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康熙大帝：鞏固國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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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日講關系甚大，今停講已久，若再遲恐緻荒疏，日月易邁，雖當此多事之時，不妨乘間進講。
于事無誤，工夫不間，裨益人心不淺。
爾衙門議奏。
”院臣以幾務殷繁，間日一進講。
上曰：“軍機事情，有間數日一至者，亦有數日連至者，非可限以日期，其仍每日進講，以慰朕拳拳向學之意。
” 舉經筵，康熙朝自九年為始，十三年不因軍務而間斷，此可書也。
而《史稿·本紀》，二月書：“上禦經筵。
”八月不書，九月朔乃書之，因谕“每日進講”。
與《東華錄》不同。
此《史稿》不明故事之誤也。
經筵與日講，并非一事，九月無禦經筵之理。
因九月朔有“每日進講”之谕，而移并一處，望文生義，不可不訂正之。
十四年四月谕：“日講原期有益身心，增長學問。
今止講官進講，朕不覆講，但循舊例，日久将成故事，不唯于學問之道無益，亦非所以為法于後世也。
嗣後進講時，講官講畢，朕仍覆講，如此互相讨論，庶幾有裨實學。
”康熙間講學之風大盛，研求性理，此時已用熊賜履開其先聲，纂修經義，明習天文算學，皆于此開其端。
以天子諄諄與天下通儒為道義之講論，實為自古所少，其足以系漢人之望者如此。
而考其時勢，則正複黔、秦、蜀、湘盡陷，東南浙、閩、兩廣、江西蠢蠢思變，方于十三年歲杪議親征而未發之時，無論其為鎮定人心與否，要能無日不與士大夫講求治道，其去宦官宮妾蔽锢深宮之主遠矣。
十五年十月，命講官進講《通鑒》，以“前代得失有裨治道，撰拟講章進講。
”覆奏從《綱目》中擇切要事實，首列綱，次列目，每條後總括大義，撰為講說，先儒論斷亦酌量附入。
十六年，三藩盡叛，各地皆發之後，叛服之數曉然，兵事大有把握。
三月谕翰林院掌院學士喇沙裡：令翰林官将所作詩賦詞章及直行草書，不時進呈。
上召至懋勤殿，親自披閱，以禦臨書賜喇沙裡。
此又振興文事，為鴻博開科先聲，皆極得撫馭漢人之法。
兵事實力在八旗世仆，人心向背在漢士大夫，處漢人于師友之間，使忘其被征服之苦，論手腕亦極高明矣！ 故宮有聖祖巡幸出征時報告兩宮太後及訓示諸皇子之語，文理甚拙，字體亦劣，于康熙朝禦書文彩或有假借。
然南巡時對衆揮毫，傳布甚夥，斷非僞為；或道途手簡，轉是内豎等所代作，未可以此疑之。
是年五月初四日己卯，尚之信降。
而是日谕大學士等：“帝王之學，以明理為先，格物緻知，必資講論。
向來日講，唯講官敷陳講章，于經史精義未能研究印證，朕心終有未慊。
今思講學必互相闡發，方能融會義理，有裨身心。
以後日講，或應朕躬自講朱注，或解說講章，仍令講宮照常進講。
爾等會同翰林院掌院學士議奏。
”尋複議：“講官進講時，皇上或先将《四書》朱注講解，或先将《通鑒》等書講解，俾得仰瞻聖學。
講畢，講官仍照常進講。
”據此則帝于講官所進講章，拟于未講之先，自将講章向講官先講，然後由講官再訂正之，複議未敢任此也，聖祖則可謂好學矣。
自後日講時帝自晰經傳之旨極多，皆于進君子退小人，親賢遠佞之意，就聖賢之語有會而發，《東華錄》所載極多，不具錄。
十七年正月，诏舉“博學鴻儒”。
時三桂尚未稱帝，叛衆意尚堅，而海内士夫向往之誠，歌頌之盛，已視朝廷之舉動而日有加增矣。
曆年巡幸之事，若行圍講武，巡近畿訪民疾苦，巡邊，谒陵，親祀明陵，親禾勸耕，每奉太皇太後以行，所至亦以講官從，進講不辍。
其時關外勤樸之風未改，所經過無累于民，《實錄》累書其所幸，若士民之遊曆無異也。
時西南戰事方急，中原及畿輔，已晏然向治如此。
然都城北鄰蒙古察哈爾部，自太宗征服以後，林丹汗走死，其子額哲來降，得其傳國玺，念系元世祖嫡裔，封為親王，仍冠内蒙四十九旗之上。
傳至布爾尼，當康熙十四年，征其兵助讨藩變，不至，旋煽奈曼等部同叛。
以多铎孫信郡王鄂劄為撫遠大将軍，圖海為副，讨之，六閱月而平。
《史稿》《圖海傳》：“讨布爾尼時，禁旅多調發，圖海請籍八旗家奴骁健者率以行，在路騷掠一不問，至下令曰：&lsquo察哈爾，元裔，多珍寶，破之富且倍。
&rsquo于是士卒奮勇，無不一當百，戰于達祿，布爾尼設伏山谷，别以三千人來拒，既戰伏發，土默特兵挫，圖海分兵迎擊，敵以四百騎繼進，力戰覆其衆。
布爾尼乃悉衆出，用火攻，圖海令嚴陣待，連擊大破之，招撫人戶一千三百餘，布爾尼以三十騎遁。
科爾沁額驸沙津追斬之，察哈爾平。
”據此則滇亂年餘時，又對察哈爾用兵，除調不附察之蒙旗赴讨外，官軍主力，乃八旗家奴，則旗下正兵已盡發，可見南方軍事之棘。
但所謂家奴，即屬包衣下人物，誘以利即成勁旅，又可見八旗風氣之悍勁。
考《圖海傳》此文，舊史館傳所無，出李元度《先正事略》，李想自有本，今未能詳矣。
主撤藩者，親貴中無人，重臣若圖海，亦力持以為不可，莫洛等言之而聖祖用之，是廟谟先定，非群策也。
統兵大将則皆親貴，然一蹉跌即召回，無始終其事者，則運用在一心，非倚辦于一二大将也。
贊撤藩而出預軍事者，僅一莫洛，早為叛将所戕。
明珠輩幸而言中，以此徼後來之寵。
其時非有主持之力，聖祖随材器使，疆臣中得李之芳能捍閩浙之患，蔡毓榮能收雲南會師之功。
武臣中得西陲數将，張勇及王進寶、趙良棟，能與中原之師夾擊收效。
是皆因事見材，非先倚此數人而舉其事。
聖祖之平三藩，為奠定國基之第一事，少年智勇，确為事實。
又能功成不自驕滿，力辭尊号，唯務講學，開一代醇厚之風，較之明萬曆以來，不郊、不廟、不朝，而邊将小小捕斬之功，無歲不宣捷頒賞，君臣以功伐自欺，以進号蒙賞，糜費國财，互相愚濫，其氣象何啻天壤之隔也。
鴻博開科，正在滇變未平之日，而其時文運大昌，得才之盛，至今尚為美談，非特當時若不知西南之未靖，即後之論世者，亦若置三藩為又一時事，而以己未詞科為清代一太平盛事。
今為提出以時事相比論之，且應知己未詞科，純為聖祖定天下之大計，與乾隆丙辰之詞科，名同而其實大異，此論清事之一要點也。
康熙十八年三月朔，試薦舉博儒之士一百五十四人于體仁閣，先賜宴，後給卷，頒題“璇玑玉衡賦”，省耕二十韻。
讀卷官派大學士李爵、杜立德、馮溥，掌院學士葉方霭，凡四人。
取中一等二十名，二等三十名，俱入翰林，先已有官者授侍讀侍講，曾中進士者授編修，布衣生員以上授檢讨，俱令纂修《明史》。
其中理學、政治、考據、詞章、品行、事功，多有籠罩一代者。
而其誓死不就試者為尤高，至更能有高名而不被薦，尤為絕特，若顧炎武是矣。
是時高才博學之彥，多未忘明，朝廷以大科羅緻遺老，于盛名之士，無不攬取，其能薦士者，雖雜流牽官，亦許呈薦。
主事、内閣中書、庶吉士，猶為清班；若兵馬司指揮劉振基之薦張鴻烈，督捕理事張永琪薦吳元龍。
至到京而不入試者，亦授職放歸，若杜越、傅山諸人。
入試而故不完卷，亦予入等，若嚴繩孫之僅作一詩是也。
蓋皆循名求士，大半非士之有求于朝廷。
後來丙辰再舉大科，入試百九十三人，取一等五人，二等十人；補試二十六人，取一等一人，二等三人，試至兩場。
二等授職，貢監隻得庶吉士，逾年散館，有改主事、知縣者，而士以為至榮，且得士亦遠不及己未之品學。
部駁三品以下所薦，不準與試，皆以資格困之，是士有求朝廷矣。
故康熙之制科，在銷兵有望之時，正以此網羅遺賢，與天下士共天位，消海内漠視新朝之意，取士民之秀傑者以作興之，不敢言利祿之途，足以奔走一世也。
此事宜與平三藩之時代參觀，彌見聖祖作用。
第三節康熙妙取台灣省 三藩既平，國勢已振，而鄭氏猶踞台灣。
東南濱海之地，禁民勿居，又禁出海之民，以為堅壁清野之計；仍時時有海警。
八旗勁旅不習風濤，于此無能為役。
自三藩既平，滿人思以功名自奮者，自然乘時會而生。
台灣在卧榻之側，然唯漢人能圖之。
成大功者姚啟聖、施琅二人，而世皆傳姚之功為施所掩。
《國史》所紀，頗與私家所傳不盡合。
而台灣之曆史，以前多不明了，茲悉約為辨正焉。
古書無台灣之名，而其地距福建之泉州絕近，豈得古沿海之人一無聞見？近柯先生劭忞著《新元史》，于《外國·琉求傳》後系論曰：“琉求，今之台灣。
今之琉求，至明始與中國通，或乃妄傳為一，誤莫甚矣。
”此說極是。
史書中琉求有傳，唯《隋書》、《宋史》及《元史》。
《隋書》雲：“琉求國居海島之中，當建安郡東，水行五日而至。
”隋建安郡，當今興、泉、漳、汀濱海諸郡地。
又雲：“大業元年，海師何蠻等，每春秋二時，天清風靜，東望依希似有煙霧之氣，亦不知幾千裡。
三年，炀帝令羽騎尉朱寬入海求訪異俗，何蠻言之，遂與蠻俱往，到琉求國，言不相通，掠一人而返。
明年又往，撫慰不從，取其布甲而還。
”《宋史》：“淳熙間，琉求人猝至泉州水澳、圍頭等村殺掠，人閉戶則免。
”《元史》：“琉求在南海之東，漳、泉、興、福四州界内，澎湖諸島與琉求相對，亦素不通。
天氣清明時，望之隐約若煙若霧，其遠不知幾千裡也。
西南北岸皆水，至澎湖漸低。
近琉求則謂之落漈。
漈者，水趨下而不回也。
凡西岸漁舟到澎湖以下，遇飓風發作，飄流落漈，回者百一。
琉求在外夷，最小而險者也。
世祖至元末，遣使楊祥、阮鑒等往宣撫，以二十九年三月二十九日自汀路尾嶼舟行，至是日巳時，海洋中正東望見有山長而低者，約去五十裡，祥稱是琉求國，鑒稱不知的否。
祥乘小舟至低山下，以人衆不親上岸，令軍官劉閏等二百餘人，以小舟十一艘載軍器，領三嶼人陳輝者登岸，岸上人衆，不曉三嶼人語，為其殺死者三人，遂還。
四月二日至澎湖。
” 據諸史所言，地望距泉、汀極近。
自汀屬海嶼往，且不過一日可達，部署登岸，被抗而還，抵澎湖計亦不過一兩日程，其為台灣地無疑。
至明洪武初所诏谕之琉球，則俨然舊國，與元以前所記無文字、無年歲、無疆理、無官屬者，文野迥異。
國有三王，曰中山、曰山南、曰山北，皆以尚為姓，而中山最強。
洪武五年正月，命行人楊載以即位建元诏去其國，自是随使入朝貢，奉箋表無虛歲。
三王疊來，且請子弟入國學。
其距中國道裡，據《清通典》，自福州五虎門出海，曆程一千七百裡至其國。
據《琉球國志略》，康熙五十八年遣使測量，琉球偏東五十四度，距福州八度三十分，推算徑直海面一千七百裡，船行則福州至姑米山四十更，計二千四百裡，回五十更，計三千裡雲。
與五日程之說大異，故曰《新元史》之說确也。
《清一統志》尚以曆史之琉求為明以來之琉球，其叙台灣，莫詳于《國史·施琅傳》，琅疏言：“明季設澎水标于金門，出汛至澎湖而止。
台灣原屬化外，土番雜處，未入版圖，然其時中國之民，潛往生聚于其間，已不下萬人。
鄭芝龍為海寇時，以為巢穴。
及崇祯元年，鄭芝龍就撫，借與紅毛為互市之所，紅毛遂聯結土番，招納内地民，成一海外之國，漸作邊患。
至順治十八年，海逆鄭成功攻破之，盤踞其地。
”據此，則台灣原為鄭氏巢穴，特距其地于土番之中，未有建置之規劃。
至芝龍就撫于明，乃以台借紅毛，為互市所，則亦若澳門之于葡萄牙，本以為好而相假，非紅毛以力取之也。
紅毛為其時西洋人之通稱，實為荷蘭國人。
紅毛經營三十餘年，乃成一海外之國，成功乃以兵力逐久假不歸之荷蘭，又傳子至孫，奉明正朔者二十餘年。
是則開辟台灣者始終為鄭氏。
姚啟聖為清代平台首功。
諸家記啟聖事，謂生于鄭芝龍起事之歲，至年六十而台灣鄭氏亡，啟聖亦卒，以為天特生啟聖與台灣相終始。
啟聖生明天啟四年甲子，芝龍入台即在是年，至崇祯元年即讓與紅毛而身就撫，是據台不過四年，且無海外立國之計，一招即受撫，其不重視台可知也。
此既名為台灣以後之曆史也。
姚啟聖人奇事奇，輕俠豪縱，為路人可以殺人報仇，恤人患難，可以不自顧其身命；以犯法亡入旗。
在明末本為浙江會稽籍諸生，入旗後中康熙二年旗籍第一名舉人，出為縣令，多奇特之行。
康親王傑書統兵讨耿精忠，啟聖從立功，洊升至福建布政使，尋擢總督。
台灣鄭經，即成功子，閩亂以來，屢侵略福建沿海郡邑，其将劉國軒尤能軍。
啟聖禦之，連複所侵地，遂以收全台為己任，開修來館以納降，不惜金錢重賄，多行反間，以攜其黨。
不終歲，将士降者二萬餘人。
又請前被裁之水師提督施琅，以百口保其複任。
施琅者，泉州晉江人，雄傑習于海，故隸芝龍部。
芝龍降于貝勒博洛，琅族叔福從之；琅從成功招，留為明用。
既而與成功不相得，遁歸福所。
琅父大宣及弟顯，俱為成功所殺。
琅既歸新朝，久之無所遇，歸居泉州。
順治十一年十二月，朝命鄭親王世子濟度為定遠大将軍征成功，入泉州，拔琅從軍。
十二年，成功攻福州，琅擊卻有功，授同安副将，進總兵。
康熙元年，擢水師提督。
時成功已死，子經統其衆。
琅累戰有功，加右都督，授靖海将軍。
康熙七年，密陳鄭氏克取狀，而部議難之，且以為疑，遂裁水師提督，召琅入為内大臣，隸鑲黃旗将軍。
十六年，複水師提督，啟聖累保琅，未用。
二十年，鄭經又死，子克塽幼。
内閣學士李光地亦奏保琅，乃複任琅為水師提督焉。
先是，鄭氏已屢敗，盡棄閩省海邊地，并海壇、金門、廈門等群島。
鄭氏之衆，悉歸台灣。
旗軍在閩無所用，啟聖使客說耿精忠自請入朝，亦勸康親王傑書請班師，悉其供億之費，從事平台。
時鄭克塽襲稱延平王，而事皆取決于其下劉國軒、馮錫範。
琅以國軒最悍，時方守澎湖，計一戰破之，則台灣可不戰下；遂以二十二年六月攻澎湖，力戰克之，國軒遁歸台灣，克塽及錫範等果震懾乞降。
琅以八月率師入台受降，克塽及國軒、錫範以下皆出降。
琅由海道專奏捷，而啟聖則馳驿入奏，遲琅奏二十日而達。
聖祖得捷音甚喜，立封琅靖梅侯。
啟聖以積年經畫之勞，賞竟弗及。
會啟聖又奏言“廟谟天定，微臣無力”，聖祖益疑其有怨望意，未幾啟聖以疽發背卒。
卒後，尚論之士多有為啟聖鳴不平者，因于琅有貶辭。
其實為國立功，琅與啟聖所見自同，唯其奏捷取巧，受爵不讓，有攘功之迹，掠賞之情，亦可議者。
其論台灣之善後，朝議主遷民棄地不設守。
李光地為泉州産，于此役頗自謂有所參預，聖祖亦以其曉事，詢問之。
光地尤主張招紅毛畀以其地，此見光地自撰《語錄》及《年譜》；聖祖不納。
琅疏争其事，略言：“順治十八年，鄭成功攻紅毛破之，踞台灣地，窺伺南北，侵犯江、浙，傳及其孫克塽，積數十年。
一旦畏天威，懷聖德，納土歸命，以未辟之方輿，資東南之保障，永絕海邦禍患，人力所能緻之。
若棄其地，遷其人，以有限之船，渡無限之民，非數年難以報竣。
倘渡載不盡，竄匿山谷，所謂借寇兵而赍盜糧也。
且此地原為紅毛所有，時在垂涎，乘隙複踞，必竊窺内地，重以夾闆船之精堅，海外無敵，沿海諸省，斷難晏然。
至時複勒師遠征，恐未易見效。
如僅守澎湖，則孤懸狂洋之中，土地單薄，遠隔金門、廈門，出足不受制于彼，而能一朝居哉！部臣蘇拜、撫臣金铉等，以未履其地，莫敢擔承。
臣伏思海氛既靖，汰内地溢設之官兵，分防兩處，台灣設總兵一、水師副将一、陸營參将二、兵八千，澎湖設水師副将一、兵二千。
初無添兵增饷之費，已足固守。
其總副參遊等官，定以二三年轉升内地，誰不勉力竭忠！其地正賦雜糧，暫行蠲免。
現在一萬之兵，仍給全饷，即不盡資内地轉輸。
蓋籌天下形勢，必期萬全。
台灣雖在外島，實關四省要害，無論耕種猶資兵食，固當議留；即荒壤必借内地挽運，而欲其不為紅毛，亦斷不可棄。
棄之必釀成大禍，留之誠永固邊隅。
事關封疆重大，伏祈乾斷施行。
”疏入，下議政王大臣等議，仍未決。
總督啟聖從琅議。
上召詢廷臣，大學士李霨是琅；尋侍郎蘇拜亦請從琅，與啟聖同議，請設總兵等宮及水陸兵，并設三縣、一府、一巡道。
上允行。
蓋成琅之美者啟聖也，琅實負啟聖，啟聖何嘗忌琅。
其卒于是年，亦壽數适然耳；必謂憤郁緻死，不淺之乎論啟聖哉！琅又疏言：“克塽納土歸誠，應攜族屬，劉國軒、馮錫範應攜家口，同明裔朱恒（《小腆紀傳》作魯世子桓）等，俱令赴京。
其武職官一千六百有奇，文職官四百有奇，應候部議。
降兵四萬餘人，或入伍，或歸農。
”诏授克塽公銜，國軒、錫範伯銜，俱隸上三旗；其餘職官及朱恒等，命于附近各省安插墾荒。
旋授國軒天津總兵。
終清之世，鄭氏之後及國軒、錫範，皆以世襲佐領，轄其所屬，至清亡乃止。
第四節治民先要治河 河患恒在大亂之後，兵事正殷，無能顧及此事也。
清興，治河有名者，世祖時即用楊方興、朱之錫二人，先後為總河。
其時無所謂科學，方法皆得之工人之經驗。
其為治河名臣者，第一系廉潔，第二即勤懇。
廉潔則所費國帑，悉數到工；勤懇則視工事為身事，可以弭河患者無不留心，除力所不及外，不至以玩忽肇禍。
有此二者，其收效恒在徒講科學者之上，蓋雖精科學，仍當以廉潔勤懇為運用科學之根本也。
方興、之錫皆足以當之。
順治元年五月，攝政王兵始入京。
六月，遣王鳌永招撫山東、河南。
七月即命方興總督河道。
十四年乞休還京師，所居僅蔽風雨，布衣蔬食，四壁蕭然。
代者即之錫，亦任十年，至康熙五年卒官。
時總督朱昌祚奏之錫遺績言：“之錫治河十載，綢缪旱潦，則盡瘁昕宵；疏浚堤渠，則馳驅南北。
受事之初，河庫儲銀十餘萬，頻年撙節，見今财庫四十六萬有奇。
及至積勞撄疾，以河事孔亟，不敢請告，北往臨清，南至邳、宿，夙病日增，遂以不起。
”此皆述其實，非溢美也。
徐、兖、淮、揚間頌之錫惠政，相傳死為河神。
乾隆時，高宗巡視河工，順民意封“佑安助順永甯侯”神号，春秋祠祭，民稱之曰朱大王雲。
後數年乃得名河臣靳輔。
輔任總河在康熙十六年，時吳三桂叛，諸藩、諸降将響應，兵事極棘，河道不治，先後潰決，淮、黃交病，水浸淫四出，下河七州縣淹為大澤，淮水全入運河，清口涸為陸地。
十六年略有轉機，中原已無動搖之象，而輔以先任皖撫，帝獎其實心任事，急欲治河，遂授為河道總督。
輔到官，即周度形勢，博采輿論，為八疏同日上之。
議疏下流，治上流，塞黃、淮各處決口，規劃甚備。
又議經費所出，計需銀二百十四萬八千有奇，應令直隸、江南、浙江、山東、江西、湖北各州縣借征康熙二十年田賦十之一，工成後由淮、揚被水田畝涸出收獲，及運河通行經過商貨征稅補還。
又議裁并冗員，明定職守，嚴河工處分，諱決如諱盜例。
又議官吏工成優叙。
複議工竣後守堤兵役。
期二百日畢工，日用夫十二萬三千有奇。
當時工料之賤如此。
而廷議以軍興難其事，謂募夫太多慮擾民。
帝命輔熟籌，乃寬其期限為四百日，運土改用車馱，募夫可減至四之一。
廷議允行。
于是治河始有徹底之計劃。
十八年，如期工竟，急謀增賦，議淮、揚已漸有涸出地苗，除丈量還民外，餘田可行屯田法。
時論以為有礙民業，乃不直輔，而所修之工亦有小決處，河水亦未盡複故道，輔自請處分。
部議當奪官。
帝命輔戴罪督修。
部又以決口議令輔賠修，帝以賠修非輔所能任，不允。
此皆帝之能用才，不聽有司以文法困之也。
既而議者謂：“下河被水，輔乃築堤堵水不使下，何不就下河浚使出海，而反蓄水于高處，既徒拂就下之性，又以下河所涸地，規屯田之利以病民。
”劾輔甚厲。
劾之者皆正人，若于成龍、湯斌皆是。
帝詢淮、揚仕京朝者，侍讀喬萊等亦右成龍。
而輔堅持堵築，謂下河不可浚使出海。
帝意不能不從衆議；令侍郎孫在豐董浚口之役，發帑二十萬專任之，總河仍任輔。
輔言：“下河形如釜底，近海轉高，浚之水不能出，徒令海水倒灌為患。
”持之甚堅。
言官劾輔請加罪，至比之舜之殛鲧，又言屯田累民，并及其幕客陳潢，罪狀無所不至。
禦史郭琇既劾輔，同時劾大學士明珠，直聲震天下。
而劾明珠疏亦及輔，以故輔之功罪，時論頗不定，至今紀載中尚然。
帝谕廷臣：“輔挑河築堤，漕運無誤，不可謂無功；屯田事亦難逃罪。
近論其過者甚多，人窮則呼天，輔不陳辯朕前，複何所控告耶？”時在康熙二十七年三月，帝禦乾清門，召輔與成龍、琇等廷辯，輔、成龍于築堤浚口各持所見不相下，琇獨言輔屯田害民。
輔引咎，遂坐罷，諸右輔者并降谪有差，陳潢亦坐譴。
清初治河，必兼治運。
元明以來，建都在北，而糧從南來，運道獨恃一水。
運河絕黃河而北，故治河必先顧運，視今海陸皆有輪軌為交通情形迥異，故瞻顧尤多。
輔既治河，又以漕運向有河運一節；蓋清口而上，漕艘行黃河中有百八十裡，乃再入運。
輔以避風濤之險，自駱馬湖鑿渠，曆宿遷、桃源，至清河仲家莊出口，名曰中河。
對清口僅行黃河數裡，即入中河，直達張莊入運。
此與明初陳瑄鑿清江浦導水由管家湖入鴨陳口達淮謂之清口者，為淮南北兩大功。
當築堤浚口兩論未定以前，先有此通漕成績，故不獲罪。
後在豐浚口功卒不就，成龍等亦皆認主張之非。
三十年，帝複思起用輔，而輔以老辭矣。
帝于三藩平後，即親視河南巡。
二十三年、二十八年兩次南巡，皆閱河，益獎谕輔。
及是，帝言：“朕聽政後，以三藩及河務、漕運為三大事，書宮中柱上，至今尚存。
”河務不得人，必誤漕運，及輔未甚
于事無誤，工夫不間，裨益人心不淺。
爾衙門議奏。
”院臣以幾務殷繁，間日一進講。
上曰：“軍機事情，有間數日一至者，亦有數日連至者，非可限以日期，其仍每日進講，以慰朕拳拳向學之意。
” 舉經筵，康熙朝自九年為始，十三年不因軍務而間斷，此可書也。
而《史稿·本紀》，二月書：“上禦經筵。
”八月不書，九月朔乃書之，因谕“每日進講”。
與《東華錄》不同。
此《史稿》不明故事之誤也。
經筵與日講，并非一事，九月無禦經筵之理。
因九月朔有“每日進講”之谕，而移并一處，望文生義，不可不訂正之。
十四年四月谕：“日講原期有益身心，增長學問。
今止講官進講，朕不覆講，但循舊例，日久将成故事，不唯于學問之道無益，亦非所以為法于後世也。
嗣後進講時，講官講畢，朕仍覆講，如此互相讨論，庶幾有裨實學。
”康熙間講學之風大盛，研求性理，此時已用熊賜履開其先聲，纂修經義，明習天文算學，皆于此開其端。
以天子諄諄與天下通儒為道義之講論，實為自古所少，其足以系漢人之望者如此。
而考其時勢，則正複黔、秦、蜀、湘盡陷，東南浙、閩、兩廣、江西蠢蠢思變，方于十三年歲杪議親征而未發之時，無論其為鎮定人心與否，要能無日不與士大夫講求治道，其去宦官宮妾蔽锢深宮之主遠矣。
十五年十月，命講官進講《通鑒》，以“前代得失有裨治道，撰拟講章進講。
”覆奏從《綱目》中擇切要事實，首列綱，次列目，每條後總括大義，撰為講說，先儒論斷亦酌量附入。
十六年，三藩盡叛，各地皆發之後，叛服之數曉然，兵事大有把握。
三月谕翰林院掌院學士喇沙裡：令翰林官将所作詩賦詞章及直行草書，不時進呈。
上召至懋勤殿，親自披閱，以禦臨書賜喇沙裡。
此又振興文事，為鴻博開科先聲，皆極得撫馭漢人之法。
兵事實力在八旗世仆，人心向背在漢士大夫，處漢人于師友之間，使忘其被征服之苦，論手腕亦極高明矣！ 故宮有聖祖巡幸出征時報告兩宮太後及訓示諸皇子之語，文理甚拙，字體亦劣，于康熙朝禦書文彩或有假借。
然南巡時對衆揮毫，傳布甚夥，斷非僞為；或道途手簡，轉是内豎等所代作，未可以此疑之。
是年五月初四日己卯，尚之信降。
而是日谕大學士等：“帝王之學，以明理為先，格物緻知，必資講論。
向來日講，唯講官敷陳講章，于經史精義未能研究印證，朕心終有未慊。
今思講學必互相闡發，方能融會義理，有裨身心。
以後日講，或應朕躬自講朱注，或解說講章，仍令講宮照常進講。
爾等會同翰林院掌院學士議奏。
”尋複議：“講官進講時，皇上或先将《四書》朱注講解，或先将《通鑒》等書講解，俾得仰瞻聖學。
講畢，講官仍照常進講。
”據此則帝于講官所進講章，拟于未講之先，自将講章向講官先講，然後由講官再訂正之，複議未敢任此也，聖祖則可謂好學矣。
自後日講時帝自晰經傳之旨極多，皆于進君子退小人，親賢遠佞之意，就聖賢之語有會而發，《東華錄》所載極多，不具錄。
十七年正月，诏舉“博學鴻儒”。
時三桂尚未稱帝，叛衆意尚堅，而海内士夫向往之誠，歌頌之盛，已視朝廷之舉動而日有加增矣。
曆年巡幸之事，若行圍講武，巡近畿訪民疾苦，巡邊，谒陵，親祀明陵，親禾勸耕，每奉太皇太後以行，所至亦以講官從，進講不辍。
其時關外勤樸之風未改，所經過無累于民，《實錄》累書其所幸，若士民之遊曆無異也。
時西南戰事方急，中原及畿輔，已晏然向治如此。
然都城北鄰蒙古察哈爾部，自太宗征服以後，林丹汗走死，其子額哲來降，得其傳國玺，念系元世祖嫡裔，封為親王，仍冠内蒙四十九旗之上。
傳至布爾尼，當康熙十四年，征其兵助讨藩變，不至，旋煽奈曼等部同叛。
以多铎孫信郡王鄂劄為撫遠大将軍，圖海為副，讨之，六閱月而平。
《史稿》《圖海傳》：“讨布爾尼時，禁旅多調發，圖海請籍八旗家奴骁健者率以行，在路騷掠一不問，至下令曰：&lsquo察哈爾，元裔，多珍寶，破之富且倍。
&rsquo于是士卒奮勇，無不一當百，戰于達祿，布爾尼設伏山谷，别以三千人來拒，既戰伏發，土默特兵挫，圖海分兵迎擊，敵以四百騎繼進，力戰覆其衆。
布爾尼乃悉衆出，用火攻，圖海令嚴陣待，連擊大破之，招撫人戶一千三百餘，布爾尼以三十騎遁。
科爾沁額驸沙津追斬之，察哈爾平。
”據此則滇亂年餘時，又對察哈爾用兵，除調不附察之蒙旗赴讨外，官軍主力，乃八旗家奴，則旗下正兵已盡發，可見南方軍事之棘。
但所謂家奴，即屬包衣下人物，誘以利即成勁旅，又可見八旗風氣之悍勁。
考《圖海傳》此文，舊史館傳所無，出李元度《先正事略》，李想自有本，今未能詳矣。
主撤藩者，親貴中無人，重臣若圖海，亦力持以為不可，莫洛等言之而聖祖用之，是廟谟先定，非群策也。
統兵大将則皆親貴，然一蹉跌即召回，無始終其事者，則運用在一心，非倚辦于一二大将也。
贊撤藩而出預軍事者，僅一莫洛，早為叛将所戕。
明珠輩幸而言中，以此徼後來之寵。
其時非有主持之力，聖祖随材器使，疆臣中得李之芳能捍閩浙之患，蔡毓榮能收雲南會師之功。
武臣中得西陲數将，張勇及王進寶、趙良棟，能與中原之師夾擊收效。
是皆因事見材，非先倚此數人而舉其事。
聖祖之平三藩，為奠定國基之第一事，少年智勇，确為事實。
又能功成不自驕滿，力辭尊号，唯務講學，開一代醇厚之風，較之明萬曆以來，不郊、不廟、不朝，而邊将小小捕斬之功，無歲不宣捷頒賞，君臣以功伐自欺，以進号蒙賞，糜費國财，互相愚濫，其氣象何啻天壤之隔也。
鴻博開科，正在滇變未平之日，而其時文運大昌，得才之盛，至今尚為美談，非特當時若不知西南之未靖，即後之論世者，亦若置三藩為又一時事，而以己未詞科為清代一太平盛事。
今為提出以時事相比論之，且應知己未詞科，純為聖祖定天下之大計，與乾隆丙辰之詞科，名同而其實大異，此論清事之一要點也。
康熙十八年三月朔，試薦舉博儒之士一百五十四人于體仁閣，先賜宴，後給卷，頒題“璇玑玉衡賦”，省耕二十韻。
讀卷官派大學士李爵、杜立德、馮溥，掌院學士葉方霭，凡四人。
取中一等二十名，二等三十名，俱入翰林，先已有官者授侍讀侍講，曾中進士者授編修，布衣生員以上授檢讨，俱令纂修《明史》。
其中理學、政治、考據、詞章、品行、事功，多有籠罩一代者。
而其誓死不就試者為尤高，至更能有高名而不被薦，尤為絕特，若顧炎武是矣。
是時高才博學之彥，多未忘明，朝廷以大科羅緻遺老，于盛名之士，無不攬取，其能薦士者，雖雜流牽官，亦許呈薦。
主事、内閣中書、庶吉士，猶為清班；若兵馬司指揮劉振基之薦張鴻烈，督捕理事張永琪薦吳元龍。
至到京而不入試者，亦授職放歸，若杜越、傅山諸人。
入試而故不完卷，亦予入等，若嚴繩孫之僅作一詩是也。
蓋皆循名求士，大半非士之有求于朝廷。
後來丙辰再舉大科，入試百九十三人，取一等五人，二等十人；補試二十六人，取一等一人，二等三人，試至兩場。
二等授職，貢監隻得庶吉士，逾年散館，有改主事、知縣者，而士以為至榮，且得士亦遠不及己未之品學。
部駁三品以下所薦，不準與試，皆以資格困之，是士有求朝廷矣。
故康熙之制科，在銷兵有望之時，正以此網羅遺賢，與天下士共天位，消海内漠視新朝之意，取士民之秀傑者以作興之，不敢言利祿之途，足以奔走一世也。
此事宜與平三藩之時代參觀，彌見聖祖作用。
第三節康熙妙取台灣省 三藩既平，國勢已振，而鄭氏猶踞台灣。
東南濱海之地，禁民勿居，又禁出海之民，以為堅壁清野之計；仍時時有海警。
八旗勁旅不習風濤，于此無能為役。
自三藩既平，滿人思以功名自奮者，自然乘時會而生。
台灣在卧榻之側，然唯漢人能圖之。
成大功者姚啟聖、施琅二人，而世皆傳姚之功為施所掩。
《國史》所紀，頗與私家所傳不盡合。
而台灣之曆史，以前多不明了，茲悉約為辨正焉。
古書無台灣之名，而其地距福建之泉州絕近，豈得古沿海之人一無聞見？近柯先生劭忞著《新元史》，于《外國·琉求傳》後系論曰：“琉求，今之台灣。
今之琉求，至明始與中國通，或乃妄傳為一，誤莫甚矣。
”此說極是。
史書中琉求有傳，唯《隋書》、《宋史》及《元史》。
《隋書》雲：“琉求國居海島之中，當建安郡東，水行五日而至。
”隋建安郡，當今興、泉、漳、汀濱海諸郡地。
又雲：“大業元年，海師何蠻等，每春秋二時，天清風靜，東望依希似有煙霧之氣，亦不知幾千裡。
三年，炀帝令羽騎尉朱寬入海求訪異俗，何蠻言之，遂與蠻俱往，到琉求國，言不相通，掠一人而返。
明年又往，撫慰不從，取其布甲而還。
”《宋史》：“淳熙間，琉求人猝至泉州水澳、圍頭等村殺掠，人閉戶則免。
”《元史》：“琉求在南海之東，漳、泉、興、福四州界内，澎湖諸島與琉求相對，亦素不通。
天氣清明時，望之隐約若煙若霧，其遠不知幾千裡也。
西南北岸皆水，至澎湖漸低。
近琉求則謂之落漈。
漈者，水趨下而不回也。
凡西岸漁舟到澎湖以下，遇飓風發作，飄流落漈，回者百一。
琉求在外夷，最小而險者也。
世祖至元末，遣使楊祥、阮鑒等往宣撫，以二十九年三月二十九日自汀路尾嶼舟行，至是日巳時，海洋中正東望見有山長而低者，約去五十裡，祥稱是琉求國，鑒稱不知的否。
祥乘小舟至低山下，以人衆不親上岸，令軍官劉閏等二百餘人，以小舟十一艘載軍器，領三嶼人陳輝者登岸，岸上人衆，不曉三嶼人語，為其殺死者三人，遂還。
四月二日至澎湖。
” 據諸史所言，地望距泉、汀極近。
自汀屬海嶼往，且不過一日可達，部署登岸，被抗而還，抵澎湖計亦不過一兩日程，其為台灣地無疑。
至明洪武初所诏谕之琉球，則俨然舊國，與元以前所記無文字、無年歲、無疆理、無官屬者，文野迥異。
國有三王，曰中山、曰山南、曰山北，皆以尚為姓，而中山最強。
洪武五年正月，命行人楊載以即位建元诏去其國，自是随使入朝貢，奉箋表無虛歲。
三王疊來，且請子弟入國學。
其距中國道裡，據《清通典》，自福州五虎門出海，曆程一千七百裡至其國。
據《琉球國志略》，康熙五十八年遣使測量，琉球偏東五十四度，距福州八度三十分，推算徑直海面一千七百裡，船行則福州至姑米山四十更，計二千四百裡，回五十更，計三千裡雲。
與五日程之說大異，故曰《新元史》之說确也。
《清一統志》尚以曆史之琉求為明以來之琉球，其叙台灣，莫詳于《國史·施琅傳》，琅疏言：“明季設澎水标于金門，出汛至澎湖而止。
台灣原屬化外，土番雜處，未入版圖，然其時中國之民，潛往生聚于其間，已不下萬人。
鄭芝龍為海寇時，以為巢穴。
及崇祯元年，鄭芝龍就撫，借與紅毛為互市之所，紅毛遂聯結土番，招納内地民，成一海外之國，漸作邊患。
至順治十八年，海逆鄭成功攻破之，盤踞其地。
”據此，則台灣原為鄭氏巢穴，特距其地于土番之中，未有建置之規劃。
至芝龍就撫于明，乃以台借紅毛，為互市所，則亦若澳門之于葡萄牙，本以為好而相假，非紅毛以力取之也。
紅毛為其時西洋人之通稱，實為荷蘭國人。
紅毛經營三十餘年，乃成一海外之國，成功乃以兵力逐久假不歸之荷蘭，又傳子至孫，奉明正朔者二十餘年。
是則開辟台灣者始終為鄭氏。
姚啟聖為清代平台首功。
諸家記啟聖事，謂生于鄭芝龍起事之歲，至年六十而台灣鄭氏亡，啟聖亦卒，以為天特生啟聖與台灣相終始。
啟聖生明天啟四年甲子，芝龍入台即在是年，至崇祯元年即讓與紅毛而身就撫，是據台不過四年，且無海外立國之計，一招即受撫，其不重視台可知也。
此既名為台灣以後之曆史也。
姚啟聖人奇事奇，輕俠豪縱，為路人可以殺人報仇，恤人患難，可以不自顧其身命；以犯法亡入旗。
在明末本為浙江會稽籍諸生，入旗後中康熙二年旗籍第一名舉人，出為縣令，多奇特之行。
康親王傑書統兵讨耿精忠，啟聖從立功，洊升至福建布政使，尋擢總督。
台灣鄭經，即成功子，閩亂以來，屢侵略福建沿海郡邑，其将劉國軒尤能軍。
啟聖禦之，連複所侵地，遂以收全台為己任，開修來館以納降，不惜金錢重賄，多行反間，以攜其黨。
不終歲，将士降者二萬餘人。
又請前被裁之水師提督施琅，以百口保其複任。
施琅者，泉州晉江人，雄傑習于海，故隸芝龍部。
芝龍降于貝勒博洛，琅族叔福從之；琅從成功招，留為明用。
既而與成功不相得，遁歸福所。
琅父大宣及弟顯，俱為成功所殺。
琅既歸新朝，久之無所遇，歸居泉州。
順治十一年十二月，朝命鄭親王世子濟度為定遠大将軍征成功，入泉州，拔琅從軍。
十二年，成功攻福州，琅擊卻有功，授同安副将，進總兵。
康熙元年，擢水師提督。
時成功已死，子經統其衆。
琅累戰有功，加右都督，授靖海将軍。
康熙七年，密陳鄭氏克取狀，而部議難之，且以為疑，遂裁水師提督，召琅入為内大臣，隸鑲黃旗将軍。
十六年，複水師提督，啟聖累保琅，未用。
二十年，鄭經又死，子克塽幼。
内閣學士李光地亦奏保琅，乃複任琅為水師提督焉。
先是，鄭氏已屢敗，盡棄閩省海邊地，并海壇、金門、廈門等群島。
鄭氏之衆，悉歸台灣。
旗軍在閩無所用，啟聖使客說耿精忠自請入朝，亦勸康親王傑書請班師，悉其供億之費，從事平台。
時鄭克塽襲稱延平王，而事皆取決于其下劉國軒、馮錫範。
琅以國軒最悍，時方守澎湖，計一戰破之，則台灣可不戰下；遂以二十二年六月攻澎湖，力戰克之，國軒遁歸台灣，克塽及錫範等果震懾乞降。
琅以八月率師入台受降，克塽及國軒、錫範以下皆出降。
琅由海道專奏捷，而啟聖則馳驿入奏，遲琅奏二十日而達。
聖祖得捷音甚喜，立封琅靖梅侯。
啟聖以積年經畫之勞，賞竟弗及。
會啟聖又奏言“廟谟天定，微臣無力”，聖祖益疑其有怨望意，未幾啟聖以疽發背卒。
卒後，尚論之士多有為啟聖鳴不平者，因于琅有貶辭。
其實為國立功，琅與啟聖所見自同，唯其奏捷取巧，受爵不讓，有攘功之迹，掠賞之情，亦可議者。
其論台灣之善後，朝議主遷民棄地不設守。
李光地為泉州産，于此役頗自謂有所參預，聖祖亦以其曉事，詢問之。
光地尤主張招紅毛畀以其地，此見光地自撰《語錄》及《年譜》；聖祖不納。
琅疏争其事，略言：“順治十八年，鄭成功攻紅毛破之，踞台灣地，窺伺南北，侵犯江、浙，傳及其孫克塽，積數十年。
一旦畏天威，懷聖德，納土歸命，以未辟之方輿，資東南之保障，永絕海邦禍患，人力所能緻之。
若棄其地，遷其人，以有限之船，渡無限之民，非數年難以報竣。
倘渡載不盡，竄匿山谷，所謂借寇兵而赍盜糧也。
且此地原為紅毛所有，時在垂涎，乘隙複踞，必竊窺内地，重以夾闆船之精堅，海外無敵，沿海諸省，斷難晏然。
至時複勒師遠征，恐未易見效。
如僅守澎湖，則孤懸狂洋之中，土地單薄，遠隔金門、廈門，出足不受制于彼，而能一朝居哉！部臣蘇拜、撫臣金铉等，以未履其地，莫敢擔承。
臣伏思海氛既靖，汰内地溢設之官兵，分防兩處，台灣設總兵一、水師副将一、陸營參将二、兵八千，澎湖設水師副将一、兵二千。
初無添兵增饷之費，已足固守。
其總副參遊等官，定以二三年轉升内地，誰不勉力竭忠！其地正賦雜糧，暫行蠲免。
現在一萬之兵，仍給全饷，即不盡資内地轉輸。
蓋籌天下形勢，必期萬全。
台灣雖在外島，實關四省要害，無論耕種猶資兵食，固當議留；即荒壤必借内地挽運，而欲其不為紅毛，亦斷不可棄。
棄之必釀成大禍，留之誠永固邊隅。
事關封疆重大，伏祈乾斷施行。
”疏入，下議政王大臣等議，仍未決。
總督啟聖從琅議。
上召詢廷臣，大學士李霨是琅；尋侍郎蘇拜亦請從琅，與啟聖同議，請設總兵等宮及水陸兵，并設三縣、一府、一巡道。
上允行。
蓋成琅之美者啟聖也，琅實負啟聖，啟聖何嘗忌琅。
其卒于是年，亦壽數适然耳；必謂憤郁緻死，不淺之乎論啟聖哉！琅又疏言：“克塽納土歸誠，應攜族屬，劉國軒、馮錫範應攜家口，同明裔朱恒（《小腆紀傳》作魯世子桓）等，俱令赴京。
其武職官一千六百有奇，文職官四百有奇，應候部議。
降兵四萬餘人，或入伍，或歸農。
”诏授克塽公銜，國軒、錫範伯銜，俱隸上三旗；其餘職官及朱恒等，命于附近各省安插墾荒。
旋授國軒天津總兵。
終清之世，鄭氏之後及國軒、錫範，皆以世襲佐領，轄其所屬，至清亡乃止。
第四節治民先要治河 河患恒在大亂之後，兵事正殷，無能顧及此事也。
清興，治河有名者，世祖時即用楊方興、朱之錫二人，先後為總河。
其時無所謂科學，方法皆得之工人之經驗。
其為治河名臣者，第一系廉潔，第二即勤懇。
廉潔則所費國帑，悉數到工；勤懇則視工事為身事，可以弭河患者無不留心，除力所不及外，不至以玩忽肇禍。
有此二者，其收效恒在徒講科學者之上，蓋雖精科學，仍當以廉潔勤懇為運用科學之根本也。
方興、之錫皆足以當之。
順治元年五月，攝政王兵始入京。
六月，遣王鳌永招撫山東、河南。
七月即命方興總督河道。
十四年乞休還京師，所居僅蔽風雨，布衣蔬食，四壁蕭然。
代者即之錫，亦任十年，至康熙五年卒官。
時總督朱昌祚奏之錫遺績言：“之錫治河十載，綢缪旱潦，則盡瘁昕宵；疏浚堤渠，則馳驅南北。
受事之初，河庫儲銀十餘萬，頻年撙節，見今财庫四十六萬有奇。
及至積勞撄疾，以河事孔亟，不敢請告，北往臨清，南至邳、宿，夙病日增，遂以不起。
”此皆述其實，非溢美也。
徐、兖、淮、揚間頌之錫惠政，相傳死為河神。
乾隆時，高宗巡視河工，順民意封“佑安助順永甯侯”神号，春秋祠祭，民稱之曰朱大王雲。
後數年乃得名河臣靳輔。
輔任總河在康熙十六年，時吳三桂叛，諸藩、諸降将響應，兵事極棘，河道不治，先後潰決，淮、黃交病，水浸淫四出，下河七州縣淹為大澤，淮水全入運河，清口涸為陸地。
十六年略有轉機，中原已無動搖之象，而輔以先任皖撫，帝獎其實心任事，急欲治河，遂授為河道總督。
輔到官，即周度形勢，博采輿論，為八疏同日上之。
議疏下流，治上流，塞黃、淮各處決口，規劃甚備。
又議經費所出，計需銀二百十四萬八千有奇，應令直隸、江南、浙江、山東、江西、湖北各州縣借征康熙二十年田賦十之一，工成後由淮、揚被水田畝涸出收獲，及運河通行經過商貨征稅補還。
又議裁并冗員，明定職守，嚴河工處分，諱決如諱盜例。
又議官吏工成優叙。
複議工竣後守堤兵役。
期二百日畢工，日用夫十二萬三千有奇。
當時工料之賤如此。
而廷議以軍興難其事，謂募夫太多慮擾民。
帝命輔熟籌，乃寬其期限為四百日，運土改用車馱，募夫可減至四之一。
廷議允行。
于是治河始有徹底之計劃。
十八年，如期工竟，急謀增賦，議淮、揚已漸有涸出地苗，除丈量還民外，餘田可行屯田法。
時論以為有礙民業，乃不直輔，而所修之工亦有小決處，河水亦未盡複故道，輔自請處分。
部議當奪官。
帝命輔戴罪督修。
部又以決口議令輔賠修，帝以賠修非輔所能任，不允。
此皆帝之能用才，不聽有司以文法困之也。
既而議者謂：“下河被水，輔乃築堤堵水不使下，何不就下河浚使出海，而反蓄水于高處，既徒拂就下之性，又以下河所涸地，規屯田之利以病民。
”劾輔甚厲。
劾之者皆正人，若于成龍、湯斌皆是。
帝詢淮、揚仕京朝者，侍讀喬萊等亦右成龍。
而輔堅持堵築，謂下河不可浚使出海。
帝意不能不從衆議；令侍郎孫在豐董浚口之役，發帑二十萬專任之，總河仍任輔。
輔言：“下河形如釜底，近海轉高，浚之水不能出，徒令海水倒灌為患。
”持之甚堅。
言官劾輔請加罪，至比之舜之殛鲧，又言屯田累民，并及其幕客陳潢，罪狀無所不至。
禦史郭琇既劾輔，同時劾大學士明珠，直聲震天下。
而劾明珠疏亦及輔，以故輔之功罪，時論頗不定，至今紀載中尚然。
帝谕廷臣：“輔挑河築堤，漕運無誤，不可謂無功；屯田事亦難逃罪。
近論其過者甚多，人窮則呼天，輔不陳辯朕前，複何所控告耶？”時在康熙二十七年三月，帝禦乾清門，召輔與成龍、琇等廷辯，輔、成龍于築堤浚口各持所見不相下，琇獨言輔屯田害民。
輔引咎，遂坐罷，諸右輔者并降谪有差，陳潢亦坐譴。
清初治河，必兼治運。
元明以來，建都在北，而糧從南來，運道獨恃一水。
運河絕黃河而北，故治河必先顧運，視今海陸皆有輪軌為交通情形迥異，故瞻顧尤多。
輔既治河，又以漕運向有河運一節；蓋清口而上，漕艘行黃河中有百八十裡，乃再入運。
輔以避風濤之險，自駱馬湖鑿渠，曆宿遷、桃源，至清河仲家莊出口，名曰中河。
對清口僅行黃河數裡，即入中河，直達張莊入運。
此與明初陳瑄鑿清江浦導水由管家湖入鴨陳口達淮謂之清口者，為淮南北兩大功。
當築堤浚口兩論未定以前，先有此通漕成績，故不獲罪。
後在豐浚口功卒不就，成龍等亦皆認主張之非。
三十年，帝複思起用輔，而輔以老辭矣。
帝于三藩平後，即親視河南巡。
二十三年、二十八年兩次南巡，皆閱河，益獎谕輔。
及是，帝言：“朕聽政後，以三藩及河務、漕運為三大事，書宮中柱上，至今尚存。
”河務不得人，必誤漕運，及輔未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