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漢帝國的盛世
關燈
小
中
大
親”。
這政策到文帝時依然遵行着，但匈奴仍時常入寇。
漢因内部的問題尚無法解決，對匈奴自然不敢發動大規模的戰争，因此一直處于被動的守勢地位。
此外如社會上仍然彌漫着秦代重勢尚利的遺風，制度方面也依然保持着秦代許多不合理的地方；尤其是法律，雖已除去若幹嚴刻的條款，但仍嫌殘酷悖理。
這些方面，文帝也同樣無法作大規模的革新。
文帝是贊成改革的，但前代交付他的任務過于沉重，使他無暇兼顧；而朝廷中的守舊勢力和漢初以來的黃老思想，也是阻撓改革的主力。
但他并非不知道問題的嚴重，因此他竭力充實國力，儲備人才，以為來日之用。
更值得注意的，是文帝時代雖未曾從事大規模的改革，但漢帝國全盤革新的計劃，卻在他的時代即已拟定了。
（二）賈誼的改革建議 西漢時代的洛陽，是一個大商業都會，曾産生過不少人才，賈誼便是其一。
這位蓋世聰明的洛陽少年，曾針對着文帝時代政治社會上的種種病象，提出了一套宏遠深刻的革新建議。
這建議可算是漢的建國大綱，在文帝及其以後的時代中，逐步實現，終使國家改頭換面，成為一個名符其實的新朝代。
賈誼，選自《曆代名臣像解》。
賈誼的思想，受儒家的影響最大，但也含有部分的法家色彩。
他少時曾追随廷尉吳公，吳則曾受教于李斯；他的法家思想，也許是受吳的熏陶。
文帝初即位，他因吳的引薦，被征為博士，當時不過二十幾歲。
文帝對他甚為賞識，一年之中，便超遷為太中大夫。
他在太中大夫任内，曾建議文帝改革制度，悉更秦法。
他的改革計劃包括改正朔，易服色，定官名，興禮樂等。
文帝雖沒有全部采納，但也改定了部分法令。
接着文帝想以他出任公卿，這一着卻引起功臣們的恐慌，于是周勃、灌嬰、張相如、馮敬一般老牌軍人政客，都起而反對，指責他“專欲擅權，紛亂諸事”。
文帝不得已，于四年（前176）外放他為長沙王太傅。
六年（前174），調任為梁王太傅。
同年，他上疏指陳政事，力主改革，那便是有名的“《治安策》”。
［見《漢書》卷四八《賈誼傳》］他不僅主張改革舊制度的條文，并要改革其精神；不僅要改良政治現狀，而且要糾正社會風氣。
其見解的正确，可由後來的史實作證明。
疏中讨論的項目甚多，諸如内政、外交、社會、法律、教育等方面的問題，都曾談到，現在加以歸納叙述。
内政方面的最大問題，自然是諸侯王國的問題，疏中談得也最詳細。
他認為諸侯王的不法，完全由于他們的國大力強。
因此他主張“衆建諸侯”，把大的國家分成幾個小的，使他們的力量不足與中央抗衡，自然可以無事。
對匈奴他主張采取強硬态度，并自願擔負抵制匈奴的任務。
在這方面雖然沒有說出什麼具體辦法，但他是惠帝以來，緻力于掃除“恐匈病”的第一人。
社會方面，他主張裁抑富豪，對于富人的奢侈行為，尤表不滿，認為他們是破壞經濟的主力。
此外他主張以禮、義、廉、恥的道德律來改正社會上崇勢尚利的頹風，同時他認為必須由“識大體”的人來負起這項任務。
法律方面，他也主張革除秦法的殘酷精神，而把德澤注入法律，使它合乎禮義。
因此，他力主刑罰寬簡。
他主張注意太子的教育，使他将來在德行上作臣民的表率。
這一點是針對太子啟（即後來的景帝）而發的，太子的若幹行為，顯然有些不檢。
例如他曾于三年（前177）與梁王同車入朝，因在司馬門不下車而被劾。
（太子并曾以棋盤擊殺吳王濞的太子，這件事發生的時間不詳，但也可以看出他的放縱。
） 此外，賈誼認為君臣間應講究禮節，大臣應受優禮。
這一點是針對周勃于四年（前176）被人誣告而緻下獄的事而發的。
自高祖以來，漢廷君臣一向不大懂禮節，常把低級社會朋友家人間的言語動作，搬到朝廷上來。
因此他主張皇帝必須尊重臣下的人格，否則必将使臣下“犬馬自為”，忘掉廉恥節操。
以這話和陳平、周勃等人的媚呂而又反呂的事相對照，便可看出高祖狎侮大臣後果的嚴重。
文帝對賈誼的這次建議，也曾實行了一部。
十一年（前169），梁懷王揖死，賈誼又上疏建議徙淮陽王武為梁王，扞禦山東，文帝從之。
（武原為代王，文帝于五年徙武為淮陽王，而以太原王參為代王，太原亦并于代；至此又遷武于梁，淮陽除。
）梁地北界泰山，西至高陽（今河南杞縣西），共轄四十餘大縣，遠較淮陽為大。
這種以親制疏，逐漸擴充地盤的妙策，也創自賈誼。
十五年（前165），齊文王則（襄子）死，無子。
次年，文帝又用賈誼的遺策，分齊為六國，以封齊悼惠王肥的六個兒子，即将闾為齊王，志為濟北王，賢為菑川王，雄渠為膠東王，卬為膠西王，辟光為濟南王。
同年，又分淮南為三，以封淮南厲王長的三子，即安為淮南王，勃為衡山王，賜為廬江王。
（淮南厲王長于六年謀反，廢處蜀中，中途死去，淮南無王者數年。
十一年，一度徙劉章子城陽王喜為淮南王，至此再徙喜為城陽王，而分淮南為三國。
）此外，文帝對臣下的禮節方面，也改善了許多；自賈誼上疏後，大臣有罪，皆自殺而不處刑。
至于其他方面的改進，則是文帝身後的事了。
賈誼大約死于十二年（前168），據說他的死與梁懷王揖的死有關。
揖因墜馬而死，誼自以為傅無狀，感傷而死，年僅三十三歲。
（三）晁錯的削地政策 晁錯是繼賈誼而起的政治改革論者，颍川（今河南禹州市）人，少時習申商刑名，并曾習《尚書》于伏生，可以說雜儒法之學，這一點頗與賈誼相似。
但他為人峭直深刻，與賈誼的才情揚溢大有不同。
文帝時，他曾任太子家令，為太子啟所親信。
文帝十一年（前169），他上書論列匈奴與中國戰術的長短，甚受嘉賞。
他并建議徙民實邊，以禦匈奴。
次年，又建議以爵位獎勵人民，輸粟于邊塞，以充邊卒之用，均為文帝所采納。
文帝于後七年（前157）死，太子啟繼位，是為景帝。
他以晁錯為左内史，時常私下與之商決國政，言無不聽。
當時政治上最大難題，仍是諸侯王國的控馭問題，在這方面，晁錯建議景帝，采取硬性的削地政策，也就是随時找機會和借口來削除諸王國的支郡。
他也曾料到會激起事變，但他認為諸國遲早要反，削地迫使它們倉猝發難，戰争反易解決，要等它們一切準備妥善，局面便難收拾。
文帝時，吳王濞以吳太子事件，稱病不朝，他即曾建議削吳地以示懲罰，文帝不聽，吳因此日益強橫；至此，他再度提出這個辦法。
當時朝臣中，大都不敢持異議，惟有外戚窦嬰（景帝母窦太後侄）反對；窦的門客袁盎，也與晁錯有怨。
窦袁二人均曾做過吳國丞相，袁盎且曾受過吳王濞的财物；至于二人是否暗中與諸侯勾結，則不得而知。
景帝支持晁錯的政策，這政策的實行，始于景帝三年（前154），這時錯已升任禦史大夫，他當然是這政策的主持者。
這一年，漢以不同的罪名，削掉了楚的東海郡，趙的常山郡和膠西的六縣；既而又下令削吳的會稽、豫章二郡，吳王濞乃起兵反于廣陵（今江蘇江都市）。
他事先并與膠西王卬、楚王戊、趙王遂、濟南王辟光、菑川王賢、膠東王雄渠相約，至此六國也起兵響應，一緻以讨誅晁錯為号召。
此外，齊王将闾先與吳通謀而後反悔；濟北王志、淮南王安為中央官吏所劫持，無法行動。
也有一部分國家忠于漢室，如廬江、衡山等國，都堅守無二；尤其是梁，成了這次戰亂的中流砥柱。
漢平七國之亂示意圖。
景帝三年（前154）正月，吳自廣陵西北向渡淮河，楚軍自彭城南下，兩軍會合後，西進攻梁，破梁于林壁，追擊至睢陽，圍攻不能下。
朝廷以周亞夫自長安出擊吳楚聯軍，因吳王在崤山、渑池之間有衆多細作，周亞夫遂繞道出武關，經南陽北上洛陽，進占荥陽及敖倉。
因吳兵精，周亞夫委梁于不顧，自東進至昌邑，堅壘固守，隻派輕軍南出淮泗口，然後向西迂回至吳楚聯軍背後，絕其糧道。
吳楚聯軍攻梁受到相當消耗後，周亞夫将主力向南推進至下邑。
吳楚久攻梁不克，遂轉兵東向，進攻下邑，尋漢軍主力決戰，不果，引兵南走，周亞夫追擊，大破楚軍，楚王敗死，吳王被東瓯誘殺。
吳楚攻梁時，膠東等五路諸王亦舉兵西進，齊王臨時背約，其他四王轉攻臨淄，不能下。
朝廷從容派栾布率軍東進，至齊，四王全被擊敗。
郦寄攻趙，進圍邯鄲，七月不克，栾布破齊後，返軍西向，與郦寄會合，下邯鄲，趙破，七國之亂平息。
吳王濞起兵後，北上渡淮水，與楚兵會合，西向攻梁。
梁軍迎戰大敗，退守睢陽（今河南商丘市南）。
漢廷則以周亞夫（勃子）為太尉，率兵擊吳、楚；以郦寄、栾布分擊趙、齊；并以窦嬰為大将軍，屯守荥陽（今河南荥陽市東）。
但吳楚兵盛，景帝顯然有些驚慌，袁盎便乘機獻計，誅晁錯以求諸侯罷兵。
景帝從之，殺錯後，并派袁盎出使于吳，以謀停戰。
吳王濞的謀反，已有多年，自然不會因此罷兵，謀和絕望後，景帝乃決心讨伐。
吳王濞繼續攻梁，梁王武堅守睢陽，吳楚兵二十萬人大部被吸引在睢陽外圍，不敢西進。
周亞夫到洛陽後，并不救梁，而引兵走昌邑（今山東金鄉縣西北），以為犄角；一面派輕騎絕吳楚糧道。
吳楚攻梁不下，又不敢西進，因而轉攻亞夫軍，漢軍堅壁不戰，吳楚軍以糧絕，自行退師。
漢兵追擊大破之，楚王戊自殺，吳王濞棄軍南逃至東瓯，為東瓯人所殺。
其餘各國，也次第平服。
總計這場戰亂，前後不過三個月，即告平定。
戰後，漢廷乘機收回諸國一部分土地，并對諸國的内部大加整頓，規定諸侯王不得親理國政，王國的重要官吏由中央任命。
王國的官員，也裁撤不少，例如王國丞相改稱相，禦史大夫、廷尉、少府、宗正、博士等官均予廢除；未撤銷的機關，在員額上也大打折扣；自此王國在行政上幾等于中央直轄的郡縣。
另一方面景帝繼續采用賈誼的分化政策，例如中六年（前144）梁王武死，漢即分其國為五，以王其五子。
總之，七國亂後，諸侯王已不再是政治上的嚴重問題。
文帝在位二十三年（前179～前157），景帝在位十六年（前156～前141）；這四十年，仍是漢帝國儲備實力的時代。
對外與匈奴仍維持着和親，内部除了一場為時甚暫的叛亂外，也大體是安定的。
政治日有改進，諸侯王國的問題，總算在這段時間内解決了。
到武帝即位，漢帝國的内部已沒有問題，因而能專意對外。
武帝憑藉着數十年培養的國力，開疆拓土，建立震古爍今的偉業。
從這些地方看，文景時期，可以算得上是“治世”的。
三、武昭宣時代 （一）武帝的新政 景帝死于後三年（前141），太子徹繼立，是為武帝，時年十六歲。
這位有為的少年皇帝，在他漫長的禦宇期間，曾做過多方面的改革，漢朝從他開始，才成為一個名符其實的新朝代。
他可以說是賈誼改革建議的實踐者，諸如讨伐匈奴，分化諸侯，優禮大臣，專重儒術，改易曆法，裁抑商人，懲戒遊俠以及推廣教育等主張，都為武帝所實行。
武帝自然也有缺點，例如晚年的奢侈迷信以及斂财黩武等，但他對外的大啟疆域，對内的改制革新，奠立漢帝國長期繁榮和平的基礎，其功是不可沒的。
關于他北伐匈奴的偉績，當于别章詳述，這裡隻說他在内政方面的幾項重要措施。
武帝于即位的次年（前140），建立年号，稱建元元年；這是中國帝王建元的開始，其後他并屢次改元。
到太初元年（前104），他接受朝臣公孫卿、壺遂、司馬遷等人的建議，改易曆法，廢除秦制而改用夏正；秦曆以十月（即亥月）為歲首，至此改為以正月（寅月）為歲首。
此外，并規定“色尚黃，數用五”。
諸侯王國經景帝的一番整頓，雖然實力大為削弱，但它們的領土，依然相當廣闊。
武帝聽從主父偃的計策，于元朔二年（前127）頒布所謂“推恩之令”，準許諸侯王除以嫡嗣代立外，并可将土地分給其餘諸子，由中央給予封号（侯），以其别屬漢郡。
這一來，諸侯王國越分越小，大都小于一郡了。
對于列侯，武帝也不放過，常借微罪把他們廢掉。
漢制每年八月，皇帝大祀宗廟，諸侯必須獻金助祭，名曰“酎金”。
文帝時定“酎金律”，規定列侯各按其國的戶口為标準，每千口獻金四兩，由少府收受。
武帝便專在這件事上挑剔，凡列侯所獻酎金，成色與數目稍有不合，便取消其爵位。
總計武帝一代，以推恩所封的王子侯多達一七五人，而因罪被廢的則達一一三人，其中以坐酎金失侯的占大多數。
［參看《文獻通考》卷二六七“西漢功臣”條］ 武帝于建元二年（前139），開始在長安西北渭水對岸營建他本人的陵寝“茂陵”，并于陵地置邑。
至元朔二年（前127），茂陵的工程完竣，主父偃建議徙全國各地豪族富戶于茂陵，集中管理。
武帝從之，并以事族誅當時的關東大俠郭解。
這對漢初以來彌漫全國的遊俠與養士之風，給予一個緻命的打擊。
武帝另外一件最值得稱道的新政，便是所謂“罷黜百家，獨尊儒術”。
漢初的皇室和執政者，都崇信黃老，行無為之政。
武帝即位前，因受他的舅氏田蚡和太子少傅王臧的影響，頗為愛好儒術。
他即位後，便任用一批愛好儒術的大臣，除田、王外，有窦嬰、趙绾等。
建元元年（前140），武帝下诏命大臣保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谏”之士，由他親自策問，結果若幹研習儒學的應對者如董仲舒等被任用為官，而其中習申韓、縱橫之術的都被遣散。
他并以一位年八十餘的老儒申公為太中大夫，以備顧問。
但武帝的祖母窦太後是黃老信徒，對此大為不滿。
次年，王臧、趙绾均因得罪窦太後而自殺，窦、田和申公皆被免職，儒家的活動，因而大受阻礙。
當時中央政府尚有前代任用的博士七十餘人，治經書和諸子百家的都有，武帝礙于窦太後，無法來個一元化，僅于五年（前136）設置五經博士，以示提倡儒術。
五經博士中的《詩經》博士，在文景二帝時代即已設立，武帝所增置的，隻有《書》、《禮》、《易》、《春秋公羊》四經。
次年，窦
這政策到文帝時依然遵行着，但匈奴仍時常入寇。
漢因内部的問題尚無法解決，對匈奴自然不敢發動大規模的戰争，因此一直處于被動的守勢地位。
此外如社會上仍然彌漫着秦代重勢尚利的遺風，制度方面也依然保持着秦代許多不合理的地方；尤其是法律，雖已除去若幹嚴刻的條款，但仍嫌殘酷悖理。
這些方面，文帝也同樣無法作大規模的革新。
文帝是贊成改革的，但前代交付他的任務過于沉重，使他無暇兼顧；而朝廷中的守舊勢力和漢初以來的黃老思想，也是阻撓改革的主力。
但他并非不知道問題的嚴重，因此他竭力充實國力，儲備人才，以為來日之用。
更值得注意的，是文帝時代雖未曾從事大規模的改革，但漢帝國全盤革新的計劃，卻在他的時代即已拟定了。
（二）賈誼的改革建議 西漢時代的洛陽，是一個大商業都會，曾産生過不少人才，賈誼便是其一。
這位蓋世聰明的洛陽少年，曾針對着文帝時代政治社會上的種種病象，提出了一套宏遠深刻的革新建議。
這建議可算是漢的建國大綱，在文帝及其以後的時代中，逐步實現，終使國家改頭換面，成為一個名符其實的新朝代。
賈誼，選自《曆代名臣像解》。
賈誼的思想，受儒家的影響最大，但也含有部分的法家色彩。
他少時曾追随廷尉吳公，吳則曾受教于李斯；他的法家思想，也許是受吳的熏陶。
文帝初即位，他因吳的引薦，被征為博士，當時不過二十幾歲。
文帝對他甚為賞識，一年之中，便超遷為太中大夫。
他在太中大夫任内，曾建議文帝改革制度，悉更秦法。
他的改革計劃包括改正朔，易服色，定官名，興禮樂等。
文帝雖沒有全部采納，但也改定了部分法令。
接着文帝想以他出任公卿，這一着卻引起功臣們的恐慌，于是周勃、灌嬰、張相如、馮敬一般老牌軍人政客，都起而反對，指責他“專欲擅權，紛亂諸事”。
文帝不得已，于四年（前176）外放他為長沙王太傅。
六年（前174），調任為梁王太傅。
同年，他上疏指陳政事，力主改革，那便是有名的“《治安策》”。
［見《漢書》卷四八《賈誼傳》］他不僅主張改革舊制度的條文，并要改革其精神；不僅要改良政治現狀，而且要糾正社會風氣。
其見解的正确，可由後來的史實作證明。
疏中讨論的項目甚多，諸如内政、外交、社會、法律、教育等方面的問題，都曾談到，現在加以歸納叙述。
内政方面的最大問題，自然是諸侯王國的問題，疏中談得也最詳細。
他認為諸侯王的不法，完全由于他們的國大力強。
因此他主張“衆建諸侯”，把大的國家分成幾個小的，使他們的力量不足與中央抗衡，自然可以無事。
對匈奴他主張采取強硬态度，并自願擔負抵制匈奴的任務。
在這方面雖然沒有說出什麼具體辦法，但他是惠帝以來，緻力于掃除“恐匈病”的第一人。
社會方面，他主張裁抑富豪，對于富人的奢侈行為，尤表不滿，認為他們是破壞經濟的主力。
此外他主張以禮、義、廉、恥的道德律來改正社會上崇勢尚利的頹風，同時他認為必須由“識大體”的人來負起這項任務。
法律方面，他也主張革除秦法的殘酷精神，而把德澤注入法律，使它合乎禮義。
因此，他力主刑罰寬簡。
他主張注意太子的教育，使他将來在德行上作臣民的表率。
這一點是針對太子啟（即後來的景帝）而發的，太子的若幹行為，顯然有些不檢。
例如他曾于三年（前177）與梁王同車入朝，因在司馬門不下車而被劾。
（太子并曾以棋盤擊殺吳王濞的太子，這件事發生的時間不詳，但也可以看出他的放縱。
） 此外，賈誼認為君臣間應講究禮節，大臣應受優禮。
這一點是針對周勃于四年（前176）被人誣告而緻下獄的事而發的。
自高祖以來，漢廷君臣一向不大懂禮節，常把低級社會朋友家人間的言語動作，搬到朝廷上來。
因此他主張皇帝必須尊重臣下的人格，否則必将使臣下“犬馬自為”，忘掉廉恥節操。
以這話和陳平、周勃等人的媚呂而又反呂的事相對照，便可看出高祖狎侮大臣後果的嚴重。
文帝對賈誼的這次建議，也曾實行了一部。
十一年（前169），梁懷王揖死，賈誼又上疏建議徙淮陽王武為梁王，扞禦山東，文帝從之。
（武原為代王，文帝于五年徙武為淮陽王，而以太原王參為代王，太原亦并于代；至此又遷武于梁，淮陽除。
）梁地北界泰山，西至高陽（今河南杞縣西），共轄四十餘大縣，遠較淮陽為大。
這種以親制疏，逐漸擴充地盤的妙策，也創自賈誼。
十五年（前165），齊文王則（襄子）死，無子。
次年，文帝又用賈誼的遺策，分齊為六國，以封齊悼惠王肥的六個兒子，即将闾為齊王，志為濟北王，賢為菑川王，雄渠為膠東王，卬為膠西王，辟光為濟南王。
同年，又分淮南為三，以封淮南厲王長的三子，即安為淮南王，勃為衡山王，賜為廬江王。
（淮南厲王長于六年謀反，廢處蜀中，中途死去，淮南無王者數年。
十一年，一度徙劉章子城陽王喜為淮南王，至此再徙喜為城陽王，而分淮南為三國。
）此外，文帝對臣下的禮節方面，也改善了許多；自賈誼上疏後，大臣有罪，皆自殺而不處刑。
至于其他方面的改進，則是文帝身後的事了。
賈誼大約死于十二年（前168），據說他的死與梁懷王揖的死有關。
揖因墜馬而死，誼自以為傅無狀，感傷而死，年僅三十三歲。
（三）晁錯的削地政策 晁錯是繼賈誼而起的政治改革論者，颍川（今河南禹州市）人，少時習申商刑名，并曾習《尚書》于伏生，可以說雜儒法之學，這一點頗與賈誼相似。
但他為人峭直深刻，與賈誼的才情揚溢大有不同。
文帝時，他曾任太子家令，為太子啟所親信。
文帝十一年（前169），他上書論列匈奴與中國戰術的長短，甚受嘉賞。
他并建議徙民實邊，以禦匈奴。
次年，又建議以爵位獎勵人民，輸粟于邊塞，以充邊卒之用，均為文帝所采納。
文帝于後七年（前157）死，太子啟繼位，是為景帝。
他以晁錯為左内史，時常私下與之商決國政，言無不聽。
當時政治上最大難題，仍是諸侯王國的控馭問題，在這方面，晁錯建議景帝，采取硬性的削地政策，也就是随時找機會和借口來削除諸王國的支郡。
他也曾料到會激起事變，但他認為諸國遲早要反，削地迫使它們倉猝發難，戰争反易解決，要等它們一切準備妥善，局面便難收拾。
文帝時，吳王濞以吳太子事件，稱病不朝，他即曾建議削吳地以示懲罰，文帝不聽，吳因此日益強橫；至此，他再度提出這個辦法。
當時朝臣中，大都不敢持異議，惟有外戚窦嬰（景帝母窦太後侄）反對；窦的門客袁盎，也與晁錯有怨。
窦袁二人均曾做過吳國丞相，袁盎且曾受過吳王濞的财物；至于二人是否暗中與諸侯勾結，則不得而知。
景帝支持晁錯的政策，這政策的實行，始于景帝三年（前154），這時錯已升任禦史大夫，他當然是這政策的主持者。
這一年，漢以不同的罪名，削掉了楚的東海郡，趙的常山郡和膠西的六縣；既而又下令削吳的會稽、豫章二郡，吳王濞乃起兵反于廣陵（今江蘇江都市）。
他事先并與膠西王卬、楚王戊、趙王遂、濟南王辟光、菑川王賢、膠東王雄渠相約，至此六國也起兵響應，一緻以讨誅晁錯為号召。
此外，齊王将闾先與吳通謀而後反悔；濟北王志、淮南王安為中央官吏所劫持，無法行動。
也有一部分國家忠于漢室，如廬江、衡山等國，都堅守無二；尤其是梁，成了這次戰亂的中流砥柱。
漢平七國之亂示意圖。
景帝三年（前154）正月，吳自廣陵西北向渡淮河，楚軍自彭城南下，兩軍會合後，西進攻梁，破梁于林壁，追擊至睢陽，圍攻不能下。
朝廷以周亞夫自長安出擊吳楚聯軍，因吳王在崤山、渑池之間有衆多細作，周亞夫遂繞道出武關，經南陽北上洛陽，進占荥陽及敖倉。
因吳兵精，周亞夫委梁于不顧，自東進至昌邑，堅壘固守，隻派輕軍南出淮泗口，然後向西迂回至吳楚聯軍背後，絕其糧道。
吳楚聯軍攻梁受到相當消耗後，周亞夫将主力向南推進至下邑。
吳楚久攻梁不克，遂轉兵東向，進攻下邑，尋漢軍主力決戰，不果，引兵南走，周亞夫追擊，大破楚軍，楚王敗死，吳王被東瓯誘殺。
吳楚攻梁時，膠東等五路諸王亦舉兵西進，齊王臨時背約，其他四王轉攻臨淄，不能下。
朝廷從容派栾布率軍東進，至齊，四王全被擊敗。
郦寄攻趙，進圍邯鄲，七月不克，栾布破齊後，返軍西向，與郦寄會合，下邯鄲，趙破，七國之亂平息。
吳王濞起兵後，北上渡淮水，與楚兵會合，西向攻梁。
梁軍迎戰大敗，退守睢陽（今河南商丘市南）。
漢廷則以周亞夫（勃子）為太尉，率兵擊吳、楚；以郦寄、栾布分擊趙、齊；并以窦嬰為大将軍，屯守荥陽（今河南荥陽市東）。
但吳楚兵盛，景帝顯然有些驚慌，袁盎便乘機獻計，誅晁錯以求諸侯罷兵。
景帝從之，殺錯後，并派袁盎出使于吳，以謀停戰。
吳王濞的謀反，已有多年，自然不會因此罷兵，謀和絕望後，景帝乃決心讨伐。
吳王濞繼續攻梁，梁王武堅守睢陽，吳楚兵二十萬人大部被吸引在睢陽外圍，不敢西進。
周亞夫到洛陽後，并不救梁，而引兵走昌邑（今山東金鄉縣西北），以為犄角；一面派輕騎絕吳楚糧道。
吳楚攻梁不下，又不敢西進，因而轉攻亞夫軍，漢軍堅壁不戰，吳楚軍以糧絕，自行退師。
漢兵追擊大破之，楚王戊自殺，吳王濞棄軍南逃至東瓯，為東瓯人所殺。
其餘各國，也次第平服。
總計這場戰亂，前後不過三個月，即告平定。
戰後，漢廷乘機收回諸國一部分土地，并對諸國的内部大加整頓，規定諸侯王不得親理國政，王國的重要官吏由中央任命。
王國的官員，也裁撤不少，例如王國丞相改稱相，禦史大夫、廷尉、少府、宗正、博士等官均予廢除；未撤銷的機關，在員額上也大打折扣；自此王國在行政上幾等于中央直轄的郡縣。
另一方面景帝繼續采用賈誼的分化政策，例如中六年（前144）梁王武死，漢即分其國為五，以王其五子。
總之，七國亂後，諸侯王已不再是政治上的嚴重問題。
文帝在位二十三年（前179～前157），景帝在位十六年（前156～前141）；這四十年，仍是漢帝國儲備實力的時代。
對外與匈奴仍維持着和親，内部除了一場為時甚暫的叛亂外，也大體是安定的。
政治日有改進，諸侯王國的問題，總算在這段時間内解決了。
到武帝即位，漢帝國的内部已沒有問題，因而能專意對外。
武帝憑藉着數十年培養的國力，開疆拓土，建立震古爍今的偉業。
從這些地方看，文景時期，可以算得上是“治世”的。
三、武昭宣時代 （一）武帝的新政 景帝死于後三年（前141），太子徹繼立，是為武帝，時年十六歲。
這位有為的少年皇帝，在他漫長的禦宇期間，曾做過多方面的改革，漢朝從他開始，才成為一個名符其實的新朝代。
他可以說是賈誼改革建議的實踐者，諸如讨伐匈奴，分化諸侯，優禮大臣，專重儒術，改易曆法，裁抑商人，懲戒遊俠以及推廣教育等主張，都為武帝所實行。
武帝自然也有缺點，例如晚年的奢侈迷信以及斂财黩武等，但他對外的大啟疆域，對内的改制革新，奠立漢帝國長期繁榮和平的基礎，其功是不可沒的。
關于他北伐匈奴的偉績，當于别章詳述，這裡隻說他在内政方面的幾項重要措施。
武帝于即位的次年（前140），建立年号，稱建元元年；這是中國帝王建元的開始，其後他并屢次改元。
到太初元年（前104），他接受朝臣公孫卿、壺遂、司馬遷等人的建議，改易曆法，廢除秦制而改用夏正；秦曆以十月（即亥月）為歲首，至此改為以正月（寅月）為歲首。
此外，并規定“色尚黃，數用五”。
諸侯王國經景帝的一番整頓，雖然實力大為削弱，但它們的領土，依然相當廣闊。
武帝聽從主父偃的計策，于元朔二年（前127）頒布所謂“推恩之令”，準許諸侯王除以嫡嗣代立外，并可将土地分給其餘諸子，由中央給予封号（侯），以其别屬漢郡。
這一來，諸侯王國越分越小，大都小于一郡了。
對于列侯，武帝也不放過，常借微罪把他們廢掉。
漢制每年八月，皇帝大祀宗廟，諸侯必須獻金助祭，名曰“酎金”。
文帝時定“酎金律”，規定列侯各按其國的戶口為标準，每千口獻金四兩，由少府收受。
武帝便專在這件事上挑剔，凡列侯所獻酎金，成色與數目稍有不合，便取消其爵位。
總計武帝一代，以推恩所封的王子侯多達一七五人，而因罪被廢的則達一一三人，其中以坐酎金失侯的占大多數。
［參看《文獻通考》卷二六七“西漢功臣”條］ 武帝于建元二年（前139），開始在長安西北渭水對岸營建他本人的陵寝“茂陵”，并于陵地置邑。
至元朔二年（前127），茂陵的工程完竣，主父偃建議徙全國各地豪族富戶于茂陵，集中管理。
武帝從之，并以事族誅當時的關東大俠郭解。
這對漢初以來彌漫全國的遊俠與養士之風，給予一個緻命的打擊。
武帝另外一件最值得稱道的新政，便是所謂“罷黜百家，獨尊儒術”。
漢初的皇室和執政者，都崇信黃老，行無為之政。
武帝即位前，因受他的舅氏田蚡和太子少傅王臧的影響，頗為愛好儒術。
他即位後，便任用一批愛好儒術的大臣，除田、王外，有窦嬰、趙绾等。
建元元年（前140），武帝下诏命大臣保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谏”之士，由他親自策問，結果若幹研習儒學的應對者如董仲舒等被任用為官，而其中習申韓、縱橫之術的都被遣散。
他并以一位年八十餘的老儒申公為太中大夫，以備顧問。
但武帝的祖母窦太後是黃老信徒，對此大為不滿。
次年，王臧、趙绾均因得罪窦太後而自殺，窦、田和申公皆被免職，儒家的活動，因而大受阻礙。
當時中央政府尚有前代任用的博士七十餘人，治經書和諸子百家的都有，武帝礙于窦太後，無法來個一元化，僅于五年（前136）設置五經博士，以示提倡儒術。
五經博士中的《詩經》博士，在文景二帝時代即已設立，武帝所增置的，隻有《書》、《禮》、《易》、《春秋公羊》四經。
次年，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