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盛唐的内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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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資治通鑒》卷一九八］等；并引為深過，勸太子治不可效法。
此外他對臣下，雖然愛護備至，但舉動有時未免過分。
例如一次李突得急病，醫生處方說須用須灰治療，他便把自己的胡須剪下，為和藥。
又如伐高麗時，将軍李思摩中箭，他親自為思摩吮血，以去其毒。
又如貞觀初年發生蝗災，他為了表示甯願讓蝗蟲吃掉他的肺腸也不願農作物受害的誠意，竟把幾枚蝗蟲，當衆活生生的吞下肚去。
這類舉動，令人總覺得有些矯揉造作，其至有些使用權術的意味。
這也許因為他出身于胡化或半胡化的家庭，文化素養不深；雖然力求上進，一味仿效中國古代的賢君，卻不能恰如其分，而緻有矯枉過正之處。
但大體說來，太宗仍是不可多見的令主，從他的畢生行事看，他的功是遠多于過的。
（三）政治的改進 唐高祖武德時代，不但國家尚未完全統一，政治也似乎未上軌道。
太宗曾批評武德時的政治是“貨賂公行，紀綱紊亂”，這評語或許過苛，但與事實相去不會太遠，隻要從“玄武門之變”一事看來，便可想見當時的政治情形。
到太宗貞觀，國家雖然統一，但因新承大亂之後，民間殘破已極，當時全國的戶口，尚不滿三百萬戶，較之隋極盛時，減少三分之二。
因此太宗君臣，每以隋為鑒，勵精圖治。
貞觀初年，太宗所遭遇的最大難題是災荒。
元年（627），關中地區發生饑馑，鬥米值絹一匹；二年（628），全國普遍發生蝗災；三年（629），又有水災。
但太宗勸加安撫，人民雖流離失所，對政府并無怨言。
到四年（630），全國豐收，災民全歸鄉裡，國内的秩序恢複，政治也開始走上完美之途。
唐的制度，雖大體承襲隋朝，但太宗君臣的朝氣，卻能使舊制的優點發揮盡緻。
同時在行政技術上也有不少的改進，有關這方面的重要改革方案，大都頒行于貞觀元年至五年（627～631）的幾年間。
例如隋時對中央最高行政機關的尚書、中書、門下三省，并未能明白厘定其職權以及其相互間的關系；到太宗乃明白規定三省的職權，使其發揮制衡作用，以杜絕偏重的流弊。
其後又創立三省首長聯合議政的辦法，以解決相互間的争執。
這類改革，都是前代所沒有的。
又如太宗不但本身竭誠納谏，更把谏官的職權擴大，在他即位之初，即制定中書、門下兩省的首長和三品以上的官員入閣議事時，也要以谏官自随，遇有缺失，立刻谏正。
對于吏治，太宗也非常注意。
他即位後不久，曾命房玄齡省并冗員，中央政府文武官員的名額，僅留六百四十三員，可想見其行政效率之高。
他并命五品以上的京官，輪流值宿于中書省，以便随時延見，垂詢民間疾苦和政事得失。
對于都督、刺史一類的地方官，都親自簡選；他們在官時的善惡行迹，也都有詳細的紀錄，以備黜陟。
又命内外五品以上官保舉縣令，以便錄用。
此外他更經常遣使巡察四方，以黜陟官吏，省民疾苦。
刑法方面，也寬省不少。
他曾命長孫無忌與學士法官更定律令，改絞刑五十條為流徒。
對于死刑的判決與執行，尤為審慎，凡死刑罪案，皆命中書門下兩省四品以上的官員與尚書詳加讨論，以免冤濫。
在京師處決死刑罪犯，執行機關必須于行刑前覆奏五次，經批準後，始可執行。
在地方處決者，則須覆奏三次。
從這類改進，可以看出太宗的勤政愛民。
他即位之初，曾有人勸他重法以禁盜，他回答說：“朕當去奢省費，輕徭薄賦，選用廉吏，使民衣食有餘，則自不為盜。
”［見《資治通鑒》卷一九二］這幾句話，也正是他處理國政所懸鹄的。
前面已說過，貞觀四年（630）時，唐的政治已臻完美。
史書記載這一年的米價每鬥不過三四錢，社會秩序安定到“外戶不閉”，被判處死刑的罪犯隻有二十九人。
這類記載，雖然不免令人感到有些溢美，但無可置疑的，當時的政績定然在水準之上。
此後政治日益進步，國勢也更加昌隆。
太宗所以能不斷的開疆拓土，建立赫赫的武功，與國力的充實以及内部的穩定，自然有連帶關系。
貞觀十年（636）以後，太宗的志業，似已略不如前。
魏征曾于十一年（637）上疏，說他“欲善之志，不及于昔時；聞過必改，少虧于曩日”。
其後魏征又列舉他的若幹有始無終之處，但直到十七年（643）征去世以前，太宗并沒有若何重大缺失。
及征死後，太宗才遭遇一些不快事件，其中最大的兩件，一是十七年的廢太子承乾為庶人，一是十九年（645）伐高麗的無功。
這裡談談太子承乾被廢的經過，另一件将在别章詳述。
太宗共有十四子，皇後長孫氏所生者三子，即太子承乾、濮王泰和晉王治。
承乾幼甚聰敏，及長喜聲色，又好效突厥語言及服飾，嬉戲無度。
泰則好士愛文學，甚得時譽，為太宗所寵愛。
泰也頗有奪嫡之意，因此與承乾各樹朋黨，漸生嫌隙，以緻朝局不安，群臣日有疑議。
但太宗最初并沒有廢太子之意，他于貞觀十五年（641）特以魏征為太子太師，以絕天下之疑。
及魏征死，局面大變，兩派鬥争益烈，承乾的荒唐也益甚。
同時承乾因仇泰日深，漸有不軌的企圖。
十七年（643），有人告太子謀反，按驗得實，承乾乃被廢為庶人。
為此事牽連而被誅者，有漢王元昌（太宗弟），朝臣侯君集和杜荷（杜如晦子）等。
太宗原有立泰的意思，既而惡其兇險，也棄而不立；最後因長孫無忌的力贊，遂立晉王治為太子，時年十六。
治當時有“仁孝”之稱，其實為人懦弱，才智也甚差。
其後數月，太宗又有悔意，想改立英果類己的吳王恪（恪母為隋炀帝女），但因長孫無忌的反對而未果。
當承乾被廢嗣位未定時，太宗的精神極為煩悶，曾當衆表演自殺，這也許是他在位期間最感痛苦的一件事。
太宗晚年又感染上些迷信思想，對方士甚為崇信，命他們造“延年之藥”，以求長生。
此外對若幹朝臣也頗為猜忌，例如大臣劉洎和秦府舊将張亮的被殺，都沒有明顯的罪狀。
對李尤為嫉視，他臨終托孤于長孫無忌和褚遂良而貶于外，甚至有翦除的意思。
這件事在他身後發生嚴重的後果，由于李與長孫無忌等的不協，曾掀起政治上的極大風波。
他死于貞觀二十三年（649），年五十二歲，據說他的死與食延年藥有關。
二、武後的稱帝 （一）高宗的易後 太宗死，太子治繼立，是為高宗；長孫無忌、褚遂良受遺語輔政。
太宗自然以為太子繼位後，得此二人的輔助，政治當無大問題；卻沒有想到，因高宗的易後，竟使唐室江山短期的易主。
遠在高宗作太子時，一次入侍太宗，看見太宗的才人武氏，對她甚為悅慕。
太宗死後，武氏與其他宮人同被遣送于長安的感業寺中為尼。
永徽五年（654），太宗五周年忌日，高宗赴感業寺行香，又逢見武氏，二人觸景傷情，相對而泣。
這件事被高宗的皇後王氏聽到，那時她正與一位淑妃蕭氏争寵，正想找一個人來轉移高宗的意向，因此密令武氏蓄發。
就在那一年，高宗因王後的敦勸把她從寺内召入宮中。
武氏是并州文水人（今山西文水縣），父武士彟，在隋末是一個以販賣木材緻富的商人，其後追随唐高祖入關，于武德時曾任内外要職。
［參看陳寅恪《李唐武周先世事迹雜考》（載中央研究院《曆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六本第八分）］母親楊氏，為隋宗室楊達之女，笃信佛教而内行不檢。
武氏生于武德七年（624），于貞觀十一年（637）她十四歲時，以貌美被太宗選為才人。
再度入宮時，已有三十一歲，較高宗年長四歲。
武氏性巧慧多權術，入宮不久，便得到高宗的極度幸愛，拜為昭儀。
王後蕭妃都因而失寵，于是二人又聯合攻擊武氏，但已無效。
其後武氏又用一個殘忍的計策，親手将她在襁褓中的女兒扼死，誣指為王後所做，而緻引起高宗廢後的意思。
但這件事首先遭到外廷大臣的反對，長孫無忌、褚遂良都公開表示異議，遂良争執尤烈。
此外如大臣韓瑗、來濟，也都力谏。
迎合高宗和武氏的意旨而主張廢後的，則有禮部尚書許敬宗、中書舍人李義府等，但他們的主張并沒有發生多大作用。
具有決定作用的則是李的意見，他于太宗死後不久被召回中央政府，當高宗以廢後事征求他的意見時，他回答道：“此陛下家事，何必更問外人？”于是高宗決定廢後。
李對廢後事件抱這種态度，固然一方面為了持寵固位，另一方面也可能為報複心理所驅使，他與長孫無忌等顯然是不協的。
高宗意決後，褚遂良首被貶逐。
永徽六年（655）十月，王後蕭妃以“謀行鸩毒”被廢（後均被武氏慘殺），接着武氏被冊立為皇後。
其後數年間外朝的重要事件，便是長孫、韓、來等人的相繼貶死和許敬宗等人的躍居高位。
據舊史說，武氏作皇後後，王後蕭妃的鬼魂，時出為祟，逼得她不得不遷居。
顯慶二年（657），唐以洛陽為東都。
四年（659），她與高宗遷居東都，此後她一直留在東都，僅于她的末年，曾返長安小住。
至于她遷居的真正原因，近人也有不同的說法，有的認為關中食糧不足，遷居為了就漕運之便；有的認為是在掩蓋她過去為尼的事迹，易地以恣行淫樂。
這些理由，似乎都不太充分。
比較接近事實的說法，是她為了擺脫關隴集團朝臣大本營的長安，遷居東都，一方面延攬拔擢關東籍的朝臣，以為己用，而排除朝臣中的關西分子。
一方面以科舉為手段，就近吸收關東的人才，造成其新政權的擁護勢力。
同時，她的遷居東都，也頗有一點兒“衣錦還鄉”的意味。
武則天，選自《清刻曆代畫像傳》。
高宗即位之初，因有太宗時将相大臣的輔佐，政績媲美于貞觀。
武後立後，重臣多被排除，而高宗本人又因患風眩不能視事，政事便委托武後參決。
武後天資明敏，通曉文史，處事甚為得當，漸而高宗把全部政務交給她。
她專權後，便肆無忌憚，擅作威福。
高宗對此也不免憤恨，他曾于麟德元年（664）命朝臣上官儀草诏廢掉武後，但又畏懼未行。
上官儀原為太子忠的僚屬，忠為高宗後宮所生，于永徽三年（652）立；顯慶元年（656），為武後所谮廢，改立她的親子弘為太子。
至此武後又命許敬宗誣奏上官儀與廢太子忠謀逆，結果忠賜自盡，儀下獄而死，朝士因此遭流貶者甚多。
此後高宗每次上朝，武後總是垂簾于後，在内潛聽，所有政事，她都預聞，這時她已隐然成為全國的政治中心，而高宗實際上是個政治傀儡。
上元元年（674），高宗稱“天皇”，她也稱“天後”，當時号為“二聖”。
次年，太子弘以不滿武後的行為而被後鸩死，更立次子雍王賢。
但到永隆元年（680），武後又把賢廢掉而立三子英王哲。
弘道元年（683），高宗死，太子哲即位，是為中宗。
高宗遺诏命中書令裴炎輔政，軍國大事，請天後參決。
這時唐初的開國大臣，早已零落殆盡，繼而登用的，道德才能都遠遜于前。
中宗即位後，想以其後父韋玄貞為侍中，與裴炎發生争執，炎告知武後，後乃于嗣聖元年（684）廢中宗為廬陵王而立幼子豫王旦，是為睿宗。
睿宗對政治并無興趣，即位後，居于别殿，不問政事，由武後親自接見百官，一切事務都取決于她。
她繼而殺掉廢太子賢，遷廬陵王于房州（今湖北房縣）。
一面引用諸武用事，尤以她的侄兒武承嗣、武三思二人最受親任，此外并追封她的父祖為王。
武後的這種作法，引起唐室舊人的不滿，同年，乃有李敬業起兵揚州（今江蘇江都市）的事發生。
敬業為李之孫，曾任眉州刺史，與其弟盩屋令敬猷，長安主簿駱賓王等皆因事貶官，邂逅于揚州，共謀起兵。
他們以計占領揚州，十來天募集十餘萬人。
敬業以匡複廬陵王為辭，自稱匡複上将領揚州大都督；并以駱賓王為記室，移檄州縣，
此外他對臣下，雖然愛護備至，但舉動有時未免過分。
例如一次李突得急病，醫生處方說須用須灰治療，他便把自己的胡須剪下，為和藥。
又如伐高麗時，将軍李思摩中箭，他親自為思摩吮血，以去其毒。
又如貞觀初年發生蝗災，他為了表示甯願讓蝗蟲吃掉他的肺腸也不願農作物受害的誠意，竟把幾枚蝗蟲，當衆活生生的吞下肚去。
這類舉動，令人總覺得有些矯揉造作，其至有些使用權術的意味。
這也許因為他出身于胡化或半胡化的家庭，文化素養不深；雖然力求上進，一味仿效中國古代的賢君，卻不能恰如其分，而緻有矯枉過正之處。
但大體說來，太宗仍是不可多見的令主，從他的畢生行事看，他的功是遠多于過的。
（三）政治的改進 唐高祖武德時代，不但國家尚未完全統一，政治也似乎未上軌道。
太宗曾批評武德時的政治是“貨賂公行，紀綱紊亂”，這評語或許過苛，但與事實相去不會太遠，隻要從“玄武門之變”一事看來，便可想見當時的政治情形。
到太宗貞觀，國家雖然統一，但因新承大亂之後，民間殘破已極，當時全國的戶口，尚不滿三百萬戶，較之隋極盛時，減少三分之二。
因此太宗君臣，每以隋為鑒，勵精圖治。
貞觀初年，太宗所遭遇的最大難題是災荒。
元年（627），關中地區發生饑馑，鬥米值絹一匹；二年（628），全國普遍發生蝗災；三年（629），又有水災。
但太宗勸加安撫，人民雖流離失所，對政府并無怨言。
到四年（630），全國豐收，災民全歸鄉裡，國内的秩序恢複，政治也開始走上完美之途。
唐的制度，雖大體承襲隋朝，但太宗君臣的朝氣，卻能使舊制的優點發揮盡緻。
同時在行政技術上也有不少的改進，有關這方面的重要改革方案，大都頒行于貞觀元年至五年（627～631）的幾年間。
例如隋時對中央最高行政機關的尚書、中書、門下三省，并未能明白厘定其職權以及其相互間的關系；到太宗乃明白規定三省的職權，使其發揮制衡作用，以杜絕偏重的流弊。
其後又創立三省首長聯合議政的辦法，以解決相互間的争執。
這類改革，都是前代所沒有的。
又如太宗不但本身竭誠納谏，更把谏官的職權擴大，在他即位之初，即制定中書、門下兩省的首長和三品以上的官員入閣議事時，也要以谏官自随，遇有缺失，立刻谏正。
對于吏治，太宗也非常注意。
他即位後不久，曾命房玄齡省并冗員，中央政府文武官員的名額，僅留六百四十三員，可想見其行政效率之高。
他并命五品以上的京官，輪流值宿于中書省，以便随時延見，垂詢民間疾苦和政事得失。
對于都督、刺史一類的地方官，都親自簡選；他們在官時的善惡行迹，也都有詳細的紀錄，以備黜陟。
又命内外五品以上官保舉縣令，以便錄用。
此外他更經常遣使巡察四方，以黜陟官吏，省民疾苦。
刑法方面，也寬省不少。
他曾命長孫無忌與學士法官更定律令，改絞刑五十條為流徒。
對于死刑的判決與執行，尤為審慎，凡死刑罪案，皆命中書門下兩省四品以上的官員與尚書詳加讨論，以免冤濫。
在京師處決死刑罪犯，執行機關必須于行刑前覆奏五次，經批準後，始可執行。
在地方處決者，則須覆奏三次。
從這類改進，可以看出太宗的勤政愛民。
他即位之初，曾有人勸他重法以禁盜，他回答說：“朕當去奢省費，輕徭薄賦，選用廉吏，使民衣食有餘，則自不為盜。
”［見《資治通鑒》卷一九二］這幾句話，也正是他處理國政所懸鹄的。
前面已說過，貞觀四年（630）時，唐的政治已臻完美。
史書記載這一年的米價每鬥不過三四錢，社會秩序安定到“外戶不閉”，被判處死刑的罪犯隻有二十九人。
這類記載，雖然不免令人感到有些溢美，但無可置疑的，當時的政績定然在水準之上。
此後政治日益進步，國勢也更加昌隆。
太宗所以能不斷的開疆拓土，建立赫赫的武功，與國力的充實以及内部的穩定，自然有連帶關系。
貞觀十年（636）以後，太宗的志業，似已略不如前。
魏征曾于十一年（637）上疏，說他“欲善之志，不及于昔時；聞過必改，少虧于曩日”。
其後魏征又列舉他的若幹有始無終之處，但直到十七年（643）征去世以前，太宗并沒有若何重大缺失。
及征死後，太宗才遭遇一些不快事件，其中最大的兩件，一是十七年的廢太子承乾為庶人，一是十九年（645）伐高麗的無功。
這裡談談太子承乾被廢的經過，另一件将在别章詳述。
太宗共有十四子，皇後長孫氏所生者三子，即太子承乾、濮王泰和晉王治。
承乾幼甚聰敏，及長喜聲色，又好效突厥語言及服飾，嬉戲無度。
泰則好士愛文學，甚得時譽，為太宗所寵愛。
泰也頗有奪嫡之意，因此與承乾各樹朋黨，漸生嫌隙，以緻朝局不安，群臣日有疑議。
但太宗最初并沒有廢太子之意，他于貞觀十五年（641）特以魏征為太子太師，以絕天下之疑。
及魏征死，局面大變，兩派鬥争益烈，承乾的荒唐也益甚。
同時承乾因仇泰日深，漸有不軌的企圖。
十七年（643），有人告太子謀反，按驗得實，承乾乃被廢為庶人。
為此事牽連而被誅者，有漢王元昌（太宗弟），朝臣侯君集和杜荷（杜如晦子）等。
太宗原有立泰的意思，既而惡其兇險，也棄而不立；最後因長孫無忌的力贊，遂立晉王治為太子，時年十六。
治當時有“仁孝”之稱，其實為人懦弱，才智也甚差。
其後數月，太宗又有悔意，想改立英果類己的吳王恪（恪母為隋炀帝女），但因長孫無忌的反對而未果。
當承乾被廢嗣位未定時，太宗的精神極為煩悶，曾當衆表演自殺，這也許是他在位期間最感痛苦的一件事。
太宗晚年又感染上些迷信思想，對方士甚為崇信，命他們造“延年之藥”，以求長生。
此外對若幹朝臣也頗為猜忌，例如大臣劉洎和秦府舊将張亮的被殺，都沒有明顯的罪狀。
對李尤為嫉視，他臨終托孤于長孫無忌和褚遂良而貶于外，甚至有翦除的意思。
這件事在他身後發生嚴重的後果，由于李與長孫無忌等的不協，曾掀起政治上的極大風波。
他死于貞觀二十三年（649），年五十二歲，據說他的死與食延年藥有關。
二、武後的稱帝 （一）高宗的易後 太宗死，太子治繼立，是為高宗；長孫無忌、褚遂良受遺語輔政。
太宗自然以為太子繼位後，得此二人的輔助，政治當無大問題；卻沒有想到，因高宗的易後，竟使唐室江山短期的易主。
遠在高宗作太子時，一次入侍太宗，看見太宗的才人武氏，對她甚為悅慕。
太宗死後，武氏與其他宮人同被遣送于長安的感業寺中為尼。
永徽五年（654），太宗五周年忌日，高宗赴感業寺行香，又逢見武氏，二人觸景傷情，相對而泣。
這件事被高宗的皇後王氏聽到，那時她正與一位淑妃蕭氏争寵，正想找一個人來轉移高宗的意向，因此密令武氏蓄發。
就在那一年，高宗因王後的敦勸把她從寺内召入宮中。
武氏是并州文水人（今山西文水縣），父武士彟，在隋末是一個以販賣木材緻富的商人，其後追随唐高祖入關，于武德時曾任内外要職。
［參看陳寅恪《李唐武周先世事迹雜考》（載中央研究院《曆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六本第八分）］母親楊氏，為隋宗室楊達之女，笃信佛教而内行不檢。
武氏生于武德七年（624），于貞觀十一年（637）她十四歲時，以貌美被太宗選為才人。
再度入宮時，已有三十一歲，較高宗年長四歲。
武氏性巧慧多權術，入宮不久，便得到高宗的極度幸愛，拜為昭儀。
王後蕭妃都因而失寵，于是二人又聯合攻擊武氏，但已無效。
其後武氏又用一個殘忍的計策，親手将她在襁褓中的女兒扼死，誣指為王後所做，而緻引起高宗廢後的意思。
但這件事首先遭到外廷大臣的反對，長孫無忌、褚遂良都公開表示異議，遂良争執尤烈。
此外如大臣韓瑗、來濟，也都力谏。
迎合高宗和武氏的意旨而主張廢後的，則有禮部尚書許敬宗、中書舍人李義府等，但他們的主張并沒有發生多大作用。
具有決定作用的則是李的意見，他于太宗死後不久被召回中央政府，當高宗以廢後事征求他的意見時，他回答道：“此陛下家事，何必更問外人？”于是高宗決定廢後。
李對廢後事件抱這種态度，固然一方面為了持寵固位，另一方面也可能為報複心理所驅使，他與長孫無忌等顯然是不協的。
高宗意決後，褚遂良首被貶逐。
永徽六年（655）十月，王後蕭妃以“謀行鸩毒”被廢（後均被武氏慘殺），接着武氏被冊立為皇後。
其後數年間外朝的重要事件，便是長孫、韓、來等人的相繼貶死和許敬宗等人的躍居高位。
據舊史說，武氏作皇後後，王後蕭妃的鬼魂，時出為祟，逼得她不得不遷居。
顯慶二年（657），唐以洛陽為東都。
四年（659），她與高宗遷居東都，此後她一直留在東都，僅于她的末年，曾返長安小住。
至于她遷居的真正原因，近人也有不同的說法，有的認為關中食糧不足，遷居為了就漕運之便；有的認為是在掩蓋她過去為尼的事迹，易地以恣行淫樂。
這些理由，似乎都不太充分。
比較接近事實的說法，是她為了擺脫關隴集團朝臣大本營的長安，遷居東都，一方面延攬拔擢關東籍的朝臣，以為己用，而排除朝臣中的關西分子。
一方面以科舉為手段，就近吸收關東的人才，造成其新政權的擁護勢力。
同時，她的遷居東都，也頗有一點兒“衣錦還鄉”的意味。
武則天，選自《清刻曆代畫像傳》。
高宗即位之初，因有太宗時将相大臣的輔佐，政績媲美于貞觀。
武後立後，重臣多被排除，而高宗本人又因患風眩不能視事，政事便委托武後參決。
武後天資明敏，通曉文史，處事甚為得當，漸而高宗把全部政務交給她。
她專權後，便肆無忌憚，擅作威福。
高宗對此也不免憤恨，他曾于麟德元年（664）命朝臣上官儀草诏廢掉武後，但又畏懼未行。
上官儀原為太子忠的僚屬，忠為高宗後宮所生，于永徽三年（652）立；顯慶元年（656），為武後所谮廢，改立她的親子弘為太子。
至此武後又命許敬宗誣奏上官儀與廢太子忠謀逆，結果忠賜自盡，儀下獄而死，朝士因此遭流貶者甚多。
此後高宗每次上朝，武後總是垂簾于後，在内潛聽，所有政事，她都預聞，這時她已隐然成為全國的政治中心，而高宗實際上是個政治傀儡。
上元元年（674），高宗稱“天皇”，她也稱“天後”，當時号為“二聖”。
次年，太子弘以不滿武後的行為而被後鸩死，更立次子雍王賢。
但到永隆元年（680），武後又把賢廢掉而立三子英王哲。
弘道元年（683），高宗死，太子哲即位，是為中宗。
高宗遺诏命中書令裴炎輔政，軍國大事，請天後參決。
這時唐初的開國大臣，早已零落殆盡，繼而登用的，道德才能都遠遜于前。
中宗即位後，想以其後父韋玄貞為侍中，與裴炎發生争執，炎告知武後，後乃于嗣聖元年（684）廢中宗為廬陵王而立幼子豫王旦，是為睿宗。
睿宗對政治并無興趣，即位後，居于别殿，不問政事，由武後親自接見百官，一切事務都取決于她。
她繼而殺掉廢太子賢，遷廬陵王于房州（今湖北房縣）。
一面引用諸武用事，尤以她的侄兒武承嗣、武三思二人最受親任，此外并追封她的父祖為王。
武後的這種作法，引起唐室舊人的不滿，同年，乃有李敬業起兵揚州（今江蘇江都市）的事發生。
敬業為李之孫，曾任眉州刺史，與其弟盩屋令敬猷，長安主簿駱賓王等皆因事貶官，邂逅于揚州，共謀起兵。
他們以計占領揚州，十來天募集十餘萬人。
敬業以匡複廬陵王為辭，自稱匡複上将領揚州大都督；并以駱賓王為記室，移檄州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