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漢帝國的盛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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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母丁太後兄）等，但均不能久安其位，其餘的則大都驕奢庸妄，因此使國人對王莽過去的表現益加懷念欽佩。
王莽就國後，吏民為他上書訟冤者達百餘起。
到元壽元年（前2），若幹應舉的士子，也于對策時稱頌他的功德。
哀帝乃把他征回京師，陪侍王太後。
二年（前1），哀帝死。
這時傅、丁兩太後均已先死，王太後又成為宮廷的主人。
她立即複任王莽為大司馬，并由莽選定一位九歲的宗室中山王箕子（元帝孫）繼皇帝位，是為平帝。
元始元年（公元元年），王莽進位為太傅安漢公，專決國政。
四年，又加“宰衡”之号，效周公故事。
到五年，那位年幼的傀儡皇帝突然死去，據說被王莽鸩殺的。
在平帝的五年中，王莽曾有不少“善政”。
例如元始二年（2），他曾廣封前代宗室諸王及功臣的後裔，凡一百一十七人；并捐田三十頃，錢百萬，建房二百區以救濟貧民。
次年，他命令郡國縣邑，下至鄉聚，均設學校。
四年（4），他擴充京師太學，為學者築宿舍一萬區；增加五經博士名額至每經五人，并立《樂經》博士。
又征求通經術及學有專長的人，記述所學，前後達數千人。
這些措施，無疑獲得在朝和在野儒家的極度贊美。
另一方面，在這五年中，不滿意他的朝臣如孫寶、龔勝、邴漢等或辭職，或罷免；而與他敵對的勢力如丁傅等家，早于平帝即位前罷黜殆盡。
平帝母家衛氏，也于三年（3）為他夷滅。
甚至他的叔父王立、長子王宇等，都因對他不滿而被迫自殺。
總之，到平帝末，朝中已找不到異己者。
平帝死後，王莽選了一位年僅兩歲的宗室子嬰（宣帝玄孫）為平帝嗣，而自為“假皇帝”，又稱“攝皇帝”。
他之加上皇帝的尊号，據說出于天意。
因為平帝死後不久，武功（今陝西郿縣東）縣長浚井，得一白石，石上寫着“告安漢公莽為皇帝”；他為順從天意，才有此舉。
居攝二年（7），東郡太守翟義，起兵對他聲讨，結果迅速敗滅，這是他在“天與人歸”的過程中的一點小波折。
三年（8），全國各地時有奇迹出現，這些奇迹都不外直接間接告訴世人“攝皇帝當為真”，因此王莽于這年十一月改元為初始。
其後不久的一個黃昏，突有一位黃衣人出現于高帝廟中，他留下一個銅盒，然後離去。
銅盒裡有圖和文字，大意都是說王莽應為真天子。
王莽得知這個消息，親到高帝廟拜受銅盒，然後宣布接受天命，即真天子位，改國号曰新。
王太後雖表示反對，但為時已晚。
至于那位送銅盒的黃衣人，名叫哀章，本是個無行遊學者，卻因此得到新朝極高的褒賞，位為上公。
王莽以外戚代漢，是空前未有的事。
他的成功，固然由于伯叔的餘蔭、姑母的奧援以及他個人的人望等；但還有另一個重要的助力，便是儒家。
西漢時代的儒學，已滲入大量陰陽家的學說，儒生們常好以自然現象來附會人事的禍福。
武帝時的董仲舒，曾以災異勸武帝改善政治，後人群起模仿，以天變災異為借口來攻擊所不滿意的人或事，成了儒生們的慣技。
此外鄒衍的五德論也被他們用來解釋政治，昭帝以後，便常有人指出漢運已衰，應禅位于新聖。
雖然曾有若幹儒者因而喪命，像昭帝時的眭弘，宣帝時的蓋寬饒等，但此說深入人心，哀帝的想禅位董賢，可能也是受這種說法的影響。
加上成帝與哀帝荒怠政事，更使舉國上下有漢運将終的感覺，這給王莽安排下一個最好的篡位環境和理論根據。
自成帝以來，王氏與儒家在政治上合作，雙方本已有密切的關系；而王莽的好儒與優待儒生，自然更為儒家所感戴，他們終于成為王莽代漢的極大助力。
王莽的好儒，倒是真的。
他具有濃厚的儒家思想，但這些思想已非孔孟之道的真面目，而大部是些荒唐的迷信和迂謬的複古論。
他之喜歡人們向他獻符瑞，以及篡位後許多“開倒車”式的措施，都是這種思想的具體表現。
（三）王莽的改制與滅亡 王莽的即真，隻是他的政治理想初步的實現，繼之而來的還有許多重大改革。
他即真之初，除了改正朔、易服色等，還根據若幹儒家經典，把官名大事更改。
例如改大司農為羲和（後又改為納言），太常為秩宗，郡太守為大尹，縣令長為宰等。
宮室和郡縣也都改名，繁多到不可勝記。
他的最大一項改草，要算恢複所謂“井田”制了。
這種制度曾否在古代實行，實已無法究诘。
但自戰國以降，社會上貧富不均的現象日益加甚，這種制度乃成為若幹儒家政治改革的理論根據。
漢武帝時，董仲舒曾上書建議限田。
哀帝時，大臣師丹、孔光、何武等也曾有同樣的主張，并建議以三十頃為私有田地的最大限度；但因遭受貴戚及幸臣們的反對，未能實現。
董等的限田主張，本是因井田制不易實行退而求其次的辦法，但王莽卻以恢複井田為己任。
他于始建國元年（9）下诏，把全國土地收為國有，更名為“王田”，不得買賣。
限定男丁八口以下之家，占田不得超過一井，即九百畝，過限的田，須分給宗族鄉鄰。
無田的人，由政府授田，授田的數目，雖沒有說明，當是依井田制“一夫授田百畝”的辦法。
诏書中附帶的另一項改革，是現有的奴婢，不得買賣。
這辦法的施行，自然要遭到重重的障礙，諸侯大臣以及庶民因買賣田地奴婢而犯法的，不可勝數。
大概最後陷于無法推行的地步，終于始建國四年（12）解除禁約。
經濟方面的改革，着重于開發利源，增加生産，卻也頗顧及到人民的生活。
有些改革項目，是承襲前代而加以擴大的。
例如國營專利事業，武帝時鹽、鐵、酒均由國家專利，王莽則擴大到連銅冶以及名山大澤資源的開發等，也都由國家獨占。
又如武帝時曾征收工商業貨物稅，王莽則擴大到征收工商業所得稅，凡人民從事漁、獵、畜牧、巫、醫以及養蠶、紡織等業的，均取其所得純利的十分之一，叫做“貢”。
關于增加生産，有兩項主要辦法，即征課荒地稅和強迫勞動。
凡是荒棄的田地或城郭中的空地，均須征稅，無業的人，也得納稅，不納者則由政府給予衣食，強迫勞動。
救濟貧民的重要措施是“賒貸”和“五均”，也就是國營的放款和平價事業。
凡人民遇祭祀或喪事無錢舉行時，可向政府借款，不取利息，但須按期歸還。
如為經營生業而貸款，則須按年納息，息率為貸款者所獲純利的十一分之一。
平價辦法是凡五谷布帛等日用必需品，遇滞銷時，由政府照本收購；政府并算出各地此類物品的平均價格，此後如遇此類貨物的市價超過平均價，則由政府照平均價出賣；用以穩定物價，防止商人囤積居奇。
此外，王莽并改革币制。
武帝時，開始由政府鑄五铢錢（二十四铢為一兩）；到他居攝時，更造大錢三種，與五铢錢并用。
他即位後，定貨币為六大類，即金、銀、龜、貝、錢、布，計二十八品，嚴禁人民私自鑄錢。
以上各項制度均是始建國元年至二年（9～10）陸續頒布的，其施行的程度如何，不可确知；但币制的改革，曾造成金融上巨大的紊亂。
此外銅冶與山澤的專利，均先後廢除，想必也遭遇困難。
據史書說，王莽喜歡讨論制度的條文和名詞，但對最重要的實際政務，卻不措意。
官吏任用非人，大都貪污殘虐，有些縣竟長期沒有首長。
在這種政治情況下所推行的新法，其效果也就可想而知。
另一項改革，引起外族的背叛。
王莽因仿效周代的封建制，分“天下”為九州萬國，并廢除所有的王号，凡從前受漢封為王的四夷君長，一律降号為侯，并改玺為章。
匈奴單于大為不滿，于始建國二年（10）叛，王莽派兵數十萬讨之，連兵數年。
人民苦于征發，相聚為盜，盜患以新帝國的北邊為最甚。
四年（12），王莽征發高句骊（在今朝鮮半島北部）兵以伐匈奴，高句骊叛，屢寇東北邊。
同年西南夷的句町（在今雲南通海縣一帶），也因貶号而叛，王莽屢次派兵讨伐，戰事一直拖延了十來年，弄得西南為之虛耗，卻始終不能獲勝。
大緻從天鳳四年（17）起，國内又連年發生旱災和蝗災，災情最重的為青（今山東省東部）、徐（今江蘇省北部）、荊（今湖北湖南二省大部及河南省南部）三州，三州的饑民由散漫的遊掠漸變成有組織的暴動集團。
青徐的饑民集團叫“赤眉”，因其分子把眉染赤，以别于官軍而得名。
荊州的饑民集團叫“綠林”，因窟穴于綠林山（在今湖北當陽縣東北）而得名。
其後綠林分裂為二支，一支南入南郡（治所在今湖北江陵縣），号“下江兵”；一支北入南陽郡（治所在今河南南陽市），号“新市兵”。
綠林軍對王莽的戰争經過示意圖。
天鳳四年（17），荊州地區發生大饑荒，新市貧苦農民在王匡、王鳳領導下，以綠林山為根據地，揭竿而起，史稱“綠林軍”。
地皇二年（20）王莽派軍攻打綠林軍，王匡在雲杜設伏，大敗王莽軍。
地皇三年（22），王莽派太師王匡率兵攻打駐兵成昌的赤眉軍，大敗，赤眉軍乘機推進到濮陽，威脅洛陽，與綠林軍相呼應。
王莽又派嚴尤自陽翟南下，攻擊綠林軍，綠林軍分軍離開綠林山，一部南下，稱“下江軍”；主力向北，為“新市軍”，七月，到達随州市。
平林人聚衆呼應，稱“平林軍”，舂陵劉縯、劉秀兄弟組軍呼應，稱“舂陵軍”。
這時“下江軍”也轉移到随州市與主力會合，聲勢大振。
地皇四年（23）正月，在沘水擊潰王莽軍，随即進圍宛城。
五月，拔宛，王邑、王尋大軍自洛陽南下進剿綠林軍，在昆陽大敗後北返洛陽。
地皇三年（22），王莽遣兵讨擊赤眉，連遭慘敗。
荊州的叛亂，也益形擴大，繼起的叛衆又有平林（今湖北随州市東北）兵和舂陵（今湖北棗陽縣）兵，與下江、新市聯合。
舂陵兵的首領是劉縯、劉秀兄弟，他們是漢景帝子長沙定王發之後，于元帝時遷到南陽郡，為當地望族，因此他們遠較其他各支的叛衆領袖具有人望。
劉縯為人豪放，喜結賓客，起兵的事由他一手倡導。
劉秀則為人謹厚，他曾于王莽時入太學，比較有政治頭腦。
劉縯禦衆過嚴，各支聯軍多不願奉他為首，因此于次年（23）二月，大家擁立了漢室的另一支裔劉玄（縯族兄）為帝，改元更始。
五月，更始拔宛（今河南南陽市）都之，而以王邑、王尋為帥的四十萬新朝軍也恰于此時來臨。
二王首先以十餘萬人圍攻聯軍的據點昆陽（今河南葉縣），劉秀引兵救之，大破莽軍，王尋被殺，王邑率數千人逃回洛陽。
這次戰役震動了全國，各地紛紛舉兵響應，群奉更始為主。
王莽敗滅的命運，到此已完全決定。
接着更始遣軍兩路，一路進攻洛陽，一路從武關（今陝西商州市東）入，直指長安，沿途響應者益多。
九月，更始軍入長安，城中也發生暴動，結果王莽被殺于未央宮的漸台，死時六十八歲。
曆祚十六年（8～23）的新朝，至是傾覆。
據當時人說，王莽具有超人的智力、辯才和威嚴，也有重大的缺點，諸如過度自信，一味複古以及猜疑部下等。
這可算是比較客觀的批評。
東漢推翻王莽政權而建立，東漢人對王莽的敵視，自所難免。
東漢史家對王莽的長處，一概抹殺，目之為虛僞邪佞；把他的取得帝位，歸之天時。
同時認為他的提倡儒術，與秦始皇的焚書坑儒，同為儒家的罪人。
東漢以後的史家，大都承襲這種論調，有時更變本加厲，例如清人論王莽的為人，虛僞之外，更加以“奸而愚”的惡評。
［參看王夫之《讀通鑒論》卷五］漸緻使王莽變成不可饒恕的曆史罪人。
昆陽之戰作戰經過示意圖。
更始元年（23），綠林軍奉更始帝劉玄為帝後，聲勢大振，主力圍攻重地苑城，五月，拔宛，預備由此進武關，進圖關中。
王莽派王邑率四十二萬大軍自洛陽南下進攻綠林軍，王邑決意先下宛城屏障昆陽，于是團團包圍昆陽。
昆陽守軍才八九千人，一面堅守城池，一面派劉秀等出城調集兵力。
八月，劉秀親率從郾縣、定陵來的救兵千餘人自城南向王邑軍進攻，王邑隻派數千人迎敵，大敗；接着劉秀又趁敵人松懈，率三千人涉過昆水，迂回到昆陽城西，突襲敵指揮部，王邑仍盲目輕敵，隻派萬餘人迎戰，依然大敗。
且因王邑有令在先，不讓諸軍擅自行動，故各部不能互相救援，以緻接戰失利後，全軍大亂，城内綠林軍乘勢沖出，内外夾攻，王邑軍全軍潰敗。
王邑不能救當救之宛城，卻屯兵于小小昆陽之下，終緻王莽主力遭到毀滅性打擊，再不能崛起。
王莽的行為，看來确似有些“僞”，也有些“愚”。
事實上，西漢的僞風，并不始于王莽。
武帝以後，士大夫好以儒術掩飾其劣行，日久形成僞風，至元成時代而極盛，王莽不過承襲此種僞風而擴充之。
最初他以僞獲得名譽，得意之餘，乃至無往而不僞。
其後他以僞取得帝位，而終又以僞失之。
至于說他愚，則隻是一種錯覺。
他有他的政治理想，同時他的變法，也決非愚人所能了解。
但他缺乏政治才能，以緻失敗；他不但迷信複古，而又事事行之以僞，因此看來令人有愚的感覺。
王莽的新法，是為整個西漢政治作一通盤的改革。
戰國中期，孟子即主張改革田制，西漢儒者雖也有不少主張均田的，但大都徒托空言。
直到王莽，才使孟子以後三四百年的空論，見諸實行。
他改革的勇氣與理政的勤勞，都是少見的。
他的新法，雖有若幹處違背政治社會進化的原理（如建封、币制），但其中不乏針對當時的病象而制定的，其用意也大部是為救民的（如王田、五均、賒貸等）。
這些地方，不能因他的失敗而一概抹殺。
［參看錢穆《國史大綱》上冊頁一〇七至一〇八］ 戰國時期，“禅讓”思想大盛，但這種思想最後為秦國的“萬世一系”思想所阻遏。
到西漢，禅讓思想又盛，王莽便是其力行者。
雖然他取得皇位的手段有可議之處，但從若幹事迹看來，他确以新聖自居。
他的篡漢，除了為滿足權位欲外，為實現他本人的政治理想與抱負，似也是原因之一。
同時“讓國傳賢”的思想，也确實流行于西漢中期以後的士大夫之間。
但因為他的失敗，這種思想又告銷歇。
“禅讓”一詞，變成了一個權臣篡奪所借以欺世的手段。
正因如此，“萬世一系”的思想，遂又代之興起，至清季而不絕。
而後世帝王的“家天下”思想，也因而愈趨
王莽就國後，吏民為他上書訟冤者達百餘起。
到元壽元年（前2），若幹應舉的士子，也于對策時稱頌他的功德。
哀帝乃把他征回京師，陪侍王太後。
二年（前1），哀帝死。
這時傅、丁兩太後均已先死，王太後又成為宮廷的主人。
她立即複任王莽為大司馬，并由莽選定一位九歲的宗室中山王箕子（元帝孫）繼皇帝位，是為平帝。
元始元年（公元元年），王莽進位為太傅安漢公，專決國政。
四年，又加“宰衡”之号，效周公故事。
到五年，那位年幼的傀儡皇帝突然死去，據說被王莽鸩殺的。
在平帝的五年中，王莽曾有不少“善政”。
例如元始二年（2），他曾廣封前代宗室諸王及功臣的後裔，凡一百一十七人；并捐田三十頃，錢百萬，建房二百區以救濟貧民。
次年，他命令郡國縣邑，下至鄉聚，均設學校。
四年（4），他擴充京師太學，為學者築宿舍一萬區；增加五經博士名額至每經五人，并立《樂經》博士。
又征求通經術及學有專長的人，記述所學，前後達數千人。
這些措施，無疑獲得在朝和在野儒家的極度贊美。
另一方面，在這五年中，不滿意他的朝臣如孫寶、龔勝、邴漢等或辭職，或罷免；而與他敵對的勢力如丁傅等家，早于平帝即位前罷黜殆盡。
平帝母家衛氏，也于三年（3）為他夷滅。
甚至他的叔父王立、長子王宇等，都因對他不滿而被迫自殺。
總之，到平帝末，朝中已找不到異己者。
平帝死後，王莽選了一位年僅兩歲的宗室子嬰（宣帝玄孫）為平帝嗣，而自為“假皇帝”，又稱“攝皇帝”。
他之加上皇帝的尊号，據說出于天意。
因為平帝死後不久，武功（今陝西郿縣東）縣長浚井，得一白石，石上寫着“告安漢公莽為皇帝”；他為順從天意，才有此舉。
居攝二年（7），東郡太守翟義，起兵對他聲讨，結果迅速敗滅，這是他在“天與人歸”的過程中的一點小波折。
三年（8），全國各地時有奇迹出現，這些奇迹都不外直接間接告訴世人“攝皇帝當為真”，因此王莽于這年十一月改元為初始。
其後不久的一個黃昏，突有一位黃衣人出現于高帝廟中，他留下一個銅盒，然後離去。
銅盒裡有圖和文字，大意都是說王莽應為真天子。
王莽得知這個消息，親到高帝廟拜受銅盒，然後宣布接受天命，即真天子位，改國号曰新。
王太後雖表示反對，但為時已晚。
至于那位送銅盒的黃衣人，名叫哀章，本是個無行遊學者，卻因此得到新朝極高的褒賞，位為上公。
王莽以外戚代漢，是空前未有的事。
他的成功，固然由于伯叔的餘蔭、姑母的奧援以及他個人的人望等；但還有另一個重要的助力，便是儒家。
西漢時代的儒學，已滲入大量陰陽家的學說，儒生們常好以自然現象來附會人事的禍福。
武帝時的董仲舒，曾以災異勸武帝改善政治，後人群起模仿，以天變災異為借口來攻擊所不滿意的人或事，成了儒生們的慣技。
此外鄒衍的五德論也被他們用來解釋政治，昭帝以後，便常有人指出漢運已衰，應禅位于新聖。
雖然曾有若幹儒者因而喪命，像昭帝時的眭弘，宣帝時的蓋寬饒等，但此說深入人心，哀帝的想禅位董賢，可能也是受這種說法的影響。
加上成帝與哀帝荒怠政事，更使舉國上下有漢運将終的感覺，這給王莽安排下一個最好的篡位環境和理論根據。
自成帝以來，王氏與儒家在政治上合作，雙方本已有密切的關系；而王莽的好儒與優待儒生，自然更為儒家所感戴，他們終于成為王莽代漢的極大助力。
王莽的好儒，倒是真的。
他具有濃厚的儒家思想，但這些思想已非孔孟之道的真面目，而大部是些荒唐的迷信和迂謬的複古論。
他之喜歡人們向他獻符瑞，以及篡位後許多“開倒車”式的措施，都是這種思想的具體表現。
（三）王莽的改制與滅亡 王莽的即真，隻是他的政治理想初步的實現，繼之而來的還有許多重大改革。
他即真之初，除了改正朔、易服色等，還根據若幹儒家經典，把官名大事更改。
例如改大司農為羲和（後又改為納言），太常為秩宗，郡太守為大尹，縣令長為宰等。
宮室和郡縣也都改名，繁多到不可勝記。
他的最大一項改草，要算恢複所謂“井田”制了。
這種制度曾否在古代實行，實已無法究诘。
但自戰國以降，社會上貧富不均的現象日益加甚，這種制度乃成為若幹儒家政治改革的理論根據。
漢武帝時，董仲舒曾上書建議限田。
哀帝時，大臣師丹、孔光、何武等也曾有同樣的主張，并建議以三十頃為私有田地的最大限度；但因遭受貴戚及幸臣們的反對，未能實現。
董等的限田主張，本是因井田制不易實行退而求其次的辦法，但王莽卻以恢複井田為己任。
他于始建國元年（9）下诏，把全國土地收為國有，更名為“王田”，不得買賣。
限定男丁八口以下之家，占田不得超過一井，即九百畝，過限的田，須分給宗族鄉鄰。
無田的人，由政府授田，授田的數目，雖沒有說明，當是依井田制“一夫授田百畝”的辦法。
诏書中附帶的另一項改革，是現有的奴婢，不得買賣。
這辦法的施行，自然要遭到重重的障礙，諸侯大臣以及庶民因買賣田地奴婢而犯法的，不可勝數。
大概最後陷于無法推行的地步，終于始建國四年（12）解除禁約。
經濟方面的改革，着重于開發利源，增加生産，卻也頗顧及到人民的生活。
有些改革項目，是承襲前代而加以擴大的。
例如國營專利事業，武帝時鹽、鐵、酒均由國家專利，王莽則擴大到連銅冶以及名山大澤資源的開發等，也都由國家獨占。
又如武帝時曾征收工商業貨物稅，王莽則擴大到征收工商業所得稅，凡人民從事漁、獵、畜牧、巫、醫以及養蠶、紡織等業的，均取其所得純利的十分之一，叫做“貢”。
關于增加生産，有兩項主要辦法，即征課荒地稅和強迫勞動。
凡是荒棄的田地或城郭中的空地，均須征稅，無業的人，也得納稅，不納者則由政府給予衣食，強迫勞動。
救濟貧民的重要措施是“賒貸”和“五均”，也就是國營的放款和平價事業。
凡人民遇祭祀或喪事無錢舉行時，可向政府借款，不取利息，但須按期歸還。
如為經營生業而貸款，則須按年納息，息率為貸款者所獲純利的十一分之一。
平價辦法是凡五谷布帛等日用必需品，遇滞銷時，由政府照本收購；政府并算出各地此類物品的平均價格，此後如遇此類貨物的市價超過平均價，則由政府照平均價出賣；用以穩定物價，防止商人囤積居奇。
此外，王莽并改革币制。
武帝時，開始由政府鑄五铢錢（二十四铢為一兩）；到他居攝時，更造大錢三種，與五铢錢并用。
他即位後，定貨币為六大類，即金、銀、龜、貝、錢、布，計二十八品，嚴禁人民私自鑄錢。
以上各項制度均是始建國元年至二年（9～10）陸續頒布的，其施行的程度如何，不可确知；但币制的改革，曾造成金融上巨大的紊亂。
此外銅冶與山澤的專利，均先後廢除，想必也遭遇困難。
據史書說，王莽喜歡讨論制度的條文和名詞，但對最重要的實際政務，卻不措意。
官吏任用非人，大都貪污殘虐，有些縣竟長期沒有首長。
在這種政治情況下所推行的新法，其效果也就可想而知。
另一項改革，引起外族的背叛。
王莽因仿效周代的封建制，分“天下”為九州萬國，并廢除所有的王号，凡從前受漢封為王的四夷君長，一律降号為侯，并改玺為章。
匈奴單于大為不滿，于始建國二年（10）叛，王莽派兵數十萬讨之，連兵數年。
人民苦于征發，相聚為盜，盜患以新帝國的北邊為最甚。
四年（12），王莽征發高句骊（在今朝鮮半島北部）兵以伐匈奴，高句骊叛，屢寇東北邊。
同年西南夷的句町（在今雲南通海縣一帶），也因貶号而叛，王莽屢次派兵讨伐，戰事一直拖延了十來年，弄得西南為之虛耗，卻始終不能獲勝。
大緻從天鳳四年（17）起，國内又連年發生旱災和蝗災，災情最重的為青（今山東省東部）、徐（今江蘇省北部）、荊（今湖北湖南二省大部及河南省南部）三州，三州的饑民由散漫的遊掠漸變成有組織的暴動集團。
青徐的饑民集團叫“赤眉”，因其分子把眉染赤，以别于官軍而得名。
荊州的饑民集團叫“綠林”，因窟穴于綠林山（在今湖北當陽縣東北）而得名。
其後綠林分裂為二支，一支南入南郡（治所在今湖北江陵縣），号“下江兵”；一支北入南陽郡（治所在今河南南陽市），号“新市兵”。
綠林軍對王莽的戰争經過示意圖。
天鳳四年（17），荊州地區發生大饑荒，新市貧苦農民在王匡、王鳳領導下，以綠林山為根據地，揭竿而起，史稱“綠林軍”。
地皇二年（20）王莽派軍攻打綠林軍，王匡在雲杜設伏，大敗王莽軍。
地皇三年（22），王莽派太師王匡率兵攻打駐兵成昌的赤眉軍，大敗，赤眉軍乘機推進到濮陽，威脅洛陽，與綠林軍相呼應。
王莽又派嚴尤自陽翟南下，攻擊綠林軍，綠林軍分軍離開綠林山，一部南下，稱“下江軍”；主力向北，為“新市軍”，七月，到達随州市。
平林人聚衆呼應，稱“平林軍”，舂陵劉縯、劉秀兄弟組軍呼應，稱“舂陵軍”。
這時“下江軍”也轉移到随州市與主力會合，聲勢大振。
地皇四年（23）正月，在沘水擊潰王莽軍，随即進圍宛城。
五月，拔宛，王邑、王尋大軍自洛陽南下進剿綠林軍，在昆陽大敗後北返洛陽。
地皇三年（22），王莽遣兵讨擊赤眉，連遭慘敗。
荊州的叛亂，也益形擴大，繼起的叛衆又有平林（今湖北随州市東北）兵和舂陵（今湖北棗陽縣）兵，與下江、新市聯合。
舂陵兵的首領是劉縯、劉秀兄弟，他們是漢景帝子長沙定王發之後，于元帝時遷到南陽郡，為當地望族，因此他們遠較其他各支的叛衆領袖具有人望。
劉縯為人豪放，喜結賓客，起兵的事由他一手倡導。
劉秀則為人謹厚，他曾于王莽時入太學，比較有政治頭腦。
劉縯禦衆過嚴，各支聯軍多不願奉他為首，因此于次年（23）二月，大家擁立了漢室的另一支裔劉玄（縯族兄）為帝，改元更始。
五月，更始拔宛（今河南南陽市）都之，而以王邑、王尋為帥的四十萬新朝軍也恰于此時來臨。
二王首先以十餘萬人圍攻聯軍的據點昆陽（今河南葉縣），劉秀引兵救之，大破莽軍，王尋被殺，王邑率數千人逃回洛陽。
這次戰役震動了全國，各地紛紛舉兵響應，群奉更始為主。
王莽敗滅的命運，到此已完全決定。
接着更始遣軍兩路，一路進攻洛陽，一路從武關（今陝西商州市東）入，直指長安，沿途響應者益多。
九月，更始軍入長安，城中也發生暴動，結果王莽被殺于未央宮的漸台，死時六十八歲。
曆祚十六年（8～23）的新朝，至是傾覆。
據當時人說，王莽具有超人的智力、辯才和威嚴，也有重大的缺點，諸如過度自信，一味複古以及猜疑部下等。
這可算是比較客觀的批評。
東漢推翻王莽政權而建立，東漢人對王莽的敵視，自所難免。
東漢史家對王莽的長處，一概抹殺，目之為虛僞邪佞；把他的取得帝位，歸之天時。
同時認為他的提倡儒術，與秦始皇的焚書坑儒，同為儒家的罪人。
東漢以後的史家，大都承襲這種論調，有時更變本加厲，例如清人論王莽的為人，虛僞之外，更加以“奸而愚”的惡評。
［參看王夫之《讀通鑒論》卷五］漸緻使王莽變成不可饒恕的曆史罪人。
昆陽之戰作戰經過示意圖。
更始元年（23），綠林軍奉更始帝劉玄為帝後，聲勢大振，主力圍攻重地苑城，五月，拔宛，預備由此進武關，進圖關中。
王莽派王邑率四十二萬大軍自洛陽南下進攻綠林軍，王邑決意先下宛城屏障昆陽，于是團團包圍昆陽。
昆陽守軍才八九千人，一面堅守城池，一面派劉秀等出城調集兵力。
八月，劉秀親率從郾縣、定陵來的救兵千餘人自城南向王邑軍進攻，王邑隻派數千人迎敵，大敗；接着劉秀又趁敵人松懈，率三千人涉過昆水，迂回到昆陽城西，突襲敵指揮部，王邑仍盲目輕敵，隻派萬餘人迎戰，依然大敗。
且因王邑有令在先，不讓諸軍擅自行動，故各部不能互相救援，以緻接戰失利後，全軍大亂，城内綠林軍乘勢沖出，内外夾攻，王邑軍全軍潰敗。
王邑不能救當救之宛城，卻屯兵于小小昆陽之下，終緻王莽主力遭到毀滅性打擊，再不能崛起。
王莽的行為，看來确似有些“僞”，也有些“愚”。
事實上，西漢的僞風，并不始于王莽。
武帝以後，士大夫好以儒術掩飾其劣行，日久形成僞風，至元成時代而極盛，王莽不過承襲此種僞風而擴充之。
最初他以僞獲得名譽，得意之餘，乃至無往而不僞。
其後他以僞取得帝位，而終又以僞失之。
至于說他愚，則隻是一種錯覺。
他有他的政治理想，同時他的變法，也決非愚人所能了解。
但他缺乏政治才能，以緻失敗；他不但迷信複古，而又事事行之以僞，因此看來令人有愚的感覺。
王莽的新法，是為整個西漢政治作一通盤的改革。
戰國中期，孟子即主張改革田制，西漢儒者雖也有不少主張均田的，但大都徒托空言。
直到王莽，才使孟子以後三四百年的空論，見諸實行。
他改革的勇氣與理政的勤勞，都是少見的。
他的新法，雖有若幹處違背政治社會進化的原理（如建封、币制），但其中不乏針對當時的病象而制定的，其用意也大部是為救民的（如王田、五均、賒貸等）。
這些地方，不能因他的失敗而一概抹殺。
［參看錢穆《國史大綱》上冊頁一〇七至一〇八］ 戰國時期，“禅讓”思想大盛，但這種思想最後為秦國的“萬世一系”思想所阻遏。
到西漢，禅讓思想又盛，王莽便是其力行者。
雖然他取得皇位的手段有可議之處，但從若幹事迹看來，他确以新聖自居。
他的篡漢，除了為滿足權位欲外，為實現他本人的政治理想與抱負，似也是原因之一。
同時“讓國傳賢”的思想，也确實流行于西漢中期以後的士大夫之間。
但因為他的失敗，這種思想又告銷歇。
“禅讓”一詞，變成了一個權臣篡奪所借以欺世的手段。
正因如此，“萬世一系”的思想，遂又代之興起，至清季而不絕。
而後世帝王的“家天下”思想，也因而愈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