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南北朝的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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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時，朱異輕傲朝賢，不避貴戚，有人勸他，他說：“我寒士也，遭逢以至今日，諸貴皆恃枯骨見輕，我下之則為蔑尤甚，我是以先之。
”［見《南史》卷六二《朱異傳》］從這幾句話，可以看出南朝世族與寒士相互間的仇視。
南朝君主雖然提攜寒門，以推翻舊日政治上世族的獨占局面，但寒士的聲望無法與世族比拟，因此寒士終不能完全取代世族的政治地位。
南朝君主雖裁抑世族，但他們本身對政治并無新的理想和辦法，而他們的家庭更未曾沾染到世族的家法門風，皇室子弟的教育不良，昏主疊出，使政治益趨惡化。
昏主所親信的，大都是寒門出身的近習，這類寒士，雖也不乏有才之人，但求一品格完善者，卻甚難得。
有時他們的玩法弄權，營私收賄，較世族尤有過之。
因此他們不但不能革新政治，反而使政事益加敗壞，這自然由于寒士階級的學行素養平均不及世族所緻。
總之，南朝世族的政治權位，并沒有因君主們的提攜寒門而遭到多大頓挫。
他們所遭遇的最大打擊，乃是梁末的侯景之亂，自這場空前的災難後，南朝的世族才日趨沒落。
（三）世族的衰落 南朝君主的提攜寒門，雖未能把世族的勢力摧毀，但世族本身則日趨腐化。
事實上，世族本沒有多大力量，外不能驅逐胡虜，内不能防止篡竊，連維持一個小朝廷的局面都很勉強。
他們所靠的隻是他們先世的名望以及傳統的社會地位，與皇室政府相互利用，而形成一個特殊階級。
他們的從政隻是為了保持門第，不是為報效國家，因此他們不以改朝易代為意。
但兩晉皇室，因出身高門，與當時的世族，尚能氣類相合，休戚相關，世族對皇室，也還能盡力維護，如東晉時的王導、謝安，對晉室可謂忠心。
但東晉滅亡後，新興朝代的皇室與世族淵源不同，精神上難免發生隔閡。
世族對皇帝既不能忠心翊戴，皇室對世族也不能推誠相親，隻是表面上相互應付。
因此南朝的政局，甚不穩定，朝代的更疊，也大為加速。
晉時，世族頗有長于政事者，知兵者也不乏人，謝氏一門便是其代表。
但到南朝，世族的暮氣益深，擅長政事的業已絕少，知兵者更不可得。
因此軍政實權都落入寒門之手，世族在政治上變成擺設。
這現象到梁武帝時已非常顯著，當時政權操于朱異等人，而統兵出鎮的武将，更都出身寒門。
因此最後世族所持以驕人的，便隻剩下幾片枯骨。
這種情形，自然不能不使世族步入衰運。
雖然如此，其優越的權利地位，都仍然保持着，直到侯景亂起，才遭遇緻命的打擊。
侯景在壽陽時，因請婚于王謝，梁武帝不許，景怒曰：“會将吳兒女以配奴！”似乎早已立意要對南方世族加以打擊。
到他南下攻陷建康後，便恣意摧殘世族，擄掠殺戮，無所不至；世族傾家蕩産，流離死亡者不可勝數。
此外侯景并解放奴隸，優予官賞，往日的階級次序，至此完全颠倒錯雜。
而南方土著大姓，平日對僑姓積怨已深，自此也乘機而起，到處聚衆為亂。
南朝的社會組織，經此嚴重的破壞，再也無法複原。
侯景亂平後，舊有的世族已面目全非，冠冕舊家的子弟，淪落到以耕田養馬為業的，比比皆是。
到陳武帝興起，他的部下，又大都是南方土著，因此僑姓世族的勢力，益加不振。
隋平陳後，南方的世族階級，乃與南朝的政權同歸消滅。
北方從“五胡亂華”起，到北朝時代，大體說來，胡族君主對漢人世族是始終籠絡的，其主要目的是藉這批世族的社會地位與聲望，以統治衆多的漢人。
北魏自開國之初，即信用清河崔氏。
至太武帝時，曾以修國史事族誅崔浩，當時大姓如範陽盧氏、太原郭氏、河東柳氏，皆因與浩為姻親而遭族滅，世族的聲勢，一時為之大挫。
但其後不久，孝文帝倡導漢化，推崇門第，因此世族之勢複熾。
同時孝文又制造了一批鮮卑世族，從此胡漢都重閥閱，漢人世族，遂又多了一層保障。
爾朱榮之亂，遭禍最烈的是居于洛陽的鮮卑貴人，漢人世族所遭的打擊似不嚴重，因此他們仍有複起的能力。
其後魏分東西，東西魏創建者的高氏和宇文氏，都起于胡化中心的北邊，對漢化最初是仇視的。
高氏對漢人世族的潛力，似乎并未十分注意，因此保持着較濃的胡化，篡東魏後，對漢人仍不親任，而寵信西域人。
宇文泰對漢人世族則加意聯絡，他曾利用出身望族的蘇綽、盧辯為他草創官制，建立新的政治規模，其後終能擊滅北齊，統一北方。
由于關東是被征服的地區，而周政府更實行“關中本位”政策，因此關東世族的政治勢力，較前大衰。
前面已說過，宇文泰新政的一項要目，即是把關東籍的有功漢将改為關中籍，或賜以胡姓，冒充鮮卑貴族的後裔。
這些改籍的漢将中，其中也頗有出身于世族的，例如北周的佐命功臣李虎，其祖籍本為趙郡（今河北趙縣），入關後改籍為隴西狄道（今甘肅臨洮縣東北），并改姓大野氏。
［參看陳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論稿》“上篇、統治階級之氏族及其升降”］這種辦法，使北方世族的譜牒，發生相當的紊亂。
到周滅北齊，周人以戰勝者的姿态君臨關東，政治要津皆為關中的胡漢世家所盤據，關東世族自然無法與之抗衡。
其後關中的胡族世家，也日漸衰落，終由漢人世家的楊氏取代了胡族宇文氏的政權。
隋時，政權仍握在關中世族手裡，但從隋起，整個北方的世族階級，開始走下坡路。
這與隋的廢除九品中正，改行科舉有莫大關系。
因為在科舉制度下，平民可以考試得官，寒門仕進的機會大增，世族在政治上的特殊地位自然動搖。
但世族具有數百年的傳統力量，重門第的觀念已深入人心，加以隋至唐初，科舉制度尚不十分發達，因此世族仍具有崇高的社會地位。
社會上重視門閥的風氣，至唐代中葉依然存在，直至五代，世族的勢力才完全消滅。
南朝世族對後世的最大貢獻，莫過于他們遺留的優美的文辭書法以及玄遠的談論，但也帶給社會不少的惡風，諸如奢侈、貪污、萎靡等。
由于他們對政治的不能勝任，把南朝的漢族政權幾乎斷送給胡人，假如不是隋室篡周，漢族勢必要完全為外族所征服。
至于北朝的世族，也同樣遺給社會若幹不良的風氣，但他們在異族的統治下，能屹立不搖，始終具有強固的力量。
由于他們的存在，使胡族政權在中國不能建立絕對的威信和穩固的基礎，終緻使胡族奪自漢人的政權，再潛移到漢人手裡。
從民族的觀點看來，北朝世族的貢獻，遠較南朝為大。
二、民生狀況 （一）士庶的生活 貧富的過度不均，是南北朝最顯著的社會現象。
田地山澤集中于貴族階級之手，他們的生活驕奢淫逸，而一般平民的生活則甚為艱困。
雖然這種現象在魏晉時代即已非常顯著，但南北朝時代更有變本加厲的趨勢。
政治上則是貪污成風，政事的敗壞自可想見。
這些雖都是南北共有的現象，但比較上說，北朝的風氣仍略為儉樸，政治也較上軌道，這是因為北朝政府有時還有辦法和魄力來從事革新。
例如魏孝文帝便曾推行過均田制，在南朝則絕無類似的措施。
南朝一切操之于豪門大族，而政治寬緩，禁令如同具文。
至梁武帝末年，南朝的政治已腐敗不堪，人民的生活如何，不問可知。
當時人民雖處于政治黑暗、戰争頻仍的境地，所以仍能維持最低的生活而不緻全部崩潰者，則與當時糧食能充足的供應有關。
當時南北雙方雖不斷作戰，但隻在黃河以南長江以北的地區中進行，北朝河北地區和南朝江南地區的秩序，大體還算安定；而這兩個區域，又是南北朝主要的産糧地，因此對于糧食的供應，尚能不虞匮乏。
大體說來，當時的糧價，無論南北，都還便宜。
例如南齊時，荊湘諸州的谷價，每斛不到一百錢。
南朝糧價最便宜的時候，要算梁武帝初年，史載天監四年（505），米一斛隻值三十錢。
東魏孝靜帝元象、興和時（538～542），北朝的谷價更便宜到每斛隻值九錢。
［南北朝糧價，分見《南齊書》卷二十二《豫章王嶷傳》，《梁書》卷二《武帝紀》及《隋書》卷二四《食貨志》］ 當時北方人的糧食以豆麥為主，多用以做餅；南方人則以米為主，用以做飯及粥。
平民佐餐之物，大都以鹽菜為主。
中國古代，習慣上惟有官宦和老年人才可食肉，普通人則頗少能有此口福，南北朝時代仍保有這種習慣。
至于肉食，則北方以牛羊為主，南方以鵝、鴨、雞、彘、魚等為主。
貴族馐馔的豐腆精美，與平民飲食的粗劣，成為極顯明的對照。
梁武帝躬行節儉，日食菜蔬，但他的禦廚能夠“變一瓜為數十種，食一菜為數十味”，可以想見其烹調之精。
外國食法，也有若幹傳入中國。
當時嗜酒之風也很盛，制酒多用黍米，有時雜以其他原料，制成佳釀，并有各種名目。
北方胡人，至遲在東晉末年已會制葡萄酒。
飲茶大約起于三國時代，南朝的貴族已頗有飲茶的習慣，北方胡族則以酪漿為主要飲料。
此外，當時似乎還沒有蔗糖，僅有蜜和米麥制成的糖。
衣服方面，大體說來，南方士大夫多尚長衣寬帶，惟戎裝始為短衣，這也是自古相沿的習慣。
當時貴族如着短衣出入廛裡，即為人所不齒。
冠則仍承秦漢之制，凡十三種，但不完全施用。
冠用于較正式的場合，此外有帽，較冠為簡便。
又有帻，是一種用以覆發的巾，多以缣制成。
鞋類大體分履與屐兩種，履是短筒鞋，屐是木屐。
當時仍有席地而坐的習慣，登席者須先脫履，朝會和祭祀，更須赤足。
北方的胡服，則為短衣，自然為的是便于騎射。
胡服的另一特點是着靴，到唐代，靴漸變成中國的官服。
衣料則以絹和布為主，絹以絲織成，布以麻織成。
當時隻有南邊的交廣地區種植棉花，但不普遍，其種法也還沒有傳至中土；同時交廣輸入的棉布，為數極少，莫不視為珍貨。
絮（絲綿）的價格極貴，普通人在冬天很難購置一套絲綿的卧具或衣服，因此北方人多用氈禦寒。
最奢侈的，要算錦繡一類的衣料，有“銷金”、“織成”等名目。
當時的房舍，普通士大夫，大抵有屋數十間，且多附有園圃。
豪貴之家的住宅和園池則極其宏麗，而且時常發生侵奪他人田宅的糾紛。
營建的材料以土木為主，奢侈者常以琉璃為裝飾。
琉璃的制法，于北魏初年自
”［見《南史》卷六二《朱異傳》］從這幾句話，可以看出南朝世族與寒士相互間的仇視。
南朝君主雖然提攜寒門，以推翻舊日政治上世族的獨占局面，但寒士的聲望無法與世族比拟，因此寒士終不能完全取代世族的政治地位。
南朝君主雖裁抑世族，但他們本身對政治并無新的理想和辦法，而他們的家庭更未曾沾染到世族的家法門風，皇室子弟的教育不良，昏主疊出，使政治益趨惡化。
昏主所親信的，大都是寒門出身的近習，這類寒士，雖也不乏有才之人，但求一品格完善者，卻甚難得。
有時他們的玩法弄權，營私收賄，較世族尤有過之。
因此他們不但不能革新政治，反而使政事益加敗壞，這自然由于寒士階級的學行素養平均不及世族所緻。
總之，南朝世族的政治權位，并沒有因君主們的提攜寒門而遭到多大頓挫。
他們所遭遇的最大打擊，乃是梁末的侯景之亂，自這場空前的災難後，南朝的世族才日趨沒落。
（三）世族的衰落 南朝君主的提攜寒門，雖未能把世族的勢力摧毀，但世族本身則日趨腐化。
事實上，世族本沒有多大力量，外不能驅逐胡虜，内不能防止篡竊，連維持一個小朝廷的局面都很勉強。
他們所靠的隻是他們先世的名望以及傳統的社會地位，與皇室政府相互利用，而形成一個特殊階級。
他們的從政隻是為了保持門第，不是為報效國家，因此他們不以改朝易代為意。
但兩晉皇室，因出身高門，與當時的世族，尚能氣類相合，休戚相關，世族對皇室，也還能盡力維護，如東晉時的王導、謝安，對晉室可謂忠心。
但東晉滅亡後，新興朝代的皇室與世族淵源不同，精神上難免發生隔閡。
世族對皇帝既不能忠心翊戴，皇室對世族也不能推誠相親，隻是表面上相互應付。
因此南朝的政局，甚不穩定，朝代的更疊，也大為加速。
晉時，世族頗有長于政事者，知兵者也不乏人，謝氏一門便是其代表。
但到南朝，世族的暮氣益深，擅長政事的業已絕少，知兵者更不可得。
因此軍政實權都落入寒門之手，世族在政治上變成擺設。
這現象到梁武帝時已非常顯著，當時政權操于朱異等人，而統兵出鎮的武将，更都出身寒門。
因此最後世族所持以驕人的，便隻剩下幾片枯骨。
這種情形，自然不能不使世族步入衰運。
雖然如此，其優越的權利地位，都仍然保持着，直到侯景亂起，才遭遇緻命的打擊。
侯景在壽陽時，因請婚于王謝，梁武帝不許，景怒曰：“會将吳兒女以配奴！”似乎早已立意要對南方世族加以打擊。
到他南下攻陷建康後，便恣意摧殘世族，擄掠殺戮，無所不至；世族傾家蕩産，流離死亡者不可勝數。
此外侯景并解放奴隸，優予官賞，往日的階級次序，至此完全颠倒錯雜。
而南方土著大姓，平日對僑姓積怨已深，自此也乘機而起，到處聚衆為亂。
南朝的社會組織，經此嚴重的破壞，再也無法複原。
侯景亂平後，舊有的世族已面目全非，冠冕舊家的子弟，淪落到以耕田養馬為業的，比比皆是。
到陳武帝興起，他的部下，又大都是南方土著，因此僑姓世族的勢力，益加不振。
隋平陳後，南方的世族階級，乃與南朝的政權同歸消滅。
北方從“五胡亂華”起，到北朝時代，大體說來，胡族君主對漢人世族是始終籠絡的，其主要目的是藉這批世族的社會地位與聲望，以統治衆多的漢人。
北魏自開國之初，即信用清河崔氏。
至太武帝時，曾以修國史事族誅崔浩，當時大姓如範陽盧氏、太原郭氏、河東柳氏，皆因與浩為姻親而遭族滅，世族的聲勢，一時為之大挫。
但其後不久，孝文帝倡導漢化，推崇門第，因此世族之勢複熾。
同時孝文又制造了一批鮮卑世族，從此胡漢都重閥閱，漢人世族，遂又多了一層保障。
爾朱榮之亂，遭禍最烈的是居于洛陽的鮮卑貴人，漢人世族所遭的打擊似不嚴重，因此他們仍有複起的能力。
其後魏分東西，東西魏創建者的高氏和宇文氏，都起于胡化中心的北邊，對漢化最初是仇視的。
高氏對漢人世族的潛力，似乎并未十分注意，因此保持着較濃的胡化，篡東魏後，對漢人仍不親任，而寵信西域人。
宇文泰對漢人世族則加意聯絡，他曾利用出身望族的蘇綽、盧辯為他草創官制，建立新的政治規模，其後終能擊滅北齊，統一北方。
由于關東是被征服的地區，而周政府更實行“關中本位”政策，因此關東世族的政治勢力，較前大衰。
前面已說過，宇文泰新政的一項要目，即是把關東籍的有功漢将改為關中籍，或賜以胡姓，冒充鮮卑貴族的後裔。
這些改籍的漢将中，其中也頗有出身于世族的，例如北周的佐命功臣李虎，其祖籍本為趙郡（今河北趙縣），入關後改籍為隴西狄道（今甘肅臨洮縣東北），并改姓大野氏。
［參看陳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論稿》“上篇、統治階級之氏族及其升降”］這種辦法，使北方世族的譜牒，發生相當的紊亂。
到周滅北齊，周人以戰勝者的姿态君臨關東，政治要津皆為關中的胡漢世家所盤據，關東世族自然無法與之抗衡。
其後關中的胡族世家，也日漸衰落，終由漢人世家的楊氏取代了胡族宇文氏的政權。
隋時，政權仍握在關中世族手裡，但從隋起，整個北方的世族階級，開始走下坡路。
這與隋的廢除九品中正，改行科舉有莫大關系。
因為在科舉制度下，平民可以考試得官，寒門仕進的機會大增，世族在政治上的特殊地位自然動搖。
但世族具有數百年的傳統力量，重門第的觀念已深入人心，加以隋至唐初，科舉制度尚不十分發達，因此世族仍具有崇高的社會地位。
社會上重視門閥的風氣，至唐代中葉依然存在，直至五代，世族的勢力才完全消滅。
南朝世族對後世的最大貢獻，莫過于他們遺留的優美的文辭書法以及玄遠的談論，但也帶給社會不少的惡風，諸如奢侈、貪污、萎靡等。
由于他們對政治的不能勝任，把南朝的漢族政權幾乎斷送給胡人，假如不是隋室篡周，漢族勢必要完全為外族所征服。
至于北朝的世族，也同樣遺給社會若幹不良的風氣，但他們在異族的統治下，能屹立不搖，始終具有強固的力量。
由于他們的存在，使胡族政權在中國不能建立絕對的威信和穩固的基礎，終緻使胡族奪自漢人的政權，再潛移到漢人手裡。
從民族的觀點看來，北朝世族的貢獻，遠較南朝為大。
二、民生狀況 （一）士庶的生活 貧富的過度不均，是南北朝最顯著的社會現象。
田地山澤集中于貴族階級之手，他們的生活驕奢淫逸，而一般平民的生活則甚為艱困。
雖然這種現象在魏晉時代即已非常顯著，但南北朝時代更有變本加厲的趨勢。
政治上則是貪污成風，政事的敗壞自可想見。
這些雖都是南北共有的現象，但比較上說，北朝的風氣仍略為儉樸，政治也較上軌道，這是因為北朝政府有時還有辦法和魄力來從事革新。
例如魏孝文帝便曾推行過均田制，在南朝則絕無類似的措施。
南朝一切操之于豪門大族，而政治寬緩，禁令如同具文。
至梁武帝末年，南朝的政治已腐敗不堪，人民的生活如何，不問可知。
當時人民雖處于政治黑暗、戰争頻仍的境地，所以仍能維持最低的生活而不緻全部崩潰者，則與當時糧食能充足的供應有關。
當時南北雙方雖不斷作戰，但隻在黃河以南長江以北的地區中進行，北朝河北地區和南朝江南地區的秩序，大體還算安定；而這兩個區域，又是南北朝主要的産糧地，因此對于糧食的供應，尚能不虞匮乏。
大體說來，當時的糧價，無論南北，都還便宜。
例如南齊時，荊湘諸州的谷價，每斛不到一百錢。
南朝糧價最便宜的時候，要算梁武帝初年，史載天監四年（505），米一斛隻值三十錢。
東魏孝靜帝元象、興和時（538～542），北朝的谷價更便宜到每斛隻值九錢。
［南北朝糧價，分見《南齊書》卷二十二《豫章王嶷傳》，《梁書》卷二《武帝紀》及《隋書》卷二四《食貨志》］ 當時北方人的糧食以豆麥為主，多用以做餅；南方人則以米為主，用以做飯及粥。
平民佐餐之物，大都以鹽菜為主。
中國古代，習慣上惟有官宦和老年人才可食肉，普通人則頗少能有此口福，南北朝時代仍保有這種習慣。
至于肉食，則北方以牛羊為主，南方以鵝、鴨、雞、彘、魚等為主。
貴族馐馔的豐腆精美，與平民飲食的粗劣，成為極顯明的對照。
梁武帝躬行節儉，日食菜蔬，但他的禦廚能夠“變一瓜為數十種，食一菜為數十味”，可以想見其烹調之精。
外國食法，也有若幹傳入中國。
當時嗜酒之風也很盛，制酒多用黍米，有時雜以其他原料，制成佳釀，并有各種名目。
北方胡人，至遲在東晉末年已會制葡萄酒。
飲茶大約起于三國時代，南朝的貴族已頗有飲茶的習慣，北方胡族則以酪漿為主要飲料。
此外，當時似乎還沒有蔗糖，僅有蜜和米麥制成的糖。
衣服方面，大體說來，南方士大夫多尚長衣寬帶，惟戎裝始為短衣，這也是自古相沿的習慣。
當時貴族如着短衣出入廛裡，即為人所不齒。
冠則仍承秦漢之制，凡十三種，但不完全施用。
冠用于較正式的場合，此外有帽，較冠為簡便。
又有帻，是一種用以覆發的巾，多以缣制成。
鞋類大體分履與屐兩種，履是短筒鞋，屐是木屐。
當時仍有席地而坐的習慣，登席者須先脫履，朝會和祭祀，更須赤足。
北方的胡服，則為短衣，自然為的是便于騎射。
胡服的另一特點是着靴，到唐代，靴漸變成中國的官服。
衣料則以絹和布為主，絹以絲織成，布以麻織成。
當時隻有南邊的交廣地區種植棉花，但不普遍，其種法也還沒有傳至中土；同時交廣輸入的棉布，為數極少，莫不視為珍貨。
絮（絲綿）的價格極貴，普通人在冬天很難購置一套絲綿的卧具或衣服，因此北方人多用氈禦寒。
最奢侈的，要算錦繡一類的衣料，有“銷金”、“織成”等名目。
當時的房舍，普通士大夫，大抵有屋數十間，且多附有園圃。
豪貴之家的住宅和園池則極其宏麗，而且時常發生侵奪他人田宅的糾紛。
營建的材料以土木為主，奢侈者常以琉璃為裝飾。
琉璃的制法，于北魏初年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