫與玄宗的寵妾武惠妃（武曌侄攸止之女）勾結。
惠妃生壽王瑁，為玄宗所鐘愛，因而惠妃頗有奪嫡的企圖；林甫因宦官傳言于惠妃，願盡力保護壽王。
玄宗于開元二十五年（737），因武惠妃的進讒廢殺太子瑛（趙麗妃所生），林甫力主立壽王為太子。
但這次他猜錯了玄宗的意思，玄宗于次年立忠王嶼為太子，更名亨。
林甫甚感恐懼，乃陰謀陷害太子，并屢興大獄來威脅他，但太子慎重無過，終于無事。
不久林甫又遇到一個有強大背景的政敵楊國忠，他是繼武惠妃寵冠後宮的貴妃楊氏的堂兄，以聚斂受知
那年六月的一個黃昏，參與密謀的羽林将領，先在玄武門集中，由葛福順等率領，夜直入羽林營，斬諸韋的典兵者，宣示起兵的目的，士卒都欣然聽命。
然後隆基率羽林将士入玄武門，捕殺韋後、安樂公主、武延秀（安樂公主的第二任丈夫）和上官婕妤。
當時相王旦對此事并不知情，次日，始由隆基迎他入宮輔政，一面收斬韋氏親黨。
政變成功後，隆基受封為平王，掌理國政，餘人也都分典要職；接着少帝傳位于相王旦。
唐宗複位，改元景雲，立隆基為太子。
太平公主的權勢也日見增大，不久又發生公主與太子姑侄間的沖突。
太平公主為人沉敏多權略，有武曌之風，她對政治素有興趣，擁立中宗和誅讨韋後的兩次大政變，她都曾參預。
睿宗對她言無不從，軍國大事都由她來參決，她的幾個兒子都封王爵，可以說已極人間的富貴。
她漸漸發現太子隆基的英武，有意換一個庸懦的太子，以便久專大權，因此屢次在睿宗面前讒毀太子，但朝臣竭力為太子表白，以緻計謀不行。
太極元年（712），睿宗傳位太子而自為太上皇。
太子即位後，是為玄宗，并改元先天。
這時太平公主以太上皇為後盾，仍專大權，當時的宰相七人，就有五個出自她的門下。
她仍然不放棄對玄宗的敵視，和她的黨羽大臣窦懷貞、岑義、蕭至忠、崔湜等密謀廢立，甚至有毒害玄宗的企圖。
玄宗的心腹王琚、張說等，都勸玄宗早自為計。
開元元年（713），玄宗與他的弟弟岐王範、薛王業，宰相郭元振，宦官高力士等一同定計，又以宮廷衛軍的力量，誅除太平公主，她的黨羽被處死的有數十人。
接着太上皇下诰道：“朕将高居無為，自今後軍國刑政，一事以上，并取皇帝處分。
”［見《舊唐書》卷七《睿宗本紀》］從武曌以來五十餘年唐室婦女幹政的潮流，至此告一結束。
三、玄宗的政治 （一）開元的興革 開元是玄宗的第二個年号，共二十九年（713～741），它是太宗貞觀以後唐朝第二個盛世。
玄宗為人英斷多藝，通曉音律，擅長書法。
他自誅太平公主，政府已不再有政敵存在，乃得專意于政治的興革。
自高宗以降，經武後中宗，六十年間，唐的政治日趨敗壞，其最大的病象，大緻有三：一是政治上形成奢淫貪縱的風氣，這種風氣的形成，與武韋二後大有關系。
二是科舉制度過分膨脹，加上武後的濫賞以及韋後安樂公主等的賣官，因而形成官多的現象；官吏的素質，也自然日漸低落。
三是因官多而且貪縱成風，必然的造成經濟上的紊亂與财政上的危機。
玄宗得志後，便針對着這三種政治病象，加以改善。
睿宗在位時，信用姚崇、宋璟，悉心革弊，政治本已頗有改觀。
二人因開罪太平公主而遭貶逐，玄宗即位後，又引用他們，開元之治，與二人有密切的關系。
玄宗最初以姚崇為相，他敏于吏事，善于應變，後來辭職，薦宋璟繼任相位。
璟為人凝重，守法持正，遇事直言敢谏；二人性格雖異，但公忠體國則相同。
除宋璟外，以清正著名的相臣尚有盧懷慎、張九齡、韓休等。
懷慎與姚崇同時為相，為人清謹儉素，不營資産，所得的俸賜，經常周給親舊，而妻子不免饑寒，所居也不蔽風雨。
張、韓二人于開元後期為相，均方正敢谏。
此外大臣如李元纮、杜暹等，也都以儉德知名。
因這些正人的柄用，政治風氣為之一變。
玄宗本人也崇尚節儉，對後宮和百官的服飾器用，都有限制，并曾下令國内不準開探珠玉、織造錦繡等。
官多是盛唐政治上的最大缺點，造成這種現象的主要原因是唐代仕進之途過多。
除了五花八門的科舉考試外，尚有門蔭、納财、诠選等辦法，因此官吏越來越多。
高宗武後時官賞之濫，前面業已詳述。
到中宗韋後時，更變本加厲，正式官員外，又有所謂“員外官”，自京司至諸州共有二千餘人；又有“斜封官”，任何市井小人，隻要繳錢三十萬，即由皇帝别降墨敕，斜封交中書省，委一官職。
玄宗對于這種現象，并未能徹底改革，主要因為科舉已成風氣，無法取消。
他即位後，隻把斜封官廢除，但員外官仍多；而由科舉登進和以他途入仕版的，每年仍有數千人。
太宗時，京官名額不過六百四十餘員，至玄宗，京官竟多到一萬七千六百八十餘員。
［見《資治通鑒》卷二一三］從這個數字，可以看出盛唐時代官員增加的速度。
但玄宗對吏治甚為講求，他下令加強而且嚴格執行官吏的考選辦法；并經常以有才識的京官外放為都督刺史，又以有績效的地方官調京任用，來增加他們的行政經驗和辦事能力。
經濟方面，玄宗也曾加以整頓。
開元九年（721），曾以宇文融清查逃亡戶口和籍外田地，查獲巧僞甚多，共得八十餘萬戶，田亦相稱。
當時因玄宗勤于邊功，用度甚廣，賴宇文融的開發财源，始得随時供應，不虞匮乏。
此外玄宗早年不信神仙，對儒術頗為愛好。
開元初，他采納姚崇的建議，對僧尼大加淘汰，以僞妄勒令還俗的達一萬二千人。
并禁止營建寺院，鑄造佛像及寫經等；百官亦不得與僧尼道士往還。
同時他對中國正統文化的維護，也盡了一番力量，他下令搜訪遺書，選吏繕寫；先後命褚無量、元行沖主持這個工作，費時五年。
至九年（721），凡上群書四萬八千一百九十六卷。
其後又命張說等修《五禮》，七年而成，定名為《開元禮》。
由于玄宗君臣的悉心革弊，唐帝國再度進入一個富強康樂的時代。
據說當開元盛世，米價便宜到每鬥十三個錢，今山東省一帶的青齊等州，鬥米隻要三錢；社會秩序也異常良好，行旅可以“行萬裡不持寸兵”。
人口也急遽的增加，開元二十八年（740），全國共有戶八百四十一萬二千八百七十一，口四千八百一十四萬三千六百九。
［見《資治通鑒》卷二一四］較之貞觀時代，幾乎增加了兩倍。
關于制度方面，開元時曾有一項重要變革，那就是廢除府兵而改置“騎”，也就是廢除征兵制而改采募兵制。
唐自太宗以後，因國家承平，大舉征兵的時候很少，府兵成了一種備而不用的龐大消耗。
同時這個制度的本身，也因業務的停滞而生出許多弊病，諸如戰鬥力的衰退，軍器的朽敗以及府兵的逃亡等。
因此唐室從開元六年（718）起，即開始有計劃的逐漸廢除府兵。
這一年，玄宗下诏把府兵每年校閱一次的辦法，改為六年一次。
其後宰相張說以輪番宿衛的府兵不能按時到達，且逃亡過多，無法補充，因此奏請宿衛兵改用募兵。
十一年（723），召募了十二萬人，号“長從宿衛”。
次年，改名“騎”。
自此以後，各兵府的士兵空缺，不再補充，漸漸耗損下去。
同時因社會重視科舉，人民也都不願再幹府兵。
十三年（725），唐室把騎分隸于十二衛，至此騎正式代替了府兵的地位，成了中央軍隊的主體。
到天寶時代，兵府漸漸淪落到無兵可交的地步。
唐貼金彩繪武官俑 與廢除府兵同時的另一大措施，是從開元九年（721）起，唐室于沿邊各地陸續設立十大兵鎮。
兵鎮的最高長官叫“節度使”（其中一個叫“經略使”），用以率軍屯防邊地，統理外族，保固疆土。
這種屯防（即在某地長期駐防）辦法，至遲在唐太宗時即已實行。
因為邊防地帶，須要随時警戒，半農半兵是不行的；同時屯防的官兵又必須娴于戰事和熟知地理，對外族作戰始有制勝的把握，如此又非久曆戎行的人不能稱職。
因此府兵在邊疆地區不十分适用，政府乃用一批專司戰鬥的人，長期戍守于邊防地帶。
唐初戍守的軍區，大的叫“軍”，小的叫“守捉”、“城”和“鎮”，而一律由道來統理。
每道設大将一人，叫“大總管”，後改名為“大都督”。
高宗永徽以後，都督兼有中央特殊派遣名義并持有中央所頒給權威憑證的節者，也就是所謂“帶使持節”的，稱為節度使，但隻是一種特殊名義而不是正式官職。
到開元，十大兵鎮成立，節度使乃成為正式的官，他們所轄的武力，也較從前的邊将為大。
這十大兵鎮設在北邊（包括東北、西北）的共有八個，西邊一個，南邊一個，共統兵四十八萬六千九百人。
當時府兵制已漸廢弛，十鎮兵員自然大都是召募來的。
以十二萬的首都衛戍部隊，與四十八萬多的邊防軍相較，顯然是外重内輕，與府兵制全盛時代的局面，完全相反。
這種形勢的造成，終于在三十年後，發生嚴重的惡果。
唐帶刀侍衛，李賢墓壁畫。
（二）天寶的衰象 天寶是玄宗的第三個年号，上承開元，下接肅宗至德，共十四年（742～755）。
從外貌看這個時期的唐帝國，仍是極其富強；實則内部的政治，日漸紊亂，危機四伏。
終緻“安史之亂”爆發，幾乎招緻亡國的慘痛。
因為開元時代長期的治安，玄宗漸把從前勵精圖治的精神和興趣，轉移到宮廷享樂的生活上去。
長期的太平，往往會使一個君主過分自信而忘卻創業的艱難；同時就一個人的精力來說，也必然是後不如前，玄宗的政治由盛而衰，不是突然的轉變，恰如一個少年慢慢地走向衰老一樣。
嚴格說來，開元末年的政治，已不如初年。
例如玄宗本不信神仙，但後來崇信方士張果，漸好神仙；并尊奉道教，企慕長生，以是朝野争言符瑞。
他本尚節儉，但後來行為漸奢，益務邊功，以楊慎矜、韋堅、王等人聚斂，民不堪苦。
他本喜接近正士，因此開元前期名臣輩出，後來乃漸漸接近小人，寵任言利之臣，并親信宦官楊思勗、高力士等，而奸臣李林甫的執政，尤為政治興衰的關鍵。
李林甫是唐室疏屬，他的進用是由于高力士的引薦，于開元二十二年（734）開始作宰相。
他有相當的才能，但性格巧佞陰險，因此其才适足以濟其惡。
他善于揣測皇帝的意思，并勾結宦官妃嫔之流，刺探玄宗的動靜，每次奏對，都很稱旨，因此大得玄宗的寵信。
他得勢後，凡朝臣中方正有學問的，無不被他陷害，緻遭貶斥或誅殺。
二十四年（736），他首先排除當時的宰相張九齡，和以能幹氣節著稱的中書侍郎嚴挺之。
天寶五載（746），他陷殺宰相李适之。
次年，又殺害濟南太守李邕&mdash&mdash一位四海仰慕的名士。
此外還有不少賢能之士，被他逼得在中央政府無法立足，而緻勾結或投奔當時的疆吏。
安史亂後，在中央政府不得意的人，往往投奔河北藩鎮，這風氣應該說是從天寶初年開始。
除了排斥正士摧殘人才以外，李林甫的另一過惡，便是以外族蕃人出任方面。
初唐以來，唐室雖然用過不少蕃将，但從未委以方面之任。
開元時設立的節度使，也都以漢人充任，其中且不乏文官。
當時節度使有政績的，并可以入為宰相。
林甫為鞏固權位，建議玄宗用寒微的蕃人為大将，因為蕃人勇敢善戰，又以寒微而無黨援，易于駕馭。
其實他的主要目的，是在杜絕上述那種“出将入相”的辦法，因為蕃人不識字，雖任大将，亦不可能入相。
玄宗采納了他的建議，從此以後，蕃人如高仙芝、哥舒翰、安祿山都任節度使而專掌一方。
由于蕃人的握有地方軍政大權，漸而養成他們的驕恣和非分的野心，終緻發生安祿山的叛亂。
内廷方面，李林甫與玄宗的寵妾武惠妃（武曌侄攸止之女）勾結。
惠妃生壽王瑁，為玄宗所鐘愛，因而惠妃頗有奪嫡的企圖；林甫因宦官傳言于惠妃，願盡力保護壽王。
玄宗于開元二十五年（737），因武惠妃的進讒廢殺太子瑛（趙麗妃所生），林甫力主立壽王為太子。
但這次他猜錯了玄宗的意思，玄宗于次年立忠王嶼為太子，更名亨。
林甫甚感恐懼，乃陰謀陷害太子，并屢興大獄來威脅他，但太子慎重無過，終于無事。
不久林甫又遇到一個有強大背景的政敵楊國忠，他是繼武惠妃寵冠後宮的貴妃楊氏的堂兄，以聚斂受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