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南北朝的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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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月氏傳入，其後雖日見流行，但價值甚貴。
此外尚有用香料塗壁的。
平民住宅，則多用竹茅造成。
也有鑿石掘地為窟室的，北地因土質黏韌，窟室尤為普遍。
北邊胡族多住氈帳，氈帳之大者，可容千人。
當時雖仍有席地而坐的習慣，但已普遍使用胡床，胡床亦即後世所謂的“交椅”，用後可以懸挂。
這種床何時自胡地傳入中國，不得而知，但至遲在西晉時代，便已風行。
行的方面，因南方少馬，士大夫多乘用牛車，甚至皇帝的乘輿有時也以牛牽引。
北方的牛車也很盛行，但北方産馬，因此北人也常騎馬或以之駕車。
此外尚有驢、騾、駱駝之類，但驢騾多半為地位較低的人所乘用，而南方人對乘馬則視為畏途。
除利用畜牲外，還有用人力負擔的交通工具，南朝士大夫常使用肩輿代步，最闊綽的肩輿須用八人來擡，稱“八輿”，此外有籃輿、闆輿等。
又有辇，是一種以人力推挽的車，又稱“步辇”或“步挽車”。
又有“馬輿”，是一種用馬擡的轎，較馬車為安穩。
貴族們除了衣食住行等方面的享受外，對于賭博、弈棋、音樂一類的娛樂，也甚為好尚。
南朝君臣，尤喜弈棋，甚至有時列為品第，以評定優劣。
音樂方面，南北都競尚淫靡之音，但南朝的清談者，尚能不廢古樂，頗有以彈琴著名的。
北方則幾乎成為胡樂世界，北朝晚年，西域的音樂歌舞，大為社會所歡迎，而胡族的樂器如羌笛、琵琶，也風行于全國。
（二）農商業與錢币 南朝的農業區域，以江南為主。
自晉室南渡後，荊、揚二州的農業，大為興盛，這自然與政府南遷人口增加有關。
二州農業最盛的時期，要推晉安帝末年至宋文帝末年的四十年和梁武帝時代的四十餘年間。
當時主要的産糧區大緻為今湖南、湖北兩省的沼澤區，長江下遊沿岸和太湖流域。
江南是南朝的根本，南朝所以能維持長久的偏安局面，實有賴于江南的富庶。
至于淮水南北地區，因接鄰敵境，人少地荒，農業極為衰落。
當時南朝淮水地區駐軍的糧食，例須由江南運往。
齊明帝時，朝臣徐孝嗣曾上表請政府輔助人民，墾荒于淮南，結果未行，從這件事可以看出淮南地區的荒蕪。
至于淮北地區的情形，更可想見。
東晉時代，北方諸胡國能留心農事者甚少，惟前秦苻堅、前燕慕容皝和北燕馮跋等，稍知勸課。
北魏道武帝，對農業也頗能留意，他初起時，曾命東平公儀墾辟河北（今套外地），以為屯田。
及與後燕交兵，攻取中山（今河北定州市），又移當地居民十餘萬家于盛樂（今内蒙古和林格爾縣），各給耕牛，計口授田。
其後遷都平城（今山西大同市東），把平城及其附近數百裡的地區，劃為農業區，名為“畿内之田”，在這個區域中勸課農桑，從此連年豐收。
但以戰争頻仍，收獲仍不足以供消耗。
明元帝時，以食糧不足，曾拟遷都于邺（今河北臨漳縣西）。
太武帝因屢次親征，委政于太子晃，晃頗注意農事，因之田地大為增辟，但也隻限于畿内之田。
直到孝文帝時，對農業才有全盤的改革。
他于永明三年（485）開始行均田制，男丁及婦女，皆由政府授以定額的田地。
并于建武元年（494）遷都洛陽，以利漕運。
北魏分裂後，東魏政府勤力農務，因此孝靜帝時，連年大穰，造成北朝谷價最低的紀錄。
至北齊末年，因政治不良，加以連年蝗旱，漸至民不聊生。
而西魏及北周，則對農事始終注意。
關于商業，南北朝時，社會上仍抱有舊日重農輕商的觀念。
雖然如此，一般王公大臣以及重要地方官吏，仍有不少兼營商業的。
這種風氣，南北都很盛行，要人中頗有與商賈發生不解之緣的。
例如北齊的奸佞和士開，便是一位官而商者，因此富商大賈在當時的社會上亦頗有勢力。
至于重要的商業地區，南朝以丹陽郡為盛，建康更是丹陽郡的商業中心，當時秦淮河為長江内港，沿河地區便是市場的集中地。
此外廣州、揚州，也都是著名的商業都市。
北朝則以洛陽、長安、邺等地為最盛。
南北雖然對立，但雙方商賈的交易，則通行無阻。
北方所需南方的貨物，主要為“羽毛齒革”之屬；南方所需北方的貨物，則為“漆臘竹木”等物；此外雙方并常運米以通有無。
而雙方使節的往返，也大都趁機做筆生意。
至于鄰國或近塞外族部落之間的交易，也很通行，如庫莫奚、突厥、吐谷渾等都與北魏有商務關系，而西域與北朝的商業往來，尤為頻繁。
當時河西諸郡，商賈雲集，有時更通用西域的貨币，可見貿易之盛。
西域“商胡”留居中國經商的，為數亦多，甚至若幹商胡，操縱北朝的政治，和士開便是西域商胡的後裔。
南朝則與扶南（今柬埔寨）等國發生過商業關系。
畜牧業北朝較南朝為盛，北朝畜類的産量極豐，例如北魏末年鮮卑豪帥爾朱榮所有的畜類，便多到“色别谷量”的地步。
手工業的情形，記載甚為缺略。
礦業則南北均極貧乏，齊武帝曾一度開采南廣郡（今四川珙縣一帶）的蒙山銅礦，後因功費太大而止。
北魏也曾派官開采長安骊山等處的銀礦，此外漢中有金戶約千餘家，經常在漢水淘金，至魏末廢除。
至于南北朝時代的貨币，則以錢币為主。
中國最早的貨币，當屬商代的貝；金屬的币，可能起于東周初年。
戰國時的貨币，列國并不一緻，例如周秦用圓錢，三晉用鏟形錢，齊用刀形錢。
到秦國統一，一律采用方孔圓錢，文曰“半兩”。
漢高祖時，以銅量不足，改鑄三铢錢。
武帝時改鑄五铢錢，銅質及鑄工均佳。
其後王莽改易貨币，金融大亂，光武時，又複五铢錢。
東漢末董卓在洛陽時，曾鑄大量的小錢，以是物價飛漲，民不聊生。
曹操當政時期，複用五铢。
魏文帝時曾廢銅錢改用谷帛，流弊甚大，明帝時乃複鑄五铢錢，此外吳蜀均曾鑄大錢。
東晉時，南方錢币缺乏，通用孫吳舊錢，民間也時有私鑄。
到南北朝時，各代時有鑄錢之舉，南朝宋文帝元嘉七年（430），始鑄四铢錢，重如其文，這是南朝鑄錢之始。
至孝武帝，又鑄四铢錢。
齊武帝時也曾派人入蜀鑄錢，後以功費太大而止。
梁武帝初年，改鑄五铢錢，并别鑄一種無周郭的“女錢”，二者并行，但曆代古錢依然流通，無法禁絕。
其後武帝盡罷銅錢，改鑄鐵錢。
因鐵錢易得，于是民間紛紛私鑄，以緻物價騰貴，紊亂不堪。
陳時鐵錢不行，至文帝，改鑄五铢錢。
宣帝又鑄六铢錢。
其後直至陳亡，仍行五铢。
北朝初期，交易以谷帛為主。
魏孝文帝于建武二年（495），始鑄五铢錢，但因工精質美，數量不多，故流行不廣。
宣武及孝莊之世，亦均鑄錢，是為“永平五铢”及“永安五铢”。
其後因私鑄者多，漸又細薄。
齊文宣時，廢除永安錢，改鑄“常平五铢”，重如其文，鑄造甚精。
文宣以後，漸多私鑄，其風愈演愈甚，直至齊亡。
北周最初仍用魏五铢錢，武帝時更鑄“布泉”之錢，以一當五，與五铢并行。
其後更行“五行大布錢”，以一當十。
既而又廢布泉。
宣帝時又鑄“永通萬國錢”，以一當十，與五行大布及五铢并用。
到隋文帝代周，更鑄新錢，文曰五铢，重如其文，每一千錢重四斤二兩。
但周齊舊鑄之錢，仍許通用。
至開皇五年（585），錢币始告統一。
總之，南北朝時代，因不能大規模鑄錢，而緻新舊錢并行，加以私鑄，種類愈演愈雜。
至于不能大量鑄錢的原因，主要由于銅的産量不足，且銅礦多遠在邊疆，鑄錢工本過大，而分裂戰亂，使南北政府均無法勝任這項艱巨的工作。
隋初，統一之勢已成，加上文帝的決心與魄力，才把東漢末年以來四百年間紊亂的币制，加以廓清，而樹立了一個堅固的币制基礎。
（三）國内與國際交通 南北朝的交通，以水路為發達。
南朝江湖航運的繁盛，自不必論，就是北朝的水上交通，也很便利。
北朝政府對于水運，一向注意，時常加以整理。
所以如此，基于兩點原因：一是為便于軍隊的運輸。
北朝政府是無時不思南伐的，而龐大軍隊及軍需的運輸，須仰賴水路，北魏曾為此訂過詳細的運輸計劃。
二是為便于糧食的運輸，亦即所謂“漕運”。
北朝的首都地方，以人口集中，當地糧食的産量不夠供應，須賴外地糧食的輸入，魏的洛陽，隋的大興，莫不如是，因此漕運成為北朝的大事。
當時北方的主要河流為黃河、洛水、汴水、清河及淮水等，政府對其河道均加以修浚，使之相互暢通，構成寬廣數千裡的水上交通網。
至于南朝的北伐，也多半利用水路運輸軍隊，如宋王玄谟、陳吳明徹的北伐，即曾利用黃河及淮、泗等水。
陸上交通，史載不詳，史書所特别記錄開辟道路的事，大半不為行軍，便為巡幸。
南朝的道路，以“馳道”為最著名。
馳道是當時的禦路，也是京城建康的主要道路，建于宋孝武帝時。
馳道有二條：一自阊阖門（京城西門）至朱雀門（在京城南五裡秦淮水北）；一自承明門（宮城北門）至玄武湖，可知并不甚長。
至于其路面，不過較為平坦，仍有塵沙，須用水灑之，也可看出當時築路技術的不佳。
北朝于魏道武帝時開辟過幾條道路，如為伐後燕而開的井陉路（在今河北井陉縣一帶）；伐燕後北還時又用兵力修建“直道”，自望都（今河北望都縣西北）鑿恒嶺至代（今山西大同市東），長達五百裡；又為校獵開“沙泉道”。
其後文成帝曾修治“河西獵道”，孝文帝曾開靈丘道（在今山西靈丘縣一帶）。
每次動用人工，自數千人以至數萬人不等。
至于地方官民因便利交通而修的路，簡直沒有記載，可見其事之少。
當時的海上交通，也很便利。
今遼東半島、山東半島地區，與南朝的首都建康，均可由海道交通。
今朝鮮半島上的新羅、百濟、高麗諸國，以及日本地區的倭國，皆向中國遣使入貢；百濟、倭國且均受過劉宋的冊封。
南海諸國如林邑、扶南，及天竺（今印度）等，皆曾與南朝有外交或商務的關系。
當時有所謂“昆侖奴”者，是南洋群島土人被掠賣為奴的，其人膚色甚黑，到中國的頗多。
又有所謂“昆侖舶”，是昆侖人所操的船舶，時來中國貿易。
由此可見當時南海諸國與中國交通和商務的頻繁。
北朝與西域諸國的交通，也很發達。
魏晉以降，中國與西域，為羌人所阻絕。
至前
此外尚有用香料塗壁的。
平民住宅，則多用竹茅造成。
也有鑿石掘地為窟室的，北地因土質黏韌，窟室尤為普遍。
北邊胡族多住氈帳，氈帳之大者，可容千人。
當時雖仍有席地而坐的習慣，但已普遍使用胡床，胡床亦即後世所謂的“交椅”，用後可以懸挂。
這種床何時自胡地傳入中國，不得而知，但至遲在西晉時代，便已風行。
行的方面，因南方少馬，士大夫多乘用牛車，甚至皇帝的乘輿有時也以牛牽引。
北方的牛車也很盛行，但北方産馬，因此北人也常騎馬或以之駕車。
此外尚有驢、騾、駱駝之類，但驢騾多半為地位較低的人所乘用，而南方人對乘馬則視為畏途。
除利用畜牲外，還有用人力負擔的交通工具，南朝士大夫常使用肩輿代步，最闊綽的肩輿須用八人來擡，稱“八輿”，此外有籃輿、闆輿等。
又有辇，是一種以人力推挽的車，又稱“步辇”或“步挽車”。
又有“馬輿”，是一種用馬擡的轎，較馬車為安穩。
貴族們除了衣食住行等方面的享受外，對于賭博、弈棋、音樂一類的娛樂，也甚為好尚。
南朝君臣，尤喜弈棋，甚至有時列為品第，以評定優劣。
音樂方面，南北都競尚淫靡之音，但南朝的清談者，尚能不廢古樂，頗有以彈琴著名的。
北方則幾乎成為胡樂世界，北朝晚年，西域的音樂歌舞，大為社會所歡迎，而胡族的樂器如羌笛、琵琶，也風行于全國。
（二）農商業與錢币 南朝的農業區域，以江南為主。
自晉室南渡後，荊、揚二州的農業，大為興盛，這自然與政府南遷人口增加有關。
二州農業最盛的時期，要推晉安帝末年至宋文帝末年的四十年和梁武帝時代的四十餘年間。
當時主要的産糧區大緻為今湖南、湖北兩省的沼澤區，長江下遊沿岸和太湖流域。
江南是南朝的根本，南朝所以能維持長久的偏安局面，實有賴于江南的富庶。
至于淮水南北地區，因接鄰敵境，人少地荒，農業極為衰落。
當時南朝淮水地區駐軍的糧食，例須由江南運往。
齊明帝時，朝臣徐孝嗣曾上表請政府輔助人民，墾荒于淮南，結果未行，從這件事可以看出淮南地區的荒蕪。
至于淮北地區的情形，更可想見。
東晉時代，北方諸胡國能留心農事者甚少，惟前秦苻堅、前燕慕容皝和北燕馮跋等，稍知勸課。
北魏道武帝，對農業也頗能留意，他初起時，曾命東平公儀墾辟河北（今套外地），以為屯田。
及與後燕交兵，攻取中山（今河北定州市），又移當地居民十餘萬家于盛樂（今内蒙古和林格爾縣），各給耕牛，計口授田。
其後遷都平城（今山西大同市東），把平城及其附近數百裡的地區，劃為農業區，名為“畿内之田”，在這個區域中勸課農桑，從此連年豐收。
但以戰争頻仍，收獲仍不足以供消耗。
明元帝時，以食糧不足，曾拟遷都于邺（今河北臨漳縣西）。
太武帝因屢次親征，委政于太子晃，晃頗注意農事，因之田地大為增辟，但也隻限于畿内之田。
直到孝文帝時，對農業才有全盤的改革。
他于永明三年（485）開始行均田制，男丁及婦女，皆由政府授以定額的田地。
并于建武元年（494）遷都洛陽，以利漕運。
北魏分裂後，東魏政府勤力農務，因此孝靜帝時，連年大穰，造成北朝谷價最低的紀錄。
至北齊末年，因政治不良，加以連年蝗旱，漸至民不聊生。
而西魏及北周，則對農事始終注意。
關于商業，南北朝時，社會上仍抱有舊日重農輕商的觀念。
雖然如此，一般王公大臣以及重要地方官吏，仍有不少兼營商業的。
這種風氣，南北都很盛行，要人中頗有與商賈發生不解之緣的。
例如北齊的奸佞和士開，便是一位官而商者，因此富商大賈在當時的社會上亦頗有勢力。
至于重要的商業地區，南朝以丹陽郡為盛，建康更是丹陽郡的商業中心，當時秦淮河為長江内港，沿河地區便是市場的集中地。
此外廣州、揚州，也都是著名的商業都市。
北朝則以洛陽、長安、邺等地為最盛。
南北雖然對立，但雙方商賈的交易，則通行無阻。
北方所需南方的貨物，主要為“羽毛齒革”之屬；南方所需北方的貨物，則為“漆臘竹木”等物；此外雙方并常運米以通有無。
而雙方使節的往返，也大都趁機做筆生意。
至于鄰國或近塞外族部落之間的交易，也很通行，如庫莫奚、突厥、吐谷渾等都與北魏有商務關系，而西域與北朝的商業往來，尤為頻繁。
當時河西諸郡，商賈雲集，有時更通用西域的貨币，可見貿易之盛。
西域“商胡”留居中國經商的，為數亦多，甚至若幹商胡，操縱北朝的政治，和士開便是西域商胡的後裔。
南朝則與扶南（今柬埔寨）等國發生過商業關系。
畜牧業北朝較南朝為盛，北朝畜類的産量極豐，例如北魏末年鮮卑豪帥爾朱榮所有的畜類，便多到“色别谷量”的地步。
手工業的情形，記載甚為缺略。
礦業則南北均極貧乏，齊武帝曾一度開采南廣郡（今四川珙縣一帶）的蒙山銅礦，後因功費太大而止。
北魏也曾派官開采長安骊山等處的銀礦，此外漢中有金戶約千餘家，經常在漢水淘金，至魏末廢除。
至于南北朝時代的貨币，則以錢币為主。
中國最早的貨币，當屬商代的貝；金屬的币，可能起于東周初年。
戰國時的貨币，列國并不一緻，例如周秦用圓錢，三晉用鏟形錢，齊用刀形錢。
到秦國統一，一律采用方孔圓錢，文曰“半兩”。
漢高祖時，以銅量不足，改鑄三铢錢。
武帝時改鑄五铢錢，銅質及鑄工均佳。
其後王莽改易貨币，金融大亂，光武時，又複五铢錢。
東漢末董卓在洛陽時，曾鑄大量的小錢，以是物價飛漲，民不聊生。
曹操當政時期，複用五铢。
魏文帝時曾廢銅錢改用谷帛，流弊甚大，明帝時乃複鑄五铢錢，此外吳蜀均曾鑄大錢。
東晉時，南方錢币缺乏，通用孫吳舊錢，民間也時有私鑄。
到南北朝時，各代時有鑄錢之舉，南朝宋文帝元嘉七年（430），始鑄四铢錢，重如其文，這是南朝鑄錢之始。
至孝武帝，又鑄四铢錢。
齊武帝時也曾派人入蜀鑄錢，後以功費太大而止。
梁武帝初年，改鑄五铢錢，并别鑄一種無周郭的“女錢”，二者并行，但曆代古錢依然流通，無法禁絕。
其後武帝盡罷銅錢，改鑄鐵錢。
因鐵錢易得，于是民間紛紛私鑄，以緻物價騰貴，紊亂不堪。
陳時鐵錢不行，至文帝，改鑄五铢錢。
宣帝又鑄六铢錢。
其後直至陳亡，仍行五铢。
北朝初期，交易以谷帛為主。
魏孝文帝于建武二年（495），始鑄五铢錢，但因工精質美，數量不多，故流行不廣。
宣武及孝莊之世，亦均鑄錢，是為“永平五铢”及“永安五铢”。
其後因私鑄者多，漸又細薄。
齊文宣時，廢除永安錢，改鑄“常平五铢”，重如其文，鑄造甚精。
文宣以後，漸多私鑄，其風愈演愈甚，直至齊亡。
北周最初仍用魏五铢錢，武帝時更鑄“布泉”之錢，以一當五，與五铢并行。
其後更行“五行大布錢”，以一當十。
既而又廢布泉。
宣帝時又鑄“永通萬國錢”，以一當十，與五行大布及五铢并用。
到隋文帝代周，更鑄新錢，文曰五铢，重如其文，每一千錢重四斤二兩。
但周齊舊鑄之錢，仍許通用。
至開皇五年（585），錢币始告統一。
總之，南北朝時代，因不能大規模鑄錢，而緻新舊錢并行，加以私鑄，種類愈演愈雜。
至于不能大量鑄錢的原因，主要由于銅的産量不足，且銅礦多遠在邊疆，鑄錢工本過大，而分裂戰亂，使南北政府均無法勝任這項艱巨的工作。
隋初，統一之勢已成，加上文帝的決心與魄力，才把東漢末年以來四百年間紊亂的币制，加以廓清，而樹立了一個堅固的币制基礎。
（三）國内與國際交通 南北朝的交通，以水路為發達。
南朝江湖航運的繁盛，自不必論，就是北朝的水上交通，也很便利。
北朝政府對于水運，一向注意，時常加以整理。
所以如此，基于兩點原因：一是為便于軍隊的運輸。
北朝政府是無時不思南伐的，而龐大軍隊及軍需的運輸，須仰賴水路，北魏曾為此訂過詳細的運輸計劃。
二是為便于糧食的運輸，亦即所謂“漕運”。
北朝的首都地方，以人口集中，當地糧食的産量不夠供應，須賴外地糧食的輸入，魏的洛陽，隋的大興，莫不如是，因此漕運成為北朝的大事。
當時北方的主要河流為黃河、洛水、汴水、清河及淮水等，政府對其河道均加以修浚，使之相互暢通，構成寬廣數千裡的水上交通網。
至于南朝的北伐，也多半利用水路運輸軍隊，如宋王玄谟、陳吳明徹的北伐，即曾利用黃河及淮、泗等水。
陸上交通，史載不詳，史書所特别記錄開辟道路的事，大半不為行軍，便為巡幸。
南朝的道路，以“馳道”為最著名。
馳道是當時的禦路，也是京城建康的主要道路，建于宋孝武帝時。
馳道有二條：一自阊阖門（京城西門）至朱雀門（在京城南五裡秦淮水北）；一自承明門（宮城北門）至玄武湖，可知并不甚長。
至于其路面，不過較為平坦，仍有塵沙，須用水灑之，也可看出當時築路技術的不佳。
北朝于魏道武帝時開辟過幾條道路，如為伐後燕而開的井陉路（在今河北井陉縣一帶）；伐燕後北還時又用兵力修建“直道”，自望都（今河北望都縣西北）鑿恒嶺至代（今山西大同市東），長達五百裡；又為校獵開“沙泉道”。
其後文成帝曾修治“河西獵道”，孝文帝曾開靈丘道（在今山西靈丘縣一帶）。
每次動用人工，自數千人以至數萬人不等。
至于地方官民因便利交通而修的路，簡直沒有記載，可見其事之少。
當時的海上交通，也很便利。
今遼東半島、山東半島地區，與南朝的首都建康，均可由海道交通。
今朝鮮半島上的新羅、百濟、高麗諸國，以及日本地區的倭國，皆向中國遣使入貢；百濟、倭國且均受過劉宋的冊封。
南海諸國如林邑、扶南，及天竺（今印度）等，皆曾與南朝有外交或商務的關系。
當時有所謂“昆侖奴”者，是南洋群島土人被掠賣為奴的，其人膚色甚黑，到中國的頗多。
又有所謂“昆侖舶”，是昆侖人所操的船舶，時來中國貿易。
由此可見當時南海諸國與中國交通和商務的頻繁。
北朝與西域諸國的交通，也很發達。
魏晉以降，中國與西域，為羌人所阻絕。
至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