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春秋戰國時代的學術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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疏而分等差。
惟有如此，才能免除盜賊與戰亂。
他的兼愛論并不以品性或情感為出發點，而着重于效果，他認為“兼相愛”的報償是“交相利”。
為達成他的理想社會，他主張徹底的聖賢政治。
他認為政治制度的建立，始于選擇天子，天子一定應由天下的最賢者來充任。
天子分天下為萬國，也以各國最賢的人充任國君。
國以下的地方政區有鄉裡，鄉裡的首長也應是其鄉裡的最賢。
若整個天下，上至最高的中央政府，下至最低的地方政府，都置于聖賢的領導下，實行着節用、非攻、兼愛、交利的原則，一齊向“天下之大利”的目标邁進，使整個社會泯除貧富貴賤的階級，以及勞逸不均、浪費窘困、仇視争奪的種種現象。
這種境界，叫做“上同”，便是墨子的理想社會。
儒家的“大同”思想，便是以墨子的上同論為藍本的。
墨子并借用宗教力量來推行他的學說，因此他有“天志”、“明鬼”的主張。
他認為天是人的榜樣，也是全人類的惟一主宰。
天具有無上權威，其賞罰雖天子也不能避免，所以人類對天應絕對服從。
他曾舉出古代的堯、舜、禹、湯、文、武等聖王皆因順天之志而得賞，桀、纣、幽、厲等暴主皆因逆天之志而受罰。
什麼是天志呢？事實上，就是他本人的各項主張。
他并确信有鬼神，認為鬼神也同樣的賞罰善惡，統治君民。
此外，他反對命定說，因為這種說法足以阻礙人類勤苦上進的意志，對社會是不利的。
總之，墨子的一切學說，可以說全在“利”上着眼。
五、法家 （一）法家的流派 戰國時代法家的發源地有二：一是齊國，一是三晉。
而這兩個地區的法學思想，其内容是截然不同的。
齊國一派法家思想的書，現存的有《管子》、《晏子》，其作者并不是春秋時代的管仲晏嬰，而是後人所假托的，但其中當有一部分是管晏的政治思想和施政方針。
這派政治思想的重心在經濟方面，因為齊國在當時列國中是最富庶的，既富之國，自然注重經濟政策以利用其富。
《管子》書中論理财的地方，幾乎占全書的四分之一，無論在内政、外交、教育任何一方面，都以經濟為着眼點。
它認為人君當以政令的督禁，謀求人民的根本利益，辦法則是以重農政策為中心，輔以節用、輸财、濟困諸端。
人民必須享有充裕的衣食，但私人的财産不能積聚過多，以緻貧富懸殊而發生危機，因此它主張将工商大利收歸國有。
人民的道德也須以經濟做基礎，它最為後世所傳誦的兩句話是：“倉廪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
”晏子的主要的論點，在于杜絕大國的淫侈，如何使其富而不侈，庶而不淫。
其中除了貶抑孔子的地方，大體與儒家學說并無相違背之處。
三晉的法家思想，着重在政治方面，即如何鞏固政府的地位，加強君主的權力等。
晉在春秋初年，便有實行軍國主義的趨勢，到三家分晉後，魏國更首先變法，成為戰國時代第一個軍國主義國家。
因此三晉的法家最多，秦國的富強，幾乎全仗三晉法家之力。
晉在春秋時，和秦國曆代聯姻，同時兩國鄰近，也許風俗有若幹相同之處。
到戰國，三晉習染中土的奢侈，漸漸衰弱，而秦國反以新興之國，利用三晉的法家，緻國家于富強。
三晉法家，又可分為三派：一派重“術”，即以權謀操縱臣下，暗别忠奸，加以莫測的賞罰，使臣下悚懼，不敢為非。
這一派可以與商鞅同時的韓相申不害為代表，他本是鄭的“賤臣”，韓昭侯（前358～前333）用之為相，内修政教外應諸侯者十九年。
他著有《申子》二篇，久已亡佚，他的治術僅見于《韓非子》的間接叙述。
一派重“法”，主張厘定法條，以嚴刑重賞為手段，促其徹底實行。
戰國初期的李克和中期的商鞅，都是這派的代表人物。
李克曾相魏文侯，商鞅曾相秦孝公，使魏秦蔚為霸國。
李克著有《李子》三十二篇，今已不傳。
商鞅有《商君書》二十四篇傳世，但不是他本人的手筆。
另一派重“勢”，特别強調勢位于君主之重要，認為君主隻要掌握政府的權威，即可号令人民，莫敢不從。
這派代表人物是趙人慎到，他與孟子同時，曾著《十二論》，但失傳已久，今本《慎子》，則是僞書。
集三派大成的人物是戰國末年的韓非，他的學說，以勢為體，以法術為用，更吸收道家的“無為”，構成法家思想最完備的系統。
（二）韓非的學說 韓非是韓國公子，口吃而善著書，他和李斯俱受業于荀子。
他鑒于韓國的衰弱，曾屢次上書勸韓王振作，未被采納，因此退而著書，力攻時弊。
後來他的書被秦王政看到，激賞之餘，以武力逼迫韓國把他交出。
韓送他入秦，但不久秦王政因聽信李斯的讒言，把他下獄，終于自殺于獄中，這是前233年的事。
今存《韓非子》五十五篇，其中可能有後人增補的地方，但大體可信是他的作品。
法家論政，總是站在君主的一邊，即使有時顧及人民，也是為君主打算，這是法家思想與其他諸家思想的基本不同之處。
韓非的學說，便是告訴君主們如何使用法術和權勢，來統治其國家和人民。
對于儒家的政治學說，則極盡攻擊的能事。
他反對儒家的賢人政治，因為世上的賢人太少了。
他認為君主隻要威權在手，中材之主便可以為冶；即使桀纣一類的暴主，隻要有權，臣民也得效忠，而不容違抗或批評。
總之，君主是絕對的統治者，無論他的行為如何，臣民是必須服從的。
他反對儒家愛民的理論，君主的愛民，無非想借此取得人民的擁戴，但政府的基礎若是建立在人民的擁戴上，則是非常危險的事。
君主的愛民，不可能如父母的愛子女；即令能夠，也不可靠。
世上盡多違叛父母的子女，假若人民一旦對君主不願擁護，又怎麼辦？因此他認為隻有用嚴刑峻法，才可以使人民不敢不忠，不敢為非。
法不但要嚴，還得周密，使歹人無所逃避。
能如此，雖小人也可以有君子之行；不然，雖君子也會生小人之心。
所以法也就是人民道德和教育的标準，他說：“明主之國，無書簡之文，以法為教；無先王之語，以吏為師。
”為君主的，隻要嚴格信守着一套完密的法，使它不遭受破壞，便可以垂拱而治。
此外，他認為“儒以文亂法，俠以武犯禁”，這兩種人是國家之蠹，必須加以鏟除。
由此申論，一切不便于法令推行的名譽德行，也都是不足取的。
他認為君主所最需要的人民是兵和農，他們是富強的資本，國家必須對他們加以獎勵優待，使他們戮力于農戰，以達到“無事則國富，有事則兵強”的目标。
獎勵兵農的先決條件，必須首先除去遊食坐談之士，因為他們的存在，會妨礙兵農的振作。
凡是不躬親兵農的人，無論所談的是什麼，都是有害的。
君臣之間，他認為絕無仁愛信義存在，為臣的處心積慮觊觎君主的權位，為君的則處心積慮保持自己的權位，因此他主張君主要用術來控馭臣下。
其要點是明察臣下的奸惡，削減私門的權勢。
要察臣下之奸，必須使明無所蔽，凡為君主者，萬不可對臣下私寵偏聽，因為這是奸臣培養勢力的良機。
所以，君主消極的應無所信任，不給臣下窺伺逢迎的機會；積極的應一切獨斷于心，不給臣下弄權竊勢的機會。
能夠如此，臣下便會成為招之即來揮之即去的仆役，一切惟君主的意思是從了。
秦在列國中，是惟一長期而徹底實行法家學說的國家，它把效率看得重于人道，一切以富強為目标。
因此國力能夠高度集中，高度發揮，終能并吞六國，統一“天下”；但正因漫無節制的使用國力，又迅速的使它走上滅亡之途。
六、陰陽家 （一）陰陽家的興起 中國古代，本是最重巫蔔的，殷商的君主，幾乎無事不蔔，周朝的史官，也是以蔔為最重要的職掌。
到春秋戰國，人們的理性大為發達，開始懷疑神鬼的存在，因而蔔事大廢，一切的神怪說法，也開始為學者所摒棄。
但到戰國末年，迷信的氣氛，又籠罩思想界。
這種迷信思想的發源地是齊國，它的民間迷信和哲學化的迷信，漸漸散播至整個中國，傳布這兩類迷信的便是方士和陰陽家。
前面已經說過，陰陽家的興起與齊國的特殊地理環境有關，此外，也受了當時社會環境與政治局面的影響。
戰國末年，社會的變動越演越烈，富可以驟然變窮，強可以迅速轉弱，暗示着人類社會在按照一個循環的規律進行着。
兩三百年的戰亂局面，久已使人心對當前的時局感到絕望，在絕望之餘，隻有期待将來盛世的到臨，陰陽家的學說，便借這種心理環境普遍的散布開來。
陰陽家的代表人物鄒衍，是齊國人，舊史記載他的時代有若幹謬誤，但可确信他是戰國晚期的人。
他曾為燕昭王師，昭王對之極為景仰，為他築碣石宮，執弟子之禮而受業。
其後又曾為趙公子平原君的門客，據此，他可能死于長平之戰以後。
（二）鄒衍的學說 鄒衍的著作都已亡佚，他的學說見于他人的著作而留傳于今的有二，就是“大九州說”和“五德終始說”。
鄒衍以前的學者，想象世界是一塊大陸，四圍是海，海盡處與天相接。
儒家所說的“中國”（當時列國的總和），幾乎就是大陸的全部，相傳夏禹時曾劃分為九州。
鄒衍則認為禹的九州并不就是“天下”，隻是天下許多州的一州，名叫“赤縣神州”。
赤縣神州以外，另有九州，每州各有海環繞之，各州的面積也遠較赤縣神州為大。
禹的九州也就是儒家所謂的中國，隻占全天下的八十二分之一而已。
這就是大九州說，這種說法，無疑把前人想象中的世界的空間擴大了許多。
五德終始說起源于鄒衍以前儒家的五行說。
五行是構成萬物的五種原素，即金、木、水、火、土。
當時的儒者，又認為一年之中，五行勢力輪流當盛，例如春時“盛德在木”，夏時“盛德在火”等。
人事應與五行的運轉相配合，因此為君王者，于一年中的某個季節便有應做與不應做的事，例如仲春應行慶施惠，不應出兵等。
五行論是誰創的，不得而知；荀子認為子思、孟子所造作，大概不确。
鄒衍又把五行論加以推廣，認為自天地剖判以來，人類的曆史便為五行的勢力（即五德）所輪流支配。
在甲德輪值之時，人事上便有代表甲德的甲朝興起，它的服色、制度以及政治精神，必須和甲德相配，例如周為火德，色尚赤等。
到甲德既衰，乙德繼之而盛；人事上則有乙朝興起，取甲朝而代之。
在兩德相交替之際，照例要有祥征出現。
戰國末年，五德終始說已成為當時思潮的主流，并且作了當時列國諸王代周而興統一天下的理論根據。
同時談這種學說的人，更混迹于儒家之中，許多方士和五行論者，竟都儒服儒冠。
到漢朝，儒學中滲入大量的陰陽學，造成一個儒學其名陰陽學其實的學派，在兩漢的政治社會上，大大的發揮了威力。
甚至其後中國的一切信仰和方技，都多少受這種學說的影響。
惟有如此，才能免除盜賊與戰亂。
他的兼愛論并不以品性或情感為出發點，而着重于效果，他認為“兼相愛”的報償是“交相利”。
為達成他的理想社會，他主張徹底的聖賢政治。
他認為政治制度的建立，始于選擇天子，天子一定應由天下的最賢者來充任。
天子分天下為萬國，也以各國最賢的人充任國君。
國以下的地方政區有鄉裡，鄉裡的首長也應是其鄉裡的最賢。
若整個天下，上至最高的中央政府，下至最低的地方政府，都置于聖賢的領導下，實行着節用、非攻、兼愛、交利的原則，一齊向“天下之大利”的目标邁進，使整個社會泯除貧富貴賤的階級，以及勞逸不均、浪費窘困、仇視争奪的種種現象。
這種境界，叫做“上同”，便是墨子的理想社會。
儒家的“大同”思想，便是以墨子的上同論為藍本的。
墨子并借用宗教力量來推行他的學說，因此他有“天志”、“明鬼”的主張。
他認為天是人的榜樣，也是全人類的惟一主宰。
天具有無上權威，其賞罰雖天子也不能避免，所以人類對天應絕對服從。
他曾舉出古代的堯、舜、禹、湯、文、武等聖王皆因順天之志而得賞，桀、纣、幽、厲等暴主皆因逆天之志而受罰。
什麼是天志呢？事實上，就是他本人的各項主張。
他并确信有鬼神，認為鬼神也同樣的賞罰善惡，統治君民。
此外，他反對命定說，因為這種說法足以阻礙人類勤苦上進的意志，對社會是不利的。
總之，墨子的一切學說，可以說全在“利”上着眼。
五、法家 （一）法家的流派 戰國時代法家的發源地有二：一是齊國，一是三晉。
而這兩個地區的法學思想，其内容是截然不同的。
齊國一派法家思想的書，現存的有《管子》、《晏子》，其作者并不是春秋時代的管仲晏嬰，而是後人所假托的，但其中當有一部分是管晏的政治思想和施政方針。
這派政治思想的重心在經濟方面，因為齊國在當時列國中是最富庶的，既富之國，自然注重經濟政策以利用其富。
《管子》書中論理财的地方，幾乎占全書的四分之一，無論在内政、外交、教育任何一方面，都以經濟為着眼點。
它認為人君當以政令的督禁，謀求人民的根本利益，辦法則是以重農政策為中心，輔以節用、輸财、濟困諸端。
人民必須享有充裕的衣食，但私人的财産不能積聚過多，以緻貧富懸殊而發生危機，因此它主張将工商大利收歸國有。
人民的道德也須以經濟做基礎，它最為後世所傳誦的兩句話是：“倉廪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
”晏子的主要的論點，在于杜絕大國的淫侈，如何使其富而不侈，庶而不淫。
其中除了貶抑孔子的地方，大體與儒家學說并無相違背之處。
三晉的法家思想，着重在政治方面，即如何鞏固政府的地位，加強君主的權力等。
晉在春秋初年，便有實行軍國主義的趨勢，到三家分晉後，魏國更首先變法，成為戰國時代第一個軍國主義國家。
因此三晉的法家最多，秦國的富強，幾乎全仗三晉法家之力。
晉在春秋時，和秦國曆代聯姻，同時兩國鄰近，也許風俗有若幹相同之處。
到戰國，三晉習染中土的奢侈，漸漸衰弱，而秦國反以新興之國，利用三晉的法家，緻國家于富強。
三晉法家，又可分為三派：一派重“術”，即以權謀操縱臣下，暗别忠奸，加以莫測的賞罰，使臣下悚懼，不敢為非。
這一派可以與商鞅同時的韓相申不害為代表，他本是鄭的“賤臣”，韓昭侯（前358～前333）用之為相，内修政教外應諸侯者十九年。
他著有《申子》二篇，久已亡佚，他的治術僅見于《韓非子》的間接叙述。
一派重“法”，主張厘定法條，以嚴刑重賞為手段，促其徹底實行。
戰國初期的李克和中期的商鞅，都是這派的代表人物。
李克曾相魏文侯，商鞅曾相秦孝公，使魏秦蔚為霸國。
李克著有《李子》三十二篇，今已不傳。
商鞅有《商君書》二十四篇傳世，但不是他本人的手筆。
另一派重“勢”，特别強調勢位于君主之重要，認為君主隻要掌握政府的權威，即可号令人民，莫敢不從。
這派代表人物是趙人慎到，他與孟子同時，曾著《十二論》，但失傳已久，今本《慎子》，則是僞書。
集三派大成的人物是戰國末年的韓非，他的學說，以勢為體，以法術為用，更吸收道家的“無為”，構成法家思想最完備的系統。
（二）韓非的學說 韓非是韓國公子，口吃而善著書，他和李斯俱受業于荀子。
他鑒于韓國的衰弱，曾屢次上書勸韓王振作，未被采納，因此退而著書，力攻時弊。
後來他的書被秦王政看到，激賞之餘，以武力逼迫韓國把他交出。
韓送他入秦，但不久秦王政因聽信李斯的讒言，把他下獄，終于自殺于獄中，這是前233年的事。
今存《韓非子》五十五篇，其中可能有後人增補的地方，但大體可信是他的作品。
法家論政，總是站在君主的一邊，即使有時顧及人民，也是為君主打算，這是法家思想與其他諸家思想的基本不同之處。
韓非的學說，便是告訴君主們如何使用法術和權勢，來統治其國家和人民。
對于儒家的政治學說，則極盡攻擊的能事。
他反對儒家的賢人政治，因為世上的賢人太少了。
他認為君主隻要威權在手，中材之主便可以為冶；即使桀纣一類的暴主，隻要有權，臣民也得效忠，而不容違抗或批評。
總之，君主是絕對的統治者，無論他的行為如何，臣民是必須服從的。
他反對儒家愛民的理論，君主的愛民，無非想借此取得人民的擁戴，但政府的基礎若是建立在人民的擁戴上，則是非常危險的事。
君主的愛民，不可能如父母的愛子女；即令能夠，也不可靠。
世上盡多違叛父母的子女，假若人民一旦對君主不願擁護，又怎麼辦？因此他認為隻有用嚴刑峻法，才可以使人民不敢不忠，不敢為非。
法不但要嚴，還得周密，使歹人無所逃避。
能如此，雖小人也可以有君子之行；不然，雖君子也會生小人之心。
所以法也就是人民道德和教育的标準，他說：“明主之國，無書簡之文，以法為教；無先王之語，以吏為師。
”為君主的，隻要嚴格信守着一套完密的法，使它不遭受破壞，便可以垂拱而治。
此外，他認為“儒以文亂法，俠以武犯禁”，這兩種人是國家之蠹，必須加以鏟除。
由此申論，一切不便于法令推行的名譽德行，也都是不足取的。
他認為君主所最需要的人民是兵和農，他們是富強的資本，國家必須對他們加以獎勵優待，使他們戮力于農戰，以達到“無事則國富，有事則兵強”的目标。
獎勵兵農的先決條件，必須首先除去遊食坐談之士，因為他們的存在，會妨礙兵農的振作。
凡是不躬親兵農的人，無論所談的是什麼，都是有害的。
君臣之間，他認為絕無仁愛信義存在，為臣的處心積慮觊觎君主的權位，為君的則處心積慮保持自己的權位，因此他主張君主要用術來控馭臣下。
其要點是明察臣下的奸惡，削減私門的權勢。
要察臣下之奸，必須使明無所蔽，凡為君主者，萬不可對臣下私寵偏聽，因為這是奸臣培養勢力的良機。
所以，君主消極的應無所信任，不給臣下窺伺逢迎的機會；積極的應一切獨斷于心，不給臣下弄權竊勢的機會。
能夠如此，臣下便會成為招之即來揮之即去的仆役，一切惟君主的意思是從了。
秦在列國中，是惟一長期而徹底實行法家學說的國家，它把效率看得重于人道，一切以富強為目标。
因此國力能夠高度集中，高度發揮，終能并吞六國，統一“天下”；但正因漫無節制的使用國力，又迅速的使它走上滅亡之途。
六、陰陽家 （一）陰陽家的興起 中國古代，本是最重巫蔔的，殷商的君主，幾乎無事不蔔，周朝的史官，也是以蔔為最重要的職掌。
到春秋戰國，人們的理性大為發達，開始懷疑神鬼的存在，因而蔔事大廢，一切的神怪說法，也開始為學者所摒棄。
但到戰國末年，迷信的氣氛，又籠罩思想界。
這種迷信思想的發源地是齊國，它的民間迷信和哲學化的迷信，漸漸散播至整個中國，傳布這兩類迷信的便是方士和陰陽家。
前面已經說過，陰陽家的興起與齊國的特殊地理環境有關，此外，也受了當時社會環境與政治局面的影響。
戰國末年，社會的變動越演越烈，富可以驟然變窮，強可以迅速轉弱，暗示着人類社會在按照一個循環的規律進行着。
兩三百年的戰亂局面，久已使人心對當前的時局感到絕望，在絕望之餘，隻有期待将來盛世的到臨，陰陽家的學說，便借這種心理環境普遍的散布開來。
陰陽家的代表人物鄒衍，是齊國人，舊史記載他的時代有若幹謬誤，但可确信他是戰國晚期的人。
他曾為燕昭王師，昭王對之極為景仰，為他築碣石宮，執弟子之禮而受業。
其後又曾為趙公子平原君的門客，據此，他可能死于長平之戰以後。
（二）鄒衍的學說 鄒衍的著作都已亡佚，他的學說見于他人的著作而留傳于今的有二，就是“大九州說”和“五德終始說”。
鄒衍以前的學者，想象世界是一塊大陸，四圍是海，海盡處與天相接。
儒家所說的“中國”（當時列國的總和），幾乎就是大陸的全部，相傳夏禹時曾劃分為九州。
鄒衍則認為禹的九州并不就是“天下”，隻是天下許多州的一州，名叫“赤縣神州”。
赤縣神州以外，另有九州，每州各有海環繞之，各州的面積也遠較赤縣神州為大。
禹的九州也就是儒家所謂的中國，隻占全天下的八十二分之一而已。
這就是大九州說，這種說法，無疑把前人想象中的世界的空間擴大了許多。
五德終始說起源于鄒衍以前儒家的五行說。
五行是構成萬物的五種原素，即金、木、水、火、土。
當時的儒者，又認為一年之中，五行勢力輪流當盛，例如春時“盛德在木”，夏時“盛德在火”等。
人事應與五行的運轉相配合，因此為君王者，于一年中的某個季節便有應做與不應做的事，例如仲春應行慶施惠，不應出兵等。
五行論是誰創的，不得而知；荀子認為子思、孟子所造作，大概不确。
鄒衍又把五行論加以推廣，認為自天地剖判以來，人類的曆史便為五行的勢力（即五德）所輪流支配。
在甲德輪值之時，人事上便有代表甲德的甲朝興起，它的服色、制度以及政治精神，必須和甲德相配，例如周為火德，色尚赤等。
到甲德既衰，乙德繼之而盛；人事上則有乙朝興起，取甲朝而代之。
在兩德相交替之際，照例要有祥征出現。
戰國末年，五德終始說已成為當時思潮的主流，并且作了當時列國諸王代周而興統一天下的理論根據。
同時談這種學說的人，更混迹于儒家之中，許多方士和五行論者，竟都儒服儒冠。
到漢朝，儒學中滲入大量的陰陽學，造成一個儒學其名陰陽學其實的學派，在兩漢的政治社會上，大大的發揮了威力。
甚至其後中國的一切信仰和方技，都多少受這種學說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