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南北朝的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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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苻堅統一北方，西域諸國最初朝獻者十餘國，繼而鄯善及車師國王入朝，蔥嶺以西的大宛、康居等國，也均遣使貢獻，計先後遣使朝秦者六十三王。
其後苻堅想效法漢之設立都護，把西域置于直接控制之下，因此他于淝水戰前不久，派呂光率兵七萬，出征西域。
秦軍連下高昌（今新疆吐魯番縣）、焉耆（今新疆焉耆縣）、龜茲（今新疆庫車縣），其餘國家望風歸附。
呂光大搜西域珍寶，以駱駝二萬頭馱載而歸，并帶回奇技異戲，殊禽怪獸千餘種，駿馬萬餘匹。
其後北方大亂，西域再度與中國隔絕。
直到北魏太武帝時，始遣使通西域，諸國貢獻相繼。
到魏滅北涼，鄯善斷西域通路，諸國貢獻曆年不至。
其後魏平鄯善、焉耆及龜茲等國，西域再通，自中國西行直至蔥嶺以外，均暢行無阻。
西域高僧，相率來華，佛教遂愈演愈盛。
魏曾于洛陽城南伊、洛二水之間，設“四夷館”，以招待諸異族及南朝的歸附者，四館中的“崦磁館”即用以款待西域人者。
當時西域人歸化北魏的達萬餘家，所居門巷修整，寶貨填積。
魏并立市于洛水南，名“四通市”，以為其貿易之所。
北魏分裂後，寄居洛陽的西域人，大部為東魏、北齊所得，因此北齊的宮廷尤其在晚年最為西域化。
北周雖未積極經營西域，但雙方的商業交通，則一直在維持着。
漢代的亭傳制度，到南北朝時代已等于廢除。
因旅客的需要，逆旅（即旅館）之業乃大興，但偏僻之區，旅館仍不多見。
旅館純為私人牟利而設，其設備頗為簡陋，無法以之接待國家貴賓。
而南朝的賓館不修，士大夫又無館客的習慣，因此使節往來，多寄居僧寺。
南朝的貴人們有時也寓居僧寺，所以當時的僧寺即是變相的旅館。
至于貨運，除了商人自營以外，尚沒有專門為人運貨的龐大運輸機構。
郵政也沒有，信件多托人攜帶。
至于政府文件的運送則仍恃驿傳，驿道的設備，尚稱完善。
三、宗教信仰與社會風氣 （一）佛教的昌盛 佛教自東漢初年正式傳入中國，但當時社會安定，佛教并沒有多大的發展餘地。
到東漢末年魏晉時代，國内大亂，人民生活痛苦，精神上也缺乏寄托；而當時中國傳統思想的儒學，久已變成沒有靈魂的空架，因此佛教乘虛進入中國思想界。
兩晉南北朝的三百年間，佛教大盛。
其發展雖曾遭遇若幹頓挫，但其傳布則始終未曾停止，佛教的若幹重要宗派，也于此時萌芽。
漢時僧侶皆來自西域，多以譯經為務，最初的譯經大師，為桓靈二帝時的安世高（安息人）、支婁迦谶（月氏人）。
魏文帝時，始準人民受戒為僧。
其時南方的吳國境内，佛教也頗流行。
西晉時有竺法護者，敦煌人，通曉多國語文，他是最早能自譯梵文經典的中國人。
西晉末年，西域僧人佛圖澄來華，他善誦神咒，并精圖谶先知之術，其後為石勒、石虎所崇信。
至其弟子道安（常山人）起，始以傳教為務。
東晉南渡後，佛學開始影響中國的學術界，其時僧侶如竺法深、支道林等，與名士們辯論玄理，因此士流思想，沾染了不少佛家色彩。
至東晉末年的慧遠（361～443），尤為士大夫所崇奉。
中國僧侶第一位入天竺求經的，則為法顯，他于晉安帝隆安三年（399），自長安西行，經三十餘國，至中天竺（今印度北部），遊學數年，于義熙十年（414）自海道返國。
佛教教義有大小乘之别，小乘專修個人，大乘則兼度他人。
最初傳譯至中國的佛經，多屬小乘，至晉安帝時，天竺僧侶鸠摩羅什受後秦姚興的敦聘，前來長安，才開始傳譯大乘經典，并校正舊譯之誤。
一時譯經之風大盛，佛教也自此成為一種普遍性的宗教。
到南北朝時代，佛教益盛，南北都彌漫着佞佛之風。
當時的君主，不少是佛門弟子。
南朝如宋明帝、齊明帝、梁武帝等皆笃信佛教，其中梁武帝迷信之深，更為曠世希有。
即以陳武帝的英明，也樂此不疲，這自然是風氣使然。
北朝則自魏道武帝入中原，便開始信佛，并建築寺院。
至太武帝，因改信道教，并懷疑沙門謀反，遂有滅佛之舉，摧毀佛寺，坑殺沙門，佛法被廢棄者達七年之久。
到文成帝，又恢複佛法。
其後獻文、孝文、宣武諸帝，莫不信佛，對佛事的靡費也越來越大。
北齊的幾位君主都信佛，北周則到武帝時，又有滅佛之舉。
至于士大夫和平民信佛的，也極普遍，因此寺廟的建立，遍于南北。
史載梁武帝時，僅建康一地即有佛寺五百餘所，僧尼十餘萬人。
而北魏孝明帝末年，寺院竟多至三萬餘所，僧尼二百餘萬人。
由于佛寺的興建，建築雕刻的技術也大為進步，尤以魏代對佛像的營建，工費極大。
如文成帝時，曾鑄釋迦立像五座，各長一丈六尺，共用赤金二萬五千斤。
又如北魏累世在龍門山（即伊阙山，在洛陽城南）镌刻石佛，為數極多，高者達六七十尺，形态不一，備極工巧。
據說其造像法傳自師子國（今印度錫蘭島），具有崇高的藝術價值。
北魏佛像，敦煌莫高窟。
由于僧尼的衆多，以及其素質的不齊，因此許多不良現象也随之發生，諸如僧尼與俗人間發生不道德的行為，僧尼的逃避賦役，以及建造佛寺佛像的靡費等。
弊端既多，政府乃不得不對之加以限制。
南朝宋文帝、孝武帝及齊武帝時，均曾屢申禁令，不準私建寺塔，并淘汰沙門。
北朝也曾下過多次禁令，魏孝明帝初年，胡太後曾下令限制每州度僧的人數，但當時法禁寬弛，不能改肅。
到孝明末年，國家多事，徭役繁興，因此人民剃度者，更為踴躍，造成空前未有的數量。
其後至周武帝時，以佛道靡費過多，欲革其弊害，乃于太建六年（574）禁斷佛道二教，經像皆毀，沙門道士勒令還俗；寺觀及其财貨，均賞賜臣下。
九年（577）滅齊後，關東佛教也遭遇同樣的浩劫。
總計武帝時寺廟被充公者四萬所，僧尼還俗者三百萬人。
宣帝時，又複佛道二教。
至隋，佛教乃恢複從前的盛況。
蕭衍舍身佛寺，選自明刊本《帝鑒圖說》。
南北朝時代的佛教宗派，主要可分六宗，即成實、淨土、三論、律、禅、天台六宗；其中除成實為小乘教義，其餘皆為大乘。
成實宗得名于《成實論》，它的作者诃梨跋摩，生于佛滅後九百年。
鸠摩羅什來華後，把它譯出。
齊梁之世，研究成實之風甚盛，梁武帝即皈依此宗。
淨土宗以念佛求生淨土為宗旨，其主要根據為《無量壽經》、《阿彌陀經》及《往生論》。
漢桓帝時，已漸行于中國。
至東晉，慧遠結社廬山，其宗風儀式因而大著。
北魏中期，有昙鸾者，為此宗大師，與慧遠成南北二派。
三論宗依據天竺佛徒龍樹（約為200～300年間之人）所創的《中論》、《十二門論》及其弟子提婆所創的《百論》而開宗派。
鸠摩羅什為提婆三傳弟子，他至長安後，盡譯三論，遂成中國三論宗之祖。
鸠摩羅什以後，三論宗漸衰，但尚流行于南朝。
此宗主張破邪顯正，歸結于空，亦即破一切“有所得”之見，而以“無所得”為歸。
律宗于東晉末年傳入中國。
佛教經典，統分經、律、論三部，佛的教法曰經，佛的教誡曰律，弟子學者研習經律而有所著述曰論；統謂之“三藏”。
此宗以修持律藏為主，故名律宗。
東晉末，中天竺人昙無谶來華，始譯律宗經典。
初入中國時，尚無中心準則，因而不盛，至唐基礎始固。
禅宗初祖為菩提達摩（天竺人），于梁武帝大通元年（527）至梁，後去北魏，曾于嵩山（在今河南省中部）少林寺面壁九年，其宗義的特點是屏棄儀式，不立文字，直本心，見性成佛。
但南北朝時，其義不顯，至唐才發揚光大。
天台宗的宗師為智者（即智，538～597），南北朝末期的人，他栖身于天台山（在今浙江省東部），因以為宗名。
此宗為中國諸佛宗内首先對佛教經典作系統之整理判釋的一宗，并首創“止觀”的法門，以為吾人普通對于宇宙人生的見解，皆是迷妄，煩惱由是而生。
欲破除迷妄，則須用修行功夫，以現本心中的淨性。
因它以《法華經》（即《妙法蓮華經》）為旨歸，故又名法華宗。
總之，兩晉南北朝時代的佛教雖日見盛行，但當時的佛學大師多着重于佛經的翻譯和教義的傳播；至于發揮佛理，推陳出新，則功效不宏。
所以當時雖有宗派萌芽，但基礎尚不穩固。
直到唐朝，信仰的狂熱已減，一二流的思想家群趨佛學的研究，宗派才大為興盛。
（二）道教與舊有迷信 道教于晉時稱“天師道”，士大夫信奉的甚多，例如東晉名族王氏，便世奉天師道。
當時道家可分丹鼎、符錄二派，丹鼎派以燒煉服食為事，符錄派以經咒醮禱為務。
同時因玄學盛行，道家者流，常竊取《易經》、《老子》的義理，以自文飾。
晉初有葛洪者，著《抱樸子》，便是拿煉丹服藥的理論，來附會易老。
這類道書，甚合江左士大夫的脾胃。
東晉東南沿海地區，道教尤為盛行，信徒極多，東晉末年的孫恩、盧循，都是以道教惑衆而倡亂的。
但道教在南方的勢力，究不如佛教，南朝君主信道的也不多。
梁武帝少年曾受道法，初即位時猶信道，崇道士陶弘景；陳武帝因世居吳興（今浙江湖州市），受當地風俗影響，也信道教，但二人後來均改信佛教。
北魏君主自道武帝起，開始奉佛。
至太武帝，應崔浩之請，改信道教，并奉道士寇謙之為天師，于是道教盛行于北方。
其時道教若幹經典儀式，多取法于佛教，但其教義終不出符錄丹鼎的範圍，不如佛法的淵微。
太武曾親至道壇受符錄，其後魏室每位君主即位時也必受符錄，成為故事。
東魏末年，高澄崇道，曾置館宇于邺，使道者居之。
北齊君主，多不信道。
北周則崇信道教，但到周武帝時，與佛教同遭摧殘。
其後直到唐初，道教始再度得勢。
道教與佛教在北方同時盛行，因此雙方屢次發生沖突。
魏太武帝、周武帝的兩度滅佛，都與道教有關。
崔浩世奉天師道，因勸太武帝信道，遂有滅佛之舉，其後更演為劇烈的政治鬥争。
太武太子晃笃信佛法，師事沙門玄高，高為崔浩及寇謙之所谮殺，于是太子晃深怨崔浩。
其後崔浩以修國史事，開罪鮮卑，為太武所族誅，太子晃頗有構陷的嫌疑。
［參看牟潤孫《崔浩與其政敵》（載《輔仁學志》十卷一、二期合刊）］周武帝
其後苻堅想效法漢之設立都護，把西域置于直接控制之下，因此他于淝水戰前不久，派呂光率兵七萬，出征西域。
秦軍連下高昌（今新疆吐魯番縣）、焉耆（今新疆焉耆縣）、龜茲（今新疆庫車縣），其餘國家望風歸附。
呂光大搜西域珍寶，以駱駝二萬頭馱載而歸，并帶回奇技異戲，殊禽怪獸千餘種，駿馬萬餘匹。
其後北方大亂，西域再度與中國隔絕。
直到北魏太武帝時，始遣使通西域，諸國貢獻相繼。
到魏滅北涼，鄯善斷西域通路，諸國貢獻曆年不至。
其後魏平鄯善、焉耆及龜茲等國，西域再通，自中國西行直至蔥嶺以外，均暢行無阻。
西域高僧，相率來華，佛教遂愈演愈盛。
魏曾于洛陽城南伊、洛二水之間，設“四夷館”，以招待諸異族及南朝的歸附者，四館中的“崦磁館”即用以款待西域人者。
當時西域人歸化北魏的達萬餘家，所居門巷修整，寶貨填積。
魏并立市于洛水南，名“四通市”，以為其貿易之所。
北魏分裂後，寄居洛陽的西域人，大部為東魏、北齊所得，因此北齊的宮廷尤其在晚年最為西域化。
北周雖未積極經營西域，但雙方的商業交通，則一直在維持着。
漢代的亭傳制度，到南北朝時代已等于廢除。
因旅客的需要，逆旅（即旅館）之業乃大興，但偏僻之區，旅館仍不多見。
旅館純為私人牟利而設，其設備頗為簡陋，無法以之接待國家貴賓。
而南朝的賓館不修，士大夫又無館客的習慣，因此使節往來，多寄居僧寺。
南朝的貴人們有時也寓居僧寺，所以當時的僧寺即是變相的旅館。
至于貨運，除了商人自營以外，尚沒有專門為人運貨的龐大運輸機構。
郵政也沒有，信件多托人攜帶。
至于政府文件的運送則仍恃驿傳，驿道的設備，尚稱完善。
三、宗教信仰與社會風氣 （一）佛教的昌盛 佛教自東漢初年正式傳入中國，但當時社會安定，佛教并沒有多大的發展餘地。
到東漢末年魏晉時代，國内大亂，人民生活痛苦，精神上也缺乏寄托；而當時中國傳統思想的儒學，久已變成沒有靈魂的空架，因此佛教乘虛進入中國思想界。
兩晉南北朝的三百年間，佛教大盛。
其發展雖曾遭遇若幹頓挫，但其傳布則始終未曾停止，佛教的若幹重要宗派，也于此時萌芽。
漢時僧侶皆來自西域，多以譯經為務，最初的譯經大師，為桓靈二帝時的安世高（安息人）、支婁迦谶（月氏人）。
魏文帝時，始準人民受戒為僧。
其時南方的吳國境内，佛教也頗流行。
西晉時有竺法護者，敦煌人，通曉多國語文，他是最早能自譯梵文經典的中國人。
西晉末年，西域僧人佛圖澄來華，他善誦神咒，并精圖谶先知之術，其後為石勒、石虎所崇信。
至其弟子道安（常山人）起，始以傳教為務。
東晉南渡後，佛學開始影響中國的學術界，其時僧侶如竺法深、支道林等，與名士們辯論玄理，因此士流思想，沾染了不少佛家色彩。
至東晉末年的慧遠（361～443），尤為士大夫所崇奉。
中國僧侶第一位入天竺求經的，則為法顯，他于晉安帝隆安三年（399），自長安西行，經三十餘國，至中天竺（今印度北部），遊學數年，于義熙十年（414）自海道返國。
佛教教義有大小乘之别，小乘專修個人，大乘則兼度他人。
最初傳譯至中國的佛經，多屬小乘，至晉安帝時，天竺僧侶鸠摩羅什受後秦姚興的敦聘，前來長安，才開始傳譯大乘經典，并校正舊譯之誤。
一時譯經之風大盛，佛教也自此成為一種普遍性的宗教。
到南北朝時代，佛教益盛，南北都彌漫着佞佛之風。
當時的君主，不少是佛門弟子。
南朝如宋明帝、齊明帝、梁武帝等皆笃信佛教，其中梁武帝迷信之深，更為曠世希有。
即以陳武帝的英明，也樂此不疲，這自然是風氣使然。
北朝則自魏道武帝入中原，便開始信佛，并建築寺院。
至太武帝，因改信道教，并懷疑沙門謀反，遂有滅佛之舉，摧毀佛寺，坑殺沙門，佛法被廢棄者達七年之久。
到文成帝，又恢複佛法。
其後獻文、孝文、宣武諸帝，莫不信佛，對佛事的靡費也越來越大。
北齊的幾位君主都信佛，北周則到武帝時，又有滅佛之舉。
至于士大夫和平民信佛的，也極普遍，因此寺廟的建立，遍于南北。
史載梁武帝時，僅建康一地即有佛寺五百餘所，僧尼十餘萬人。
而北魏孝明帝末年，寺院竟多至三萬餘所，僧尼二百餘萬人。
由于佛寺的興建，建築雕刻的技術也大為進步，尤以魏代對佛像的營建，工費極大。
如文成帝時，曾鑄釋迦立像五座，各長一丈六尺，共用赤金二萬五千斤。
又如北魏累世在龍門山（即伊阙山，在洛陽城南）镌刻石佛，為數極多，高者達六七十尺，形态不一，備極工巧。
據說其造像法傳自師子國（今印度錫蘭島），具有崇高的藝術價值。
北魏佛像，敦煌莫高窟。
由于僧尼的衆多，以及其素質的不齊，因此許多不良現象也随之發生，諸如僧尼與俗人間發生不道德的行為，僧尼的逃避賦役，以及建造佛寺佛像的靡費等。
弊端既多，政府乃不得不對之加以限制。
南朝宋文帝、孝武帝及齊武帝時，均曾屢申禁令，不準私建寺塔，并淘汰沙門。
北朝也曾下過多次禁令，魏孝明帝初年，胡太後曾下令限制每州度僧的人數，但當時法禁寬弛，不能改肅。
到孝明末年，國家多事，徭役繁興，因此人民剃度者，更為踴躍，造成空前未有的數量。
其後至周武帝時，以佛道靡費過多，欲革其弊害，乃于太建六年（574）禁斷佛道二教，經像皆毀，沙門道士勒令還俗；寺觀及其财貨，均賞賜臣下。
九年（577）滅齊後，關東佛教也遭遇同樣的浩劫。
總計武帝時寺廟被充公者四萬所，僧尼還俗者三百萬人。
宣帝時，又複佛道二教。
至隋，佛教乃恢複從前的盛況。
蕭衍舍身佛寺，選自明刊本《帝鑒圖說》。
南北朝時代的佛教宗派，主要可分六宗，即成實、淨土、三論、律、禅、天台六宗；其中除成實為小乘教義，其餘皆為大乘。
成實宗得名于《成實論》，它的作者诃梨跋摩，生于佛滅後九百年。
鸠摩羅什來華後，把它譯出。
齊梁之世，研究成實之風甚盛，梁武帝即皈依此宗。
淨土宗以念佛求生淨土為宗旨，其主要根據為《無量壽經》、《阿彌陀經》及《往生論》。
漢桓帝時，已漸行于中國。
至東晉，慧遠結社廬山，其宗風儀式因而大著。
北魏中期，有昙鸾者，為此宗大師，與慧遠成南北二派。
三論宗依據天竺佛徒龍樹（約為200～300年間之人）所創的《中論》、《十二門論》及其弟子提婆所創的《百論》而開宗派。
鸠摩羅什為提婆三傳弟子，他至長安後，盡譯三論，遂成中國三論宗之祖。
鸠摩羅什以後，三論宗漸衰，但尚流行于南朝。
此宗主張破邪顯正，歸結于空，亦即破一切“有所得”之見，而以“無所得”為歸。
律宗于東晉末年傳入中國。
佛教經典，統分經、律、論三部，佛的教法曰經，佛的教誡曰律，弟子學者研習經律而有所著述曰論；統謂之“三藏”。
此宗以修持律藏為主，故名律宗。
東晉末，中天竺人昙無谶來華，始譯律宗經典。
初入中國時，尚無中心準則，因而不盛，至唐基礎始固。
禅宗初祖為菩提達摩（天竺人），于梁武帝大通元年（527）至梁，後去北魏，曾于嵩山（在今河南省中部）少林寺面壁九年，其宗義的特點是屏棄儀式，不立文字，直本心，見性成佛。
但南北朝時，其義不顯，至唐才發揚光大。
天台宗的宗師為智者（即智，538～597），南北朝末期的人，他栖身于天台山（在今浙江省東部），因以為宗名。
此宗為中國諸佛宗内首先對佛教經典作系統之整理判釋的一宗，并首創“止觀”的法門，以為吾人普通對于宇宙人生的見解，皆是迷妄，煩惱由是而生。
欲破除迷妄，則須用修行功夫，以現本心中的淨性。
因它以《法華經》（即《妙法蓮華經》）為旨歸，故又名法華宗。
總之，兩晉南北朝時代的佛教雖日見盛行，但當時的佛學大師多着重于佛經的翻譯和教義的傳播；至于發揮佛理，推陳出新，則功效不宏。
所以當時雖有宗派萌芽，但基礎尚不穩固。
直到唐朝，信仰的狂熱已減，一二流的思想家群趨佛學的研究，宗派才大為興盛。
（二）道教與舊有迷信 道教于晉時稱“天師道”，士大夫信奉的甚多，例如東晉名族王氏，便世奉天師道。
當時道家可分丹鼎、符錄二派，丹鼎派以燒煉服食為事，符錄派以經咒醮禱為務。
同時因玄學盛行，道家者流，常竊取《易經》、《老子》的義理，以自文飾。
晉初有葛洪者，著《抱樸子》，便是拿煉丹服藥的理論，來附會易老。
這類道書，甚合江左士大夫的脾胃。
東晉東南沿海地區，道教尤為盛行，信徒極多，東晉末年的孫恩、盧循，都是以道教惑衆而倡亂的。
但道教在南方的勢力，究不如佛教，南朝君主信道的也不多。
梁武帝少年曾受道法，初即位時猶信道，崇道士陶弘景；陳武帝因世居吳興（今浙江湖州市），受當地風俗影響，也信道教，但二人後來均改信佛教。
北魏君主自道武帝起，開始奉佛。
至太武帝，應崔浩之請，改信道教，并奉道士寇謙之為天師，于是道教盛行于北方。
其時道教若幹經典儀式，多取法于佛教，但其教義終不出符錄丹鼎的範圍，不如佛法的淵微。
太武曾親至道壇受符錄，其後魏室每位君主即位時也必受符錄，成為故事。
東魏末年，高澄崇道，曾置館宇于邺，使道者居之。
北齊君主，多不信道。
北周則崇信道教，但到周武帝時，與佛教同遭摧殘。
其後直到唐初，道教始再度得勢。
道教與佛教在北方同時盛行，因此雙方屢次發生沖突。
魏太武帝、周武帝的兩度滅佛，都與道教有關。
崔浩世奉天師道，因勸太武帝信道，遂有滅佛之舉，其後更演為劇烈的政治鬥争。
太武太子晃笃信佛法，師事沙門玄高，高為崔浩及寇謙之所谮殺，于是太子晃深怨崔浩。
其後崔浩以修國史事，開罪鮮卑，為太武所族誅，太子晃頗有構陷的嫌疑。
［參看牟潤孫《崔浩與其政敵》（載《輔仁學志》十卷一、二期合刊）］周武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