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南北朝的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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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社會階級
（一）世族階級的形成
南北朝的社會，有着嚴格的階級區劃，大體說來，可分四個階層：上者為士人，其次為平民，再次為部曲，最下為奴隸。
士人階級中又有世族（亦稱“士族”）與寒門之分，世族是社會的最上層，也是政治權位的把持者；而世族本身，又分若幹等級，高下分明，不容混淆。
他們的地位，是經社會公認和政府承認的，有時雖君主也不能加以更易。
至于寒門出身的士人，雖然也有參預政治的機會，但他們的社會地位與聲望遠較世族為低，宦達的機會也遠較世族為少，同時他們也永遠不能升為世族。
平民也就是從事農工商業的大衆，他們雖是政治上的被統治者，但各有其獨立的生業。
部曲是大族豪門所豢養的家丁莊客，他們是豪族的寄生者。
此外南朝有所謂“兵戶”，也就是被政府勒令當兵的人家，大半出身于奴隸和罪犯，他們的地位已與奴隸相差無幾。
東晉時人民的丁壯大都依附豪強，政府因需要兵員，時常有發奴為兵或以罪犯為兵的事。
到宋時，更強逼這類士兵世襲，因此有所謂兵戶。
至于真正的奴隸，則更是絕無自由可言。
整個南北朝時代，世族階級始終存在，對後世也有甚大的影響。
這種階級的産生，是從東漢起經過數百年演變而成的。
中國的社會自春秋末年封建制度破壞後，下至秦漢，已沒有固定的階級存在。
漢初的功臣集團，雖然在政治社會上有其特殊地位，但為時甚暫，至文景二帝時，這現象已逐漸消失。
至于功臣後裔之封列侯者，不但數目不多，不能構成一個階級，而他們與平民的不同，主要隻是貧富上的差異。
外戚雖也有世掌國政的，但為數極少，更不能算作階級，同時他們大多是旋起旋滅。
漢武帝以後，因為太學的建立以及選舉制度的推行，平民仕進的機會大增，階級的流動性也愈烈，除了皇帝巍然在上外（當國的外戚，實際上可以算作皇室的一環），政治社會上，可以說已沒有什麼特殊階級。
漢代政府崇尚儒術，因而經學昌盛。
當時的若幹老師大儒，對經學的研究各具獨特的見解，因此有所謂“家法”；習經的學子，也各有師承。
當時的儒者，對于學術的授受，限制甚嚴，不願把獨得之秘輕易教人，所以又有傳子的習慣。
常有某家之學，累世相傳，曆數十百年而不墜的，如孔氏（孔子之後）、伏氏（伏生之後）、桓氏，都以累世經學著名。
當時政府以經學取士，朝廷的征辟和郡國的推舉，大都以經學贍富者為上選，因此由累世經學造成累世公卿。
如孔氏自孔霸（昭宣時人）至其七世孫昱，一家為卿相牧守者五十三人，列侯七人。
桓氏自桓榮（明帝時人）起，一家三代，為五帝師。
東漢中葉以後，累世公卿之家益多，如弘農楊氏自楊震起，四世為太尉，袁氏自袁安（和帝時人）起，四世有五人為三公。
這種士大夫的傳襲勢力，造成所謂“門第”，在社會上有其特殊地位，已頗具南北朝世族的雛形。
東漢末年，察舉制度日壞，仕途也漸為此類權門所壟斷，更加速特殊階級的成長。
雖然如此，東漢世族與寒門之分，尚不太嚴，寒士之作高官或顯名于世的，仍不乏人。
漢獻帝建安時代，曹操當政，他是宦官之後，為世所輕，因而仇視高門。
他得志後，便肆意摧殘望族，結果楊、袁、孔諸氏，都被他誅除，一時俱衰。
但到魏文帝時，因推行九品中正制，卻又造就出一批新世族。
九品中正制為陳群所創，乃是一種政府選用人才的制度。
其辦法是政府于每郡設小中正，每州設大中正，各以在中央政府任職且才德充盛的當地人充任。
先由小中正區别其轄區中的人物，定為上上至下下九等，以上大中正，大中正核實後以上司徒；再由司徒核實，然後付尚書選用。
此制最初的用意，是在謹慎選才，以矯漢末濫選之弊，但末流所及，仍為權門所把持。
權貴子弟，依恃其家庭地位及社會關系，本易獲緻名譽，膺列上品，而若幹不肖中正更逢迎權貴，徇私舞弊，以是權門在這種制度下占盡上風。
此外魏時大臣子弟，不必由中正推舉，即可任官，如鐘毓（鐘繇之子）十四歲即任散騎侍郎。
而寒士的進身之階，則完全操在中正手裡，他們自然沒有與權門抗衡的力量。
這制度演變到最後，造成“上品無寒門，下品無世族”的局面。
世族複盛的另一原因，便是司馬氏的維護門閥。
司馬氏系出望族，因此專魏政後，複重門閥，如晉室的佐命功臣賈充、王沈、裴秀等，都是貴族世胄。
到晉篡魏後，世族乃漸成為政治社會上的特殊階級。
他們的勢力，并未因中原的喪亂而受到多大挫折。
晉元帝江左立國，有賴于世族的擁戴，世族的政治權力與社會地位，也照樣在江南維持着。
北方的故家大族大批南渡，借着晉室的名義，各自占地名田，封山锢澤，做南方的新主人翁。
沒有南遷的世族，則大都與外族政府合作，以保持其門第；外族政府也利用他們以籠絡漢人。
因此無論南方與北方的世族階級，都沒有因戰亂而衰落。
南方的世族，有“僑姓”與“吳姓”之分。
僑姓是指自北方南遷的諸姓，以王（琅玡）、謝（陳郡）、袁（陳郡）、蕭（蘭陵）為大；吳姓為吳地土著的諸姓，以朱、張、顧、陸為大；但吳姓的地位，遠不如僑姓。
大體說來，東晉及南朝政府對南士采排斥态度，南士也不肯與之合作，因此土著與僑民之間，隔閡甚深。
南朝政府的重要首長如“仆射”等職，絕少由南士出任。
甚至梁人所撰的氏族譜，吳姓次序，尚不能列入百家之内。
北方的世族，則有“郡姓”及“國姓”（唐人稱為“虜姓”）之分，郡姓是指漢人的閥閱，可分關東、關中二區，關東以崔、盧、鄭、李為大，關中則以韋、裴、柳、薛、楊、杜等為大。
國姓是指魏孝文帝漢化時鮮卑人所改的漢姓，如元、長孫、宇文、于、陸、源、窦等。
南方世族等次的劃分，系根據其族的傳統地位及聲望，為社會所公認，政府無法左右之。
北方大姓的等次，除由社會公認外，朝廷并為之劃定标準，以為選任的參考。
北魏時即分世族為膏梁、華腴、甲、乙、丙、丁六等，各以其家累世官職的大小為準而分高下。
此外魏室并提攜若幹胡人的勳貴，承認某些姓氏在政治上的優越地位，因此也産生了若幹胡人的世族。
總之，南北朝時代，世族已發展成一種具體而完整的社會階級，與其他階級有着非常明顯的區别。
（二）世族與寒門的對立 世族與寒門，雖同屬士人階級，但兩者之間，卻有極森嚴的界限。
寒士經常遭受世族的壓制歧視，久懷郁憤，因此雙方在政治上顯然處于對立的地位，這種現象，尤以南朝為甚。
南朝的君主，大都提攜寒士，以抵制世族，但因世族的根深蒂固，其位望并沒有受多大影響。
世族為了保持高門的地位，因而高自标置，不與寒門為伍。
對于婚姻，必選擇門戶相當之家，如南朝的王謝二家，便經常聯婚。
世族與寒門通婚，在當時是駭人聽聞的事。
梁武帝時，侯景初降，武帝對他竭力籠絡，所求從未拒絕。
惟獨對景的求婚王謝，無法答應，命他“于朱張以下訪之”。
這可看出南朝世族對婚姻的重視，即皇帝也不敢為寒門做月老。
但并非絕無例外，有時富有的寒門，可以重聘娶得破落世族的小姐。
不過這種行為，在南朝為清議所不容，甚至有的世族因此而遭到彈劾的。
北朝則尺度較寬，但有一種陋習，高門與卑族結婚，必多索聘禮。
魏齊之世，漸成為一種普遍的風俗，凡婚嫁無不以财币相尚。
這種頹風，曾為魏室所嚴禁。
有時寒門攀婚世族而不得，如能設法娶得一位世族出身的罪人之女，也引以為殊榮。
此外世族即于日常社交中，也矜持異常，與人有一種不可逾越的界限。
南朝的寒門，雖官高勢大，在社交場合中，也不能與世族平等，甚至寒士與世族同坐，有時也會遭到羞辱。
如果寒士想周旋于世族之間而不受排斥，則必先取得世族的同意，朝廷對之無能為力。
世族在政治社會上是特權階級，南北是一緻的。
但兩者的境遇不同，因此其作風也有顯著的差異。
南方世族，在擁戴王室的名義下，視南土為殖民地，常藉上淩下，壓迫土著。
對政治權利，采分占辦法，各有獨自的領域。
同時他們環境優越，可以自由發展，沒有外來壓力的威脅，因此他們家族組織也趨向小家庭化，士大夫父母在而兄弟異居的占十之六七。
甚至同族之中，也分高下，例如王氏便有清溪王氏與烏衣王氏之分。
南朝的世家子弟，少年即可充任顯職，但世族之居官者，莫不視政事為俗務，決不親自處理，一切交其低級的僚屬去辦，自身則隻擁一個高官的虛名。
對世務愈不關心，便愈顯其雅量高緻，因此造成所謂“胥吏政治”。
他們日常所好的，隻是文學藝術以及辯論玄理的“清談”。
南朝的世族子弟，擅長詩文書畫的，代不乏人，清談更蔚為當時的風氣。
這種舒适懶散的生活，使世族子弟們的體格日趨柔弱，精神日趨萎靡。
北方世族的境遇，與南方大不相同。
他們處于胡族的壓制之下，不得不厚結民衆，藉以增強自己的地位，而博得外族統治者的重視。
同時因為他們處境艱苦，對同族也常抱溫恤之情，團結互助。
當時北人極重同姓，稱之為“骨肉”，有遠來相投的，莫不竭力相助。
因此北方世族的家族組織，趨向于大家庭制。
當時的北方強族，二三千家聚居一地的，所在多有。
這類大族在北朝的地位，頗似劉淵、石勒之在西晉，外族政府對他們時有戒心，不敢輕侮。
此外北方世族，大都思勉立功業，以圖存全，因此相率以經術政務是尚。
由于以上的原因，北方的世族與寒門之間的仇視，遠不如南方為烈。
南朝的君主，頗多出身寒族。
劉裕出身“田舍翁”，少時嘗以伐荻為生；蕭道成、蕭衍雖同為蘭陵望族，但其族為後起的，較之王謝諸大姓，猶為寒素；陳霸先則出身小吏。
他們初起時，世族對之并不輸誠擁戴，例如劉裕北伐，除其舊屬劉穆之外，朝中大臣，并無心腹可托，穆之一死，便須立即趕回，而不能從容經略北方。
他們對世族也深感不滿，頗思力返兩晉積習，裁抑名門，因此内朝常任寒士，以掌機要。
而世族對此輩擅權的寒士，率以“恩幸”目之，每加輕視，寒士也以其道與之對抗。
梁武
士人階級中又有世族（亦稱“士族”）與寒門之分，世族是社會的最上層，也是政治權位的把持者；而世族本身，又分若幹等級，高下分明，不容混淆。
他們的地位，是經社會公認和政府承認的，有時雖君主也不能加以更易。
至于寒門出身的士人，雖然也有參預政治的機會，但他們的社會地位與聲望遠較世族為低，宦達的機會也遠較世族為少，同時他們也永遠不能升為世族。
平民也就是從事農工商業的大衆，他們雖是政治上的被統治者，但各有其獨立的生業。
部曲是大族豪門所豢養的家丁莊客，他們是豪族的寄生者。
此外南朝有所謂“兵戶”，也就是被政府勒令當兵的人家，大半出身于奴隸和罪犯，他們的地位已與奴隸相差無幾。
東晉時人民的丁壯大都依附豪強，政府因需要兵員，時常有發奴為兵或以罪犯為兵的事。
到宋時，更強逼這類士兵世襲，因此有所謂兵戶。
至于真正的奴隸，則更是絕無自由可言。
整個南北朝時代，世族階級始終存在，對後世也有甚大的影響。
這種階級的産生，是從東漢起經過數百年演變而成的。
中國的社會自春秋末年封建制度破壞後，下至秦漢，已沒有固定的階級存在。
漢初的功臣集團，雖然在政治社會上有其特殊地位，但為時甚暫，至文景二帝時，這現象已逐漸消失。
至于功臣後裔之封列侯者，不但數目不多，不能構成一個階級，而他們與平民的不同，主要隻是貧富上的差異。
外戚雖也有世掌國政的，但為數極少，更不能算作階級，同時他們大多是旋起旋滅。
漢武帝以後，因為太學的建立以及選舉制度的推行，平民仕進的機會大增，階級的流動性也愈烈，除了皇帝巍然在上外（當國的外戚，實際上可以算作皇室的一環），政治社會上，可以說已沒有什麼特殊階級。
漢代政府崇尚儒術，因而經學昌盛。
當時的若幹老師大儒，對經學的研究各具獨特的見解，因此有所謂“家法”；習經的學子，也各有師承。
當時的儒者，對于學術的授受，限制甚嚴，不願把獨得之秘輕易教人，所以又有傳子的習慣。
常有某家之學，累世相傳，曆數十百年而不墜的，如孔氏（孔子之後）、伏氏（伏生之後）、桓氏，都以累世經學著名。
當時政府以經學取士，朝廷的征辟和郡國的推舉，大都以經學贍富者為上選，因此由累世經學造成累世公卿。
如孔氏自孔霸（昭宣時人）至其七世孫昱，一家為卿相牧守者五十三人，列侯七人。
桓氏自桓榮（明帝時人）起，一家三代，為五帝師。
東漢中葉以後，累世公卿之家益多，如弘農楊氏自楊震起，四世為太尉，袁氏自袁安（和帝時人）起，四世有五人為三公。
這種士大夫的傳襲勢力，造成所謂“門第”，在社會上有其特殊地位，已頗具南北朝世族的雛形。
東漢末年，察舉制度日壞，仕途也漸為此類權門所壟斷，更加速特殊階級的成長。
雖然如此，東漢世族與寒門之分，尚不太嚴，寒士之作高官或顯名于世的，仍不乏人。
漢獻帝建安時代，曹操當政，他是宦官之後，為世所輕，因而仇視高門。
他得志後，便肆意摧殘望族，結果楊、袁、孔諸氏，都被他誅除，一時俱衰。
但到魏文帝時，因推行九品中正制，卻又造就出一批新世族。
九品中正制為陳群所創，乃是一種政府選用人才的制度。
其辦法是政府于每郡設小中正，每州設大中正，各以在中央政府任職且才德充盛的當地人充任。
先由小中正區别其轄區中的人物，定為上上至下下九等，以上大中正，大中正核實後以上司徒；再由司徒核實，然後付尚書選用。
此制最初的用意，是在謹慎選才，以矯漢末濫選之弊，但末流所及，仍為權門所把持。
權貴子弟，依恃其家庭地位及社會關系，本易獲緻名譽，膺列上品，而若幹不肖中正更逢迎權貴，徇私舞弊，以是權門在這種制度下占盡上風。
此外魏時大臣子弟，不必由中正推舉，即可任官，如鐘毓（鐘繇之子）十四歲即任散騎侍郎。
而寒士的進身之階，則完全操在中正手裡，他們自然沒有與權門抗衡的力量。
這制度演變到最後，造成“上品無寒門，下品無世族”的局面。
世族複盛的另一原因，便是司馬氏的維護門閥。
司馬氏系出望族，因此專魏政後，複重門閥，如晉室的佐命功臣賈充、王沈、裴秀等，都是貴族世胄。
到晉篡魏後，世族乃漸成為政治社會上的特殊階級。
他們的勢力，并未因中原的喪亂而受到多大挫折。
晉元帝江左立國，有賴于世族的擁戴，世族的政治權力與社會地位，也照樣在江南維持着。
北方的故家大族大批南渡，借着晉室的名義，各自占地名田，封山锢澤，做南方的新主人翁。
沒有南遷的世族，則大都與外族政府合作，以保持其門第；外族政府也利用他們以籠絡漢人。
因此無論南方與北方的世族階級，都沒有因戰亂而衰落。
南方的世族，有“僑姓”與“吳姓”之分。
僑姓是指自北方南遷的諸姓，以王（琅玡）、謝（陳郡）、袁（陳郡）、蕭（蘭陵）為大；吳姓為吳地土著的諸姓，以朱、張、顧、陸為大；但吳姓的地位，遠不如僑姓。
大體說來，東晉及南朝政府對南士采排斥态度，南士也不肯與之合作，因此土著與僑民之間，隔閡甚深。
南朝政府的重要首長如“仆射”等職，絕少由南士出任。
甚至梁人所撰的氏族譜，吳姓次序，尚不能列入百家之内。
北方的世族，則有“郡姓”及“國姓”（唐人稱為“虜姓”）之分，郡姓是指漢人的閥閱，可分關東、關中二區，關東以崔、盧、鄭、李為大，關中則以韋、裴、柳、薛、楊、杜等為大。
國姓是指魏孝文帝漢化時鮮卑人所改的漢姓，如元、長孫、宇文、于、陸、源、窦等。
南方世族等次的劃分，系根據其族的傳統地位及聲望，為社會所公認，政府無法左右之。
北方大姓的等次，除由社會公認外，朝廷并為之劃定标準，以為選任的參考。
北魏時即分世族為膏梁、華腴、甲、乙、丙、丁六等，各以其家累世官職的大小為準而分高下。
此外魏室并提攜若幹胡人的勳貴，承認某些姓氏在政治上的優越地位，因此也産生了若幹胡人的世族。
總之，南北朝時代，世族已發展成一種具體而完整的社會階級，與其他階級有着非常明顯的區别。
（二）世族與寒門的對立 世族與寒門，雖同屬士人階級，但兩者之間，卻有極森嚴的界限。
寒士經常遭受世族的壓制歧視，久懷郁憤，因此雙方在政治上顯然處于對立的地位，這種現象，尤以南朝為甚。
南朝的君主，大都提攜寒士，以抵制世族，但因世族的根深蒂固，其位望并沒有受多大影響。
世族為了保持高門的地位，因而高自标置，不與寒門為伍。
對于婚姻，必選擇門戶相當之家，如南朝的王謝二家，便經常聯婚。
世族與寒門通婚，在當時是駭人聽聞的事。
梁武帝時，侯景初降，武帝對他竭力籠絡，所求從未拒絕。
惟獨對景的求婚王謝，無法答應，命他“于朱張以下訪之”。
這可看出南朝世族對婚姻的重視，即皇帝也不敢為寒門做月老。
但并非絕無例外，有時富有的寒門，可以重聘娶得破落世族的小姐。
不過這種行為，在南朝為清議所不容，甚至有的世族因此而遭到彈劾的。
北朝則尺度較寬，但有一種陋習，高門與卑族結婚，必多索聘禮。
魏齊之世，漸成為一種普遍的風俗，凡婚嫁無不以财币相尚。
這種頹風，曾為魏室所嚴禁。
有時寒門攀婚世族而不得，如能設法娶得一位世族出身的罪人之女，也引以為殊榮。
此外世族即于日常社交中，也矜持異常，與人有一種不可逾越的界限。
南朝的寒門，雖官高勢大，在社交場合中，也不能與世族平等，甚至寒士與世族同坐，有時也會遭到羞辱。
如果寒士想周旋于世族之間而不受排斥，則必先取得世族的同意，朝廷對之無能為力。
世族在政治社會上是特權階級，南北是一緻的。
但兩者的境遇不同，因此其作風也有顯著的差異。
南方世族，在擁戴王室的名義下，視南土為殖民地，常藉上淩下，壓迫土著。
對政治權利，采分占辦法，各有獨自的領域。
同時他們環境優越，可以自由發展，沒有外來壓力的威脅，因此他們家族組織也趨向小家庭化，士大夫父母在而兄弟異居的占十之六七。
甚至同族之中，也分高下，例如王氏便有清溪王氏與烏衣王氏之分。
南朝的世家子弟，少年即可充任顯職，但世族之居官者，莫不視政事為俗務，決不親自處理，一切交其低級的僚屬去辦，自身則隻擁一個高官的虛名。
對世務愈不關心，便愈顯其雅量高緻，因此造成所謂“胥吏政治”。
他們日常所好的，隻是文學藝術以及辯論玄理的“清談”。
南朝的世族子弟，擅長詩文書畫的，代不乏人，清談更蔚為當時的風氣。
這種舒适懶散的生活，使世族子弟們的體格日趨柔弱，精神日趨萎靡。
北方世族的境遇，與南方大不相同。
他們處于胡族的壓制之下，不得不厚結民衆，藉以增強自己的地位，而博得外族統治者的重視。
同時因為他們處境艱苦，對同族也常抱溫恤之情，團結互助。
當時北人極重同姓，稱之為“骨肉”，有遠來相投的，莫不竭力相助。
因此北方世族的家族組織，趨向于大家庭制。
當時的北方強族，二三千家聚居一地的，所在多有。
這類大族在北朝的地位，頗似劉淵、石勒之在西晉，外族政府對他們時有戒心，不敢輕侮。
此外北方世族，大都思勉立功業，以圖存全，因此相率以經術政務是尚。
由于以上的原因，北方的世族與寒門之間的仇視，遠不如南方為烈。
南朝的君主，頗多出身寒族。
劉裕出身“田舍翁”，少時嘗以伐荻為生；蕭道成、蕭衍雖同為蘭陵望族，但其族為後起的，較之王謝諸大姓，猶為寒素；陳霸先則出身小吏。
他們初起時，世族對之并不輸誠擁戴，例如劉裕北伐，除其舊屬劉穆之外，朝中大臣，并無心腹可托，穆之一死，便須立即趕回，而不能從容經略北方。
他們對世族也深感不滿，頗思力返兩晉積習，裁抑名門，因此内朝常任寒士，以掌機要。
而世族對此輩擅權的寒士，率以“恩幸”目之，每加輕視，寒士也以其道與之對抗。
梁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