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從史前時代到信史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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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史，必須“信而有征”，也就是說必須有當時的遺物可資與文字寫成的曆史相互驗證。
至于商朝的曆史，則因有近代殷墟（今河南安陽市小屯村）出土的遺物以為佐證，已大體可以列入信史的範圍。
這類遺物包括銅器、龜甲、獸骨等，甲骨上并刻有大量文字，經近人的研究，知道這種文字是商朝後期君主們占蔔休咎、祈求福祚的記錄，故又稱作“蔔辭”。
蔔辭上有時載着若幹商王的名字，拿這些名字與西漢人所寫的商王系統來對照，其間的差異甚少。
至于商朝的前半期，因為沒有遺物的存留，嚴格說來仍不能算作信史，但亦有若幹地方已為蔔辭所證實。
下面所說的有關商代曆史，絕大部分是根據甲骨文的研究結果。
（一）商朝的建立及其興衰 商人的發源地，可能是今河北省的渤海灣沿海一帶。
成湯的先世，累代為部族長，他的十四代祖契與禹同時，以蕃（今河北平山縣附近）為根據地。
契子昭明遷于砥石（今河北泜水流域），後遷于商（今河南商丘市），即“大邑商”，也是商朝得名的由來。
昭明子相土，為一雄才大略之君，曾大啟疆宇，其拓土的最遠處可能到今朝鮮境内，并在泰山下建立東都。
相土以後的兩三百年，商人的事迹無考，到成湯時代，才又有商人活動的記錄。
成湯時，商人的力量已足以與夏抗衡，他以亳（今安徽亳州市附近）為根據地，［參看董作賓《蔔辭中的亳與商》（載《大陸雜志》五卷一期）］先消滅北方若幹鄰族如葛（今河南甯陵縣）、韋（今河南滑縣）、顧（今河南範縣）、昆吾（今河南濮陽市）等，然後西征夏桀，敗之于鳴條（今山西夏縣西），桀被放逐于南巢（今安徽巢湖市）而死。
湯乃代之為天子，并遷都于商，建立了商朝。
成湯，佚名繪，台北故宮博物院藏。
商朝自成湯創業以後，六百四十年間（前1751～前1111），國運曾經五度的盛衰，并曾五次遷都。
第一度的由盛而衰，在第四代王太甲（湯孫）的時候。
通常的說法是太甲無道，颠覆乃祖的典型，被開國功臣伊尹放逐于桐（今河南偃師西南），三年後太甲悔過修德，伊尹又把他迎回複位。
其後商朝的盛衰，總系于君主的英武或昏暗，盛時則諸侯歸服，衰時則王室内亂或諸侯叛離。
至于商朝的遷都，從湯所居的亳開始，其後又遷徙五次，皆不出今山東省的南半和河南省的東半。
最後一次的遷都，是第十九代王盤庚于前1384年自奄（今山東曲阜市）遷殷（今河南安陽市）。
其後直到商朝滅亡，二百七十餘年間，商都始終在殷，因此商朝又名殷朝。
盤庚是一中興之主，他死後，弟小辛、小乙相繼嗣位，商政複衰。
直到小乙的兒子武丁，商朝出現了最後的一次鼎盛時期。
他在位五十九年，以傅說為相，國家大治。
其間最可稱述的大事，便是對外族鬼方的讨伐，在談這件事以前，應先說明商朝的領域。
商王所統治的整個地盤，其範圍至今仍不太清楚，僅能就蔔辭所記的地名加以約略的推測。
據近人研究，商朝的領土，以今中原地區為中心，東邊可到沿海，西邊可到今陝西省，北邊可能到河北、山西兩省，南方可能到長江。
但在這個領域中，還有許多的諸侯國和文化遠較商人落後的外族，其中以鬼方最為強大。
鬼方最初可能服屬于商，但在商的後期，變成了商的敵人。
“方”是國的意思，除鬼方外，尚有人方、土方、羌方、盂方、井方等。
鬼方的根據地大緻在今山西省北部以及陝西省的北部和西部。
武丁曾對鬼方用兵達三年之久，戰争的情形，現已不知其詳。
但經過這次讨伐後，終商之世，鬼方似未再成大患。
成湯代夏作戰經過圖。
前1784年，湯遷都于亳，然後開始對夏朝略地。
最初西進伐葛，并占領之；随後北上至北亳，再向西北發展，降服韋；向東北讨平夏重地昆吾、顧，共計征伐十一次之多。
至前1766年，夏之東部諸侯，均為成湯并滅，夏在形勢上已被孤立；而夏桀殘暴也變本加厲，政治上亦處于不利，成湯因此決意對夏都安邑進行直接進攻。
前1766年，成湯起兵自南亳出發，沿黃河一路西進，至潼關附近渡河而北，到達陋地，然後向東攻擊夏都城安邑。
夏桀倉促率師西出拒敵，敗于安邑之西鳴條，夏桀遂棄安邑向東入于山區，在安陽附近出太行，渡河，走至三臘。
湯又移師伐三臘，桀不能立足，又一路奔走，至于南巢，戰事宣告結束。
湯之伐夏，先采取蠶食政策，吞并夏之諸侯，斷夏東部羽翼，然後以大迂回之行動，突然出現在夏都安邑之西，斷其歸路，并攻擊夏都之側背，夏桀未能審時度勢，據都城固守，而倉促出兵拒敵，終為湯所乘，喪師天國。
武丁以後的八位君主，皆生長于安逸，不求振作，一味以畋遊飲宴為事，因此政治日趨腐敗。
到商朝末年，商人的社會也充滿放縱頹廢的景象，從君主貴族到庶民，莫不以酗酒為樂，終緻使國家走上滅亡之途。
（二）商代的政治和社會 商代的政治社會組織，以封建制度為主幹，國境内有許多諸侯，商王便是四方諸侯的共主。
一切庶政，也就是所謂“王事”，皆由王來直接處理。
至于王位的繼承，則與夏朝以子繼父的辦法不同，而以“兄終弟及”為原則。
雖然有人懷疑這是商朝的定制，但商朝曾有多次王位傳弟的記載，則是事實。
［參看施之勉《古史摭疑》“殷人兄弟相及質疑”］ 最初，湯用傳子的辦法，但他的長子太丁先卒，因此傳位于太丁的弟弟外丙；外丙又傳弟中壬，自此開始了傳弟的辦法。
王子無嫡庶之分，皆有繼位的資格，至無弟可傳，然後傳子。
但傳末弟之子或是長兄之子，似乎沒有定制，就商王的系譜看來，多數是傳末弟之子。
不過也有不少例外，因此每有堂兄弟争位的事發生，而緻造成王室的大亂。
但到商朝後期，這種繼位辦法似已有所改革，雖然仍用“兄終弟及”的辦法，但繼位隻限嫡長子。
因嫡長子隻有一人，無法兄弟相傳，于是以立後為補救辦法。
一個王可以立幾個後，她們所生的長子都是嫡長子，都具有繼位的資格。
例如武丁便曾三立嫡後，而先後以三後所生的祖己、祖庚、祖甲為太子；祖己早死，祖庚、祖甲便依例相繼為王。
最後四代的商王，都是以子繼父，而嫡庶之分更嚴。
例如末代商王帝辛（即纣），本有同母兄二人，即微子啟和仲衍，但因其母于生二人時尚為妾，故微啟不得立為太子而帝辛得立。
環首刀，商代後期，遼甯撫順望花村出土。
這種大弧背、環首外緣飾乳突的刀，适于馬上随身系挂，是北方式青銅器的代表器類。
從蔔辭和商代銘刻中可以看到若幹官名，如禦史、卿事、宰、太史寮、亞、旅、士、畯、廩人、史、射、宅正、獸正、牛正、小臣、有司等。
這些官名，多與周代典籍和金文中所載的官制相同，由此可以推知商朝的中央政府，組織已相當健全。
至于軍力，平時王有侍衛軍，戰時則自各地征調兵員服役，被征調者多是諸侯國各氏族的丁壯，平時以務農為業的。
征兵有時多至三萬人，出征有時遠行至三四十日，殺敵有時多至兩三千人。
軍隊的組織，則僅知分步兵、馬兵兩種，每種又分左右中三隊。
武器則商人已有鋒利的青銅兵器，如刀、箭、戈、矛、銅盔等。
此外并有兵車，與後來周朝的兵車，形制上沒有多大差别，一乘用四馬，輿作半圓形，從後面升降。
商代的諸侯，名目甚多，有方、伯、侯、子、男、田等，它們多半為前世所封建，也有本來獨立的部族而為商王所征服或自願歸服的，它們的數目，遠較現今所知道的為多。
另外一部分，可能是商王的臣下或親戚而受分封的。
諸侯對商王應負的義務，通常為征戰、守邊、納貢、服役等。
但有些諸侯叛服無常，他們彼此間有時也相互攻伐。
其中的“方”，可能全是外族，它們常為商王征伐的對象，平時對商朝恐怕最多隻是名義上的服從。
又如商朝末年居于泾渭流域的周人，雖也曾臣屬于商，但雙方疏遠如異國，最後竟以兵戎相見。
商代社會的經濟形态，究竟到達什麼階段，是近人所争論的一個問題。
較早的說法，認為商代猶為畜牧社會，農業方始萌芽，但這說法至今已不能成立。
事實上商代已步入農業社會，商人的主要經濟生活是務農，主要的食品是農産品，畜牧業隻占次要地位。
同時商人的豢養畜類，并不全為食用，主要是供給各種祀典作犧牲的。
随着農業的發展，商人建立了他們的家族制度、傳子制度以及分别大宗小宗的宗法制度，都始于商朝末葉，而到西周時代成了定型。
商代的社會，以族為單位，每族有它自己的名号，即所謂“氏”。
商王征兵，也是以族為單位的。
商人家族制度的根本精神是重男輕女，例如蔔辭中占蔔王後生育的文字，遇到生男便記一“嘉”字，生女則記“不嘉”。
又如一夫多妻制，也在商代确立，王的配偶，正室的後在原則上雖隻限一人，但妃嫔可以有數十人。
另外一個引起争辯的問題，是商代是否為奴隸社會。
就近人的論斷，
至于商朝的曆史，則因有近代殷墟（今河南安陽市小屯村）出土的遺物以為佐證，已大體可以列入信史的範圍。
這類遺物包括銅器、龜甲、獸骨等，甲骨上并刻有大量文字，經近人的研究，知道這種文字是商朝後期君主們占蔔休咎、祈求福祚的記錄，故又稱作“蔔辭”。
蔔辭上有時載着若幹商王的名字，拿這些名字與西漢人所寫的商王系統來對照，其間的差異甚少。
至于商朝的前半期，因為沒有遺物的存留，嚴格說來仍不能算作信史，但亦有若幹地方已為蔔辭所證實。
下面所說的有關商代曆史，絕大部分是根據甲骨文的研究結果。
（一）商朝的建立及其興衰 商人的發源地，可能是今河北省的渤海灣沿海一帶。
成湯的先世，累代為部族長，他的十四代祖契與禹同時，以蕃（今河北平山縣附近）為根據地。
契子昭明遷于砥石（今河北泜水流域），後遷于商（今河南商丘市），即“大邑商”，也是商朝得名的由來。
昭明子相土，為一雄才大略之君，曾大啟疆宇，其拓土的最遠處可能到今朝鮮境内，并在泰山下建立東都。
相土以後的兩三百年，商人的事迹無考，到成湯時代，才又有商人活動的記錄。
成湯時，商人的力量已足以與夏抗衡，他以亳（今安徽亳州市附近）為根據地，［參看董作賓《蔔辭中的亳與商》（載《大陸雜志》五卷一期）］先消滅北方若幹鄰族如葛（今河南甯陵縣）、韋（今河南滑縣）、顧（今河南範縣）、昆吾（今河南濮陽市）等，然後西征夏桀，敗之于鳴條（今山西夏縣西），桀被放逐于南巢（今安徽巢湖市）而死。
湯乃代之為天子，并遷都于商，建立了商朝。
成湯，佚名繪，台北故宮博物院藏。
商朝自成湯創業以後，六百四十年間（前1751～前1111），國運曾經五度的盛衰，并曾五次遷都。
第一度的由盛而衰，在第四代王太甲（湯孫）的時候。
通常的說法是太甲無道，颠覆乃祖的典型，被開國功臣伊尹放逐于桐（今河南偃師西南），三年後太甲悔過修德，伊尹又把他迎回複位。
其後商朝的盛衰，總系于君主的英武或昏暗，盛時則諸侯歸服，衰時則王室内亂或諸侯叛離。
至于商朝的遷都，從湯所居的亳開始，其後又遷徙五次，皆不出今山東省的南半和河南省的東半。
最後一次的遷都，是第十九代王盤庚于前1384年自奄（今山東曲阜市）遷殷（今河南安陽市）。
其後直到商朝滅亡，二百七十餘年間，商都始終在殷，因此商朝又名殷朝。
盤庚是一中興之主，他死後，弟小辛、小乙相繼嗣位，商政複衰。
直到小乙的兒子武丁，商朝出現了最後的一次鼎盛時期。
他在位五十九年，以傅說為相，國家大治。
其間最可稱述的大事，便是對外族鬼方的讨伐，在談這件事以前，應先說明商朝的領域。
商王所統治的整個地盤，其範圍至今仍不太清楚，僅能就蔔辭所記的地名加以約略的推測。
據近人研究，商朝的領土，以今中原地區為中心，東邊可到沿海，西邊可到今陝西省，北邊可能到河北、山西兩省，南方可能到長江。
但在這個領域中，還有許多的諸侯國和文化遠較商人落後的外族，其中以鬼方最為強大。
鬼方最初可能服屬于商，但在商的後期，變成了商的敵人。
“方”是國的意思，除鬼方外，尚有人方、土方、羌方、盂方、井方等。
鬼方的根據地大緻在今山西省北部以及陝西省的北部和西部。
武丁曾對鬼方用兵達三年之久，戰争的情形，現已不知其詳。
但經過這次讨伐後，終商之世，鬼方似未再成大患。
成湯代夏作戰經過圖。
前1784年，湯遷都于亳，然後開始對夏朝略地。
最初西進伐葛，并占領之；随後北上至北亳，再向西北發展，降服韋；向東北讨平夏重地昆吾、顧，共計征伐十一次之多。
至前1766年，夏之東部諸侯，均為成湯并滅，夏在形勢上已被孤立；而夏桀殘暴也變本加厲，政治上亦處于不利，成湯因此決意對夏都安邑進行直接進攻。
前1766年，成湯起兵自南亳出發，沿黃河一路西進，至潼關附近渡河而北，到達陋地，然後向東攻擊夏都城安邑。
夏桀倉促率師西出拒敵，敗于安邑之西鳴條，夏桀遂棄安邑向東入于山區，在安陽附近出太行，渡河，走至三臘。
湯又移師伐三臘，桀不能立足，又一路奔走，至于南巢，戰事宣告結束。
湯之伐夏，先采取蠶食政策，吞并夏之諸侯，斷夏東部羽翼，然後以大迂回之行動，突然出現在夏都安邑之西，斷其歸路，并攻擊夏都之側背，夏桀未能審時度勢，據都城固守，而倉促出兵拒敵，終為湯所乘，喪師天國。
武丁以後的八位君主，皆生長于安逸，不求振作，一味以畋遊飲宴為事，因此政治日趨腐敗。
到商朝末年，商人的社會也充滿放縱頹廢的景象，從君主貴族到庶民，莫不以酗酒為樂，終緻使國家走上滅亡之途。
（二）商代的政治和社會 商代的政治社會組織，以封建制度為主幹，國境内有許多諸侯，商王便是四方諸侯的共主。
一切庶政，也就是所謂“王事”，皆由王來直接處理。
至于王位的繼承，則與夏朝以子繼父的辦法不同，而以“兄終弟及”為原則。
雖然有人懷疑這是商朝的定制，但商朝曾有多次王位傳弟的記載，則是事實。
［參看施之勉《古史摭疑》“殷人兄弟相及質疑”］ 最初，湯用傳子的辦法，但他的長子太丁先卒，因此傳位于太丁的弟弟外丙；外丙又傳弟中壬，自此開始了傳弟的辦法。
王子無嫡庶之分，皆有繼位的資格，至無弟可傳，然後傳子。
但傳末弟之子或是長兄之子，似乎沒有定制，就商王的系譜看來，多數是傳末弟之子。
不過也有不少例外，因此每有堂兄弟争位的事發生，而緻造成王室的大亂。
但到商朝後期，這種繼位辦法似已有所改革，雖然仍用“兄終弟及”的辦法，但繼位隻限嫡長子。
因嫡長子隻有一人，無法兄弟相傳，于是以立後為補救辦法。
一個王可以立幾個後，她們所生的長子都是嫡長子，都具有繼位的資格。
例如武丁便曾三立嫡後，而先後以三後所生的祖己、祖庚、祖甲為太子；祖己早死，祖庚、祖甲便依例相繼為王。
最後四代的商王，都是以子繼父，而嫡庶之分更嚴。
例如末代商王帝辛（即纣），本有同母兄二人，即微子啟和仲衍，但因其母于生二人時尚為妾，故微啟不得立為太子而帝辛得立。
環首刀，商代後期，遼甯撫順望花村出土。
這種大弧背、環首外緣飾乳突的刀，适于馬上随身系挂，是北方式青銅器的代表器類。
從蔔辭和商代銘刻中可以看到若幹官名，如禦史、卿事、宰、太史寮、亞、旅、士、畯、廩人、史、射、宅正、獸正、牛正、小臣、有司等。
這些官名，多與周代典籍和金文中所載的官制相同，由此可以推知商朝的中央政府，組織已相當健全。
至于軍力，平時王有侍衛軍，戰時則自各地征調兵員服役，被征調者多是諸侯國各氏族的丁壯，平時以務農為業的。
征兵有時多至三萬人，出征有時遠行至三四十日，殺敵有時多至兩三千人。
軍隊的組織，則僅知分步兵、馬兵兩種，每種又分左右中三隊。
武器則商人已有鋒利的青銅兵器，如刀、箭、戈、矛、銅盔等。
此外并有兵車，與後來周朝的兵車，形制上沒有多大差别，一乘用四馬，輿作半圓形，從後面升降。
商代的諸侯，名目甚多，有方、伯、侯、子、男、田等，它們多半為前世所封建，也有本來獨立的部族而為商王所征服或自願歸服的，它們的數目，遠較現今所知道的為多。
另外一部分，可能是商王的臣下或親戚而受分封的。
諸侯對商王應負的義務，通常為征戰、守邊、納貢、服役等。
但有些諸侯叛服無常，他們彼此間有時也相互攻伐。
其中的“方”，可能全是外族，它們常為商王征伐的對象，平時對商朝恐怕最多隻是名義上的服從。
又如商朝末年居于泾渭流域的周人，雖也曾臣屬于商，但雙方疏遠如異國，最後竟以兵戎相見。
商代社會的經濟形态，究竟到達什麼階段，是近人所争論的一個問題。
較早的說法，認為商代猶為畜牧社會，農業方始萌芽，但這說法至今已不能成立。
事實上商代已步入農業社會，商人的主要經濟生活是務農，主要的食品是農産品，畜牧業隻占次要地位。
同時商人的豢養畜類，并不全為食用，主要是供給各種祀典作犧牲的。
随着農業的發展，商人建立了他們的家族制度、傳子制度以及分别大宗小宗的宗法制度，都始于商朝末葉，而到西周時代成了定型。
商代的社會，以族為單位，每族有它自己的名号，即所謂“氏”。
商王征兵，也是以族為單位的。
商人家族制度的根本精神是重男輕女，例如蔔辭中占蔔王後生育的文字，遇到生男便記一“嘉”字，生女則記“不嘉”。
又如一夫多妻制，也在商代确立，王的配偶，正室的後在原則上雖隻限一人，但妃嫔可以有數十人。
另外一個引起争辯的問題，是商代是否為奴隸社會。
就近人的論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