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隋帝國的興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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納田租粟三石；産絲之區戶調絹一匹（四丈，後改為二丈）加綿三兩；産麻之區則調布一端（五丈）加麻三斤。
單丁及仆隸各半，未受地者不課。
并規定民年二十一為成丁，每年須服力役二十日。
隋代兵制，大體依據西魏宇文泰所創的府兵制。
府兵制是一種區域征兵制，隻有政府指定的府兵區中的百姓，才有服兵役的義務。
辦法是以财産多寡為标準，把指定地區中的胡族百姓（至少都是胡姓），分為九等，在九等中的前六等（上上至中下）人家而家中有三丁的，選其最強健的一人，免其租調，充當府兵，衣食則須自備。
這樣組成一百府，每府由一郎将統領。
這一百府分屬于二十四軍，每軍的領袖為開府，二開府由一大将軍統領，二大将軍由一柱國大将軍（以下簡稱“柱國”）統領；因此有十二大将軍、六柱國。
其實西魏時有八柱國，僅六柱國領軍，六柱國表面是比附周官六軍的制度，實際卻是由鮮卑八部制度演變而來。
府兵是一種特殊組織，有獨立的統率系統，其分子自有兵籍而不屬民戶。
他們每月值班十五日，司警衛巡邏，其餘十五日則練武習戰。
至于武器，每個府兵隻須自辦弓、刀各一具，其他如甲、槊、戈、弩等皆由公家供給。
總之，府兵是一個專司戰鬥的團體，在當時是與農民分離的。
宇文泰時的府兵，尚有濃厚的部落思想，自認為直接隸屬于他們的軍事領袖（柱國）而非君主。
同時府兵的數目也甚少，其總額尚不到五萬人。
到周武帝，對府兵制作了兩種改革：一是湔洗鮮卑人的部落思想。
他把府兵軍士改名為“侍官”，意思是“侍衛天子”，使府兵在觀念上發生直屬于皇帝的感覺。
二是擴充府兵的名額，他把國内的若幹漢人征為府兵，把他們的民籍改為兵籍。
一方面把府兵擴大化，一方面把府兵平民化，自此周境内的漢人有一半做了府兵。
武帝便憑了這個受過嚴格訓練的龐大戰鬥組織，東滅北齊，南覆陳師。
隋文帝輔周政時，也同樣憑了它迅速的讨平反對勢力。
隋文帝代周後，把府兵制作進一步的變革，由征調擴大化進而為兵農合一化。
開皇十年（590），文帝下诏命軍人的戶籍，屬于州縣；受田辦法，也與百姓相同，于是兵民合一。
但這仍是局部的，隻有兵府區中才實行這個辦法，不設府的地方，根本沒有正規的兵。
至于府兵的組織，大體也是承襲周制，隻是名目上略有改變。
全國的府兵，分統于十二衛，即翊衛、骁騎衛、武衛、屯衛、禦衛、候衛，每衛又分左右。
每衛置将軍一人，以統諸府之兵，每府的正副首長為郎将和副郎将。
至于戰時的指揮系統，最高的是行軍元帥，如元帥有數人，則由其中的一人為節度，乃最高統帥。
元帥以下為行軍總管，每個行軍總管是一個獨立戰鬥單位。
以平陳之役為例，當時隋軍凡出動五十一萬八千人，共有九十個行軍總管，三個行軍元帥，晉王廣則以行軍元帥為全軍節度。
從北周到唐朝中葉，武力重心一直在關中地區，唐中葉以前多次對内或對外戰争的成敗，都與這種形勢有關。
隋代刑律承自北魏、北齊，北魏刑律則主要采用南朝所承襲的西晉舊律。
東漢以後，曹魏用法甚嚴。
至晉武帝平吳後，命賈充、杜預等定律令，輕平簡易，頗具儒家精神，而為南朝所承用。
北魏道武、太武二帝之世，曾先後命崔宏崔浩父子及高允等定律令。
崔氏通漢律，高允亦當時通儒，因此他們參酌《晉律》而制成的刑律，甚為精當，但其中也頗注入胡族刑法的殘酷精神。
孝文帝時，又命高允及河西士族李沖等改定刑律，使從輕典，而《魏律》益稱宏備。
北齊承《魏律》而又加演進，至隋再加整頓。
但《隋律》仍嫌過嚴，不足為法，例如文帝時曾訂有“盜一錢以上棄市”的律條，其嚴酷可知。
開皇元年（581），隋文帝以高颎、李德林、裴政等共定律令，并置“十惡”之條。
十惡多采北齊之制，而加以損益，即謀反、謀大逆、謀叛、惡逆、不道、大不敬、不孝、不睦、不義、内亂。
十惡罪處分極重，例如謀大逆、謀反叛罪的懲處是“父子兄弟皆斬，家口沒官”。
三年（583），文帝以舊律過嚴，命蘇威、牛弘更定新律。
凡除死罪八十一條，流罪一百五十四條，徒杖等千餘條，定留僅五百條，共十二卷，炀帝即位後，以文帝禁網深刻，又命牛弘制新律。
至末年，複尚苛法。
隋時刑罰可分四類，即徒刑、身體刑、流刑、死刑。
徒刑分一年、一年半、二年、二年半、三年半五種。
身體刑分二種：一曰杖刑，分五等，自五十至一百；二曰笞刑，分五等，自十至五十。
流刑分三種，即一千裡（居作二）、一千五百裡（居作二年半）、二千裡（居作三）。
三流俱加役三年；近流加杖一百，其上一等加三十。
死刑則分絞斬二種。
此外又有減刑辦法，分議貴（官吏的減刑）和贖罪（以銅贖刑）二種。
文帝時曾廢除前代酷刑如枭首、轘身及鞭刑等，但隋律猶稱嚴厲。
炀帝初雖改從輕典，但末年刑罰益酷，不但恢複枭首、轘裂之刑，對反叛者更誅及九族，甚至命朝臣啖叛者之肉，結果隻有加速其政權的崩潰。
（四）運河的開鑿 隋代所開的運河，共有五條，即廣通渠、通濟渠、邗溝、江南河、永濟渠。
廣通渠是文帝時開鑿的，其他四條都于炀帝時完成。
其實這些運河，大部分是利用自然河道，或是疏浚前代業已幹枯的舊溝，隻有一小部分才是真正以人力開鑿的。
總之，隋的開河，隻是将若幹自然河或舊溝連成一氣，以延伸水上的交通線。
這與秦代的修築長城，情形有些相似。
隋京杭大運河示意圖 文帝開河的目的，是在便利關東諸州食糧向關内的輸送。
當時關中地區的農産物雖甚豐饒，但尚不能充分供應政府軍公人員俸食之用，平時即須自關東地區輸入食糧，如遇天災，皇帝尚須移居關東。
如開皇十四年（594），關中大旱，文帝便曾率戶口就食于洛陽，次年始返。
當時關東地區與關中地區的交通，甚不方便。
陸路要經過潼關以東和以西的山地區，水路雖有渭水經京師以北東入黃河，但水力大小無常，同時由于泥沙淤積，水又甚淺，不能負擔大型的船隻。
因此文帝于開皇四年（584）命宇文恺督率水工，在渭水以南開一條渠，引渭水入渠内，從首都大興（今陝西西安市）東流至潼關而入黃河，全長三百餘裡，與渭水南北平行，成為渭水的支流，名廣通渠。
它大體循着漢代所開的漕渠故道，而非完全以人力鑿成。
自廣通渠完成後，關中的交通大為改進，大興城的重要性益見增加，直到唐代，還利賴這條運河。
炀帝時所開的運河，大部分動機是為了遊樂，并且還遺留下些悲慘的開河故事；但至少在無意之中，使後世得到不少便利。
炀帝于大業元年（605）開通濟渠，從洛陽的西苑引谷洛二水繞洛陽城南，東到洛口（今河南鞏義市北）入黃河；然後沿黃河東到坂渚（今河南荥陽市汜水鎮東），從那裡引黃河經荥澤（今河南鄭縣西北）以北入汴水；再從濬儀（今河南開封縣）之東，引汴水經梁郡（今河南商丘市）和彭城郡南境（今安徽宿縣一帶），至盱眙（今江蘇盱眙縣）入淮水（舊說引汴水入泗水，然後入淮）。
這段工程，前後征用河南、淮北諸郡民夫達百餘萬。
同年，炀帝又征發淮南百姓十餘萬，把舊日溝通江淮的邗溝加以疏浚。
此溝原為春秋時吳王夫差所開，自秦漢至南北朝，一向為江淮要道。
文帝時曾加工疏治，名山陽渎。
炀帝時再加修浚，其水自山陽（今江蘇淮安市）南流，經江都（今江蘇江都市）附近入長江。
這樣一來，把谷洛水、黃河、汴水、淮水、邗溝、長江連成一線，對南北交通的增進，自不待言。
炀帝時所開的幾條運河，以通濟渠和邗溝兩段最費工力，這兩條河的标準寬度是四十步，沿河築有禦道，并栽種柳樹，其壯美可以想見。
大業四年（608），炀帝又征發黃河以北諸郡男女百餘萬人開永濟渠，其工程純然是幾條自然河的連貫疏浚。
一面疏浚沁水下流，使與黃河暢通（沁水發源于今山西沁源縣，經太行山谷，于今河南武陟縣以東入河，但因沙多水淺，必須加以修治）；一面引沁水上流東北向，經獲嘉（今河南獲嘉縣）、新鄉（今河南新鄉市）以北入衛水。
再将衛水加以疏浚，北流經清河（今河北清河縣北）、長河（今山東陵縣）、東光（今河北東光縣）、長蘆（今河北滄縣）等地至今天津一帶的沽河，然後沿沽河至涿郡（今北京）。
總之，永濟渠是把黃河、沁水、衛水和沽河連成一線。
炀帝開這條河的目的，是以它作為遠征高麗的運輸線。
其後炀帝征高麗凡出動軍隊及民夫達三百萬人以上，他們的糧械被服，大都由永濟渠輸送；當時的涿郡，便是東征大軍的集中地。
大業六年（610），隋又開江南河，自京口（今江蘇鎮江市）至餘杭（今浙江杭州市），共長八百裡，其大部分仍是沿着古時的渠道加以疏鑿。
這條河的寬度達十餘丈，以便通行龍舟，沿河并設立驿宮及糧秣站，這些都是為炀帝東巡會稽而準備的。
隋代五條運河開鑿成功後，使帝國内部南北東西的交通都大為增進，南方人可以從餘杭乘船北行直達涿郡，西行直達洛陽和大興。
而運河所貫穿的地帶，又皆是經濟文化發達之區。
南北朝以來南北橫斷的地形，至此打破，它們對統一基礎的奠定，無疑有幫助。
隋以後，它們更成為唐帝國的經濟命脈。
二、隋的對外關系 （一）突厥 突厥鍛奴圖，古紙牌水彩畫。
圖中兩個鍛奴正在打制鐵器。
突厥人入居金山（今阿爾泰山）時，曾臣服于柔然，充當鍛奴，由于掌握鐵器的鍛煉技術，突厥人因此而迅速強大。
突厥是隋帝國的北鄰，也是隋的所有鄰國中幅員最大、勢力最強的一個。
中國舊史說它是匈奴的一支，确否雖不可考，但兩者的習俗，則頗有相似的地方。
東晉末年，突厥隻是一個處于北涼匈奴、沮渠氏勢力範圍（今甘肅張掖市一帶）之内的小部落。
宋文帝元嘉十六年（439），魏滅北涼，突厥首領阿史那率部族五百家投奔當時的大國柔然，定居于金山（今阿爾泰山）下。
據說“金山狀如兜鍪，俗呼兜鍪為突厥，因以為号”。
［見《隋書》卷八十四《突厥傳》］就突厥的文化水準看來，它還不能算是野蠻民族，因為突厥人至少已使用一種類似文字的符号；在政治組織方面，他們共有二十八等的官階；同時他們擅長鐵工，他們最初便以這種技術為柔然服役。
突厥第二汗國創立者骨咄祿可汗紀功碑《翁金碑》拓片，蒙古翁金河流域闊順鄂爾渾之南發現。
梁武帝中大同元年（546），鐵勒欲攻柔然，為突厥酋長土門（即伊利可汗）所邀擊，鐵勒降者五萬人，突厥實力大增。
此後五年，突厥脫離柔然而獨立。
至梁敬帝紹泰元年（555），突厥木杆可汗攻滅柔然，并擊敗和并吞了若幹鄰國。
它的領土，西到裡海以東的烏浒河（Oxus）上，東到遼海（當指今渤海北部），北至今貝加爾湖，南至今内蒙古沙漠。
當突厥開始強大，與中國也發生往來，那時正值魏分東西，内戰不已，給予突厥一個有利的南進機會。
其後齊周二國成立，雙方都不惜出極大代價來争取這個強大外援。
突厥曾于周武帝初助周攻齊，但其後即依違于兩者之間，坐收漁利。
到周滅齊，突厥竟立齊宗室範陽王紹義為帝，與周抗衡。
周武帝欲親伐之，因病死而未果。
其後周又修築長城，以資防守。
突厥見周不可侮，乃與周親善，周以宗女千金公主嫁給當時的突厥可汗沙缽略（木杆可汗兄子），突厥則把高紹義送回，從此突厥對中國失去控制力量。
隋文帝時，開始采用一種離間政策對付突厥，用以促成其内部的分裂和不安。
這個政策的主持人是鮮卑人長孫晟，他曾于周宣帝時，護送千金公主赴突厥，與突厥可汗諸子弟及貴人往還甚密，因而熟悉突厥的内部情形。
當時突厥帝國的政治，尚沒有達到中央集權的地步，隻是分邦自治。
其最高領袖可汗（大可汗）之下，尚有若幹可汗（小可汗），他們各統有一定的地盤和武力，隻是名義上服從大可汗，實際上是獨立的。
大可汗沙缽略以外，尚有三個重要勢力：一是西面可汗達頭，為沙缽略從父，自其父室點密起，即為西面可汗，與大可汗分庭抗禮，在諸小可汗中勢力最強。
一是阿波可汗，為木杆可汗之子，據突厥西北部。
一是處羅侯，為沙缽略之弟，據突厥東部。
三人均與沙缽略不協，因此長孫晟于開皇元年（581）上書文帝，獻離間突厥之策。
文帝采納長孫晟的建議，
單丁及仆隸各半，未受地者不課。
并規定民年二十一為成丁，每年須服力役二十日。
隋代兵制，大體依據西魏宇文泰所創的府兵制。
府兵制是一種區域征兵制，隻有政府指定的府兵區中的百姓，才有服兵役的義務。
辦法是以财産多寡為标準，把指定地區中的胡族百姓（至少都是胡姓），分為九等，在九等中的前六等（上上至中下）人家而家中有三丁的，選其最強健的一人，免其租調，充當府兵，衣食則須自備。
這樣組成一百府，每府由一郎将統領。
這一百府分屬于二十四軍，每軍的領袖為開府，二開府由一大将軍統領，二大将軍由一柱國大将軍（以下簡稱“柱國”）統領；因此有十二大将軍、六柱國。
其實西魏時有八柱國，僅六柱國領軍，六柱國表面是比附周官六軍的制度，實際卻是由鮮卑八部制度演變而來。
府兵是一種特殊組織，有獨立的統率系統，其分子自有兵籍而不屬民戶。
他們每月值班十五日，司警衛巡邏，其餘十五日則練武習戰。
至于武器，每個府兵隻須自辦弓、刀各一具，其他如甲、槊、戈、弩等皆由公家供給。
總之，府兵是一個專司戰鬥的團體，在當時是與農民分離的。
宇文泰時的府兵，尚有濃厚的部落思想，自認為直接隸屬于他們的軍事領袖（柱國）而非君主。
同時府兵的數目也甚少，其總額尚不到五萬人。
到周武帝，對府兵制作了兩種改革：一是湔洗鮮卑人的部落思想。
他把府兵軍士改名為“侍官”，意思是“侍衛天子”，使府兵在觀念上發生直屬于皇帝的感覺。
二是擴充府兵的名額，他把國内的若幹漢人征為府兵，把他們的民籍改為兵籍。
一方面把府兵擴大化，一方面把府兵平民化，自此周境内的漢人有一半做了府兵。
武帝便憑了這個受過嚴格訓練的龐大戰鬥組織，東滅北齊，南覆陳師。
隋文帝輔周政時，也同樣憑了它迅速的讨平反對勢力。
隋文帝代周後，把府兵制作進一步的變革，由征調擴大化進而為兵農合一化。
開皇十年（590），文帝下诏命軍人的戶籍，屬于州縣；受田辦法，也與百姓相同，于是兵民合一。
但這仍是局部的，隻有兵府區中才實行這個辦法，不設府的地方，根本沒有正規的兵。
至于府兵的組織，大體也是承襲周制，隻是名目上略有改變。
全國的府兵，分統于十二衛，即翊衛、骁騎衛、武衛、屯衛、禦衛、候衛，每衛又分左右。
每衛置将軍一人，以統諸府之兵，每府的正副首長為郎将和副郎将。
至于戰時的指揮系統，最高的是行軍元帥，如元帥有數人，則由其中的一人為節度，乃最高統帥。
元帥以下為行軍總管，每個行軍總管是一個獨立戰鬥單位。
以平陳之役為例，當時隋軍凡出動五十一萬八千人，共有九十個行軍總管，三個行軍元帥，晉王廣則以行軍元帥為全軍節度。
從北周到唐朝中葉，武力重心一直在關中地區，唐中葉以前多次對内或對外戰争的成敗，都與這種形勢有關。
隋代刑律承自北魏、北齊，北魏刑律則主要采用南朝所承襲的西晉舊律。
東漢以後，曹魏用法甚嚴。
至晉武帝平吳後，命賈充、杜預等定律令，輕平簡易，頗具儒家精神，而為南朝所承用。
北魏道武、太武二帝之世，曾先後命崔宏崔浩父子及高允等定律令。
崔氏通漢律，高允亦當時通儒，因此他們參酌《晉律》而制成的刑律，甚為精當，但其中也頗注入胡族刑法的殘酷精神。
孝文帝時，又命高允及河西士族李沖等改定刑律，使從輕典，而《魏律》益稱宏備。
北齊承《魏律》而又加演進，至隋再加整頓。
但《隋律》仍嫌過嚴，不足為法，例如文帝時曾訂有“盜一錢以上棄市”的律條，其嚴酷可知。
開皇元年（581），隋文帝以高颎、李德林、裴政等共定律令，并置“十惡”之條。
十惡多采北齊之制，而加以損益，即謀反、謀大逆、謀叛、惡逆、不道、大不敬、不孝、不睦、不義、内亂。
十惡罪處分極重，例如謀大逆、謀反叛罪的懲處是“父子兄弟皆斬，家口沒官”。
三年（583），文帝以舊律過嚴，命蘇威、牛弘更定新律。
凡除死罪八十一條，流罪一百五十四條，徒杖等千餘條，定留僅五百條，共十二卷，炀帝即位後，以文帝禁網深刻，又命牛弘制新律。
至末年，複尚苛法。
隋時刑罰可分四類，即徒刑、身體刑、流刑、死刑。
徒刑分一年、一年半、二年、二年半、三年半五種。
身體刑分二種：一曰杖刑，分五等，自五十至一百；二曰笞刑，分五等，自十至五十。
流刑分三種，即一千裡（居作二）、一千五百裡（居作二年半）、二千裡（居作三）。
三流俱加役三年；近流加杖一百，其上一等加三十。
死刑則分絞斬二種。
此外又有減刑辦法，分議貴（官吏的減刑）和贖罪（以銅贖刑）二種。
文帝時曾廢除前代酷刑如枭首、轘身及鞭刑等，但隋律猶稱嚴厲。
炀帝初雖改從輕典，但末年刑罰益酷，不但恢複枭首、轘裂之刑，對反叛者更誅及九族，甚至命朝臣啖叛者之肉，結果隻有加速其政權的崩潰。
（四）運河的開鑿 隋代所開的運河，共有五條，即廣通渠、通濟渠、邗溝、江南河、永濟渠。
廣通渠是文帝時開鑿的，其他四條都于炀帝時完成。
其實這些運河，大部分是利用自然河道，或是疏浚前代業已幹枯的舊溝，隻有一小部分才是真正以人力開鑿的。
總之，隋的開河，隻是将若幹自然河或舊溝連成一氣，以延伸水上的交通線。
這與秦代的修築長城，情形有些相似。
隋京杭大運河示意圖 文帝開河的目的，是在便利關東諸州食糧向關内的輸送。
當時關中地區的農産物雖甚豐饒，但尚不能充分供應政府軍公人員俸食之用，平時即須自關東地區輸入食糧，如遇天災，皇帝尚須移居關東。
如開皇十四年（594），關中大旱，文帝便曾率戶口就食于洛陽，次年始返。
當時關東地區與關中地區的交通，甚不方便。
陸路要經過潼關以東和以西的山地區，水路雖有渭水經京師以北東入黃河，但水力大小無常，同時由于泥沙淤積，水又甚淺，不能負擔大型的船隻。
因此文帝于開皇四年（584）命宇文恺督率水工，在渭水以南開一條渠，引渭水入渠内，從首都大興（今陝西西安市）東流至潼關而入黃河，全長三百餘裡，與渭水南北平行，成為渭水的支流，名廣通渠。
它大體循着漢代所開的漕渠故道，而非完全以人力鑿成。
自廣通渠完成後，關中的交通大為改進，大興城的重要性益見增加，直到唐代，還利賴這條運河。
炀帝時所開的運河，大部分動機是為了遊樂，并且還遺留下些悲慘的開河故事；但至少在無意之中，使後世得到不少便利。
炀帝于大業元年（605）開通濟渠，從洛陽的西苑引谷洛二水繞洛陽城南，東到洛口（今河南鞏義市北）入黃河；然後沿黃河東到坂渚（今河南荥陽市汜水鎮東），從那裡引黃河經荥澤（今河南鄭縣西北）以北入汴水；再從濬儀（今河南開封縣）之東，引汴水經梁郡（今河南商丘市）和彭城郡南境（今安徽宿縣一帶），至盱眙（今江蘇盱眙縣）入淮水（舊說引汴水入泗水，然後入淮）。
這段工程，前後征用河南、淮北諸郡民夫達百餘萬。
同年，炀帝又征發淮南百姓十餘萬，把舊日溝通江淮的邗溝加以疏浚。
此溝原為春秋時吳王夫差所開，自秦漢至南北朝，一向為江淮要道。
文帝時曾加工疏治，名山陽渎。
炀帝時再加修浚，其水自山陽（今江蘇淮安市）南流，經江都（今江蘇江都市）附近入長江。
這樣一來，把谷洛水、黃河、汴水、淮水、邗溝、長江連成一線，對南北交通的增進，自不待言。
炀帝時所開的幾條運河，以通濟渠和邗溝兩段最費工力，這兩條河的标準寬度是四十步，沿河築有禦道，并栽種柳樹，其壯美可以想見。
大業四年（608），炀帝又征發黃河以北諸郡男女百餘萬人開永濟渠，其工程純然是幾條自然河的連貫疏浚。
一面疏浚沁水下流，使與黃河暢通（沁水發源于今山西沁源縣，經太行山谷，于今河南武陟縣以東入河，但因沙多水淺，必須加以修治）；一面引沁水上流東北向，經獲嘉（今河南獲嘉縣）、新鄉（今河南新鄉市）以北入衛水。
再将衛水加以疏浚，北流經清河（今河北清河縣北）、長河（今山東陵縣）、東光（今河北東光縣）、長蘆（今河北滄縣）等地至今天津一帶的沽河，然後沿沽河至涿郡（今北京）。
總之，永濟渠是把黃河、沁水、衛水和沽河連成一線。
炀帝開這條河的目的，是以它作為遠征高麗的運輸線。
其後炀帝征高麗凡出動軍隊及民夫達三百萬人以上，他們的糧械被服，大都由永濟渠輸送；當時的涿郡，便是東征大軍的集中地。
大業六年（610），隋又開江南河，自京口（今江蘇鎮江市）至餘杭（今浙江杭州市），共長八百裡，其大部分仍是沿着古時的渠道加以疏鑿。
這條河的寬度達十餘丈，以便通行龍舟，沿河并設立驿宮及糧秣站，這些都是為炀帝東巡會稽而準備的。
隋代五條運河開鑿成功後，使帝國内部南北東西的交通都大為增進，南方人可以從餘杭乘船北行直達涿郡，西行直達洛陽和大興。
而運河所貫穿的地帶，又皆是經濟文化發達之區。
南北朝以來南北橫斷的地形，至此打破，它們對統一基礎的奠定，無疑有幫助。
隋以後，它們更成為唐帝國的經濟命脈。
二、隋的對外關系 （一）突厥 突厥鍛奴圖，古紙牌水彩畫。
圖中兩個鍛奴正在打制鐵器。
突厥人入居金山（今阿爾泰山）時，曾臣服于柔然，充當鍛奴，由于掌握鐵器的鍛煉技術，突厥人因此而迅速強大。
突厥是隋帝國的北鄰，也是隋的所有鄰國中幅員最大、勢力最強的一個。
中國舊史說它是匈奴的一支，确否雖不可考，但兩者的習俗，則頗有相似的地方。
東晉末年，突厥隻是一個處于北涼匈奴、沮渠氏勢力範圍（今甘肅張掖市一帶）之内的小部落。
宋文帝元嘉十六年（439），魏滅北涼，突厥首領阿史那率部族五百家投奔當時的大國柔然，定居于金山（今阿爾泰山）下。
據說“金山狀如兜鍪，俗呼兜鍪為突厥，因以為号”。
［見《隋書》卷八十四《突厥傳》］就突厥的文化水準看來，它還不能算是野蠻民族，因為突厥人至少已使用一種類似文字的符号；在政治組織方面，他們共有二十八等的官階；同時他們擅長鐵工，他們最初便以這種技術為柔然服役。
突厥第二汗國創立者骨咄祿可汗紀功碑《翁金碑》拓片，蒙古翁金河流域闊順鄂爾渾之南發現。
梁武帝中大同元年（546），鐵勒欲攻柔然，為突厥酋長土門（即伊利可汗）所邀擊，鐵勒降者五萬人，突厥實力大增。
此後五年，突厥脫離柔然而獨立。
至梁敬帝紹泰元年（555），突厥木杆可汗攻滅柔然，并擊敗和并吞了若幹鄰國。
它的領土，西到裡海以東的烏浒河（Oxus）上，東到遼海（當指今渤海北部），北至今貝加爾湖，南至今内蒙古沙漠。
當突厥開始強大，與中國也發生往來，那時正值魏分東西，内戰不已，給予突厥一個有利的南進機會。
其後齊周二國成立，雙方都不惜出極大代價來争取這個強大外援。
突厥曾于周武帝初助周攻齊，但其後即依違于兩者之間，坐收漁利。
到周滅齊，突厥竟立齊宗室範陽王紹義為帝，與周抗衡。
周武帝欲親伐之，因病死而未果。
其後周又修築長城，以資防守。
突厥見周不可侮，乃與周親善，周以宗女千金公主嫁給當時的突厥可汗沙缽略（木杆可汗兄子），突厥則把高紹義送回，從此突厥對中國失去控制力量。
隋文帝時，開始采用一種離間政策對付突厥，用以促成其内部的分裂和不安。
這個政策的主持人是鮮卑人長孫晟，他曾于周宣帝時，護送千金公主赴突厥，與突厥可汗諸子弟及貴人往還甚密，因而熟悉突厥的内部情形。
當時突厥帝國的政治，尚沒有達到中央集權的地步，隻是分邦自治。
其最高領袖可汗（大可汗）之下，尚有若幹可汗（小可汗），他們各統有一定的地盤和武力，隻是名義上服從大可汗，實際上是獨立的。
大可汗沙缽略以外，尚有三個重要勢力：一是西面可汗達頭，為沙缽略從父，自其父室點密起，即為西面可汗，與大可汗分庭抗禮，在諸小可汗中勢力最強。
一是阿波可汗，為木杆可汗之子，據突厥西北部。
一是處羅侯，為沙缽略之弟，據突厥東部。
三人均與沙缽略不協，因此長孫晟于開皇元年（581）上書文帝，獻離間突厥之策。
文帝采納長孫晟的建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