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嘉慶道光：守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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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卸，塌灘彙壩，搶鑲埽段，旋即走失，因磚抛護，均能穩定。
磚辦險工，較鑲埽更為便捷。
昔衡工失事，因灘陷不能鑲埽，馬工失事，因補堤不能得碎石。
使知用埽不如用磚，運磚易于運石，則費省而工已固矣。
各廳有工之處，皆易為力；唯無工之處，串溝隐患，必應未雨綢缪。
若于黃沁下南豫儲磚塊，則可有備無患。
應儲之磚，仍令向民間采買，不必廳員燒造。
此外别無流弊。
”疏入，奉谕：“該河督既确有把握，朕即責成辦理。
”毓美又言：“從前治河用卷埽法，并有竹絡、木困、磚石、柳葦，自用料鑲埽，以稭料為正宗，而險無定所，亦無一勞永逸之計。
緣鑲埽陡立，易激水怒，其始水深不過數尺，鑲埽數段，引溜愈深，動辄數丈，無工變為險工。
溜勢上提，必須添鑲；溜勢下坐，必須接鑲。
片段愈長，防守愈難，新工既生，益形勞費。
埽工無法減少，不得已而減土工，少購碎石，皆為苟且因循之計。
自試抛磚壩，或用以杜新工，或用以護舊工，無不著有成效。
且磚工不特資經久，而堆儲亦無風火堪虞，從此工固瀾安，益複培增土工，專用力于根本之地，既可免漫溢之患，亦保無沖決之虞。
”宣宗嘉納之。
巡撫牛鑒入觐，谕以毓美治河得手，遇事毋掣其肘。
此河工改用石為用磚之又一争議也。
漕運之制，未行海運以前，為承明代軍運之法。
明軍制遍設衛所，複唐府兵之舊，而漕則始由民運，後乃兌與衛軍。
明代軍制既紊，除邊衛尚有任戰之軍外，腹地衛所，有漕之處尚充運，其餘調充班軍，隻以供役。
萬曆末年以後，衛兵不可用，紛紛召募，兵已重出，饷已不盡由于各衛之屯田。
屯田亦輾轉侵變，原額紛舛。
清初所恃武力在八旗，餘則招降之官兵及群盜，不編為漢軍旗者，悉隸綠營。
向所謂衛所屯田之軍，不任戰守之事，唯于有糧運之處仍任運糧而已。
《清通考》：“順治三年，更定屯田官制。
每衛設守備一員，兼管屯田，量設千總、百總，分理衛事。
其原設指揮、副指揮等，俱裁去。
改衛軍為屯丁。
凡衛所錢糧職掌及造船事務，并都司、行都司分轄，皆仍舊。
七年，令衛所屯田，分有無糧運科征。
先是衛所屯田，分給軍丁承種，因有操演、城守、捕盜、領運之責，科征較民地稍輕。
至是裁汰衛軍，凡有運糧衛所，屯糧仍舊派征；其無運糧衛所，屯田俱照州縣民田例，一體起科。
十三年，定屯丁貼運之例。
浙江金鄉等衛，有屯無運；杭、甯、溫、台各衛。
嘉、湖、嚴、衢各所，有屯帶運；金華等所，處、紹等衛，無屯有運，應均算津貼。
向例漕船一艘，派屯田一百五十一畝有奇。
今議定帶運衛所，照數分派，餘田征租銀撥貼無屯衛所。
至有屯無運衛所，若有願運者，照例給田佥運；若無領運者，計田征租銀，撥貼無屯衛所運丁。
至康熙十年，以屯丁缺額，定每船給田一百一十三畝。
” 此清初以來規定之漕制。
至道光時漕事弊極，其大弊與河患相連，而政事之不理亦居其一。
今先言政事之妨漕者。
政既妨漕，漕又妨政，亦論政之可為炯戒者。
蓋屢次開捐，到省候補之員多，無缺可補，則以差委為調劑。
鹽、漕、河，皆容納差委之大窟穴。
以漕而論，據當時包世臣《剔漕弊說》：“各衛有本幫千總領運，而漕臣每歲另委押運幫官，又分為一人押重，一人押空。
每省有糧道督押，又别委同、通為總運。
沿途有地方文武催趱，又有漕委、督撫委、河委，自瓜洲抵澱津，不下數百員。
各上司明知差委無濟公事，然不得不借幫丁之脂膏，酬屬員之奔競，且為保舉私人之地。
淮安盤糧，漕臣親查米數，而委之弁兵。
通州上倉，倉臣親驗米色，而委之花戶。
兩處所費不赀。
又一總運費二三萬金，一重運所費二三千金，一空運，一催趱，費皆浮于千金。
又沿途過閘，閘夫需索，一船一閘，不下千文。
故幫丁專定運糧，其費取給于官而有餘；合計陋規賄賂，雖力索州縣之兌費而尚不足。
此幫丁之受朘削于大吏也。
”又據江督孫玉庭《恤丁除弊疏》：“旗丁勒索州縣，必借米色為刁制。
各州縣開倉旬日，各厫即已滿貯。
各丁深知米多厫少，必須先兌。
每借看米色為由，逐厫挑剔，不肯受兌，緻使糧戶無厫輸納，往往因此滋事。
旗丁即乘機恣索，州縣不敢不應其求。
或所索未遂，即借口米色未純，停兌喧擾。
及至委員催兌開行，各丁不俟米之兌足即便開船，冀累州縣以随幫交兌之苦。
”此旗丁于受兌前刁制州縣之弊。
“漕米兌竣，運弁應給通關，而過關出自尖丁。
尖丁者，積年辦事旗丁也，衆丁及運弁皆聽指揮。
尖丁索費，必先議定私費，再議通幫公費。
故有尖丁後手及程儀等項名色。
州縣不遂其欲，則通關勒靳不交，至使州縣枉罹遲延處分。
”此弁丁于既兌後刁制州縣之弊，此州縣之受勒索于幫丁也。
又據江督蔣攸铦《拟更定漕政章程疏》：“州縣既須貼費，勢不能不向糧戶浮收；州縣既有浮收，勢不能不受包戶挾制。
缙紳之米，謂之衿米；舉貢生監之米，謂之科米；素好興訟之米，謂之訟米。
缙紳之米，不能多收；刁生劣監好訟包攬之輩，即升合不足，米色潮雜，亦不敢駁斥。
并有虛收給串，坐吃漕規，以圖買靜求安。
受制于刁衿劣棍，仍取償于弱戶良民。
良善鄉愚、零星小戶，收至加五六而不敢抗。
始則忍受剝削，繼亦漸生機械，賄托包戶代交，較自交加五六之數，所省實多。
包戶日多，鄉戶日少，刁民效尤，良民亦漸趨于莠。
吏治民風士習，由此日壞。
此漕弊之相因而成積重無已之實情也。
” 至運河受黃河之累，當嘉慶間，已成不可救藥之勢。
《清史稿·河渠志》：“嘉慶十四五年間，淮、揚、運河三百餘裡淺阻，兩淮鹽政阿克當阿請俟九月内漕船過竣，堵閉清江三壩，築壩斷流，自清江至瓜州分段挑浚。
下部議，覆稱：&lsquo近年運河淺阻，固由疊次漫口，而漫口之故，則由黃水倒灌，倒灌之故，則由黃水墊高，清水頂阻，不能不借黃濟運，以緻積淤潰決，百病叢生。
是運河為受病之地，而非緻病之原。
果使清得暢出敵黃，并分流濟運，則運口内新淤不得停留，舊淤并可刷滌。
若不除倒灌之根，而亟亟以挑浚運河為事，恐旋挑旋淤，運河之挑浚愈深，倒灌之勢愈猛，決堤吸溜，為患滋多。
&rsquo命尚書托津等偕河督勘辦。
”此勘辦未言結果，蓋河無辦法，運河終無辦法，部覆已言之甚明也。
又曰：“自嘉慶之季，黃河屢決，緻運河淤墊日甚。
而曆年借黃濟運，議者亦知其非計，于是有籌及海運者。
道光五年，上因漕督魏元煜等籌議海運，群以窒礙難行，獨大學士英和有&lsquo通籌漕、河全局，暫雇海船，以分滞運，酌折漕額，以資治河&rsquo之議。
下所司及督撫悉心籌劃，卒以黃、運兩河受病已深，非旦夕所能疏治，诏于明年暫行海運一次。
”時議論之士多有力促海運之成者。
齊彥槐有《海運南漕議》，謂：“駁海運之說者三：一曰洋氛方警，适滋盜糧。
二曰重洋深阻，漂沒不時。
三曰糧艘須别造，柁水須另招，事非旦夕，費更不赀。
然三者皆無慮。
出吳淞迤南多矶島，水深瀾巨，非鳥船不行；迤北多碛，水淺礁硬，非沙船不行。
鳥船必吃水丈餘，沙船大者才吃水四五尺。
洋氛在閩、粵，皆坐鳥船，不能越吳淞以北也。
不足慮者一。
沙船聚上海，約三千五六百号，大者載官斛三千石，小者千五六百石。
船主皆崇明、通州、海門、南彙、寶山、上海土著富民。
一船須銀七八千兩，一主多者有船四五十号，名曰船商。
自康熙二十四年開海禁，關東豆麥至上海年千餘萬石。
布、茶各南貨至山東、直隸、關東者，亦由沙船載而北行。
沙船有會館，立董事以總之，問其每歲漂沒數，不過百之一。
今南糧由運河每年失風，殆數倍于此。
上海人視江甯、清江為遠路，而關東則每歲四五至，殊不介意，水線風信，熟如指掌。
關東、天津之信，由海船寄者至無虛日。
此不得以元、明之事為說也。
不足慮者二。
秦、漢、唐漕粟入關，未言官艘，唯《劉晏傳》有官漕之說，諒亦雜雇民船。
國家除南糧外，百貨采辦，皆官與民為市，且間歲有采買米糧以民船運通之事。
山東、江南撥船，皆由雇備。
雇船未嘗非政體，何必官艘？沙船以北行為放空，南行為正載。
凡客商在關東立莊者，上海皆有店，有保載牙人，在上海店内寫載，先給水腳，合官斛每石不過三百餘文。
船中主事者名耆老，持行票店信放至關東裝貨，并無客夥押載，從不聞有欺騙。
又沙船順帶南貨，不能滿載，皆在吳淞口挖草泥壓船。
今若于冬底傳集船商，明白曉谕，無論其船赴天津，赴關東，皆先載南糧至七分，其餘準帶南貨。
至天津卸于撥船，每南糧一石，給水腳銀五錢，上載時每石加耗米三升，卸載時以九五折收，合計南糧三百五十萬石，不過費水腳一百七八十萬兩，曾不及漕項十之三四。
陸續開行，二月初，江、浙之糧即定可抵澱，往返三次，全漕入倉矣。
船商以放空之船，反得重價，而官費之省者無數，又使州縣不得以免費、津貼、旗柁名目，借詞浮勒，一舉而衆善備。
先期咨會浙江提鎮哨招寶、陳錢，江南提鎮哨大、小洋山，會于馬迹，山東鎮臣哨成山十島，會于鷹遊門，以資彈壓護送。
而澱津有撥船數千号，足敷過載。
由澱、津抵通二百裡，無糧艘阻滞，挽行順速。
唯裝卸及發水腳，若任吏胥克扣需索，則船商或畏怯不前。
悉心端意，了此一節，亦非難事。
至行之有效，然後籌裁撤糧艘，安插柁水，清查屯田，皆有條理可循矣。
” 彥槐在嘉慶季年上此議于蘇撫，蘇撫召與诘駁，終以不必改章為言，寝其事。
至陶澍撫蘇而辦海運，世以鹽、漕兩大改革推澍，澍亦善用通人議也。
當道光四年，南河黃水驟漲，高堰漫口，自高郵、寶應至清江浦，河道淺阻，輸挽維艱。
吏部尚書文孚等，請引河入運，添築閘壩，鉗束盛漲，黃水挾沙，日久淤墊，為患滋深。
朝廷亦知借黃濟運非計，于是嘉慶間駁斥之海運議複興。
當嘉慶時，蘇撫之寝彥槐議，亦承朝旨而然。
蓋勒保督兩江，時有患運河阻滞建議海運者，勒保挈浙江大吏會奏海運十二不可行。
于嘉慶十六年奉谕“海運既多窒礙，唯有謹守前人成法，将河道盡心修治。
萬一盈绌不齊，唯有起駁盤壩，或酌量截留，為權宜之計，斷不可輕議更張”等語。
明旨煌煌也。
海運議再起，诏江督、漕督、蘇、浙巡撫魏元煜、顔檢、張師誠、黃鳴傑各就轄境情形籌議。
諸臣憚更張，以窒礙難行入奏。
其時前任江督孫玉庭，因渡黃艱滞，軍船四十幫須盤壩接運，請帑至百二十萬金。
未幾，因水勢短绌，難于挽運，複請截留米一百萬石。
上令琦善往查，覆稱：“玉庭所奏渡黃之船，有一月後尚未開行者，有淤阻禦黃各壩之間者，其應行駁運軍船，皆膠柱不能移動。
”帝震怒，元煜、玉庭、檢均得罪。
協辦大學士戶部尚書英和建言：“暫停河運以治河，雇募海船以利運。
國家承平日久，航東吳至遼海者，往來無異内地。
今以商運決海運，風飓不足疑，盜賊不足慮，黴濕侵耗不足患。
以商運代官運，舟不待造，丁不待募，價不待籌。
至于屯軍之安置，倉胥之稽察，河務之張弛，胥存乎人。
矧借黃既病，盤壩亦病，不變通将何策之從？”诏仍下有漕各省大吏議，遷延半載不決。
會澍由皖撫移蘇，與總督琦善奏言：“海運雖屬創行，海船實所熟習。
折漕變價數百萬，勢必銀湧貴而谷陡賤，恐官民交困。
請以蘇、松、常、鎮、太四府一州之粟，全由海運，其安徽、江西、湖廣，離海口較遠，浙江則乍浦、甯波海口或不能停泊，或盤駁費巨，仍由河運。
使布政使賀長齡親赴海口，督同地方官招徕商船，籌議駁運兌裝等事。
澍又親往雇定沙船千艘，三不像船數十，分兩次裝載，運米百五六十萬石。
朝命設海運總局于上海，并設局于天津，複命理藩院尚書穆彰阿會同倉場侍郎駐津，驗收監兌，以杜經紀人留難需索諸弊。
海道水師會哨防護，并如十餘年前齊彥槐所議。
六年正月，各州縣駁運之米，以次抵上海受兌，分批開行，計水程四千餘裡，旬月抵津，一船不損。
穆彰阿赴驗米色，瑩潔遠過河運。
海商運漕而北，載豆而南，兩次得價，且由部發帑，收買海船耗米十餘萬石，其出力之商，優給頂戴，皆踴躍過望，先後共享銀百餘萬兩。
不請一帑，而漕項銀米，自解津應用及調劑旗丁外，尚節省銀米各十餘萬。
其海關免稅不過萬餘，視河運又省費過倍。
此商民具有組織能力，而國家始利用之；書生具有政治通識，而公卿能采取之，皆世運之漸變也。
明年，江督蔣攸铦再請踵行，而朝議以河湖順軌，又不許。
曆二十年，各省歲運額漕，逐漸短少，太倉積粟，動放無存。
二十六年，诏複行海運，始為常例。
至輪船通行，益無風險之說，而招商局且攬為國營公司專利，不許外國商船承運，則無複河運之事。
由今思之，漕事本不成大議論，且交通既便，亦無庸議漕，而古來代有煩言，清世于道光朝作一改革，在當時為極可紀載之事實，撮述之，以見昔人知識之無法驟開，而士大夫之明通強幹者，能救一時之弊，已不可謂非難能可貴矣。
第七節鴉片戰争 道光朝兵事，六年有叛回張格爾之役，十二年有叛猺趙金龍之役，不旋踵而皆定。
清廷之威信尚存，亦恃川、楚立功宿将。
楊遇春、楊芳之于回，羅思舉之于猺，轉戰迅速，而賞功必以旗籍大員居上。
實則平回大帥長齡，主張割西城膏腴，封回酋而退守東四城；平猺欽差宗室禧恩攘功逃責，均暴露勳貴之無能，其事皆不足述。
至鴉片一案，則為清運告終之萌芽。
蓋是役也，為中國科學落後之試驗，為中國無世界知識之試驗，為滿洲勳貴無一成材之試驗，二百年控制漢族之威風，掃地以盡，于清一代興亡之關匪細也。
三代以後，至清中葉以前，國無外交名義。
“外交”二字，作罪惡之稱。
《禮記》所謂“為人臣者無外交，不敢貳君”。
《谷梁傳》所謂“大夫無境外之交，束修之饋”。
至于國君，則名為天子，即無敵于天下。
四征不庭，乃為王者。
至力屈于敵，明明卑以事之，仍稱彼來曰“款”，我往曰“撫”。
此古來夷夏相對之通例。
鴉片案乃引起事變之端。
中國之盲于外交，應受事變之教訓，則固不自量力者所必緻也。
政治不自量力，必使萬國就臣妾之列；學問不自量力，緻使國防民用皆自趨于弱與貧，而以強與富讓人。
苟非如此，鴉片案何由發生？即發生鴉片害人，烏即成束手屈服之交涉？故鴉片非主因，中國之政與學相形見绌，乃其主因。
今先略述鴉片案之來曆。
中國自古有罂粟，詞賦家皆或賞豔其花，農學家或采用其實，為濟荒之用，從未有發明其為毒品者。
明萬曆間李時珍作《本草綱目》，始有阿芙蓉一品。
時珍解雲：“阿芙蓉前代罕聞，近方有用者，雲是罂粟花之津液也。
”又引王氏《醫林集要》，言是天方國種紅罂粟花，不令水淹頭，七八月花謝後，刺青皮取之者。
作《醫林集要》者為王玺，當與李時珍時代尚近。
天方國用以入藥，據雲紀元前早已傳自希臘，既而流行各國，印度尚為最後。
取漿凝為幹塊，款客嚼食如槟榔。
明末，始有蘇門答臘人吸食之法。
康熙中，台灣平，海禁弛，沿海居民，得南洋吸食法，精思之，遂成中國吸煙特色。
流行各省，至開館賣煙。
雍正七年定興販鴉片罪至充軍，開館賣煙照邪教惑衆律拟監候，船戶地保鄰佑人等杖徒；失察之地方文武及關監督嚴加議處，是為鴉片定罪之始。
時尚未定吸食者罪名也。
嘉慶十五年以後，一再饬禁。
而自英吉利以公司侵占印度之後，制煙土益精。
英商以販煙為大利，始猶泊于澳門，以葡萄牙既有之埠地為卸載轉販地；既且移之黃埔，于貨物中夾帶私售。
道光元年，申禁洋船至粵，先令行商具結，所進黃埔貨船，并無鴉片，方準開艙。
若行商容隐，查出加等治罪。
開館者絞，販賣者充軍，吸食者杖徒，法愈密矣。
行商者，粵商十三家，經官立案，開設洋行，以承接外商之販貨來者。
其初十三家謂之洋商，而外商則曰夷商。
後訂約諱言“夷”字遂稱外商為洋商，洋行并廢，外商得自設行棧銷售。
乾嘉以來不如是也。
當有洋行時，外商非投行不能銷貨。
英人設公司經理貿易，主其事者名曰大班。
大班來粵，率寄寓洋行。
洋行優其供應，而朘削之無所不至。
初定行傭，每兩貨價奏抽三分，繼而軍需出其中，貢價出其中，又與關吏相比，課稅增、規費亦增，取之十倍二十倍于前。
而十三洋行為世業，悉索于外商，養尊處優，駕兩淮鹽商之上。
今所傳粵中富家刊刻叢書，若海山仙館潘氏、粵雅堂伍氏，皆當時洋行十三家之一也。
鴉片不過商品之一，其實即無燒煙案，通商既久，必有變端。
一緣葡萄牙擅澳門之先占利益，二緣粵關之加重規費。
葡商在澳門，築高樓而居，其商船到者，隻納船鈔，别無課稅。
他國之商，船泊黃埔，鈔課并納，又非投行，無寄頓銷售之策。
既銷之後，又不能久寓，必回澳租賃葡人之屋，謂之住冬。
葡人俨然為各國之東道主，各國皆羨之。
而英人商務尤盛，印度又近，重以鴉片之銷行，視中國貿易尤重，而不得如葡人之有根據，嘉慶間，一再窺澳門，葡人辄請中國援助。
粵督辄宣谕不許相犯，或且絕其互市，迫令退師；其時英人不敢深抗。
中國固地主，有主權。
而心不能平，必欲謀一相當之地，以雪見绌于葡人之憤。
此一事也。
中國關征之法，應本寬大，守“譏而不征”之訓，各關所定征額甚微。
以粵關論，乾隆《會典》所載十八年奏銷之額，廣東海關五十一萬五千一百八十八兩，為天下額征最巨之關。
其時江蘇海關額征隻有七萬七千五百有九兩。
今以上海關為收數最高，年必數千萬。
可知通商以後，國家之受惠實多矣。
昔時額征之外，或解羨餘，不為常例。
而士大夫往往用名刺讨關。
關督愛才者，過客投一詩，以為可觀，即許其滿載而去。
百年以前，中國國民為别一種風味。
但國家并無多取之意，官吏自有婪索之能。
課賦之外，加以規費，關員之外，加以行商。
所領軍需、貢價，未嘗不為公用，而又決非正供。
洋行求取于外商者多端，遂分内用外用名目。
當康熙間平定台灣，始開海禁，外商通互市之處，原不限定粵中。
康熙三十七年，設定海關，英人始來通市。
然粵近澳門，寄寓近便，多聚于粵，粵關即疊增重費，外商争執不見應。
雍正中控于大府，稍稍裁減，未幾如故，乃有移市入浙之志。
商舶赴舟山者日多，粵督争之，奏請浙關增稅使倍于粵。
朝旨亦以甯波番舶雲集，日久留住，又成一粵之澳門，将示限制，許增浙關稅。
未幾複定制，外商不準赴浙貿易，歸并粵港。
粵洋行益據壟斷之利，誅求不已。
于是乾隆二十四年英商喀喇生遣通事洪任輝仍赴浙，請在甯波開港。
而浙撫已奉新令，悉毀定海關夷館。
聞又有舟泊舟山，發令驅逐，斷其岸上接濟。
洪任輝憤甚，白海道至天津，乞通市甯波，并讦粵關陋弊。
七月，命福州将軍來粵按驗，得其與徽商汪聖儀交結狀，治聖儀罪，而下洪任輝于獄，久之乃釋。
後又禁絲斤違禁出洋，亦為英商所不便。
隐忍既久，乃于乾隆五十八年，英王雅治遣使臣馬戛爾尼等來朝貢，表請派人駐京，及通市浙江甯波、舟山、天津、廣東等地，并求減關稅。
不許。
六十年，複入貢，表陳中國大将軍前年督兵至的密，英國曾發兵應援。
的密，即廓爾喀也。
奏入，敕書賜赉如例。
英國兩次入貢，其後一次有表文，無專使，特由在粵大班名波朗者呈粵督請轉奏。
《東華錄》具載之，故宮複發表原檔。
蓋為前一次貢使回國後之回訊耳。
附帶土宜，作為貢物，亦不過大呢六箱。
所欲就此次說明者，為廓爾喀之役曾有助力，補述之以見好于中國而已。
其動機為欲避粵關，改市赴浙。
商人請之不得，由國王具禮命使代請之。
此其君民利害之相共，資本主義之實行，與當時中國人心理不同。
轉譯表文，亦失原意。
在康熙、雍正朝當不如此盲昧。
英國經此鄭重聲請，仍不得當。
嘉慶中，英遂有一再謀占澳門之舉，中國又禁格之，使不得逞，事在七年及十三年。
至十五年，其大班又禀控粵撫，謂貿易資本皆自國帑借領，不堪虧折，請酌量裁減，以利遠人。
粵撫韓饬司議，寝不行。
二十一年，英國複遣使分入京、粵。
其入粵者，先以谒見儀注起争執。
蓋舊制，外夷貢使見制府、将軍皆免冠俯伏，大吏坐堂皇受之。
英使加拉威禮不可，署督董教增勉許免拜伏禮，使者免冠緻敬，大府離席立受，在粵主賓，尚為成禮。
其入京之正貢使羅爾美、副貢使司當東，舟抵天津，朝命戶部尚書和世泰就津賜宴，有司谕以謝宴應跪叩，不可。
又告以乾隆五十八年該國使臣入觐儀注，不答。
和世泰導使臣至圓明園，仁宗禦殿受觐，使臣稱病。
帝怒其無禮，卻貢不納，旋雖酌收數事，仍頒敕賜以珍玩以答之。
然為粵關規費事而來，本意竟未能達，怏怏而去。
至道光時，外商已自立公局為寓所，不住洋行，不複循回澳住冬之例。
會粵城外大火，民居蕩然，外商修葺公局，多占民居舊址，為民所控，粵撫朱桂桢督役拆毀。
英商禀訴，以八事相要挾，“移泊外洋，停止開艙”，相持半年始解。
凡此糾葛，外商率緻怨于粵。
此二事也。
有以上兩種積嫌，國家不足酬遠人儌惠之恩，即唯有震以畏威之策。
若示以威不足畏，則要挾狡展，勢必有變端矣。
鴉片則會逢其适之物也。
當時有一派，目擊煙銷日旺，銀錢外洩，成中國絕大漏巵，昌言自種自銷，抵制英印所産，收回利權。
此光祿卿許乃濟所奏陳，知名之士若吳蘭修、儀克中皆有是說。
疆臣則盧坤約略言之，不敢明請。
粵撫祁填則具稿請鄧督領銜，鄧亦允之，而為粵紳持清議者所阻。
同光間有僞撰《洪經略奏對筆記》行世，其中主張種煙抵制印土，殆即許乃濟、吳蘭修輩所為，托之洪承疇以惑宮寝。
蘭修有《弭害論》，見梁廷坍《夷氛紀聞》，暢發此指。
十八年，鴻胪卿黃爵滋有“漏巵宜防，請置重典”一奏，诏下内外諸臣，廣收衆議。
衆無敢言開禁者，獨湖廣總督林則徐言尤悚切，且規劃防禁之法尤備。
宣宗為所動，譴言弛禁者。
降太常卿許乃濟為六品頂戴，召則徐至京面授方略，以兵部尚書佩欽差大臣關防馳驿赴粵，會督撫商辦。
定販賣吸食皆死，著為令。
則徐至粵，粵督鄧廷桢亦賢者，體朝旨厲行禁約。
除嚴拏販煙吸煙之犯，又窮治外來煙土，務盡毀之以絕根株。
時英商盡匿煙土于趸船，泊椗零丁洋面者二十有二艘。
欽差、粵督坐堂皇，傳集十三洋行，發交谕帖，令轉谕英商公司，呈報存儲煙土實數。
時公司大班名義律，得谕遷延不複，則徐偵知英最巨之煙商查頓已遁，其次颠地尚與議律在夷館謀遁，乃锢其所用買辦華人，而調巡船圍泊夷館後，使不得下河；又筏斷河口。
義律計無複之，乃請就黃埔棧房及椗洋趸船所有，共二萬二百八十三箱，盡數呈繳。
則徐親赴虎門驗收，凡二百三十七萬六千二百五十四觔。
奏請派員解京。
得旨令在海口銷毀，俾軍民知所震畏。
乃開池引鹵水入，随投随夾以石灰，俟其揚沸，旋自糜爛。
蓋以火燒之，煙灰亦為吸品。
同存性之石灰，随水糜爛，乃與灰黏合，無複煙之用也。
則徐之布置周密如此。
奏定繳煙外商，計箱賞茶葉五十斤。
當時出洋茶稅石二兩五錢。
洋行會館，由公司包饷費六兩七錢，并運至海口水腳，及武夷山買價。
恩賞則一律蠲兌，所得亦頗抵煙値。
遴随員知府餘保純、劉開域頒漢夷字結式，令諸國繕繳。
義律堅不具結，負氣繳還所賞茶斤，謂“遵結則後有煙土夾帶，貨沒入官，人則正法，恐各商在途尚有煙土，不敢由彼一身代認此責”。
時在澳門會議，葡商亦謂“貨可充公，人則西國無斬首例，請不具正法字。
”則徐以所請不與内地辦法畫一，斥之。
保純亦無以難義律之說，為具牍代請，而義律則謂委員已許之矣。
既為則徐駁斥，乃怨大吏反複，以護貨之兵與我舟師抗，我舟攻其趸船于零丁洋，毀其二艘。
義律率貨船屢戰，皆中于炮而退。
有英船願繕結紙求入者，義律揮兵阻之。
具結請入之船，見提督巡洋，坐船樹紅旗，又誤以為來戰，亦燃炮迎擊。
接仗凡六次，卒為舟師擊斃無算。
時别國貨船向不帶煙者，皆遵令具結，唯英船不就範。
大理卿香山曾望顔請封關禁海，設法剿辦。
下粵中議，則徐以違抗隻有英商，不拒各國，正可以夷制夷；粵人以海為生，尤不宜設禁自窘。
奏覆而止。
英市既絕，英商船至者三十艘，阻于義律，不得入，鹹怨咎之。
義律懼，請許率諸商還澳，俟本國信至，開艙貿易，詞頗婉順。
而朝旨雖允不禁海，然對英封禁甚嚴，則徐不敢更張，峻拒之。
英船泊外洋，以厚利購接濟。
則徐自出駐海濱，罔避風雪暑雨，辛勤籌備，民多感愧，相戒無複私售。
十九年冬，朝命改則徐督粵，調廷桢督兩江，旋改浙閩。
英國自得粵中焚煙之訊，其國會議禁煙理直，當聽中國之命。
而義律以商人煙土被焚，請國庫給價；且印度煙銷為大利，慫恿發兵。
英廷争議洶洶，卒決稱兵，命其國戚伯麥率本國兵船十餘艘、駐防印度兵船數十艘，聨東向。
則徐自奉旨斷英市，首責諸國毋聽英假借船号，毋代運出入貨物；激勵美、法，使不直英國所為。
又以俄舊親華，而與印度鄰，英、俄相忌，又約屬夷廓爾喀伺印度之隙。
且知英遠來費巨，鴉片減值而售，成本不敷盡供軍用，決其持久必蹙，與提督關天培定議，嚴防要隘，全力剿辦，懸賞購捕斬義律及白夷黑夷價有差；獲其船者，财物盡充賞。
移會閩海、江、浙，各刻意防其舍粵他犯。
二十年夏，英兵船至，則徐奏聞，尚有“以逸待勞，以主待客，彼何能焉”之谕。
英船至粵月餘，無隙可乘，駛三十一艘赴浙，經福建，突攻廈門。
浙督鄧廷桢駐閩，出駐泉州，檄金廈道劉耀椿守禦，炮擊沉其兵船一，水師焚攻其一船，斃英兵數十。
英全駛至浙之定海，陷之。
朝命江督伊裡布為欽差大臣，赴浙視師。
革浙撫烏爾恭額職，旋定罪絞候，以劉韻珂代。
經此一挫，而朝旨突變。
此宣宗意志之不定，任事者之不能執成命以行事，亦世變之所以不可支持也。
浙未失事以前，剿辦意甚堅決。
則徐對英人請求較近情之語，亦不能留伸縮之餘地。
當上年九月義律以兵抗戰時，九龍炮台擊沉英船奏捷折，奉批：“不患卿等孟浪，但患過于畏葸。
”而于折内又累加旁批。
折文雲：“苟知悔悟，盡許回頭。
”其旁批雲：“不應如此，恐失體制。
”折文雲：“奉法者來之，抗法者去之。
”其旁批雲：“未免自相矛盾。
恭順抗拒，情雖不同，究系一國之人，不應若是辦理。
”十一月初八日，有诏“英夷反複，先放大炮。
未絕其貿易，不足示威。
即使此時出結，亦難保無反複情事。
茲屢次抗拒，仍準通商，殊屬不成事體。
區區貨稅，何足計論。
彼自外生成，尚何足惜！着林則徐等酌量情形，即将英吉利國貨貿易停止，船隻盡行驅逐，不必取結；兇犯亦不值令交出。
着出示列其罪狀，宣布各夷，倘敢包庇潛帶入口，從重治罪”雲雲。
則徐接此字寄，所以對義律之婉求無從通融也。
洎定海一失，粵中之蜚語亦即上聞，謂“繳煙時先許以值，後負之而緻激變”。
此事當時有數說。
《夷氛紀聞》雲：“林公至粵，居越華書院。
洋行總散各商，僑寓其側，備日夜傳訊。
義律呈繳禀至，夜傳總商入見，責以&lsquo汝為官商，倘有私許以價，而後設法賠補事，慎汝腦袋&rsquo。
總商叩首力言不敢而出。
蓋是時粵人紛紛疑夷人居奇之物，不數日而呈繳淨盡，意行商必許以事後給價。
及聞公言，畏得罪，不能不負約以自保，不暇複計夷怨，而夷已禀繳無及。
然語皆出揣測，事秘，罔有顯據也。
” 金安清撰《林文忠公傳》雲：“公才望赫奕冠寰宇。
英酋義律懾公威重，與廣府餘保純、洋商伍姓者密議，願繳在海船土二萬一千箱，易絲茶償。
餘乃常州紳士，為公撫吳時激賞，素以幹力著。
伍則與義律最昵，知使節不久留，欲彌縫其間，而陰與洋行分年償其直。
其禀牍恭甚。
公據其詞入告，奉旨嘉獎，有&lsquo不慮爾等孟浪，但慮爾等畏葸&rsquo語。
公乃馳檄宣示英國王，詞意剀壯，外國争傳其文。
就省城外浚大地，焚毀數月始盡。
陶文毅卒，旋奉旨調兩江總督。
樞相忌其功，思困之，乃請以鄧調兩江，而移公為粵督。
命下，餘、伍之初計沮。
” 據上兩說，許給煙價事有之，而非則徐所知。
但釁之由生，亦不由償價負約。
義律并未形諸文牍。
因勒令具結，緻成決裂。
且即給價購焚，亦不甚失體。
果有其事，則徐盡可先奏，何必諱言？朝廷以此罪則徐，上欲加之罪耳！當浙陷定海之際，英船留澳門者，忽焚澳門後通香山之關閘，為守閘之前山營都司炮傷英兵數十，沉其小舟。
七月十八日，則徐所遣副将陳連升率遊擊馬辰，攻其泊磨刀洋之兵船，戰勝，以捷聞。
奉批斥則徐貪功啟釁。
則徐遂力陳六月後粵海防範情形，請戴罪赴浙竭力圖克複。
不報。
是月，伯麥偕義律駛天津陳訴，出一漢文奏本，上直隸總督琦善轉奏。
其文為英人所具，可證則徐無許給煙價之語。
文唯見《夷氛紀聞》，錄以明以前粵中英人所借口之真相。
奏雲：“英吉利國臣統領本國水師主帥子爵巴兒多兔，謹呈天朝大清國大皇帝駕下：竊巴兒多兔現奉敝國主命，協同本國陸路統領總兵官布爾利，帶領水陸軍兵戰船，前來貴國。
緣為去年本國之正領事官義律，暨來貴國貿易之商民，竟被廣東欽差林、鄧總督淩辱無道，以衆欺寡。
并一向敝國之商民到廣東，被該省大憲等欺壓無辜。
為此奉命前來上訴。
唯思船多兵衆，夫用兵必須水陸擇地，護船安營，是為首要之機，熟思貴國各直省大憲，以為業已封港，不通貿易，決不納言，不肯接呈代奏，準有相拒之形，此即必彼此相鬥，因此不得不直登定海，俾得各船安營有所倚。
去年林欽差到廣，不數日，首先将西洋各國人，用水陸官兵圍困在省城寓行之内，立即封艙，連日不準出入，兼絕夥食，勒繳在洋面停泊船内之煙土。
又言限日盡繳，否則要斬要殺。
如于限内繳出，則仍前交易買賣也。
竊思貴國新例，禁買禁賣煙土，但既已禁絕，無人敢買，則西洋人亦必不再來。
即有愚人帶來，亦無人敢買，然則帶來何益？且去年所繳之煙土，系在洋面，并非起運入内地，而外國商人亦萬萬不能運得入港也。
奈林、鄧二憲勒繳，而英國商人等如不繳，則不受殺亦要餓死，雖不懼殺而饑渴難當，隻得含恨忍氣以繳之，然後再酌議論。
讵料繳之後，忽又要具結，稱&lsquo如有嗣後查出船内夾帶煙土，即将貨物全行入官，其領事人即正法&rsquo等語。
但查犯禁貨物入官，其領事人連船逐出，不準交易，此例西洋各國古今通行。
唯正法條，西洋古今無殺頭之刑。
況且船多人衆，萬一遇有水手一二不肖，私自夾帶，不拘多少，豈不累人。
貨物入官，而人亦受殺戮之慘。
即因此，正領事官義律暨諸客商，皆不肯具此結之原委也。
林、鄧二憲因前事不服衆，未得具結，即着封港，不準交易。
切思英國荷蒙通商已來，百十餘年，貿易買賣場中，豈無賒欠通融？今計貴國洋行商人，前後共欠已有數百萬兩之多。
一旦封港，不獨不能貿易，又壞了到廣東船内之貨物，不勝枚舉。
英國商人所失之本，何可勝言。
且封港之後，林、鄧二憲曾與義律商允具結，嗣後貨船到廣，任從查搜，如無夾帶煙土，方準入口，否則逐回，不準貿易。
奈林、鄧二憲，前言不對後語，反複無常，忽然改變，仍執前議，具甘受正法之結也。
後來義律等另有求商事體遞呈，奈林、鄧二憲絕不肯收。
即去年封港後，适有英國兵船巡海，到廣洋面，該船之總兵官遞呈，系請詢封港之由，以為開解，奈二憲仍不獨不肯收呈，更又命水師提督帶領水師官兵前來相拒，是以不得不還炮相喧矣。
去年林、鄧二憲禁止買辦，不準供辦夥食之後，有呂宋貨船一隻，與英國貨船同泊洋面，正欲回帆之際，适其船内人過來英船探望，即或随送些少食物，林、鄧二憲，責言呂宋人不應與英船人往來，不應送食物，竟用毒計，命人于黑夜之中将呂宋船隻燒毀，并傷斃三人。
可憐該船無辜，受此慘害，神人共憤。
切思歐羅巴洲各國，即大國小邦，帝國王邦，無分統屬。
呂宋國與英國，火煙相益，非親即故。
今同在異邦客地，過船探候，即或送些夥食，亦系人情之常事。
且歐羅巴洲與亞細亞洲相隔九萬餘裡，不獨無分統屬，而且隻有西洋船隻到中華，而中華船隻萬萬不能到西洋。
今林、鄧二憲，系中國之官，在廣東止可管中國廣東事，豈能管到西洋？即今大英國主仁慈，憐含呂宋船人無辜受此慘苦，即命如數賠其銀兩。
但未審林、鄧二憲，此事如何奏報？” 此奏中隻言林、鄧于具結事反複，即上所雲“餘保純允為具牍代請，義律謂委員已許之”之事也，并不言許給煙價，則并餘保純等亦未嘗許之可知也。
今以理度之，當是實是以商捐茶葉，用給賞之名。
以代給價。
故《夷氛紀聞》較量其値，言土每箱給茶五十斤，鑿鑿可據。
林折隻言五斤，乃不欲多舉其數。
以本系捐辦，無須奏銷，對朝旨嚴辦之意為合。
此正餘保純之幹才。
其後因具結有違言，義律亦未受賞，其為五斤、五十斤，更無可辨。
竊謂此為事實也。
英帥奏辭溫雅，其于初次兵船開仗，直曰“還炮相喧”，輕儇已極。
要于中國并無必用武力之意，特視其可侮而侮之，亦是事實。
奏意雖出自英帥，而達意必有漢奸。
以兵官而具此辭令，程度自高。
當時中國去文，動足招侮。
《中西紀事》載英人在定海遞書，内言：“二月間遣使暫讨煙價數十萬，入粵東配茶，天朝大臣粵憲回複言，&lsquo本大臣威震三江五湖，計取九洲四海，兵精糧足。
如爾小國不守臣節，定即申奏天朝，請提神兵猛将，殺盡爾國，片甲無存&rsquo等語。
”此語出自英人所遞書中，或非實有其事，然夏燮自加數語雲：“此蓋回複外夷之詞，不嫌俚俗也。
”然則著書之人有此寒陋，亦見當時士大夫之荒唐召侮，何足與西人比也。
奏文外又出其國會緻我國相書，要求六事：一索貨價，二求廣州、廈門、福州、定海、上海為市埠，三欲敵體平行，四索犒軍費，五不得以外洋販煙船贻累岸商，六請盡裁洋商浮費。
琦善以聞，又令娴習西文之鮑鵬作覆書，稱義律為公使，謂“上年繳煙，必有曲折，将來欽差大臣往粵查辦，不難水落石出”。
并犒以牛酒。
诏革則徐、廷桢職，令俱在粵候勘，而命琦善馳驿至粵代則徐職。
琦善在天津見英帥語平和，謂不難馴服，畜意稍給煙直，仍許貿易，即當了事；而給値則意粵關監督即能任措。
既至粵，義律輩亦回粵守待，見新欽差易與，求索益高。
而粵關利厚則費亦素巨，無餘存，乃知棘手。
唯撤海防兵以示無敵英意，冀英人鑒諒。
诘開炮創英者将加罪，軍心解體。
又欲從英人訴詞，謂則徐拒不上聞，将奏譴之，欲證成于巡撫怡良；怡良不敢應。
檢案牍，則又無可指摘，不得發。
先是，則徐防海所募，擇海濱漁蛋亡命熟沙礁險要者，一旦撤裁使失業，為英購漢奸招引而去。
向之所憚，轉濟其用，形便曲折盡洩，要挾益無顧忌。
堅索香港為埠地，以抵葡之澳門。
琦善不敢決允，但增許煙價，冀就範。
提督關天培請添兵設守，則峻拒以媚英。
義律以議遲遲不決，突攻陷沙角、大角兩炮台。
敢戰之将，副将陳連升以下，束手身殉者數人，事在二十年十二月十五日。
琦善委罪于天培，奏請重治，仍請續與夷
磚辦險工，較鑲埽更為便捷。
昔衡工失事，因灘陷不能鑲埽，馬工失事，因補堤不能得碎石。
使知用埽不如用磚，運磚易于運石，則費省而工已固矣。
各廳有工之處，皆易為力；唯無工之處，串溝隐患，必應未雨綢缪。
若于黃沁下南豫儲磚塊，則可有備無患。
應儲之磚，仍令向民間采買，不必廳員燒造。
此外别無流弊。
”疏入，奉谕：“該河督既确有把握，朕即責成辦理。
”毓美又言：“從前治河用卷埽法，并有竹絡、木困、磚石、柳葦，自用料鑲埽，以稭料為正宗，而險無定所，亦無一勞永逸之計。
緣鑲埽陡立，易激水怒，其始水深不過數尺，鑲埽數段，引溜愈深，動辄數丈，無工變為險工。
溜勢上提，必須添鑲；溜勢下坐，必須接鑲。
片段愈長，防守愈難，新工既生，益形勞費。
埽工無法減少，不得已而減土工，少購碎石，皆為苟且因循之計。
自試抛磚壩，或用以杜新工，或用以護舊工，無不著有成效。
且磚工不特資經久，而堆儲亦無風火堪虞，從此工固瀾安，益複培增土工，專用力于根本之地，既可免漫溢之患，亦保無沖決之虞。
”宣宗嘉納之。
巡撫牛鑒入觐，谕以毓美治河得手，遇事毋掣其肘。
此河工改用石為用磚之又一争議也。
漕運之制，未行海運以前，為承明代軍運之法。
明軍制遍設衛所，複唐府兵之舊，而漕則始由民運，後乃兌與衛軍。
明代軍制既紊，除邊衛尚有任戰之軍外，腹地衛所，有漕之處尚充運，其餘調充班軍，隻以供役。
萬曆末年以後，衛兵不可用，紛紛召募，兵已重出，饷已不盡由于各衛之屯田。
屯田亦輾轉侵變，原額紛舛。
清初所恃武力在八旗，餘則招降之官兵及群盜，不編為漢軍旗者，悉隸綠營。
向所謂衛所屯田之軍，不任戰守之事，唯于有糧運之處仍任運糧而已。
《清通考》：“順治三年，更定屯田官制。
每衛設守備一員，兼管屯田，量設千總、百總，分理衛事。
其原設指揮、副指揮等，俱裁去。
改衛軍為屯丁。
凡衛所錢糧職掌及造船事務，并都司、行都司分轄，皆仍舊。
七年，令衛所屯田，分有無糧運科征。
先是衛所屯田，分給軍丁承種，因有操演、城守、捕盜、領運之責，科征較民地稍輕。
至是裁汰衛軍，凡有運糧衛所，屯糧仍舊派征；其無運糧衛所，屯田俱照州縣民田例，一體起科。
十三年，定屯丁貼運之例。
浙江金鄉等衛，有屯無運；杭、甯、溫、台各衛。
嘉、湖、嚴、衢各所，有屯帶運；金華等所，處、紹等衛，無屯有運，應均算津貼。
向例漕船一艘，派屯田一百五十一畝有奇。
今議定帶運衛所，照數分派，餘田征租銀撥貼無屯衛所。
至有屯無運衛所，若有願運者，照例給田佥運；若無領運者，計田征租銀，撥貼無屯衛所運丁。
至康熙十年，以屯丁缺額，定每船給田一百一十三畝。
” 此清初以來規定之漕制。
至道光時漕事弊極，其大弊與河患相連，而政事之不理亦居其一。
今先言政事之妨漕者。
政既妨漕，漕又妨政，亦論政之可為炯戒者。
蓋屢次開捐，到省候補之員多，無缺可補，則以差委為調劑。
鹽、漕、河，皆容納差委之大窟穴。
以漕而論，據當時包世臣《剔漕弊說》：“各衛有本幫千總領運，而漕臣每歲另委押運幫官，又分為一人押重，一人押空。
每省有糧道督押，又别委同、通為總運。
沿途有地方文武催趱，又有漕委、督撫委、河委，自瓜洲抵澱津，不下數百員。
各上司明知差委無濟公事，然不得不借幫丁之脂膏，酬屬員之奔競，且為保舉私人之地。
淮安盤糧，漕臣親查米數，而委之弁兵。
通州上倉，倉臣親驗米色，而委之花戶。
兩處所費不赀。
又一總運費二三萬金，一重運所費二三千金，一空運，一催趱，費皆浮于千金。
又沿途過閘，閘夫需索，一船一閘，不下千文。
故幫丁專定運糧，其費取給于官而有餘；合計陋規賄賂，雖力索州縣之兌費而尚不足。
此幫丁之受朘削于大吏也。
”又據江督孫玉庭《恤丁除弊疏》：“旗丁勒索州縣，必借米色為刁制。
各州縣開倉旬日，各厫即已滿貯。
各丁深知米多厫少，必須先兌。
每借看米色為由，逐厫挑剔，不肯受兌，緻使糧戶無厫輸納，往往因此滋事。
旗丁即乘機恣索，州縣不敢不應其求。
或所索未遂，即借口米色未純，停兌喧擾。
及至委員催兌開行，各丁不俟米之兌足即便開船，冀累州縣以随幫交兌之苦。
”此旗丁于受兌前刁制州縣之弊。
“漕米兌竣，運弁應給通關，而過關出自尖丁。
尖丁者，積年辦事旗丁也，衆丁及運弁皆聽指揮。
尖丁索費，必先議定私費，再議通幫公費。
故有尖丁後手及程儀等項名色。
州縣不遂其欲，則通關勒靳不交，至使州縣枉罹遲延處分。
”此弁丁于既兌後刁制州縣之弊，此州縣之受勒索于幫丁也。
又據江督蔣攸铦《拟更定漕政章程疏》：“州縣既須貼費，勢不能不向糧戶浮收；州縣既有浮收，勢不能不受包戶挾制。
缙紳之米，謂之衿米；舉貢生監之米，謂之科米；素好興訟之米，謂之訟米。
缙紳之米，不能多收；刁生劣監好訟包攬之輩，即升合不足，米色潮雜，亦不敢駁斥。
并有虛收給串，坐吃漕規，以圖買靜求安。
受制于刁衿劣棍，仍取償于弱戶良民。
良善鄉愚、零星小戶，收至加五六而不敢抗。
始則忍受剝削，繼亦漸生機械，賄托包戶代交，較自交加五六之數，所省實多。
包戶日多，鄉戶日少，刁民效尤，良民亦漸趨于莠。
吏治民風士習，由此日壞。
此漕弊之相因而成積重無已之實情也。
” 至運河受黃河之累，當嘉慶間，已成不可救藥之勢。
《清史稿·河渠志》：“嘉慶十四五年間，淮、揚、運河三百餘裡淺阻，兩淮鹽政阿克當阿請俟九月内漕船過竣，堵閉清江三壩，築壩斷流，自清江至瓜州分段挑浚。
下部議，覆稱：&lsquo近年運河淺阻，固由疊次漫口，而漫口之故，則由黃水倒灌，倒灌之故，則由黃水墊高，清水頂阻，不能不借黃濟運，以緻積淤潰決，百病叢生。
是運河為受病之地，而非緻病之原。
果使清得暢出敵黃，并分流濟運，則運口内新淤不得停留，舊淤并可刷滌。
若不除倒灌之根，而亟亟以挑浚運河為事，恐旋挑旋淤，運河之挑浚愈深，倒灌之勢愈猛，決堤吸溜，為患滋多。
&rsquo命尚書托津等偕河督勘辦。
”此勘辦未言結果，蓋河無辦法，運河終無辦法，部覆已言之甚明也。
又曰：“自嘉慶之季，黃河屢決，緻運河淤墊日甚。
而曆年借黃濟運，議者亦知其非計，于是有籌及海運者。
道光五年，上因漕督魏元煜等籌議海運，群以窒礙難行，獨大學士英和有&lsquo通籌漕、河全局，暫雇海船，以分滞運，酌折漕額，以資治河&rsquo之議。
下所司及督撫悉心籌劃，卒以黃、運兩河受病已深，非旦夕所能疏治，诏于明年暫行海運一次。
”時議論之士多有力促海運之成者。
齊彥槐有《海運南漕議》，謂：“駁海運之說者三：一曰洋氛方警，适滋盜糧。
二曰重洋深阻，漂沒不時。
三曰糧艘須别造，柁水須另招，事非旦夕，費更不赀。
然三者皆無慮。
出吳淞迤南多矶島，水深瀾巨，非鳥船不行；迤北多碛，水淺礁硬，非沙船不行。
鳥船必吃水丈餘，沙船大者才吃水四五尺。
洋氛在閩、粵，皆坐鳥船，不能越吳淞以北也。
不足慮者一。
沙船聚上海，約三千五六百号，大者載官斛三千石，小者千五六百石。
船主皆崇明、通州、海門、南彙、寶山、上海土著富民。
一船須銀七八千兩，一主多者有船四五十号，名曰船商。
自康熙二十四年開海禁，關東豆麥至上海年千餘萬石。
布、茶各南貨至山東、直隸、關東者，亦由沙船載而北行。
沙船有會館，立董事以總之，問其每歲漂沒數，不過百之一。
今南糧由運河每年失風，殆數倍于此。
上海人視江甯、清江為遠路，而關東則每歲四五至，殊不介意，水線風信，熟如指掌。
關東、天津之信，由海船寄者至無虛日。
此不得以元、明之事為說也。
不足慮者二。
秦、漢、唐漕粟入關，未言官艘，唯《劉晏傳》有官漕之說，諒亦雜雇民船。
國家除南糧外，百貨采辦，皆官與民為市，且間歲有采買米糧以民船運通之事。
山東、江南撥船，皆由雇備。
雇船未嘗非政體，何必官艘？沙船以北行為放空，南行為正載。
凡客商在關東立莊者，上海皆有店，有保載牙人，在上海店内寫載，先給水腳，合官斛每石不過三百餘文。
船中主事者名耆老，持行票店信放至關東裝貨，并無客夥押載，從不聞有欺騙。
又沙船順帶南貨，不能滿載，皆在吳淞口挖草泥壓船。
今若于冬底傳集船商，明白曉谕，無論其船赴天津，赴關東，皆先載南糧至七分，其餘準帶南貨。
至天津卸于撥船，每南糧一石，給水腳銀五錢，上載時每石加耗米三升，卸載時以九五折收，合計南糧三百五十萬石，不過費水腳一百七八十萬兩，曾不及漕項十之三四。
陸續開行，二月初，江、浙之糧即定可抵澱，往返三次，全漕入倉矣。
船商以放空之船，反得重價，而官費之省者無數，又使州縣不得以免費、津貼、旗柁名目，借詞浮勒，一舉而衆善備。
先期咨會浙江提鎮哨招寶、陳錢，江南提鎮哨大、小洋山，會于馬迹，山東鎮臣哨成山十島，會于鷹遊門，以資彈壓護送。
而澱津有撥船數千号，足敷過載。
由澱、津抵通二百裡，無糧艘阻滞，挽行順速。
唯裝卸及發水腳，若任吏胥克扣需索，則船商或畏怯不前。
悉心端意，了此一節，亦非難事。
至行之有效，然後籌裁撤糧艘，安插柁水，清查屯田，皆有條理可循矣。
” 彥槐在嘉慶季年上此議于蘇撫，蘇撫召與诘駁，終以不必改章為言，寝其事。
至陶澍撫蘇而辦海運，世以鹽、漕兩大改革推澍，澍亦善用通人議也。
當道光四年，南河黃水驟漲，高堰漫口，自高郵、寶應至清江浦，河道淺阻，輸挽維艱。
吏部尚書文孚等，請引河入運，添築閘壩，鉗束盛漲，黃水挾沙，日久淤墊，為患滋深。
朝廷亦知借黃濟運非計，于是嘉慶間駁斥之海運議複興。
當嘉慶時，蘇撫之寝彥槐議，亦承朝旨而然。
蓋勒保督兩江，時有患運河阻滞建議海運者，勒保挈浙江大吏會奏海運十二不可行。
于嘉慶十六年奉谕“海運既多窒礙，唯有謹守前人成法，将河道盡心修治。
萬一盈绌不齊，唯有起駁盤壩，或酌量截留，為權宜之計，斷不可輕議更張”等語。
明旨煌煌也。
海運議再起，诏江督、漕督、蘇、浙巡撫魏元煜、顔檢、張師誠、黃鳴傑各就轄境情形籌議。
諸臣憚更張，以窒礙難行入奏。
其時前任江督孫玉庭，因渡黃艱滞，軍船四十幫須盤壩接運，請帑至百二十萬金。
未幾，因水勢短绌，難于挽運，複請截留米一百萬石。
上令琦善往查，覆稱：“玉庭所奏渡黃之船，有一月後尚未開行者，有淤阻禦黃各壩之間者，其應行駁運軍船，皆膠柱不能移動。
”帝震怒，元煜、玉庭、檢均得罪。
協辦大學士戶部尚書英和建言：“暫停河運以治河，雇募海船以利運。
國家承平日久，航東吳至遼海者，往來無異内地。
今以商運決海運，風飓不足疑，盜賊不足慮，黴濕侵耗不足患。
以商運代官運，舟不待造，丁不待募，價不待籌。
至于屯軍之安置，倉胥之稽察，河務之張弛，胥存乎人。
矧借黃既病，盤壩亦病，不變通将何策之從？”诏仍下有漕各省大吏議，遷延半載不決。
會澍由皖撫移蘇，與總督琦善奏言：“海運雖屬創行，海船實所熟習。
折漕變價數百萬，勢必銀湧貴而谷陡賤，恐官民交困。
請以蘇、松、常、鎮、太四府一州之粟，全由海運，其安徽、江西、湖廣，離海口較遠，浙江則乍浦、甯波海口或不能停泊，或盤駁費巨，仍由河運。
使布政使賀長齡親赴海口，督同地方官招徕商船，籌議駁運兌裝等事。
澍又親往雇定沙船千艘，三不像船數十，分兩次裝載，運米百五六十萬石。
朝命設海運總局于上海，并設局于天津，複命理藩院尚書穆彰阿會同倉場侍郎駐津，驗收監兌，以杜經紀人留難需索諸弊。
海道水師會哨防護，并如十餘年前齊彥槐所議。
六年正月，各州縣駁運之米，以次抵上海受兌，分批開行，計水程四千餘裡，旬月抵津，一船不損。
穆彰阿赴驗米色，瑩潔遠過河運。
海商運漕而北，載豆而南，兩次得價，且由部發帑，收買海船耗米十餘萬石，其出力之商，優給頂戴，皆踴躍過望，先後共享銀百餘萬兩。
不請一帑，而漕項銀米，自解津應用及調劑旗丁外，尚節省銀米各十餘萬。
其海關免稅不過萬餘，視河運又省費過倍。
此商民具有組織能力，而國家始利用之；書生具有政治通識，而公卿能采取之，皆世運之漸變也。
明年，江督蔣攸铦再請踵行，而朝議以河湖順軌，又不許。
曆二十年，各省歲運額漕，逐漸短少，太倉積粟，動放無存。
二十六年，诏複行海運，始為常例。
至輪船通行，益無風險之說，而招商局且攬為國營公司專利，不許外國商船承運，則無複河運之事。
由今思之，漕事本不成大議論，且交通既便，亦無庸議漕，而古來代有煩言，清世于道光朝作一改革，在當時為極可紀載之事實，撮述之，以見昔人知識之無法驟開，而士大夫之明通強幹者，能救一時之弊，已不可謂非難能可貴矣。
第七節鴉片戰争 道光朝兵事，六年有叛回張格爾之役，十二年有叛猺趙金龍之役，不旋踵而皆定。
清廷之威信尚存，亦恃川、楚立功宿将。
楊遇春、楊芳之于回，羅思舉之于猺，轉戰迅速，而賞功必以旗籍大員居上。
實則平回大帥長齡，主張割西城膏腴，封回酋而退守東四城；平猺欽差宗室禧恩攘功逃責，均暴露勳貴之無能，其事皆不足述。
至鴉片一案，則為清運告終之萌芽。
蓋是役也，為中國科學落後之試驗，為中國無世界知識之試驗，為滿洲勳貴無一成材之試驗，二百年控制漢族之威風，掃地以盡，于清一代興亡之關匪細也。
三代以後，至清中葉以前，國無外交名義。
“外交”二字，作罪惡之稱。
《禮記》所謂“為人臣者無外交，不敢貳君”。
《谷梁傳》所謂“大夫無境外之交，束修之饋”。
至于國君，則名為天子，即無敵于天下。
四征不庭，乃為王者。
至力屈于敵，明明卑以事之，仍稱彼來曰“款”，我往曰“撫”。
此古來夷夏相對之通例。
鴉片案乃引起事變之端。
中國之盲于外交，應受事變之教訓，則固不自量力者所必緻也。
政治不自量力，必使萬國就臣妾之列；學問不自量力，緻使國防民用皆自趨于弱與貧，而以強與富讓人。
苟非如此，鴉片案何由發生？即發生鴉片害人，烏即成束手屈服之交涉？故鴉片非主因，中國之政與學相形見绌，乃其主因。
今先略述鴉片案之來曆。
中國自古有罂粟，詞賦家皆或賞豔其花，農學家或采用其實，為濟荒之用，從未有發明其為毒品者。
明萬曆間李時珍作《本草綱目》，始有阿芙蓉一品。
時珍解雲：“阿芙蓉前代罕聞，近方有用者，雲是罂粟花之津液也。
”又引王氏《醫林集要》，言是天方國種紅罂粟花，不令水淹頭，七八月花謝後，刺青皮取之者。
作《醫林集要》者為王玺，當與李時珍時代尚近。
天方國用以入藥，據雲紀元前早已傳自希臘，既而流行各國，印度尚為最後。
取漿凝為幹塊，款客嚼食如槟榔。
明末，始有蘇門答臘人吸食之法。
康熙中，台灣平，海禁弛，沿海居民，得南洋吸食法，精思之，遂成中國吸煙特色。
流行各省，至開館賣煙。
雍正七年定興販鴉片罪至充軍，開館賣煙照邪教惑衆律拟監候，船戶地保鄰佑人等杖徒；失察之地方文武及關監督嚴加議處，是為鴉片定罪之始。
時尚未定吸食者罪名也。
嘉慶十五年以後，一再饬禁。
而自英吉利以公司侵占印度之後，制煙土益精。
英商以販煙為大利，始猶泊于澳門，以葡萄牙既有之埠地為卸載轉販地；既且移之黃埔，于貨物中夾帶私售。
道光元年，申禁洋船至粵，先令行商具結，所進黃埔貨船，并無鴉片，方準開艙。
若行商容隐，查出加等治罪。
開館者絞，販賣者充軍，吸食者杖徒，法愈密矣。
行商者，粵商十三家，經官立案，開設洋行，以承接外商之販貨來者。
其初十三家謂之洋商，而外商則曰夷商。
後訂約諱言“夷”字遂稱外商為洋商，洋行并廢，外商得自設行棧銷售。
乾嘉以來不如是也。
當有洋行時，外商非投行不能銷貨。
英人設公司經理貿易，主其事者名曰大班。
大班來粵，率寄寓洋行。
洋行優其供應，而朘削之無所不至。
初定行傭，每兩貨價奏抽三分，繼而軍需出其中，貢價出其中，又與關吏相比，課稅增、規費亦增，取之十倍二十倍于前。
而十三洋行為世業，悉索于外商，養尊處優，駕兩淮鹽商之上。
今所傳粵中富家刊刻叢書，若海山仙館潘氏、粵雅堂伍氏，皆當時洋行十三家之一也。
鴉片不過商品之一，其實即無燒煙案，通商既久，必有變端。
一緣葡萄牙擅澳門之先占利益，二緣粵關之加重規費。
葡商在澳門，築高樓而居，其商船到者，隻納船鈔，别無課稅。
他國之商，船泊黃埔，鈔課并納，又非投行，無寄頓銷售之策。
既銷之後，又不能久寓，必回澳租賃葡人之屋，謂之住冬。
葡人俨然為各國之東道主，各國皆羨之。
而英人商務尤盛，印度又近，重以鴉片之銷行，視中國貿易尤重，而不得如葡人之有根據，嘉慶間，一再窺澳門，葡人辄請中國援助。
粵督辄宣谕不許相犯，或且絕其互市，迫令退師；其時英人不敢深抗。
中國固地主，有主權。
而心不能平，必欲謀一相當之地，以雪見绌于葡人之憤。
此一事也。
中國關征之法，應本寬大，守“譏而不征”之訓，各關所定征額甚微。
以粵關論，乾隆《會典》所載十八年奏銷之額，廣東海關五十一萬五千一百八十八兩，為天下額征最巨之關。
其時江蘇海關額征隻有七萬七千五百有九兩。
今以上海關為收數最高，年必數千萬。
可知通商以後，國家之受惠實多矣。
昔時額征之外，或解羨餘，不為常例。
而士大夫往往用名刺讨關。
關督愛才者，過客投一詩，以為可觀，即許其滿載而去。
百年以前，中國國民為别一種風味。
但國家并無多取之意，官吏自有婪索之能。
課賦之外，加以規費，關員之外，加以行商。
所領軍需、貢價，未嘗不為公用，而又決非正供。
洋行求取于外商者多端，遂分内用外用名目。
當康熙間平定台灣，始開海禁，外商通互市之處，原不限定粵中。
康熙三十七年，設定海關，英人始來通市。
然粵近澳門，寄寓近便，多聚于粵，粵關即疊增重費，外商争執不見應。
雍正中控于大府，稍稍裁減，未幾如故，乃有移市入浙之志。
商舶赴舟山者日多，粵督争之，奏請浙關增稅使倍于粵。
朝旨亦以甯波番舶雲集，日久留住，又成一粵之澳門，将示限制，許增浙關稅。
未幾複定制，外商不準赴浙貿易，歸并粵港。
粵洋行益據壟斷之利，誅求不已。
于是乾隆二十四年英商喀喇生遣通事洪任輝仍赴浙，請在甯波開港。
而浙撫已奉新令，悉毀定海關夷館。
聞又有舟泊舟山，發令驅逐，斷其岸上接濟。
洪任輝憤甚，白海道至天津，乞通市甯波，并讦粵關陋弊。
七月，命福州将軍來粵按驗，得其與徽商汪聖儀交結狀，治聖儀罪，而下洪任輝于獄，久之乃釋。
後又禁絲斤違禁出洋，亦為英商所不便。
隐忍既久，乃于乾隆五十八年，英王雅治遣使臣馬戛爾尼等來朝貢，表請派人駐京，及通市浙江甯波、舟山、天津、廣東等地，并求減關稅。
不許。
六十年，複入貢，表陳中國大将軍前年督兵至的密，英國曾發兵應援。
的密，即廓爾喀也。
奏入，敕書賜赉如例。
英國兩次入貢，其後一次有表文，無專使，特由在粵大班名波朗者呈粵督請轉奏。
《東華錄》具載之，故宮複發表原檔。
蓋為前一次貢使回國後之回訊耳。
附帶土宜，作為貢物，亦不過大呢六箱。
所欲就此次說明者，為廓爾喀之役曾有助力，補述之以見好于中國而已。
其動機為欲避粵關，改市赴浙。
商人請之不得，由國王具禮命使代請之。
此其君民利害之相共，資本主義之實行，與當時中國人心理不同。
轉譯表文，亦失原意。
在康熙、雍正朝當不如此盲昧。
英國經此鄭重聲請，仍不得當。
嘉慶中，英遂有一再謀占澳門之舉，中國又禁格之，使不得逞，事在七年及十三年。
至十五年，其大班又禀控粵撫，謂貿易資本皆自國帑借領，不堪虧折，請酌量裁減，以利遠人。
粵撫韓饬司議，寝不行。
二十一年，英國複遣使分入京、粵。
其入粵者，先以谒見儀注起争執。
蓋舊制，外夷貢使見制府、将軍皆免冠俯伏，大吏坐堂皇受之。
英使加拉威禮不可，署督董教增勉許免拜伏禮，使者免冠緻敬，大府離席立受，在粵主賓，尚為成禮。
其入京之正貢使羅爾美、副貢使司當東，舟抵天津，朝命戶部尚書和世泰就津賜宴，有司谕以謝宴應跪叩，不可。
又告以乾隆五十八年該國使臣入觐儀注，不答。
和世泰導使臣至圓明園，仁宗禦殿受觐，使臣稱病。
帝怒其無禮，卻貢不納，旋雖酌收數事，仍頒敕賜以珍玩以答之。
然為粵關規費事而來，本意竟未能達，怏怏而去。
至道光時，外商已自立公局為寓所，不住洋行，不複循回澳住冬之例。
會粵城外大火，民居蕩然，外商修葺公局，多占民居舊址，為民所控，粵撫朱桂桢督役拆毀。
英商禀訴，以八事相要挾，“移泊外洋，停止開艙”，相持半年始解。
凡此糾葛，外商率緻怨于粵。
此二事也。
有以上兩種積嫌，國家不足酬遠人儌惠之恩，即唯有震以畏威之策。
若示以威不足畏，則要挾狡展，勢必有變端矣。
鴉片則會逢其适之物也。
當時有一派，目擊煙銷日旺，銀錢外洩，成中國絕大漏巵，昌言自種自銷，抵制英印所産，收回利權。
此光祿卿許乃濟所奏陳，知名之士若吳蘭修、儀克中皆有是說。
疆臣則盧坤約略言之，不敢明請。
粵撫祁填則具稿請鄧督領銜，鄧亦允之，而為粵紳持清議者所阻。
同光間有僞撰《洪經略奏對筆記》行世，其中主張種煙抵制印土，殆即許乃濟、吳蘭修輩所為，托之洪承疇以惑宮寝。
蘭修有《弭害論》，見梁廷坍《夷氛紀聞》，暢發此指。
十八年，鴻胪卿黃爵滋有“漏巵宜防，請置重典”一奏，诏下内外諸臣，廣收衆議。
衆無敢言開禁者，獨湖廣總督林則徐言尤悚切，且規劃防禁之法尤備。
宣宗為所動，譴言弛禁者。
降太常卿許乃濟為六品頂戴，召則徐至京面授方略，以兵部尚書佩欽差大臣關防馳驿赴粵，會督撫商辦。
定販賣吸食皆死，著為令。
則徐至粵，粵督鄧廷桢亦賢者，體朝旨厲行禁約。
除嚴拏販煙吸煙之犯，又窮治外來煙土，務盡毀之以絕根株。
時英商盡匿煙土于趸船，泊椗零丁洋面者二十有二艘。
欽差、粵督坐堂皇，傳集十三洋行，發交谕帖，令轉谕英商公司，呈報存儲煙土實數。
時公司大班名義律，得谕遷延不複，則徐偵知英最巨之煙商查頓已遁，其次颠地尚與議律在夷館謀遁，乃锢其所用買辦華人，而調巡船圍泊夷館後，使不得下河；又筏斷河口。
義律計無複之，乃請就黃埔棧房及椗洋趸船所有，共二萬二百八十三箱，盡數呈繳。
則徐親赴虎門驗收，凡二百三十七萬六千二百五十四觔。
奏請派員解京。
得旨令在海口銷毀，俾軍民知所震畏。
乃開池引鹵水入，随投随夾以石灰，俟其揚沸，旋自糜爛。
蓋以火燒之，煙灰亦為吸品。
同存性之石灰，随水糜爛，乃與灰黏合，無複煙之用也。
則徐之布置周密如此。
奏定繳煙外商，計箱賞茶葉五十斤。
當時出洋茶稅石二兩五錢。
洋行會館，由公司包饷費六兩七錢，并運至海口水腳，及武夷山買價。
恩賞則一律蠲兌，所得亦頗抵煙値。
遴随員知府餘保純、劉開域頒漢夷字結式，令諸國繕繳。
義律堅不具結，負氣繳還所賞茶斤，謂“遵結則後有煙土夾帶，貨沒入官，人則正法，恐各商在途尚有煙土，不敢由彼一身代認此責”。
時在澳門會議，葡商亦謂“貨可充公，人則西國無斬首例，請不具正法字。
”則徐以所請不與内地辦法畫一，斥之。
保純亦無以難義律之說，為具牍代請，而義律則謂委員已許之矣。
既為則徐駁斥，乃怨大吏反複，以護貨之兵與我舟師抗，我舟攻其趸船于零丁洋，毀其二艘。
義律率貨船屢戰，皆中于炮而退。
有英船願繕結紙求入者，義律揮兵阻之。
具結請入之船，見提督巡洋，坐船樹紅旗，又誤以為來戰，亦燃炮迎擊。
接仗凡六次，卒為舟師擊斃無算。
時别國貨船向不帶煙者，皆遵令具結，唯英船不就範。
大理卿香山曾望顔請封關禁海，設法剿辦。
下粵中議，則徐以違抗隻有英商，不拒各國，正可以夷制夷；粵人以海為生，尤不宜設禁自窘。
奏覆而止。
英市既絕，英商船至者三十艘，阻于義律，不得入，鹹怨咎之。
義律懼，請許率諸商還澳，俟本國信至，開艙貿易，詞頗婉順。
而朝旨雖允不禁海，然對英封禁甚嚴，則徐不敢更張，峻拒之。
英船泊外洋，以厚利購接濟。
則徐自出駐海濱，罔避風雪暑雨，辛勤籌備，民多感愧，相戒無複私售。
十九年冬，朝命改則徐督粵，調廷桢督兩江，旋改浙閩。
英國自得粵中焚煙之訊，其國會議禁煙理直，當聽中國之命。
而義律以商人煙土被焚，請國庫給價；且印度煙銷為大利，慫恿發兵。
英廷争議洶洶，卒決稱兵，命其國戚伯麥率本國兵船十餘艘、駐防印度兵船數十艘，聨東向。
則徐自奉旨斷英市，首責諸國毋聽英假借船号，毋代運出入貨物；激勵美、法，使不直英國所為。
又以俄舊親華，而與印度鄰，英、俄相忌，又約屬夷廓爾喀伺印度之隙。
且知英遠來費巨，鴉片減值而售，成本不敷盡供軍用，決其持久必蹙，與提督關天培定議，嚴防要隘，全力剿辦，懸賞購捕斬義律及白夷黑夷價有差；獲其船者，财物盡充賞。
移會閩海、江、浙，各刻意防其舍粵他犯。
二十年夏，英兵船至，則徐奏聞，尚有“以逸待勞，以主待客，彼何能焉”之谕。
英船至粵月餘，無隙可乘，駛三十一艘赴浙，經福建，突攻廈門。
浙督鄧廷桢駐閩，出駐泉州，檄金廈道劉耀椿守禦，炮擊沉其兵船一，水師焚攻其一船，斃英兵數十。
英全駛至浙之定海，陷之。
朝命江督伊裡布為欽差大臣，赴浙視師。
革浙撫烏爾恭額職，旋定罪絞候，以劉韻珂代。
經此一挫，而朝旨突變。
此宣宗意志之不定，任事者之不能執成命以行事，亦世變之所以不可支持也。
浙未失事以前，剿辦意甚堅決。
則徐對英人請求較近情之語，亦不能留伸縮之餘地。
當上年九月義律以兵抗戰時，九龍炮台擊沉英船奏捷折，奉批：“不患卿等孟浪，但患過于畏葸。
”而于折内又累加旁批。
折文雲：“苟知悔悟，盡許回頭。
”其旁批雲：“不應如此，恐失體制。
”折文雲：“奉法者來之，抗法者去之。
”其旁批雲：“未免自相矛盾。
恭順抗拒，情雖不同，究系一國之人，不應若是辦理。
”十一月初八日，有诏“英夷反複，先放大炮。
未絕其貿易，不足示威。
即使此時出結，亦難保無反複情事。
茲屢次抗拒，仍準通商，殊屬不成事體。
區區貨稅，何足計論。
彼自外生成，尚何足惜！着林則徐等酌量情形，即将英吉利國貨貿易停止，船隻盡行驅逐，不必取結；兇犯亦不值令交出。
着出示列其罪狀，宣布各夷，倘敢包庇潛帶入口，從重治罪”雲雲。
則徐接此字寄，所以對義律之婉求無從通融也。
洎定海一失，粵中之蜚語亦即上聞，謂“繳煙時先許以值，後負之而緻激變”。
此事當時有數說。
《夷氛紀聞》雲：“林公至粵，居越華書院。
洋行總散各商，僑寓其側，備日夜傳訊。
義律呈繳禀至，夜傳總商入見，責以&lsquo汝為官商，倘有私許以價，而後設法賠補事，慎汝腦袋&rsquo。
總商叩首力言不敢而出。
蓋是時粵人紛紛疑夷人居奇之物，不數日而呈繳淨盡，意行商必許以事後給價。
及聞公言，畏得罪，不能不負約以自保，不暇複計夷怨，而夷已禀繳無及。
然語皆出揣測，事秘，罔有顯據也。
” 金安清撰《林文忠公傳》雲：“公才望赫奕冠寰宇。
英酋義律懾公威重，與廣府餘保純、洋商伍姓者密議，願繳在海船土二萬一千箱，易絲茶償。
餘乃常州紳士，為公撫吳時激賞，素以幹力著。
伍則與義律最昵，知使節不久留，欲彌縫其間，而陰與洋行分年償其直。
其禀牍恭甚。
公據其詞入告，奉旨嘉獎，有&lsquo不慮爾等孟浪，但慮爾等畏葸&rsquo語。
公乃馳檄宣示英國王，詞意剀壯，外國争傳其文。
就省城外浚大地，焚毀數月始盡。
陶文毅卒，旋奉旨調兩江總督。
樞相忌其功，思困之，乃請以鄧調兩江，而移公為粵督。
命下，餘、伍之初計沮。
” 據上兩說，許給煙價事有之，而非則徐所知。
但釁之由生，亦不由償價負約。
義律并未形諸文牍。
因勒令具結，緻成決裂。
且即給價購焚，亦不甚失體。
果有其事，則徐盡可先奏，何必諱言？朝廷以此罪則徐，上欲加之罪耳！當浙陷定海之際，英船留澳門者，忽焚澳門後通香山之關閘，為守閘之前山營都司炮傷英兵數十，沉其小舟。
七月十八日，則徐所遣副将陳連升率遊擊馬辰，攻其泊磨刀洋之兵船，戰勝，以捷聞。
奉批斥則徐貪功啟釁。
則徐遂力陳六月後粵海防範情形，請戴罪赴浙竭力圖克複。
不報。
是月，伯麥偕義律駛天津陳訴，出一漢文奏本，上直隸總督琦善轉奏。
其文為英人所具，可證則徐無許給煙價之語。
文唯見《夷氛紀聞》，錄以明以前粵中英人所借口之真相。
奏雲：“英吉利國臣統領本國水師主帥子爵巴兒多兔，謹呈天朝大清國大皇帝駕下：竊巴兒多兔現奉敝國主命，協同本國陸路統領總兵官布爾利，帶領水陸軍兵戰船，前來貴國。
緣為去年本國之正領事官義律，暨來貴國貿易之商民，竟被廣東欽差林、鄧總督淩辱無道，以衆欺寡。
并一向敝國之商民到廣東，被該省大憲等欺壓無辜。
為此奉命前來上訴。
唯思船多兵衆，夫用兵必須水陸擇地，護船安營，是為首要之機，熟思貴國各直省大憲，以為業已封港，不通貿易，決不納言，不肯接呈代奏，準有相拒之形，此即必彼此相鬥，因此不得不直登定海，俾得各船安營有所倚。
去年林欽差到廣，不數日，首先将西洋各國人，用水陸官兵圍困在省城寓行之内，立即封艙，連日不準出入，兼絕夥食，勒繳在洋面停泊船内之煙土。
又言限日盡繳，否則要斬要殺。
如于限内繳出，則仍前交易買賣也。
竊思貴國新例，禁買禁賣煙土，但既已禁絕，無人敢買，則西洋人亦必不再來。
即有愚人帶來，亦無人敢買，然則帶來何益？且去年所繳之煙土，系在洋面，并非起運入内地，而外國商人亦萬萬不能運得入港也。
奈林、鄧二憲勒繳，而英國商人等如不繳，則不受殺亦要餓死，雖不懼殺而饑渴難當，隻得含恨忍氣以繳之，然後再酌議論。
讵料繳之後，忽又要具結，稱&lsquo如有嗣後查出船内夾帶煙土，即将貨物全行入官，其領事人即正法&rsquo等語。
但查犯禁貨物入官，其領事人連船逐出，不準交易，此例西洋各國古今通行。
唯正法條，西洋古今無殺頭之刑。
況且船多人衆，萬一遇有水手一二不肖，私自夾帶，不拘多少，豈不累人。
貨物入官，而人亦受殺戮之慘。
即因此，正領事官義律暨諸客商，皆不肯具此結之原委也。
林、鄧二憲因前事不服衆，未得具結，即着封港，不準交易。
切思英國荷蒙通商已來，百十餘年，貿易買賣場中，豈無賒欠通融？今計貴國洋行商人，前後共欠已有數百萬兩之多。
一旦封港，不獨不能貿易，又壞了到廣東船内之貨物，不勝枚舉。
英國商人所失之本，何可勝言。
且封港之後，林、鄧二憲曾與義律商允具結，嗣後貨船到廣，任從查搜，如無夾帶煙土，方準入口，否則逐回，不準貿易。
奈林、鄧二憲，前言不對後語，反複無常，忽然改變，仍執前議，具甘受正法之結也。
後來義律等另有求商事體遞呈，奈林、鄧二憲絕不肯收。
即去年封港後，适有英國兵船巡海，到廣洋面，該船之總兵官遞呈，系請詢封港之由，以為開解，奈二憲仍不獨不肯收呈，更又命水師提督帶領水師官兵前來相拒，是以不得不還炮相喧矣。
去年林、鄧二憲禁止買辦，不準供辦夥食之後，有呂宋貨船一隻，與英國貨船同泊洋面，正欲回帆之際，适其船内人過來英船探望，即或随送些少食物，林、鄧二憲，責言呂宋人不應與英船人往來，不應送食物，竟用毒計，命人于黑夜之中将呂宋船隻燒毀，并傷斃三人。
可憐該船無辜，受此慘害，神人共憤。
切思歐羅巴洲各國，即大國小邦，帝國王邦，無分統屬。
呂宋國與英國，火煙相益，非親即故。
今同在異邦客地，過船探候，即或送些夥食，亦系人情之常事。
且歐羅巴洲與亞細亞洲相隔九萬餘裡，不獨無分統屬，而且隻有西洋船隻到中華，而中華船隻萬萬不能到西洋。
今林、鄧二憲，系中國之官，在廣東止可管中國廣東事，豈能管到西洋？即今大英國主仁慈，憐含呂宋船人無辜受此慘苦，即命如數賠其銀兩。
但未審林、鄧二憲，此事如何奏報？” 此奏中隻言林、鄧于具結事反複，即上所雲“餘保純允為具牍代請，義律謂委員已許之”之事也，并不言許給煙價，則并餘保純等亦未嘗許之可知也。
今以理度之，當是實是以商捐茶葉，用給賞之名。
以代給價。
故《夷氛紀聞》較量其値，言土每箱給茶五十斤，鑿鑿可據。
林折隻言五斤，乃不欲多舉其數。
以本系捐辦，無須奏銷，對朝旨嚴辦之意為合。
此正餘保純之幹才。
其後因具結有違言，義律亦未受賞，其為五斤、五十斤，更無可辨。
竊謂此為事實也。
英帥奏辭溫雅，其于初次兵船開仗，直曰“還炮相喧”，輕儇已極。
要于中國并無必用武力之意，特視其可侮而侮之，亦是事實。
奏意雖出自英帥，而達意必有漢奸。
以兵官而具此辭令，程度自高。
當時中國去文，動足招侮。
《中西紀事》載英人在定海遞書，内言：“二月間遣使暫讨煙價數十萬，入粵東配茶，天朝大臣粵憲回複言，&lsquo本大臣威震三江五湖，計取九洲四海，兵精糧足。
如爾小國不守臣節，定即申奏天朝，請提神兵猛将，殺盡爾國，片甲無存&rsquo等語。
”此語出自英人所遞書中，或非實有其事，然夏燮自加數語雲：“此蓋回複外夷之詞，不嫌俚俗也。
”然則著書之人有此寒陋，亦見當時士大夫之荒唐召侮，何足與西人比也。
奏文外又出其國會緻我國相書，要求六事：一索貨價，二求廣州、廈門、福州、定海、上海為市埠，三欲敵體平行，四索犒軍費，五不得以外洋販煙船贻累岸商，六請盡裁洋商浮費。
琦善以聞，又令娴習西文之鮑鵬作覆書，稱義律為公使，謂“上年繳煙，必有曲折，将來欽差大臣往粵查辦，不難水落石出”。
并犒以牛酒。
诏革則徐、廷桢職，令俱在粵候勘，而命琦善馳驿至粵代則徐職。
琦善在天津見英帥語平和，謂不難馴服，畜意稍給煙直，仍許貿易，即當了事；而給値則意粵關監督即能任措。
既至粵，義律輩亦回粵守待，見新欽差易與，求索益高。
而粵關利厚則費亦素巨，無餘存，乃知棘手。
唯撤海防兵以示無敵英意，冀英人鑒諒。
诘開炮創英者将加罪，軍心解體。
又欲從英人訴詞，謂則徐拒不上聞，将奏譴之，欲證成于巡撫怡良；怡良不敢應。
檢案牍，則又無可指摘，不得發。
先是，則徐防海所募，擇海濱漁蛋亡命熟沙礁險要者，一旦撤裁使失業，為英購漢奸招引而去。
向之所憚，轉濟其用，形便曲折盡洩，要挾益無顧忌。
堅索香港為埠地，以抵葡之澳門。
琦善不敢決允，但增許煙價，冀就範。
提督關天培請添兵設守，則峻拒以媚英。
義律以議遲遲不決，突攻陷沙角、大角兩炮台。
敢戰之将，副将陳連升以下，束手身殉者數人，事在二十年十二月十五日。
琦善委罪于天培，奏請重治，仍請續與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