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隋帝國的興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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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隋的建國規模
（一）文帝的政績
隋自統一後，國勢直線上升，聲威遠播，府庫的充裕為亘古所未有；直到炀帝（文帝子）初年，富強達于極點。
其後因炀帝的縱欲，使國家走上亂亡之途，總計隋的盛世，前後不過二十餘年。
但在此短暫的時間内，其政治及建設的各項成就，卻極有光輝，後來唐代三百年的統一基礎，也可說是隋替它奠定的。
隋的富強，原因甚多，文帝的節儉務實，注意吏治，是其主要原因之一。
史載文帝平居所食不過一肉，生活的儉素，可以想見。
又如平陳之後，朝野都主張封禅，但他不允。
自西魏以降，北朝君臣，大體尚知道注意吏治，文帝也承襲了這種習慣，處理政事，異常勤勉。
另一個重要原因是全國統一，政治步入正軌，人民的生産建設不再遭受戰争的阻礙和破壞。
而魏晉以來的門閥，至此已不再是政治上的特權階級，中央政府可以令行禁止，行政效率自然大為提高。
這些都可以說是統一的賜與。
文帝的政績，可稱述者甚多。
例如他聽從蘇威（蘇綽子）的建議，減輕賦役；于開皇元年（581）及三年（583）兩度改定刑法，廢除若幹前代的酷刑；又于三年解除鹽酒專賣之禁，以利民生；這些都是政治上的進步之處。
此外文帝還有兩項重大措施：一是整理戶口，一是設倉貯糧；均與當時的國計民生，有着密切的關系。
整理戶口也是開皇三年實施的，主要的實施地區為關東地區。
當時關東地區的百姓，習于北齊時代的腐敗政風，丁壯之避役遊惰者占十之六七，其他地區的人丁，也有詐老詐小，以規免租賦的。
因此文帝下令舉行戶口普查，大索逃戶；并鼓勵檢舉，凡調查不實者，辦事人員須受嚴重處分。
結果查獲沒有戶籍的百姓達一百六十四萬餘口，其中丁壯占四十四萬三千人。
這對政府的稅收，自然大有增益。
隋文帝楊堅，唐閻立本繪。
文帝時所設的倉，可分兩種，即官倉和義倉。
官倉的糧儲，用以供養軍公人員。
隋時，關中為中央政府的所在地以及重兵的屯駐區，食糧的消耗極大，因而需要關東的接濟。
設置官倉的目的，即是在增加關東漕運的效率；也就是把原來關東各州對京師個别直接的輸糧辦法，改為集中和分段運輸的辦法。
開皇三年，文帝下诏命黃河及其若幹支流如洛、汴、伊等水沿岸的關東十三州，設置專服運米任務的“運米丁”。
并在黃河沿岸設置米倉，如衛州（今河南淇縣）設黎陽倉，洛州（今河南洛陽市）設河陽倉，陝州（今河南陝縣）設常平倉，華州（今陝西華陰縣）設廣通倉等，先把關東各州的食糧集中在這些倉裡，然後利用黃河及廣通渠運到京師。
因此時間及人力物力，都節省不少。
其後至炀帝大業二年（606），又在鞏縣（今河南鞏義市）東南設洛口倉，洛陽以北七裡設回洛倉。
洛口倉城周圍二十餘裡，共穿三千窖；回洛倉城周圍十裡，有三百窖；每窖可容食糧八千石，總計僅兩倉的容量即達二千六百餘萬石。
至于規模較小的倉，更不知凡幾。
據唐人的估計，文帝末年諸倉所存的食糧，已可供政府五六十年之用，這樣富裕的政府，真是史所罕見。
義倉又稱社倉，設置于鄉間，其儲糧由人民捐納，以備饑荒時赈濟災民。
文帝于開皇五年（585）采納工部尚書長孫平的建議，設置義倉。
命諸州的百姓軍人，到農作物收獲時，以貧富為比例，捐出若幹粟或麥，最高限度為一石。
捐出的糧食，存入當地的社倉裡，由“社司”專管賬目和儲存等事宜。
如遇某地收成不好發生饑馑之時，便以某地社倉中的儲糧赈濟饑民。
其後因社倉發生浪費現象，文帝曾命若幹邊州将社倉食糧交納本州，或将社倉移設在縣裡，以便集中管理。
至十六年（596），并規定民戶捐糧于社倉的标準：“上戶不過一石，中戶不過七鬥，下戶不過四鬥。
”義倉之設，對人民的生活來說，自是一項有力的保障。
據史書說，炀帝大業五年（609）是隋帝國富強的頂點。
但隋的富強基礎，全由文帝一代所奠定，炀帝不過是坐享其成。
文帝初年，民戶不滿四百萬，平陳之後也隻有四百六十萬，但此時人口竟達八百九十餘萬戶，四千六百餘萬口。
文帝開皇九年（589），全國田地共有一千九百四十餘萬頃，也大緻在此時增至五千五百八十五萬餘頃。
這時隋帝國的版圖，共有一百九十個郡，一千二百個縣，東西九千三百裡，南北一萬四千八百一十五裡。
［隋代人口田地及郡縣數目，見《隋書》卷二十九《地理志上》，《文獻通考》卷二，《資治通鑒》卷一八一］但自此以後，隋就開始走上衰運。
隋的所以迅速亂亡，與文帝也頗有關系，他雖然勵精圖治，但因學識過差，行事有許多不達大體之處。
例如開皇初年，遇有水旱兇饑，文帝常以官倉的儲糧放赈。
但後來他日漸吝啬，開皇十四年（594），關中大旱，人民饑困，當時倉儲充溢，竟不許赈。
他對政治，本無多大理想，而又輕視教育，因此當時的政治精神，仍是徹底的功利主義，并無宏遠的建國規模。
加以他資性刻薄，猜忌臣下，以緻奸佞用事，終于被奸臣劣子所愚弄，變易儲位，覆其宗社。
他生前所辛勤聚集的财富，結果隻是供給他的繼承者恣意揮霍；其所揮霍不完的剩餘财富，最後也變成隋末若幹起兵者擴充實力的資本。
（二）政府的組織 隋雖然繼承北周的政權，但在文物制度方面，卻主要承襲北齊和梁陳，僅有一小部分采自北周。
南朝文物是中國文化的正統，北齊文物則是北魏文物的一脈相傳。
北魏文物是指孝文帝漢化後所創制的文物，其淵源一部分來自前期南朝，一部分來自“五胡亂華”時代河西區域（即諸涼國）所保存的漢族舊有文化。
至于西魏北周的一支文物，實際上仍是鮮卑人的習俗和制度，不過緣飾以漢族制度的名目；本是取給一時的措施，并沒有長久存在的價值。
因此北周在滅北齊以後不久，便已采用北齊的制度。
隋文帝即位後，最初也是采取北齊的制度，其後因不敷應用，又兼采後期南朝（梁陳）的文物。
舉凡隋的禮儀、職官、刑律、财政的各項制度，其來源大率如此，隻有兵制是大體承襲北周的。
［參看陳寅恪《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一、叙論”］ 中央官制，隋承襲了北齊的三省制。
三省指尚書、中書、門下三省，同為國家最高行政機關。
這種制度本是自秦漢下至魏晉經長期演變而成的，南朝是其直接承襲者；北朝則自魏孝文漢化以後開始采用，直傳到北齊；隋代周後，便直接采用北齊的這種制度。
尚書自東漢靈帝時成為獨立機關，稱尚書台或中台，掌握政治實權，但名義上仍屬少府。
至魏，尚書台脫離少府，漸變為最高行政機關；尚書令便是宰相，其下的仆射便是副相。
其後尚書台一直是政治的中樞，南朝至梁時開始稱省，北朝則從北齊開始。
尚書于魏時既成為國家行政機關，但皇帝不能沒有私人秘書，于是産生了中書。
東漢時并無中書，到曹操秉政，專以尚書令參決國家大計，而另設秘書令起草诏令。
到魏文帝受禅，改秘書為中書，用以出納王命，敷奏萬機，自此中書與尚書并置，而稱中書省。
魏時的中書之于尚書，頗像東漢的尚書之于三公，前者漸次奪取後者的職權，而成為政治中樞。
至西晉時，政治中心由尚書移至中書，中書省長官中書監和中書令成為實際的宰相和副相，決定政令，尚書不過是聽命受事而已。
東晉時，中書省又成為國家的行政機關而非皇帝的私人秘書，因而又有門下省的成立。
門下省的長官為侍中，侍中一職，始建于秦代，本是皇帝侍從之臣，但以其職司顧問應對，又有參與國家機密的機會，因此漢魏以降，地位漸重。
門下省成立後，侍中權任益隆。
到南北朝，侍中又成為掌握實權的宰相，中書不過秉承侍中意旨，起草诏令。
但尚書令及中書監令雖無實權，名義上仍是宰相之職。
隋建國後，對三省的内部組織曾加以整理，但三省的職權及其相互關系，尚沒有明白厘定。
尚書省的最高長官為尚書令，正二品；其下有左右仆射各一人，從二品；再下有六曹（吏部、禮部、兵部、都官、度支、工部），每曹有尚書一人，正三品；侍郎若幹人，正四品。
門下省最高長官為納言（依北周制），共二人，正三品；其下有散騎常侍（從三品）、黃門侍郎（正四品）、谏議大夫（從四品）、散騎侍郎（正五品）等官。
中書省隋時改稱内史省，最高長官為内史令，共二人，正三品；其下有内史侍郎四人，正四品；再下有内史舍人（正六品）、通事舍人（從六品）等多名。
炀帝時，職官的名稱及員額頗多更改，茲不備載。
官品創始于曹魏，用以區别政府官吏階級的高下，共分九品，其法采自九品中正制。
至北魏時，每品又分正從，凡十八品。
同品則正高于從，不同品則從高于其次品之正。
隋初，每品又分上下階，炀帝時廢除。
隋代掌握實權的官，官品并不最高，三省長官階級最高的尚書令，不過正二品。
品位最高的官，則用以優禮元老重臣，并無實權。
如三公（司徒、司空、太尉）、三師（太師、太傅、太保），位皆正一品，但皆虛銜而不掌實政，其制則沿襲自漢。
三省以外的重要機關又有九寺、諸監及禦史台等。
九寺為太常、光祿、衛尉、宗正、太仆、大理、鴻胪、司農、太府，每寺置卿（正三品）及少卿（正四品）各一人，其職掌類似漢的九卿。
諸監有将作、少府、都水及國子等監，分掌營建、内府器物、水利及學校等事務。
九寺諸監為六部的下級機關，均秉承六部的政令，加以執行。
禦史台為專門谏诤機關，長官為禦史大夫，從三品，掌糾察彈劾。
其屬官有治書侍禦史、侍禦史、殿内侍禦史、監察禦史各若幹人。
至于專掌皇帝各種供奉和典辭翰備顧問的機關，則有殿内（炀帝時設）及秘書二省。
地方政區，自東漢末年州郡演變為地方最高行政區域後，原來的郡縣二級制，遂成為州郡縣三級制。
其後直至南北朝時代，皆為三級制。
魏晉以來，國内分裂，胡漢政權的版圖，均遠較統一時代為小，但為維持體面，州郡數目仍力求其多，因此州郡範圍，愈分愈小。
此外東晉南朝又有僑州僑郡的設置，即是某州或某郡的實有領土業已喪失，但政府仍保留其政區名稱，并設置官吏，而借其他州郡的地方辦公。
這辦法最初不外用以綏懷當時南渡的流民，但日子一久，寄寓者漸成土著，而州郡僑實相錯，發生許多統屬上的問題。
這種陋習，一直沿習到陳。
增設州郡的結果，南朝末期的州，其範圍尚不及漢代的郡。
北朝的州郡數目，雖也越來越多，但不像南朝那樣錯綜複雜。
隋文帝代周後，鑒于州郡數目過多，于開皇三年（583）罷全國諸郡，以州統縣，成為州縣二級制。
平陳後，又罷南方諸都，南北遂趨一緻。
文帝又采北周之制，于重要的州設總管府，以刺史兼總管，統督其鄰近數州，所以實際上仍是三級制。
文帝時前後置總管府五十二個，平陳後經常不廢的約有三十個。
炀帝大業元年（605），廢總管府。
三年（607），改州稱郡，改刺史為太守。
但仍置十四刺史，專司巡察各地吏治，不理民事。
文帝初分州縣為九等（上上至下下），後改為四等（上、中、中下、下）；炀帝時則分郡縣為上、中、下三等。
（三）田賦與兵刑 隋的田賦制度，大體采北魏的授田制。
授田制又稱均田制，即由政府将定數的田授予人民耕種，而課以租賦。
這種制度本是儒家的傳統經濟理想，孟子所說的“井田”便是一種理想的均田制。
漢儒董仲舒曾力主均田，王莽曾加以實施而失敗，直至北魏孝文帝以胡人行之，始告成功。
孝文于太和九年（南齊永明三年，485）開始行均田之法，當時北方經大亂之後，地曠人稀，田籍戶口容易調查，遂能順利成功。
當時規定男丁年十五以上，受露田（種植五谷）四十畝，婦人二十畝，身死還田于政府；另給桑田（植桑及果樹）每丁二十畝，不必歸還。
北齊、北周和隋均大體承北魏之制，僅若幹小節略有出入。
隋時規定男丁年十八受露田八十畝，婦人四十畝，身死還田；外給桑田每丁二十畝，不須歸還。
至于租賦的征收，自曹操時于田租外加收絹綿後，曆代因之。
兩晉、南朝均于田租之外，增收絹綿之類，以戶為單位，稱為“戶調”。
北魏租調，每戶年征帛二匹、絮二斤、絲一斤及粟二十石；另征帛一匹二丈，入于州庫。
孝文時，複增課粟帛。
北齊、北周雖承魏制，但征課數額頗有損益。
至隋，規定每丁夫婦，每年向政府輸
其後因炀帝的縱欲，使國家走上亂亡之途，總計隋的盛世，前後不過二十餘年。
但在此短暫的時間内，其政治及建設的各項成就，卻極有光輝，後來唐代三百年的統一基礎，也可說是隋替它奠定的。
隋的富強，原因甚多，文帝的節儉務實，注意吏治，是其主要原因之一。
史載文帝平居所食不過一肉，生活的儉素，可以想見。
又如平陳之後，朝野都主張封禅，但他不允。
自西魏以降，北朝君臣，大體尚知道注意吏治，文帝也承襲了這種習慣，處理政事，異常勤勉。
另一個重要原因是全國統一，政治步入正軌，人民的生産建設不再遭受戰争的阻礙和破壞。
而魏晉以來的門閥，至此已不再是政治上的特權階級，中央政府可以令行禁止，行政效率自然大為提高。
這些都可以說是統一的賜與。
文帝的政績，可稱述者甚多。
例如他聽從蘇威（蘇綽子）的建議，減輕賦役；于開皇元年（581）及三年（583）兩度改定刑法，廢除若幹前代的酷刑；又于三年解除鹽酒專賣之禁，以利民生；這些都是政治上的進步之處。
此外文帝還有兩項重大措施：一是整理戶口，一是設倉貯糧；均與當時的國計民生，有着密切的關系。
整理戶口也是開皇三年實施的，主要的實施地區為關東地區。
當時關東地區的百姓，習于北齊時代的腐敗政風，丁壯之避役遊惰者占十之六七，其他地區的人丁，也有詐老詐小，以規免租賦的。
因此文帝下令舉行戶口普查，大索逃戶；并鼓勵檢舉，凡調查不實者，辦事人員須受嚴重處分。
結果查獲沒有戶籍的百姓達一百六十四萬餘口，其中丁壯占四十四萬三千人。
這對政府的稅收，自然大有增益。
隋文帝楊堅，唐閻立本繪。
文帝時所設的倉，可分兩種，即官倉和義倉。
官倉的糧儲，用以供養軍公人員。
隋時，關中為中央政府的所在地以及重兵的屯駐區，食糧的消耗極大，因而需要關東的接濟。
設置官倉的目的，即是在增加關東漕運的效率；也就是把原來關東各州對京師個别直接的輸糧辦法，改為集中和分段運輸的辦法。
開皇三年，文帝下诏命黃河及其若幹支流如洛、汴、伊等水沿岸的關東十三州，設置專服運米任務的“運米丁”。
并在黃河沿岸設置米倉，如衛州（今河南淇縣）設黎陽倉，洛州（今河南洛陽市）設河陽倉，陝州（今河南陝縣）設常平倉，華州（今陝西華陰縣）設廣通倉等，先把關東各州的食糧集中在這些倉裡，然後利用黃河及廣通渠運到京師。
因此時間及人力物力，都節省不少。
其後至炀帝大業二年（606），又在鞏縣（今河南鞏義市）東南設洛口倉，洛陽以北七裡設回洛倉。
洛口倉城周圍二十餘裡，共穿三千窖；回洛倉城周圍十裡，有三百窖；每窖可容食糧八千石，總計僅兩倉的容量即達二千六百餘萬石。
至于規模較小的倉，更不知凡幾。
據唐人的估計，文帝末年諸倉所存的食糧，已可供政府五六十年之用，這樣富裕的政府，真是史所罕見。
義倉又稱社倉，設置于鄉間，其儲糧由人民捐納，以備饑荒時赈濟災民。
文帝于開皇五年（585）采納工部尚書長孫平的建議，設置義倉。
命諸州的百姓軍人，到農作物收獲時，以貧富為比例，捐出若幹粟或麥，最高限度為一石。
捐出的糧食，存入當地的社倉裡，由“社司”專管賬目和儲存等事宜。
如遇某地收成不好發生饑馑之時，便以某地社倉中的儲糧赈濟饑民。
其後因社倉發生浪費現象，文帝曾命若幹邊州将社倉食糧交納本州，或将社倉移設在縣裡，以便集中管理。
至十六年（596），并規定民戶捐糧于社倉的标準：“上戶不過一石，中戶不過七鬥，下戶不過四鬥。
”義倉之設，對人民的生活來說，自是一項有力的保障。
據史書說，炀帝大業五年（609）是隋帝國富強的頂點。
但隋的富強基礎，全由文帝一代所奠定，炀帝不過是坐享其成。
文帝初年，民戶不滿四百萬，平陳之後也隻有四百六十萬，但此時人口竟達八百九十餘萬戶，四千六百餘萬口。
文帝開皇九年（589），全國田地共有一千九百四十餘萬頃，也大緻在此時增至五千五百八十五萬餘頃。
這時隋帝國的版圖，共有一百九十個郡，一千二百個縣，東西九千三百裡，南北一萬四千八百一十五裡。
［隋代人口田地及郡縣數目，見《隋書》卷二十九《地理志上》，《文獻通考》卷二，《資治通鑒》卷一八一］但自此以後，隋就開始走上衰運。
隋的所以迅速亂亡，與文帝也頗有關系，他雖然勵精圖治，但因學識過差，行事有許多不達大體之處。
例如開皇初年，遇有水旱兇饑，文帝常以官倉的儲糧放赈。
但後來他日漸吝啬，開皇十四年（594），關中大旱，人民饑困，當時倉儲充溢，竟不許赈。
他對政治，本無多大理想，而又輕視教育，因此當時的政治精神，仍是徹底的功利主義，并無宏遠的建國規模。
加以他資性刻薄，猜忌臣下，以緻奸佞用事，終于被奸臣劣子所愚弄，變易儲位，覆其宗社。
他生前所辛勤聚集的财富，結果隻是供給他的繼承者恣意揮霍；其所揮霍不完的剩餘财富，最後也變成隋末若幹起兵者擴充實力的資本。
（二）政府的組織 隋雖然繼承北周的政權，但在文物制度方面，卻主要承襲北齊和梁陳，僅有一小部分采自北周。
南朝文物是中國文化的正統，北齊文物則是北魏文物的一脈相傳。
北魏文物是指孝文帝漢化後所創制的文物，其淵源一部分來自前期南朝，一部分來自“五胡亂華”時代河西區域（即諸涼國）所保存的漢族舊有文化。
至于西魏北周的一支文物，實際上仍是鮮卑人的習俗和制度，不過緣飾以漢族制度的名目；本是取給一時的措施，并沒有長久存在的價值。
因此北周在滅北齊以後不久，便已采用北齊的制度。
隋文帝即位後，最初也是采取北齊的制度，其後因不敷應用，又兼采後期南朝（梁陳）的文物。
舉凡隋的禮儀、職官、刑律、财政的各項制度，其來源大率如此，隻有兵制是大體承襲北周的。
［參看陳寅恪《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一、叙論”］ 中央官制，隋承襲了北齊的三省制。
三省指尚書、中書、門下三省，同為國家最高行政機關。
這種制度本是自秦漢下至魏晉經長期演變而成的，南朝是其直接承襲者；北朝則自魏孝文漢化以後開始采用，直傳到北齊；隋代周後，便直接采用北齊的這種制度。
尚書自東漢靈帝時成為獨立機關，稱尚書台或中台，掌握政治實權，但名義上仍屬少府。
至魏，尚書台脫離少府，漸變為最高行政機關；尚書令便是宰相，其下的仆射便是副相。
其後尚書台一直是政治的中樞，南朝至梁時開始稱省，北朝則從北齊開始。
尚書于魏時既成為國家行政機關，但皇帝不能沒有私人秘書，于是産生了中書。
東漢時并無中書，到曹操秉政，專以尚書令參決國家大計，而另設秘書令起草诏令。
到魏文帝受禅，改秘書為中書，用以出納王命，敷奏萬機，自此中書與尚書并置，而稱中書省。
魏時的中書之于尚書，頗像東漢的尚書之于三公，前者漸次奪取後者的職權，而成為政治中樞。
至西晉時，政治中心由尚書移至中書，中書省長官中書監和中書令成為實際的宰相和副相，決定政令，尚書不過是聽命受事而已。
東晉時，中書省又成為國家的行政機關而非皇帝的私人秘書，因而又有門下省的成立。
門下省的長官為侍中，侍中一職，始建于秦代，本是皇帝侍從之臣，但以其職司顧問應對，又有參與國家機密的機會，因此漢魏以降，地位漸重。
門下省成立後，侍中權任益隆。
到南北朝，侍中又成為掌握實權的宰相，中書不過秉承侍中意旨，起草诏令。
但尚書令及中書監令雖無實權，名義上仍是宰相之職。
隋建國後，對三省的内部組織曾加以整理，但三省的職權及其相互關系，尚沒有明白厘定。
尚書省的最高長官為尚書令，正二品；其下有左右仆射各一人，從二品；再下有六曹（吏部、禮部、兵部、都官、度支、工部），每曹有尚書一人，正三品；侍郎若幹人，正四品。
門下省最高長官為納言（依北周制），共二人，正三品；其下有散騎常侍（從三品）、黃門侍郎（正四品）、谏議大夫（從四品）、散騎侍郎（正五品）等官。
中書省隋時改稱内史省，最高長官為内史令，共二人，正三品；其下有内史侍郎四人，正四品；再下有内史舍人（正六品）、通事舍人（從六品）等多名。
炀帝時，職官的名稱及員額頗多更改，茲不備載。
官品創始于曹魏，用以區别政府官吏階級的高下，共分九品，其法采自九品中正制。
至北魏時，每品又分正從，凡十八品。
同品則正高于從，不同品則從高于其次品之正。
隋初，每品又分上下階，炀帝時廢除。
隋代掌握實權的官，官品并不最高，三省長官階級最高的尚書令，不過正二品。
品位最高的官，則用以優禮元老重臣，并無實權。
如三公（司徒、司空、太尉）、三師（太師、太傅、太保），位皆正一品，但皆虛銜而不掌實政，其制則沿襲自漢。
三省以外的重要機關又有九寺、諸監及禦史台等。
九寺為太常、光祿、衛尉、宗正、太仆、大理、鴻胪、司農、太府，每寺置卿（正三品）及少卿（正四品）各一人，其職掌類似漢的九卿。
諸監有将作、少府、都水及國子等監，分掌營建、内府器物、水利及學校等事務。
九寺諸監為六部的下級機關，均秉承六部的政令，加以執行。
禦史台為專門谏诤機關，長官為禦史大夫，從三品，掌糾察彈劾。
其屬官有治書侍禦史、侍禦史、殿内侍禦史、監察禦史各若幹人。
至于專掌皇帝各種供奉和典辭翰備顧問的機關，則有殿内（炀帝時設）及秘書二省。
地方政區，自東漢末年州郡演變為地方最高行政區域後，原來的郡縣二級制，遂成為州郡縣三級制。
其後直至南北朝時代，皆為三級制。
魏晉以來，國内分裂，胡漢政權的版圖，均遠較統一時代為小，但為維持體面，州郡數目仍力求其多，因此州郡範圍，愈分愈小。
此外東晉南朝又有僑州僑郡的設置，即是某州或某郡的實有領土業已喪失，但政府仍保留其政區名稱，并設置官吏，而借其他州郡的地方辦公。
這辦法最初不外用以綏懷當時南渡的流民，但日子一久，寄寓者漸成土著，而州郡僑實相錯，發生許多統屬上的問題。
這種陋習，一直沿習到陳。
增設州郡的結果，南朝末期的州，其範圍尚不及漢代的郡。
北朝的州郡數目，雖也越來越多，但不像南朝那樣錯綜複雜。
隋文帝代周後，鑒于州郡數目過多，于開皇三年（583）罷全國諸郡，以州統縣，成為州縣二級制。
平陳後，又罷南方諸都，南北遂趨一緻。
文帝又采北周之制，于重要的州設總管府，以刺史兼總管，統督其鄰近數州，所以實際上仍是三級制。
文帝時前後置總管府五十二個，平陳後經常不廢的約有三十個。
炀帝大業元年（605），廢總管府。
三年（607），改州稱郡，改刺史為太守。
但仍置十四刺史，專司巡察各地吏治，不理民事。
文帝初分州縣為九等（上上至下下），後改為四等（上、中、中下、下）；炀帝時則分郡縣為上、中、下三等。
（三）田賦與兵刑 隋的田賦制度，大體采北魏的授田制。
授田制又稱均田制，即由政府将定數的田授予人民耕種，而課以租賦。
這種制度本是儒家的傳統經濟理想，孟子所說的“井田”便是一種理想的均田制。
漢儒董仲舒曾力主均田，王莽曾加以實施而失敗，直至北魏孝文帝以胡人行之，始告成功。
孝文于太和九年（南齊永明三年，485）開始行均田之法，當時北方經大亂之後，地曠人稀，田籍戶口容易調查，遂能順利成功。
當時規定男丁年十五以上，受露田（種植五谷）四十畝，婦人二十畝，身死還田于政府；另給桑田（植桑及果樹）每丁二十畝，不必歸還。
北齊、北周和隋均大體承北魏之制，僅若幹小節略有出入。
隋時規定男丁年十八受露田八十畝，婦人四十畝，身死還田；外給桑田每丁二十畝，不須歸還。
至于租賦的征收，自曹操時于田租外加收絹綿後，曆代因之。
兩晉、南朝均于田租之外，增收絹綿之類，以戶為單位，稱為“戶調”。
北魏租調，每戶年征帛二匹、絮二斤、絲一斤及粟二十石；另征帛一匹二丈，入于州庫。
孝文時，複增課粟帛。
北齊、北周雖承魏制，但征課數額頗有損益。
至隋，規定每丁夫婦，每年向政府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