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節 勞動階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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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為利。
遠征海稻供邊食，豈如多種邊頭地。
原來漕米到達時，所以不足原額者，多因“覆舟敗挽”之故，“部吏舟人（想系船主），相挾為奸”，遂至挽者，無辜受累，緻“死者不可勝數”，亦雲慘矣。
四 勞動階級之逃亡 勞動階級之逃亡，因（一）課役之繁苛，（二）天災兵禍之頻仍，（三）貴族富人之兼并土地，生活壓迫。
在此逃亡中，自耕農，多降為佃戶。
蓋當時貴族階級，占有百頃或數千頃之莊園，自家奴隸不夠耕種，深感勞動力之缺乏，皆願逃亡之農民居其莊園，為彼工作，稱之為客戶、佃戶，或莊客、寄莊戶。
《冊府元龜》卷四九五引“天寶十一年诏”雲： 乃别停客戶，使其佃食，既奪居人之業，實生浮惰之端&hellip&hellip并潛停客戶，有官者私營農，如辄有違犯，無官者決杖四十，有官者錄奏取處分。
足證莊園主人，歡迎客戶（即座客），使其租耕田地。
客戶對于莊主，所納租稅，皆系谷類，或其他農作物，稅額極重。
每畝歲稅至一石或五鬥，比諸官稅，多至十倍。
《新唐書》卷五二《食貨志》（二）引陸宣公之言曰： 今富者萬畝，貧者無容足之居，依托強家，為其私屬，終歲勤勞，常患不充。
有田之家，坐食租稅，京畿田畝稅五升，而私家收租畝一石，官取一，私取十，穑者安得足食。
莊客收獲之大半，已納于莊主，數口之家，焉能足食，且除私稅外，中唐以後，并納官稅。
《舊唐書》卷四八《食貨志》（上）雲： 代宗大曆四年正月十八日敕，有司定天下百姓及王公以下每年稅錢，分為九等&hellip&hellip其寄莊戶，準舊例，從八等戶稅，寄住戶從九等戶稅，比類百姓，事恐不均，宜各自加一等稅。
其諸浮色客及權時寄住戶等，無問有官無官，亦所在為兩等收稅，稍殷有者準八等戶，餘準九等戶。
唐初租庸調之制，客戶、寄莊戶皆不納稅，惟自租庸調之法壞，戶稅法興，始納八等戶稅或九等戶稅。
唐初客戶，因免課役，所以苦于誅求之自耕農，逃入貴族階級莊園，為其寄莊戶者，為數極多。
代宗課以戶稅，蓋為制止逃亡之風也。
玄宗開元九年，宇文融為勸農使，檢察天下戶口，得客戶八十萬，時全國戶口計七百餘萬，約占十分之一，則代宗時代，鄉居土著十不存半，客戶尤多。
《唐會要》卷八五“寶應元年四月诏”雲：“近日以來，百姓逃散，至于戶口，十不存半。
”足知安史亂後，人民逃亡為客戶者數量之增加。
德宗建中初，《通典》卷七謂“土戶百八十餘萬，客戶百三十餘萬”，然據《通考》卷三記載，實不止此。
兵亂之後，至是三百餘萬，既曰土著，百無四五，是主戶十五餘萬，浮客二百八十餘萬也。
再據《舊唐書》卷一一八《楊炎傳》：“鄉居地著者，十不四五。
”則德宗時代，客戶實占天下戶口之半，為二分之一，比玄宗時代十分之一，相差過巨。
社會轉變，戶籍浮動，于此益信。
勞動階級，逃亡數量之激增，影響所及，誠重且大，第一國家财政，收入之減少；第二，貴族階級之大地主，勢力之增大，結果必緻國家貧弱，發生變亂。
《唐會要》卷八五引“李峤上表”雲： 此等浮衣寓食，積歲淹年，王役不供，簿籍不挂，或出入關防，或往來山澤，非直課調虛蠲，阙于恒賦，亦自誘動愚俗，堪為禍患，不可不深慮也。
因此法律上，對于逃亡，嚴行禁止，違者課罪。
《唐律疏議》卷二八《捕亡》律文雲： 即人有課役，全戶亡者，亦如之（一日笞三十，十日加一等，罪止徒三年）；若有軍名而亡者，加一等；其人無課役，及非全戶亡者，減二等；即女戶亡者，又減三等；其裡正及監臨主司，故縱戶口亡者，各與同罪，不知情者不坐。
然人民以環境壓迫，逃亡之風依然未減。
所以統治者對于逃亡善後辦法，另謀良圖。
第一保護逃亡戶之田宅；第二逃戶複歸，免除租稅；第三編附流民于寄住地戶籍。
茲分述之如下： （一）保護逃亡之田宅 唐初人民逃亡，地方官皆變賣其田宅，緻其歸鄉，無家可居、無地可耕，殊非撫輯善策。
玄宗天寶十四年，特令官吏保其田宅。
《唐會要》卷八五“逃戶”條雲： 十四載八月制，天下諸郡逃戶有田宅産業，妄被人破除，并緣欠負租庸，先已親鄰買賣，及其歸複，無所依投，永言此流，須加安輯，應有複業者，宜并卻還，縱已代出租稅，亦不在征賠之限。
然保管田宅，究非善策，肅宗乾元三年，乃改為賃租，以充課稅，待逃戶還時歸之。
同書同卷同條雲： 自今已後，應有逃戶田宅，并須官為租賃，取其價值，以充課稅，逃人歸複，宜并卻還，所由亦不得稱負欠租賦，别有征索。
倘逃戶歸還無期，出租辦法，亦未盡妥，故至代宗廣德二年，又改授浮客耕種，二年以後，逃戶未歸，即為其所有。
同書同卷同條雲： 廣德二年四月敕，如有浮客，情願編附，請射逃人物業者，便準式據丁口給授。
如二年以上，種植家業成者，雖本主到，不在卻還限，任别給授。
宣宗、懿宗時，又延長至五年，換言之，即浮客耕種逃戶之田地，逃戶五年未歸，始歸其所有。
（二）免除租稅 人民逃
遠征海稻供邊食，豈如多種邊頭地。
原來漕米到達時，所以不足原額者，多因“覆舟敗挽”之故，“部吏舟人（想系船主），相挾為奸”，遂至挽者，無辜受累，緻“死者不可勝數”，亦雲慘矣。
四 勞動階級之逃亡 勞動階級之逃亡，因（一）課役之繁苛，（二）天災兵禍之頻仍，（三）貴族富人之兼并土地，生活壓迫。
在此逃亡中，自耕農，多降為佃戶。
蓋當時貴族階級，占有百頃或數千頃之莊園，自家奴隸不夠耕種，深感勞動力之缺乏，皆願逃亡之農民居其莊園，為彼工作，稱之為客戶、佃戶，或莊客、寄莊戶。
《冊府元龜》卷四九五引“天寶十一年诏”雲： 乃别停客戶，使其佃食，既奪居人之業，實生浮惰之端&hellip&hellip并潛停客戶，有官者私營農，如辄有違犯，無官者決杖四十，有官者錄奏取處分。
足證莊園主人，歡迎客戶（即座客），使其租耕田地。
客戶對于莊主，所納租稅，皆系谷類，或其他農作物，稅額極重。
每畝歲稅至一石或五鬥，比諸官稅，多至十倍。
《新唐書》卷五二《食貨志》（二）引陸宣公之言曰： 今富者萬畝，貧者無容足之居，依托強家，為其私屬，終歲勤勞，常患不充。
有田之家，坐食租稅，京畿田畝稅五升，而私家收租畝一石，官取一，私取十，穑者安得足食。
莊客收獲之大半，已納于莊主，數口之家，焉能足食，且除私稅外，中唐以後，并納官稅。
《舊唐書》卷四八《食貨志》（上）雲： 代宗大曆四年正月十八日敕，有司定天下百姓及王公以下每年稅錢，分為九等&hellip&hellip其寄莊戶，準舊例，從八等戶稅，寄住戶從九等戶稅，比類百姓，事恐不均，宜各自加一等稅。
其諸浮色客及權時寄住戶等，無問有官無官，亦所在為兩等收稅，稍殷有者準八等戶，餘準九等戶。
唐初租庸調之制，客戶、寄莊戶皆不納稅，惟自租庸調之法壞，戶稅法興，始納八等戶稅或九等戶稅。
唐初客戶，因免課役，所以苦于誅求之自耕農，逃入貴族階級莊園，為其寄莊戶者，為數極多。
代宗課以戶稅，蓋為制止逃亡之風也。
玄宗開元九年，宇文融為勸農使，檢察天下戶口，得客戶八十萬，時全國戶口計七百餘萬，約占十分之一，則代宗時代，鄉居土著十不存半，客戶尤多。
《唐會要》卷八五“寶應元年四月诏”雲：“近日以來，百姓逃散，至于戶口，十不存半。
”足知安史亂後，人民逃亡為客戶者數量之增加。
德宗建中初，《通典》卷七謂“土戶百八十餘萬，客戶百三十餘萬”，然據《通考》卷三記載，實不止此。
兵亂之後，至是三百餘萬，既曰土著，百無四五，是主戶十五餘萬，浮客二百八十餘萬也。
再據《舊唐書》卷一一八《楊炎傳》：“鄉居地著者，十不四五。
”則德宗時代，客戶實占天下戶口之半，為二分之一，比玄宗時代十分之一，相差過巨。
社會轉變，戶籍浮動，于此益信。
勞動階級，逃亡數量之激增，影響所及，誠重且大，第一國家财政，收入之減少；第二，貴族階級之大地主，勢力之增大，結果必緻國家貧弱，發生變亂。
《唐會要》卷八五引“李峤上表”雲： 此等浮衣寓食，積歲淹年，王役不供，簿籍不挂，或出入關防，或往來山澤，非直課調虛蠲，阙于恒賦，亦自誘動愚俗，堪為禍患，不可不深慮也。
因此法律上，對于逃亡，嚴行禁止，違者課罪。
《唐律疏議》卷二八《捕亡》律文雲： 即人有課役，全戶亡者，亦如之（一日笞三十，十日加一等，罪止徒三年）；若有軍名而亡者，加一等；其人無課役，及非全戶亡者，減二等；即女戶亡者，又減三等；其裡正及監臨主司，故縱戶口亡者，各與同罪，不知情者不坐。
然人民以環境壓迫，逃亡之風依然未減。
所以統治者對于逃亡善後辦法，另謀良圖。
第一保護逃亡戶之田宅；第二逃戶複歸，免除租稅；第三編附流民于寄住地戶籍。
茲分述之如下： （一）保護逃亡之田宅 唐初人民逃亡，地方官皆變賣其田宅，緻其歸鄉，無家可居、無地可耕，殊非撫輯善策。
玄宗天寶十四年，特令官吏保其田宅。
《唐會要》卷八五“逃戶”條雲： 十四載八月制，天下諸郡逃戶有田宅産業，妄被人破除，并緣欠負租庸，先已親鄰買賣，及其歸複，無所依投，永言此流，須加安輯，應有複業者，宜并卻還，縱已代出租稅，亦不在征賠之限。
然保管田宅，究非善策，肅宗乾元三年，乃改為賃租，以充課稅，待逃戶還時歸之。
同書同卷同條雲： 自今已後，應有逃戶田宅，并須官為租賃，取其價值，以充課稅，逃人歸複，宜并卻還，所由亦不得稱負欠租賦，别有征索。
倘逃戶歸還無期，出租辦法，亦未盡妥，故至代宗廣德二年，又改授浮客耕種，二年以後，逃戶未歸，即為其所有。
同書同卷同條雲： 廣德二年四月敕，如有浮客，情願編附，請射逃人物業者，便準式據丁口給授。
如二年以上，種植家業成者，雖本主到，不在卻還限，任别給授。
宣宗、懿宗時，又延長至五年，換言之，即浮客耕種逃戶之田地，逃戶五年未歸，始歸其所有。
（二）免除租稅 人民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