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春秋戰國時代的學術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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乎變成餓殍。
同年,他自蔡(時已屬楚)至葉(楚地),又自葉返陳,自陳至衛。
次年,孔子再仕于衛。
這時衛早已換了新主,正是衛出公在位的第五年。
孔子在衛,一直住到前484年,才為季康子迎接回魯。
他在外凡十四年,經曆數國,備嘗艱困和危險,還經常遭遇若幹隐者的諷譏,卻沒得到一位明君的信任,使他得以施展抱負。
這時孔子已是六十八歲的皤然老翁,魯國也久已更換了國君,其時正值魯哀公在位的第十一年。
[孔子周遊列國之年代,系根據錢穆《孔子傳》(載《綜合月刊》六八至七〇期)] 孔子周遊列國,遊說諸侯國王,選自清焦秉貞繪《孔子聖迹圖》,(美)聖路易斯美術館藏。
孔子回國後,魯哀公和季康子對他均甚優禮,但仍不讓他參與實際政治,隻是以國老的地位備咨詢而已。
在他回國後直到他去世的五六年間,似乎大部分時間用在古籍的整理上,他曾将《詩》三百篇的舊曲調加以修訂,此外,現存的《春秋》,據說也是在這段時間内經他編纂而成的。
他死于前479年(周敬王四十一年,魯哀公十六年),享年七十三歲。
孔子的時代,中原局面因向戌的弭兵之盟而暫安,但南方的吳越卻正作激烈的角逐,各國的氏室也日益強大專橫。
到他死時,齊國的田氏和晉國的韓、趙、魏三氏已奠立篡奪瓜分公室的基礎。
他死後不久而越滅吳,把曆史引入一個新的時代。
(二)孔子的人格修養 孔子死後,他的弟子或再傳弟子把他的生前言行,追記下來,集成一書,叫《論語》。
《論語》究竟出于哪些人之手,現已無法确考。
據宋人的看法,可能是孔子門人曾參和有若兩人的弟子所寫,因為書中對孔門弟子的稱呼,隻有他兩人被特别尊稱為“子”,其餘都稱其字。
這說法大體可信,現存的《論語》有二十篇,據清人的考證,其中最末的五篇,最少有一部分已為戰國末年人所竄亂,但這本書仍不失為描寫孔子生活的原始資料。
這本書中所描寫的孔子,是一位溫良恭儉的君子,又是一位精勤博雅的學人。
在政壇上,他是個才識兼備風度高尚的政治家;在野時,他又是個循循善誘誨人不倦的良師。
他一方面栖栖遑遑尋求施展政治抱負的機會,一方面又能樂天知命,不因颠連貧困而易其操守。
他有個畢生服膺的道德律,便是所謂的“仁”。
仁不特助成他個人的完美人格,他并把這道德律加到政治和教育上去,創出新的政治思想和教育理論。
什麼是仁?簡單說來,是人與人之間的同情心真實而合禮的流露。
孔子心目中的“君子”,是具有真性情而又能本之以行禮者。
他認為仁是一切道德的實質,沒有仁,一切道德都歸于空虛。
他本身也就是仁的實踐者,在有喪事的人旁邊吃飯,他從沒有吃飽過,看到穿喪服或盲目的人,雖然熟識,也要改容相接。
朋友死了無法安葬時,一切殡殓的事便由他來辦。
他處處為人着想,絕不把自己不喜歡的事,加諸他人。
仁也是孔子衡量人物的标準。
他認為凡是言語說得過分好聽顔色裝得過分好看的人,很少能夠得上仁;倒是剛強果毅質樸口鈍的人,與仁還相近。
他的弟子宰我,曾與他讨論“三年之喪”的問題,認為為父母守喪三年,學業為之荒廢,不如改為一年。
孔子問他如此是否心安,回答說:“安。
”孔子說:“如果安,你便去做吧!”但孔子認為宰我不仁,因為他過分注重實利而忽略了情感。
孔子另一個弟子顔淵聰明勤懇,外表卻像是愚鈍,孔子最欣賞他,曾對人說:“隻有顔淵能連續三個月一心不違背仁,其他學生,隻是偶爾能實行而已。
” 孔子認為仁者必具有勇氣,他曾說:“凡是有志于仁的人,隻有犧牲性命而成全仁的,沒有為求活命而損壞仁的。
”這幾句話,充分表露出孔子對這個道德律信仰的笃誠和實踐的勇氣。
孔子在生活中表現的另一種風格是達觀。
他雖然對政治有着濃厚的興趣,但在宦海裡仍能保持着高尚的風格。
每逢國君對他不信任或是惡勢力無法克服時,他便飄然遠引,絕不貪戀權位,也不以暴易暴,與人作名利的争逐。
在富貴與人格之間,他甯願舍棄前者而保全後者。
他不怕貧窮的生活,他曾說過:“粗惡的飲食,簡陋的居室,其中也有樂趣;不義的富貴,像天上的浮雲,是起滅無常的。
” 好學深思也是孔子的特點。
他從幼年便立起為學的志向,一直精進不懈;他浸潤在學術之中,忘卻了饑餓,忘卻了煩惱,甚至忘卻老年的将臨。
直到他臨死的前幾年,還在整理古代典籍,他可以說是畢生為學的。
因為好學,所以博學。
更難得的是,他不但自己好學,又能誨人不倦,傾其所有的教導他人,一點沒有隐藏。
他對于不求上進的弟子,責備最甚,即是行為懶散的朋友也免不了受他的呵斥。
雖然他的弟子中人才輩出,但孔子以為其中最好學的隻有顔淵,似乎也隻有顔淵最能理解孔子的學問。
至于孔子為學的态度,可以從下面兩句話裡看出來:“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
” (三)孔子的政治理想 孔子的政治見解,是以複古為革新的。
他希望“天下”能恢複武王周公時代的舊觀,他對西周盛世的一切文物典章,除了若幹小節加以修正外,可以說是全盤接受的。
達到這種政治理想的第一要務,便是“正名”。
他的意思是,無論貴族或平民都應安守舊分,以使名實相符;僭越的諸侯、大夫、家臣,甚至不安分的平民,都應受到制裁,以期達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境界。
他似乎尤其厭惡僭越的氏室,對季氏和齊國的田氏,均深表不滿。
他認為如果不正名,一切的政事都無法上軌道,刑罰與教育也都将無法推行,結果人民将無所适從。
此外,他主張把仁擴充到政治上去,以愛民為政治的目的。
靠法律來維持的政治,不是最高水準的政治;必須要在法律以外,加上道德的教化。
換句話說,政治不完全建立在法律之上,而主要建立在德教之上;法律隻是在德教無法施行時不得已而用的東西。
他認為“拿政令指導人民,拿刑法劃一他們的行動,這隻能使人民不敢犯法,但不能使他們知道羞恥;拿道德指導人民,拿禮節劃一他們的行為,則人民不但知恥,還會越變越好。
” 孔子德教的内容是什麼呢?大體說來有兩端:一是禮,使社會養成謙恭忍讓的風氣,以避免紛争。
二是孝,使人民對父母能謹慎的送終,對祖先虔誠的祭祀,則他們的德行自然趨向仁厚,國家社會的基礎也自然鞏固。
同時他認為在位者,更應首務修德,以為人民的表率。
一個國家的政治,在他看來,至少要具備三個條件,即是有足夠的糧食,足夠的兵和受人民信仰的政府,而第三個條件最為重要。
一個政府,隻要人民信仰它,即使是無兵無食,仍然可以站得住。
此外,他認為國家的财富,不怕寡少,隻怕不平均,人民的生活,不怕貧苦,隻怕他們的生活不能安定。
對國際政治,孔子是推崇霸道的,霸道在當時并沒有壞的意思。
他盛贊管仲相桓公時所建的尊王攘夷事業,認為他是諸夏的救星。
在他的時代,連管仲一類的人都不可得,所以他有這種想法,是很自然的。
但他仍本着“正名”的原則,對管仲若幹違反名分的地方,加以嚴厲的批評。
大體說來,孔子的政治理想,對内是整饬紀綱,對外是攘逐夷狄,把不上軌道的世界,帶回西周的盛世去。
(四)孔子與教育 孔子的最大抱負在政治,但他的政治活動是失敗的。
他的最大成就在教育,在這方面,他給予後世絕大的影響。
孔子是大量而有系統的傳播貴族學術到民間來的第一人,他把貴族宗廟裡的知識變換成人類社會共有共享的學術事業。
在他以前,儒者是貴族的寄生者,到他首先提倡“有教無類”,不分階級,一律施教。
他的弟子現有事迹可考者,大都出身貧賤,如顔淵、闵子骞、子貢、子路、有若、原思、子張等;以貴族來求學的,則隻有孟懿子、南宮敬叔等少數的幾位。
這種教育态度,不但是後來學術平民化的開端,也是後來“布衣卿相”局面的根源。
孔子講學圖,清黎明繪《仿金廷标孝經圖》。
孔子一生所教弟子達三千人,其中最賢的約七十人。
他的門下擁有多方面的人才,不特對魯國的政治社會有着巨大的貢獻,其影響力并遠及外國。
他的大弟子中,以德行見稱的有顔淵、闵子骞、冉伯牛、仲弓;以語言見長的,有宰我、子貢;政事則有冉有、子路;文學則有子遊、子夏。
在政治上有地位的,多是在他作魯司寇以前所收的弟子,如子貢嘗出任使節,四次與吳人一次與齊人折沖,均不辱使命;冉有、子路均曾為季氏宰,子路且曾出仕于衛;宰我曾受魯哀公咨詢,後曾仕齊之田氏。
子夏是他晚年返魯以後所收的學生,曾作過魏文侯師。
他以個人在野的力量,能造就出這麼一大批人才,這成就也是前所未有的。
而他本人率領弟子,周遊列國,作政治活動,又開戰國的遊說之風。
在學術的傳授方面,孔子不但注重技藝教育,并首先實行人格教育,拿系統的道德學說和缜密的人生理想來教訓生徒。
孔門的課目,後世通稱為“六藝”或“六經”,即《禮》、《詩》、《樂》、《書》、《易》、《春秋》。
但事實上《易》和《春秋》,孔子并不用來作課本,隻是後儒所必須研讀的古籍。
六藝中的《樂》,久已佚失,其餘的都在孔子以前即已存在,現在分述于後。
孔子所教授的禮,不外兩方面,一是貴族交際中的禮貌儀節,一是貴族冠、婚、喪、祭的各種典禮。
孔子曾說過:“不學禮,無以立。
”可以證明當時的社會是非常講究禮的。
孔子少時便以禮學知名,他不僅懂得當時一切流行的禮,更注意到禮的沿革和本源,因而産生了一種新見解。
他認為情感是“禮之本”,沒有本的禮,便是虛僞。
不仁的人,雖講禮也沒有意義。
像喪禮和祭禮的舉行,都是原于一種“反本報始”的心理,也就是孝悌之心。
所以當宰我主張把三年的喪期改為一年時,孔子便告訴他隻要安心就可以去做,因為對父母既無感激之心,就是行三年之喪,也是無意義的。
對于祭祖,孔子也持同樣的看法,認為隻是一種對先人的敬意,祖先的靈魂并不一定臨飨,所以他說“祭神如神在”。
他對鬼神的存在,顯然采取懷疑的态度,因此他絕口不談鬼神生死等問題。
至于他所相信的天,也已經不是偶像,或是犧牲玉帛可以賄買的天,而是冥冥之中主持公道的一種力量。
孔子所教的禮,并沒有一定的課本。
現存關于禮的儒家典籍有所謂“三禮”,即《儀禮》、《周禮》、《禮記》。
三禮中隻有《儀禮》的主要内容可能是孔子時代儀節典禮的條文,經孔子和他的信徒陸續增改而成,成書的時代當在西漢。
《周禮》(又名《周官》)是叙述周代制度的書,其中并含有相當成分
同年,他自蔡(時已屬楚)至葉(楚地),又自葉返陳,自陳至衛。
次年,孔子再仕于衛。
這時衛早已換了新主,正是衛出公在位的第五年。
孔子在衛,一直住到前484年,才為季康子迎接回魯。
他在外凡十四年,經曆數國,備嘗艱困和危險,還經常遭遇若幹隐者的諷譏,卻沒得到一位明君的信任,使他得以施展抱負。
這時孔子已是六十八歲的皤然老翁,魯國也久已更換了國君,其時正值魯哀公在位的第十一年。
[孔子周遊列國之年代,系根據錢穆《孔子傳》(載《綜合月刊》六八至七〇期)] 孔子周遊列國,遊說諸侯國王,選自清焦秉貞繪《孔子聖迹圖》,(美)聖路易斯美術館藏。
孔子回國後,魯哀公和季康子對他均甚優禮,但仍不讓他參與實際政治,隻是以國老的地位備咨詢而已。
在他回國後直到他去世的五六年間,似乎大部分時間用在古籍的整理上,他曾将《詩》三百篇的舊曲調加以修訂,此外,現存的《春秋》,據說也是在這段時間内經他編纂而成的。
他死于前479年(周敬王四十一年,魯哀公十六年),享年七十三歲。
孔子的時代,中原局面因向戌的弭兵之盟而暫安,但南方的吳越卻正作激烈的角逐,各國的氏室也日益強大專橫。
到他死時,齊國的田氏和晉國的韓、趙、魏三氏已奠立篡奪瓜分公室的基礎。
他死後不久而越滅吳,把曆史引入一個新的時代。
(二)孔子的人格修養 孔子死後,他的弟子或再傳弟子把他的生前言行,追記下來,集成一書,叫《論語》。
《論語》究竟出于哪些人之手,現已無法确考。
據宋人的看法,可能是孔子門人曾參和有若兩人的弟子所寫,因為書中對孔門弟子的稱呼,隻有他兩人被特别尊稱為“子”,其餘都稱其字。
這說法大體可信,現存的《論語》有二十篇,據清人的考證,其中最末的五篇,最少有一部分已為戰國末年人所竄亂,但這本書仍不失為描寫孔子生活的原始資料。
這本書中所描寫的孔子,是一位溫良恭儉的君子,又是一位精勤博雅的學人。
在政壇上,他是個才識兼備風度高尚的政治家;在野時,他又是個循循善誘誨人不倦的良師。
他一方面栖栖遑遑尋求施展政治抱負的機會,一方面又能樂天知命,不因颠連貧困而易其操守。
他有個畢生服膺的道德律,便是所謂的“仁”。
仁不特助成他個人的完美人格,他并把這道德律加到政治和教育上去,創出新的政治思想和教育理論。
什麼是仁?簡單說來,是人與人之間的同情心真實而合禮的流露。
孔子心目中的“君子”,是具有真性情而又能本之以行禮者。
他認為仁是一切道德的實質,沒有仁,一切道德都歸于空虛。
他本身也就是仁的實踐者,在有喪事的人旁邊吃飯,他從沒有吃飽過,看到穿喪服或盲目的人,雖然熟識,也要改容相接。
朋友死了無法安葬時,一切殡殓的事便由他來辦。
他處處為人着想,絕不把自己不喜歡的事,加諸他人。
仁也是孔子衡量人物的标準。
他認為凡是言語說得過分好聽顔色裝得過分好看的人,很少能夠得上仁;倒是剛強果毅質樸口鈍的人,與仁還相近。
他的弟子宰我,曾與他讨論“三年之喪”的問題,認為為父母守喪三年,學業為之荒廢,不如改為一年。
孔子問他如此是否心安,回答說:“安。
”孔子說:“如果安,你便去做吧!”但孔子認為宰我不仁,因為他過分注重實利而忽略了情感。
孔子另一個弟子顔淵聰明勤懇,外表卻像是愚鈍,孔子最欣賞他,曾對人說:“隻有顔淵能連續三個月一心不違背仁,其他學生,隻是偶爾能實行而已。
” 孔子認為仁者必具有勇氣,他曾說:“凡是有志于仁的人,隻有犧牲性命而成全仁的,沒有為求活命而損壞仁的。
”這幾句話,充分表露出孔子對這個道德律信仰的笃誠和實踐的勇氣。
孔子在生活中表現的另一種風格是達觀。
他雖然對政治有着濃厚的興趣,但在宦海裡仍能保持着高尚的風格。
每逢國君對他不信任或是惡勢力無法克服時,他便飄然遠引,絕不貪戀權位,也不以暴易暴,與人作名利的争逐。
在富貴與人格之間,他甯願舍棄前者而保全後者。
他不怕貧窮的生活,他曾說過:“粗惡的飲食,簡陋的居室,其中也有樂趣;不義的富貴,像天上的浮雲,是起滅無常的。
” 好學深思也是孔子的特點。
他從幼年便立起為學的志向,一直精進不懈;他浸潤在學術之中,忘卻了饑餓,忘卻了煩惱,甚至忘卻老年的将臨。
直到他臨死的前幾年,還在整理古代典籍,他可以說是畢生為學的。
因為好學,所以博學。
更難得的是,他不但自己好學,又能誨人不倦,傾其所有的教導他人,一點沒有隐藏。
他對于不求上進的弟子,責備最甚,即是行為懶散的朋友也免不了受他的呵斥。
雖然他的弟子中人才輩出,但孔子以為其中最好學的隻有顔淵,似乎也隻有顔淵最能理解孔子的學問。
至于孔子為學的态度,可以從下面兩句話裡看出來:“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
” (三)孔子的政治理想 孔子的政治見解,是以複古為革新的。
他希望“天下”能恢複武王周公時代的舊觀,他對西周盛世的一切文物典章,除了若幹小節加以修正外,可以說是全盤接受的。
達到這種政治理想的第一要務,便是“正名”。
他的意思是,無論貴族或平民都應安守舊分,以使名實相符;僭越的諸侯、大夫、家臣,甚至不安分的平民,都應受到制裁,以期達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境界。
他似乎尤其厭惡僭越的氏室,對季氏和齊國的田氏,均深表不滿。
他認為如果不正名,一切的政事都無法上軌道,刑罰與教育也都将無法推行,結果人民将無所适從。
此外,他主張把仁擴充到政治上去,以愛民為政治的目的。
靠法律來維持的政治,不是最高水準的政治;必須要在法律以外,加上道德的教化。
換句話說,政治不完全建立在法律之上,而主要建立在德教之上;法律隻是在德教無法施行時不得已而用的東西。
他認為“拿政令指導人民,拿刑法劃一他們的行動,這隻能使人民不敢犯法,但不能使他們知道羞恥;拿道德指導人民,拿禮節劃一他們的行為,則人民不但知恥,還會越變越好。
” 孔子德教的内容是什麼呢?大體說來有兩端:一是禮,使社會養成謙恭忍讓的風氣,以避免紛争。
二是孝,使人民對父母能謹慎的送終,對祖先虔誠的祭祀,則他們的德行自然趨向仁厚,國家社會的基礎也自然鞏固。
同時他認為在位者,更應首務修德,以為人民的表率。
一個國家的政治,在他看來,至少要具備三個條件,即是有足夠的糧食,足夠的兵和受人民信仰的政府,而第三個條件最為重要。
一個政府,隻要人民信仰它,即使是無兵無食,仍然可以站得住。
此外,他認為國家的财富,不怕寡少,隻怕不平均,人民的生活,不怕貧苦,隻怕他們的生活不能安定。
對國際政治,孔子是推崇霸道的,霸道在當時并沒有壞的意思。
他盛贊管仲相桓公時所建的尊王攘夷事業,認為他是諸夏的救星。
在他的時代,連管仲一類的人都不可得,所以他有這種想法,是很自然的。
但他仍本着“正名”的原則,對管仲若幹違反名分的地方,加以嚴厲的批評。
大體說來,孔子的政治理想,對内是整饬紀綱,對外是攘逐夷狄,把不上軌道的世界,帶回西周的盛世去。
(四)孔子與教育 孔子的最大抱負在政治,但他的政治活動是失敗的。
他的最大成就在教育,在這方面,他給予後世絕大的影響。
孔子是大量而有系統的傳播貴族學術到民間來的第一人,他把貴族宗廟裡的知識變換成人類社會共有共享的學術事業。
在他以前,儒者是貴族的寄生者,到他首先提倡“有教無類”,不分階級,一律施教。
他的弟子現有事迹可考者,大都出身貧賤,如顔淵、闵子骞、子貢、子路、有若、原思、子張等;以貴族來求學的,則隻有孟懿子、南宮敬叔等少數的幾位。
這種教育态度,不但是後來學術平民化的開端,也是後來“布衣卿相”局面的根源。
孔子講學圖,清黎明繪《仿金廷标孝經圖》。
孔子一生所教弟子達三千人,其中最賢的約七十人。
他的門下擁有多方面的人才,不特對魯國的政治社會有着巨大的貢獻,其影響力并遠及外國。
他的大弟子中,以德行見稱的有顔淵、闵子骞、冉伯牛、仲弓;以語言見長的,有宰我、子貢;政事則有冉有、子路;文學則有子遊、子夏。
在政治上有地位的,多是在他作魯司寇以前所收的弟子,如子貢嘗出任使節,四次與吳人一次與齊人折沖,均不辱使命;冉有、子路均曾為季氏宰,子路且曾出仕于衛;宰我曾受魯哀公咨詢,後曾仕齊之田氏。
子夏是他晚年返魯以後所收的學生,曾作過魏文侯師。
他以個人在野的力量,能造就出這麼一大批人才,這成就也是前所未有的。
而他本人率領弟子,周遊列國,作政治活動,又開戰國的遊說之風。
在學術的傳授方面,孔子不但注重技藝教育,并首先實行人格教育,拿系統的道德學說和缜密的人生理想來教訓生徒。
孔門的課目,後世通稱為“六藝”或“六經”,即《禮》、《詩》、《樂》、《書》、《易》、《春秋》。
但事實上《易》和《春秋》,孔子并不用來作課本,隻是後儒所必須研讀的古籍。
六藝中的《樂》,久已佚失,其餘的都在孔子以前即已存在,現在分述于後。
孔子所教授的禮,不外兩方面,一是貴族交際中的禮貌儀節,一是貴族冠、婚、喪、祭的各種典禮。
孔子曾說過:“不學禮,無以立。
”可以證明當時的社會是非常講究禮的。
孔子少時便以禮學知名,他不僅懂得當時一切流行的禮,更注意到禮的沿革和本源,因而産生了一種新見解。
他認為情感是“禮之本”,沒有本的禮,便是虛僞。
不仁的人,雖講禮也沒有意義。
像喪禮和祭禮的舉行,都是原于一種“反本報始”的心理,也就是孝悌之心。
所以當宰我主張把三年的喪期改為一年時,孔子便告訴他隻要安心就可以去做,因為對父母既無感激之心,就是行三年之喪,也是無意義的。
對于祭祖,孔子也持同樣的看法,認為隻是一種對先人的敬意,祖先的靈魂并不一定臨飨,所以他說“祭神如神在”。
他對鬼神的存在,顯然采取懷疑的态度,因此他絕口不談鬼神生死等問題。
至于他所相信的天,也已經不是偶像,或是犧牲玉帛可以賄買的天,而是冥冥之中主持公道的一種力量。
孔子所教的禮,并沒有一定的課本。
現存關于禮的儒家典籍有所謂“三禮”,即《儀禮》、《周禮》、《禮記》。
三禮中隻有《儀禮》的主要内容可能是孔子時代儀節典禮的條文,經孔子和他的信徒陸續增改而成,成書的時代當在西漢。
《周禮》(又名《周官》)是叙述周代制度的書,其中并含有相當成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