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盛唐的内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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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太宗貞觀之治
（一）太宗的即位（玄武門之變）
這裡所說的盛唐，大緻指從太宗貞觀初年，中經高宗、武後、中宗、睿宗，直到玄宗天寶末年的一段時間，共有一百二十多年之久，正是唐帝國的極盛時期。
在這個時期内，唐帝國的文治武功，都足以震爍千古，太宗則是這個盛世的創始者。
太宗在位不過二十三年（627～649），但他一方面結束了隋末以來率土分崩的亂局，一方面奠立了唐帝國長期富強康樂的基礎，蔚成後世所謂的“貞觀之治”。
他雖是中國史上希有的賢君，但他的皇位，卻是憑藉着一次骨肉相殺的政變取得的。
唐高祖武德七年（624）以後，全國大緻統一，但在唐室中央卻又發生了一個嚴重的問題，那就是高祖的次子秦王世民與他的哥哥太子建成、弟弟齊王元吉間的沖突，沖突的主要原因是世民與建成的争奪皇位繼承權。
雙方的摩擦，至遲開始于武德五年（622），其後日形尖銳化，到九年（626）終于發生了所謂“玄武門之變”。
這次政變的發動者和勝利者都是世民，他因而得以繼承高祖的皇位。
至于這次政變的經過，流傳的史料，有若幹隐諱歪曲的地方，不能看作實錄。
經近人的研究，它的真相，才大緻顯露。
［參看陳寅恪《隋唐政治史述論稿》“中篇、政治革命及黨派分野”，拙著玄武門事變之醞釀（載拙著《漢史論集》頁一四三至一五四）］ 昭陵六駿，昭陵是唐太宗李世民和文德皇後的合葬墓，位于陝西省禮泉縣。
墓旁祭殿兩側有庑廊，“昭陵六駿”石刻就列置其中。
石刻中的“六駿”是李世民經常乘騎的六匹戰馬，它們既象征唐太宗所經曆的最主要的六大戰役，同時也是表彰他在唐王朝創建過程中立下的赫赫戰功。
六匹駿馬的名稱：一是飒露紫，二是拳毛，三是青骓，四是什伐赤，五是特勒骠，六是白蹄烏。
這些戰馬的鞍、鞯、镫、缰繩等，都逼真地再現了唐代戰馬的裝飾。
高祖的皇後窦氏共生四子，即建成、世民、玄霸、元吉；玄霸早死。
此外還有一女，嫁給柴紹。
世民才武出衆，在晉陽起兵前，劉文靜曾稱贊他“豁達類漢高，神武同魏祖”。
其後與群雄作戰，屢建大功，唐室的江山，可以說大半是世民打出來的。
高祖即帝位後，以建成為太子，世民為秦王，元吉為齊王。
因為世民功大，不但聲勢足以威脅太子，而他本人也确有奪嫡的野心，建成的不安，自可想見。
至遲從五年（622）起，建成和元吉聯合，與世民對立。
他們的辦法，是曲意聯絡高祖的妃嫔，求他們為内助，尤以張婕妤、尹德妃與建成等來往最密。
這辦法甚為有效，高祖本來不喜建成、元吉而喜世民，至此大為改觀。
同年，建成采納東宮屬官魏征的計策，親自統兵擊劉黑闼，以分世民之功。
七年（624），慶州（今甘肅慶陽縣）都督楊文幹叛變，有人告發建成與文幹有所關連，建成幾因此為高祖所廢；經元吉與諸妃的求情，始得無事。
楊文幹事件的真相，至今已無法窮诘；但現有的史料，卻隐約透露出世民也與這次事件有關，他極可能是告發建成的幕後主使人。
太宗李世民，選自《乾隆年制曆代帝王像真迹》。
高祖對世民的大功是承認的，但他始終想保全建成，大概有鑒于隋文帝易儲的教訓。
建成兄弟原來都居住于長安城中，大約在楊文幹事件以後，高祖把世民遷到長安西郊的宏義官，他顯然想以隔離方法來消弭諸子間的争端。
但事實上雙方的明争暗鬥仍在繼續進行着，在鬥争過程中，建成顯占優勢。
因為他具有嫡長的名位，又有高祖和宮闱的支持，同時他握有精銳的部隊，至少二千餘人，而他的得力助手元吉，更素以勇武著稱。
所以建成方面的實力，遠超過世民，在京城内，世民是無法與建成相抗的。
建成似乎并沒有殺害世民的意思，他隻想把世民羁留于京師，逐漸消滅其實力，使其無所作為。
他曾以财物收買秦府的骁将尉遲敬德、段志玄等，但沒有成功。
繼而又向高祖進言排除秦府的智略之士房玄齡、杜如晦等。
世民因在京師日益困迫，頗有出居洛陽經營東方的企圖，武德九年（626），他曾派親信張亮赴洛陽，結納山東豪傑以待變。
其後不久，高祖命他出鎮洛陽，但因建成等反對而未果。
世民既不能東行，最後便隻有政變的一途，這政變終于那年六月四日在宮城的玄武門爆發。
玄武門是長安太極宮城的北門，它是宮廷衛軍司令部的所在地，具有堅強的工事與雄厚的兵力。
誰能據有這個地方并運用它的兵力，誰便可以控制整個宮廷乃至整個首都，因為玄武門駐軍的實力遠較首都城防的軍力為大。
這次政變，便是世民利用玄武門的地勢，首先消滅建成元吉；然後利用它的守軍，抵抗東宮齊府的軍隊，終于獲得勝利。
至于世民所以能輕易據有玄武門，則是因為他與玄武門屯軍将領夙有勾結的關系。
事變時玄武門屯軍的将領為常何、敬君弘、呂世衡等，常何本為建成舊屬，被世民于暗中收買；敬呂兩人也可能是世民一黨。
六月三日，世民向高祖密奏建成元吉“淫亂後宮”，并訴說兩人意圖加害的情形，高祖回答明天處理這個糾紛。
四日，世民與他的妻兄長孫無忌、府僚張公謹等九人埋伏于玄武門内，等待建成元吉入朝而突擊之。
世民告狀的事，已被張婕妤通知建成（自然她不知伏兵的事），當日元吉勸建成不要入朝，勒兵以觀動靜。
但建成認為随從的兵備已嚴，而玄武門守将又是他的舊部，料想無事，因而決定入觐。
二人入玄武門，至臨湖殿側，才發覺有變。
這時他們的侍衛，均在門外，二人想策馬逃回，世民自後趕來，與元吉以箭互射，建成首先被射死。
既而尉遲敬德率騎兵七十人趕來，與世民夾射元吉，元吉也被射死。
接着東宮和齊府的精兵二千人，由建成的僚屬馮立、薛萬徹等率領，向玄武門進攻，守兵拒戰，敬君弘、呂世衡戰死，但宮府軍始終無法攻入。
最後尉遲敬德出示建成元吉的頭顱，宮府兵才潰散，至此勝利完全歸于世民。
建成元吉被殺後，世民派尉遲敬德入宮“宿衛”。
那時高祖正在禦湖中泛舟，當他聽到建成元吉因“作亂”而被殺的消息，驚愕萬分。
在他身邊的朝臣蕭瑀、陳叔達告訴他把國務交給世民，便可無事；高祖說：“此吾之夙心也”，于是立即下令内外諸軍，都聽秦王的節度。
當時尚有零星的戰鬥，這個敕令宣布後才完全平息。
接着世民入見，号恸良久。
三天後，高祖立世民為皇太子，處決一切軍國庶務。
建成元吉的諸子，都在這次政變中被誅殺淨盡，但東宮齊府的僚屬，則大都得到寬赦。
同年八月，高祖傳位于世民，自為太上皇以終其身，他死于貞觀九年（635）。
總之，玄武門之變實為世民一生最艱危的奮鬥，從事變的過程中可以看出他的英勇與忍決，但也留給後世不良的影響。
唐室的骨肉之變，幾乎無代無之，世民應負首開惡例的責任。
而此後唐室許多次的中央政變，其成敗仍然維系在玄武門的得失上。
（二）太宗的優點 世民于武德九年（626）即位後，是為太宗，那時他隻有二十九歲。
次年，改元為貞觀。
唐帝國經這位少年皇帝的适宜領導，蔚成了中國曆史上少有的盛世。
貞觀時代唐帝國的版圖，大為擴展；社會秩序的安定，人民生活的美滿，都不可多見。
從唐初的各項制度看，太宗隻是遵循前代的舊軌，但他在位時的唐帝國，仍然具有開國的新氣象，這完全由于他的過人才識與氣度所造成的。
有人認為，太宗是胡族尚武精神和中國優美開明文化混合的條件下所産生的怪傑；而大唐帝國的事業，也是胡族與漢族合作而成的。
［參看王國維《詠史詩》（載《觀堂集林》卷二十四）］ 太宗在個性上最可稱述的優點是知人善任，用人不問出身而惟賢能是尚，并且在這一方面能夠摒除私人情感的好惡。
此外他虛心好學，容納直谏；他不特選拔了多方面的人才，更能與這些人相互切磋，以求進步。
在貞觀許多名臣中，隻有長孫無忌是他的親戚，房玄齡、杜如晦是秦府舊屬，可算是他的私人。
其他如魏征、王珪、薛萬徹都是建成的舊屬，尉遲敬德原是劉武周的部下，李、程知節原是李密的部下，戴胄原是王世充的部下，岑文本原是蕭銑的部下，褚亮及其子遂良原是薛舉的部下，溫彥博原是羅藝的部下，（羅也是隋末群雄之一，且與太宗不合。
）李靖原是高祖的仇人，封德彜、虞世南、裴矩都是隋的降臣。
他們有的曾與太宗有仇，如魏征、薛萬徹，但他能捐棄前嫌，重加委任，也頗有幾位堪稱“佞臣”的，如封德彜、裴矩，但他也能棄其短而用其長；因此他的臣下包括不同的流品和各種的人才。
此外他采納封德彜的建議，命宗室登仕進之途，出任官吏，以革除他們坐享富貴的惡習。
這辦法自太宗創立後，曆朝因之不替，因而唐朝宗室人才之盛，為古今所未有。
十八學士登瀛州，清代年畫。
十八學士指唐代李世民為秦王時，于宮城西開文學館，羅緻四方文士，以杜如晦、房玄齡、陸德明等十八人，分為三番，每日六人值宿，讨論文獻，商略古今，号為十八學士。
太宗的好學，也是值得贊揚的。
在他作秦王時，因愛好文學而開一館舍，名“文學館”，用以延納當時的文學知名之士。
杜如晦、房玄齡、虞世南、褚亮、姚思廉、孔穎達等，都是文學館的學士，他們分為三批，輪流在館中值宿。
他每當傍晚，到館中與諸人讨論文籍，有時談到夜半。
他即位後，在宮中設置弘文館，聚書二十餘萬卷于其中，選任虞世南等各以本職兼學士。
聽朝餘暇，他把學士們召至内殿，講論前言往行，商讨治道。
貞觀君臣的論治，傳為千載的美談。
在前人中，他最喜歡陸機的詩文和王羲之的字，他甚至遺命以王字陪葬。
此外他并大興國學，當時國學生徒将近萬人，四夷君長，也多遣子弟前來留學，一時學術大盛。
容納直谏也是太宗著名的長處，他即位後，每以隋炀帝的愎谏為戒，因而盡力求言。
朝臣中最能直谏的是魏征，征巨鹿曲城（今河北平鄉縣）人，曾幹李密，密不能用。
其後随密投唐，建成引為僚屬，建成死後，太宗仍加以重用。
魏征曾前後上疏數十，直陳太宗過失。
他深明君臣一體之理，因此每谏必竭盡誠款，務求必行。
他所谏诤的事，大緻不外勸太宗實行仁政，偃息兵革，戒除奢侈，尊崇禮教等，目的在抑止太宗情感的放縱。
有時氣得太宗要找機會“殺此田舍翁（指魏）”，但結果每次他都容納。
史書曾有一段他們君臣間的有趣記錄：太宗曾得到一隻優良的鹞，時常加以調弄。
一天，他正用臂架着他那隻心愛的鹞，忽然看到魏征走來，便趕忙把鹞藏在懷中。
魏征向他奏事，良久不止，等到魏征離去，那隻鹞已經死在他的懷裡。
［見《資治通鑒》卷一九三］ 貞觀十三年（639），魏征上一疏，批評太宗志業比起貞觀初年漸不克終者十餘條，太宗也都接受。
十七年（643），魏征死，太宗歎道：“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古為鏡，可以知興替；以人為鏡，可以明得失。
朕常保此三鏡，以防己過，今魏征殂逝，遂亡一鏡矣。
”［見《舊唐書》卷七十一《魏征傳》］其後太宗伐高麗無功，因而又思及魏征，說道：“魏征若在，吾有此行耶？”從這些話裡，可以看出魏征對他的影響力以及在他心目中的地位。
太宗的才調，頗有與隋炀帝相似的地方，但他能容納直谏，過而知改，乃有政治上的偉大成就。
魏征以外，朝臣如馬周、王珪、褚遂良等，也都以論谏知名。
以上所說，都是太宗的優點，但他在大醇之中，也有小疵，例如奢侈便是其一。
他曾坦白承認他的若幹奢侈行為，諸如“錦繡珠玉，不絕于前；宮室台榭，屢有興作；犬馬鷹隼，無遠不緻；行遊四方，供頓煩勞”
在這個時期内，唐帝國的文治武功，都足以震爍千古，太宗則是這個盛世的創始者。
太宗在位不過二十三年（627～649），但他一方面結束了隋末以來率土分崩的亂局，一方面奠立了唐帝國長期富強康樂的基礎，蔚成後世所謂的“貞觀之治”。
他雖是中國史上希有的賢君，但他的皇位，卻是憑藉着一次骨肉相殺的政變取得的。
唐高祖武德七年（624）以後，全國大緻統一，但在唐室中央卻又發生了一個嚴重的問題，那就是高祖的次子秦王世民與他的哥哥太子建成、弟弟齊王元吉間的沖突，沖突的主要原因是世民與建成的争奪皇位繼承權。
雙方的摩擦，至遲開始于武德五年（622），其後日形尖銳化，到九年（626）終于發生了所謂“玄武門之變”。
這次政變的發動者和勝利者都是世民，他因而得以繼承高祖的皇位。
至于這次政變的經過，流傳的史料，有若幹隐諱歪曲的地方，不能看作實錄。
經近人的研究，它的真相，才大緻顯露。
［參看陳寅恪《隋唐政治史述論稿》“中篇、政治革命及黨派分野”，拙著玄武門事變之醞釀（載拙著《漢史論集》頁一四三至一五四）］ 昭陵六駿，昭陵是唐太宗李世民和文德皇後的合葬墓，位于陝西省禮泉縣。
墓旁祭殿兩側有庑廊，“昭陵六駿”石刻就列置其中。
石刻中的“六駿”是李世民經常乘騎的六匹戰馬，它們既象征唐太宗所經曆的最主要的六大戰役，同時也是表彰他在唐王朝創建過程中立下的赫赫戰功。
六匹駿馬的名稱：一是飒露紫，二是拳毛，三是青骓，四是什伐赤，五是特勒骠，六是白蹄烏。
這些戰馬的鞍、鞯、镫、缰繩等，都逼真地再現了唐代戰馬的裝飾。
高祖的皇後窦氏共生四子，即建成、世民、玄霸、元吉；玄霸早死。
此外還有一女，嫁給柴紹。
世民才武出衆，在晉陽起兵前，劉文靜曾稱贊他“豁達類漢高，神武同魏祖”。
其後與群雄作戰，屢建大功，唐室的江山，可以說大半是世民打出來的。
高祖即帝位後，以建成為太子，世民為秦王，元吉為齊王。
因為世民功大，不但聲勢足以威脅太子，而他本人也确有奪嫡的野心，建成的不安，自可想見。
至遲從五年（622）起，建成和元吉聯合，與世民對立。
他們的辦法，是曲意聯絡高祖的妃嫔，求他們為内助，尤以張婕妤、尹德妃與建成等來往最密。
這辦法甚為有效，高祖本來不喜建成、元吉而喜世民，至此大為改觀。
同年，建成采納東宮屬官魏征的計策，親自統兵擊劉黑闼，以分世民之功。
七年（624），慶州（今甘肅慶陽縣）都督楊文幹叛變，有人告發建成與文幹有所關連，建成幾因此為高祖所廢；經元吉與諸妃的求情，始得無事。
楊文幹事件的真相，至今已無法窮诘；但現有的史料，卻隐約透露出世民也與這次事件有關，他極可能是告發建成的幕後主使人。
太宗李世民，選自《乾隆年制曆代帝王像真迹》。
高祖對世民的大功是承認的，但他始終想保全建成，大概有鑒于隋文帝易儲的教訓。
建成兄弟原來都居住于長安城中，大約在楊文幹事件以後，高祖把世民遷到長安西郊的宏義官，他顯然想以隔離方法來消弭諸子間的争端。
但事實上雙方的明争暗鬥仍在繼續進行着，在鬥争過程中，建成顯占優勢。
因為他具有嫡長的名位，又有高祖和宮闱的支持，同時他握有精銳的部隊，至少二千餘人，而他的得力助手元吉，更素以勇武著稱。
所以建成方面的實力，遠超過世民，在京城内，世民是無法與建成相抗的。
建成似乎并沒有殺害世民的意思，他隻想把世民羁留于京師，逐漸消滅其實力，使其無所作為。
他曾以财物收買秦府的骁将尉遲敬德、段志玄等，但沒有成功。
繼而又向高祖進言排除秦府的智略之士房玄齡、杜如晦等。
世民因在京師日益困迫，頗有出居洛陽經營東方的企圖，武德九年（626），他曾派親信張亮赴洛陽，結納山東豪傑以待變。
其後不久，高祖命他出鎮洛陽，但因建成等反對而未果。
世民既不能東行，最後便隻有政變的一途，這政變終于那年六月四日在宮城的玄武門爆發。
玄武門是長安太極宮城的北門，它是宮廷衛軍司令部的所在地，具有堅強的工事與雄厚的兵力。
誰能據有這個地方并運用它的兵力，誰便可以控制整個宮廷乃至整個首都，因為玄武門駐軍的實力遠較首都城防的軍力為大。
這次政變，便是世民利用玄武門的地勢，首先消滅建成元吉；然後利用它的守軍，抵抗東宮齊府的軍隊，終于獲得勝利。
至于世民所以能輕易據有玄武門，則是因為他與玄武門屯軍将領夙有勾結的關系。
事變時玄武門屯軍的将領為常何、敬君弘、呂世衡等，常何本為建成舊屬，被世民于暗中收買；敬呂兩人也可能是世民一黨。
六月三日，世民向高祖密奏建成元吉“淫亂後宮”，并訴說兩人意圖加害的情形，高祖回答明天處理這個糾紛。
四日，世民與他的妻兄長孫無忌、府僚張公謹等九人埋伏于玄武門内，等待建成元吉入朝而突擊之。
世民告狀的事，已被張婕妤通知建成（自然她不知伏兵的事），當日元吉勸建成不要入朝，勒兵以觀動靜。
但建成認為随從的兵備已嚴，而玄武門守将又是他的舊部，料想無事，因而決定入觐。
二人入玄武門，至臨湖殿側，才發覺有變。
這時他們的侍衛，均在門外，二人想策馬逃回，世民自後趕來，與元吉以箭互射，建成首先被射死。
既而尉遲敬德率騎兵七十人趕來，與世民夾射元吉，元吉也被射死。
接着東宮和齊府的精兵二千人，由建成的僚屬馮立、薛萬徹等率領，向玄武門進攻，守兵拒戰，敬君弘、呂世衡戰死，但宮府軍始終無法攻入。
最後尉遲敬德出示建成元吉的頭顱，宮府兵才潰散，至此勝利完全歸于世民。
建成元吉被殺後，世民派尉遲敬德入宮“宿衛”。
那時高祖正在禦湖中泛舟，當他聽到建成元吉因“作亂”而被殺的消息，驚愕萬分。
在他身邊的朝臣蕭瑀、陳叔達告訴他把國務交給世民，便可無事；高祖說：“此吾之夙心也”，于是立即下令内外諸軍，都聽秦王的節度。
當時尚有零星的戰鬥，這個敕令宣布後才完全平息。
接着世民入見，号恸良久。
三天後，高祖立世民為皇太子，處決一切軍國庶務。
建成元吉的諸子，都在這次政變中被誅殺淨盡，但東宮齊府的僚屬，則大都得到寬赦。
同年八月，高祖傳位于世民，自為太上皇以終其身，他死于貞觀九年（635）。
總之，玄武門之變實為世民一生最艱危的奮鬥，從事變的過程中可以看出他的英勇與忍決，但也留給後世不良的影響。
唐室的骨肉之變，幾乎無代無之，世民應負首開惡例的責任。
而此後唐室許多次的中央政變，其成敗仍然維系在玄武門的得失上。
（二）太宗的優點 世民于武德九年（626）即位後，是為太宗，那時他隻有二十九歲。
次年，改元為貞觀。
唐帝國經這位少年皇帝的适宜領導，蔚成了中國曆史上少有的盛世。
貞觀時代唐帝國的版圖，大為擴展；社會秩序的安定，人民生活的美滿，都不可多見。
從唐初的各項制度看，太宗隻是遵循前代的舊軌，但他在位時的唐帝國，仍然具有開國的新氣象，這完全由于他的過人才識與氣度所造成的。
有人認為，太宗是胡族尚武精神和中國優美開明文化混合的條件下所産生的怪傑；而大唐帝國的事業，也是胡族與漢族合作而成的。
［參看王國維《詠史詩》（載《觀堂集林》卷二十四）］ 太宗在個性上最可稱述的優點是知人善任，用人不問出身而惟賢能是尚，并且在這一方面能夠摒除私人情感的好惡。
此外他虛心好學，容納直谏；他不特選拔了多方面的人才，更能與這些人相互切磋，以求進步。
在貞觀許多名臣中，隻有長孫無忌是他的親戚，房玄齡、杜如晦是秦府舊屬，可算是他的私人。
其他如魏征、王珪、薛萬徹都是建成的舊屬，尉遲敬德原是劉武周的部下，李、程知節原是李密的部下，戴胄原是王世充的部下，岑文本原是蕭銑的部下，褚亮及其子遂良原是薛舉的部下，溫彥博原是羅藝的部下，（羅也是隋末群雄之一，且與太宗不合。
）李靖原是高祖的仇人，封德彜、虞世南、裴矩都是隋的降臣。
他們有的曾與太宗有仇，如魏征、薛萬徹，但他能捐棄前嫌，重加委任，也頗有幾位堪稱“佞臣”的，如封德彜、裴矩，但他也能棄其短而用其長；因此他的臣下包括不同的流品和各種的人才。
此外他采納封德彜的建議，命宗室登仕進之途，出任官吏，以革除他們坐享富貴的惡習。
這辦法自太宗創立後，曆朝因之不替，因而唐朝宗室人才之盛，為古今所未有。
十八學士登瀛州，清代年畫。
十八學士指唐代李世民為秦王時，于宮城西開文學館，羅緻四方文士，以杜如晦、房玄齡、陸德明等十八人，分為三番，每日六人值宿，讨論文獻，商略古今，号為十八學士。
太宗的好學，也是值得贊揚的。
在他作秦王時，因愛好文學而開一館舍，名“文學館”，用以延納當時的文學知名之士。
杜如晦、房玄齡、虞世南、褚亮、姚思廉、孔穎達等，都是文學館的學士，他們分為三批，輪流在館中值宿。
他每當傍晚，到館中與諸人讨論文籍，有時談到夜半。
他即位後，在宮中設置弘文館，聚書二十餘萬卷于其中，選任虞世南等各以本職兼學士。
聽朝餘暇，他把學士們召至内殿，講論前言往行，商讨治道。
貞觀君臣的論治，傳為千載的美談。
在前人中，他最喜歡陸機的詩文和王羲之的字，他甚至遺命以王字陪葬。
此外他并大興國學，當時國學生徒将近萬人，四夷君長，也多遣子弟前來留學，一時學術大盛。
容納直谏也是太宗著名的長處，他即位後，每以隋炀帝的愎谏為戒，因而盡力求言。
朝臣中最能直谏的是魏征，征巨鹿曲城（今河北平鄉縣）人，曾幹李密，密不能用。
其後随密投唐，建成引為僚屬，建成死後，太宗仍加以重用。
魏征曾前後上疏數十，直陳太宗過失。
他深明君臣一體之理，因此每谏必竭盡誠款，務求必行。
他所谏诤的事，大緻不外勸太宗實行仁政，偃息兵革，戒除奢侈，尊崇禮教等，目的在抑止太宗情感的放縱。
有時氣得太宗要找機會“殺此田舍翁（指魏）”，但結果每次他都容納。
史書曾有一段他們君臣間的有趣記錄：太宗曾得到一隻優良的鹞，時常加以調弄。
一天，他正用臂架着他那隻心愛的鹞，忽然看到魏征走來，便趕忙把鹞藏在懷中。
魏征向他奏事，良久不止，等到魏征離去，那隻鹞已經死在他的懷裡。
［見《資治通鑒》卷一九三］ 貞觀十三年（639），魏征上一疏，批評太宗志業比起貞觀初年漸不克終者十餘條，太宗也都接受。
十七年（643），魏征死，太宗歎道：“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古為鏡，可以知興替；以人為鏡，可以明得失。
朕常保此三鏡，以防己過，今魏征殂逝，遂亡一鏡矣。
”［見《舊唐書》卷七十一《魏征傳》］其後太宗伐高麗無功，因而又思及魏征，說道：“魏征若在，吾有此行耶？”從這些話裡，可以看出魏征對他的影響力以及在他心目中的地位。
太宗的才調，頗有與隋炀帝相似的地方，但他能容納直谏，過而知改，乃有政治上的偉大成就。
魏征以外，朝臣如馬周、王珪、褚遂良等，也都以論谏知名。
以上所說，都是太宗的優點，但他在大醇之中，也有小疵，例如奢侈便是其一。
他曾坦白承認他的若幹奢侈行為，諸如“錦繡珠玉，不絕于前；宮室台榭，屢有興作；犬馬鷹隼，無遠不緻；行遊四方，供頓煩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