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雍正乾隆：全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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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宗、高宗兩朝，為清極盛之時，特世宗操勞，且戕賊諸兄弟，亦覺少暇豫之樂；高宗則享盡太平之榮，位祿名壽，直可侈拟舜之大德，然日中則昃，衰象亦自高宗兆之。
分節如下。
第一節世宗雍正初政 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十三日甲午戌刻，聖祖崩于暢春園，帝親為更衣訖，當夜即奉還大内，安于乾清宮。
翌日以次，未即位已下谕稱朕。
翌日即十四日乙未，戌刻始大殓。
既殓，第一命令即允禩、允祥、馬齊、隆科多四人總理事務，第二谕即命撫遠大将軍奔喪來京，第三谕即封允禩、允祥為親王，允礽子弘皙為郡王。
急用隆科多，以報其擁立之功；急召允禵，以防其在邊掌兵之患；急封允禩，以平其鹬蚌相争為漁翁得利之氣，固非有為允礽報怨之意明也。
《清史稿·允禩傳》，于雍正初插入數語雲：“皇太子允礽之廢也，允禩謀繼立，世宗深憾之。
允禩亦知世宗憾之深也，居常怏怏。
”以此領起下文漸漸得罪。
此實望文生義，未将《大義覺迷錄》等書世宗谕旨，細意尋繹，蓋雍正間之戮辱諸弟，與康熙間奪嫡案，事不相關，餘已别有考。
今專述世宗圖治之能事。
世宗即位，在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二十日辛醜。
十二月初七日戊午，停止直省将軍、督撫、提鎮等官貢獻方物。
十三日甲子，诏直省倉庫虧空，限三年補足，逾限治罪，此事《史稿·食貨志》言：“聖祖在位六十年，政事務為寬大，不肖官吏，恒恃包荒，任意虧欠，上官亦曲相容隐，勒限追補，視為故事。
世宗在儲宮時，即深悉其弊，即位後，谕戶部、工部：嗣後奏銷錢糧米石，物價工料，必詳查核實，造冊具奏。
以少作多，以賤作貴，數目不符，核估不實者，治罪。
并令各督撫嚴行稽查所屬虧空錢糧，限三年補足，毋得借端掩飾，苛派民間。
限滿不完，從重治罪。
” 《史稿》《志》文，意在表明世宗初吏治财政整饬之狀，然繳繞不明，忽言補足虧空，忽言核實奏銷，殊難了解。
檢《東華錄》則系同日兩谕，各為一事，一谕戶部，一谕戶、工二部。
谕戶部：“自古唯正之供，所以儲軍國之需。
當治平無事之日，必使倉庫充足，斯可有備無患。
近日道府州縣，虧空錢糧者正複不少，揆厥所由，或系上司勒索，或系自己侵漁，豈皆因公挪用？皇考好生如天，不忍即置典刑，故伊等每恃寬容，毫無畏懼，恣意虧空，動辄盈千累萬。
督撫明知其弊，曲相容隐，及至萬難掩飾，往往改侵欺為挪移，勒限追補，視為故事，而全完者絕少。
遷延數載，但存追比虛名，究竟全無着落。
新任之人，上司逼受前任交盤，彼既畏大吏之勢，雖有虧空，不得不受，又因以啟效尤之心，遂借此挾制上司，不得不為之隐諱，任意侵蝕，輾轉相因，虧空愈甚。
一旦地方或有急需，不能支應，關系匪淺。
朕深悉此弊，本應即行徹底清查，重加懲治，但念已成積習，姑從寬典，除陝西省外，限以三年，各省督撫，将所屬錢糧，嚴行稽查，凡有虧空，無論已經參出、未經參出，三年内務期如數補足，毋得派累民間，毋得借端遮飾。
限滿不完，定行從重治罪。
三年補足之後，再有虧空，決不寬貸。
至于署印之官，始而百計鑽營，既而視如傳舍，于前任虧空，視作泛常，接受交盤，複轉授新任。
嗣後如察出此等情弊，必将委署之上司，與署印之員，一并嚴加治罪。
爾部可即傳知各省督撫。
” 谕戶、工二部：“财者利用之源，古帝足國裕民，務必制節謹度。
朕初即位，每恐府庫金錢，中飽于胥吏之侵蝕。
以後凡戶、工二部，一應奏銷錢糧米石，物價工料，必須詳查核實，開造清冊具奏，毋得虛開浮估。
倘有以少作多，以賤作貴，數目不敷，核估不實者，事覺将堂司官從重治罪。
” 世宗承聖祖寬大之後，綜核名實，一清積弊，亦未嘗立予懲治，自能洞見外省情僞，此政治一大刷新，應特叙列。
而牽混不清，史官可謂以其昏昏使人昭昭矣。
此等處皆《史稿》之應糾正者。
雍正元年元旦，頒谕旨訓饬督、撫、提鎮，文吏至守令，武将至參遊，凡十一道。
每谕文各千言内外，各就其職掌而申儆之。
國家設官，久而忘其應循之職，與者擅為恩私，受者冒其祿利，奔競無恥，用心皆在職掌之外。
世宗在未即大位以前，必先有此提綱挈領之知識。
百官職掌，近六百年來，皆自明太祖定之，後來因事損益而已。
持以為督責之柄，則可以為君；奉以為率由之淮，則可以為臣。
世宗則知其故矣。
然各谕空文太多，尚不如明祖之切實頒為格式，要其意則已蕲向乎是，文繁不具錄。
世宗于申儆各官，以吏治民生為首，嗣是有谕各部院及科道、翰林院各衙門，領侍衛内大臣、八旗大臣等，逐事申儆，皆盡情僞。
雍正一朝，《朱批奏折》、《上谕八旗》、《上谕内閣》，皆刻成巨帙，其未刻者不知凡幾，而已選刻者不下數十萬言，自古勤政之君，未有及世宗者。
谕旨批答，皆非臣下所能代，曲折盡意，皆出親裁。
有照例閣臣票拟者，略一含糊，辄被诘問。
試舉一例： 雍正元年七月戊子，谕内閣：“前因年羹堯奏稱：趙之壇情願捐銀一萬兩，往布隆吉爾地方築城效力。
朕念趙之壇系功臣之後（良棟之孫）。
若伊才具不勝知府之任，道員事簡易辦，捐銀叙用，似屬可行；若趙之壇才克勝任，即留知府用。
見今趙弘燮虧空庫銀三四十萬兩，交與趙之壇料理，又何必另外捐銀？況年羹堯啟奏：築城已有張連登、王之樞等可以竣事。
今複遣往效力議叙，似又開一捐例，斷不可行。
若布隆吉爾築城，張連登等所捐之赀，不克完工，令年羹堯密折具奏，再将情願效力者發往，此朕從前谕旨也。
爾等票簽，全不符合，将朕緊要語句，俱行遺漏。
爾等俱系聖祖仁皇帝委任大臣，聖祖仁皇帝天縱生知，兼之臨禦日久，諸事精熟，爾等舛錯之處，全賴聖祖仁皇帝改正，所以不至誤事。
今朕臨禦之初，内借大學士，外借督、撫、提鎮，理應諸事勤慎，盡心協辦。
如前日本上脫落一宇，事雖甚小，然不得謂小事便可輕忽。
本章用心細閱，自無錯誤。
又如前日蔡珽所奏之事，即系年羹堯奏過之事，爾等又票該部議奏，朕疑其或有異同，照簽批發，及觀部議，仍是一事，何至玩忽如此？朕若亦如爾等玩忽，督撫本章，概批依議，用人一途，聽之九卿随意保舉，豈不省事？但爾等可以負朕，朕何忍負我皇考之深恩乎？況朕于爾等陳奏，虛心采納，并未有偏執之處。
人非聖賢，孰能無過？爾等若能指摘朕過，朕心甚喜。
改過是天下第一等善事，有何系吝？以箝結為老成，以退诿為謹慎，非朕所望于爾等之意也。
” 世宗初政，精核如此，久而不衰，雍正朝事，又是一種氣象。
雖多所責難，并不輕于戮辱，亦未視朝士皆出其下，予智自雄，較之高宗，尚為遠勝。
至其刻深慘毒，唯對繼統一事，有所讦發，或有意居功要挾之人，天資自非長厚，然正極力愛名。
至其英明勤奮，實為人所難及，從初政可以概其十三年全量者也。
第二節雍正朝的制度革新 雍正朝有兩種創制，遂為一代所遵行，一曰并地丁，停編審。
二曰定火耗，加養廉。
今分述之： 一、地丁。
古者布縷、粟米、力役三征，征一緩二。
唐時租、庸、調猶沿之，至改兩稅而其目并矣。
明行一條鞭，所并之目尤多。
要其總數不重于什一，即為常賦之法。
但一切負擔可并，庶人往役之義，則自清以前未改也。
編審人丁，計丁征費，以充百役。
一條鞭雖已并古者丁鹽在内，然丁仍有役，鹽亦有課，故論者以為重複賦民。
然總額苟不至病民，民亦安之。
清承明舊，盡免明末之加派，已慶更生。
聖祖康熙五十一年谕曰：“海宇承平日久，戶口日增，地未加廣，應以現在丁冊，定為常額。
自後所生人丁，不征收錢糧，編審時止将實數查明造報。
”廷議：“五十年以後，謂之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賦，仍五歲一編審。
”戶部議：“缺額人丁，以本戶新添者抵補；不足，以親戚丁多者補之；又不足，以同甲糧多之丁補之。
”原聖祖之意，以承平久而戶口增，續續滋生，所能享國土之生産，隻有此數，而丁賦則随滋生而加，故限年截止，以為人丁定額，新生者不複納賦。
此亦窮思極想，務欲惠及人民之意。
然立法不徹底，人丁不盛之家，既不享其惠；且若丁少于前，反需向親戚同甲之家，商求補額，豈不反成周折？不有通變，此美意終将廢閣。
會聖祖崩，世宗即位，雍正元年九月，直隸巡撫李維鈞奏：“請将丁銀攤入田糧。
”部議：“應如所請，于雍正二年為始，造冊征收。
”得旨：“九卿詹事科道會同确議具奏。
”九卿旋議覆：“應令該撫确查各州縣田土，因地制宜，作何攤入田畝之處，分别定例，庶使無地窮民免輸納丁銀之苦；有地窮民無加納丁銀之累。
”得旨：“九卿不據理詳議，依違瞻顧，皆由迎合上意起見，即如本内&lsquo有地窮民&rsquo一語，既稱有地，何謂窮民？不與有米餓殍之語相似乎？朕于諸事，本無成見，有何迎合之處。
所發會議事件，原欲與衆共商，當理即朕意。
朕不自以為是，所議允當，朕即不從，不妨面折廷诤，再三執奏，即不顯言，亦可密折敷陳。
聖祖良法美政，布在方策，朕與爾等，期共相黾勉，以臻至治。
原本發還九卿，着仍照戶部議行。
” 以上為九月戊戌谕，原文極長，且勉且責，愧勵交至。
茲節其成事實之語。
夫聖祖有此美意，世宗必不欲廢閣之，欲符“地有定限，丁亦有定額”之意。
唯有丁随地起一法，李維鈞奏之，部議從之，以其為古所未有之制，再令盈廷會議，以示鄭重。
九卿則六部、都察院及通政、大理之總名，加以詹事、科道，是為會議。
乃以預議者多，反疑上意或與戶部原議未合，遂作此延宕支節之詞，設或允行，即廢閣之變相耳。
其實世宗自有主宰，仍照戶部議行，何其簡捷！ 唯丁随地起以後，丁額與賦稅無關，編審自可不必，即行編審，亦屬具文，乃一定之理。
故後來論者，謂清之戶口無确數，實攤丁于地之為弊。
動稱四萬萬，究竟标準何在？亦不過據二百年來某一年之随意冊報耳。
戶口無确數，一切無從統計，則意在利民而反以病國，可以見定法之不易，然此非世宗本意也。
初雖丁攤于地，編審之法未改，停止不審，始于雍正四年行直隸總督李绂《改編審行保甲一疏》，略雲：“編審五年一舉，雖意在清戶口，不如保甲更為詳密，既可稽察遊民，且不必另查戶口。
請自後嚴饬編排，人丁自十六歲以上，無許一名遺漏，歲底造冊，布政司彙齊，另造總冊進呈。
冊内止開裡戶、人丁實數，免列花戶，則冊籍不煩，而丁數大備矣。
” 清戶口之數，與編審相關者，從《食貨志》考之，明季喪亂之後，至順治十八年，會計天下民數：千有九百二十萬三千二百三十三口。
較之四萬萬之數，蓋二十分之一而不足也。
康熙五十年為據定丁額之年，是年得二千四百六十二萬二千三百二十四口，亦不足四萬萬之十七分之一。
其後丁數仍由編審移補，較定額時稍有增加，其餘滋生人丁則日多。
停編審以後，則無所謂定額與滋生，人口激增，民無顧忌，直至道光二十九年，有四萬一千二百九十八萬六千六百四十九口。
此即近世中國人口四萬萬之說所由來也。
鹹同軍興，人口自減，亦每無全國冊報。
至光緒元年，有三萬二千二百六十五萬五千七百八十一口。
三十三年厘定官制，有民政部，以調查戶口為職掌。
旋谕直省造報民數，務須确查實數，以為庶政根本。
宣統元年，複頒行填造戶口格式，令先查戶口數，限明年十月報齊，續查口數，限宣統四年十月報齊。
至三年十月，據京師内外城、順天府、各直省，各旗營、各駐防、各蒙旗所報，除新疆、湖北、廣東、廣西各省，江甯、青州、西安、涼州、伊犁、貴州、西甯各駐防，泰甯鎮、熱河各蒙旗，川、滇邊務，均未冊報到部外，凡正戶五千四百六十六萬八千有四，附戶千四百五十七萬八千三百七十，共六千九百二十四萬六千三百七十四戶。
凡口數：男一萬三千九百六十六萬二千四百一十，女九千九百九十三萬三千二百有八，共二萬三千九百五十九萬四千六百六十八口。
時湖北已起事月餘，兩廣為革命起源，大吏累次遇刺，邊遠則功令之遵奉逾期，駐防亦然，合計當亦未足四萬萬。
是為清最末一次調查戶口較确之數。
當編審停止之時，頗整頓保甲，如果保甲法不弛，戶口何至無可稽考。
但閉關之世，盈虛消長，皆在國内，聽民自生自息，官吏以不擾民為上理，鄉民出入相友，奸盜本不易收容。
數十年前，餘糧栖畝，不知設守，攜赀夜行，不畏路劫。
唯城市人多雜處，則人家自謹門戶，官亦有事稽查。
命、盜重情，地方官勒限參處，滿四參離任，以此維整治安。
雖有保甲，不甚嚴密。
通商以後，各國有統計，而我國獨無，根本在戶口不了。
乃知編審之廢，在地丁并征，因咎康雍之失計。
其實因賦役而編審，則隐匿者必多。
康雍戶口，較之嘉道時隻一二十分之一，所編審者亦非真相，不如厲行保甲之有實際。
特自治之事，當假手于願治之民人，古未深明此理，遂無徹底綜核之法。
康雍之不欲擾民，自是當時善政，不必異世而轉作不恕之詞也。
丁銀攤入地畝，以直隸李維鈞奏請為始，每地賦一兩，攤入丁銀二錢七厘。
嗣後各直省一體仿行，于地賦一兩，福建攤丁銀五分二厘七毫至三錢一分二厘不等，山東攤一錢一分五厘，河南攤一分一厘七毫至二錢七厘不等，甘肅河東攤一錢五分九厘三毫，河西攤一分六毫，江西攤一錢五厘六毫，廣西攤一錢三分六厘，湖北攤一錢二分九厘六毫，江蘇、安徽畝攤一厘一毫至二分二厘九毫不等，湖南地糧一石，征一毫至八錢六分一厘不等。
自後丁徭與地賦合而為一，民納地丁之外，别無徭役矣。
唯奉天、貴州以戶籍未定，仍地丁分征。
又山西陽曲等四十二州縣，亦另編丁銀。
察其輕重之故，蓋賦重之地，攤丁較輕，因重賦所加，每畝擔銀數錢，雖每兩加數分，已為一兩畝地所擔之加款，至賦輕之地，數十畝而後擔銀一兩，加至二三錢，在一畝所加實更微也。
二、養廉。
自古官隻有俸，而俸恒不足以給用，不能無取盈之計。
明俸尤薄，官吏取盈之道，自必于賦額加以浮收，公然認為官吏俸薄，此為應得之調劑。
清初命其名曰火耗，火耗者，本色折銀，畸零散碎，經火镕銷成錠，不無折耗，稍取于正額之外，以補折耗之數，重者每兩數錢，輕者錢餘。
行之既久，州縣重斂于民，上司苛索州縣，一遇公事，加派私征，名色既多，又不止于重耗而已。
清承明季加派之後，國庫嚴禁加派，而地方不免私征，其端既開，遂無限制。
康熙季年，陝西督撫以虧空無法填補，奏請以舊有火耗之名加征少許，專為填虧空之用。
此火耗明入奏案之由來也。
康熙末之提及火耗，為督撫計及挪用，而聖祖不肯允從，恐為盛德之累，然又明知故昧，留以贍官吏之私，此不徹底之治法，沿曆代故事而來。
在聖祖為恤民艱，存政體，慮官困，多方兼顧，而非以自私，自是有道之象。
然至世宗則有以成就之矣。
當時内閣條奏，系請禁提解火耗。
禁提解非禁征收，則州縣可取火耗于民間，上司不能提火耗于州縣，私收者永任其為私，監司不許過問而已。
此為體恤州縣，而又不欲監司分肥，亦不徹底之見解。
但較之前代，以進羨餘而得獎擢者，得體已多。
高成齡辨正閣奏，以為火耗非提解不可，無所利于提解，仍以體恤州縣，明定為永久之公廉，及補一時之虧空，一舉而數善備。
養廉之說始此。
是年七月丁未，總理王大臣、九卿科道等議覆高成齡疏，得旨：“所議見識淺小，與朕意未合。
朕非不願天下州縣絲毫不取于民，而其勢有所不能。
曆來火耗皆州縣經收，而加派橫征，侵蝕國帑，虧空之數，不下數百餘萬。
原其所由，州縣征收火耗，分送上司；各上司日用之資，皆取給于州縣。
以至耗羨之外，種種饋送，名色繁多，故州縣有所借口而肆其貪婪，上司有所瞻徇而曲為容隐。
與其存火耗以養上司，何如上司撥火耗以養州縣乎？” 以上為俸薄不能無火耗，而火耗不可不使公開。
不公開則為州縣存火耗以養上司，公開則為上司撥火耗以養州縣，二語最中的。
世宗見解實出廷臣之上。
又雲：“爾等請将火耗酌定分數。
朕思州縣有大小，錢糧有輕重，地廣糧多之州縣，少加火耗，已足養廉，若行之地小糧少之州縣，則不能矣。
唯不定分數，遇差多事煩，酌量可以濟用，或是年差少事簡，即可量減。
又或遇不肖有司，一時加增，而遇清廉自好者自可減除。
若竟為成額，必緻有增無減。
” 此時養廉制未定，世宗所慮者，仍是後來反對養廉制之理論。
未幾仍為定額，見下。
此駁定分數之議。
又雲：“又奏稱提解火耗，将州縣應得之項，聽其扣存，不必解而複撥。
今州縣征收錢糧，皆百姓自封投櫃，其拆封起解時，同城官公同驗看，耗羨與正項同解，分毫不能入己。
州縣皆知重耗無益己，孰肯額外加征？” 随征随解，顯然有據，解時不能隐匿，解後不能重征，唯解乃為正耗分明，此駁扣存之議。
又雲：“應令諾岷、高成齡二人盡心商榷，先于山西一省内試行。
此言尤非，天下事唯可行不可行兩途。
以為可行，則可通行于天下；以為不可行，則不當試之于山西。
以藥試病，鮮能愈者。
以山西為試之之省，朕不忍也。
” 世宗意在定制通行，此駁山西試行之議。
又雲：“又奏稱提解火耗，非經常可久之道。
凡立法行政，孰可曆久無弊，提解火耗，原一時權宜之計，将來虧空清楚，府庫充裕，有司皆知自好，則提解自不必行，火耗亦當漸減。
今爾等所議，為國計乎？為民生乎？不過為州縣起見。
獨不思州縣有州縣之苦，上司亦有上司之苦，持論必當公平，不可偏向。
” 當時議者不反對火耗名色，而反對提解，故世宗謂為州縣起見。
又養廉之制未定，提解火耗，仍兼顧見在之虧空，虧空完後，乃可專定養廉也。
故下文又言朝廷與百姓一體，朝廷經費充足，歉收可以赈恤，百姓自無不足之虞。
清補虧空，于國計民生均益。
是提解仍注重清虧空。
又雲：“爾等所奏，與朕意不合。
若令再議，必遵議覆準，則朕亦不能保其将來無弊。
各省能行，聽其舉行；不行者，亦不必勉強。
可将此谕旨，并爾等所議之本，交存内閣。
” 據此則本令詳議，卻仍以不議終結。
本不欲獨令山西試行，卻又不令他省必行。
世宗亦慎重之至。
《清史稿·食貨志》渾括此文，殊不清晰。
今從《東華錄》核之。
當雍正二年六七月間，朝廷雖極力議論此事，帝意不以廷臣之延宕為然，尤不以主張不提解為然，而卒留作懸案。
以後至何時勒定火耗改為養廉，《東華錄》不複見。
《食貨志》言于是定為官給養廉之制。
此句着于渾括二年谕旨之後，實與谕旨原文不貫。
考之《會典事例》，則至五年始為各省定額。
山西巡撫發端是二年事，奉各省酌議具奏之旨，當即七月乙未谕後，所雲交與内閣，内閣即更請旨饬下各省也。
以非明發，亦無決斷，遂不入《實錄》，故不見《東華錄》。
各省陸續覆到，終成定制，首冠以雍正五年，即其定制之年矣。
不然，山西發端在二年，何雲五年耶？ 要之清初沿明，官俸太薄，官無自給之道，不得不有所取資，制定養廉，即是加俸。
且俸因處分而可罰，廉則罰所不及。
廉之數較之俸，多至數十倍，如正從一品俸銀一百八十兩，米一百八十斛，正從二品俸銀一百五十五兩，米一百五十五斛。
總督兼尚書銜者為從一品，不兼者為正二品。
而總督養廉，多者若陝甘、雲貴，至二萬兩，少者若浙閩、四川，亦一萬三千兩。
其間一萬八千、一萬五千各有差。
又如七品俸銀四十五兩，米四十五斛。
而知縣七品，其養廉多者，首縣至二千兩，少者簡缺亦六百兩，其有四五百兩者，則簡不成體之縣，間有一二，蓋例外矣。
其後京官亦有有養廉者，八旗官員，亦有有養廉者，皆别指款項，不在火耗之内。
供各省官員養廉，地大糧多之縣，火耗甚微。
以吾所知，吾鄉武進、陽湖等縣，正銀一兩，加耗僅三分耳。
清世制度，多沿明舊。
清全盛時，極知補救，然不敢言制作，故曆帝皆傾佩明太祖，奉行唯謹，而不敢學其自我作古，此亦或有自知之明。
如官員加俸一事，僅以養廉之名，補苴于俸之不足，仍不敢動額定之俸。
唯加征火耗，悉數用于外官之養廉，無絲毫流用，則可見清帝于财用之緻慎。
既與國人約永不加賦，終清世謹守之。
唯以用銀翦鑿不便，折價收錢，清末以二千二百文為一兩。
當時銀賤，每兩有數百文之餘謂之平餘。
漕米則每年由藩司約省城紳士公議，照時定價，本折兼收，聽民自便。
唯每石征腳費錢一千零五十二文，由官收兌運解。
此清末綱紀未破裂時所永遵行者。
吾鄉為賦重之區，每平原上則田一畝，征銀兩忙共一錢三分有零，征米六升三合有零，當時無所謂附加稅，完納此數，即所入皆民之生産矣。
故清世之賦甚輕，其稅額後雖不可複用，然其制節謹度，不敢逾定制一步，清之曆朝遵行不替，其風亦可嘉也。
其尤可念者，清一代唯加征火耗為迹近加賦，雍正朝之審慎出之，絕不流用，專用于外官之養廉，似已心安理得。
乃至高宗初立，尚以為疑，複大征廷臣意見。
此亦清之家法，視加派為最不祥之事也。
輕徭薄賦，為清一代最美之政，而官俸太薄，有此提解火耗制定養廉之舉。
乾隆間尚恐其迹近加賦，而與内外諸臣共議之。
《食貨志》渾括甚略，今各舉其事實如下： 《東華錄》乾隆七年四月乙未谕下注雲：“是月庚寅朔，策試天下貢士金甡等。
務民之本，莫要于輕徭薄賦，重農積谷。
我國家從無力役之征，斯固無徭之可輕矣，而賦猶有未盡合于古者乎？賦之外有耗羨，此固古之所無也。
抑亦古嘗有之，不董之于官，則雖有若無，而今不可考耶？且康熙年間無耗羨，雍正年間有耗羨。
無耗羨之時，凡州縣莅任，其親戚仆從，仰給于一官者不下數百人，上司之苛索，京官之勒助，又不在此限。
而一遇公事，或強民以樂輸，或按畝而派捐，業田之民，受其累矣。
自雍正年間，耗羨歸公，所為諸弊，一切掃除，而遊民之借官吏以謀生者，反無以糊其口。
農民散處田間，其富厚尚難于驟見；而遊民喧阗城市，其貧乏已立呈矣。
人之言曰：&lsquo康熙年間有清官，雍正年間無清官。
&rsquo亦猶&lsquo燕趙無镈&rsquo，非無镈也，夫人而能為镈也。
（語出《考工記》，作“粵之無镈也”，不作“燕趙無镈”。
下又雲：“燕之無函也，桌之無廬也，胡之無弓車也。
”各自為文。
則此句作“燕趙無镈”有誤。
）而議者猶訾征耗羨為加賦。
而不知昔之分項，皆出于此而有餘；今則日見其不足，且動正帑矣。
是以徒被加賦之名，而公私交受其困而已矣。
将天下之事，原不可以至清乎？抑為是言者，率出于官吏欲複公款者之口乎？多士起自田間，其必不出此，而于農民之果有無利弊，必知之詳矣。
其毋以朕為不足告，而之隐之；其尚以朕為可告，而敷之陳之。
悉言其志，毋有所諱。
” 其乙未谕：“辦理耗羨一事，乃當今之切務。
朕夙夜思維，總無善策，是以昨日臨軒試士，以此發問。
意諸生濟濟，或有剀切敷陳，可備采擇，見諸施行者。
乃諸貢士所對率皆敷衍成文，全無當于實事。
想伊等草茅新進，未登仕籍，于事務不能曉徹，此亦無怪其然。
今将此條策問發與九卿翰林科道閱看，伊等服官有年，非來自田間者可比，可悉心籌劃，各抒所見，具折陳奏，候朕裁度。
若無所見，亦不必勉強塞責。
至外省督撫，寄重封疆，諒已籌算有素，并着各據所見，具折奏聞。
務期毋隐毋諱，以副朕集思廣益之意。
” 此為臨軒發問，不得要領，再征内外清要大僚意見之事實。
是科一甲三人：金甡，狀元，浙之仁和人，榜眼楊達曾、探花湯大紳，皆蘇之陽湖人，一時羨科第之榮。
其實廷對碌碌，無裨實用，此見科目之非必得才，而成才實資閱曆，未必閉戶讀書，真能知天下事也。
既而言者紛然，又妄有揣摩，以為帝意求取民善法，除加賦而别計殖财，竟未信天子實有官民兼恤之心，隻問火耗之當征不當征，非有他意，遂複遭申饬，而清一代慎重于加賦之意愈見。
于是廷臣商榷甚久，又逾半年以上，至十一月乙醜，由大學士等歸納内外諸臣覆到各奏，統為一議，奏略如下： 奏略言：“耗羨歸公，法制盡善，不可複更，衆議佥同。
其間有一二異議者，皆系不揣事勢不量出入之論。
伏思耗羨由來已久，弊窦漸生，世宗憲皇帝允臣工所請，定火耗歸公，革除州縣一切陋習，各該省舊存火耗，提解司庫，為各官養廉及地方公事之用。
從此上官無勒索，州縣無科派，小民無重耗，以天下之财，為天下之用，國家毫無所私，可以久遠遵行，弗庸輕改。
至總督高斌、孫嘉淦等請耗羨通貯藩庫，令督撫察核，仍複年終報部之例。
查各省動用存公銀，款項繁多，若未悉情形，既行饬駁，勢必掣肘。
若竟聽其任意費用，則侵濫之弊，無從剔除。
唯送部查核，諸弊可厘，應如所請行。
” 此為内外衆議，覆由大學士取為定論，請定永遠遵行。
得旨略如下： 錢糧有耗羨，事勢必不得已。
未歸公以前，賢者兢兢守法，不肖者視為應得，盡入私囊。
一遇公事，或強民輸納，或按畝捐派，無所底止。
州縣以上官員，養廉無出，收受屬員規禮節禮，以資日用。
州縣有所借口，恣其貪婪，上官瞻徇而不敢過問，甚至以饋遺之多寡，為黜陟之等差，吏治民生，均受其弊。
我皇考定歸公之例，就該省舊收之數，歸于藩司，酌給大小官員養廉，有餘則為地方公事之用。
小民止循舊有之章，有輕減無加益也。
而辦公有資，捐派不行，賢者無用矯廉，不肖不能貪取，愛養黎元，整饬官方，并非為國用計而為此舉。
以本地之出，供本地之用，國家并無所利于其間。
然通天下計之，耗羨敷用之處，不過二三省，其餘不足之處，仍撥正供以補之，此則臣民未必盡知者。
此十數年中辦理耗羨之梗概。
朕禦極以來，頗有言其不便者，是以
分節如下。
第一節世宗雍正初政 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十三日甲午戌刻，聖祖崩于暢春園，帝親為更衣訖，當夜即奉還大内，安于乾清宮。
翌日以次，未即位已下谕稱朕。
翌日即十四日乙未，戌刻始大殓。
既殓，第一命令即允禩、允祥、馬齊、隆科多四人總理事務，第二谕即命撫遠大将軍奔喪來京，第三谕即封允禩、允祥為親王，允礽子弘皙為郡王。
急用隆科多，以報其擁立之功；急召允禵，以防其在邊掌兵之患；急封允禩，以平其鹬蚌相争為漁翁得利之氣，固非有為允礽報怨之意明也。
《清史稿·允禩傳》，于雍正初插入數語雲：“皇太子允礽之廢也，允禩謀繼立，世宗深憾之。
允禩亦知世宗憾之深也，居常怏怏。
”以此領起下文漸漸得罪。
此實望文生義，未将《大義覺迷錄》等書世宗谕旨，細意尋繹，蓋雍正間之戮辱諸弟，與康熙間奪嫡案，事不相關，餘已别有考。
今專述世宗圖治之能事。
世宗即位，在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二十日辛醜。
十二月初七日戊午，停止直省将軍、督撫、提鎮等官貢獻方物。
十三日甲子，诏直省倉庫虧空，限三年補足，逾限治罪，此事《史稿·食貨志》言：“聖祖在位六十年，政事務為寬大，不肖官吏，恒恃包荒，任意虧欠，上官亦曲相容隐，勒限追補，視為故事。
世宗在儲宮時，即深悉其弊，即位後，谕戶部、工部：嗣後奏銷錢糧米石，物價工料，必詳查核實，造冊具奏。
以少作多，以賤作貴，數目不符，核估不實者，治罪。
并令各督撫嚴行稽查所屬虧空錢糧，限三年補足，毋得借端掩飾，苛派民間。
限滿不完，從重治罪。
” 《史稿》《志》文，意在表明世宗初吏治财政整饬之狀，然繳繞不明，忽言補足虧空，忽言核實奏銷，殊難了解。
檢《東華錄》則系同日兩谕，各為一事，一谕戶部，一谕戶、工二部。
谕戶部：“自古唯正之供，所以儲軍國之需。
當治平無事之日，必使倉庫充足，斯可有備無患。
近日道府州縣，虧空錢糧者正複不少，揆厥所由，或系上司勒索，或系自己侵漁，豈皆因公挪用？皇考好生如天，不忍即置典刑，故伊等每恃寬容，毫無畏懼，恣意虧空，動辄盈千累萬。
督撫明知其弊，曲相容隐，及至萬難掩飾，往往改侵欺為挪移，勒限追補，視為故事，而全完者絕少。
遷延數載，但存追比虛名，究竟全無着落。
新任之人，上司逼受前任交盤，彼既畏大吏之勢，雖有虧空，不得不受，又因以啟效尤之心，遂借此挾制上司，不得不為之隐諱，任意侵蝕，輾轉相因，虧空愈甚。
一旦地方或有急需，不能支應，關系匪淺。
朕深悉此弊，本應即行徹底清查，重加懲治，但念已成積習，姑從寬典，除陝西省外，限以三年，各省督撫，将所屬錢糧，嚴行稽查，凡有虧空，無論已經參出、未經參出，三年内務期如數補足，毋得派累民間，毋得借端遮飾。
限滿不完，定行從重治罪。
三年補足之後，再有虧空，決不寬貸。
至于署印之官，始而百計鑽營，既而視如傳舍，于前任虧空，視作泛常，接受交盤，複轉授新任。
嗣後如察出此等情弊，必将委署之上司，與署印之員，一并嚴加治罪。
爾部可即傳知各省督撫。
” 谕戶、工二部：“财者利用之源，古帝足國裕民，務必制節謹度。
朕初即位，每恐府庫金錢，中飽于胥吏之侵蝕。
以後凡戶、工二部，一應奏銷錢糧米石，物價工料，必須詳查核實，開造清冊具奏，毋得虛開浮估。
倘有以少作多，以賤作貴，數目不敷，核估不實者，事覺将堂司官從重治罪。
” 世宗承聖祖寬大之後，綜核名實，一清積弊，亦未嘗立予懲治，自能洞見外省情僞，此政治一大刷新，應特叙列。
而牽混不清，史官可謂以其昏昏使人昭昭矣。
此等處皆《史稿》之應糾正者。
雍正元年元旦，頒谕旨訓饬督、撫、提鎮，文吏至守令，武将至參遊，凡十一道。
每谕文各千言内外，各就其職掌而申儆之。
國家設官，久而忘其應循之職，與者擅為恩私，受者冒其祿利，奔競無恥，用心皆在職掌之外。
世宗在未即大位以前，必先有此提綱挈領之知識。
百官職掌，近六百年來，皆自明太祖定之，後來因事損益而已。
持以為督責之柄，則可以為君；奉以為率由之淮，則可以為臣。
世宗則知其故矣。
然各谕空文太多，尚不如明祖之切實頒為格式，要其意則已蕲向乎是，文繁不具錄。
世宗于申儆各官，以吏治民生為首，嗣是有谕各部院及科道、翰林院各衙門，領侍衛内大臣、八旗大臣等，逐事申儆，皆盡情僞。
雍正一朝，《朱批奏折》、《上谕八旗》、《上谕内閣》，皆刻成巨帙，其未刻者不知凡幾，而已選刻者不下數十萬言，自古勤政之君，未有及世宗者。
谕旨批答，皆非臣下所能代，曲折盡意，皆出親裁。
有照例閣臣票拟者，略一含糊，辄被诘問。
試舉一例： 雍正元年七月戊子，谕内閣：“前因年羹堯奏稱：趙之壇情願捐銀一萬兩，往布隆吉爾地方築城效力。
朕念趙之壇系功臣之後（良棟之孫）。
若伊才具不勝知府之任，道員事簡易辦，捐銀叙用，似屬可行；若趙之壇才克勝任，即留知府用。
見今趙弘燮虧空庫銀三四十萬兩，交與趙之壇料理，又何必另外捐銀？況年羹堯啟奏：築城已有張連登、王之樞等可以竣事。
今複遣往效力議叙，似又開一捐例，斷不可行。
若布隆吉爾築城，張連登等所捐之赀，不克完工，令年羹堯密折具奏，再将情願效力者發往，此朕從前谕旨也。
爾等票簽，全不符合，将朕緊要語句，俱行遺漏。
爾等俱系聖祖仁皇帝委任大臣，聖祖仁皇帝天縱生知，兼之臨禦日久，諸事精熟，爾等舛錯之處，全賴聖祖仁皇帝改正，所以不至誤事。
今朕臨禦之初，内借大學士，外借督、撫、提鎮，理應諸事勤慎，盡心協辦。
如前日本上脫落一宇，事雖甚小，然不得謂小事便可輕忽。
本章用心細閱，自無錯誤。
又如前日蔡珽所奏之事，即系年羹堯奏過之事，爾等又票該部議奏，朕疑其或有異同，照簽批發，及觀部議，仍是一事，何至玩忽如此？朕若亦如爾等玩忽，督撫本章，概批依議，用人一途，聽之九卿随意保舉，豈不省事？但爾等可以負朕，朕何忍負我皇考之深恩乎？況朕于爾等陳奏，虛心采納，并未有偏執之處。
人非聖賢，孰能無過？爾等若能指摘朕過，朕心甚喜。
改過是天下第一等善事，有何系吝？以箝結為老成，以退诿為謹慎，非朕所望于爾等之意也。
” 世宗初政，精核如此，久而不衰，雍正朝事，又是一種氣象。
雖多所責難，并不輕于戮辱，亦未視朝士皆出其下，予智自雄，較之高宗，尚為遠勝。
至其刻深慘毒，唯對繼統一事，有所讦發，或有意居功要挾之人，天資自非長厚，然正極力愛名。
至其英明勤奮，實為人所難及，從初政可以概其十三年全量者也。
第二節雍正朝的制度革新 雍正朝有兩種創制，遂為一代所遵行，一曰并地丁，停編審。
二曰定火耗，加養廉。
今分述之： 一、地丁。
古者布縷、粟米、力役三征，征一緩二。
唐時租、庸、調猶沿之，至改兩稅而其目并矣。
明行一條鞭，所并之目尤多。
要其總數不重于什一，即為常賦之法。
但一切負擔可并，庶人往役之義，則自清以前未改也。
編審人丁，計丁征費，以充百役。
一條鞭雖已并古者丁鹽在内，然丁仍有役，鹽亦有課，故論者以為重複賦民。
然總額苟不至病民，民亦安之。
清承明舊，盡免明末之加派，已慶更生。
聖祖康熙五十一年谕曰：“海宇承平日久，戶口日增，地未加廣，應以現在丁冊，定為常額。
自後所生人丁，不征收錢糧，編審時止将實數查明造報。
”廷議：“五十年以後，謂之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賦，仍五歲一編審。
”戶部議：“缺額人丁，以本戶新添者抵補；不足，以親戚丁多者補之；又不足，以同甲糧多之丁補之。
”原聖祖之意，以承平久而戶口增，續續滋生，所能享國土之生産，隻有此數，而丁賦則随滋生而加，故限年截止，以為人丁定額，新生者不複納賦。
此亦窮思極想，務欲惠及人民之意。
然立法不徹底，人丁不盛之家，既不享其惠；且若丁少于前，反需向親戚同甲之家，商求補額，豈不反成周折？不有通變，此美意終将廢閣。
會聖祖崩，世宗即位，雍正元年九月，直隸巡撫李維鈞奏：“請将丁銀攤入田糧。
”部議：“應如所請，于雍正二年為始，造冊征收。
”得旨：“九卿詹事科道會同确議具奏。
”九卿旋議覆：“應令該撫确查各州縣田土，因地制宜，作何攤入田畝之處，分别定例，庶使無地窮民免輸納丁銀之苦；有地窮民無加納丁銀之累。
”得旨：“九卿不據理詳議，依違瞻顧，皆由迎合上意起見，即如本内&lsquo有地窮民&rsquo一語，既稱有地，何謂窮民？不與有米餓殍之語相似乎？朕于諸事，本無成見，有何迎合之處。
所發會議事件，原欲與衆共商，當理即朕意。
朕不自以為是，所議允當，朕即不從，不妨面折廷诤，再三執奏，即不顯言，亦可密折敷陳。
聖祖良法美政，布在方策，朕與爾等，期共相黾勉，以臻至治。
原本發還九卿，着仍照戶部議行。
” 以上為九月戊戌谕，原文極長，且勉且責，愧勵交至。
茲節其成事實之語。
夫聖祖有此美意，世宗必不欲廢閣之，欲符“地有定限，丁亦有定額”之意。
唯有丁随地起一法，李維鈞奏之，部議從之，以其為古所未有之制，再令盈廷會議，以示鄭重。
九卿則六部、都察院及通政、大理之總名，加以詹事、科道，是為會議。
乃以預議者多，反疑上意或與戶部原議未合，遂作此延宕支節之詞，設或允行，即廢閣之變相耳。
其實世宗自有主宰，仍照戶部議行，何其簡捷！ 唯丁随地起以後，丁額與賦稅無關，編審自可不必，即行編審，亦屬具文，乃一定之理。
故後來論者，謂清之戶口無确數，實攤丁于地之為弊。
動稱四萬萬，究竟标準何在？亦不過據二百年來某一年之随意冊報耳。
戶口無确數，一切無從統計，則意在利民而反以病國，可以見定法之不易，然此非世宗本意也。
初雖丁攤于地，編審之法未改，停止不審，始于雍正四年行直隸總督李绂《改編審行保甲一疏》，略雲：“編審五年一舉，雖意在清戶口，不如保甲更為詳密，既可稽察遊民，且不必另查戶口。
請自後嚴饬編排，人丁自十六歲以上，無許一名遺漏，歲底造冊，布政司彙齊，另造總冊進呈。
冊内止開裡戶、人丁實數，免列花戶，則冊籍不煩，而丁數大備矣。
” 清戶口之數，與編審相關者，從《食貨志》考之，明季喪亂之後，至順治十八年，會計天下民數：千有九百二十萬三千二百三十三口。
較之四萬萬之數，蓋二十分之一而不足也。
康熙五十年為據定丁額之年，是年得二千四百六十二萬二千三百二十四口，亦不足四萬萬之十七分之一。
其後丁數仍由編審移補，較定額時稍有增加，其餘滋生人丁則日多。
停編審以後，則無所謂定額與滋生，人口激增，民無顧忌，直至道光二十九年，有四萬一千二百九十八萬六千六百四十九口。
此即近世中國人口四萬萬之說所由來也。
鹹同軍興，人口自減，亦每無全國冊報。
至光緒元年，有三萬二千二百六十五萬五千七百八十一口。
三十三年厘定官制，有民政部，以調查戶口為職掌。
旋谕直省造報民數，務須确查實數，以為庶政根本。
宣統元年，複頒行填造戶口格式，令先查戶口數，限明年十月報齊，續查口數，限宣統四年十月報齊。
至三年十月，據京師内外城、順天府、各直省，各旗營、各駐防、各蒙旗所報，除新疆、湖北、廣東、廣西各省，江甯、青州、西安、涼州、伊犁、貴州、西甯各駐防，泰甯鎮、熱河各蒙旗，川、滇邊務，均未冊報到部外，凡正戶五千四百六十六萬八千有四，附戶千四百五十七萬八千三百七十，共六千九百二十四萬六千三百七十四戶。
凡口數：男一萬三千九百六十六萬二千四百一十，女九千九百九十三萬三千二百有八，共二萬三千九百五十九萬四千六百六十八口。
時湖北已起事月餘，兩廣為革命起源，大吏累次遇刺，邊遠則功令之遵奉逾期，駐防亦然，合計當亦未足四萬萬。
是為清最末一次調查戶口較确之數。
當編審停止之時，頗整頓保甲，如果保甲法不弛，戶口何至無可稽考。
但閉關之世，盈虛消長，皆在國内，聽民自生自息，官吏以不擾民為上理，鄉民出入相友，奸盜本不易收容。
數十年前，餘糧栖畝，不知設守，攜赀夜行，不畏路劫。
唯城市人多雜處，則人家自謹門戶，官亦有事稽查。
命、盜重情，地方官勒限參處，滿四參離任，以此維整治安。
雖有保甲，不甚嚴密。
通商以後，各國有統計，而我國獨無，根本在戶口不了。
乃知編審之廢，在地丁并征，因咎康雍之失計。
其實因賦役而編審，則隐匿者必多。
康雍戶口，較之嘉道時隻一二十分之一，所編審者亦非真相，不如厲行保甲之有實際。
特自治之事，當假手于願治之民人，古未深明此理，遂無徹底綜核之法。
康雍之不欲擾民，自是當時善政，不必異世而轉作不恕之詞也。
丁銀攤入地畝，以直隸李維鈞奏請為始，每地賦一兩，攤入丁銀二錢七厘。
嗣後各直省一體仿行，于地賦一兩，福建攤丁銀五分二厘七毫至三錢一分二厘不等，山東攤一錢一分五厘，河南攤一分一厘七毫至二錢七厘不等，甘肅河東攤一錢五分九厘三毫，河西攤一分六毫，江西攤一錢五厘六毫，廣西攤一錢三分六厘，湖北攤一錢二分九厘六毫，江蘇、安徽畝攤一厘一毫至二分二厘九毫不等，湖南地糧一石，征一毫至八錢六分一厘不等。
自後丁徭與地賦合而為一，民納地丁之外，别無徭役矣。
唯奉天、貴州以戶籍未定，仍地丁分征。
又山西陽曲等四十二州縣，亦另編丁銀。
察其輕重之故，蓋賦重之地，攤丁較輕，因重賦所加，每畝擔銀數錢，雖每兩加數分，已為一兩畝地所擔之加款，至賦輕之地，數十畝而後擔銀一兩，加至二三錢，在一畝所加實更微也。
二、養廉。
自古官隻有俸，而俸恒不足以給用，不能無取盈之計。
明俸尤薄，官吏取盈之道，自必于賦額加以浮收，公然認為官吏俸薄，此為應得之調劑。
清初命其名曰火耗，火耗者，本色折銀，畸零散碎，經火镕銷成錠，不無折耗，稍取于正額之外，以補折耗之數，重者每兩數錢，輕者錢餘。
行之既久，州縣重斂于民，上司苛索州縣，一遇公事，加派私征，名色既多，又不止于重耗而已。
清承明季加派之後，國庫嚴禁加派，而地方不免私征，其端既開，遂無限制。
康熙季年，陝西督撫以虧空無法填補，奏請以舊有火耗之名加征少許，專為填虧空之用。
此火耗明入奏案之由來也。
康熙末之提及火耗，為督撫計及挪用，而聖祖不肯允從，恐為盛德之累，然又明知故昧，留以贍官吏之私，此不徹底之治法，沿曆代故事而來。
在聖祖為恤民艱，存政體，慮官困，多方兼顧，而非以自私，自是有道之象。
然至世宗則有以成就之矣。
當時内閣條奏，系請禁提解火耗。
禁提解非禁征收，則州縣可取火耗于民間，上司不能提火耗于州縣，私收者永任其為私，監司不許過問而已。
此為體恤州縣，而又不欲監司分肥，亦不徹底之見解。
但較之前代，以進羨餘而得獎擢者，得體已多。
高成齡辨正閣奏，以為火耗非提解不可，無所利于提解，仍以體恤州縣，明定為永久之公廉，及補一時之虧空，一舉而數善備。
養廉之說始此。
是年七月丁未，總理王大臣、九卿科道等議覆高成齡疏，得旨：“所議見識淺小，與朕意未合。
朕非不願天下州縣絲毫不取于民，而其勢有所不能。
曆來火耗皆州縣經收，而加派橫征，侵蝕國帑，虧空之數，不下數百餘萬。
原其所由，州縣征收火耗，分送上司；各上司日用之資，皆取給于州縣。
以至耗羨之外，種種饋送，名色繁多，故州縣有所借口而肆其貪婪，上司有所瞻徇而曲為容隐。
與其存火耗以養上司，何如上司撥火耗以養州縣乎？” 以上為俸薄不能無火耗，而火耗不可不使公開。
不公開則為州縣存火耗以養上司，公開則為上司撥火耗以養州縣，二語最中的。
世宗見解實出廷臣之上。
又雲：“爾等請将火耗酌定分數。
朕思州縣有大小，錢糧有輕重，地廣糧多之州縣，少加火耗，已足養廉，若行之地小糧少之州縣，則不能矣。
唯不定分數，遇差多事煩，酌量可以濟用，或是年差少事簡，即可量減。
又或遇不肖有司，一時加增，而遇清廉自好者自可減除。
若竟為成額，必緻有增無減。
” 此時養廉制未定，世宗所慮者，仍是後來反對養廉制之理論。
未幾仍為定額，見下。
此駁定分數之議。
又雲：“又奏稱提解火耗，将州縣應得之項，聽其扣存，不必解而複撥。
今州縣征收錢糧，皆百姓自封投櫃，其拆封起解時，同城官公同驗看，耗羨與正項同解，分毫不能入己。
州縣皆知重耗無益己，孰肯額外加征？” 随征随解，顯然有據，解時不能隐匿，解後不能重征，唯解乃為正耗分明，此駁扣存之議。
又雲：“應令諾岷、高成齡二人盡心商榷，先于山西一省内試行。
此言尤非，天下事唯可行不可行兩途。
以為可行，則可通行于天下；以為不可行，則不當試之于山西。
以藥試病，鮮能愈者。
以山西為試之之省，朕不忍也。
” 世宗意在定制通行，此駁山西試行之議。
又雲：“又奏稱提解火耗，非經常可久之道。
凡立法行政，孰可曆久無弊，提解火耗，原一時權宜之計，将來虧空清楚，府庫充裕，有司皆知自好，則提解自不必行，火耗亦當漸減。
今爾等所議，為國計乎？為民生乎？不過為州縣起見。
獨不思州縣有州縣之苦，上司亦有上司之苦，持論必當公平，不可偏向。
” 當時議者不反對火耗名色，而反對提解，故世宗謂為州縣起見。
又養廉之制未定，提解火耗，仍兼顧見在之虧空，虧空完後，乃可專定養廉也。
故下文又言朝廷與百姓一體，朝廷經費充足，歉收可以赈恤，百姓自無不足之虞。
清補虧空，于國計民生均益。
是提解仍注重清虧空。
又雲：“爾等所奏，與朕意不合。
若令再議，必遵議覆準，則朕亦不能保其将來無弊。
各省能行，聽其舉行；不行者，亦不必勉強。
可将此谕旨，并爾等所議之本，交存内閣。
” 據此則本令詳議，卻仍以不議終結。
本不欲獨令山西試行，卻又不令他省必行。
世宗亦慎重之至。
《清史稿·食貨志》渾括此文，殊不清晰。
今從《東華錄》核之。
當雍正二年六七月間，朝廷雖極力議論此事，帝意不以廷臣之延宕為然，尤不以主張不提解為然，而卒留作懸案。
以後至何時勒定火耗改為養廉，《東華錄》不複見。
《食貨志》言于是定為官給養廉之制。
此句着于渾括二年谕旨之後，實與谕旨原文不貫。
考之《會典事例》，則至五年始為各省定額。
山西巡撫發端是二年事，奉各省酌議具奏之旨，當即七月乙未谕後，所雲交與内閣，内閣即更請旨饬下各省也。
以非明發，亦無決斷，遂不入《實錄》，故不見《東華錄》。
各省陸續覆到，終成定制，首冠以雍正五年，即其定制之年矣。
不然，山西發端在二年，何雲五年耶？ 要之清初沿明，官俸太薄，官無自給之道，不得不有所取資，制定養廉，即是加俸。
且俸因處分而可罰，廉則罰所不及。
廉之數較之俸，多至數十倍，如正從一品俸銀一百八十兩，米一百八十斛，正從二品俸銀一百五十五兩，米一百五十五斛。
總督兼尚書銜者為從一品，不兼者為正二品。
而總督養廉，多者若陝甘、雲貴，至二萬兩，少者若浙閩、四川，亦一萬三千兩。
其間一萬八千、一萬五千各有差。
又如七品俸銀四十五兩，米四十五斛。
而知縣七品，其養廉多者，首縣至二千兩，少者簡缺亦六百兩，其有四五百兩者，則簡不成體之縣，間有一二，蓋例外矣。
其後京官亦有有養廉者，八旗官員，亦有有養廉者，皆别指款項，不在火耗之内。
供各省官員養廉，地大糧多之縣，火耗甚微。
以吾所知，吾鄉武進、陽湖等縣，正銀一兩，加耗僅三分耳。
清世制度，多沿明舊。
清全盛時，極知補救，然不敢言制作，故曆帝皆傾佩明太祖，奉行唯謹，而不敢學其自我作古，此亦或有自知之明。
如官員加俸一事，僅以養廉之名，補苴于俸之不足，仍不敢動額定之俸。
唯加征火耗，悉數用于外官之養廉，無絲毫流用，則可見清帝于财用之緻慎。
既與國人約永不加賦，終清世謹守之。
唯以用銀翦鑿不便，折價收錢，清末以二千二百文為一兩。
當時銀賤，每兩有數百文之餘謂之平餘。
漕米則每年由藩司約省城紳士公議，照時定價，本折兼收，聽民自便。
唯每石征腳費錢一千零五十二文，由官收兌運解。
此清末綱紀未破裂時所永遵行者。
吾鄉為賦重之區，每平原上則田一畝，征銀兩忙共一錢三分有零，征米六升三合有零，當時無所謂附加稅，完納此數，即所入皆民之生産矣。
故清世之賦甚輕，其稅額後雖不可複用，然其制節謹度，不敢逾定制一步，清之曆朝遵行不替，其風亦可嘉也。
其尤可念者，清一代唯加征火耗為迹近加賦，雍正朝之審慎出之，絕不流用，專用于外官之養廉，似已心安理得。
乃至高宗初立，尚以為疑，複大征廷臣意見。
此亦清之家法，視加派為最不祥之事也。
輕徭薄賦，為清一代最美之政，而官俸太薄，有此提解火耗制定養廉之舉。
乾隆間尚恐其迹近加賦，而與内外諸臣共議之。
《食貨志》渾括甚略，今各舉其事實如下： 《東華錄》乾隆七年四月乙未谕下注雲：“是月庚寅朔，策試天下貢士金甡等。
務民之本，莫要于輕徭薄賦，重農積谷。
我國家從無力役之征，斯固無徭之可輕矣，而賦猶有未盡合于古者乎？賦之外有耗羨，此固古之所無也。
抑亦古嘗有之，不董之于官，則雖有若無，而今不可考耶？且康熙年間無耗羨，雍正年間有耗羨。
無耗羨之時，凡州縣莅任，其親戚仆從，仰給于一官者不下數百人，上司之苛索，京官之勒助，又不在此限。
而一遇公事，或強民以樂輸，或按畝而派捐，業田之民，受其累矣。
自雍正年間，耗羨歸公，所為諸弊，一切掃除，而遊民之借官吏以謀生者，反無以糊其口。
農民散處田間，其富厚尚難于驟見；而遊民喧阗城市，其貧乏已立呈矣。
人之言曰：&lsquo康熙年間有清官，雍正年間無清官。
&rsquo亦猶&lsquo燕趙無镈&rsquo，非無镈也，夫人而能為镈也。
（語出《考工記》，作“粵之無镈也”，不作“燕趙無镈”。
下又雲：“燕之無函也，桌之無廬也，胡之無弓車也。
”各自為文。
則此句作“燕趙無镈”有誤。
）而議者猶訾征耗羨為加賦。
而不知昔之分項，皆出于此而有餘；今則日見其不足，且動正帑矣。
是以徒被加賦之名，而公私交受其困而已矣。
将天下之事，原不可以至清乎？抑為是言者，率出于官吏欲複公款者之口乎？多士起自田間，其必不出此，而于農民之果有無利弊，必知之詳矣。
其毋以朕為不足告，而之隐之；其尚以朕為可告，而敷之陳之。
悉言其志，毋有所諱。
” 其乙未谕：“辦理耗羨一事，乃當今之切務。
朕夙夜思維，總無善策，是以昨日臨軒試士，以此發問。
意諸生濟濟，或有剀切敷陳，可備采擇，見諸施行者。
乃諸貢士所對率皆敷衍成文，全無當于實事。
想伊等草茅新進，未登仕籍，于事務不能曉徹，此亦無怪其然。
今将此條策問發與九卿翰林科道閱看，伊等服官有年，非來自田間者可比，可悉心籌劃，各抒所見，具折陳奏，候朕裁度。
若無所見，亦不必勉強塞責。
至外省督撫，寄重封疆，諒已籌算有素，并着各據所見，具折奏聞。
務期毋隐毋諱，以副朕集思廣益之意。
” 此為臨軒發問，不得要領，再征内外清要大僚意見之事實。
是科一甲三人：金甡，狀元，浙之仁和人，榜眼楊達曾、探花湯大紳，皆蘇之陽湖人，一時羨科第之榮。
其實廷對碌碌，無裨實用，此見科目之非必得才，而成才實資閱曆，未必閉戶讀書，真能知天下事也。
既而言者紛然，又妄有揣摩，以為帝意求取民善法，除加賦而别計殖财，竟未信天子實有官民兼恤之心，隻問火耗之當征不當征，非有他意，遂複遭申饬，而清一代慎重于加賦之意愈見。
于是廷臣商榷甚久，又逾半年以上，至十一月乙醜，由大學士等歸納内外諸臣覆到各奏，統為一議，奏略如下： 奏略言：“耗羨歸公，法制盡善，不可複更，衆議佥同。
其間有一二異議者，皆系不揣事勢不量出入之論。
伏思耗羨由來已久，弊窦漸生，世宗憲皇帝允臣工所請，定火耗歸公，革除州縣一切陋習，各該省舊存火耗，提解司庫，為各官養廉及地方公事之用。
從此上官無勒索，州縣無科派，小民無重耗，以天下之财，為天下之用，國家毫無所私，可以久遠遵行，弗庸輕改。
至總督高斌、孫嘉淦等請耗羨通貯藩庫，令督撫察核，仍複年終報部之例。
查各省動用存公銀，款項繁多，若未悉情形，既行饬駁，勢必掣肘。
若竟聽其任意費用，則侵濫之弊，無從剔除。
唯送部查核，諸弊可厘，應如所請行。
” 此為内外衆議，覆由大學士取為定論，請定永遠遵行。
得旨略如下： 錢糧有耗羨，事勢必不得已。
未歸公以前，賢者兢兢守法，不肖者視為應得，盡入私囊。
一遇公事，或強民輸納，或按畝捐派，無所底止。
州縣以上官員，養廉無出，收受屬員規禮節禮，以資日用。
州縣有所借口，恣其貪婪，上官瞻徇而不敢過問，甚至以饋遺之多寡，為黜陟之等差，吏治民生，均受其弊。
我皇考定歸公之例，就該省舊收之數，歸于藩司，酌給大小官員養廉，有餘則為地方公事之用。
小民止循舊有之章，有輕減無加益也。
而辦公有資，捐派不行，賢者無用矯廉，不肖不能貪取，愛養黎元，整饬官方，并非為國用計而為此舉。
以本地之出，供本地之用，國家并無所利于其間。
然通天下計之，耗羨敷用之處，不過二三省，其餘不足之處，仍撥正供以補之，此則臣民未必盡知者。
此十數年中辦理耗羨之梗概。
朕禦極以來，頗有言其不便者，是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