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漢帝國的盛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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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後死，武帝才開始将政府祿養的非儒家的博士，加以遣散，而儒學從此取得文化正統的地位。
此外并設博士弟子員五十人，每年考課，成績最優的可充任侍衛天子的郎官，次者可以補吏，因此儒家漸登仕版，越來越盛。
另外一種政治上的新氣象，便是從漢初直到文景時代，丞相一職，幾乎全由功臣或他們的子弟充任，别人無法染指，這個傳統辦法也被武帝所推翻。
他用人不拘一格，他前後所任用的十三個丞相，有外戚，有儒生，有列侯，有退伍軍人，有宗室，品類異常之雜，使政治呈現出蓬勃的朝氣。
（二）武帝的晚年 武帝一生的行事，真是多彩多姿，但也充滿了矛盾。
他是尊崇儒家的，但他的好大喜功，窮極奢侈以及迷信神仙等，又無不與儒家思想相背馳。
他招延才士常感不足，卻又因小過而濫加誅殺。
他有時表現得異常果敢，如痛懲匈奴及遊俠；一方面卻又非常怕死，時時提防别人的暗算。
他有過人的聰明，但有時又被人愚弄如孩提，甚至造成巨大的慘案。
他一生興高采烈的緻力于開邊事業，最後卻又在痛悔中結束。
總之，在中國曆代的帝王中，很難再找到像武帝這樣一位矛盾人物。
在此要談談武帝新政的另一部分，它代表着武帝政治陰暗的一面，雖然這類措施在當時也許有其必要。
武帝雖然親近儒者，但對實際的重要政治任務，卻不大要儒家來擔負，這自然因為儒家拘泥迂闊的作風，與他的好大喜功的性格無法配合。
在政治上他所親任的，乃是言利任法的法家。
雖然他曾以儒家的公孫弘做丞相，但公孫弘實際也是文法吏，隻是“緣飾以儒術”而已。
當時的儒家，對于國家大事，尚談不到什麼決定作用；大體說來，武帝對儒家是尊而不用的。
因此武帝時代的政治精神，外表像是文德并茂，實質卻是刻薄嚴厲的。
武帝時代的丞相，隻是擺設，實權卻操在禦史大夫手中，這現象到武帝末年，就更趨明顯。
當時禦史大夫的人選，多是法家，可以趙禹、張湯、杜周、桑弘羊等為代表，他們大都具有過人的才力，辦事淩厲無前。
當時為了讨伐匈奴，必須使國力高度集中，他們便是這種政治原則的執行者。
他們所負的最重要的任務有二：一是嚴密防止國内叛亂，一是盡量的開發利源。
為了達成國内的徹底控制，武帝首先改訂法律。
元光五年（前130），他命張湯、趙禹共定律令，務求深刻嚴厲。
例如其中的“見知法”，便規定如看到或知道别人犯法而不檢舉者，便與犯者同罪，這等于秦法的複活。
此風一開，官吏都競以嚴酷相尚，因此産生了不少酷吏，最著名的有義縱、王溫舒等，他們曾有一日殺數百人甚至一次毀滅千餘家的紀錄，其冤濫自然是無法避免的。
至于大臣被誅殺的，也所在多有。
武帝時代的丞相，有好幾位是被罪而死的；此外地位稍次的大臣以及地方大吏被殺的，更不計其數；這現象以武帝晚年為最甚。
至于開發利源方面，更是花樣百出，鬻賣官爵，便是重要的一項。
這辦法始于元朔六年（前123），由政府設“武功爵”十一級，每級定價十七萬錢，人民買爵至第七級，政府即可任命為吏，有罪可減二等。
此外納财者可以為郎，納粟者也可以補吏或贖罪。
這辦法對吏治的損害，不言可喻。
但是最重要的，還是新經濟政策的實施，包括國營貿易事業的經營，新稅的征收，新貨币的發行以及鹽、鐵、酒的專利等，這套新經濟政策的設計者是桑弘羊、孔僅等。
新政策的推行，大大增加了政府的收入，至于它的内容，将于别章詳述。
嚴酷的刑罰加上無微不至的搜括，在這雙層重壓下，人民的生活如何，不難想象。
本來這些措施，是為伐匈奴而起，但因武帝用人的失當，使軍事将領間發生嚴重的派系鬥争，而緻于晚年對匈奴的戰役中，遭遇重大的挫敗。
武帝于天漢二年（前99），以李陵率步兵五千人伐匈奴；征和三年（前90），又遣李廣利率七萬人北伐；結果都是全軍覆沒。
因為國力的過分浪費，漢帝國的内部呈現出一片饑馑盜賊的亂象。
據說武帝末年的全國人口，要較初年減少一半。
武帝的迷信行為，也造成了巨大的惡果。
武帝一向信奉神仙，他曾為招延方士，建築神祠，花費了無數的金錢；至晚年，信仰益笃。
他的主要目的，是祈求不死之藥，這可看出他對人世的眷戀。
正因如此，他深恐被人暗算，尤其畏忌有人以邪術咒詛他，最後他的這種心理，竟為方士們所利用。
征和二年（前91）的“巫蠱之獄”，便是武帝受方士愚弄所造成的大悲劇。
這一年，武帝身體不适，朝臣江充，上言武帝的病系有人埋木偶（即所謂“蠱”）加以咒詛所緻。
武帝命充治案，被罪而死的前後達數萬人，江充素與太子據有隙，便誣告太子與此案有關。
太子被迫發兵，殺充而反，與丞相劉屈釐所領的軍隊，大戰長安城中，死數萬人。
結果太子兵敗而死，皇後衛氏（太子生母）也因此事自殺。
對外戰争的失敗，國内的不安，以及家庭的慘變，使武帝對一切感到心灰意冷。
極度的痛悔，使他清醒過來。
征和四年（前89），他遣散所有的方士，不再相信神仙。
此外他下诏罷除西域輪台（今新疆輪台縣）的屯戍，以示不再務邊功。
诏中并提到禁止擅加租賦，以使百姓盡力農事；對于國防，也隻求武備不乏而已；這就是著名的“輪台之诏”。
此後即不再出擊匈奴，一意與民休息，這起死回生的一着，挽救了漢帝國的危運。
後元二年（前87）二月，武帝病笃，他立幼子弗陵為太子，并以霍光、金日磾（匈奴人）、上官桀等輔政。
他本有幾位年長的兒子如燕王旦、廣陵王胥等，但多驕縱不法；而弗陵體健多智，因而立之。
他事先并賜弗陵的母親鈎弋夫人死，以杜母後專政之源。
立太子以後兩個月，武帝便死去，這一着可以說是他最後的明智舉動。
他在位凡五十四年，享年七十歲。
（三）昭宣時代的承平 弗陵繼位後，是為昭帝。
他因年齡尚幼，無法親政，由霍光以“大司馬大将軍領尚書事”的官銜攝政。
他掌握國家的最高權力，丞相變成了他的僚屬，為漢代政治史開一特例。
他是武帝時名将霍去病的異母弟，以忠謹為武帝所賞識。
昭帝即位後不久，金日磾死去，上官桀則漸與霍光發生沖突。
元鳳元年（前80），上官桀與其子安，勾結燕王旦等，圖謀不軌，并詐作燕王上書，誣告霍光不法。
這時昭帝隻有十四歲，竟能辨明僞詐，不為所惑。
同年，上官桀等伏誅，霍光的政敵盡去，從此權任益專。
霍光大體以“輪台之诏”為施政方針，輕徭薄賦，與民休息；對外則與匈奴言和，避免戰争，同時又加意于邊務的修饬。
匈奴有時寇邊，因漢烽燧精明，總是失利而去。
此外如東胡種的烏桓和西域小國樓蘭等，也均以反漢而遭受痛懲。
武帝時代所開拓的廣大疆土，也因漢廷的加意墾殖而日趨富庶。
總之，漢帝國由昭帝時代起，開始走上承平之途。
元平元年（前74）四月，昭帝死。
他在位凡十三年，死時才二十一歲。
他沒有子嗣，由霍光決定迎立武帝孫昌邑王賀（昌邑哀王髆子）入統。
賀繼位後，淫戲無度，并且把原來昌邑國的官屬征到長安，分典要職，因此激起漢廷大臣的不滿。
六月底，霍光以太後（昭帝皇後上官氏）的诏書把他廢掉。
次月，霍光又立武帝曾孫病已（後改名詢）。
病已是太子據孫，父名進，死于巫蠱之獄。
當時病已降生，僅有數月，為廷尉監丙吉所救，交給他的祖母家史氏撫養，其後漢廷也恢複了他的皇室資格。
他聰明好學，及長曾習經術，但也喜歡縱遊任俠。
到昌邑王賀被廢，他由丙吉等推薦而繼帝位，這時他年已十八，是為宣帝。
宣帝的最初幾年，仍由霍光專政。
到地節二年（前68），霍光死，宣帝才得親政。
但霍氏的勢力仍大，霍光的太太霍顯、兒子霍禹、侄孫霍山等，都奢侈驕縱。
四年（前66），霍氏謀反被誅，宣帝政治上的障礙，才完全驅除。
宣帝生長民間，因而深知百姓疾苦和吏治得失。
他親政後，勵精圖治，把國政交給丞相，親信無間，自身則總其大綱，糾正了武帝以來不信丞相的缺點。
當時的著名賢相魏相、丙吉等，可與漢初的蕭何、曹參媲美。
此外他對地方官如郡太守及王國相的選擇，也極審慎，擇定後即長期委用，不輕易更換。
地方官如趙廣漢、張敞、韓延壽、黃霸、朱邑、龔遂等，都賢能稱職。
宣帝理政的原則，雖是“綜核名實，信賞必罰”的一派法家作風，但他本人也頗親近儒士，如當時的丞相禦史大夫蔡義、韋賢、蕭望之等，都出身儒生。
所以宣帝時代的政治，既不迂緩，也不嚴酷，堪稱漢政的極緻。
政治人才之盛，也為曆代所少見。
而漢的強敵匈奴，也因天災内亂，對漢屈服。
甘露三年（前51），匈奴呼韓邪單于入朝，這是前世未有的殊榮。
此外趙充國的平羌亂，也卓著勳績。
漢帝國的隆盛，至此達到最高峰。
不過宣帝在政治上，也承襲了前代一些缺點，如重用外戚和宦官等。
漢代母後及外戚地位的尊重是曆史所少見的。
漢初，外戚與皇室幾乎合為一體，因此産生了所謂“外戚政治”，呂後時代的諸呂便是一例。
其後外戚幹政的風氣一直保持下去，諸如景帝時代的窦嬰，武帝時代的田蚡，都位隆權重；尤其是霍光，簡直成為皇帝的代理人。
宣帝雖然誅滅霍氏，但仍重用祖母史良娣的弟弟史高和皇後許氏的從父許延壽。
宦官的親任，始于武帝。
武帝因晚年遊宴後宮，不常接近廷臣，常以宦者主持诏令及章奏的出納，因而宦權漸重。
宣帝時，也以宦官弘恭、石顯典機要，他們曾于宣帝身後，在政治上掀起巨大的波瀾。
宣帝死于黃龍元年（前49），在位凡二十五年。
四、外戚政治與王莽篡位 （一）外戚王氏的興起 宣帝以後，曆經元、成、哀、平及孺子嬰五帝，凡五十五年（前48～7），而後為外戚所篡。
在這五十幾年中，漢政雖然漸衰，但大體說來，仍不失為一個富強康樂的時代。
這個時期的漢廷政治，有兩個特點：一是儒家政治權位的提高，儒家出身的政客漸成為朝臣的主幹。
一是政權漸由外戚王氏一門所把持，王氏漸成為實際政治的最高領袖。
這兩種現象演變的結果，便是外戚王莽利用儒家學說和儒生的推戴，篡取漢室的地位。
儒家雖然在武帝時開始在政治上擡頭，但武帝并沒有大批的重用他們。
武帝晚年，因奢侈黩武，國内發生亂象，引起國人的不滿。
到他死後，儒家便應時而起，因為儒家學說在“治國平天下”的手段上，與武帝是異趣的。
昭帝時，儒生曾公開反對武帝的專賣政策。
宣帝雖然也不崇儒，但當時儒家在政治上已有相當的勢力，他臨終并曾托孤于儒家出身的大臣蕭望之、周堪等。
所以儒家在政治上的得勢，是武帝死後的一種自然趨勢。
元帝少時即好儒學，他做太子時，曾因勸宣帝任用儒生而受斥責。
到他即位後，便親任蕭望之和周堪，更由他們汲引了一批儒生劉更生、金敞等，同心謀議。
此外，元帝更把博士弟子的員額，大加增添，武帝時博士弟子僅設五十人，宣帝末增至二百人，到元帝更增至一千人。
因此儒家的政治勢力，日益隆盛。
元帝的重用蕭望之等，引起外戚史高的不滿，因此他和外戚許氏，宦官弘恭、石顯相勾結，與望之等為敵。
初元二年（前47），望之為恭等所谮而自殺，但整個儒家的政治地位，并未遭受嚴重的打擊。
元帝時的宰相如貢禹、薛廣德、韋賢、匡衡等，無一不是儒生，他們與蕭望之的不同，隻是他們肯聽命于外戚宦官而已。
漸漸的，儒家集團成為朝臣的主幹。
竟甯元年（前33），元帝死，太子骜繼位，是為成帝。
帝舅王鳳（元帝皇後王政君兄）以“大司馬大将軍領尚書事”的名義輔政，當時成帝已十九歲，本有親政的能力，但因耽于酒色而委政于鳳。
王鳳頗有長處，他執政後，廣收人才，奠定此後王家不可動搖的政治勢力。
當時的朝臣，雖以儒家為主，但也有若幹具有法家色彩的人物如陳湯、陳鹹、蕭育（望之子）、朱博等，他們多是極好的吏材，自成集團，與儒家集團相對抗。
成帝一代的吏治，頗賴他們維持。
［參看拙著《西漢的幾個政治集團》“（六）外戚政治下的儒生派與現實派”（載拙著《漢唐史論集》頁二九至三五）］但這兩派朝臣，對王氏卻是一緻擁戴的。
陽朔三年（前22），王鳳死。
此後終成帝之世，輔政将軍一職由王家人輪流充任，繼王鳳的是他的幾個弟弟王音、王商、王根，他們先後以“大司馬車騎将軍”、“大司馬衛将軍”和“大司馬骠騎将軍”等官銜輔政。
綏和元年（前8），罷輔政将軍号，僅稱“大司馬”。
同年，王根病免，由他的侄兒王莽任大司馬。
另一方面，朝臣的法家集團，為儒家所擊敗，于成帝末年瓦解，至此漢中央政府成了儒家集團的獨占局面。
進取人才的凋謝，象征着漢帝國聲威事業的沒落。
（二）王莽的輔政與篡位 王莽是王太後弟曼的兒子，曼早死，因此太後對莽甚為憐顧。
成帝時，王氏子弟大都驕奢淫逸，惟有王莽恭儉好學。
他酷好儒術，衣着也如儒生，毫無貴戚的惡習；同時他謙身下士，廣施财物，以緻弄得家無餘資。
他不特得到幾位伯叔父的賞識，朝廷大臣，也多與他往還，因此朝野推重，聲譽日隆。
綏和元年（前8）他任大司馬時，隻有三十八歲，卻能選賢任能，勤于政事；皇帝的賞賜和封邑的收入，全分給部下及賓客，自身益加儉約。
有一次他的母親生病，公卿列侯的夫人群去慰問，他的太太出來迎接，因衣着樸素，被大家錯認為女仆。
綏和二年（前7），成帝死，由他的侄兒欣繼位，是為哀帝。
哀帝祖母傅太後剛暴擅權謀，過問政事，與王莽不合。
同年，莽被罷免。
建平二年（前5），莽被遣返他的新都侯國（在今河南南陽市，莽于成帝時受封）。
此後漢廷政治由外戚傅氏和丁氏（哀帝母家）把持，王家遭到暫時的頓挫。
哀帝初即位時，本想有一番作為，但因受制于傅太後，他本人又體弱多病，由是政事漸廢。
其後又寵愛幸臣董賢，以他為大司馬，甚至想把帝位讓給他，更使國人失望。
丁傅雖然也有賢才如傅喜（傅太後堂弟）、丁明
此外并設博士弟子員五十人，每年考課，成績最優的可充任侍衛天子的郎官，次者可以補吏，因此儒家漸登仕版，越來越盛。
另外一種政治上的新氣象，便是從漢初直到文景時代，丞相一職，幾乎全由功臣或他們的子弟充任，别人無法染指，這個傳統辦法也被武帝所推翻。
他用人不拘一格，他前後所任用的十三個丞相，有外戚，有儒生，有列侯，有退伍軍人，有宗室，品類異常之雜，使政治呈現出蓬勃的朝氣。
（二）武帝的晚年 武帝一生的行事，真是多彩多姿，但也充滿了矛盾。
他是尊崇儒家的，但他的好大喜功，窮極奢侈以及迷信神仙等，又無不與儒家思想相背馳。
他招延才士常感不足，卻又因小過而濫加誅殺。
他有時表現得異常果敢，如痛懲匈奴及遊俠；一方面卻又非常怕死，時時提防别人的暗算。
他有過人的聰明，但有時又被人愚弄如孩提，甚至造成巨大的慘案。
他一生興高采烈的緻力于開邊事業，最後卻又在痛悔中結束。
總之，在中國曆代的帝王中，很難再找到像武帝這樣一位矛盾人物。
在此要談談武帝新政的另一部分，它代表着武帝政治陰暗的一面，雖然這類措施在當時也許有其必要。
武帝雖然親近儒者，但對實際的重要政治任務，卻不大要儒家來擔負，這自然因為儒家拘泥迂闊的作風，與他的好大喜功的性格無法配合。
在政治上他所親任的，乃是言利任法的法家。
雖然他曾以儒家的公孫弘做丞相，但公孫弘實際也是文法吏，隻是“緣飾以儒術”而已。
當時的儒家，對于國家大事，尚談不到什麼決定作用；大體說來，武帝對儒家是尊而不用的。
因此武帝時代的政治精神，外表像是文德并茂，實質卻是刻薄嚴厲的。
武帝時代的丞相，隻是擺設，實權卻操在禦史大夫手中，這現象到武帝末年，就更趨明顯。
當時禦史大夫的人選，多是法家，可以趙禹、張湯、杜周、桑弘羊等為代表，他們大都具有過人的才力，辦事淩厲無前。
當時為了讨伐匈奴，必須使國力高度集中，他們便是這種政治原則的執行者。
他們所負的最重要的任務有二：一是嚴密防止國内叛亂，一是盡量的開發利源。
為了達成國内的徹底控制，武帝首先改訂法律。
元光五年（前130），他命張湯、趙禹共定律令，務求深刻嚴厲。
例如其中的“見知法”，便規定如看到或知道别人犯法而不檢舉者，便與犯者同罪，這等于秦法的複活。
此風一開，官吏都競以嚴酷相尚，因此産生了不少酷吏，最著名的有義縱、王溫舒等，他們曾有一日殺數百人甚至一次毀滅千餘家的紀錄，其冤濫自然是無法避免的。
至于大臣被誅殺的，也所在多有。
武帝時代的丞相，有好幾位是被罪而死的；此外地位稍次的大臣以及地方大吏被殺的，更不計其數；這現象以武帝晚年為最甚。
至于開發利源方面，更是花樣百出，鬻賣官爵，便是重要的一項。
這辦法始于元朔六年（前123），由政府設“武功爵”十一級，每級定價十七萬錢，人民買爵至第七級，政府即可任命為吏，有罪可減二等。
此外納财者可以為郎，納粟者也可以補吏或贖罪。
這辦法對吏治的損害，不言可喻。
但是最重要的，還是新經濟政策的實施，包括國營貿易事業的經營，新稅的征收，新貨币的發行以及鹽、鐵、酒的專利等，這套新經濟政策的設計者是桑弘羊、孔僅等。
新政策的推行，大大增加了政府的收入，至于它的内容，将于别章詳述。
嚴酷的刑罰加上無微不至的搜括，在這雙層重壓下，人民的生活如何，不難想象。
本來這些措施，是為伐匈奴而起，但因武帝用人的失當，使軍事将領間發生嚴重的派系鬥争，而緻于晚年對匈奴的戰役中，遭遇重大的挫敗。
武帝于天漢二年（前99），以李陵率步兵五千人伐匈奴；征和三年（前90），又遣李廣利率七萬人北伐；結果都是全軍覆沒。
因為國力的過分浪費，漢帝國的内部呈現出一片饑馑盜賊的亂象。
據說武帝末年的全國人口，要較初年減少一半。
武帝的迷信行為，也造成了巨大的惡果。
武帝一向信奉神仙，他曾為招延方士，建築神祠，花費了無數的金錢；至晚年，信仰益笃。
他的主要目的，是祈求不死之藥，這可看出他對人世的眷戀。
正因如此，他深恐被人暗算，尤其畏忌有人以邪術咒詛他，最後他的這種心理，竟為方士們所利用。
征和二年（前91）的“巫蠱之獄”，便是武帝受方士愚弄所造成的大悲劇。
這一年，武帝身體不适，朝臣江充，上言武帝的病系有人埋木偶（即所謂“蠱”）加以咒詛所緻。
武帝命充治案，被罪而死的前後達數萬人，江充素與太子據有隙，便誣告太子與此案有關。
太子被迫發兵，殺充而反，與丞相劉屈釐所領的軍隊，大戰長安城中，死數萬人。
結果太子兵敗而死，皇後衛氏（太子生母）也因此事自殺。
對外戰争的失敗，國内的不安，以及家庭的慘變，使武帝對一切感到心灰意冷。
極度的痛悔，使他清醒過來。
征和四年（前89），他遣散所有的方士，不再相信神仙。
此外他下诏罷除西域輪台（今新疆輪台縣）的屯戍，以示不再務邊功。
诏中并提到禁止擅加租賦，以使百姓盡力農事；對于國防，也隻求武備不乏而已；這就是著名的“輪台之诏”。
此後即不再出擊匈奴，一意與民休息，這起死回生的一着，挽救了漢帝國的危運。
後元二年（前87）二月，武帝病笃，他立幼子弗陵為太子，并以霍光、金日磾（匈奴人）、上官桀等輔政。
他本有幾位年長的兒子如燕王旦、廣陵王胥等，但多驕縱不法；而弗陵體健多智，因而立之。
他事先并賜弗陵的母親鈎弋夫人死，以杜母後專政之源。
立太子以後兩個月，武帝便死去，這一着可以說是他最後的明智舉動。
他在位凡五十四年，享年七十歲。
（三）昭宣時代的承平 弗陵繼位後，是為昭帝。
他因年齡尚幼，無法親政，由霍光以“大司馬大将軍領尚書事”的官銜攝政。
他掌握國家的最高權力，丞相變成了他的僚屬，為漢代政治史開一特例。
他是武帝時名将霍去病的異母弟，以忠謹為武帝所賞識。
昭帝即位後不久，金日磾死去，上官桀則漸與霍光發生沖突。
元鳳元年（前80），上官桀與其子安，勾結燕王旦等，圖謀不軌，并詐作燕王上書，誣告霍光不法。
這時昭帝隻有十四歲，竟能辨明僞詐，不為所惑。
同年，上官桀等伏誅，霍光的政敵盡去，從此權任益專。
霍光大體以“輪台之诏”為施政方針，輕徭薄賦，與民休息；對外則與匈奴言和，避免戰争，同時又加意于邊務的修饬。
匈奴有時寇邊，因漢烽燧精明，總是失利而去。
此外如東胡種的烏桓和西域小國樓蘭等，也均以反漢而遭受痛懲。
武帝時代所開拓的廣大疆土，也因漢廷的加意墾殖而日趨富庶。
總之，漢帝國由昭帝時代起，開始走上承平之途。
元平元年（前74）四月，昭帝死。
他在位凡十三年，死時才二十一歲。
他沒有子嗣，由霍光決定迎立武帝孫昌邑王賀（昌邑哀王髆子）入統。
賀繼位後，淫戲無度，并且把原來昌邑國的官屬征到長安，分典要職，因此激起漢廷大臣的不滿。
六月底，霍光以太後（昭帝皇後上官氏）的诏書把他廢掉。
次月，霍光又立武帝曾孫病已（後改名詢）。
病已是太子據孫，父名進，死于巫蠱之獄。
當時病已降生，僅有數月，為廷尉監丙吉所救，交給他的祖母家史氏撫養，其後漢廷也恢複了他的皇室資格。
他聰明好學，及長曾習經術，但也喜歡縱遊任俠。
到昌邑王賀被廢，他由丙吉等推薦而繼帝位，這時他年已十八，是為宣帝。
宣帝的最初幾年，仍由霍光專政。
到地節二年（前68），霍光死，宣帝才得親政。
但霍氏的勢力仍大，霍光的太太霍顯、兒子霍禹、侄孫霍山等，都奢侈驕縱。
四年（前66），霍氏謀反被誅，宣帝政治上的障礙，才完全驅除。
宣帝生長民間，因而深知百姓疾苦和吏治得失。
他親政後，勵精圖治，把國政交給丞相，親信無間，自身則總其大綱，糾正了武帝以來不信丞相的缺點。
當時的著名賢相魏相、丙吉等，可與漢初的蕭何、曹參媲美。
此外他對地方官如郡太守及王國相的選擇，也極審慎，擇定後即長期委用，不輕易更換。
地方官如趙廣漢、張敞、韓延壽、黃霸、朱邑、龔遂等，都賢能稱職。
宣帝理政的原則，雖是“綜核名實，信賞必罰”的一派法家作風，但他本人也頗親近儒士，如當時的丞相禦史大夫蔡義、韋賢、蕭望之等，都出身儒生。
所以宣帝時代的政治，既不迂緩，也不嚴酷，堪稱漢政的極緻。
政治人才之盛，也為曆代所少見。
而漢的強敵匈奴，也因天災内亂，對漢屈服。
甘露三年（前51），匈奴呼韓邪單于入朝，這是前世未有的殊榮。
此外趙充國的平羌亂，也卓著勳績。
漢帝國的隆盛，至此達到最高峰。
不過宣帝在政治上，也承襲了前代一些缺點，如重用外戚和宦官等。
漢代母後及外戚地位的尊重是曆史所少見的。
漢初，外戚與皇室幾乎合為一體，因此産生了所謂“外戚政治”，呂後時代的諸呂便是一例。
其後外戚幹政的風氣一直保持下去，諸如景帝時代的窦嬰，武帝時代的田蚡，都位隆權重；尤其是霍光，簡直成為皇帝的代理人。
宣帝雖然誅滅霍氏，但仍重用祖母史良娣的弟弟史高和皇後許氏的從父許延壽。
宦官的親任，始于武帝。
武帝因晚年遊宴後宮，不常接近廷臣，常以宦者主持诏令及章奏的出納，因而宦權漸重。
宣帝時，也以宦官弘恭、石顯典機要，他們曾于宣帝身後，在政治上掀起巨大的波瀾。
宣帝死于黃龍元年（前49），在位凡二十五年。
四、外戚政治與王莽篡位 （一）外戚王氏的興起 宣帝以後，曆經元、成、哀、平及孺子嬰五帝，凡五十五年（前48～7），而後為外戚所篡。
在這五十幾年中，漢政雖然漸衰，但大體說來，仍不失為一個富強康樂的時代。
這個時期的漢廷政治，有兩個特點：一是儒家政治權位的提高，儒家出身的政客漸成為朝臣的主幹。
一是政權漸由外戚王氏一門所把持，王氏漸成為實際政治的最高領袖。
這兩種現象演變的結果，便是外戚王莽利用儒家學說和儒生的推戴，篡取漢室的地位。
儒家雖然在武帝時開始在政治上擡頭，但武帝并沒有大批的重用他們。
武帝晚年，因奢侈黩武，國内發生亂象，引起國人的不滿。
到他死後，儒家便應時而起，因為儒家學說在“治國平天下”的手段上，與武帝是異趣的。
昭帝時，儒生曾公開反對武帝的專賣政策。
宣帝雖然也不崇儒，但當時儒家在政治上已有相當的勢力，他臨終并曾托孤于儒家出身的大臣蕭望之、周堪等。
所以儒家在政治上的得勢，是武帝死後的一種自然趨勢。
元帝少時即好儒學，他做太子時，曾因勸宣帝任用儒生而受斥責。
到他即位後，便親任蕭望之和周堪，更由他們汲引了一批儒生劉更生、金敞等，同心謀議。
此外，元帝更把博士弟子的員額，大加增添，武帝時博士弟子僅設五十人，宣帝末增至二百人，到元帝更增至一千人。
因此儒家的政治勢力，日益隆盛。
元帝的重用蕭望之等，引起外戚史高的不滿，因此他和外戚許氏，宦官弘恭、石顯相勾結，與望之等為敵。
初元二年（前47），望之為恭等所谮而自殺，但整個儒家的政治地位，并未遭受嚴重的打擊。
元帝時的宰相如貢禹、薛廣德、韋賢、匡衡等，無一不是儒生，他們與蕭望之的不同，隻是他們肯聽命于外戚宦官而已。
漸漸的，儒家集團成為朝臣的主幹。
竟甯元年（前33），元帝死，太子骜繼位，是為成帝。
帝舅王鳳（元帝皇後王政君兄）以“大司馬大将軍領尚書事”的名義輔政，當時成帝已十九歲，本有親政的能力，但因耽于酒色而委政于鳳。
王鳳頗有長處，他執政後，廣收人才，奠定此後王家不可動搖的政治勢力。
當時的朝臣，雖以儒家為主，但也有若幹具有法家色彩的人物如陳湯、陳鹹、蕭育（望之子）、朱博等，他們多是極好的吏材，自成集團，與儒家集團相對抗。
成帝一代的吏治，頗賴他們維持。
［參看拙著《西漢的幾個政治集團》“（六）外戚政治下的儒生派與現實派”（載拙著《漢唐史論集》頁二九至三五）］但這兩派朝臣，對王氏卻是一緻擁戴的。
陽朔三年（前22），王鳳死。
此後終成帝之世，輔政将軍一職由王家人輪流充任，繼王鳳的是他的幾個弟弟王音、王商、王根，他們先後以“大司馬車騎将軍”、“大司馬衛将軍”和“大司馬骠騎将軍”等官銜輔政。
綏和元年（前8），罷輔政将軍号，僅稱“大司馬”。
同年，王根病免，由他的侄兒王莽任大司馬。
另一方面，朝臣的法家集團，為儒家所擊敗，于成帝末年瓦解，至此漢中央政府成了儒家集團的獨占局面。
進取人才的凋謝，象征着漢帝國聲威事業的沒落。
（二）王莽的輔政與篡位 王莽是王太後弟曼的兒子，曼早死，因此太後對莽甚為憐顧。
成帝時，王氏子弟大都驕奢淫逸，惟有王莽恭儉好學。
他酷好儒術，衣着也如儒生，毫無貴戚的惡習；同時他謙身下士，廣施财物，以緻弄得家無餘資。
他不特得到幾位伯叔父的賞識，朝廷大臣，也多與他往還，因此朝野推重，聲譽日隆。
綏和元年（前8）他任大司馬時，隻有三十八歲，卻能選賢任能，勤于政事；皇帝的賞賜和封邑的收入，全分給部下及賓客，自身益加儉約。
有一次他的母親生病，公卿列侯的夫人群去慰問，他的太太出來迎接，因衣着樸素，被大家錯認為女仆。
綏和二年（前7），成帝死，由他的侄兒欣繼位，是為哀帝。
哀帝祖母傅太後剛暴擅權謀，過問政事，與王莽不合。
同年，莽被罷免。
建平二年（前5），莽被遣返他的新都侯國（在今河南南陽市，莽于成帝時受封）。
此後漢廷政治由外戚傅氏和丁氏（哀帝母家）把持，王家遭到暫時的頓挫。
哀帝初即位時，本想有一番作為，但因受制于傅太後，他本人又體弱多病，由是政事漸廢。
其後又寵愛幸臣董賢，以他為大司馬，甚至想把帝位讓給他，更使國人失望。
丁傅雖然也有賢才如傅喜（傅太後堂弟）、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