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南北朝的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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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滅佛，則系利用道士張賓之說，因沙門争之，乃并罷道教。
南朝因道教的勢力不敵佛教，因此沒有發生劇烈的沖突。
南北朝時代舊有的宗教，除佛教和道教外，尚有許多由來甚久傳播甚廣的迷信，花樣繁多，主要的有淫祀、厭詛、圖谶、蔔筮、占夢、相術等。
淫祀即濫祀各式各樣的神，這種風氣，魏晉時即已盛行，至南北朝仍不稍衰。
南朝宋武帝曾下诏禁淫祀，但到孝武帝時又開始修建各種祠廟，此後一直不衰。
南朝最著名的祠廟，要算建康城外鐘山的蔣子文祠。
子文，東漢廣陵人，為秣陵尉，逐盜鐘山下，傷額而死。
據說他曾于孫權時顯形于道，權追封他為都中侯，改鐘山為蔣山，以表靈異。
南朝皇帝，一遇困難問題，便要求助于他。
此外如吳興郡的項羽神，也甚受時人的崇奉。
北朝也有淫祀的風氣，對所祀的神也不大選擇，如常山郡有董卓祠，邺城有石虎廟，其荒唐可想。
厭詛就是命巫觋咒詛所欲加害的人，使其受禍。
這種巫術在兩漢宮廷中最為風行，咒詛的對象，多半是皇帝。
兩漢的皇後、太子、諸王、大臣因犯厭詛的罪嫌而遭禍敗的，為數甚多。
其後一直流行，到南北朝，厭詛仍是政治鬥争者所常使用的武器。
宋明帝曾于泰始五年（469）下诏宣布廬江王袆厭詛的罪狀，诏中對厭詛的方法，有詳細的說明：“每觇天察宿，懷協左道；咒詛禱請，謹事邪巫。
常被發跣足，稽首北極；遂圖畫朕躬，勒以名字。
或加之矢刃，或烹之鼎镬。
”［見《宋書》卷七九《廬江王袆傳》］又如北齊後主時，河間王孝琬，因怨恨執政，做一象征的草人而射之，也是厭詛的一種。
史載北魏制裁巫蠱的刑罰，極為嚴酷，也可看出這種迷信在北朝的盛行。
圖谶的怪說，自漢朝以後，漸漸衰微。
但到南北朝時，若幹君主仍然拿它來騙人。
尤其是開國的君主，在其決意篡奪之前，必然拿圖谶來自擡身價；一般谄佞的臣下，更以為君主造作圖谶為獵官的捷徑，例如蕭道成及蕭衍篡位時，均有臣下陳獻符谶，可見這種風氣的彌漫。
北朝也是如此，魏時所制作的若幹圖谶，荒謬處可令人噴飯。
北齊文宣帝在篡東魏以前，也早已命應圖谶。
南北朝的若幹君主既以圖谶起家，一般對政權具有野心的人，也往往遵法炮制，以為号召，而求達成其政治陰謀。
所以南北朝發生的若幹叛亂或政變，也頗有利用圖谶以壯聲勢的。
此外還有人捏造類似歌謠的谶語，以求達到某種目的。
如宋明帝以王景文外戚貴盛，張永久經軍旅，疑其将來難信，因而自造謠言道：“一士不可親，弓長射殺人”，對二人發動心理戰。
似這一類的例子，簡直不勝枚舉。
蔔筮在南北朝，有時仍用以決斷軍國大事。
如梁元帝時，西魏師攻江陵，帝尚以筮蔔判斷自己的命運。
又如齊文宣帝謀篡位，使人蔔之，結果大吉。
當時一般王公大臣，也多信蔔筮，因而得禍的也不在少數。
相術較有征驗，因此士大夫信者較多。
當時相術主要可分兩種：一種是相外形，多半因襲古來舊說，因人而用之。
一種是摸骨相，即揣其人之骨骼以斷定其人的吉兇禍福。
此外又有聲相及器物像等。
占夢是解釋夢中所見的景象，以定吉兇，南北朝時亦甚流行。
也有借夢征以惑人的，如南齊大将張敬兒，嘗夢“社樹直上至天”，以此誘說部曲，自雲貴不可言。
此外尚有望氣、推命、借壽、代死一類的迷信，今不贅述。
（三）清談及其他風習 “清談”是魏晉南北朝時代流行于士大夫之間的一種風氣，也就是一種抛開現實專尚理辯的談論。
這種風氣初起于東漢末年及曹魏時代，其起因約有二端：一是因傳統儒學的衰微。
東漢時代的儒學，着重于煩碎的考據，已無義理可言，使思想界幾乎變成真空狀态；而儒者所講究的名節禮法，也漸流于虛僞；都不足以餍學者之望。
二是政治的黑暗。
東漢末年，宦官軍閥無惡不作，國事已到絕望地步，自然為有識者所不滿。
因此乃有兩種反動思想發生，一是崇法務實的申韓思想，一是率性自然的老莊思想。
曹操便是前派思想的代表，他一生始終以法術治國，摧抑豪強，整肅政風。
而他的部下崔琰、毛玠之流，也都是法治的倡導者。
後者在東漢末年雖然尚找不出一個标準的代表人物，但孔融、祢衡一般狂士的言論，已頗與儒家思想相背馳，例如孔融便曾否認父母與子女因血統關系而産生的情感。
這種論調，已為魏晉人歸依老莊的先導。
至于正式提倡老莊思想的，則為魏正始時代（240～248）的王弼、何晏，二人立說均祖述老莊，并參以《周易》。
《老》、《莊》、《周易》，号稱“三玄”，便是清談的主要内容。
由于魏晉政權的腐化黑暗，法治精神始終無法建立，申韓思想日趨衰落，相反的老莊思想卻日益蔓延。
一般學者，因灰心于現實政治，為免幹犯忌諱，相率以談論哲理為務，因而清談之風大盛，事實上這也是對現實環境的一種消極反抗。
王何二人雖為清談的始祖，但何晏尚務實幹，在政治上頗有成績；王弼則因早死而無所表現。
其後至嵇康、阮籍等人，正值魏晉易代之際，政風益壞，忌諱滋多，因而他們的清談，漸變成純務玄虛。
同時清談者在行為上也更流于放誕，他們通常的表現是縱酒和不遵禮節。
例如阮籍曾一連沉醉六十日，母死尚與人弈棋；嵇康則“頭面常一月十五日不洗”；甚至有的清談者是經常裸體的。
這類行為自然是對禮法的一種諷刺，而所謂禮法也正是當時的篡竊者及其佐命功臣們所加意提倡的。
清談本是對現實政治的一種逃避，嵇阮等人在政治上均未負過實際責任。
但到西晉時代，清談之風竟蔓延到政治舞台上去，當時不少的達官貴人，一方面手握重權，一方面大談玄理，把兩種相反的事物糅合在一起，造成西晉政治上的種種怪相。
從晉室南渡直到南朝時代，清談竟與一般世族的日常生活無法分開，這種風氣對政治的影響是苟且偷安，不務實際；對社會的影響是造成一種消極頹廢的人生觀。
王羲之所作的《蘭亭序》，充滿人生哀樂相随的感慨，足可代表當時一般人的心理。
東晉南朝的始終不能恢複故土，不能說與這種風氣無關。
初期清談的内容，以老莊為主，東晉以後，佛學也滲入清談的範圍中，與老莊相互發明，以求人生的理解。
若幹佛教僧侶，每每假借清談，與士流周旋，如東晉中期的支道林，便以清談著名于時，為勝流權貴所崇敬。
至于對清談不滿的士大夫，也頗不乏人，西晉時的裴、江惇、範甯，東晉初年的應詹、卞壸等，都反對清談；範甯甚至以為王弼、何晏之罪，深于桀纣。
但習尚已成，非少數人的力量所能挽回。
宋文帝時，設立玄學館，與史、文、儒并列為四學，清談益盛。
梁武帝始崇經學，儒術稍振；但當時的經學，也受清談的影響，隻充作談辯之資。
直到隋朝統一，清談才趨衰落，但其流風餘韻，卻一直傳到唐朝中葉。
南北朝時代的社會風氣，顯然受老莊和佛學思想的支配，清談如此，其他風習也多如此。
但兩者之外，還有第三種力量影響着當時的社會，便是胡人的風俗。
整個東晉南北朝二百七十餘年間，中國北方始終淪于外族，其間北方胡人雖曾大規模的漢化，但胡人風俗也在無形中感染着漢人。
胡人習俗再與佛老思想相混合，形成了這個時代中若幹獨特的社會風氣，這些風氣都是以往儒家社會中所罕見的。
茲舉主要幾點，分述于後。
殘殺是南北朝時代主要的風氣之一。
胡俗本好武嗜殺，這種風氣自西晉末年傳入中國。
南北朝所有胡族或胡化的君主，除了少數傾慕漢化的，其餘莫不好殺。
魏太武帝和北齊諸帝，是其尤著者。
南朝君主，雖不及胡族君主的兇狠，但骨肉屠戮的事也層出不窮，尤以宋代為甚。
南朝帝室慘變之多，與佛教有相當關系。
佛教的主張出家，便是背棄倫理，根本否認血統上的情感。
另一方面，佛教雖然戒殺，但有超渡冤魂和贖罪的辦法，為殺人者作護符；甚至有在殺人之前，先燒香火，以贖罪愆的，齊明帝便慣做這種事；似此自然無法止殺。
淫亂之風，也南北一緻風行，這種風氣的起因，北方主要受胡族影響，南方則受老莊思想的影響。
胡族的倫理觀念比較薄弱，因此北朝的君主及貴族，大都荒淫無度。
北朝帝室最淫亂的，以北齊為最，其烝報醜行，為曆代所罕見，而後妃失德的，也所在多有。
但胡族的男女地位比較平等，影響所及，漢人女權也為之提高，這可以當時的“妒風”之盛為證。
史稱北齊時代的婦女，莫不“以制夫為婦德，能妒為女工”，這與儒家社會婦女以三從四德為信條相較，不能說不是一種解放。
南朝雖是當時中國文化的正統，因環境優裕，人情耽于逸樂，又受老莊思想的影響，因而養成一種淫靡放蕩的習氣。
當時的高門大家，雖猶知禮法，但内外的防閑，已較往昔為疏，名門婦女，有時也與士大夫接談。
帝室婦女，則多不講禮法，行為淫亂者頗不乏人。
在這方面最有名的是宋前廢帝姊山陰公主，她公開擁有“面首”三十人。
至于公主們的跋扈驕縱，淩制夫家，更為習見，以緻當時士大夫以聯姻帝室為畏途。
另一種風氣是過度的功利主義。
南北朝可以說是一個重功利輕仁義的時代，這種風氣由來已久。
當時的士大夫，大都不講操守。
南朝士大夫所最重視的，是門第和既得權位的保持，對改朝換代，則漠不關心；至于在位者的貪污好貨，更屬常事。
北朝自魏孝文帝以後，風氣漸壞，貴族們的貪污腐化，愈演愈烈，到北齊竟弄到官商不分的地步。
社會上也彌漫着重利之風，所謂“财婚”，便是最好的例證。
至于這段時間中殺父弑君的事特多，自然也是功利思想擴展到極緻的結果。
總之，南北朝若幹獨特風氣的形成，實與魏晉以來的思想潮流有關。
從好的方面看，當時的思想界既已脫離儒家的束縛而得到解放，同時又注入胡族的勇敢進取精神，經數百年的揉塑混合，乃能下開隋唐的盛世，文治武功，均備極燦爛。
但從壞的方面看，儒學究不失為維持社會政治秩序的較好辦法，儒學既衰，由佛老與胡俗造成的社會政治秩序，始終動蕩不安。
後來的隋唐帝國，維持不久即告崩潰者，也正與此有關。
南朝因道教的勢力不敵佛教，因此沒有發生劇烈的沖突。
南北朝時代舊有的宗教，除佛教和道教外，尚有許多由來甚久傳播甚廣的迷信，花樣繁多，主要的有淫祀、厭詛、圖谶、蔔筮、占夢、相術等。
淫祀即濫祀各式各樣的神，這種風氣，魏晉時即已盛行，至南北朝仍不稍衰。
南朝宋武帝曾下诏禁淫祀，但到孝武帝時又開始修建各種祠廟，此後一直不衰。
南朝最著名的祠廟，要算建康城外鐘山的蔣子文祠。
子文，東漢廣陵人，為秣陵尉，逐盜鐘山下，傷額而死。
據說他曾于孫權時顯形于道，權追封他為都中侯，改鐘山為蔣山，以表靈異。
南朝皇帝，一遇困難問題，便要求助于他。
此外如吳興郡的項羽神，也甚受時人的崇奉。
北朝也有淫祀的風氣，對所祀的神也不大選擇，如常山郡有董卓祠，邺城有石虎廟，其荒唐可想。
厭詛就是命巫觋咒詛所欲加害的人，使其受禍。
這種巫術在兩漢宮廷中最為風行，咒詛的對象，多半是皇帝。
兩漢的皇後、太子、諸王、大臣因犯厭詛的罪嫌而遭禍敗的，為數甚多。
其後一直流行，到南北朝，厭詛仍是政治鬥争者所常使用的武器。
宋明帝曾于泰始五年（469）下诏宣布廬江王袆厭詛的罪狀，诏中對厭詛的方法，有詳細的說明：“每觇天察宿，懷協左道；咒詛禱請，謹事邪巫。
常被發跣足，稽首北極；遂圖畫朕躬，勒以名字。
或加之矢刃，或烹之鼎镬。
”［見《宋書》卷七九《廬江王袆傳》］又如北齊後主時，河間王孝琬，因怨恨執政，做一象征的草人而射之，也是厭詛的一種。
史載北魏制裁巫蠱的刑罰，極為嚴酷，也可看出這種迷信在北朝的盛行。
圖谶的怪說，自漢朝以後，漸漸衰微。
但到南北朝時，若幹君主仍然拿它來騙人。
尤其是開國的君主，在其決意篡奪之前，必然拿圖谶來自擡身價；一般谄佞的臣下，更以為君主造作圖谶為獵官的捷徑，例如蕭道成及蕭衍篡位時，均有臣下陳獻符谶，可見這種風氣的彌漫。
北朝也是如此，魏時所制作的若幹圖谶，荒謬處可令人噴飯。
北齊文宣帝在篡東魏以前，也早已命應圖谶。
南北朝的若幹君主既以圖谶起家，一般對政權具有野心的人，也往往遵法炮制，以為号召，而求達成其政治陰謀。
所以南北朝發生的若幹叛亂或政變，也頗有利用圖谶以壯聲勢的。
此外還有人捏造類似歌謠的谶語，以求達到某種目的。
如宋明帝以王景文外戚貴盛，張永久經軍旅，疑其将來難信，因而自造謠言道：“一士不可親，弓長射殺人”，對二人發動心理戰。
似這一類的例子，簡直不勝枚舉。
蔔筮在南北朝，有時仍用以決斷軍國大事。
如梁元帝時，西魏師攻江陵，帝尚以筮蔔判斷自己的命運。
又如齊文宣帝謀篡位，使人蔔之，結果大吉。
當時一般王公大臣，也多信蔔筮，因而得禍的也不在少數。
相術較有征驗，因此士大夫信者較多。
當時相術主要可分兩種：一種是相外形，多半因襲古來舊說，因人而用之。
一種是摸骨相，即揣其人之骨骼以斷定其人的吉兇禍福。
此外又有聲相及器物像等。
占夢是解釋夢中所見的景象，以定吉兇，南北朝時亦甚流行。
也有借夢征以惑人的，如南齊大将張敬兒，嘗夢“社樹直上至天”，以此誘說部曲，自雲貴不可言。
此外尚有望氣、推命、借壽、代死一類的迷信，今不贅述。
（三）清談及其他風習 “清談”是魏晉南北朝時代流行于士大夫之間的一種風氣，也就是一種抛開現實專尚理辯的談論。
這種風氣初起于東漢末年及曹魏時代，其起因約有二端：一是因傳統儒學的衰微。
東漢時代的儒學，着重于煩碎的考據，已無義理可言，使思想界幾乎變成真空狀态；而儒者所講究的名節禮法，也漸流于虛僞；都不足以餍學者之望。
二是政治的黑暗。
東漢末年，宦官軍閥無惡不作，國事已到絕望地步，自然為有識者所不滿。
因此乃有兩種反動思想發生，一是崇法務實的申韓思想，一是率性自然的老莊思想。
曹操便是前派思想的代表，他一生始終以法術治國，摧抑豪強，整肅政風。
而他的部下崔琰、毛玠之流，也都是法治的倡導者。
後者在東漢末年雖然尚找不出一個标準的代表人物，但孔融、祢衡一般狂士的言論，已頗與儒家思想相背馳，例如孔融便曾否認父母與子女因血統關系而産生的情感。
這種論調，已為魏晉人歸依老莊的先導。
至于正式提倡老莊思想的，則為魏正始時代（240～248）的王弼、何晏，二人立說均祖述老莊，并參以《周易》。
《老》、《莊》、《周易》，号稱“三玄”，便是清談的主要内容。
由于魏晉政權的腐化黑暗，法治精神始終無法建立，申韓思想日趨衰落，相反的老莊思想卻日益蔓延。
一般學者，因灰心于現實政治，為免幹犯忌諱，相率以談論哲理為務，因而清談之風大盛，事實上這也是對現實環境的一種消極反抗。
王何二人雖為清談的始祖，但何晏尚務實幹，在政治上頗有成績；王弼則因早死而無所表現。
其後至嵇康、阮籍等人，正值魏晉易代之際，政風益壞，忌諱滋多，因而他們的清談，漸變成純務玄虛。
同時清談者在行為上也更流于放誕，他們通常的表現是縱酒和不遵禮節。
例如阮籍曾一連沉醉六十日，母死尚與人弈棋；嵇康則“頭面常一月十五日不洗”；甚至有的清談者是經常裸體的。
這類行為自然是對禮法的一種諷刺，而所謂禮法也正是當時的篡竊者及其佐命功臣們所加意提倡的。
清談本是對現實政治的一種逃避，嵇阮等人在政治上均未負過實際責任。
但到西晉時代，清談之風竟蔓延到政治舞台上去，當時不少的達官貴人，一方面手握重權，一方面大談玄理，把兩種相反的事物糅合在一起，造成西晉政治上的種種怪相。
從晉室南渡直到南朝時代，清談竟與一般世族的日常生活無法分開，這種風氣對政治的影響是苟且偷安，不務實際；對社會的影響是造成一種消極頹廢的人生觀。
王羲之所作的《蘭亭序》，充滿人生哀樂相随的感慨，足可代表當時一般人的心理。
東晉南朝的始終不能恢複故土，不能說與這種風氣無關。
初期清談的内容，以老莊為主，東晉以後，佛學也滲入清談的範圍中，與老莊相互發明，以求人生的理解。
若幹佛教僧侶，每每假借清談，與士流周旋，如東晉中期的支道林，便以清談著名于時，為勝流權貴所崇敬。
至于對清談不滿的士大夫，也頗不乏人，西晉時的裴、江惇、範甯，東晉初年的應詹、卞壸等，都反對清談；範甯甚至以為王弼、何晏之罪，深于桀纣。
但習尚已成，非少數人的力量所能挽回。
宋文帝時，設立玄學館，與史、文、儒并列為四學，清談益盛。
梁武帝始崇經學，儒術稍振；但當時的經學，也受清談的影響，隻充作談辯之資。
直到隋朝統一，清談才趨衰落，但其流風餘韻，卻一直傳到唐朝中葉。
南北朝時代的社會風氣，顯然受老莊和佛學思想的支配，清談如此，其他風習也多如此。
但兩者之外，還有第三種力量影響着當時的社會，便是胡人的風俗。
整個東晉南北朝二百七十餘年間，中國北方始終淪于外族，其間北方胡人雖曾大規模的漢化，但胡人風俗也在無形中感染着漢人。
胡人習俗再與佛老思想相混合，形成了這個時代中若幹獨特的社會風氣，這些風氣都是以往儒家社會中所罕見的。
茲舉主要幾點，分述于後。
殘殺是南北朝時代主要的風氣之一。
胡俗本好武嗜殺，這種風氣自西晉末年傳入中國。
南北朝所有胡族或胡化的君主，除了少數傾慕漢化的，其餘莫不好殺。
魏太武帝和北齊諸帝，是其尤著者。
南朝君主，雖不及胡族君主的兇狠，但骨肉屠戮的事也層出不窮，尤以宋代為甚。
南朝帝室慘變之多，與佛教有相當關系。
佛教的主張出家，便是背棄倫理，根本否認血統上的情感。
另一方面，佛教雖然戒殺，但有超渡冤魂和贖罪的辦法，為殺人者作護符；甚至有在殺人之前，先燒香火，以贖罪愆的，齊明帝便慣做這種事；似此自然無法止殺。
淫亂之風，也南北一緻風行，這種風氣的起因，北方主要受胡族影響，南方則受老莊思想的影響。
胡族的倫理觀念比較薄弱，因此北朝的君主及貴族，大都荒淫無度。
北朝帝室最淫亂的，以北齊為最，其烝報醜行，為曆代所罕見，而後妃失德的，也所在多有。
但胡族的男女地位比較平等，影響所及，漢人女權也為之提高，這可以當時的“妒風”之盛為證。
史稱北齊時代的婦女，莫不“以制夫為婦德，能妒為女工”，這與儒家社會婦女以三從四德為信條相較，不能說不是一種解放。
南朝雖是當時中國文化的正統，因環境優裕，人情耽于逸樂，又受老莊思想的影響，因而養成一種淫靡放蕩的習氣。
當時的高門大家，雖猶知禮法，但内外的防閑，已較往昔為疏，名門婦女，有時也與士大夫接談。
帝室婦女，則多不講禮法，行為淫亂者頗不乏人。
在這方面最有名的是宋前廢帝姊山陰公主，她公開擁有“面首”三十人。
至于公主們的跋扈驕縱，淩制夫家，更為習見，以緻當時士大夫以聯姻帝室為畏途。
另一種風氣是過度的功利主義。
南北朝可以說是一個重功利輕仁義的時代，這種風氣由來已久。
當時的士大夫，大都不講操守。
南朝士大夫所最重視的，是門第和既得權位的保持，對改朝換代，則漠不關心；至于在位者的貪污好貨，更屬常事。
北朝自魏孝文帝以後，風氣漸壞，貴族們的貪污腐化，愈演愈烈，到北齊竟弄到官商不分的地步。
社會上也彌漫着重利之風，所謂“财婚”，便是最好的例證。
至于這段時間中殺父弑君的事特多，自然也是功利思想擴展到極緻的結果。
總之，南北朝若幹獨特風氣的形成，實與魏晉以來的思想潮流有關。
從好的方面看，當時的思想界既已脫離儒家的束縛而得到解放，同時又注入胡族的勇敢進取精神，經數百年的揉塑混合，乃能下開隋唐的盛世，文治武功，均備極燦爛。
但從壞的方面看，儒學究不失為維持社會政治秩序的較好辦法，儒學既衰，由佛老與胡俗造成的社會政治秩序，始終動蕩不安。
後來的隋唐帝國，維持不久即告崩潰者，也正與此有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