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嘉慶道光：守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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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施，全以大炮相轟擊，船身簸蕩，中者幾何。
我順風而逐，賊亦順風而逃，無伏可設，無險可扼，必以鈎鐮去其皮網，以大炮壞其柁牙篷胎，使船傷行遲，我師環而攻之，賊窮投海，然後獲其一二船，而餘船已飄然遠矣。
賊往來三省數千裡，皆沿海内洋，其外洋浩瀚，則無船可掠，無岙可依，從不敢往。
唯遇剿急時，始間以為逋逃之地，倘日色西沉，賊直竄外洋，我師冒險無益，勢必回帆收港，而賊又逭誅矣。
且船在大海之中，浪起如升天，落如墜地，一物不固，即有覆溺之憂。
每遇大風，一舟折桅，全軍失色，雖賊在垂獲，亦必舍而收泊。
易桅竣工，賊已遠遁，數日追及，桅壞複然。
故常屢月不獲一賊。
夫船者，官兵之城郭、營壘、車馬也。
船誠得力，以戰則勇，以守則固，以追則速，以沖則堅。
今浙省兵船皆長庚督造，頗能如式。
唯兵船有定制，而閩省商船無定制，一報被劫，則商船即為賊船。
船愈高大，多炮多糧，則愈足資寇。
近日長庚剿賊，使諸鎮之兵，隔斷賊黨之船，但以隔斷為功，不以禽獲為功。
而長庚自以己兵專注蔡逆坐船圍攻，賊行與行，賊止與止。
無如賊船愈大炮愈多，是以兵士明知盜船貨财充積，而不能為禽賊禽王之計。
且水陸兵饷例止發三月，海洋路遠，往反稽時，而事機之來，間不容發，遲之一日，雖勞費經年，不足追其前效。
此皆已往之積弊也。
非盡矯從前之失，不能收将來之效；非使賊盡失所長，亦無由攻其所短。
則岸奸濟賊之禁，尤宜兩省合力，乃可期效。
” 帝責阿林保，謂：“到任不過旬月，地方公事、海洋情形，素不熟悉，于李長庚更從未謀面，辄連次參奏，殊屬冒昧。
朕又不昏聩胡塗，豈受汝蠱惑，自失良将。
朕已降旨，将剿辦蔡逆，責成該提督。
若阿林保因參奏不遂，遇事掣肘，緻蔡逆逋誅，海疆贻誤，朕唯執法懲辦。
浙省既無高大商船，阿林保等速在閩省雇募，迅即解交李長庚，口糧火藥，亦須源源接濟。
”事在十一年八月。
疏内“皮網鈎鐮”雲者，蔡牽船用牛皮網紗多層，淋海水使濕，以禦炮火，必用長柄鈎鐮拉去之，炮始有效也。
嗣是長庚疊出擊，至十二年十二月，率閩水師提督張見升追牽，窮所向，至黑水外洋，當粵潮陽縣地，牽僅存三舟，長庚擊破牽舷篷，自以火攻船，維其船後，敵急發一炮，适中長庚喉而殒。
時閩、粵水師合剿，船械數十倍于敵，而張見升見總統船亂，即麾舟師退，牽乃遁，未就獲于此役。
親貴紀事，不滿于旗員，而悼惜名将如此。
其時滿人之信望已墜矣。
然核其言，殊未可信。
玉德以五月革，阿林保由湘撫升閩督，奉命在五月十九日丙寅。
七月間連劾長庚，谕旨明謂其到任不過旬月，于長庚更未謀面，但據稱拆閱長庚緻代督溫承惠書，有“七月初十将兵船進港燂洗”，疑其私行回署。
又于七月二十一日盜首李按一事，尚未知悉，遽疊參其玩誤縱賊，力請革職治罪。
疑忌參劾，自是實情。
長庚在浙逐敵不暇，安有暇赴閩督置酒宴？新督亦知舊督以不得于長庚而奪職，因此謂非去長庚，督威不立，則有之；若敢于以大不韪之語，要長庚同意，必無是理。
長庚本海中搏戰，并非困敵于一島，浙、閩會剿，何能飛檄專促長庚？長庚與阮元交最密，剿海盜事互助為功。
元撰《長庚傳》，于長庚中炮時事，則雲：“見升本庸懦，又窺總督意，頗不受提挈。
及是，遠見總帥船亂，遽率舟師退，牽乃遁入安南夷海中。
”則閩督與長庚自有芥蒂，亦屬事實，但未必如禮邸所錄之甚也。
長庚死事聞，帝谕有“覽奏心搖手戰，震悼之至”等語。
追封伯爵，谥忠毅。
命以所部王得祿、邱良功嗣任。
軍無總統，命阿林保擇駐廈門、漳州一帶調度。
海盜巨酋，自蔡牽外有粵朱，與牽時合時分，互寇海疆。
十三年，濆為金門鎮總兵許松年轟斃，弟朱渥複領其衆。
浙洋複有土盜張阿治、駱亞盧等，為邱良功等所殲。
十四年，朱渥以衆三千餘，船四十二，炮八百餘，降于閩。
旋邱良功為浙江提督，王得祿為福建提督。
浙、閩将帥無間，以是年九月，合剿蔡牽于定海之漁山，乘上風逼之，轉戰至黑水深洋，逾一夜至明日午，良功見水已綠，近内洋，懼日暮敵更遁外洋，大呼，以己舟骈敵舟，閩舟又骈浙舟，敵死戰，毀浙舟蓬，紮傷良功腓，浙舟脫出，閩舟又骈敵舟，敵餘舟皆為諸鎮所隔，不能救牽，牽船中創，斃餘三十人，鉛丸亦罄，以番餅作炮子，得祿亦受傷，揮兵火其尾樓，複以坐船沖斷其柁，牽乃首尾舉炮，自裂其船沉于海。
封王得祿二等子，邱良功二等男。
粵洋尚有安南餘艇之衆，百齡代吳熊光督粵，嚴斷接濟，糧及硝磺不得漏出洋，其衆以外洋無可掠，乃冒死入掠内河，官兵守待捕斬，有以制之，而尚有總兵許廷桂敗死，敵突圍遁走一事。
敵終以窮蹙，各幫先後降，百齡所降至二萬餘衆，船三百餘，炮千數百。
粵事平，賞百齡輕車都尉世職。
蔡牽餘黨亦降于閩，尚有千餘人。
時澳門葡萄牙人備兵舶二，英吉利備兵舶四，各願助戰，朝議不許。
見《聖武記》。
自後海上外國船械日精，官與盜舊法皆見绌，遂開新海防時代。
第五節京畿天理教叛亂 嘉慶兵事，有何可紀？紀兵事，見吏治之敗也。
乾隆以前，非開辟疆外之兵不紀。
乾隆中葉以後，台灣已為内屬後之兵事，亦略之。
臨清一役，乃嘉慶教亂之先見者，以為時甚暫，亦不專述。
而内亂之萌孽，實始乾隆朝之驕泰，為種敗亡之因。
嘉慶間，苗、教、海，皆内地子民，所以暴動者，皆緣官吏之非人，縱不盡由迫壓，而寸土皆官治之地，一民皆受治之人，豈有省道郡縣層層統攝，而為變之民，能久久部勒不散，釀成大亂之理？海事甫靖，教亂又興，此事前接川、楚，後接金田，秘密黨會之無法解散，于劉清之不見用驗之。
嘉慶十六年春，有星孛見紫微垣，教衆指為惑衆之具，謂應在二年後之九月十五日。
十八年七月十八日壬午，帝東巡啟銮，秋狝并谒東陵。
九月甲子朔，命随扈之皇次子綿甯、皇三子綿恺先還京。
綿甯即宣宗諱，以先還，故得以宮中禦寇立功，封智親王者也。
初十日癸酉，帝自避暑山莊回銮，而是時教衆已事露先發。
蓋距九月十五之期已近，一則伏戎于道，要回銮之駕；再則竄迹入宮，起事即在禁中，皆其所預謀，以應期會。
其主名則為天理教，又名八卦教，以卦名八字為分股之目。
《聖武記》謂：“天理教聚衆斂财，愚民苦胥吏者争與焉。
”可知民之從教，亦由官迫也。
從教則何以減胥吏之苦，今不知其詳。
意當時胥吏多奉教，入教則可共一家，借保身家，冀少受魚肉耳。
教首在河南者為滑縣李文成，在直隸者為大興林清。
教衆謀久，自必外洩。
會知滑縣者為強克捷，亦不似他上官及同僚之愦愦。
有退吏訟系，感克捷白其誣，告以教衆謀。
克捷密封白巡撫高杞，申衛輝知府郎錦骐，請兵掩捕，皆不應。
克捷知事急，于九月初六日，突執文成，先刑斷其胫，及其黨二十四人，之獄。
夜半，其黨牛亮臣劫獄出文成等，屠告發之退吏家，踞城叛，克捷及家屬均死之。
時高杞已調任熱河都統，新任方受疇未到，旋仍命高杞留署。
台斐音署巡撫而滑縣失陷事，由直隸總督溫承惠奏聞行在。
十二日乙亥谕：“溫承惠奏河南滑縣老岸鎮地方，有匪徒黃興宰、黃興相并宋姓為首，興天理會。
于本月初七日聚衆滋事，滑縣已失，縣官被戕。
長垣縣亦有習教之人。
高杞若尚未離豫，着督同河北鎮總兵色克通阿防堵，勿令匪渡河滋蔓。
”又“以溫承惠為欽差大臣，偕古北口提督馬瑜馳往長垣、滑縣剿賊。
”又“命陝西提督楊遇春來直隸協剿。
”又“命山東巡撫同興巡防山東邊境，剿捕賊黨。
”十三日丙子，又谕：“據素納（當是正定鎮總兵）奏：東明縣朱炜禀報：縣屬齊五集鐵匠張文典，首稱有長垣縣南樂集人姜複興，托打鋼刀十把。
該縣盤獲姜複興，究出伊與滑縣白家道口宋義升、長垣縣馬塞村馬文隴夥同習教。
當将姜複興收禁。
又于初十日，長垣縣典史劉世治禀報：“民人王白小，向都司陳夢熊首告，知縣被害，都司領兵搶出該縣屍骸，遍身有傷，身首異處。
又知開州于曉禀報：東明縣城被圍危迫。
恤長垣知縣趙綸，量賞鐵匠張文典。
”十四日丁醜谕：“色克通阿奏：滑縣匪徒牛亮臣等，殺入縣署，劫放獄囚。
着添兵并力殲除。
”十五日戊寅，駐跸髻山行宮。
山東巡撫同興前奏：“拏獲金鄉縣編造歌詞斂錢惑衆之匪徒李允魁、崔士俊、張文明等十八人。
”至是又奏：“崔士俊供：&lsquo先從城武縣劉燕習八卦離字教，又從直隸長垣縣徐安國習震卦教。
徐安國告以今歲九月交白洋劫，屆時老教首給白布小旗插門首，可免殺戮。
&rsquo”又據奏：“定陶縣城于初十黎明被陷，文武官存亡未保。
”又遞到十三日由五百裡馳奏折。
十一日，曹縣續陷被據，敕溫承惠與東省并力夾擊。
此皆九月十五以前各日事。
由強克捷先破教衆之謀，刑傷其首，緻三省交界地帶，不及期盡發，而行在無警矣。
十六日己卯谕：“綿甯、綿恺奏：本月十五日午刻，突有賊入蒼震門，經總管太監擒獲。
未刻，内右門西又有賊越牆入，綿甯倉猝取進鳥槍，擊墜牆上一賊，又擊斃手執白旗在牆上指揮之賊。
”又谕：“儀親王等遞到折，稱剿辦事已大定，訊取活賊供詞，賊進禁城二百名，殲斃及活拏者三十一名。
又供地安門外尚有賊五百名。
此項餘賊如何辦法，着回奏。
”旋知已為留守京師王大臣入衛官兵所擒捕。
此為九月十五克期直攻内廷之教衆拒退情狀。
十六日，诏停谒陵回京。
十七日，下诏罪己。
是日，步軍統領英和等選派番役，于近京之宋家莊拏獲林清，蓋由前同興奏首犯劉真空潛匿離京二十八裡之沙河，即谕英和派弁兵巡察，至是拏獲。
供稱：“前生姓劉，所有十五日禁城賊匪，由伊派撥屬實。
”又據所供太監劉得财等夥同入教。
引入東華門者，劉得财、劉金；引入西華門者，張太、高廣福；又王福祿、閻進喜在内接應。
又究出楊進喜，亦由西華門引路。
複嚴诘林清，堅供太監在内同謀者止此七人。
淩遲處死完案。
此辦理禁城之情形也。
直、東、豫三省失守各州縣，以李文成為首，既戕官據滑縣城，胫斷不能遠出，遂不能與京畿教衆相應。
林清竟不知外地消息，坐待所定期日行事，無援而敗。
滑城教衆萃精銳于距縣十八裡之道口鎮。
鎮臨運河，有積糧，據以号召諸所據州縣，而出兵圍浚。
時溫承惠督兵大名，巡撫高杞軍浚，皆按兵不動。
同興亦聞報逾旬不發兵。
劉清于川楚軍罷，仁宗從其志辭布政使，改任山東運使，力争于同興始發，身先士卒以攻，總兵陳某反随其後作策應，而奏報中以同興在山東戰績獨佳。
帝不滿于溫承惠，诏以陝甘督那彥成代為欽差大臣，節制三省兵進剿。
那彥成以阿桂孫蒙倚任，又調禁軍及西安、徐州兵益之。
至衛輝，聞滑勢盛，請俟調山西、甘肅、吉林索倫兵五千而後進。
诏以“遠道征兵，非數月不達，任賊蹂躏，束手坐視，停留長智，或奔突四出”，嚴旨斥之。
賴楊遇春能戰，在東省又有劉清，亦尚因以有恃。
至十一月，各縣皆複，唯滑堅厚而多糧，教衆以守，無敢忤。
官軍圍之久，教衆擁李文成出收外屬衆，作西入太行之計。
文成胫創，以車載乃行，招衆四千，入輝縣山，據司寨。
總兵楊芳追之，累戰，奪司寨。
李文成自焚死，獲其屍，然後并攻滑。
滑城外官軍已屢隧地謀轟城，辄為城中覺阻之。
楊芳來，乃成掘隧計。
十二月十日，藥發城崩，官軍奪城，巷戰自哺至夜，俘教首牛亮臣、徐安國等。
事平，那彥成加宮保，封三等子；楊遇春三等男；楊芳、劉清賞赉有差。
是役敢戰者唯平川、楚舊将，而那彥成居功首，劉清則徑改武職，名從其志，抑可謂失人矣。
時用人之柄，滿洲固例居人上，漢人以科目為重，若劉清起拔貢，與苗役之傅鼐起吏員，皆不易自顯。
視雍正時之用田文鏡、李衛，不受翰林出身者排擠，雖未必盡當，然帝王自有魄力，非仁宗之所能及矣。
強克捷以先發，刑李文成斷胫，功大，事後賜谥忠烈，世襲輕車都尉，官其二子，于原籍韓城及滑縣各建專祠，并加韓城學額。
所擾各縣中，唯金鄉知縣吳階守禦有法，得不破，事平，超升曹州知府。
沈寶麟撰階《傳》，詳其城守功，乃頗得義和團之力。
此知義和團由來已久，與天理會向仇敵，故官收其助。
寶麟，嘉慶三年舉人，官湯溪教谕，所紀自當時事。
近言秘密會黨者，謂白蓮教在北變義和團，又言諸教會皆明遺忠，此持種族見，皆迎合潮流語。
今滿族去矣，各省紅槍、黑槍、大刀、小刀之會如故，此又何說？在理會彌漫全國，亦不聞有他變。
說者又附會呂留良之孫女呂四娘曾刺雍正帝至死。
呂四娘之說，餘親見吾鄉許國英僞造，當時責其紊亂史實，為失紀載之道德，許唯唯。
今許君殁矣，而其說為淺薄好事者所樂述。
又以《聊齋·俠女篇》為證，夫《聊齋》多脫胎《廣記》，以筆墨自娛，原不負紀事之責，且蒲松齡卒于康熙五十四年，何以能知雍正十三年以後事。
以好奇之故而不顧常識，願談曆史者自重，勿蹈此陋習。
宣宗守禦有功，相傳因此而得大位。
然掘《東華錄》，《宣宗錄》首雲“嘉慶四年四月初十日，仁宗遵密建家法，親書上名，緘藏匣，默體先志，慎簡元良。
由是壽皇展拜，則命随行；裕陵敷土，則命恭代。
隐然以神器攸歸，面稽列聖，寅承對越，胥寓深心”雲雲。
則建儲不待立功後矣。
雲“緘藏匣”，不雲“緘名于乾清宮正大光明匾額後。
其匣究藏何所？緘名之制，定自世宗，高宗承之，皆在正大光明匾後。
但高宗兩緘儲名，一則先天，一則親行内禅，俱不待受遺诏而後啟鐍。
仁宗則緘而不書正大光明匾。
文宗以後，穆宗系獨子，德宗、宣統系西後援立，以便其私，無所用其緘。
高宗作《儲貳金鑒》，發明從古立儲之害，若千聖百王，早定太子，皆為不智。
此實因噎廢食之拙計。
父子兄弟，一片機心，天倫薄，人道乖，真夷狄之俗也。
正大光明匾，不過在乾清宮内，苟欲竊視，有何阻難？仁宗以後，更不置匾後，據當時紀載，乃托之于内侍之身畔，以内侍之身，當正大光明之匾，此一内侍，懷此重器，在宮中給事曆數十年，以小人挾此神秘，其變幻何所不有。
其未肇清室之大變者，别有天幸，謂為可作家法，可傲千聖百王，則真無知之見矣。
宣宗己名在匣二十餘年，宮中更有禦寇大功，又仁宗元後所生唯此一子，依曆代立儲法，亦為天定無可改移之事。
乃仁宗崩後，遍覓匣不得，大臣搜索禦箧，最後于内侍之身得之，不知彼内侍于帝崩後，猶不自陳明者何故！若搜而不得，是否遂不立嗣君？以此言之，尤為出于情理之外，誠荒誕之甚也。
《清史稿》于戴均元、托津兩《傳》，俱載其事。
尤詳者包世臣所撰《戴均元墓碑》。
世臣童試時即受均元知，均元曆官中外，世臣從遊數十年，得之口授，不應無據。
且墓碑傳拓行世，方當宣宗在禦之事，豈能以無據之言，誣蔑宮寝，将不為戴及己身家計乎？然則語必可信，錄如下： 《戴均元墓碑》：“庚辰（嘉慶二十五年）春，拜文淵閣大學士，晉太子太保，管理刑部。
七月，公偕滿相托文恪公。
扈灤陽圍。
甫駐跸，聖躬驟有疾不豫，變出倉猝，從官多皇遽失措。
公與文恪督内臣檢禦箧十數，最後近侍于身間出小金盒，鎖固無鑰，文恪擰金鎖發盒得寶書，公即偕文恪奉今上即大位，率文武随瑞邸成禮，乃發喪，中外晏然。
” 所雲“鎖固無鑰”以為慎密，而盒在近侍之身已二十一年，謂無鑰為不可開，是何異俚俗語謂箱箧被盜取去，主人自慶雲：“鑰尚未失，盜無如此箧何也。
” 第六節道光年間的改革 嘉慶朝，承雍、乾壓制，思想言論俱不自由之後，士大夫已自屏于政治之外，著書立說，多不涉當世之務。
達官自刻奏議者，往往得罪。
紀清代名臣言行者，亦犯大不韪。
士氣消沉已極。
仁宗天資長厚，盡失兩朝箝制之意，曆二十餘年之久，後生新進，顧忌漸忘，稍稍有所撰述。
雖未必即時刊行，然能動撰述之興，即其生機已露也。
若趙翼之《皇朝武功紀盛》，嚴如熤之《苗防備覽》、《三省邊防備覽》，皆有涉世務之作。
但在嘉慶朝為極少數。
至道光時則時事之接觸，切身之患，不得不言有三端：曰鹽，曰河，曰漕。
議論蠭起。
當時亦竟有彙而刻之以傳世者，賀長齡之《經世文編》是也。
未幾海警漸動，士大夫急欲周知外事，疆臣為倡，林則徐之譯各國圖志，徐繼畬之譯《瀛寰志略》，皆為筚路藍縷之功，而紀蒙古之《遊牧》，作藩部之《要略》，皆在于此時。
道光間學士大夫之著作，非雍、乾之所有，亦可謂非嘉慶朝所有矣。
鹽、漕、河三事，能文績學之士皆有論述，而當事之臣采用之，朝廷聽納之，頗有改革。
唯河患迄未能以人力挽回，至鹹豐初天然潰決，不可收拾而後改道，乃得苟安數十年。
此道光朝之國事，亦即道光朝士習所由成也。
分述如下。
鹽務之壞，壞于高宗之侈心。
清代家法，以不加賦為永制。
不加賦雲者，固念民生，尤杜子孫之以侈得禍也。
聖祖六次南巡、東巡、西巡及親征漠北，累巡塞外，俱不聞所過病其勞費。
高宗亦六次南巡，則昭示太平，跸路所過，皆有點景，尤以揚州為極盛，高宗所謂“商人捐辦，不礙務本之民”，此即取之鹽業為一時自謂得計。
實則節次内亂用兵，平教亂者三，平海患者一，何一非由私鹽利厚而成？然事非直接，上下相蒙，不發其覆。
至道光間國課積虧，乃始嘩然鹽法之弊。
此士論以鹽為集中之點者一也。
考唐以前榷鹽之法，偶行辄罷，不為經制。
劉晏以善理鹽策著名，置十三巡院以捕私，“私”之名始見于史。
繼晏者更累加鹽賦，而私之利益厚，積私販為枭盜。
有厚利以歆之，而趨附日衆；有拒捕以習之，而犷悍日增，捕以公戰怯，枭以私鬥勇，既常苦于不相敵。
而為他劫掠之盜，民必仇之，助官縱迹除患；為枭盜則與國争利，無累于民，民反得廉價購鹽之益，故不加嫉視或反陰庇之。
至秕政更多，善良失業，倚盜為生者益多，則大亂成矣。
黃巢之亡唐，張士誠、方國珍之亡元，皆最著之鹽枭。
明之倭寇，清之海盜，倚海為家，即依鹽為活。
其餘凡持久不散之秘密社黨，無資糧不能團結，資糧莫如私鹽。
此必然之事無待疑議者也。
官鹽價平，至私鹽無利而枭自散，無所用其捕也。
以捕勝私，則為盜練抵抗之力，使由小盜為大盜而已矣。
《清史稿·食貨志》：“垂輿屢次遊巡，天津為首駐跸地，蘆商供億浩繁，兩淮無論矣。
”此說蓋指高宗之南巡。
夫謂長蘆、兩淮因供億乘輿而緻困商耶？則正不然。
虧帑許其病國，加價許其病民，商挾帝眷以揮霍于其間，正是最得意之日。
蘆商海甯查氏，聲氣之廣，交結之豪，世稱天津水西莊。
至所謂查三臕子，曆見諸家筆記，至今流為戲劇。
淮商則《揚州畫舫錄》所載，園林栉比，盡态極妍，備一日之臨幸，即為諸商家豪侈娛樂之所。
河道稍寬，則就鑿為湖，所鑿之上，壘于湖中，名小金山。
岩石嵌空，樓台曲折，經營于其上，導禦舟至其地登岸。
蒙允則一夕造成禦碼頭，白石廣平，翼以欄盾。
登岸即天甯門外上下街，諸商所造園林盛處。
今雖一片荒涼，遺址猶人人能指點也。
《食貨志》又言：“鹽商時邀眷顧，或召對，或賜宴，賞赉渥厚，拟于大僚，而奢侈之習，亦由此而深。
”此商倚國而為豪舉，帝自以為不累民，而鹽貴私盛，養成枭盜不知凡幾。
國取潤于商資，商轉嫁于民食，國取其什一，商耗其百千，謂民食貴鹽而即有礙生理，其說為主張加價者所笑，謂斤加數文，人食鹽多不過三錢，斤鹽可供兩月之食，一人一月多負擔數文，何至告病。
不知商品賤則銷，貴則滞，所争在毫厘之間。
官鹽價貴，即為枭販驅除。
内亂之萌，起于枭販，枭販必有結合，則所謂秘密社會皆發生于是，長養于是。
近時人留意秘密社會史料，吾以一言蔽之：官鹽價不敵私鹽有以造成之耳。
乾隆間，帝王與鹽商之自生，尤可怪歎。
《食貨志》言：“或有緩急，内府亦嘗貸出數百萬，以資周轉。
帑本外更取息銀，謂之帑利，年或百數十萬，數十萬，十數萬不等。
自三十三年，因商人未繳提引餘息銀，數逾千萬，命江蘇巡撫彰寶查辦，鹽政高恒、普福、盧見曾皆置重典，其款勒商追賠。
至四十七、四十九兩年，乃先後豁免三百六十三萬二千七百兩有奇。
” 清國史館《彰寶傳》：“乾隆三十三年二月，調江蘇。
六月，兩淮鹽政尤拔世奏繳本年提引征銀，谕曰：&lsquo此項銀兩，曆來鹽政并不奏明，顯有蒙混侵蝕情弊。
且自乾隆十一年提引之後，每年二十萬至四十萬不等，以每引三兩計，應有千餘萬兩。
着彰寶會同尤拔世詳查。
&rsquo尋查得前任鹽政高恒、普福，運使盧見曾借端侵肥狀，俱伏法。
” 此一案，各書叙述不明。
《東華錄》雖谕斥之文甚繁，而提引之來源未著。
清世《三通》述鹽法，皆不及此事。
各紀載中，以盧見曾之牽涉多為一代文學名流，往往道及盧之得罪，所謂“盧雅雨都轉獄事”，王昶、紀昀、趙文哲等皆得罪，高恒、普福定斬候，盧定絞候。
時盧已七十八歲，未伏法死于獄。
合《食貨志》與《彰寶傳》觀之，知高宗借帑給商，規取利息，本利齊拔，年數十萬。
前後套搭，永無清日。
其實則商人按引提銀備繳，所提之數甚巨，而繳者則年止二十萬至四十萬而止，其餘商又中飽。
鹽政運使則坐享其饋送，代為蒙混，不報提引确數。
事曆二十餘年，忽于尤拔世為鹽政時，題明所提為每引三兩，則至少以年銷五十萬引計，亦應有三千萬兩。
以故興此大獄。
夫鹽引所提，皆鹽價所出，孟子所謂“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
财貨不自天降，不自地出，必有自來。
理财者以為取于鹽為最輕微而易成大數，是誠然矣；殊不知有私鹽以拟其後。
此則國危之真谛，聖賢所垂戒，斷非揣測過甚之詞也。
乾隆中葉以後，教亂海患，疊起不止，民生之糜爛，軍饷之耗費，不可數計。
而養成之源，尚無人指陳鹽弊者。
商人營求鹽政，定為封輪之制，輪到售鹽，不準争先搶售，緻有跌價。
把持愈甚，鹽價愈堅，私銷愈暢。
道光元年，兩江總督孫玉庭奏請楚岸開輪。
二年，鹽政曾燠奏稱：“輪規散後，有虧商本。
”玉庭奏駁之。
湖廣總督陳若霖亦言：“本年較前實溢銷二十六萬餘引。
”既而楚督易李鴻寶，又徇商求，言“搶售難免”。
八年複封輪。
時兩淮私枭日衆，鹽務亦日壞。
淮鹽歲應行綱額百六十餘萬引，及十年，淮南僅銷五十萬引，虧曆年課銀五千七百萬；淮北銷二萬引，虧銀六百萬。
于是朝廷始認為切己之事，召江督蔣攸铦還京，以江蘇巡撫陶澍代之。
澍，湖南安化人。
嘉、道以後，留心時政之士大夫，以湖南為最盛，政治學說亦倡導于湖南。
所謂首倡《經世文編》之賀長齡，亦善化人。
而澍以學問為實行，尤為當時湖南政治家之巨擘。
澍之治鹽務，先見于其嘉慶末為川東道時。
川東道駐重慶，私鹽橫行，沿江千百成群，當事議令營汛開铳擊遏，澍謂是必激變，請減價敵私，計減四分之一，居民盡食官鹽，私販遂絕，數郡安堵，而商銷亦倍額。
此川鹽事。
川鹽之減價，有司尚能主持，遂有此效。
淮鹽則積重更難返，而減價敵私為根本之計，則天下所同也。
道光十年，澍既為兩江總督，朝命戶部尚書王鼎、侍郎寶興赴江甯，與澍會商改革鹽法。
京朝官所陳變法有二：一、就場定稅，二、立廠抽稅。
皆主一稅後聽其所之。
澍用運使俞德淵議，皆以為未可遽行，主申明舊章，以除弊為興利，奏定章程十一條。
欽差亦密請裁鹽政歸總督管理，以一事權。
于是先行票鹽法于淮北，廢淮北綱商，以裁陋規為輕本敵私之根本辦法。
陋規悉在杠壩，起杠過壩，曆五壩十杠，再改捆大包赴岸，官吏胥役，層層需索，每引成本至十餘兩。
今立法在改道不改捆，不由杠壩淮所舊道，而改從王營減壩渡河入湖，且每包百斤，出場更不改捆，直抵口岸，除鹽價錢糧外止加運費一兩，河湖船價一兩。
每引五兩有奇，減于綱鹽大半。
民販由州縣給照，赴場買鹽，分司給以三連票之一連，立限運岸，不準票鹽相離及侵越到岸。
始則官胥吏舉嚣然議其不便。
澍委員領運倡導，使人灼知其利，遠近輻辏，鹽船銜尾到岸，未及四月，請運已逾三十萬引，無改捆之攙雜，鹽質純淨，而本輕價賤，私販無利，改領票鹽乃有利，販私皆販官矣。
非特完課有赢無绌，兼疏場河，捐義廠，修考院，本為鹽引附納之項，以銷暢收旺，百廢俱興，蓋以輕課敵私，以暢銷溢額，故一綱行兩綱之鹽，即一綱行兩綱之課也。
又是歲海州大災，饑民賴輸運之多，轉移傭值，全活無算。
此淮北徹底變法之效也。
淮南則厘除積弊，大端有三：一曰裁浮費。
淮鹽自正課外，揚商大費，謂之公費；岸商有費，謂之匣費。
公費舊定七十萬兩外，總商複浮用數十萬兩。
蓋存留普濟、育嬰、書院、義學等項，而裁其禦書樓、務本堂、孝廉堂等處挂名董事歲支二十餘萬兩。
又各衙門公費，及鹽政、運司書役辛工紙飯，并乏商月折等項，歲需銀八十餘萬兩，則加删除。
于本身所管鹽政衙門，即裁十六萬餘兩。
揚州每年正開支三十萬，匣費則湖廣漢岸，每引征至一兩二錢，已有百餘萬兩，乃奏定公費、匣費兩共每引正征四錢，永不加增，各費共減銀百十餘萬兩。
至綱商并不自運，沿自前明，即得國家特許，謂之窩家，亦名根窩。
其運鹽之商，先向有窩之家買單，然後赴場納課，以一紙虛根，先正課而享厚利，緻商本加重，昂價病民。
但既未革綱商之名，定為每綱每引給一錢二分，亦省費百四十餘萬兩。
領運舊例，名目過多，緻運司衙門書吏多至十九房，商人辦運請引，文書展轉至十一次。
鹽務大小衙門，節節稽查，為需索陋規之具，交運司查明删并。
二曰慎出納。
鹽課入庫，向來不分正雜，遇有緊解，百計挪應，始則以帑本抵額課；迨帑本罄，則令商豫納減納，而以豫給印本抵課；迨商墊複窮，則又令其以印本帖息質貸，而以減帖額數攤于後數綱，輾轉葛藤，莫可究诘。
又有總商管庫，不行鹽而專領費，甚至名為報效，實出庫墊冒支，從無報銷。
乃奏分二庫，以正項貯内庫，專候部撥；以雜項貯外庫，不許以正項挪墊。
革去總商管庫以杜侵漁，永禁印本減帖以截虛抵，俾勿贻後患。
三曰嚴糧私船私。
向日糧艘回空，夾帶蘆私，每占正綱三月額銷。
澍派弁力查，令行禁止。
至十三年，漕督貴慶奏請漕舟許帶蘆鹽，仍完淮課，以劑家丁。
禦史亦以為言。
澍三奏駁之，謂不但病鹾，亦且誤漕，蓋漕船回空帶私，即有随幫風客，除本分利，此出赀附和者即是枭犯，坐占淮南數十萬引綱額，随路停泊賣私，尤誤回空歸次之期，即誤下年趱運。
丁情苦累，止可準帶土宜免稅津貼。
若以鹾綱為丁舵沾潤之計，則以天庾正供之船，為聚集匪黨之薮，所賣盡長蘆之私，所缺盡淮南之課。
澍力争絕之。
此嚴于糧私也。
鹽船遭險，例予津貼，并許批補沉失之鹽，免其輸課。
自準封輪，守輪待售，遷延時日，船戶盜賣後，鑿沉空船，運商例有津貼批補，且可分裝多船，越輪先售，是為淹消之名，盡出賣私虛報。
又重斤夾帶，一船所裝不止報運之數。
鹽船由埠頭串通商夥，勒扣水腳，甚且由船戶出錢買裝，倒賠水腳，共圖販私之利。
澍定水腳按例價照實核發，各船拟次統号，連環保結，蹈故習者，船戶埠保一并治罪。
漢岸派員會鹽道辦理散輪，永不許再有整輪，以杜延滞。
如實有淹消，準其補運，不準免課，并停津貼。
又從前淮鹽必由儀征全數運漢，驗實後折回下遊各口岸營銷。
糧船、江船販私則随路售鹽，官鹽水腳加重，益不敵私。
澍請查明各口岸額銷，豫發防杜越運之水程，照例彙繳，以省周折。
又挑浚儀征内河，利運道而輕商本。
此嚴于船私也。
三大端既定，綱商自乾隆間所積弊混，固不容複試，然恤商亦無所不至，尤恤實在運鹽之商，而坐享根窩之利者，則予以限制。
此淮南雖不徹底變法，而亦收化私為官之效者也。
澍未受任以前之十年中，淮南隻行六綱，淮北尤隻行三綱。
每年奏銷報解，恃有二途：一則全虧帑本七百餘萬，而以帑利贻患後來納課之商。
一則設豫納、減納、帖息名色，寅支卯糧，以數十年後之課，豫虧之于數十年之前，以緻舊商累倒，新商裹足。
至道光八年、十年間，已無可挪墊，無可借貸，遇報解則庫如懸罄，遇開綱則隻收空本。
澍改章以後，年清年款，又帶征還未銷印本積欠殘課三百數十萬。
所不得志者，遊食于淮鹾之士紳官吏，揚州人家，至有以紙牌繪桃樹，另繪一伐樹之人，以寓詛咒者。
十二年九月，澍奏：“蠹商被革，乾俸全裁，從前之每年坐食數千金、數百金者俱多怨恨，兼聞揚人相鬥紙牌，繪一桃樹，另繪一人為伐樹狀，以寓詛咒，其切齒若此。
恐誤全局，請易專管為兼管，以順物情。
”宣宗不許。
隻有避讓之語，初無根究之心，足國利民，内省不疚，得行所學，固已幸矣。
黃河奪淮數百年，淤墊已甚，至道光間岌岌不可終日，士大夫以籌河為急務。
河底已高于平地逾丈，賴堤以夾之，行全河于人家屋脊之上，斷無可以安心之理。
于是議者争言改河。
或謂堤外築堤，再成一河身，而以原有之河身為堤之一面。
或謂引入六塘河，使改道入海。
事皆窒礙難行，徒有議論駁辯而已。
至鹹豐五年，河決蘭陽銅瓦廂，奪大清河入海，始聽其自然改道。
當道光間，所争議而得行者，唯築壩改用石為用磚，事易實驗，然且勘駁停廢，争而後複。
其實用石擁堤，亦起于嘉慶之末，而行于道光之初。
初用石時，亦多異議，既用石十餘年，議者亦以石為便，而反對磚。
總之，胥儈既成之窟穴，把持者多，工程之學不明，有精心任事之河臣，則以經驗而得善法，中樞無定識，往往易于動搖。
略志之，以見科學未明時河工之程度。
禹之治水，水由地中行，地面高于水，以地域水，所謂堤工，不過使地不刷入水中緻有淤墊而已。
其時即有護堤之法，大約堤内隔若幹距離，置一當水之物，使水不直沖堤土，蓋視水之流向，而定其有可當之沖，則為之布置當沖之物也。
舊法束柴稭為之，其形如掃，遂名之曰埽。
嘉慶末，黎世序督江南河道，以柴稭值昂費糜，于長河埽工挺險處所兼以碎石填護，埽遂無失，稭值亦平，遂奏減值十之一。
又奏禦黃、束清兩壩，址過深，請積石基之，俱有效。
而胥儈側目，異議蜂起。
世序言：“昔賈讓策言：&lsquo為石堤五。
&rsquo師古雲：&lsquo聚石堤旁沖要之處，激去其水。
&rsquo《水經注》載王誨言：&lsquo大河以竹籠石、葦葺土為遏，壞敗無已。
請疏山采石，疊以為障。
&rsquo工防宜石，古籍顯著。
”為固工節帑計，遂于道光元年，與總督孫玉庭合奏，略雲：“徐城舊有護堤碎石，即濱山工埽，亦以填護墇禦湍溜，碎石既利于徐，于長河宜無不利。
夫河防平時恃埽，水盛沒灘始恃堤，至河流纡曲，溜勢逼堤，則又恃埽衛堤。
埽壩專用柴稭，即堅實亦易朽腐，每歲拆舊使新，費倍力殚。
自間埽填石，上下均倚為固。
且埽鬥立，易激水怒，故埽前淘深或四五丈，或六七丈，石則迤下，高一而坡二之，水遇坦坡，即遊緩無湍激。
又膏以河泥，凝緻鞏固。
故有石之埽，恒少蟄陷；其上下無石之埽即朽塌，補築亦易為力。
難者謂石數沖擊，漸入中深，恒病梗阏。
不知南北堤相距千餘丈不等，至狹率七八百丈，河流經者不過二三百丈，餘盡灘淤旁溜，遷徙靡常，攻塌南堤，則北堤生灘，逼扼此堤，則彼堤沙湧，埽石既不患攻塌，則溜且去而刷灘。
夫以廣幹丈之河，豈懼此十餘丈之埽石，且河中深率一二丈，獨埽前溜激，始锼齧至四五丈，中深不及埽前之半，石既沉重，偎護埽前，庸能舍此之下而就彼之高哉？”奏入，得旨：“歲行之為例。
”時議始息。
此河工用石護堤之一争議也。
道光十五年，栗毓美督河東河道，時串溝久為河患。
串溝者，在堤河之間，始僅斷港積水，久而溝受河，又久溝尾入河，于是串溝遂成支河，而遠堤十餘裡之河，變為切近堤身，往往潰堤。
毓美莅任，乘小舟周曆南北兩岸，時北岸原武泛串溝，受水已三百丈，行四十餘裡，至陽武泛，溝尾複入大河，又合沁河及武陟、荥澤諸灘水，畢注堤下。
兩泛素無工，無稭石，堤南北皆水，不能取土築壩。
毓美乃收買民磚，抛成磚壩數十所。
工甫就而風雨大至，支河首尾皆決數十丈而堤不傷，于是始知磚之可用。
疏陳辦理情形，以圖說進，尋奏請設窯造磚。
禦史李莼疏言其不便。
十七年五月，命宗室肅親王子尚書敬征赴東河查辦，并令李莼随同往勘。
七月奏雲：“密采輿論，用磚搶辦險工，未可深恃。
治河之法，不外以土制水，鑲埽以料合土，取其柔能抵剛。
碎石質重體堅，取其剛以制柔。
磚本土成，可濟料石之不足，但沿河土性沙鹹，斷難堅實。
且近堤例有取土之禁，近料宜防意外之虞，應請停止。
燒磚已停，應以改辦碎石為急務。
請自本年始，将豫提防險銀十萬兩，盡數采辦碎石，限明年伏汛前運工。
其舊例于添料銀十萬兩内，以六成購石，仍照常發辦。
”奉旨“如所請行”。
毓美疏争言：“豫省曆次失事，皆在無工處所，堤長千裡，未能處處籌備。
一旦河勢變遷，驟遇風雨，辄倉皇失措。
幸而搶護平穩，埽工費已不赀，鑲埽引溜生工，久為河工所戒。
昧者轉謂非此别無良策。
查北岸為運道所關，往者原陽分溜，幾掣動全河，若非用磚，費何可數計？今祥符下汛，陳留一汛，灘水串注堤根，形勢正與北岸同。
濱河士民，多有呈請用磚者，誠有見于磚工得力，為保田廬，情至切也。
夫事有益于民，斷無不利于國；特事近于創，難免浮言。
前南河用石之始，衆議紛如，良由工程平穩，用料減少，販戶不能居奇；工簡務閑，遊客幕友不能幫辦謀生，是以妄生浮議。
賴聖明獨斷，敕下東河試辦，至今永慶平成。
唯自用碎石，請銀幾七十餘萬兩，嗣改辦六成碎石，然因購石不易，埽段愈深愈多，經費仍未能節省。
自試辦磚，三年未生一新工，較前三年，節省銀三十六萬。
蓋豫省情形與江南不同，采石隻濟源、鞏縣，采運維艱；磚則沿河民窯不下數十座，随地随時無悮事機。
且石性滑，入水流轉；磚性混，入土即黏，卸成坦坡，自能挑溜。
每方磚塊直六兩，石價則五六兩至十餘兩不等。
碎石大小不一，堆垛半屬空虛；尺磚千塊為一方，平鋪計數堆垛均實。
每方石重五六千斤，而磚重九千餘斤。
是一方石價，購磚兩方，而抛磚一方，可當石兩方之用也。
或謂磚塊入土易損裂。
不知磚得水更堅，抛成磚壩，一經遊泥，即已凝結。
或謂抛築磚壩，近于與水争地。
不知堤前之地，尺寸在所必争。
自來鑲埽之法，堤前必先築土壩數十丈，然後用埽鑲護，磚則無須乎埽。
師土壩之意，不泥其法，抛作坦坡，大溜自然外移，未有可築土壩而不可築磚壩者。
所占河面無幾，安得有與水争地之患？夫堤前水深則險，水淺則平；水近則險，水遠則平。
自抛築磚壩，凡堤前水之深且近者，莫不淺且遠。
尚書敬征來豫，據道廳密禀，謂“磚辦險工，未可深信”。
連年水小，未敢自謂必可施行。
今十八年盛漲，較二年、十二年尤為猛迅，磚壩均屹立不移，并未出險生工，可知遇大水亦能得力。
且上年春間儀睢廳、秋間中河廳河水
我順風而逐，賊亦順風而逃，無伏可設，無險可扼，必以鈎鐮去其皮網，以大炮壞其柁牙篷胎，使船傷行遲，我師環而攻之，賊窮投海，然後獲其一二船，而餘船已飄然遠矣。
賊往來三省數千裡，皆沿海内洋，其外洋浩瀚，則無船可掠，無岙可依，從不敢往。
唯遇剿急時，始間以為逋逃之地，倘日色西沉，賊直竄外洋，我師冒險無益，勢必回帆收港，而賊又逭誅矣。
且船在大海之中，浪起如升天，落如墜地，一物不固，即有覆溺之憂。
每遇大風，一舟折桅，全軍失色，雖賊在垂獲，亦必舍而收泊。
易桅竣工，賊已遠遁，數日追及，桅壞複然。
故常屢月不獲一賊。
夫船者，官兵之城郭、營壘、車馬也。
船誠得力，以戰則勇，以守則固，以追則速，以沖則堅。
今浙省兵船皆長庚督造，頗能如式。
唯兵船有定制，而閩省商船無定制，一報被劫，則商船即為賊船。
船愈高大，多炮多糧，則愈足資寇。
近日長庚剿賊，使諸鎮之兵，隔斷賊黨之船，但以隔斷為功，不以禽獲為功。
而長庚自以己兵專注蔡逆坐船圍攻，賊行與行，賊止與止。
無如賊船愈大炮愈多，是以兵士明知盜船貨财充積，而不能為禽賊禽王之計。
且水陸兵饷例止發三月，海洋路遠，往反稽時，而事機之來，間不容發，遲之一日，雖勞費經年，不足追其前效。
此皆已往之積弊也。
非盡矯從前之失，不能收将來之效；非使賊盡失所長，亦無由攻其所短。
則岸奸濟賊之禁，尤宜兩省合力，乃可期效。
” 帝責阿林保，謂：“到任不過旬月，地方公事、海洋情形，素不熟悉，于李長庚更從未謀面，辄連次參奏，殊屬冒昧。
朕又不昏聩胡塗，豈受汝蠱惑，自失良将。
朕已降旨，将剿辦蔡逆，責成該提督。
若阿林保因參奏不遂，遇事掣肘，緻蔡逆逋誅，海疆贻誤，朕唯執法懲辦。
浙省既無高大商船，阿林保等速在閩省雇募，迅即解交李長庚，口糧火藥，亦須源源接濟。
”事在十一年八月。
疏内“皮網鈎鐮”雲者，蔡牽船用牛皮網紗多層，淋海水使濕，以禦炮火，必用長柄鈎鐮拉去之，炮始有效也。
嗣是長庚疊出擊，至十二年十二月，率閩水師提督張見升追牽，窮所向，至黑水外洋，當粵潮陽縣地，牽僅存三舟，長庚擊破牽舷篷，自以火攻船，維其船後，敵急發一炮，适中長庚喉而殒。
時閩、粵水師合剿，船械數十倍于敵，而張見升見總統船亂，即麾舟師退，牽乃遁，未就獲于此役。
親貴紀事，不滿于旗員，而悼惜名将如此。
其時滿人之信望已墜矣。
然核其言，殊未可信。
玉德以五月革，阿林保由湘撫升閩督，奉命在五月十九日丙寅。
七月間連劾長庚，谕旨明謂其到任不過旬月，于長庚更未謀面，但據稱拆閱長庚緻代督溫承惠書，有“七月初十将兵船進港燂洗”，疑其私行回署。
又于七月二十一日盜首李按一事，尚未知悉，遽疊參其玩誤縱賊，力請革職治罪。
疑忌參劾，自是實情。
長庚在浙逐敵不暇，安有暇赴閩督置酒宴？新督亦知舊督以不得于長庚而奪職，因此謂非去長庚，督威不立，則有之；若敢于以大不韪之語，要長庚同意，必無是理。
長庚本海中搏戰，并非困敵于一島，浙、閩會剿，何能飛檄專促長庚？長庚與阮元交最密，剿海盜事互助為功。
元撰《長庚傳》，于長庚中炮時事，則雲：“見升本庸懦，又窺總督意，頗不受提挈。
及是，遠見總帥船亂，遽率舟師退，牽乃遁入安南夷海中。
”則閩督與長庚自有芥蒂，亦屬事實，但未必如禮邸所錄之甚也。
長庚死事聞，帝谕有“覽奏心搖手戰，震悼之至”等語。
追封伯爵，谥忠毅。
命以所部王得祿、邱良功嗣任。
軍無總統，命阿林保擇駐廈門、漳州一帶調度。
海盜巨酋，自蔡牽外有粵朱，與牽時合時分，互寇海疆。
十三年，濆為金門鎮總兵許松年轟斃，弟朱渥複領其衆。
浙洋複有土盜張阿治、駱亞盧等，為邱良功等所殲。
十四年，朱渥以衆三千餘，船四十二，炮八百餘，降于閩。
旋邱良功為浙江提督，王得祿為福建提督。
浙、閩将帥無間，以是年九月，合剿蔡牽于定海之漁山，乘上風逼之，轉戰至黑水深洋，逾一夜至明日午，良功見水已綠，近内洋，懼日暮敵更遁外洋，大呼，以己舟骈敵舟，閩舟又骈浙舟，敵死戰，毀浙舟蓬，紮傷良功腓，浙舟脫出，閩舟又骈敵舟，敵餘舟皆為諸鎮所隔，不能救牽，牽船中創，斃餘三十人，鉛丸亦罄，以番餅作炮子，得祿亦受傷，揮兵火其尾樓，複以坐船沖斷其柁，牽乃首尾舉炮，自裂其船沉于海。
封王得祿二等子，邱良功二等男。
粵洋尚有安南餘艇之衆，百齡代吳熊光督粵，嚴斷接濟，糧及硝磺不得漏出洋，其衆以外洋無可掠，乃冒死入掠内河，官兵守待捕斬，有以制之，而尚有總兵許廷桂敗死，敵突圍遁走一事。
敵終以窮蹙，各幫先後降，百齡所降至二萬餘衆，船三百餘，炮千數百。
粵事平，賞百齡輕車都尉世職。
蔡牽餘黨亦降于閩，尚有千餘人。
時澳門葡萄牙人備兵舶二，英吉利備兵舶四，各願助戰，朝議不許。
見《聖武記》。
自後海上外國船械日精，官與盜舊法皆見绌，遂開新海防時代。
第五節京畿天理教叛亂 嘉慶兵事，有何可紀？紀兵事，見吏治之敗也。
乾隆以前，非開辟疆外之兵不紀。
乾隆中葉以後，台灣已為内屬後之兵事，亦略之。
臨清一役，乃嘉慶教亂之先見者，以為時甚暫，亦不專述。
而内亂之萌孽，實始乾隆朝之驕泰，為種敗亡之因。
嘉慶間，苗、教、海，皆内地子民，所以暴動者，皆緣官吏之非人，縱不盡由迫壓，而寸土皆官治之地，一民皆受治之人，豈有省道郡縣層層統攝，而為變之民，能久久部勒不散，釀成大亂之理？海事甫靖，教亂又興，此事前接川、楚，後接金田，秘密黨會之無法解散，于劉清之不見用驗之。
嘉慶十六年春，有星孛見紫微垣，教衆指為惑衆之具，謂應在二年後之九月十五日。
十八年七月十八日壬午，帝東巡啟銮，秋狝并谒東陵。
九月甲子朔，命随扈之皇次子綿甯、皇三子綿恺先還京。
綿甯即宣宗諱，以先還，故得以宮中禦寇立功，封智親王者也。
初十日癸酉，帝自避暑山莊回銮，而是時教衆已事露先發。
蓋距九月十五之期已近，一則伏戎于道，要回銮之駕；再則竄迹入宮，起事即在禁中，皆其所預謀，以應期會。
其主名則為天理教，又名八卦教，以卦名八字為分股之目。
《聖武記》謂：“天理教聚衆斂财，愚民苦胥吏者争與焉。
”可知民之從教，亦由官迫也。
從教則何以減胥吏之苦，今不知其詳。
意當時胥吏多奉教，入教則可共一家，借保身家，冀少受魚肉耳。
教首在河南者為滑縣李文成，在直隸者為大興林清。
教衆謀久，自必外洩。
會知滑縣者為強克捷，亦不似他上官及同僚之愦愦。
有退吏訟系，感克捷白其誣，告以教衆謀。
克捷密封白巡撫高杞，申衛輝知府郎錦骐，請兵掩捕，皆不應。
克捷知事急，于九月初六日，突執文成，先刑斷其胫，及其黨二十四人，之獄。
夜半，其黨牛亮臣劫獄出文成等，屠告發之退吏家，踞城叛，克捷及家屬均死之。
時高杞已調任熱河都統，新任方受疇未到，旋仍命高杞留署。
台斐音署巡撫而滑縣失陷事，由直隸總督溫承惠奏聞行在。
十二日乙亥谕：“溫承惠奏河南滑縣老岸鎮地方，有匪徒黃興宰、黃興相并宋姓為首，興天理會。
于本月初七日聚衆滋事，滑縣已失，縣官被戕。
長垣縣亦有習教之人。
高杞若尚未離豫，着督同河北鎮總兵色克通阿防堵，勿令匪渡河滋蔓。
”又“以溫承惠為欽差大臣，偕古北口提督馬瑜馳往長垣、滑縣剿賊。
”又“命陝西提督楊遇春來直隸協剿。
”又“命山東巡撫同興巡防山東邊境，剿捕賊黨。
”十三日丙子，又谕：“據素納（當是正定鎮總兵）奏：東明縣朱炜禀報：縣屬齊五集鐵匠張文典，首稱有長垣縣南樂集人姜複興，托打鋼刀十把。
該縣盤獲姜複興，究出伊與滑縣白家道口宋義升、長垣縣馬塞村馬文隴夥同習教。
當将姜複興收禁。
又于初十日，長垣縣典史劉世治禀報：“民人王白小，向都司陳夢熊首告，知縣被害，都司領兵搶出該縣屍骸，遍身有傷，身首異處。
又知開州于曉禀報：東明縣城被圍危迫。
恤長垣知縣趙綸，量賞鐵匠張文典。
”十四日丁醜谕：“色克通阿奏：滑縣匪徒牛亮臣等，殺入縣署，劫放獄囚。
着添兵并力殲除。
”十五日戊寅，駐跸髻山行宮。
山東巡撫同興前奏：“拏獲金鄉縣編造歌詞斂錢惑衆之匪徒李允魁、崔士俊、張文明等十八人。
”至是又奏：“崔士俊供：&lsquo先從城武縣劉燕習八卦離字教，又從直隸長垣縣徐安國習震卦教。
徐安國告以今歲九月交白洋劫，屆時老教首給白布小旗插門首，可免殺戮。
&rsquo”又據奏：“定陶縣城于初十黎明被陷，文武官存亡未保。
”又遞到十三日由五百裡馳奏折。
十一日，曹縣續陷被據，敕溫承惠與東省并力夾擊。
此皆九月十五以前各日事。
由強克捷先破教衆之謀，刑傷其首，緻三省交界地帶，不及期盡發，而行在無警矣。
十六日己卯谕：“綿甯、綿恺奏：本月十五日午刻，突有賊入蒼震門，經總管太監擒獲。
未刻，内右門西又有賊越牆入，綿甯倉猝取進鳥槍，擊墜牆上一賊，又擊斃手執白旗在牆上指揮之賊。
”又谕：“儀親王等遞到折，稱剿辦事已大定，訊取活賊供詞，賊進禁城二百名，殲斃及活拏者三十一名。
又供地安門外尚有賊五百名。
此項餘賊如何辦法，着回奏。
”旋知已為留守京師王大臣入衛官兵所擒捕。
此為九月十五克期直攻内廷之教衆拒退情狀。
十六日，诏停谒陵回京。
十七日，下诏罪己。
是日，步軍統領英和等選派番役，于近京之宋家莊拏獲林清，蓋由前同興奏首犯劉真空潛匿離京二十八裡之沙河，即谕英和派弁兵巡察，至是拏獲。
供稱：“前生姓劉，所有十五日禁城賊匪，由伊派撥屬實。
”又據所供太監劉得财等夥同入教。
引入東華門者，劉得财、劉金；引入西華門者，張太、高廣福；又王福祿、閻進喜在内接應。
又究出楊進喜，亦由西華門引路。
複嚴诘林清，堅供太監在内同謀者止此七人。
淩遲處死完案。
此辦理禁城之情形也。
直、東、豫三省失守各州縣，以李文成為首，既戕官據滑縣城，胫斷不能遠出，遂不能與京畿教衆相應。
林清竟不知外地消息，坐待所定期日行事，無援而敗。
滑城教衆萃精銳于距縣十八裡之道口鎮。
鎮臨運河，有積糧，據以号召諸所據州縣，而出兵圍浚。
時溫承惠督兵大名，巡撫高杞軍浚，皆按兵不動。
同興亦聞報逾旬不發兵。
劉清于川楚軍罷，仁宗從其志辭布政使，改任山東運使，力争于同興始發，身先士卒以攻，總兵陳某反随其後作策應，而奏報中以同興在山東戰績獨佳。
帝不滿于溫承惠，诏以陝甘督那彥成代為欽差大臣，節制三省兵進剿。
那彥成以阿桂孫蒙倚任，又調禁軍及西安、徐州兵益之。
至衛輝，聞滑勢盛，請俟調山西、甘肅、吉林索倫兵五千而後進。
诏以“遠道征兵，非數月不達，任賊蹂躏，束手坐視，停留長智，或奔突四出”，嚴旨斥之。
賴楊遇春能戰，在東省又有劉清，亦尚因以有恃。
至十一月，各縣皆複，唯滑堅厚而多糧，教衆以守，無敢忤。
官軍圍之久，教衆擁李文成出收外屬衆，作西入太行之計。
文成胫創，以車載乃行，招衆四千，入輝縣山，據司寨。
總兵楊芳追之，累戰，奪司寨。
李文成自焚死，獲其屍，然後并攻滑。
滑城外官軍已屢隧地謀轟城，辄為城中覺阻之。
楊芳來，乃成掘隧計。
十二月十日，藥發城崩，官軍奪城，巷戰自哺至夜，俘教首牛亮臣、徐安國等。
事平，那彥成加宮保，封三等子；楊遇春三等男；楊芳、劉清賞赉有差。
是役敢戰者唯平川、楚舊将，而那彥成居功首，劉清則徑改武職，名從其志，抑可謂失人矣。
時用人之柄，滿洲固例居人上，漢人以科目為重，若劉清起拔貢，與苗役之傅鼐起吏員，皆不易自顯。
視雍正時之用田文鏡、李衛，不受翰林出身者排擠，雖未必盡當，然帝王自有魄力，非仁宗之所能及矣。
強克捷以先發，刑李文成斷胫，功大，事後賜谥忠烈，世襲輕車都尉，官其二子，于原籍韓城及滑縣各建專祠，并加韓城學額。
所擾各縣中，唯金鄉知縣吳階守禦有法，得不破，事平，超升曹州知府。
沈寶麟撰階《傳》，詳其城守功，乃頗得義和團之力。
此知義和團由來已久，與天理會向仇敵，故官收其助。
寶麟，嘉慶三年舉人，官湯溪教谕，所紀自當時事。
近言秘密會黨者，謂白蓮教在北變義和團，又言諸教會皆明遺忠，此持種族見，皆迎合潮流語。
今滿族去矣，各省紅槍、黑槍、大刀、小刀之會如故，此又何說？在理會彌漫全國，亦不聞有他變。
說者又附會呂留良之孫女呂四娘曾刺雍正帝至死。
呂四娘之說，餘親見吾鄉許國英僞造，當時責其紊亂史實，為失紀載之道德，許唯唯。
今許君殁矣，而其說為淺薄好事者所樂述。
又以《聊齋·俠女篇》為證，夫《聊齋》多脫胎《廣記》，以筆墨自娛，原不負紀事之責，且蒲松齡卒于康熙五十四年，何以能知雍正十三年以後事。
以好奇之故而不顧常識，願談曆史者自重，勿蹈此陋習。
宣宗守禦有功，相傳因此而得大位。
然掘《東華錄》，《宣宗錄》首雲“嘉慶四年四月初十日，仁宗遵密建家法，親書上名，緘藏匣，默體先志，慎簡元良。
由是壽皇展拜，則命随行；裕陵敷土，則命恭代。
隐然以神器攸歸，面稽列聖，寅承對越，胥寓深心”雲雲。
則建儲不待立功後矣。
雲“緘藏匣”，不雲“緘名于乾清宮正大光明匾額後。
其匣究藏何所？緘名之制，定自世宗，高宗承之，皆在正大光明匾後。
但高宗兩緘儲名，一則先天，一則親行内禅，俱不待受遺诏而後啟鐍。
仁宗則緘而不書正大光明匾。
文宗以後，穆宗系獨子，德宗、宣統系西後援立，以便其私，無所用其緘。
高宗作《儲貳金鑒》，發明從古立儲之害，若千聖百王，早定太子，皆為不智。
此實因噎廢食之拙計。
父子兄弟，一片機心，天倫薄，人道乖，真夷狄之俗也。
正大光明匾，不過在乾清宮内，苟欲竊視，有何阻難？仁宗以後，更不置匾後，據當時紀載，乃托之于内侍之身畔，以内侍之身，當正大光明之匾，此一内侍，懷此重器，在宮中給事曆數十年，以小人挾此神秘，其變幻何所不有。
其未肇清室之大變者，别有天幸，謂為可作家法，可傲千聖百王，則真無知之見矣。
宣宗己名在匣二十餘年，宮中更有禦寇大功，又仁宗元後所生唯此一子，依曆代立儲法，亦為天定無可改移之事。
乃仁宗崩後，遍覓匣不得，大臣搜索禦箧，最後于内侍之身得之，不知彼内侍于帝崩後，猶不自陳明者何故！若搜而不得，是否遂不立嗣君？以此言之，尤為出于情理之外，誠荒誕之甚也。
《清史稿》于戴均元、托津兩《傳》，俱載其事。
尤詳者包世臣所撰《戴均元墓碑》。
世臣童試時即受均元知，均元曆官中外，世臣從遊數十年，得之口授，不應無據。
且墓碑傳拓行世，方當宣宗在禦之事，豈能以無據之言，誣蔑宮寝，将不為戴及己身家計乎？然則語必可信，錄如下： 《戴均元墓碑》：“庚辰（嘉慶二十五年）春，拜文淵閣大學士，晉太子太保，管理刑部。
七月，公偕滿相托文恪公。
扈灤陽圍。
甫駐跸，聖躬驟有疾不豫，變出倉猝，從官多皇遽失措。
公與文恪督内臣檢禦箧十數，最後近侍于身間出小金盒，鎖固無鑰，文恪擰金鎖發盒得寶書，公即偕文恪奉今上即大位，率文武随瑞邸成禮，乃發喪，中外晏然。
” 所雲“鎖固無鑰”以為慎密，而盒在近侍之身已二十一年，謂無鑰為不可開，是何異俚俗語謂箱箧被盜取去，主人自慶雲：“鑰尚未失，盜無如此箧何也。
” 第六節道光年間的改革 嘉慶朝，承雍、乾壓制，思想言論俱不自由之後，士大夫已自屏于政治之外，著書立說，多不涉當世之務。
達官自刻奏議者，往往得罪。
紀清代名臣言行者，亦犯大不韪。
士氣消沉已極。
仁宗天資長厚，盡失兩朝箝制之意，曆二十餘年之久，後生新進，顧忌漸忘，稍稍有所撰述。
雖未必即時刊行，然能動撰述之興，即其生機已露也。
若趙翼之《皇朝武功紀盛》，嚴如熤之《苗防備覽》、《三省邊防備覽》，皆有涉世務之作。
但在嘉慶朝為極少數。
至道光時則時事之接觸，切身之患，不得不言有三端：曰鹽，曰河，曰漕。
議論蠭起。
當時亦竟有彙而刻之以傳世者，賀長齡之《經世文編》是也。
未幾海警漸動，士大夫急欲周知外事，疆臣為倡，林則徐之譯各國圖志，徐繼畬之譯《瀛寰志略》，皆為筚路藍縷之功，而紀蒙古之《遊牧》，作藩部之《要略》，皆在于此時。
道光間學士大夫之著作，非雍、乾之所有，亦可謂非嘉慶朝所有矣。
鹽、漕、河三事，能文績學之士皆有論述，而當事之臣采用之，朝廷聽納之，頗有改革。
唯河患迄未能以人力挽回，至鹹豐初天然潰決，不可收拾而後改道，乃得苟安數十年。
此道光朝之國事，亦即道光朝士習所由成也。
分述如下。
鹽務之壞，壞于高宗之侈心。
清代家法，以不加賦為永制。
不加賦雲者，固念民生，尤杜子孫之以侈得禍也。
聖祖六次南巡、東巡、西巡及親征漠北，累巡塞外，俱不聞所過病其勞費。
高宗亦六次南巡，則昭示太平，跸路所過，皆有點景，尤以揚州為極盛，高宗所謂“商人捐辦，不礙務本之民”，此即取之鹽業為一時自謂得計。
實則節次内亂用兵，平教亂者三，平海患者一，何一非由私鹽利厚而成？然事非直接，上下相蒙，不發其覆。
至道光間國課積虧，乃始嘩然鹽法之弊。
此士論以鹽為集中之點者一也。
考唐以前榷鹽之法，偶行辄罷，不為經制。
劉晏以善理鹽策著名，置十三巡院以捕私，“私”之名始見于史。
繼晏者更累加鹽賦，而私之利益厚，積私販為枭盜。
有厚利以歆之，而趨附日衆；有拒捕以習之，而犷悍日增，捕以公戰怯，枭以私鬥勇，既常苦于不相敵。
而為他劫掠之盜，民必仇之，助官縱迹除患；為枭盜則與國争利，無累于民，民反得廉價購鹽之益，故不加嫉視或反陰庇之。
至秕政更多，善良失業，倚盜為生者益多，則大亂成矣。
黃巢之亡唐，張士誠、方國珍之亡元，皆最著之鹽枭。
明之倭寇，清之海盜，倚海為家，即依鹽為活。
其餘凡持久不散之秘密社黨，無資糧不能團結，資糧莫如私鹽。
此必然之事無待疑議者也。
官鹽價平，至私鹽無利而枭自散，無所用其捕也。
以捕勝私，則為盜練抵抗之力，使由小盜為大盜而已矣。
《清史稿·食貨志》：“垂輿屢次遊巡，天津為首駐跸地，蘆商供億浩繁，兩淮無論矣。
”此說蓋指高宗之南巡。
夫謂長蘆、兩淮因供億乘輿而緻困商耶？則正不然。
虧帑許其病國，加價許其病民，商挾帝眷以揮霍于其間，正是最得意之日。
蘆商海甯查氏，聲氣之廣，交結之豪，世稱天津水西莊。
至所謂查三臕子，曆見諸家筆記，至今流為戲劇。
淮商則《揚州畫舫錄》所載，園林栉比，盡态極妍，備一日之臨幸，即為諸商家豪侈娛樂之所。
河道稍寬，則就鑿為湖，所鑿之上，壘于湖中，名小金山。
岩石嵌空，樓台曲折，經營于其上，導禦舟至其地登岸。
蒙允則一夕造成禦碼頭，白石廣平，翼以欄盾。
登岸即天甯門外上下街，諸商所造園林盛處。
今雖一片荒涼，遺址猶人人能指點也。
《食貨志》又言：“鹽商時邀眷顧，或召對，或賜宴，賞赉渥厚，拟于大僚，而奢侈之習，亦由此而深。
”此商倚國而為豪舉，帝自以為不累民，而鹽貴私盛，養成枭盜不知凡幾。
國取潤于商資，商轉嫁于民食，國取其什一，商耗其百千，謂民食貴鹽而即有礙生理，其說為主張加價者所笑，謂斤加數文，人食鹽多不過三錢，斤鹽可供兩月之食，一人一月多負擔數文，何至告病。
不知商品賤則銷，貴則滞，所争在毫厘之間。
官鹽價貴，即為枭販驅除。
内亂之萌，起于枭販，枭販必有結合，則所謂秘密社會皆發生于是，長養于是。
近時人留意秘密社會史料，吾以一言蔽之：官鹽價不敵私鹽有以造成之耳。
乾隆間，帝王與鹽商之自生，尤可怪歎。
《食貨志》言：“或有緩急，内府亦嘗貸出數百萬，以資周轉。
帑本外更取息銀，謂之帑利，年或百數十萬，數十萬，十數萬不等。
自三十三年，因商人未繳提引餘息銀，數逾千萬，命江蘇巡撫彰寶查辦，鹽政高恒、普福、盧見曾皆置重典，其款勒商追賠。
至四十七、四十九兩年，乃先後豁免三百六十三萬二千七百兩有奇。
” 清國史館《彰寶傳》：“乾隆三十三年二月，調江蘇。
六月，兩淮鹽政尤拔世奏繳本年提引征銀，谕曰：&lsquo此項銀兩，曆來鹽政并不奏明，顯有蒙混侵蝕情弊。
且自乾隆十一年提引之後，每年二十萬至四十萬不等，以每引三兩計，應有千餘萬兩。
着彰寶會同尤拔世詳查。
&rsquo尋查得前任鹽政高恒、普福，運使盧見曾借端侵肥狀，俱伏法。
” 此一案，各書叙述不明。
《東華錄》雖谕斥之文甚繁，而提引之來源未著。
清世《三通》述鹽法，皆不及此事。
各紀載中，以盧見曾之牽涉多為一代文學名流，往往道及盧之得罪，所謂“盧雅雨都轉獄事”，王昶、紀昀、趙文哲等皆得罪，高恒、普福定斬候，盧定絞候。
時盧已七十八歲，未伏法死于獄。
合《食貨志》與《彰寶傳》觀之，知高宗借帑給商，規取利息，本利齊拔，年數十萬。
前後套搭，永無清日。
其實則商人按引提銀備繳，所提之數甚巨，而繳者則年止二十萬至四十萬而止，其餘商又中飽。
鹽政運使則坐享其饋送，代為蒙混，不報提引确數。
事曆二十餘年，忽于尤拔世為鹽政時，題明所提為每引三兩，則至少以年銷五十萬引計，亦應有三千萬兩。
以故興此大獄。
夫鹽引所提，皆鹽價所出，孟子所謂“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
财貨不自天降，不自地出，必有自來。
理财者以為取于鹽為最輕微而易成大數，是誠然矣；殊不知有私鹽以拟其後。
此則國危之真谛，聖賢所垂戒，斷非揣測過甚之詞也。
乾隆中葉以後，教亂海患，疊起不止，民生之糜爛，軍饷之耗費，不可數計。
而養成之源，尚無人指陳鹽弊者。
商人營求鹽政，定為封輪之制，輪到售鹽，不準争先搶售，緻有跌價。
把持愈甚，鹽價愈堅，私銷愈暢。
道光元年，兩江總督孫玉庭奏請楚岸開輪。
二年，鹽政曾燠奏稱：“輪規散後，有虧商本。
”玉庭奏駁之。
湖廣總督陳若霖亦言：“本年較前實溢銷二十六萬餘引。
”既而楚督易李鴻寶，又徇商求，言“搶售難免”。
八年複封輪。
時兩淮私枭日衆，鹽務亦日壞。
淮鹽歲應行綱額百六十餘萬引，及十年，淮南僅銷五十萬引，虧曆年課銀五千七百萬；淮北銷二萬引，虧銀六百萬。
于是朝廷始認為切己之事，召江督蔣攸铦還京，以江蘇巡撫陶澍代之。
澍，湖南安化人。
嘉、道以後，留心時政之士大夫，以湖南為最盛，政治學說亦倡導于湖南。
所謂首倡《經世文編》之賀長齡，亦善化人。
而澍以學問為實行，尤為當時湖南政治家之巨擘。
澍之治鹽務，先見于其嘉慶末為川東道時。
川東道駐重慶，私鹽橫行，沿江千百成群，當事議令營汛開铳擊遏，澍謂是必激變，請減價敵私，計減四分之一，居民盡食官鹽，私販遂絕，數郡安堵，而商銷亦倍額。
此川鹽事。
川鹽之減價，有司尚能主持，遂有此效。
淮鹽則積重更難返，而減價敵私為根本之計，則天下所同也。
道光十年，澍既為兩江總督，朝命戶部尚書王鼎、侍郎寶興赴江甯，與澍會商改革鹽法。
京朝官所陳變法有二：一、就場定稅，二、立廠抽稅。
皆主一稅後聽其所之。
澍用運使俞德淵議，皆以為未可遽行，主申明舊章，以除弊為興利，奏定章程十一條。
欽差亦密請裁鹽政歸總督管理，以一事權。
于是先行票鹽法于淮北，廢淮北綱商，以裁陋規為輕本敵私之根本辦法。
陋規悉在杠壩，起杠過壩，曆五壩十杠，再改捆大包赴岸，官吏胥役，層層需索，每引成本至十餘兩。
今立法在改道不改捆，不由杠壩淮所舊道，而改從王營減壩渡河入湖，且每包百斤，出場更不改捆，直抵口岸，除鹽價錢糧外止加運費一兩，河湖船價一兩。
每引五兩有奇，減于綱鹽大半。
民販由州縣給照，赴場買鹽，分司給以三連票之一連，立限運岸，不準票鹽相離及侵越到岸。
始則官胥吏舉嚣然議其不便。
澍委員領運倡導，使人灼知其利，遠近輻辏，鹽船銜尾到岸，未及四月，請運已逾三十萬引，無改捆之攙雜，鹽質純淨，而本輕價賤，私販無利，改領票鹽乃有利，販私皆販官矣。
非特完課有赢無绌，兼疏場河，捐義廠，修考院，本為鹽引附納之項，以銷暢收旺，百廢俱興，蓋以輕課敵私，以暢銷溢額，故一綱行兩綱之鹽，即一綱行兩綱之課也。
又是歲海州大災，饑民賴輸運之多，轉移傭值，全活無算。
此淮北徹底變法之效也。
淮南則厘除積弊，大端有三：一曰裁浮費。
淮鹽自正課外，揚商大費，謂之公費；岸商有費，謂之匣費。
公費舊定七十萬兩外，總商複浮用數十萬兩。
蓋存留普濟、育嬰、書院、義學等項，而裁其禦書樓、務本堂、孝廉堂等處挂名董事歲支二十餘萬兩。
又各衙門公費，及鹽政、運司書役辛工紙飯，并乏商月折等項，歲需銀八十餘萬兩，則加删除。
于本身所管鹽政衙門，即裁十六萬餘兩。
揚州每年正開支三十萬，匣費則湖廣漢岸，每引征至一兩二錢，已有百餘萬兩，乃奏定公費、匣費兩共每引正征四錢，永不加增，各費共減銀百十餘萬兩。
至綱商并不自運，沿自前明，即得國家特許，謂之窩家，亦名根窩。
其運鹽之商，先向有窩之家買單，然後赴場納課，以一紙虛根，先正課而享厚利，緻商本加重，昂價病民。
但既未革綱商之名，定為每綱每引給一錢二分，亦省費百四十餘萬兩。
領運舊例，名目過多，緻運司衙門書吏多至十九房，商人辦運請引，文書展轉至十一次。
鹽務大小衙門，節節稽查，為需索陋規之具，交運司查明删并。
二曰慎出納。
鹽課入庫，向來不分正雜，遇有緊解，百計挪應，始則以帑本抵額課；迨帑本罄，則令商豫納減納，而以豫給印本抵課；迨商墊複窮，則又令其以印本帖息質貸，而以減帖額數攤于後數綱，輾轉葛藤，莫可究诘。
又有總商管庫，不行鹽而專領費，甚至名為報效，實出庫墊冒支，從無報銷。
乃奏分二庫，以正項貯内庫，專候部撥；以雜項貯外庫，不許以正項挪墊。
革去總商管庫以杜侵漁，永禁印本減帖以截虛抵，俾勿贻後患。
三曰嚴糧私船私。
向日糧艘回空，夾帶蘆私，每占正綱三月額銷。
澍派弁力查，令行禁止。
至十三年，漕督貴慶奏請漕舟許帶蘆鹽，仍完淮課，以劑家丁。
禦史亦以為言。
澍三奏駁之，謂不但病鹾，亦且誤漕，蓋漕船回空帶私，即有随幫風客，除本分利，此出赀附和者即是枭犯，坐占淮南數十萬引綱額，随路停泊賣私，尤誤回空歸次之期，即誤下年趱運。
丁情苦累，止可準帶土宜免稅津貼。
若以鹾綱為丁舵沾潤之計，則以天庾正供之船，為聚集匪黨之薮，所賣盡長蘆之私，所缺盡淮南之課。
澍力争絕之。
此嚴于糧私也。
鹽船遭險，例予津貼，并許批補沉失之鹽，免其輸課。
自準封輪，守輪待售，遷延時日，船戶盜賣後，鑿沉空船，運商例有津貼批補，且可分裝多船，越輪先售，是為淹消之名，盡出賣私虛報。
又重斤夾帶，一船所裝不止報運之數。
鹽船由埠頭串通商夥，勒扣水腳，甚且由船戶出錢買裝，倒賠水腳，共圖販私之利。
澍定水腳按例價照實核發，各船拟次統号，連環保結，蹈故習者，船戶埠保一并治罪。
漢岸派員會鹽道辦理散輪，永不許再有整輪，以杜延滞。
如實有淹消，準其補運，不準免課，并停津貼。
又從前淮鹽必由儀征全數運漢，驗實後折回下遊各口岸營銷。
糧船、江船販私則随路售鹽，官鹽水腳加重，益不敵私。
澍請查明各口岸額銷，豫發防杜越運之水程，照例彙繳，以省周折。
又挑浚儀征内河，利運道而輕商本。
此嚴于船私也。
三大端既定，綱商自乾隆間所積弊混，固不容複試，然恤商亦無所不至，尤恤實在運鹽之商，而坐享根窩之利者，則予以限制。
此淮南雖不徹底變法，而亦收化私為官之效者也。
澍未受任以前之十年中，淮南隻行六綱，淮北尤隻行三綱。
每年奏銷報解，恃有二途：一則全虧帑本七百餘萬，而以帑利贻患後來納課之商。
一則設豫納、減納、帖息名色，寅支卯糧，以數十年後之課，豫虧之于數十年之前，以緻舊商累倒，新商裹足。
至道光八年、十年間，已無可挪墊，無可借貸，遇報解則庫如懸罄，遇開綱則隻收空本。
澍改章以後，年清年款，又帶征還未銷印本積欠殘課三百數十萬。
所不得志者，遊食于淮鹾之士紳官吏，揚州人家，至有以紙牌繪桃樹，另繪一伐樹之人，以寓詛咒者。
十二年九月，澍奏：“蠹商被革，乾俸全裁，從前之每年坐食數千金、數百金者俱多怨恨，兼聞揚人相鬥紙牌，繪一桃樹，另繪一人為伐樹狀，以寓詛咒，其切齒若此。
恐誤全局，請易專管為兼管，以順物情。
”宣宗不許。
隻有避讓之語，初無根究之心，足國利民，内省不疚，得行所學，固已幸矣。
黃河奪淮數百年，淤墊已甚，至道光間岌岌不可終日，士大夫以籌河為急務。
河底已高于平地逾丈，賴堤以夾之，行全河于人家屋脊之上，斷無可以安心之理。
于是議者争言改河。
或謂堤外築堤，再成一河身，而以原有之河身為堤之一面。
或謂引入六塘河，使改道入海。
事皆窒礙難行，徒有議論駁辯而已。
至鹹豐五年，河決蘭陽銅瓦廂，奪大清河入海，始聽其自然改道。
當道光間，所争議而得行者，唯築壩改用石為用磚，事易實驗，然且勘駁停廢，争而後複。
其實用石擁堤，亦起于嘉慶之末，而行于道光之初。
初用石時，亦多異議，既用石十餘年，議者亦以石為便，而反對磚。
總之，胥儈既成之窟穴，把持者多，工程之學不明，有精心任事之河臣，則以經驗而得善法，中樞無定識，往往易于動搖。
略志之，以見科學未明時河工之程度。
禹之治水，水由地中行，地面高于水，以地域水，所謂堤工，不過使地不刷入水中緻有淤墊而已。
其時即有護堤之法，大約堤内隔若幹距離，置一當水之物，使水不直沖堤土，蓋視水之流向，而定其有可當之沖，則為之布置當沖之物也。
舊法束柴稭為之，其形如掃，遂名之曰埽。
嘉慶末，黎世序督江南河道，以柴稭值昂費糜，于長河埽工挺險處所兼以碎石填護，埽遂無失，稭值亦平，遂奏減值十之一。
又奏禦黃、束清兩壩，址過深，請積石基之，俱有效。
而胥儈側目，異議蜂起。
世序言：“昔賈讓策言：&lsquo為石堤五。
&rsquo師古雲：&lsquo聚石堤旁沖要之處，激去其水。
&rsquo《水經注》載王誨言：&lsquo大河以竹籠石、葦葺土為遏，壞敗無已。
請疏山采石，疊以為障。
&rsquo工防宜石，古籍顯著。
”為固工節帑計，遂于道光元年，與總督孫玉庭合奏，略雲：“徐城舊有護堤碎石，即濱山工埽，亦以填護墇禦湍溜，碎石既利于徐，于長河宜無不利。
夫河防平時恃埽，水盛沒灘始恃堤，至河流纡曲，溜勢逼堤，則又恃埽衛堤。
埽壩專用柴稭，即堅實亦易朽腐，每歲拆舊使新，費倍力殚。
自間埽填石，上下均倚為固。
且埽鬥立，易激水怒，故埽前淘深或四五丈，或六七丈，石則迤下，高一而坡二之，水遇坦坡，即遊緩無湍激。
又膏以河泥，凝緻鞏固。
故有石之埽，恒少蟄陷；其上下無石之埽即朽塌，補築亦易為力。
難者謂石數沖擊，漸入中深，恒病梗阏。
不知南北堤相距千餘丈不等，至狹率七八百丈，河流經者不過二三百丈，餘盡灘淤旁溜，遷徙靡常，攻塌南堤，則北堤生灘，逼扼此堤，則彼堤沙湧，埽石既不患攻塌，則溜且去而刷灘。
夫以廣幹丈之河，豈懼此十餘丈之埽石，且河中深率一二丈，獨埽前溜激，始锼齧至四五丈，中深不及埽前之半，石既沉重，偎護埽前，庸能舍此之下而就彼之高哉？”奏入，得旨：“歲行之為例。
”時議始息。
此河工用石護堤之一争議也。
道光十五年，栗毓美督河東河道，時串溝久為河患。
串溝者，在堤河之間，始僅斷港積水，久而溝受河，又久溝尾入河，于是串溝遂成支河，而遠堤十餘裡之河，變為切近堤身，往往潰堤。
毓美莅任，乘小舟周曆南北兩岸，時北岸原武泛串溝，受水已三百丈，行四十餘裡，至陽武泛，溝尾複入大河，又合沁河及武陟、荥澤諸灘水，畢注堤下。
兩泛素無工，無稭石，堤南北皆水，不能取土築壩。
毓美乃收買民磚，抛成磚壩數十所。
工甫就而風雨大至，支河首尾皆決數十丈而堤不傷，于是始知磚之可用。
疏陳辦理情形，以圖說進，尋奏請設窯造磚。
禦史李莼疏言其不便。
十七年五月，命宗室肅親王子尚書敬征赴東河查辦，并令李莼随同往勘。
七月奏雲：“密采輿論，用磚搶辦險工，未可深恃。
治河之法，不外以土制水，鑲埽以料合土，取其柔能抵剛。
碎石質重體堅，取其剛以制柔。
磚本土成，可濟料石之不足，但沿河土性沙鹹，斷難堅實。
且近堤例有取土之禁，近料宜防意外之虞，應請停止。
燒磚已停，應以改辦碎石為急務。
請自本年始，将豫提防險銀十萬兩，盡數采辦碎石，限明年伏汛前運工。
其舊例于添料銀十萬兩内，以六成購石，仍照常發辦。
”奉旨“如所請行”。
毓美疏争言：“豫省曆次失事，皆在無工處所，堤長千裡，未能處處籌備。
一旦河勢變遷，驟遇風雨，辄倉皇失措。
幸而搶護平穩，埽工費已不赀，鑲埽引溜生工，久為河工所戒。
昧者轉謂非此别無良策。
查北岸為運道所關，往者原陽分溜，幾掣動全河，若非用磚，費何可數計？今祥符下汛，陳留一汛，灘水串注堤根，形勢正與北岸同。
濱河士民，多有呈請用磚者，誠有見于磚工得力，為保田廬，情至切也。
夫事有益于民，斷無不利于國；特事近于創，難免浮言。
前南河用石之始，衆議紛如，良由工程平穩，用料減少，販戶不能居奇；工簡務閑，遊客幕友不能幫辦謀生，是以妄生浮議。
賴聖明獨斷，敕下東河試辦，至今永慶平成。
唯自用碎石，請銀幾七十餘萬兩，嗣改辦六成碎石，然因購石不易，埽段愈深愈多，經費仍未能節省。
自試辦磚，三年未生一新工，較前三年，節省銀三十六萬。
蓋豫省情形與江南不同，采石隻濟源、鞏縣，采運維艱；磚則沿河民窯不下數十座，随地随時無悮事機。
且石性滑，入水流轉；磚性混，入土即黏，卸成坦坡，自能挑溜。
每方磚塊直六兩，石價則五六兩至十餘兩不等。
碎石大小不一，堆垛半屬空虛；尺磚千塊為一方，平鋪計數堆垛均實。
每方石重五六千斤，而磚重九千餘斤。
是一方石價，購磚兩方，而抛磚一方，可當石兩方之用也。
或謂磚塊入土易損裂。
不知磚得水更堅，抛成磚壩，一經遊泥，即已凝結。
或謂抛築磚壩，近于與水争地。
不知堤前之地，尺寸在所必争。
自來鑲埽之法，堤前必先築土壩數十丈，然後用埽鑲護，磚則無須乎埽。
師土壩之意，不泥其法，抛作坦坡，大溜自然外移，未有可築土壩而不可築磚壩者。
所占河面無幾，安得有與水争地之患？夫堤前水深則險，水淺則平；水近則險，水遠則平。
自抛築磚壩，凡堤前水之深且近者，莫不淺且遠。
尚書敬征來豫，據道廳密禀，謂“磚辦險工，未可深信”。
連年水小，未敢自謂必可施行。
今十八年盛漲，較二年、十二年尤為猛迅，磚壩均屹立不移，并未出險生工，可知遇大水亦能得力。
且上年春間儀睢廳、秋間中河廳河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