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春秋戰國時代的學術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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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即《道德經》）一書，便是他隐去時路過函谷關為關令尹喜寫的。
《老子》一書是否老聃所著，曾有許多人懷疑過。
因為書中有許多話，顯然不像春秋時代人所說的。
例如“六親不合有孝慈”、“民多利器，國家滋昏”等一類激烈的話，不大合春秋時代的思想。
書中所表現的社會背景如“萬乘之國”、“取天下”一類的話，以及書中所說的制度，如“偏将軍”、“上将軍”等，都非春秋時代所有。
孔子是最喜稱美古代和當代賢人的，但《論語》中卻沒有一句提到老聃。
墨子、孟子都喜歡攻擊反對派，像書中“絕聖棄知”、“絕仁棄義”一類的話，和儒墨思想都根本不相容，但墨子、孟子卻對老子毫無批評。
因此有人不相信《老子》是春秋時代老聃的作品，認為可能出于戰國時代，但也許有一部分思想是承襲老聃的。
老學在戰國末期尚不甚風行，到西漢初期，才風靡一世。
《老子》一書，雖然隻有五千字，但其涵義之富和影響之大，都非同小可。
它對人生、文明、政治、宗教等問題，都有特殊的看法。
老子授經圖，任頤繪。
老子見周将亂，乘青牛西出函谷關，關令尹喜請其著書，遂得《道德經》五千言。
圖中所繪為尹喜拜見老子的場面。
《老子》認為世上萬事萬物的進行，其所遵循的法則是“物極必反”和“禍福相倚”。
凡是事物在某一方面發展到極緻之時，也就是它走向相反方向的開始；因此，禍與福在輪流的變換着。
一個人要想免禍，必須不要把福發展到極緻，所以它教人謙卑遜讓，知足寡欲。
它認為文明是人類痛苦和罪惡的源泉。
因為世上許多貪殘詐僞的行為，每由智慧和知識而來。
人類的智慧越高，知識越富，則其苦痛和罪惡也就越多越大。
因此，它主張廢棄知識和文字，以塞其源。
一切由文明所産生的享受，也都在摒棄之列。
“物極必反”的法則，在人事的任何方面，都無例外。
政治社會的各種制度的運用，也往往會發生與原來目的相反的結果。
法令本在防盜賊，但因“法令滋彰”，反而“盜賊多有”。
治天下者本欲有為，而結果反常不足有為。
因此聖人治天下，法令仁義，皆應排除，以塞其亂源。
即令有所制作，也不可讓其發展到極點，而緻産生反面的結果。
在政治方面，《老子》主張小國寡民，認為政治統治者應當一切聽人民自便，不加幹涉。
它認為最好的政府，僅是讓人民知道它的存在就算了，一切不必過問。
它說：“太上下知有之，其次親之譽之，其次畏之，其次悔之。
”這種不幹涉政策，便是“無為”；它認為惟有“無為”，才能“無不為”。
對宗教方面，它已否定上帝的存在，認為宇宙并沒有什麼主宰，隻是循着一定的法則運行，自然而然而已。
（二）莊子 莊子的事迹和老子一樣缺略，隻知道他名周，宋國蒙（今河南商丘市東北）人，與梁惠王、齊宣王同時。
他不樂仕進，僅在蒙做漆園吏。
楚威王曾聘他為相，被他謝絕。
莊周的作品，有《莊子》一書流傳，它不特是哲學名著，也是文學傑作。
他的思想，淵源于老子，對于人生和政治社會的看法，大體上都與老子相同，不過把老子的思想，作更精微的闡發而已。
莊子，選自《曆代名臣像解》。
道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一生寂寞，所留《莊子》多采用寓言故事，想象瑰麗絕倫，文章恣肆汪洋、飄逸絕塵，魯迅譽之“汪洋辟阖，儀态萬方，晚周諸子之作，莫能先也”。
莊子的避世思想，較老子更為明顯。
他認為世界是循着一個固定的自然律在流轉變遷，萬事萬物在變動的巨流中，無所謂是非和貴賤。
人和其他萬物一樣，由生以至于老死，都是自然的演變。
要想獲得至安至樂之生，便非順乎自然，破除拘執不可。
也就是說，應當超脫世界上一切欲望的束縛和情感的萦擾，把自身與天地萬物合為一體，破除我與非我的界限，而達到絕對的自由平等。
惟有這樣才能得到最大的安适，具有這種修養的便是“至人”。
準此而論，一切的政治制度，社會禮俗，都是一種束縛，都沒有價值。
所以莊子的政治思想，也是以“無為”為歸宿的。
四、墨家（墨子） （一）墨子的身世和墨家的組織 墨子名翟，魯人，其生卒年代，均無法确考。
大緻說來，他的誕生約與孔子的死相連接。
他的一生行事，流傳于今者也甚少。
他似乎以在宋居住的時間為最多，也許他的先世是殷遺民，但其門閥無考，可能是當時的“賤人”。
［一說墨氏即墨夷氏，宋公子目夷之後。
見傅孟真《性命古訓辨證》第七章（載《傅孟真先生集》第三冊）］他的職業，也很奇特，非農非商，而是一位善制器械的巧匠。
據說，他少時在魯曾習儒者之業，從墨學的内容看，他顯然曾受過儒家的熏陶。
戰國時代的儒家，已經自成一種組織，有着自己的法度守則。
墨家組織的嚴密可能受儒家的影響，但墨子對儒家的攻擊卻不遺餘力。
戰國時，儒家所講究的禮樂，演變成隻重形式而全無精神，有時竟像是詐僞。
墨子的反儒，自然是對這種儒家教育不滿的結果，但他反儒的工具，卻得自儒家。
《墨子》，明正統道藏本。
墨子在魯時，常與儒者相辯難，并曾受過魯君的召問。
但他的學說，在魯國沒有發生影響，這當是他去魯的原因。
他去魯後，曾到過宋、衛、齊等國，晚年曾到過楚，他一生可能以布衣而終。
他的學說，最初盛行于楚，到孟子時，已到“其言盈天下”的地步。
墨家是一個永久性的組織，它的業務是傳授技術，以及受貴族的祿養，為他們守城等。
所以墨家講求守禦技術，并擅長制造守禦器械。
但他們為人守城，隻是為抵禦侵略，決不向人進攻，這是他們的信條。
有時為援救弱小，也可以自動為人守城。
例如前445年，另一位魯國的巧匠公輸般為楚國造雲梯以攻宋，墨子一面命他的徒衆在宋布防，一面親自日夜跋涉赴楚，勸楚罷兵。
墨家的領袖稱為“钜子”，钜子在整個團體中，具有絕對權威，他的意志便是全體的意志，徒衆須絕對服從。
墨子是第一任钜子，他有門徒三百人，據說他的命令可以使他們“赴湯蹈火，死不旋踵”。
墨家本身并有它的特殊法律，由钜子執行，決不寬縱。
其條例大都不傳，現在僅知道有“殺人者死，傷人者刑”的規定。
墨子雖可能是“賤人”，但他的學問的淵博，實不亞于任何士大夫。
他的“有教無類”的教育宗旨，較儒家更為徹底，所以他的門徒中，有許多工匠和下層社會中人。
墨家雖有濃厚的宗教氣氛，但墨子自身實是一個學問之士和政治思想家，并不是純粹的宗教家。
從戰國直到漢初，孔墨是并稱的大師，但漢以後，墨學日漸衰微。
墨子死後，墨家沒有十分偉大的領袖像儒家的孟、荀者繼起。
前381年，墨家钜子孟勝為楚貴族陽城君守城，抗拒政府軍，結果孟勝和弟子一百八十餘人全部殉難，墨家大受打擊。
此後墨家分裂為三派，相互傾軋，因此聲勢漸衰。
另一方面，墨家的生活，過分限制其徒衆思想行動的自由和生活享受；而極端刻苦的生活，又為人情所不堪，自然無法受大衆的歡迎。
此外，墨家雖相信神鬼，但不是純粹的宗教組織，因此沒有純粹迷信的宗教具有号召力。
這些都是促成墨家衰微的原因。
（二）墨子的反儒 上面曾說過，墨子早年受儒家的教育，因不滿儒家的若幹學說，而創立反儒的理論。
但他表達思想的工具卻和儒家相同，例如他和儒者都談《詩》、《書》，都談先王堯舜，都稱美禹等。
在立義上，則有許多地方對儒家痛下針砭。
儒墨理論的不同，至少有下列十點： （一）儒者認為親親的重要，在尚賢之前；墨子則純主尚賢，認為聖王應惟賢是用，不黨父兄。
（二）儒者承認政治社會有階級之分；墨子所主張的“尚同”，則含有平等之義。
（三）儒者認為愛有等差，墨子則主張“兼愛”。
（四）儒者把戰争分為義與不義，贊成“義戰”而反對不義之戰；墨子則“非攻”，反對一切的攻戰。
（五）儒家雖反對過分的享受，但并不反對夠水準的生活；墨者則主張絕對節用，惡衣粗食。
（六）儒家主孝，連帶主張厚葬久喪；墨子則主薄葬短喪。
（七）儒者雖非自然論者，但不願談天道，對神鬼亦抱同樣态度，“敬鬼神而遠之”；墨子則把自己的理想托為“天志”，确信有鬼神。
（八）儒者提倡音樂，僅反對其低劣者，墨子則主張禁絕所有的音樂。
（九）儒家是宿命論者，雖然平時不談“命”，但失敗時則好委之于命，墨子則“非命”。
（十）儒者卑視手藝，認為是“小人”之事；墨子則是機械巧匠，并利用機械實行其理想。
從上列各點看，墨與儒确有許多差異。
但從另一觀點看，墨儒之别，隻是程度的問題，基本精神上仍有相通之處。
例如，兩者都主張尚賢，隻是儒者認為應在親親之後，兩者都主張愛人，隻是儒者認為愛應有等差。
但是持中論者與極端論者在精神上屬于兩種類型，因此相争每每最烈。
有時兩個絕對相反的極端論，在精神上反有較多的共鳴，孟子的視楊墨同為邪說，便是一例。
（三）墨子的思想 墨子是我國古代思想家中第一位對舊有文明的缺失明白指出的人，他有《墨子》一書傳世，文體用演說體，是中國古代著作惟一用這種體裁寫成的。
他認為舊有文明有許多不合理和自相矛盾之處，例如殺人者死，而戰争則為人歌頌，竊珠玉雞犬者為盜賊，而奪人城池國家者則為功臣。
此外對于貧富不均，政治世襲以及虛飾浪費等現象，均表不滿。
因此他認為社會要通盤改造，以建立社會的新秩序。
下面便是他的新方案的重要内容。
墨子認為世上一切道德禮俗和制度的設立，應有一個目标，那就是為求“天下之大利”，而非謀少數階級或一國的私利。
所謂“大利”，即是使天下人均能豐衣足食，結婚生子。
為達到此目标，所有的人均應過最低限度的生活；任何享受，均為掠奪。
因此他主張節用，凡日常所需，無論飲食、衣服、宮室、器用，都必須加以節制。
此外，如厚葬、久喪以及音樂的演奏，都與節用的原則不合，所以他也堅決反對。
戰争在墨子看來，是達到“天下大利”目标的主要障礙，因此他反對戰争。
他随時随地闡述戰争的“不利”，他認為戰争多半由于侵略者認為戰争有利而起，所以他要首先破除這種錯誤的估計。
此外他認為攻伐有時起于好名，事實上武力侵略者是惡性最大的盜賊，其不仁與罪惡甚于攘人犬豕雞豚者。
為了對抗侵略，維護和平，他更講求自衛自存之術。
有時他更身率弟子，援助被侵的國家，以防止戰禍的發生。
墨子認為世上的一切禍亂，起于人與人的沖突，推究其根本原因，則在于人類之自私而不能相愛。
所以他主張“兼愛”，要人捐棄成見，愛人如己，不因親
《老子》一書是否老聃所著，曾有許多人懷疑過。
因為書中有許多話，顯然不像春秋時代人所說的。
例如“六親不合有孝慈”、“民多利器，國家滋昏”等一類激烈的話，不大合春秋時代的思想。
書中所表現的社會背景如“萬乘之國”、“取天下”一類的話，以及書中所說的制度，如“偏将軍”、“上将軍”等，都非春秋時代所有。
孔子是最喜稱美古代和當代賢人的，但《論語》中卻沒有一句提到老聃。
墨子、孟子都喜歡攻擊反對派，像書中“絕聖棄知”、“絕仁棄義”一類的話，和儒墨思想都根本不相容，但墨子、孟子卻對老子毫無批評。
因此有人不相信《老子》是春秋時代老聃的作品，認為可能出于戰國時代，但也許有一部分思想是承襲老聃的。
老學在戰國末期尚不甚風行，到西漢初期，才風靡一世。
《老子》一書，雖然隻有五千字，但其涵義之富和影響之大，都非同小可。
它對人生、文明、政治、宗教等問題，都有特殊的看法。
老子授經圖，任頤繪。
老子見周将亂，乘青牛西出函谷關，關令尹喜請其著書，遂得《道德經》五千言。
圖中所繪為尹喜拜見老子的場面。
《老子》認為世上萬事萬物的進行，其所遵循的法則是“物極必反”和“禍福相倚”。
凡是事物在某一方面發展到極緻之時，也就是它走向相反方向的開始；因此，禍與福在輪流的變換着。
一個人要想免禍，必須不要把福發展到極緻，所以它教人謙卑遜讓，知足寡欲。
它認為文明是人類痛苦和罪惡的源泉。
因為世上許多貪殘詐僞的行為，每由智慧和知識而來。
人類的智慧越高，知識越富，則其苦痛和罪惡也就越多越大。
因此，它主張廢棄知識和文字，以塞其源。
一切由文明所産生的享受，也都在摒棄之列。
“物極必反”的法則，在人事的任何方面，都無例外。
政治社會的各種制度的運用，也往往會發生與原來目的相反的結果。
法令本在防盜賊，但因“法令滋彰”，反而“盜賊多有”。
治天下者本欲有為，而結果反常不足有為。
因此聖人治天下，法令仁義，皆應排除，以塞其亂源。
即令有所制作，也不可讓其發展到極點，而緻産生反面的結果。
在政治方面，《老子》主張小國寡民，認為政治統治者應當一切聽人民自便，不加幹涉。
它認為最好的政府，僅是讓人民知道它的存在就算了，一切不必過問。
它說：“太上下知有之，其次親之譽之，其次畏之，其次悔之。
”這種不幹涉政策，便是“無為”；它認為惟有“無為”，才能“無不為”。
對宗教方面，它已否定上帝的存在，認為宇宙并沒有什麼主宰，隻是循着一定的法則運行，自然而然而已。
（二）莊子 莊子的事迹和老子一樣缺略，隻知道他名周，宋國蒙（今河南商丘市東北）人，與梁惠王、齊宣王同時。
他不樂仕進，僅在蒙做漆園吏。
楚威王曾聘他為相，被他謝絕。
莊周的作品，有《莊子》一書流傳，它不特是哲學名著，也是文學傑作。
他的思想，淵源于老子，對于人生和政治社會的看法，大體上都與老子相同，不過把老子的思想，作更精微的闡發而已。
莊子，選自《曆代名臣像解》。
道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一生寂寞，所留《莊子》多采用寓言故事，想象瑰麗絕倫，文章恣肆汪洋、飄逸絕塵，魯迅譽之“汪洋辟阖，儀态萬方，晚周諸子之作，莫能先也”。
莊子的避世思想，較老子更為明顯。
他認為世界是循着一個固定的自然律在流轉變遷，萬事萬物在變動的巨流中，無所謂是非和貴賤。
人和其他萬物一樣，由生以至于老死，都是自然的演變。
要想獲得至安至樂之生，便非順乎自然，破除拘執不可。
也就是說，應當超脫世界上一切欲望的束縛和情感的萦擾，把自身與天地萬物合為一體，破除我與非我的界限，而達到絕對的自由平等。
惟有這樣才能得到最大的安适，具有這種修養的便是“至人”。
準此而論，一切的政治制度，社會禮俗，都是一種束縛，都沒有價值。
所以莊子的政治思想，也是以“無為”為歸宿的。
四、墨家（墨子） （一）墨子的身世和墨家的組織 墨子名翟，魯人，其生卒年代，均無法确考。
大緻說來，他的誕生約與孔子的死相連接。
他的一生行事，流傳于今者也甚少。
他似乎以在宋居住的時間為最多，也許他的先世是殷遺民，但其門閥無考，可能是當時的“賤人”。
［一說墨氏即墨夷氏，宋公子目夷之後。
見傅孟真《性命古訓辨證》第七章（載《傅孟真先生集》第三冊）］他的職業，也很奇特，非農非商，而是一位善制器械的巧匠。
據說，他少時在魯曾習儒者之業，從墨學的内容看，他顯然曾受過儒家的熏陶。
戰國時代的儒家，已經自成一種組織，有着自己的法度守則。
墨家組織的嚴密可能受儒家的影響，但墨子對儒家的攻擊卻不遺餘力。
戰國時，儒家所講究的禮樂，演變成隻重形式而全無精神，有時竟像是詐僞。
墨子的反儒，自然是對這種儒家教育不滿的結果，但他反儒的工具，卻得自儒家。
《墨子》，明正統道藏本。
墨子在魯時，常與儒者相辯難，并曾受過魯君的召問。
但他的學說，在魯國沒有發生影響，這當是他去魯的原因。
他去魯後，曾到過宋、衛、齊等國，晚年曾到過楚，他一生可能以布衣而終。
他的學說，最初盛行于楚，到孟子時，已到“其言盈天下”的地步。
墨家是一個永久性的組織，它的業務是傳授技術，以及受貴族的祿養，為他們守城等。
所以墨家講求守禦技術，并擅長制造守禦器械。
但他們為人守城，隻是為抵禦侵略，決不向人進攻，這是他們的信條。
有時為援救弱小，也可以自動為人守城。
例如前445年，另一位魯國的巧匠公輸般為楚國造雲梯以攻宋，墨子一面命他的徒衆在宋布防，一面親自日夜跋涉赴楚，勸楚罷兵。
墨家的領袖稱為“钜子”，钜子在整個團體中，具有絕對權威，他的意志便是全體的意志，徒衆須絕對服從。
墨子是第一任钜子，他有門徒三百人，據說他的命令可以使他們“赴湯蹈火，死不旋踵”。
墨家本身并有它的特殊法律，由钜子執行，決不寬縱。
其條例大都不傳，現在僅知道有“殺人者死，傷人者刑”的規定。
墨子雖可能是“賤人”，但他的學問的淵博，實不亞于任何士大夫。
他的“有教無類”的教育宗旨，較儒家更為徹底，所以他的門徒中，有許多工匠和下層社會中人。
墨家雖有濃厚的宗教氣氛，但墨子自身實是一個學問之士和政治思想家，并不是純粹的宗教家。
從戰國直到漢初，孔墨是并稱的大師，但漢以後，墨學日漸衰微。
墨子死後，墨家沒有十分偉大的領袖像儒家的孟、荀者繼起。
前381年，墨家钜子孟勝為楚貴族陽城君守城，抗拒政府軍，結果孟勝和弟子一百八十餘人全部殉難，墨家大受打擊。
此後墨家分裂為三派，相互傾軋，因此聲勢漸衰。
另一方面，墨家的生活，過分限制其徒衆思想行動的自由和生活享受；而極端刻苦的生活，又為人情所不堪，自然無法受大衆的歡迎。
此外，墨家雖相信神鬼，但不是純粹的宗教組織，因此沒有純粹迷信的宗教具有号召力。
這些都是促成墨家衰微的原因。
（二）墨子的反儒 上面曾說過，墨子早年受儒家的教育，因不滿儒家的若幹學說，而創立反儒的理論。
但他表達思想的工具卻和儒家相同，例如他和儒者都談《詩》、《書》，都談先王堯舜，都稱美禹等。
在立義上，則有許多地方對儒家痛下針砭。
儒墨理論的不同，至少有下列十點： （一）儒者認為親親的重要，在尚賢之前；墨子則純主尚賢，認為聖王應惟賢是用，不黨父兄。
（二）儒者承認政治社會有階級之分；墨子所主張的“尚同”，則含有平等之義。
（三）儒者認為愛有等差，墨子則主張“兼愛”。
（四）儒者把戰争分為義與不義，贊成“義戰”而反對不義之戰；墨子則“非攻”，反對一切的攻戰。
（五）儒家雖反對過分的享受，但并不反對夠水準的生活；墨者則主張絕對節用，惡衣粗食。
（六）儒家主孝，連帶主張厚葬久喪；墨子則主薄葬短喪。
（七）儒者雖非自然論者，但不願談天道，對神鬼亦抱同樣态度，“敬鬼神而遠之”；墨子則把自己的理想托為“天志”，确信有鬼神。
（八）儒者提倡音樂，僅反對其低劣者，墨子則主張禁絕所有的音樂。
（九）儒家是宿命論者，雖然平時不談“命”，但失敗時則好委之于命，墨子則“非命”。
（十）儒者卑視手藝，認為是“小人”之事；墨子則是機械巧匠，并利用機械實行其理想。
從上列各點看，墨與儒确有許多差異。
但從另一觀點看，墨儒之别，隻是程度的問題，基本精神上仍有相通之處。
例如，兩者都主張尚賢，隻是儒者認為應在親親之後，兩者都主張愛人，隻是儒者認為愛應有等差。
但是持中論者與極端論者在精神上屬于兩種類型，因此相争每每最烈。
有時兩個絕對相反的極端論，在精神上反有較多的共鳴，孟子的視楊墨同為邪說，便是一例。
（三）墨子的思想 墨子是我國古代思想家中第一位對舊有文明的缺失明白指出的人，他有《墨子》一書傳世，文體用演說體，是中國古代著作惟一用這種體裁寫成的。
他認為舊有文明有許多不合理和自相矛盾之處，例如殺人者死，而戰争則為人歌頌，竊珠玉雞犬者為盜賊，而奪人城池國家者則為功臣。
此外對于貧富不均，政治世襲以及虛飾浪費等現象，均表不滿。
因此他認為社會要通盤改造，以建立社會的新秩序。
下面便是他的新方案的重要内容。
墨子認為世上一切道德禮俗和制度的設立，應有一個目标，那就是為求“天下之大利”，而非謀少數階級或一國的私利。
所謂“大利”，即是使天下人均能豐衣足食，結婚生子。
為達到此目标，所有的人均應過最低限度的生活；任何享受，均為掠奪。
因此他主張節用，凡日常所需，無論飲食、衣服、宮室、器用，都必須加以節制。
此外，如厚葬、久喪以及音樂的演奏，都與節用的原則不合，所以他也堅決反對。
戰争在墨子看來，是達到“天下大利”目标的主要障礙，因此他反對戰争。
他随時随地闡述戰争的“不利”，他認為戰争多半由于侵略者認為戰争有利而起，所以他要首先破除這種錯誤的估計。
此外他認為攻伐有時起于好名，事實上武力侵略者是惡性最大的盜賊，其不仁與罪惡甚于攘人犬豕雞豚者。
為了對抗侵略，維護和平，他更講求自衛自存之術。
有時他更身率弟子，援助被侵的國家，以防止戰禍的發生。
墨子認為世上的一切禍亂，起于人與人的沖突，推究其根本原因，則在于人類之自私而不能相愛。
所以他主張“兼愛”，要人捐棄成見，愛人如己，不因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