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雍正乾隆：全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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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宗谕旨，不惜以天子誣罔匹夫，知其怨毒之鐘于誠邸，不過忌陳、楊修書之能為誠邸博聖祖之歡心而已。
自此誠邸若口無間言，當亦可保其軀命，以其究無擠其儲位之實迹也。
然卒不能免者，則必以誠邸知世宗嗣位真相，辭色之間，既不竭誠輸服，将有發其隐覆之嫌。
觀其坐罪之詞，多不成罪狀，由世宗自行宣布，而諸王大臣加以描畫，歸結于父子革爵正法，由特旨改為拘禁終身，何其酷也！世宗所宣布誠邸罪名，唯見《上谕旗務議覆》中。
《東華錄》無之，想已為《實錄》所削。
茲錄如下： 雍正八年五月上谕：“誠親王允祉，自幼即為皇考之所厭賤，養育于外，年至六歲，尚不能言，每見皇考，辄驚怖啼哭。
” 誠邸為世宗兄，誠幼時事，豈世宗所能置議？且此事豈論罪所當牽涉？ “及年歲漸長，則性情乖張，行事殘刻。
于皇考之前，則不義不孝；于其母妃，則肆行忤逆。
是以皇考屢降谕旨，将其心術不端之處宣示于衆。
此舉朝所共知者。
” 誠邸生母榮妃，忤逆之說無考。
唯于怡邸母敏妃之喪，在康熙三十八年，不滿百日薙發，為聖祖所責，允祉自怨自艾，作《責躬集》。
誠邸擁護廢太子，明見聖祖谕旨褒美之，其他刻薄，唯見本谕旨中怡邸喪事。
誠邸有二兄，大阿哥以鎮魇太子，為誠邸所發；二阿哥即太子，諸兄弟中唯誠邸救護之，為聖祖所賞。
其餘仇太子者自不慊于誠邸。
若謂誠邸刻薄，誠邸無權，隻有情誼之不浃，并無危害之相加。
諸弟若果鄙棄其兄，即諸弟亦負不恭之罪，與不友等耳。
此亦非論罪所當及。
“皇考聖躬違和之時，朕侍奉湯藥，五内焦勞，而允祉不但無憂戚之容，而且有欣幸冀望之意，為子臣所不忍言者。
其天良盡泯，一至于此！” 自誇其孝，責兄不孝，并無違忤實迹，隻想象于辭意之間，此不足以罪人，徒見己之不弟而已。
“皇考以東宮儀仗禮服，從前定制太過，特命廷臣糾正。
允祉見廷臣所議，忿然謾罵，且雲：&lsquo如此則何樂乎為皇太子耶？&rsquo” 此本是為太子不平，不過心眼拙直，狃于前此之尊貴太子，後覺貶損太過，亦有何罪？然宗人府王大臣議罪，則描畫之雲：“當二阿哥廢黜之後，允祉居然以儲君自命，見廷臣更正東宮儀仗，辄忿然謾罵，此其妄亂之罪一也。
”更引伸于世宗谕旨之外，可謂善承意旨矣。
“康熙六十一年，皇考龍馭上賓，方有大事之夜，朕命允祉管理内事，阿其那管理外務。
乃允祉私自出外，與阿其那密語多時，不知所商何事。
此天奪允祉之魄，自行陳奏于朕前者。
及朕令阿其那總理事務，阿其那則在朕前保奏允祉可以大用。
此阿其那欲引允祉為黨助，共圖擾亂國政之明驗也。
” 大事之夜，兄弟間何以竟不可通一語。
既自行陳奏，可知原無避忌。
阿其那方任為總理，何能禁其有所保奏？若以當時被保奏為罪，則當時任彼為總理者，罪名豈不更重？ “允祉在皇考時，侵帑婪贓，逋欠累累。
朕恐其完公之後，家計未能充裕，兩次共賜銀十五萬兩，俾其饒足。
而允祉每以該旗該部催追數百兩數千兩之處，瑣屑渎奏，怨忿不平。
朕皆寬宥之。
” 逋欠是康熙間諸王常态。
及世宗令該旗該部催追，特自發内帑贍給其乏，此是世宗限制諸王之能事。
誠邸不知風色，尚忿催追而訴于帝前，此實長厚太過。
既稱寬宥之，即不當論罪。
而王大臣論之曰：“貪黩負恩之罪，法所難宥者一也。
”則前之寬宥，乃為之并計加罪地也。
“舉朝滿漢文武大臣，皆受皇考教養深恩，而朕借以辦理庶政者。
允祉屢奏朕雲：&lsquo此輩皆欺罔之徒，無一人可信。
&rsquo總之凡為國家抒誠宣力之人，允祉則視之如仇敵；而邪不軌之流，則引之為腹心。
如允?當日與允祉仇怨最深，及允?逆節顯著，朕令允祉搜其筆劄，檢得塞思黑與允?書，有&lsquo機會已失，悔之無及&rsquo之語。
允祉竟欲藏匿，馬爾薩力持不可，始呈朕覽。
又如允?強悍嚣淩，顧私黨而忘大義，朕革伊郡王，并伊子弘春貝子之爵，以教導之。
而允祉于乾清門之所，為之歎息流涕：其比溺匪類，肆無忌憚如此！” 據此段谕文，正見誠邸于外廷無交結，而于諸弟則有恩私。
與刻薄之說相反。
罪之曰：“比溺匪類，肆無忌憚。
”則亦所謂何患無辭者矣。
“又從前遣塞思黑往西大同時，朕将阿其那等黨惡種種，面谕允祉。
允祉奏以此等人能成何事。
後又密折奏稱&lsquo阿其那、塞思黑等不忠不孝，罪惡滔天，若交與我，我即可以置之死地&rsquo等語。
朕谕之曰：&lsquo阿其那等罪惡當誅，自有國法，生死之柄，豈爾可操？爾此奏不知何心。
蓋允祉之意，欲暗置阿其那等于死，而不明正其罪，使天下後世議朕之非。
比時曾向廷臣言之。
&rsquo” 此在誠邸為希意太過，實非令舉，但在世宗則亦無罪可論。
“數年以來，允祉進見，朕必賜坐，以朕勤政憂民之心告之，伊從未許朕一是字，且并未嘗一點首也，但以閑居散适之樂，娓娓陳述，欲以歆動朕怠逸之心，荒廢政事，以遂其私願。
” 弟為天子，勤政愛民；己為天子之兄，閑居自樂，正是各行其是。
怠逸豈以此而歆動？古來中主，能以此諒其諸弟者多矣，世宗方侃侃而談，使天倫之樂澌盡，豈不可愧？ “前年八阿哥之事，諸王大臣無不為朕痛惜，而允祉欣喜之色侵于平時。
” 此或為太子舊怨，但既為世宗所罪，則對罪人無甚哀戚，亦不當論罪。
“至于怡親王，公忠體國，夙夜勤勞，朕每向允祉稱道其善，冀以感悟之。
而允祉置若罔聞，總未一答。
今怡親王仙逝，因允祉素與諸兄弟不睦，果親王體素羸弱，不能耐暑，是以來令成服，而果親王再三懇請，允祉則淡漠置之。
且數日以來，并未請朕之安，朕心甚為疑訝。
今據莊親王等參奏，不料允祉之狂悖兇逆，至于此極。
以怡親王忠孝性成，谟猷顯著，為皇考之令子，為列祖之功臣。
今一旦仙逝，不但朕心悲痛感傷，中外臣工，同深凄怆，即草野小民，亦莫不以國家失此賢王，朕躬失此良佐，為之欷歔歎息。
況允祉以兄弟手足之情，乃幸災樂禍，以怡親王之薨逝為慶幸，尚得謂有人心者乎？又朕将褒獎表揚怡親王之谕旨頒示在王府人等，衆人宣讀傳示之際，允祉并不觀覽，傲然而去，尚得謂有君上者乎？” 兄弟之間，意志不同，乃道義之品評，非刑法所裁制。
此固不當論罪。
文中以莊親王等參奏，定為狂悖兇逆，已至其極，則參奏中是否尚有别情。
今檢《東華錄》“本月己卯，莊親王允祿、内大臣佛倫等參奏：臣等奉命辦理怡親王喪事，所見齊集人員，無不銜恩垂泣。
獨誠親王允祉，當皇上視臨回宮之後，遲久始至。
逮宣讀皇上谕旨之時，衆皆嗚咽悲泣，而誠親王早已回家。
且每日于舉哀之時，全無傷悼之情，視同隔膜。
請交與該衙門嚴加議處”雲雲。
參奏語不過如此。
謂兄臨弟喪不哀，何得加以狂悖兇逆之目？且兄不哀此一弟之喪，本非他一弟所能參論。
又其不令成服，乃由帝旨，不成服之弟兩人：果親王則以懇請成服，為逆探言外之隐衷；誠邸則以遵令不成服，為拘守言中之明示。
逆探者或有逢迎之能；拘守者何來狂悖兇逆之咎？ “允祉從前過惡多端，不可枚舉，但因其心膽尚小，未必敢為大奸大惡之事。
從前陳夢雷之案敗露，朕若據事根究，允祉之罪甚大，朕心不忍，姑令寝息。
及後為諸王大臣等參劾，宗人府議令拘禁，朕仍複寬恩，将伊降為郡王，薄示懲儆，而伊毫不知畏懼。
今年又特加恩，複伊親王之爵，而伊毫不知感激。
茲當怡親王仙逝，衆心悲戚之時，而允祉喪心蔑理若此。
是法不知畏，恩不知感，以下愚之人，而又肆其狂誕，勢必為國家之患。
朕承列祖之洪基，受皇考之付托，不能再為隐忍姑息，贻患于将來也。
其作何治罪之處，着宗人府、諸王、貝勒、貝子、公、八旗大臣、九卿、詹事、科道會同定議具奏。
特谕。
” 陳夢雷案已見前。
謂陳為耿藩從逆，則戍所召回，命入誠邸，乃由聖祖，非誠邸罪也。
謂陳為招搖不法，則當時并無招搖害政事實。
刑部滿漢尚書陶賴、張廷樞皆不知所坐何等罪名，至均以輕縱降調，又何至罪及府主。
乃谕中既涉及陳夢雷，王大臣議覆，遂于陳夢雷一款添出事實。
文雲“允祉素日包藏禍心，希冀儲位，與逆亂邪僞之陳夢雷親昵密謀，遂将陳夢雷逆黨周昌言私藏家内，妄造邪術，拜鬥祈禳，陰為鎮魇。
及事迹敗露，允祉罪在不赦，我皇上法外施仁，不忍加誅”雲雲。
周昌言前未見過，此時忽添邪術鎮魇等說，果有此事，縱對誠邸法外施仁，何以對陳夢雷僅止遣戍。
且未究周昌言其人，意議覆之王大臣直以意為之，且以楊文言含混為周昌言耳。
此種議覆，本無真僞可辨，且今年已複親王爵，前事本不當複論。
今所謂喪心蔑理，無過怡王之喪臨哭不哀一款，其餘皆任意誣蔑之辭。
其實則陳夢雷、楊文言為所忌之人；《古今圖書集成》、《曆律淵源》二書為所忌之物。
是為清皇室之文字獄，較之允禩諸人，以傳播世宗得位之不正而被罪者，更為得已而不已。
既為《東華錄》所不詳，想為《實錄》之所已諱。
胪舉之以見世宗之忍。
至允禩、允禟、允?、允禵之事，則《東華錄》之外，已詳餘《世宗入承大統考實》中。
第八節雍乾時期的儒學 世宗于吏治民生，極盡心力，講事功，實不講心性。
晚乃遁入于禅，亦與世祖之學佛不同。
自命為已經成佛作祖，無所于讓。
其對儒宗，則敬仰備至，不敢予聖，蓋知機鋒可以襲取，理道不能僞為也。
然所收純儒之效，遠遜康熙朝，即有數理學名臣，亦不過守先朝作養之餘緒耳。
清一代尊孔之事，莫虔于雍正一朝。
後唯末學欲以孔聖救亡複有過量之崇敬，則又非世宗時規模矣。
前乎此者，世祖因前代之故，祀大成至聖文宣先師孔子，四配、十哲、兩庑及啟聖公祠，祀位皆仍其舊。
唯順治十四年，去“大成文宣”四字，改題“至聖先師”。
康熙末，跻朱子于十哲，位蔔子之次，而從祀增一範仲淹。
蓋未嘗于文廟祀典多所改定也。
雍正元年，诏追封孔子五代王爵，于是錫木金父公曰肇聖、祈父公曰裕聖、防叔公曰诒聖、伯夏公曰昌聖、叔梁公曰啟聖。
孔子父自元以來已封啟聖王，明嘉靖時改封公，此為先有之故事。
以上四世，則封王自此始。
舊稱啟聖祠，今以啟聖王為祠中之一世，改稱崇聖祠。
清世俗人則稱“五王祠”焉。
二年，複以祔飨廟庭諸賢，有先罷宜複，或舊阙宜增，與孰應祔祀崇聖祠者，議一再上，于是複祀者六人：曰林放、蘧瑗、秦冉、顔何、鄭康成、範甯；增祀者二十人，曰孔子弟子二人：縣亶、牧皮，曰孟子弟子四人：樂正子，公都子、萬章、公孫醜，曰漢一人：諸葛亮，曰宋六人：尹焞、魏了翁、黃幹、陳淳、何基、王柏，曰元四人：趙複、金履祥、許謙、陳澔，曰明二人：羅欽順、蔡清，曰清本朝一人：陸隴其。
入崇聖祠者一人，宋張迪。
陸隴其仕康熙朝，卒于康熙三十一年，距今不過三十二年。
隴其笃守程朱，身殁未久，而公論早定，可見聖祖所倡學風之純一。
以立朝事實論，同寮間頗有異同，如李光地亦以講學名世，然于隴其之以争捐納當罷奪官，即以其不諒時艱為罪。
光地固以講學為投時之具者。
不數年間，隴其之大名已定，非時論所能遊移，則執德固而信道笃者獲伸于世。
即清全盛時之學術，由此可觀其趨向矣。
曆乾隆至嘉慶朝不改，于從祀不生異議。
唯于乾隆二年，複元儒吳澄祀。
三年，升有子若為十二哲，次蔔子商，移朱子次颛孫子師，不過取其相配平均耳，餘無他異。
雍乾間之儒學，天子不自講學，唯以從祀示好尚，于學術亦有影響。
湯斌之人品未必下于陸隴其，然以其學尚陸王，在道光以前，竟不能言從祀。
清之中世，理學守門戶甚謹，于此可知。
若李光地，不免曲學阿世，亦自謂從事程朱，正投時好耳，其語錄謂湯斌以不好朱學，故不甚讀朱子書。
光地指朱子上時君言事之書，謂龍逢、比幹不是過，斌乃折服。
斯言故作雌黃，決非事實。
湯何嘗不服朱子，唯受學于孫夏峰，宗為陸王，得力有自，非待他人指出朱子有直谏之長，而後服之。
朱子處仁弱之世，寬大之朝，縱獻直言，決無殺身滅族之禍，正誼明道之君子皆能為之。
指以示斌，有何可以折服之處。
凡光地所言，皆令人不敢置信，而要其揣摩時尚，與乾、嘉以前理學宗傳相合，即知清中世之儒，笃信謹守，自是學術趨于一途，雖豪傑各有信仰，然使程朱能為厲世摩鈍之用，則專為學的亦已足矣。
湯斌等自信陸王，初不與程朱相诋毀，此即太平氣象。
人品不足企陸隴其、湯斌，而朱、陸異同，争辯不息。
“天下無道，辭有枚葉”，此其驗矣。
雍乾間儒學無争辯，而餘事則昌明文學。
清沿前代用科舉制，又沿明代以八股為科舉取士之用。
聖祖以身自向學，使天下承風。
世宗以政事留心，不足言學問。
其振興文教之事，則于雍正十一年正月，谕各省建立書院，各賜帑銀一千兩為倡，餘令各該省督撫預籌膏火，以垂永久，不足者在存公銀内支用。
擇一省文行兼優之士，讀書其中，使之朝夕講誦，整躬勵行，有所成就，俾遠近士子觀感奮發，亦興賢育才之一道，雲雲。
谕中又言：“各省學校之外，每設書院。
臨禦以來，未敕令各省通行，蓋欲徐徐有待，而後頒降谕旨。
”此為省會遍設書院之始。
自明初遍立郡縣學，是為學校制。
學官本為課士而設，後不能舉其職，乃移其事任于書院。
夫使回複學校初制，士以學官為師，似不必盡待書院之山長。
然延師之道，不可以資格拘，就舊日任用學官之法，求為士子得師，事必無濟。
又為士人求學而不出鄉，聲氣雖通，見聞不廣，終有隘陋之患。
清一代學人之成就，多在書院中得之，此固發展文教之一事也。
是年四月，诏在京三品以上，及外省督撫會同學政，薦舉博學鴻詞，一循康熙年間故事。
是诏未定試期，應诏薦舉者人數寥寥。
至十三年八月，世宗崩，高宗即位。
十一月申谕速行保薦，乃于乾隆丙辰九月己未禦試。
十月，引見考取博學鴻詞劉綸等十五員，授翰林院編修、檢讨、庶吉士有差。
二年七月，複試續到博學鴻詞，授萬松齡等四人為檢讨、庶吉士。
是科取才之意，頗與康熙己未不同，得人亦不及己未之盛。
然承平之世，天子右文，海内不但以入彀者為榮，即應試報罷之人，亦享高名于世。
科目有靈，即國家無故，比亦世運隆替之征也。
清一代有功文化，無過于收輯《四庫全書》，撰定各書提要，流布藝林一事。
自古明盛之時，訪求遺書，校雠中秘，其事往往有之。
然以學術門徑，就目錄中诏示學人，如高宗時之四庫館成績，為亘古所未有。
蓋其搜羅之富，評隲之詳，為私家所不能逮，亦前古帝王所未及為也。
《四庫全書》之起源，以安徽學政侍讀學士朱筠于乾隆三十七年，奉購訪遺書之诏，奏陳四事：一、舊本抄本，尤當急搜；二、中秘書籍，當标舉現有者以補其餘；三、著錄校雠當并重；四、金石之刻，圖譜之學，在所必錄。
其第二款中有雲：“臣在翰林，常翻閱前明《永樂大典》，其書編次少倫，或分割諸書，以從其類，然古書之全而世不恒觏者，辄具在焉。
臣請敕擇取其中古書完者若幹部，分别繕寫，各自為書，以備著錄。
書亡複存，藝林幸甚。
”内閣議覆内稱“《永樂大典》一書，系永樂初年所輯，凡二萬二千九百餘卷，共一萬一千九十五冊。
舊存皇史宬，複經移置翰林院典籍庫，扃貯既久，卷冊又多。
派員前往庫内逐一檢查，據此書移貯之初，本多缺失，現在存庫者共九千餘本，較原目數已懸殊”等語。
又奏：“校核《大典》，就翰林院設辦事之所，并拟定條例進呈。
”奉旨：“依議，将來辦理成編時，著名《四庫全書》。
”是《四庫全書》之取名，本為輯《大典》中轶書而起。
事在三十八年二月二十一日。
至三月間，辦理《四庫全書》處又奏“遵旨排纂《四庫全書》，仰蒙皇上指示，令将《永樂大典》内原載舊本，酌錄付刊，仍将内府所儲，外省取采，以及武英殿官刻諸書，一并彙齊繕寫，編成四庫，垂示無窮”等語。
是知前此奉旨，定名《四庫全書》，帝早有編定群籍之意，方使《四庫全書》名實相稱。
是為今存《四庫全書》辦理之原委。
又其必為提要，最為四庫館中裨益藝林之偉舉，其端亦自朱筠發之。
其奏陳四事中第三款雲：“前代校書之官，如漢之白虎觀、天祿閣集諸儒校論異同及殺青，唐、宋集賢校理，官選其人，以是劉向、劉知幾、曾鞏等并著專門之業。
曆代若《七略》、《集賢書目》，其書具有師法。
臣請皇上诏下儒臣，分任校書之選，或依《七略》，或準《四部》，每一書上，必校其得失，撮舉大旨，叙于本書首卷，并以進呈，恭俟乙夜之披覽。
臣伏查武英殿原設總裁、纂修、校對諸員，即擇其尤專長者，俾充斯選，則日有課，月有程，而著錄集事矣。
”後來提要規程，實定于此。
朱筠與弟大學士朱珪齊名，性情品行，學問文章，具載清《國史·儒林傳》。
私家為作傳記尤多，清史不應無傳。
他且不論，即此《四庫》開館、《大典》輯轶兩事，皆自筠發其端，為一代文化述其源流，亦不應不有傳載，而《清史稿》竟遺之，此為遺漏之最難解者。
乾隆朝武英殿刊版之書，及禦纂、禦定、禦制之書，較之康熙朝更多，具在《宮史》，不備列。
其搜采各書，兼有自挾種族之慚，不願人以“胡”字、“虜”字、“夷”字加諸漢族以外族人，觸其忌諱，于是毀棄滅迹者有之，刊削篇幅者有之。
至明代野史，明季雜史，防禁尤力，海内有收藏者，坐以大逆，誅戮累累。
以發揚文化之美舉，構成無數文字之獄，此為滿、漢仇嫉之惡因。
統觀前史，暴君虐民，事所常有，清多令主，最下亦不失為中主，宜可少得罪于吾民，而卒有此塗毒士大夫之失德。
今文字獄已有專輯，其不出于檔案者，餘亦稍有搜輯，當别成專著，不能列入本篇。
唯乾隆以來多樸學，知人論世之文，易觸時忌，一概不敢從事，移其心力，畢注于經學，畢注于名物訓诂之考訂，所成就亦超出前儒之上。
此則為清世種族之禍所驅迫，而使聰明才智出于一途，其弊至于不敢論古，不敢論人，不敢論前人之氣節，不敢涉前朝亡國時之正義。
此止養成莫談國事之風氣，不知廉恥之士夫，為亡國種其遠因者也。
文字獄不暇細數，果屬觸犯而成獄，雖暴猶為罪有可加，謂其為違梗也。
即無意中得違梗之罪，而遽戮辱，猶謂使人知有犯必懲，不以無意而解免之，所以深懲違梗之嫌疑也。
雍乾間文字之獄，有最難解者三事。
謝濟世注《大學》，從《禮記》本，不從朱子《四書集注》本，不用程子所補《格緻傳》。
順承郡王錫保參奏濟世謗毀程朱。
此因濟世以參世宗所倚任之田文鏡得罪，希意摭拾其過。
然《禮記》亦頒定之經書，既與《四書》并行，信此信彼，必無大罪。
乃世宗則雲“朕觀濟世所注之書，意不止謗毀程朱，乃用《大學》内&lsquo見賢而不能舉&rsquo兩節，言人君用人之道，借以抒寫其怨望诽謗之私也。
其注有&lsquo拒谏飾非，必至拂人之性，驕泰甚矣&rsquo等語。
觀此則謝濟世之存心，昭然可見”雲雲。
遂深辯田文鏡之不當參，己之非拒谏，令議濟世罪。
九卿等議斬立決，後得旨免死，交錫保令當苦差，效力贖罪。
此謝濟世之幸而不死，後卒釋回而以名臣傳于世者也。
夫濟世既注經文，經文自是如此意義，而竟議斬。
則如宋儒之說經，多涉事理者，聖經賢傳，孰非警戒人君之語，一涉筆即得死罪，程朱皆寸磔而有餘矣。
乾嘉間天下貶抑宋學，不談義理，專尚考據，其亦不得已而然耳。
故清一代漢學之極盛，正士氣之極衰，士氣衰而國運焉能不替。
此雍、乾之盛而敗象生焉者一也。
陸生枬作《通鑒論》今已不見其書。
生枬與濟世，均廣西人，得罪亦同時，同在錫保軍前，為錫保所奏。
世宗逐條谕駁，所引原文，具在《東華錄》。
可見生枬就《鑒》論《鑒》，所見與世各有異同，要是作論本色，絕無桀骜不馴聳聽激變之語。
一曰論封建，則雲：“封建之制，古聖人萬世無弊之良規，廢之為害，不循其制亦為害，至于害深禍烈，不可勝言。
”又雲“聖人之世，以同寅協恭為治。
後世天下至大，事繁人多，奸邪不能盡滌，詐僞不能盡燭。
大抵封建廢而天下統于一，相既勞而不能深謀，君亦煩而不能無缺失。
始皇一片私心，流毒萬世”等語。
二曰論建儲，則雲：“儲貳不宜幹預外事，且必更使通曉此等危機。
”又雲“有天下者不可以無本之治治之”等語。
三日論兵制，則雲：“李泌為德宗曆叙府兵興廢之由，府兵既廢，禍亂遂生，至今為梗，上陵下替。
”又雲“府兵之制，國無養兵之費，臣無專兵之患”等語。
四曰論隋炀帝，則雲“後之君臣，傥非天幸，其不為隋之君臣者幾希”等語。
五曰論人主，則雲“人愈尊，權愈重，則身愈危，禍愈烈。
蓋可以生人殺人賞人罰人，則我志必疏，而人之畏之者必愈甚。
人雖怒之而不敢洩，欲報之而不敢輕。
故其蓄必深，其發必毒”等語。
六曰論相臣，則雲：“當用首相一人，首相奸谄誤國，許凡欲效忠者，皆得密奏，即或不當，亦不得使相臣知之。
”又雲“因言固可知人，輕聽亦有失人。
聽言不厭其廣，廣則庶幾無壅；擇言不厭其審，審則庶幾無誤。
”又雲“為君為臣，莫要于知人而立大本，不徒在政迹，然亦不可無術相防”等語。
七曰論王安石，則雲：“賢才盡屏，咨謀盡廢，而己不以為非，人君亦不知人之非，則并聖賢之作用氣象而不知。
”又雲“笃恭而天下平之言，彼固未之見；知天知人之言，彼似未之聞也。
人無聖學，能文章，不安平庸，鮮不為安石者”等語。
八曰論無為之治，則雲：“雖有憂勤，不離身心；雖有國事，亦第存乎綱領。
不人人而察，但察铨選之任；不事事而理，止理付托之人。
察言動，謹幾微，防讒間，慮疏虞，憂盛危明，防微杜漸而已。
至若笾豆之事，則有司在。
”又雲“绛度數谏，異镈順從，是以陷于朋比而不知。
蓋有聖功即有王道，使徒明而不學，則人欲盛而天理微，固不能有三代之事功。
至力衰而志隳，未有能如其初”等語。
以上皆世宗所舉《通鑒論》之原文，駁其是非可也，竟曰“罪大惡極，情無可逭，将陸生枬軍前正法，以為人臣懷怨誣讪者之戒”雲雲。
夫《通鑒論》原文必甚多，世宗特挑出此八端，必以其為罪惡所在無過于此數語。
今試由讀《史》讀《鑒》者平心論之，有一語可緻殺身否？即其論人君而作危詞，古所雲“城高池深，兵甲堅利，不得人和，委而去之”，此乃“寡助之至，親戚畔之”之定理。
溫公作《通鑒》本以為法為戒之故，分别诏人。
學者能加以發揮，正是忠君愛國之真意。
以此掇殺身之禍，複誰樂緻力于史實，以與國家社會相維系乎？乾、嘉學者，甯遁而治經，不敢治史，略有治史者，亦以漢學家治經之法治之，務與政治理論相隔絕。
故清一代經學大昌，而政治之學盡廢，政治學廢而世變誰複支持，此雍、乾之盛而敗象生焉者二也。
尹嘉铨為故父會一請谥。
又請将湯斌、範文程、李光地、顧八代、張伯行及其父會一，從祀文廟。
事在乾隆四十六年。
奉旨拿交刑部治罪，并查伊家有無狂悖不法字迹。
此為因冒昧渎奏而引入文字之獄。
有司查得嘉铨所著書籍，嘉铨主聚徒講學，其文有雲：“朋黨之說起而父師之教衰，君亦安能獨尊于上哉？”谕旨則雲：“顯悖世宗《禦制朋黨論》。
”又有“為帝者師”之句，則雲：“無論君臣大義，不應妄語，即以學問而論，内外臣工各有公論，尹嘉铨能為朕師傅否？”又著有《名臣言行錄》，胪列本朝大臣。
則雲：“朱子當宋式微，又在下位。
今尹嘉铨欲于國家全盛之時，妄生議論，實為莠言亂政。
”又自稱古稀老人。
則雲“朕禦制《古稀說》，頒示中外，而伊竟以自号”雲雲。
嘉铨不以朋黨為非，又襲講學家自重之習，學孟子“為王者師”之說，纂集當代大臣言行，乃留心文獻之要務。
七十曰古稀，自杜工部有此詩句，人盡習稱，豈可以帝王專其利？高宗于上年剛及七十，自稱“古稀天子”。
嘉铨之稱古稀，是否在其後，今尚未明，姑不論。
此外日記中家庭瑣屑語，即有迂腐可笑，豈有殺身之罪？乃大學士等竟定拟淩遲處死，家屬緣坐。
滿廷無救正之言，唯以逢迎為宰相之責，是何氣象！特旨改絞立決，免其淩遲及緣坐，謂之加恩，是此案歸結。
而谕旨又特提嘉铨二罪：因日記中記有任大理卿時，與刑部簽商緩決事，謂之“市恩”。
又稱大學士、協辦大學士作“相國”。
則雲“明洪武時已廢宰相，我朝相沿不改。
祖宗至朕，臨禦自以敬天、愛民、勤政為念，複于何事，借大學土之襄贊？昔程子雲&lsquo天下治亂系宰相&rsquo，止可就彼時阘冗而言。
我國家世世子孫，能以朕心為心，整綱維而勤宵旰，庶幾永凝庥命，垂裕萬年”雲雲。
此則視大學土為贅疣。
謂清沿明制，不設宰相，則不知明大學士五品，後來兼尚書宮保，其位乃尊，何雲大學士非宰相？清則大學士正一品，禮絕百僚，何得雲非宰相？有宰相便是阘冗，并戒世世子孫，不許倚任大臣襄贊，此真亡國之言。
是以當時之大學士，隻能希意議尹嘉铨之淩遲緣坐矣。
孟子所謂“之聲音顔色，拒人于千裡之外。
士止于千裡之外，則讒谄面谀之人至矣，與讒谄面谀之人居，國欲治可得乎？”當時自大學士以下，孰非讒谄面谀。
又是何氣象！天之厚清，實異尋常。
康熙六十一年，享國之久，古已僅有。
高宗二十五歲始即位，自稱在位六十年必退休，居然滿六十年，以八十六歲之年，内禅仁宗，稱太上皇訓政逾三年，以嘉慶四年正月始崩，享壽至八十九歲。
西陲拓地萬裡，臣屬至蔥嶺以西，衛藏以外。
國内太平，文治自然興起。
而順、康、雍、乾四朝，人主聰明，實在中人以上，修文偃武，制作可觀。
自三代以來，帝王之尊榮安富，享國久長，未有盛于此時者也。
而乃盈滿驕侈，斬刈士夫，造就奴虜，至亡國無死節之臣，嗚呼！
自此誠邸若口無間言，當亦可保其軀命，以其究無擠其儲位之實迹也。
然卒不能免者，則必以誠邸知世宗嗣位真相，辭色之間，既不竭誠輸服，将有發其隐覆之嫌。
觀其坐罪之詞，多不成罪狀，由世宗自行宣布，而諸王大臣加以描畫，歸結于父子革爵正法，由特旨改為拘禁終身，何其酷也！世宗所宣布誠邸罪名，唯見《上谕旗務議覆》中。
《東華錄》無之，想已為《實錄》所削。
茲錄如下： 雍正八年五月上谕：“誠親王允祉，自幼即為皇考之所厭賤，養育于外，年至六歲，尚不能言，每見皇考，辄驚怖啼哭。
” 誠邸為世宗兄，誠幼時事，豈世宗所能置議？且此事豈論罪所當牽涉？ “及年歲漸長，則性情乖張，行事殘刻。
于皇考之前，則不義不孝；于其母妃，則肆行忤逆。
是以皇考屢降谕旨，将其心術不端之處宣示于衆。
此舉朝所共知者。
” 誠邸生母榮妃，忤逆之說無考。
唯于怡邸母敏妃之喪，在康熙三十八年，不滿百日薙發，為聖祖所責，允祉自怨自艾，作《責躬集》。
誠邸擁護廢太子，明見聖祖谕旨褒美之，其他刻薄，唯見本谕旨中怡邸喪事。
誠邸有二兄，大阿哥以鎮魇太子，為誠邸所發；二阿哥即太子，諸兄弟中唯誠邸救護之，為聖祖所賞。
其餘仇太子者自不慊于誠邸。
若謂誠邸刻薄，誠邸無權，隻有情誼之不浃，并無危害之相加。
諸弟若果鄙棄其兄，即諸弟亦負不恭之罪，與不友等耳。
此亦非論罪所當及。
“皇考聖躬違和之時，朕侍奉湯藥，五内焦勞，而允祉不但無憂戚之容，而且有欣幸冀望之意，為子臣所不忍言者。
其天良盡泯，一至于此！” 自誇其孝，責兄不孝，并無違忤實迹，隻想象于辭意之間，此不足以罪人，徒見己之不弟而已。
“皇考以東宮儀仗禮服，從前定制太過，特命廷臣糾正。
允祉見廷臣所議，忿然謾罵，且雲：&lsquo如此則何樂乎為皇太子耶？&rsquo” 此本是為太子不平，不過心眼拙直，狃于前此之尊貴太子，後覺貶損太過，亦有何罪？然宗人府王大臣議罪，則描畫之雲：“當二阿哥廢黜之後，允祉居然以儲君自命，見廷臣更正東宮儀仗，辄忿然謾罵，此其妄亂之罪一也。
”更引伸于世宗谕旨之外，可謂善承意旨矣。
“康熙六十一年，皇考龍馭上賓，方有大事之夜，朕命允祉管理内事，阿其那管理外務。
乃允祉私自出外，與阿其那密語多時，不知所商何事。
此天奪允祉之魄，自行陳奏于朕前者。
及朕令阿其那總理事務，阿其那則在朕前保奏允祉可以大用。
此阿其那欲引允祉為黨助，共圖擾亂國政之明驗也。
” 大事之夜，兄弟間何以竟不可通一語。
既自行陳奏，可知原無避忌。
阿其那方任為總理，何能禁其有所保奏？若以當時被保奏為罪，則當時任彼為總理者，罪名豈不更重？ “允祉在皇考時，侵帑婪贓，逋欠累累。
朕恐其完公之後，家計未能充裕，兩次共賜銀十五萬兩，俾其饒足。
而允祉每以該旗該部催追數百兩數千兩之處，瑣屑渎奏，怨忿不平。
朕皆寬宥之。
” 逋欠是康熙間諸王常态。
及世宗令該旗該部催追，特自發内帑贍給其乏，此是世宗限制諸王之能事。
誠邸不知風色，尚忿催追而訴于帝前，此實長厚太過。
既稱寬宥之，即不當論罪。
而王大臣論之曰：“貪黩負恩之罪，法所難宥者一也。
”則前之寬宥，乃為之并計加罪地也。
“舉朝滿漢文武大臣，皆受皇考教養深恩，而朕借以辦理庶政者。
允祉屢奏朕雲：&lsquo此輩皆欺罔之徒，無一人可信。
&rsquo總之凡為國家抒誠宣力之人，允祉則視之如仇敵；而邪不軌之流，則引之為腹心。
如允?當日與允祉仇怨最深，及允?逆節顯著，朕令允祉搜其筆劄，檢得塞思黑與允?書，有&lsquo機會已失，悔之無及&rsquo之語。
允祉竟欲藏匿，馬爾薩力持不可，始呈朕覽。
又如允?強悍嚣淩，顧私黨而忘大義，朕革伊郡王，并伊子弘春貝子之爵，以教導之。
而允祉于乾清門之所，為之歎息流涕：其比溺匪類，肆無忌憚如此！” 據此段谕文，正見誠邸于外廷無交結，而于諸弟則有恩私。
與刻薄之說相反。
罪之曰：“比溺匪類，肆無忌憚。
”則亦所謂何患無辭者矣。
“又從前遣塞思黑往西大同時，朕将阿其那等黨惡種種，面谕允祉。
允祉奏以此等人能成何事。
後又密折奏稱&lsquo阿其那、塞思黑等不忠不孝，罪惡滔天，若交與我，我即可以置之死地&rsquo等語。
朕谕之曰：&lsquo阿其那等罪惡當誅，自有國法，生死之柄，豈爾可操？爾此奏不知何心。
蓋允祉之意，欲暗置阿其那等于死，而不明正其罪，使天下後世議朕之非。
比時曾向廷臣言之。
&rsquo” 此在誠邸為希意太過，實非令舉，但在世宗則亦無罪可論。
“數年以來，允祉進見，朕必賜坐，以朕勤政憂民之心告之，伊從未許朕一是字，且并未嘗一點首也，但以閑居散适之樂，娓娓陳述，欲以歆動朕怠逸之心，荒廢政事，以遂其私願。
” 弟為天子，勤政愛民；己為天子之兄，閑居自樂，正是各行其是。
怠逸豈以此而歆動？古來中主，能以此諒其諸弟者多矣，世宗方侃侃而談，使天倫之樂澌盡，豈不可愧？ “前年八阿哥之事，諸王大臣無不為朕痛惜，而允祉欣喜之色侵于平時。
” 此或為太子舊怨，但既為世宗所罪，則對罪人無甚哀戚，亦不當論罪。
“至于怡親王，公忠體國，夙夜勤勞，朕每向允祉稱道其善，冀以感悟之。
而允祉置若罔聞，總未一答。
今怡親王仙逝，因允祉素與諸兄弟不睦，果親王體素羸弱，不能耐暑，是以來令成服，而果親王再三懇請，允祉則淡漠置之。
且數日以來，并未請朕之安，朕心甚為疑訝。
今據莊親王等參奏，不料允祉之狂悖兇逆，至于此極。
以怡親王忠孝性成，谟猷顯著，為皇考之令子，為列祖之功臣。
今一旦仙逝，不但朕心悲痛感傷，中外臣工，同深凄怆，即草野小民，亦莫不以國家失此賢王，朕躬失此良佐，為之欷歔歎息。
況允祉以兄弟手足之情，乃幸災樂禍，以怡親王之薨逝為慶幸，尚得謂有人心者乎？又朕将褒獎表揚怡親王之谕旨頒示在王府人等，衆人宣讀傳示之際，允祉并不觀覽，傲然而去，尚得謂有君上者乎？” 兄弟之間，意志不同，乃道義之品評，非刑法所裁制。
此固不當論罪。
文中以莊親王等參奏，定為狂悖兇逆，已至其極，則參奏中是否尚有别情。
今檢《東華錄》“本月己卯，莊親王允祿、内大臣佛倫等參奏：臣等奉命辦理怡親王喪事，所見齊集人員，無不銜恩垂泣。
獨誠親王允祉，當皇上視臨回宮之後，遲久始至。
逮宣讀皇上谕旨之時，衆皆嗚咽悲泣，而誠親王早已回家。
且每日于舉哀之時，全無傷悼之情，視同隔膜。
請交與該衙門嚴加議處”雲雲。
參奏語不過如此。
謂兄臨弟喪不哀，何得加以狂悖兇逆之目？且兄不哀此一弟之喪，本非他一弟所能參論。
又其不令成服，乃由帝旨，不成服之弟兩人：果親王則以懇請成服，為逆探言外之隐衷；誠邸則以遵令不成服，為拘守言中之明示。
逆探者或有逢迎之能；拘守者何來狂悖兇逆之咎？ “允祉從前過惡多端，不可枚舉，但因其心膽尚小，未必敢為大奸大惡之事。
從前陳夢雷之案敗露，朕若據事根究，允祉之罪甚大，朕心不忍，姑令寝息。
及後為諸王大臣等參劾，宗人府議令拘禁，朕仍複寬恩，将伊降為郡王，薄示懲儆，而伊毫不知畏懼。
今年又特加恩，複伊親王之爵，而伊毫不知感激。
茲當怡親王仙逝，衆心悲戚之時，而允祉喪心蔑理若此。
是法不知畏，恩不知感，以下愚之人，而又肆其狂誕，勢必為國家之患。
朕承列祖之洪基，受皇考之付托，不能再為隐忍姑息，贻患于将來也。
其作何治罪之處，着宗人府、諸王、貝勒、貝子、公、八旗大臣、九卿、詹事、科道會同定議具奏。
特谕。
” 陳夢雷案已見前。
謂陳為耿藩從逆，則戍所召回，命入誠邸，乃由聖祖，非誠邸罪也。
謂陳為招搖不法，則當時并無招搖害政事實。
刑部滿漢尚書陶賴、張廷樞皆不知所坐何等罪名，至均以輕縱降調，又何至罪及府主。
乃谕中既涉及陳夢雷，王大臣議覆，遂于陳夢雷一款添出事實。
文雲“允祉素日包藏禍心，希冀儲位，與逆亂邪僞之陳夢雷親昵密謀，遂将陳夢雷逆黨周昌言私藏家内，妄造邪術，拜鬥祈禳，陰為鎮魇。
及事迹敗露，允祉罪在不赦，我皇上法外施仁，不忍加誅”雲雲。
周昌言前未見過，此時忽添邪術鎮魇等說，果有此事，縱對誠邸法外施仁，何以對陳夢雷僅止遣戍。
且未究周昌言其人，意議覆之王大臣直以意為之，且以楊文言含混為周昌言耳。
此種議覆，本無真僞可辨，且今年已複親王爵，前事本不當複論。
今所謂喪心蔑理，無過怡王之喪臨哭不哀一款，其餘皆任意誣蔑之辭。
其實則陳夢雷、楊文言為所忌之人；《古今圖書集成》、《曆律淵源》二書為所忌之物。
是為清皇室之文字獄，較之允禩諸人，以傳播世宗得位之不正而被罪者，更為得已而不已。
既為《東華錄》所不詳，想為《實錄》之所已諱。
胪舉之以見世宗之忍。
至允禩、允禟、允?、允禵之事，則《東華錄》之外，已詳餘《世宗入承大統考實》中。
第八節雍乾時期的儒學 世宗于吏治民生，極盡心力，講事功，實不講心性。
晚乃遁入于禅，亦與世祖之學佛不同。
自命為已經成佛作祖，無所于讓。
其對儒宗，則敬仰備至，不敢予聖，蓋知機鋒可以襲取，理道不能僞為也。
然所收純儒之效，遠遜康熙朝，即有數理學名臣，亦不過守先朝作養之餘緒耳。
清一代尊孔之事，莫虔于雍正一朝。
後唯末學欲以孔聖救亡複有過量之崇敬，則又非世宗時規模矣。
前乎此者，世祖因前代之故，祀大成至聖文宣先師孔子，四配、十哲、兩庑及啟聖公祠，祀位皆仍其舊。
唯順治十四年，去“大成文宣”四字，改題“至聖先師”。
康熙末，跻朱子于十哲，位蔔子之次，而從祀增一範仲淹。
蓋未嘗于文廟祀典多所改定也。
雍正元年，诏追封孔子五代王爵，于是錫木金父公曰肇聖、祈父公曰裕聖、防叔公曰诒聖、伯夏公曰昌聖、叔梁公曰啟聖。
孔子父自元以來已封啟聖王，明嘉靖時改封公，此為先有之故事。
以上四世，則封王自此始。
舊稱啟聖祠，今以啟聖王為祠中之一世，改稱崇聖祠。
清世俗人則稱“五王祠”焉。
二年，複以祔飨廟庭諸賢，有先罷宜複，或舊阙宜增，與孰應祔祀崇聖祠者，議一再上，于是複祀者六人：曰林放、蘧瑗、秦冉、顔何、鄭康成、範甯；增祀者二十人，曰孔子弟子二人：縣亶、牧皮，曰孟子弟子四人：樂正子，公都子、萬章、公孫醜，曰漢一人：諸葛亮，曰宋六人：尹焞、魏了翁、黃幹、陳淳、何基、王柏，曰元四人：趙複、金履祥、許謙、陳澔，曰明二人：羅欽順、蔡清，曰清本朝一人：陸隴其。
入崇聖祠者一人，宋張迪。
陸隴其仕康熙朝，卒于康熙三十一年，距今不過三十二年。
隴其笃守程朱，身殁未久，而公論早定，可見聖祖所倡學風之純一。
以立朝事實論，同寮間頗有異同，如李光地亦以講學名世，然于隴其之以争捐納當罷奪官，即以其不諒時艱為罪。
光地固以講學為投時之具者。
不數年間，隴其之大名已定，非時論所能遊移，則執德固而信道笃者獲伸于世。
即清全盛時之學術，由此可觀其趨向矣。
曆乾隆至嘉慶朝不改，于從祀不生異議。
唯于乾隆二年，複元儒吳澄祀。
三年，升有子若為十二哲，次蔔子商，移朱子次颛孫子師，不過取其相配平均耳，餘無他異。
雍乾間之儒學，天子不自講學，唯以從祀示好尚，于學術亦有影響。
湯斌之人品未必下于陸隴其，然以其學尚陸王，在道光以前，竟不能言從祀。
清之中世，理學守門戶甚謹，于此可知。
若李光地，不免曲學阿世，亦自謂從事程朱，正投時好耳，其語錄謂湯斌以不好朱學，故不甚讀朱子書。
光地指朱子上時君言事之書，謂龍逢、比幹不是過，斌乃折服。
斯言故作雌黃，決非事實。
湯何嘗不服朱子，唯受學于孫夏峰，宗為陸王，得力有自，非待他人指出朱子有直谏之長，而後服之。
朱子處仁弱之世，寬大之朝，縱獻直言，決無殺身滅族之禍，正誼明道之君子皆能為之。
指以示斌，有何可以折服之處。
凡光地所言，皆令人不敢置信，而要其揣摩時尚，與乾、嘉以前理學宗傳相合，即知清中世之儒，笃信謹守，自是學術趨于一途，雖豪傑各有信仰，然使程朱能為厲世摩鈍之用，則專為學的亦已足矣。
湯斌等自信陸王，初不與程朱相诋毀，此即太平氣象。
人品不足企陸隴其、湯斌，而朱、陸異同，争辯不息。
“天下無道，辭有枚葉”，此其驗矣。
雍乾間儒學無争辯，而餘事則昌明文學。
清沿前代用科舉制，又沿明代以八股為科舉取士之用。
聖祖以身自向學，使天下承風。
世宗以政事留心，不足言學問。
其振興文教之事，則于雍正十一年正月，谕各省建立書院，各賜帑銀一千兩為倡，餘令各該省督撫預籌膏火，以垂永久，不足者在存公銀内支用。
擇一省文行兼優之士，讀書其中，使之朝夕講誦，整躬勵行，有所成就，俾遠近士子觀感奮發，亦興賢育才之一道，雲雲。
谕中又言：“各省學校之外，每設書院。
臨禦以來，未敕令各省通行，蓋欲徐徐有待，而後頒降谕旨。
”此為省會遍設書院之始。
自明初遍立郡縣學，是為學校制。
學官本為課士而設，後不能舉其職，乃移其事任于書院。
夫使回複學校初制，士以學官為師，似不必盡待書院之山長。
然延師之道，不可以資格拘，就舊日任用學官之法，求為士子得師，事必無濟。
又為士人求學而不出鄉，聲氣雖通，見聞不廣，終有隘陋之患。
清一代學人之成就，多在書院中得之，此固發展文教之一事也。
是年四月，诏在京三品以上，及外省督撫會同學政，薦舉博學鴻詞，一循康熙年間故事。
是诏未定試期，應诏薦舉者人數寥寥。
至十三年八月，世宗崩，高宗即位。
十一月申谕速行保薦，乃于乾隆丙辰九月己未禦試。
十月，引見考取博學鴻詞劉綸等十五員，授翰林院編修、檢讨、庶吉士有差。
二年七月，複試續到博學鴻詞，授萬松齡等四人為檢讨、庶吉士。
是科取才之意，頗與康熙己未不同，得人亦不及己未之盛。
然承平之世，天子右文，海内不但以入彀者為榮，即應試報罷之人，亦享高名于世。
科目有靈，即國家無故，比亦世運隆替之征也。
清一代有功文化，無過于收輯《四庫全書》，撰定各書提要，流布藝林一事。
自古明盛之時，訪求遺書，校雠中秘，其事往往有之。
然以學術門徑，就目錄中诏示學人，如高宗時之四庫館成績，為亘古所未有。
蓋其搜羅之富，評隲之詳，為私家所不能逮，亦前古帝王所未及為也。
《四庫全書》之起源，以安徽學政侍讀學士朱筠于乾隆三十七年，奉購訪遺書之诏，奏陳四事：一、舊本抄本，尤當急搜；二、中秘書籍，當标舉現有者以補其餘；三、著錄校雠當并重；四、金石之刻，圖譜之學，在所必錄。
其第二款中有雲：“臣在翰林，常翻閱前明《永樂大典》，其書編次少倫，或分割諸書，以從其類，然古書之全而世不恒觏者，辄具在焉。
臣請敕擇取其中古書完者若幹部，分别繕寫，各自為書，以備著錄。
書亡複存，藝林幸甚。
”内閣議覆内稱“《永樂大典》一書，系永樂初年所輯，凡二萬二千九百餘卷，共一萬一千九十五冊。
舊存皇史宬，複經移置翰林院典籍庫，扃貯既久，卷冊又多。
派員前往庫内逐一檢查，據此書移貯之初，本多缺失，現在存庫者共九千餘本，較原目數已懸殊”等語。
又奏：“校核《大典》，就翰林院設辦事之所，并拟定條例進呈。
”奉旨：“依議，将來辦理成編時，著名《四庫全書》。
”是《四庫全書》之取名，本為輯《大典》中轶書而起。
事在三十八年二月二十一日。
至三月間，辦理《四庫全書》處又奏“遵旨排纂《四庫全書》，仰蒙皇上指示，令将《永樂大典》内原載舊本，酌錄付刊，仍将内府所儲，外省取采，以及武英殿官刻諸書，一并彙齊繕寫，編成四庫，垂示無窮”等語。
是知前此奉旨，定名《四庫全書》，帝早有編定群籍之意，方使《四庫全書》名實相稱。
是為今存《四庫全書》辦理之原委。
又其必為提要，最為四庫館中裨益藝林之偉舉，其端亦自朱筠發之。
其奏陳四事中第三款雲：“前代校書之官，如漢之白虎觀、天祿閣集諸儒校論異同及殺青，唐、宋集賢校理，官選其人，以是劉向、劉知幾、曾鞏等并著專門之業。
曆代若《七略》、《集賢書目》，其書具有師法。
臣請皇上诏下儒臣，分任校書之選，或依《七略》，或準《四部》，每一書上，必校其得失，撮舉大旨，叙于本書首卷，并以進呈，恭俟乙夜之披覽。
臣伏查武英殿原設總裁、纂修、校對諸員，即擇其尤專長者，俾充斯選，則日有課，月有程，而著錄集事矣。
”後來提要規程，實定于此。
朱筠與弟大學士朱珪齊名，性情品行，學問文章，具載清《國史·儒林傳》。
私家為作傳記尤多，清史不應無傳。
他且不論，即此《四庫》開館、《大典》輯轶兩事，皆自筠發其端，為一代文化述其源流，亦不應不有傳載，而《清史稿》竟遺之，此為遺漏之最難解者。
乾隆朝武英殿刊版之書，及禦纂、禦定、禦制之書，較之康熙朝更多，具在《宮史》，不備列。
其搜采各書，兼有自挾種族之慚，不願人以“胡”字、“虜”字、“夷”字加諸漢族以外族人，觸其忌諱，于是毀棄滅迹者有之，刊削篇幅者有之。
至明代野史，明季雜史，防禁尤力，海内有收藏者，坐以大逆，誅戮累累。
以發揚文化之美舉，構成無數文字之獄，此為滿、漢仇嫉之惡因。
統觀前史，暴君虐民，事所常有，清多令主，最下亦不失為中主，宜可少得罪于吾民，而卒有此塗毒士大夫之失德。
今文字獄已有專輯，其不出于檔案者，餘亦稍有搜輯，當别成專著，不能列入本篇。
唯乾隆以來多樸學，知人論世之文，易觸時忌，一概不敢從事，移其心力，畢注于經學，畢注于名物訓诂之考訂，所成就亦超出前儒之上。
此則為清世種族之禍所驅迫，而使聰明才智出于一途，其弊至于不敢論古，不敢論人，不敢論前人之氣節，不敢涉前朝亡國時之正義。
此止養成莫談國事之風氣，不知廉恥之士夫，為亡國種其遠因者也。
文字獄不暇細數，果屬觸犯而成獄，雖暴猶為罪有可加，謂其為違梗也。
即無意中得違梗之罪，而遽戮辱，猶謂使人知有犯必懲，不以無意而解免之，所以深懲違梗之嫌疑也。
雍乾間文字之獄，有最難解者三事。
謝濟世注《大學》，從《禮記》本，不從朱子《四書集注》本，不用程子所補《格緻傳》。
順承郡王錫保參奏濟世謗毀程朱。
此因濟世以參世宗所倚任之田文鏡得罪，希意摭拾其過。
然《禮記》亦頒定之經書，既與《四書》并行，信此信彼，必無大罪。
乃世宗則雲“朕觀濟世所注之書，意不止謗毀程朱，乃用《大學》内&lsquo見賢而不能舉&rsquo兩節，言人君用人之道，借以抒寫其怨望诽謗之私也。
其注有&lsquo拒谏飾非，必至拂人之性，驕泰甚矣&rsquo等語。
觀此則謝濟世之存心，昭然可見”雲雲。
遂深辯田文鏡之不當參，己之非拒谏，令議濟世罪。
九卿等議斬立決，後得旨免死，交錫保令當苦差，效力贖罪。
此謝濟世之幸而不死，後卒釋回而以名臣傳于世者也。
夫濟世既注經文，經文自是如此意義，而竟議斬。
則如宋儒之說經，多涉事理者，聖經賢傳，孰非警戒人君之語，一涉筆即得死罪，程朱皆寸磔而有餘矣。
乾嘉間天下貶抑宋學，不談義理，專尚考據，其亦不得已而然耳。
故清一代漢學之極盛，正士氣之極衰，士氣衰而國運焉能不替。
此雍、乾之盛而敗象生焉者一也。
陸生枬作《通鑒論》今已不見其書。
生枬與濟世，均廣西人，得罪亦同時，同在錫保軍前，為錫保所奏。
世宗逐條谕駁，所引原文，具在《東華錄》。
可見生枬就《鑒》論《鑒》，所見與世各有異同，要是作論本色，絕無桀骜不馴聳聽激變之語。
一曰論封建，則雲：“封建之制，古聖人萬世無弊之良規，廢之為害，不循其制亦為害，至于害深禍烈，不可勝言。
”又雲“聖人之世，以同寅協恭為治。
後世天下至大，事繁人多，奸邪不能盡滌，詐僞不能盡燭。
大抵封建廢而天下統于一，相既勞而不能深謀，君亦煩而不能無缺失。
始皇一片私心，流毒萬世”等語。
二曰論建儲，則雲：“儲貳不宜幹預外事，且必更使通曉此等危機。
”又雲“有天下者不可以無本之治治之”等語。
三日論兵制，則雲：“李泌為德宗曆叙府兵興廢之由，府兵既廢，禍亂遂生，至今為梗，上陵下替。
”又雲“府兵之制，國無養兵之費，臣無專兵之患”等語。
四曰論隋炀帝，則雲“後之君臣，傥非天幸，其不為隋之君臣者幾希”等語。
五曰論人主，則雲“人愈尊，權愈重，則身愈危，禍愈烈。
蓋可以生人殺人賞人罰人，則我志必疏，而人之畏之者必愈甚。
人雖怒之而不敢洩，欲報之而不敢輕。
故其蓄必深，其發必毒”等語。
六曰論相臣，則雲：“當用首相一人，首相奸谄誤國，許凡欲效忠者，皆得密奏，即或不當，亦不得使相臣知之。
”又雲“因言固可知人，輕聽亦有失人。
聽言不厭其廣，廣則庶幾無壅；擇言不厭其審，審則庶幾無誤。
”又雲“為君為臣，莫要于知人而立大本，不徒在政迹，然亦不可無術相防”等語。
七曰論王安石，則雲：“賢才盡屏，咨謀盡廢，而己不以為非，人君亦不知人之非，則并聖賢之作用氣象而不知。
”又雲“笃恭而天下平之言，彼固未之見；知天知人之言，彼似未之聞也。
人無聖學，能文章，不安平庸，鮮不為安石者”等語。
八曰論無為之治，則雲：“雖有憂勤，不離身心；雖有國事，亦第存乎綱領。
不人人而察，但察铨選之任；不事事而理，止理付托之人。
察言動，謹幾微，防讒間，慮疏虞，憂盛危明，防微杜漸而已。
至若笾豆之事，則有司在。
”又雲“绛度數谏，異镈順從，是以陷于朋比而不知。
蓋有聖功即有王道，使徒明而不學，則人欲盛而天理微，固不能有三代之事功。
至力衰而志隳，未有能如其初”等語。
以上皆世宗所舉《通鑒論》之原文，駁其是非可也，竟曰“罪大惡極，情無可逭，将陸生枬軍前正法，以為人臣懷怨誣讪者之戒”雲雲。
夫《通鑒論》原文必甚多，世宗特挑出此八端，必以其為罪惡所在無過于此數語。
今試由讀《史》讀《鑒》者平心論之，有一語可緻殺身否？即其論人君而作危詞，古所雲“城高池深，兵甲堅利，不得人和，委而去之”，此乃“寡助之至，親戚畔之”之定理。
溫公作《通鑒》本以為法為戒之故，分别诏人。
學者能加以發揮，正是忠君愛國之真意。
以此掇殺身之禍，複誰樂緻力于史實，以與國家社會相維系乎？乾、嘉學者，甯遁而治經，不敢治史，略有治史者，亦以漢學家治經之法治之，務與政治理論相隔絕。
故清一代經學大昌，而政治之學盡廢，政治學廢而世變誰複支持，此雍、乾之盛而敗象生焉者二也。
尹嘉铨為故父會一請谥。
又請将湯斌、範文程、李光地、顧八代、張伯行及其父會一，從祀文廟。
事在乾隆四十六年。
奉旨拿交刑部治罪，并查伊家有無狂悖不法字迹。
此為因冒昧渎奏而引入文字之獄。
有司查得嘉铨所著書籍，嘉铨主聚徒講學，其文有雲：“朋黨之說起而父師之教衰，君亦安能獨尊于上哉？”谕旨則雲：“顯悖世宗《禦制朋黨論》。
”又有“為帝者師”之句，則雲：“無論君臣大義，不應妄語，即以學問而論，内外臣工各有公論，尹嘉铨能為朕師傅否？”又著有《名臣言行錄》，胪列本朝大臣。
則雲：“朱子當宋式微，又在下位。
今尹嘉铨欲于國家全盛之時，妄生議論，實為莠言亂政。
”又自稱古稀老人。
則雲“朕禦制《古稀說》，頒示中外，而伊竟以自号”雲雲。
嘉铨不以朋黨為非，又襲講學家自重之習，學孟子“為王者師”之說，纂集當代大臣言行，乃留心文獻之要務。
七十曰古稀，自杜工部有此詩句，人盡習稱，豈可以帝王專其利？高宗于上年剛及七十，自稱“古稀天子”。
嘉铨之稱古稀，是否在其後，今尚未明，姑不論。
此外日記中家庭瑣屑語，即有迂腐可笑，豈有殺身之罪？乃大學士等竟定拟淩遲處死，家屬緣坐。
滿廷無救正之言，唯以逢迎為宰相之責，是何氣象！特旨改絞立決，免其淩遲及緣坐，謂之加恩，是此案歸結。
而谕旨又特提嘉铨二罪：因日記中記有任大理卿時，與刑部簽商緩決事，謂之“市恩”。
又稱大學士、協辦大學士作“相國”。
則雲“明洪武時已廢宰相，我朝相沿不改。
祖宗至朕，臨禦自以敬天、愛民、勤政為念，複于何事，借大學土之襄贊？昔程子雲&lsquo天下治亂系宰相&rsquo，止可就彼時阘冗而言。
我國家世世子孫，能以朕心為心，整綱維而勤宵旰，庶幾永凝庥命，垂裕萬年”雲雲。
此則視大學土為贅疣。
謂清沿明制，不設宰相，則不知明大學士五品，後來兼尚書宮保，其位乃尊，何雲大學士非宰相？清則大學士正一品，禮絕百僚，何得雲非宰相？有宰相便是阘冗，并戒世世子孫，不許倚任大臣襄贊，此真亡國之言。
是以當時之大學士，隻能希意議尹嘉铨之淩遲緣坐矣。
孟子所謂“之聲音顔色，拒人于千裡之外。
士止于千裡之外，則讒谄面谀之人至矣，與讒谄面谀之人居，國欲治可得乎？”當時自大學士以下，孰非讒谄面谀。
又是何氣象！天之厚清，實異尋常。
康熙六十一年，享國之久，古已僅有。
高宗二十五歲始即位，自稱在位六十年必退休，居然滿六十年，以八十六歲之年，内禅仁宗，稱太上皇訓政逾三年，以嘉慶四年正月始崩，享壽至八十九歲。
西陲拓地萬裡，臣屬至蔥嶺以西，衛藏以外。
國内太平，文治自然興起。
而順、康、雍、乾四朝，人主聰明，實在中人以上，修文偃武，制作可觀。
自三代以來，帝王之尊榮安富，享國久長，未有盛于此時者也。
而乃盈滿驕侈，斬刈士夫，造就奴虜，至亡國無死節之臣，嗚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