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春秋戰國時代的學術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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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理想，作者已不可考，其成書年代在戰國中期以後。
《禮記》則是孔子信徒追述孔子生前言行的書，也是在西漢成書的。
所以後兩部書與孔子當時所授的禮，并沒有什麼關系。
《詩》是民間歌謠和貴族廟堂詩歌的荟集，它的時代大緻包括西周初年到春秋中期的五百年（前1100～前600）。
據說古代所采集的詩共三千多篇，被孔子删去十分之九，隻剩三百篇，便是今本的《詩經》。
這個說法頗有可疑之處，因為孔子本人對古代遺留的典籍，常有“文獻不足”之歎，卻把詩删去十分之九，言行上未免矛盾。
假如他真個删詩的話，何以他所最厭惡的“鄭聲”（鄭國的歌謠）卻不删去？ 《詩》三百篇在春秋時代是有其實用性的，貴族的交際辭令，要引《詩》為裝飾，朝廷宴享外賓時，照例擇《詩》中的一首或一節命樂工歌誦，以為歡迎詞，賓客也照樣回敬；主賓間的情感願望，也多借詩句表達。
因此孔子曾說：“不學詩，無以言。
”孔子所教的《詩》，自然仍着重其從政和識人論世的實用價值，但也以《詩》為人格修養之用。
他對詩有道德上的要求，教人以學《詩》達到“思無邪”的境地。
此外，他并教人從《詩》中得到啟發，以體會人生的道理。
宋刻本《詩經》書影，中國國家圖書館藏。
詩和樂在當時是不可分的，《詩》三百篇都有樂章，是當時的正宗音樂，同時是貴族教育的重要課程。
孔子本身便是個音樂家，自然也連帶着教授弟子。
他講音樂特别注重音樂的感化力，他确信音樂不但可以陶冶個人的性靈，而且可以改變社會的品質。
為盡量發揮音樂的道德功用，他主張禁絕低劣的音樂。
當時鄭國的音樂最為淫蕩，所以他倡議“放鄭聲”。
他晚年曾将三百篇的舊曲加以修訂，這是他平生引為得意的事。
他說：“吾自衛返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
”雖然他對于樂有一番制作，對于《詩》，則沒有真的去“放鄭聲”。
《書》大部為西周的檔案，其内容包括戰争時的誓師詞，周王封立國君時的冊命詞，周王對臣下的告谕，以及王室大典的紀錄等；另一小部為追記唐、虞、夏、商的故事和語言。
西周的各篇是否由周室傳流下來，頗有疑問，因為西周的播遷非常倉促，臨時不大可能攜出那麼繁重的簡冊。
因此，有人認為西周諸篇可能是魯國所存的“副本”，因為其中有許多篇是關涉到周公的。
［參看屈萬裡《尚書釋義》“叙論”］舊史說孔子時《書》有一百餘篇，孔子并曾加以編次。
《書》和《詩》同是孔門教本，但《詩》在孔子以前，傳誦者已甚多，《書》則從孔子開始，才被普遍應用為教本。
孔子把舊有的檔案加以編次取舍，以适合作教本之用，自然是可能的事。
今本《尚書》五十八篇，據清人考證其中出自僞造者達二十五篇。
真的三十三篇中，其時代也有很晚的，如叙述唐、虞、夏、商事迹的各篇中，有若幹篇的時代當在孔子之後。
所以孔子所授的《書》，與今本《尚書》的内容，其差别是很大的。
《易》不是孔門課本，與孔子似乎也沒有多大關系。
今本《易》的内容，包括《卦》、《爻辭》、《象傳》三部分。
《卦》據說為伏羲氏所畫，而由周文王加以推演，這是不可靠的。
《爻辭》據說是孔子以前魯太史所作。
《象傳》中的“系辭傳”據說是孔子所作，也不可信；《象傳》之成，似乎遠在孔子之後。
總之，《易》是一本累積而成的書，不是一人一時所完成的。
《易》的内容是有關蔔筮的知識，但從《論語》看，孔子是連“禱”都不肯為的，何況蔔筮？因此近人以為《易》是齊國陰陽家之學，與儒術本不相幹。
到戰國末年，儒生和術士合流，《易》才和儒家發生關系。
［參看傅孟真《中國古代文學史講義》（九）儒林（載《傅孟真先生集》第二冊）］ 《春秋》本是魯國史官對時事流水賬式的記錄的總名，這類曆史記錄，各國都有，而以魯國的最久最完全。
《春秋》的文體非常特殊，字句簡練，但記事并不完全依事直叙，有時以曲折委婉的筆法來表達，并暗含着褒貶之義。
這或者因為當時寫書的材料尚很缺乏，或者因為忌諱，才産生這麼一種文體。
這類史記在當時的貴族社會中，可能兼作倫理教育之用。
據說孔子以這種筆法，把魯史記隐公元年（前722）到哀公十四年（前481）的一段加以修訂，而成為現在的《春秋經》。
《春秋》也不是孔門的課目，但這部書的思想源泉卻與孔子大有關系，因為其中含有濃厚的“正名”思想。
從曆史的眼光看《春秋》，誠然是一部後人所謂的“斷爛朝報”，但從倫理原則上看，卻是一部完整的著作。
（五）戰國時代的儒家 春秋末年，儒仍然是一種職業階級而不是學派，而且當時也沒有其他獨樹一幟的學派。
到戰國，墨家與法家興起，開始與儒家抗衡，儒家才自成一學派。
但墨法兩家都與儒家有着淵源關系，墨家的創始者墨翟，最初曾“學儒者之業，受孔子之術”；而初期法家的代表人物如李克、吳起等，又都是孔子的再傳弟子。
孔子在生前已負盛名，又因其弟子多是名流，經他們的宣揚，孔子身後的聲名也就更加提高。
戰國時，孔子已奠定“聖人”的地位；而在這個時期儒家又有兩位代表人物繼起，就是孟子和荀子。
孔子以後的儒學，因他們的闡發而更形光大。
孟子名轲，字子輿，鄒（今山東鄒城市）人。
他大緻與魏的惠王、襄王，齊的威王、宣王同時，至于他的生卒年代，則說法不一，一說他生于前385年，卒于前303年或前302年。
他是孔子孫伋（子思）的再傳弟子，一生遊曆宋、薛、滕、魯、魏、齊等國，曾仕齊宣王為卿，緻祿萬鐘。
但不久去齊，此後即不再出仕，他死時已有八十餘歲。
孟子的思想，具見于現存的《孟子》七篇中，這本書可能是孟子的弟子編纂而成的。
《孟子》不如孔學的博大精深，但思想則較孔子為激進，這自然是時代使然。
他的最大貢獻，是有關人格教育的學說，其原理雖大緻本于孔子的學說，但更加完密而有系統。
現在分别說明孟子的政治和教育的思想理論。
孟子的政治原理，大體承襲孔子，主張所謂“仁政”，也就是把“不忍人之心”擴充到政治精神中去。
他以為政治的最高理想，在謀全人類的幸福。
因此他對天子的世襲制度，表示懷疑，認為天子必須是德智雙全的聖人，不應世襲，而應禅位于後聖。
他對貴族階級的地位及若幹特權是承認的，但同時又認為政府存在的惟一理由是保障人民的利益。
君主的臨民，以愛護人民為條件，并非具有絕對的權威；殘虐人民的君主，人民得起而誅之。
這是他的“民貴君輕”理論的大要。
他有幾句有關政治的名言：“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君視臣如草芥，則臣視君如寇仇”，這種見解是孟子以前的儒家所沒有的。
孟子在政治措施中，最注重“養民”，他曾立有改善民生的具體方案。
此外，他堅決反對君主的厚斂和好戰，這可反映出孟子時代的世局。
孟子政治思想中的“仁政”，本于“仁心”，對此他有一套有系統的理論，即所謂“性善說”。
他認為人性本善，因為人性隐藏着四種與生俱來的特性，那就是仁、義、禮、智的趨勢，他稱之為“四端”，也就是恻隐之心（仁之端）、羞惡之心（義之端）、是非之心（智之端）和辭讓之心（禮之端）。
人之有四端，也就是“人之所以異于禽獸”的地方，因此應該對這些特性加以發展。
以全力發展此四端，便是“盡性”；盡性的修養積之既久，便養成一種“至大至剛，塞于天地之間”的浩然之氣。
凡具有浩然之氣的人，便是“富貴不淫，貧賤不移，威武不屈”的“大丈夫”，而“大丈夫”也就是人生的最高目标。
孟子之時，楊朱和墨翟的學說最為盛行，據孟子說，當時“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
而他的責任則是“拒楊墨”。
孟子對他們的學說的攻擊重點，是墨的“兼愛”和楊的“為我”。
墨子的事迹和學說将在後面詳述，楊朱的事迹無傳，從戰國人的稱引中，知道他大約是孟子的前輩。
他的“為我”和墨子的“兼愛”恰巧相反，兼愛是對世人一視同仁的愛，為我的思想則認為人生的最高目的，在乎求各自的舒适生活，不損己以利人，也不損人以利己。
孟子對他們的批評是：“墨子兼愛，是無父也；楊子為我，是無君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
”無論孟子對楊墨的批評是否公允，但他對儒學的光大，确有一番功勞。
戰國時代儒家的另一代表人物荀子，名況，趙國人。
他的時代，較孟子稍後。
他少年遊學于齊，齊湣王時他去齊赴楚，為蘭陵令。
齊襄王時，又曾返齊國。
此外，他并遊秦、趙等國，在趙仕為上卿。
他奔走列國，自壯而老，并未能行其道。
他死後大約二三十年，秦國便統一“天下”。
從現存的《荀子》一書看，荀子的思想嚴格而有系統，他與孟子同為孔子的崇拜者，同樣主張省刑罰、薄賦斂、息戰争的王政。
他的學說所不同于前儒的，大緻有兩方面：一是主張性惡，一是把法家思想注入儒學中。
荀子曾說過：“人之性惡，其善者僞也。
”大意說，人生下來便具有若幹惡性，諸如好利嫉妒之心，和耳目聲色之欲等，如果順性發展，則争奪殘賊淫亂等惡行便會随之而起；必須加以後天人工的節制和教育（僞是人為之意），才可以使之向善。
所以荀子教育學說的重點，全在用外在的功夫來克服人性的弱點。
荀子主張以“禮”來節制人的惡性，使其不能自由發展，但禮的最後目的則是養民，使人民生活改善。
雖然他對于禮的涵義或内容，沒有明确的說明，但他認為禮必須具有“别”的功能，要使貴賤長幼、貧富輕重先有等差，然後确定每人的權利和義務。
權利義務既經确定，可以各安其分，社會自然安甯。
至于等級的區别，則全視個人的賢能與否而定。
國君是一國之最賢能者，并有其重要任務，因此應當被尊重。
荀子的理論，顯然與法家有接近之處，因為禮和法并無十分明确的界限，廣義的政治制度，既可稱為禮，也可稱為法；而且兩者同是一種對個人的外來箝制，不容選擇和懷疑。
因此他的性惡說和禮憲說，配合着當時的世局，漸而演變成戰國末年的法家之學。
換句話說，法家思想因吸收了荀子的理論，而更加充實完備。
他的弟子韓非，便是法家的集大成的人物；佐助秦始皇推行法家政策的李斯，也是他的弟子。
三、道家 （一）老子 老子是先秦思想家中的神秘人物，他的事迹已無法确考。
據舊史說，他是楚國苦縣（今河南鹿邑縣東）人，姓李名耳，字聃，作過周室的史官。
他與孔子同時，但年輩較長，孔子且曾向他請教過禮的問題。
他後來見周室日衰，便辭官隐去，不知所終。
現存五千字的《老
《禮記》則是孔子信徒追述孔子生前言行的書，也是在西漢成書的。
所以後兩部書與孔子當時所授的禮，并沒有什麼關系。
《詩》是民間歌謠和貴族廟堂詩歌的荟集，它的時代大緻包括西周初年到春秋中期的五百年（前1100～前600）。
據說古代所采集的詩共三千多篇，被孔子删去十分之九，隻剩三百篇，便是今本的《詩經》。
這個說法頗有可疑之處，因為孔子本人對古代遺留的典籍，常有“文獻不足”之歎，卻把詩删去十分之九，言行上未免矛盾。
假如他真個删詩的話，何以他所最厭惡的“鄭聲”（鄭國的歌謠）卻不删去？ 《詩》三百篇在春秋時代是有其實用性的，貴族的交際辭令，要引《詩》為裝飾，朝廷宴享外賓時，照例擇《詩》中的一首或一節命樂工歌誦，以為歡迎詞，賓客也照樣回敬；主賓間的情感願望，也多借詩句表達。
因此孔子曾說：“不學詩，無以言。
”孔子所教的《詩》，自然仍着重其從政和識人論世的實用價值，但也以《詩》為人格修養之用。
他對詩有道德上的要求，教人以學《詩》達到“思無邪”的境地。
此外，他并教人從《詩》中得到啟發，以體會人生的道理。
宋刻本《詩經》書影，中國國家圖書館藏。
詩和樂在當時是不可分的，《詩》三百篇都有樂章，是當時的正宗音樂，同時是貴族教育的重要課程。
孔子本身便是個音樂家，自然也連帶着教授弟子。
他講音樂特别注重音樂的感化力，他确信音樂不但可以陶冶個人的性靈，而且可以改變社會的品質。
為盡量發揮音樂的道德功用，他主張禁絕低劣的音樂。
當時鄭國的音樂最為淫蕩，所以他倡議“放鄭聲”。
他晚年曾将三百篇的舊曲加以修訂，這是他平生引為得意的事。
他說：“吾自衛返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
”雖然他對于樂有一番制作，對于《詩》，則沒有真的去“放鄭聲”。
《書》大部為西周的檔案，其内容包括戰争時的誓師詞，周王封立國君時的冊命詞，周王對臣下的告谕，以及王室大典的紀錄等；另一小部為追記唐、虞、夏、商的故事和語言。
西周的各篇是否由周室傳流下來，頗有疑問，因為西周的播遷非常倉促，臨時不大可能攜出那麼繁重的簡冊。
因此，有人認為西周諸篇可能是魯國所存的“副本”，因為其中有許多篇是關涉到周公的。
［參看屈萬裡《尚書釋義》“叙論”］舊史說孔子時《書》有一百餘篇，孔子并曾加以編次。
《書》和《詩》同是孔門教本，但《詩》在孔子以前，傳誦者已甚多，《書》則從孔子開始，才被普遍應用為教本。
孔子把舊有的檔案加以編次取舍，以适合作教本之用，自然是可能的事。
今本《尚書》五十八篇，據清人考證其中出自僞造者達二十五篇。
真的三十三篇中，其時代也有很晚的，如叙述唐、虞、夏、商事迹的各篇中，有若幹篇的時代當在孔子之後。
所以孔子所授的《書》，與今本《尚書》的内容，其差别是很大的。
《易》不是孔門課本，與孔子似乎也沒有多大關系。
今本《易》的内容，包括《卦》、《爻辭》、《象傳》三部分。
《卦》據說為伏羲氏所畫，而由周文王加以推演，這是不可靠的。
《爻辭》據說是孔子以前魯太史所作。
《象傳》中的“系辭傳”據說是孔子所作，也不可信；《象傳》之成，似乎遠在孔子之後。
總之，《易》是一本累積而成的書，不是一人一時所完成的。
《易》的内容是有關蔔筮的知識，但從《論語》看，孔子是連“禱”都不肯為的，何況蔔筮？因此近人以為《易》是齊國陰陽家之學，與儒術本不相幹。
到戰國末年，儒生和術士合流，《易》才和儒家發生關系。
［參看傅孟真《中國古代文學史講義》（九）儒林（載《傅孟真先生集》第二冊）］ 《春秋》本是魯國史官對時事流水賬式的記錄的總名，這類曆史記錄，各國都有，而以魯國的最久最完全。
《春秋》的文體非常特殊，字句簡練，但記事并不完全依事直叙，有時以曲折委婉的筆法來表達，并暗含着褒貶之義。
這或者因為當時寫書的材料尚很缺乏，或者因為忌諱，才産生這麼一種文體。
這類史記在當時的貴族社會中，可能兼作倫理教育之用。
據說孔子以這種筆法，把魯史記隐公元年（前722）到哀公十四年（前481）的一段加以修訂，而成為現在的《春秋經》。
《春秋》也不是孔門的課目，但這部書的思想源泉卻與孔子大有關系，因為其中含有濃厚的“正名”思想。
從曆史的眼光看《春秋》，誠然是一部後人所謂的“斷爛朝報”，但從倫理原則上看，卻是一部完整的著作。
（五）戰國時代的儒家 春秋末年，儒仍然是一種職業階級而不是學派，而且當時也沒有其他獨樹一幟的學派。
到戰國，墨家與法家興起，開始與儒家抗衡，儒家才自成一學派。
但墨法兩家都與儒家有着淵源關系，墨家的創始者墨翟，最初曾“學儒者之業，受孔子之術”；而初期法家的代表人物如李克、吳起等，又都是孔子的再傳弟子。
孔子在生前已負盛名，又因其弟子多是名流，經他們的宣揚，孔子身後的聲名也就更加提高。
戰國時，孔子已奠定“聖人”的地位；而在這個時期儒家又有兩位代表人物繼起，就是孟子和荀子。
孔子以後的儒學，因他們的闡發而更形光大。
孟子名轲，字子輿，鄒（今山東鄒城市）人。
他大緻與魏的惠王、襄王，齊的威王、宣王同時，至于他的生卒年代，則說法不一，一說他生于前385年，卒于前303年或前302年。
他是孔子孫伋（子思）的再傳弟子，一生遊曆宋、薛、滕、魯、魏、齊等國，曾仕齊宣王為卿，緻祿萬鐘。
但不久去齊，此後即不再出仕，他死時已有八十餘歲。
孟子的思想，具見于現存的《孟子》七篇中，這本書可能是孟子的弟子編纂而成的。
《孟子》不如孔學的博大精深，但思想則較孔子為激進，這自然是時代使然。
他的最大貢獻，是有關人格教育的學說，其原理雖大緻本于孔子的學說，但更加完密而有系統。
現在分别說明孟子的政治和教育的思想理論。
孟子的政治原理，大體承襲孔子，主張所謂“仁政”，也就是把“不忍人之心”擴充到政治精神中去。
他以為政治的最高理想，在謀全人類的幸福。
因此他對天子的世襲制度，表示懷疑，認為天子必須是德智雙全的聖人，不應世襲，而應禅位于後聖。
他對貴族階級的地位及若幹特權是承認的，但同時又認為政府存在的惟一理由是保障人民的利益。
君主的臨民，以愛護人民為條件，并非具有絕對的權威；殘虐人民的君主，人民得起而誅之。
這是他的“民貴君輕”理論的大要。
他有幾句有關政治的名言：“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君視臣如草芥，則臣視君如寇仇”，這種見解是孟子以前的儒家所沒有的。
孟子在政治措施中，最注重“養民”，他曾立有改善民生的具體方案。
此外，他堅決反對君主的厚斂和好戰，這可反映出孟子時代的世局。
孟子政治思想中的“仁政”，本于“仁心”，對此他有一套有系統的理論，即所謂“性善說”。
他認為人性本善，因為人性隐藏着四種與生俱來的特性，那就是仁、義、禮、智的趨勢，他稱之為“四端”，也就是恻隐之心（仁之端）、羞惡之心（義之端）、是非之心（智之端）和辭讓之心（禮之端）。
人之有四端，也就是“人之所以異于禽獸”的地方，因此應該對這些特性加以發展。
以全力發展此四端，便是“盡性”；盡性的修養積之既久，便養成一種“至大至剛，塞于天地之間”的浩然之氣。
凡具有浩然之氣的人，便是“富貴不淫，貧賤不移，威武不屈”的“大丈夫”，而“大丈夫”也就是人生的最高目标。
孟子之時，楊朱和墨翟的學說最為盛行，據孟子說，當時“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
而他的責任則是“拒楊墨”。
孟子對他們的學說的攻擊重點，是墨的“兼愛”和楊的“為我”。
墨子的事迹和學說将在後面詳述，楊朱的事迹無傳，從戰國人的稱引中，知道他大約是孟子的前輩。
他的“為我”和墨子的“兼愛”恰巧相反，兼愛是對世人一視同仁的愛，為我的思想則認為人生的最高目的，在乎求各自的舒适生活，不損己以利人，也不損人以利己。
孟子對他們的批評是：“墨子兼愛，是無父也；楊子為我，是無君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
”無論孟子對楊墨的批評是否公允，但他對儒學的光大，确有一番功勞。
戰國時代儒家的另一代表人物荀子，名況，趙國人。
他的時代，較孟子稍後。
他少年遊學于齊，齊湣王時他去齊赴楚，為蘭陵令。
齊襄王時，又曾返齊國。
此外，他并遊秦、趙等國，在趙仕為上卿。
他奔走列國，自壯而老，并未能行其道。
他死後大約二三十年，秦國便統一“天下”。
從現存的《荀子》一書看，荀子的思想嚴格而有系統，他與孟子同為孔子的崇拜者，同樣主張省刑罰、薄賦斂、息戰争的王政。
他的學說所不同于前儒的，大緻有兩方面：一是主張性惡，一是把法家思想注入儒學中。
荀子曾說過：“人之性惡，其善者僞也。
”大意說，人生下來便具有若幹惡性，諸如好利嫉妒之心，和耳目聲色之欲等，如果順性發展，則争奪殘賊淫亂等惡行便會随之而起；必須加以後天人工的節制和教育（僞是人為之意），才可以使之向善。
所以荀子教育學說的重點，全在用外在的功夫來克服人性的弱點。
荀子主張以“禮”來節制人的惡性，使其不能自由發展，但禮的最後目的則是養民，使人民生活改善。
雖然他對于禮的涵義或内容，沒有明确的說明，但他認為禮必須具有“别”的功能，要使貴賤長幼、貧富輕重先有等差，然後确定每人的權利和義務。
權利義務既經确定，可以各安其分，社會自然安甯。
至于等級的區别，則全視個人的賢能與否而定。
國君是一國之最賢能者，并有其重要任務，因此應當被尊重。
荀子的理論，顯然與法家有接近之處，因為禮和法并無十分明确的界限，廣義的政治制度，既可稱為禮，也可稱為法；而且兩者同是一種對個人的外來箝制，不容選擇和懷疑。
因此他的性惡說和禮憲說，配合着當時的世局，漸而演變成戰國末年的法家之學。
換句話說，法家思想因吸收了荀子的理論，而更加充實完備。
他的弟子韓非，便是法家的集大成的人物；佐助秦始皇推行法家政策的李斯，也是他的弟子。
三、道家 （一）老子 老子是先秦思想家中的神秘人物，他的事迹已無法确考。
據舊史說，他是楚國苦縣（今河南鹿邑縣東）人，姓李名耳，字聃，作過周室的史官。
他與孔子同時，但年輩較長，孔子且曾向他請教過禮的問題。
他後來見周室日衰，便辭官隐去，不知所終。
現存五千字的《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