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 賤民階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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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lip戒家奴毋出外，忽遣奴取漿公廚，既而悔焉，曰：“要當借汝頭以明法。
”命斬奴，奴稱冤&hellip&hellip（《新唐書》卷九五《窦軌傳》） （張）直方至，宣宗&hellip&hellip下遷骁衛将軍，奴婢細過辄殺。
（同上卷二一二《張直方傳》） 奴私侍兒，詢将戮之，奴懼，結牙将作亂，夜攻詢，滅其家。
（同上卷一三二《沈詢傳》） 平心論之，張直方以細故殺奴，猶可說也。
窦軌自遣奴出外取漿，反謂為犯法，執而殺之，實屬無道。
按律，犯法者，軌也。
軌縱不自繩，亦不應處奴以死罪。
在法律上，明白規定，奴奸婢者杖九十，何況又為和奸而非強奸，沈詢直欲法外用刑，加以死罪，故無怪其反也。
至于奴殺主，則認為大逆不道，縱遇國家特赦，亦不在赦例。
《唐大诏令》雲： 武德元年&hellip&hellip自五月二十日昧爽以前，罪無輕重&hellip&hellip皆赦除之。
子殺父，奴殺主，不在赦限。
（《神堯即位赦》） 《新唐書》卷八五《窦建德傳》亦雲： 滑州刺史王軌為奴所殺，奴以首奔建德，建德曰：“奴殺主，大逆，納之不可不賞，賞逆則廢教，将焉用命？”命斬奴而反軌首。
奴本有功于建德，惟在此主奴階級森嚴之下，反受犧牲，嗟哉賤民。
（三）訴訟上 唐代良奴訴訟，雖有明文規定。
惟實際上，矛盾多端，茲據《唐律疏議》律文記錄如下： 部曲、奴婢為主隐：皆勿論。
疏議雲，“部曲、奴婢，主不為隐，聽為主隐，非謀逆以上并不坐”。
（卷六《名例六》） 按“同居相為隐”，本為唐律原則。
惟遇謀反、謀叛、謀大逆三大事，則奴不得為主隐，必訴于官。
不然，萬一事發，則同沒入官。
然若除此三大事，奴隸訴主，亦受死罪。
《唐律疏議》雲： 諸部曲、奴婢告主，非謀反、逆、叛者，皆絞；告主之期親及外祖父母者，流。
（卷二四《鬥訟四》） 至于主告奴，且為誣告，該得何罪？同書又雲： 其主誣告部曲奴婢者，即同誣告子孫之例，其主不在坐例（同卷同條）。
主誣告奴，既不在坐例，若非誣告，更不用說矣。
法律雖如此規定，然奴告主，縱是謀反，謀逆，亦“官官相護”，奴反受罪。
《新唐書》卷九七《魏暮傳》記載，即足證明： 大理卿馬曙有犀铠數十首，懼而瘗之。
奴王慶以怨告曙藏甲有異謀，按之無它狀，投曙嶺外，慶免。
議者謂奴訴主，法不聽，暮引律固争，卒論慶死。
奴隸告主，律有明文，惟議者反謂“奴訴主，法不聽”，究不知何所據而雲然。
可知唐代社會，乃以“入主出奴”為原則，固不斤斤于法律也。
茲為簡便起見，綜合主奴處罰不平等之事項，表列如下： 然賤民身份，雖然卑下，不過遇本主勢盛一時，亦常狐假虎威，欺侮良人，以下記錄，可為一般之鑒： 成安公主奪民園，不酬值，朝隐取主奴杖之。
（《新唐書》卷一二九《李朝隐傳》） 時大行将蒇陵事，禁屠殺，尚父郭子儀家奴宰羊。
（同書卷一三〇《裴谞傳》） 張易之家奴，淩暴百姓，橫甚，元忠笞殺之。
（同書卷一二二《魏元忠傳》） 不過此舉，總非賤民之幸，蓋憑勢侮良，取得财物，不一定歸為己有，惟發生禍端，則一身承當。
所謂“小人得勢，自忘形穢”，可笑亦複可憐也。
七 賤民階級之解放運動 唐代賤民，既如此其多，所受待遇，又如此其苛，然本主中，不乏仁慈；賤民中，亦不少英傑，起而為解放運動。
解放運動之方式，約分為被動與自動兩種。
被動之解放，又分為（一）國家及本主恩免，（二）主亡及老免兩種。
自動之解放，亦分為（一）逃亡，（二）叛變兩種。
茲分述之如下： （一）被動之解放 1．國家及本主恩免。
此種恩免，隻限于官賤民。
唐代官賤民之解放，經三個階級，即前所謂“一免為番，再免為雜戶，三免為良人”是也。
此種制度，至元改為“一免為良人”。
按唐太宗初即位，即放宮女三千餘人，後世傳為美談。
茲列舉唐代國家恩免之情況，如下： 太宗貞觀二年三月&hellip&hellip遣禦史大夫杜淹巡關内諸州。
出禦府金寶，贖男自賣者，還其父母。
（《舊唐書·太宗本紀》） 敬宗&hellip&hellip放掖庭内園沒入者。
（《新唐書》卷八《敬宗本紀》） 文宗&hellip&hellip出宮女三千，省教坊樂工翰林伎術冗員千二百七十人。
（同上卷八《文宗本紀》） 文宗&hellip&hellip出宮女千人。
（同上） 至于本主恩免，例亦不少，爰錄之如下： 羅讓累遷至福建觀察使，兼禦史中丞，甚著仁惠，有以女奴遺讓，讓訪其所自曰：本某寺家人兄姊九人，皆為官所鬻，其留者唯老母自，讓慘然焚其書，以歸其母。
（《太平禦覽》卷五〇〇《人事部·奴婢》） 武德五年，安州刺史李大亮以破輔公祐功，賜奴婢百人，大亮曰：“汝輩多衣冠子女，破亡至此，吾亦何忍以汝為賤隸乎。
”一一皆放還。
（《唐會要》卷八六“奴婢”條） （韓公）請燒棄佛骨，疏入，貶潮州刺史，移袁州刺史，百姓以男女為人隸者，公皆計，傭以償其值而出歸之。
（《李翺文集·故政議大夫行尚書吏侍郎上柱國賜紫金魚袋贈禮部尚書韓公行狀》） 所謂“丹書”，乃官賤民籍，由來已久，《左傳·襄公二十三年》謂“裴豹隸也，著于丹書”。
《唐大诏令》卷五“改元天複赦”亦有“丹書之辱”之語。
故賤民解放為良，在官奴方面必毀丹書，在私奴方面，必除附籍。
唐代私奴，除附籍之手續，《唐律疏議》卷一二《戶婚一》規定如下： 諸放部曲為良，已給放書，而壓為賤者徒二年。
若壓為部曲及放奴婢為良，而壓為賤者，各減一等&hellip&hellip疏議雲：依戶令放奴婢為良及部曲客女者，并聽之，皆由家長手書，長子以下連署，仍經本署申牒除附。
據此則私奴被放為良，須經三道手續，第一家長予手書，第二長子以下連署，第三本署申牒除附，方為合法。
倘不依此手續，詐除名者，律有明文，須受處罰。
諸詐自複除者，詐死及詐去工樂雜戶者，徒三年。
疏議雲：&hellip&hellip詐去工樂雜戶等名字者，徒二年，其太常音聲人，州縣有貫，詐去音聲人名者，亦同工樂之罪。
（《唐律疏議》卷二五《詐僞》） 足知唐代賤民，無論官私，一“進”一“放”，皆有一定之程序，不可混忽輕視。
倘經放為良，不改本行，亦受處罰，《唐律疏議》卷四《名例四》疏議雲： 工樂雜戶之類，會赦之後，經責簿帳，即須改正，不改正，亦如本犯之律。
2．主亡及老免 倘遇本主死亡，或本身年老，皆可免為良人。
《新唐書》卷五一《食貨志》（一）雲： 武宗即位，廢浮圖法，天下毀寺四千八百，招提蘭若四萬，籍僧尼為民二十六萬五千人，奴婢十五萬人，田數千頃。
此為本主喪亡，解放為良之例，前引《唐六典》卷六“都官”條雲： 一免為番戶，再免為雜戶，三免為良人，皆因赦宥所及則免之。
年六十及廢疾，雖赦令不該，并免為番戶；七十則為良人，任所居樂處而編附之。
此為老免之例。
六十及殘疾者免為番戶，七十者免為良人。
至于賤民解放後之善後辦法，國家亦妥為籌措，據《新唐書》卷五一、五二《食貨志》記載，約分為三項（文長不錄）。
（1）奴婢縱為良人，給複三年； （2）浮民、部曲、客女、奴婢，縱為良者，附寬鄉； （3）武宗即位，廢浮圖法&hellip&hellip腴田鬻錢送戶部，中下田給寺家奴婢。
蓋賤民于解放前，多系無産階級，一經解放，倘不善為其後，豈不置之于死地，或逼之走險。
所以附寬鄉，給田畝及複三年之辦法，自為解決賤民生活必不可少之圖。
（二）自動之解放 1．逃亡 賤民如此受壓迫，稍有志氣者，絕難忍受，倘有機可乘，當然“三十六計，走為上計”。
不然，即發生暴動，打倒統治者。
茲先叙其逃亡事實如下： 代宗纂業之始&hellip&hellip元載專政&hellip&hellip及載受戮，而逸奴為平盧軍卒。
（《杜陽雜編》卷二） 李宜得本賤人，背主逃，當玄宗起義，與王毛仲等立功，宜得官至武衛将軍，舊主遏諸途，趨而避之，不敢仰視&hellip&hellip（《朝野佥載》） 官奴曹達犯罪，（王）勃匿之，既懼事洩，殺達滅口，事覺當誅，會赦除名。
（《全唐文》卷一七七“王勃”） 惟法律上，對于賤民逃亡及藏匿之者，處罰頗嚴。
《唐律疏議》雲： 若得逃亡奴婢，不送官而賣者，以和誘論；藏匿者減一等，坐之。
即私奴婢買子孫及乞取者，準盜論，乞賣者，與同罪。
（卷二〇《賊盜四》） 諸官戶官奴婢亡者，一日杖六十，三日加一等（部曲私奴婢亦同）。
主司不覺亡者，一口笞三十，五口加一等，罪止杖一百。
故縱官戶亡者，與同罪；奴婢，準盜論。
即誘導官私奴婢亡者，準盜論，仍令備償。
（卷二八《捕亡》） 諸部内容止他界逃亡浮浪者，一人裡正笞四十，四人加一等；縣内，五人笞四十，十人加一等。
州随所管縣通計為罪。
各罪止徒二年，藏官戶部曲奴婢亦同。
（同上） 足見當時奴婢逃亡之多，國家為防微杜漸，乃設此嚴刑，“官戶官奴婢逃亡者，一日杖六十，三日加一等”，至于私賤民方面，則無法律規定，概由本主自由處置，蓋“奴婢既同資财，即合由主處分”，本為國法所許。
因此私奴逃亡，不幸中途拿獲，處罰較為嚴重。
《朝野佥載》上雲： 筋斷須續者，取旋覆根絞取汁。
以根相對，以汁塗面而封之，即相續如故，蜀兒奴逃走，多刻筋，以此續之，百不一失。
私奴逃走捉回，處罰至于刻筋，亦雲慘矣。
2．叛變 賤民有機可乘，除逃亡外，必起來革命，稱為“奴變”。
古代羅馬奴變之事，時常發生，就中以斯巴達克斯（Spartacus）之變，勢力最大，幾達到解放目的。
唐代奴變，《新唐書》卷九〇《丘行恭傳》有重要之記載，爰錄之如下： 行恭有勇，善騎射。
大業末，與兄師利聚兵萬人保郿城，人多依之，群盜不敢窺境。
後原州奴賊圍扶風，太守窦珽堅守。
賊食盡，無所掠，衆稍散，歸行恭。
行恭遣其酋說賊共迎高祖，乃自率五百人，負糧持牛酒詣賊營，奴帥長揖，行恭手斬之，謂衆曰：“若皆豪傑也，何為事奴乎？使天下号曰&lsquo奴賊&rsquo。
”衆皆伏曰：“願改事公。
” 此“奴賊”與明末“奴變”，含有同樣意義，皆為反抗統治者之壓迫，謀自由解放而奮鬥。
倘行恭不以小惠&mdash&mdash負糧牛酒往&mdash&mdash誘之，恐不緻如此結局。
《大唐創業起居注》卷三亦有奴變之記載： （義甯元年）十二月，隴西金城郡奴賊薛舉等，破賊率唐弼于扶風，自稱天子。
初，弼遣使詣帝歸款，投狀扶風郡，而為薛舉所圍，帝遣援兵往扶風，未至，弼黨在郡城外為舉所圖。
薛舉為奴賊領袖，自稱天子，聲勢浩大。
倘能守西陲半壁天下，則中國曆史必起一大轉變也。
再《新唐書》卷一〇〇《韋弘機傳》亦雲： （高宗）太子弘薨，诏蒲州刺史李沖寂治陵，成而玄堂院，不容終具，将更為之。
役者過期不遣，衆怨，夜燒營去。
此役者或為番戶雜戶之官賤民。
蓋此種人，分番上下，有一定時期，倘及瓜不代，勢必發生暴動，故亦可稱為奴變。
唐代之“奴賊”“奴變”，皆被壓迫者要求解放。
可惜素少訓練，終歸失敗。
再除逃亡叛變外，“贖身”亦為自動解放之一。
《唐會要》卷八六“奴婢”條雲： 山南江淮間，寺家奴婢，比來有敕厘革，或有父母贖男女将歸，歲月既深，今雖搜檢，情非違敕，事恐擾人。
即此一端，可想當時父母，為子女贖身，或自己贖身，以求解放者，必定不少。
奴婢既然“律比畜産”，即如今日經濟學所謂“生産手段”。
蓋生産手段，約分為三類： （1）啞巴之工具：無生命工具，如斧頭、刀、鋸等； （2）半啞巴之工具：雖有生命，而不能充分發表其感情之生物，即家畜等； （3）能言語之工具：有說話能力之人類工具，即奴隸。
唐代賤民，除工樂、太常音聲人外，即被視為生産手段，則上自國家，下及平民，必視為不可缺少之物。
所以當時勢家大族，使用賤民之多，與俘獲掠賣風氣之盛，全為此故。
前引《唐律疏議》雲： 奴婢賤人，律比畜産，相殺雖合償死，主求免者，聽減。
若部曲故殺同主賤人，亦至死罪，主求免死，亦得同減法。
（卷六《名例六》） 殺人本當抵命，然賤民相殺，盡可法外施恩，此并不是優待賤民，實乃惠及奴主。
蓋一奴被殺于前，一奴受刑于後，奴主之生産工具，損失太大，故統治者（多半屬于奴主），為顧全利益起見，乃定此通融法規。
且唐代社會，勞動人少，坐食人多，賤民為勞動之中堅分子，更不可一日無之。
《新唐書》卷一四六《李吉甫傳》雲： 國家自天寶以來，宿兵常八十餘萬，其去為商販、度為佛老、雜入科役者，率十五以上。
天下常以勞苦之人三，奉坐待衣食之人七。
所謂“勞苦之人三，奉坐待衣食之人七”，則唐代二百九十年之天下，端賴賤人維持，不言可喻。
惟當時不加以愛護，且施以種種虐待，律比畜産，生殺由人，可慨也夫！ ***
”命斬奴，奴稱冤&hellip&hellip（《新唐書》卷九五《窦軌傳》） （張）直方至，宣宗&hellip&hellip下遷骁衛将軍，奴婢細過辄殺。
（同上卷二一二《張直方傳》） 奴私侍兒，詢将戮之，奴懼，結牙将作亂，夜攻詢，滅其家。
（同上卷一三二《沈詢傳》） 平心論之，張直方以細故殺奴，猶可說也。
窦軌自遣奴出外取漿，反謂為犯法，執而殺之，實屬無道。
按律，犯法者，軌也。
軌縱不自繩，亦不應處奴以死罪。
在法律上，明白規定，奴奸婢者杖九十，何況又為和奸而非強奸，沈詢直欲法外用刑，加以死罪，故無怪其反也。
至于奴殺主，則認為大逆不道，縱遇國家特赦，亦不在赦例。
《唐大诏令》雲： 武德元年&hellip&hellip自五月二十日昧爽以前，罪無輕重&hellip&hellip皆赦除之。
子殺父，奴殺主，不在赦限。
（《神堯即位赦》） 《新唐書》卷八五《窦建德傳》亦雲： 滑州刺史王軌為奴所殺，奴以首奔建德，建德曰：“奴殺主，大逆，納之不可不賞，賞逆則廢教，将焉用命？”命斬奴而反軌首。
奴本有功于建德，惟在此主奴階級森嚴之下，反受犧牲，嗟哉賤民。
（三）訴訟上 唐代良奴訴訟，雖有明文規定。
惟實際上，矛盾多端，茲據《唐律疏議》律文記錄如下： 部曲、奴婢為主隐：皆勿論。
疏議雲，“部曲、奴婢，主不為隐，聽為主隐，非謀逆以上并不坐”。
（卷六《名例六》） 按“同居相為隐”，本為唐律原則。
惟遇謀反、謀叛、謀大逆三大事，則奴不得為主隐，必訴于官。
不然，萬一事發，則同沒入官。
然若除此三大事，奴隸訴主，亦受死罪。
《唐律疏議》雲： 諸部曲、奴婢告主，非謀反、逆、叛者，皆絞；告主之期親及外祖父母者，流。
（卷二四《鬥訟四》） 至于主告奴，且為誣告，該得何罪？同書又雲： 其主誣告部曲奴婢者，即同誣告子孫之例，其主不在坐例（同卷同條）。
主誣告奴，既不在坐例，若非誣告，更不用說矣。
法律雖如此規定，然奴告主，縱是謀反，謀逆，亦“官官相護”，奴反受罪。
《新唐書》卷九七《魏暮傳》記載，即足證明： 大理卿馬曙有犀铠數十首，懼而瘗之。
奴王慶以怨告曙藏甲有異謀，按之無它狀，投曙嶺外，慶免。
議者謂奴訴主，法不聽，暮引律固争，卒論慶死。
奴隸告主，律有明文，惟議者反謂“奴訴主，法不聽”，究不知何所據而雲然。
可知唐代社會，乃以“入主出奴”為原則，固不斤斤于法律也。
茲為簡便起見，綜合主奴處罰不平等之事項，表列如下： 然賤民身份，雖然卑下，不過遇本主勢盛一時，亦常狐假虎威，欺侮良人，以下記錄，可為一般之鑒： 成安公主奪民園，不酬值，朝隐取主奴杖之。
（《新唐書》卷一二九《李朝隐傳》） 時大行将蒇陵事，禁屠殺，尚父郭子儀家奴宰羊。
（同書卷一三〇《裴谞傳》） 張易之家奴，淩暴百姓，橫甚，元忠笞殺之。
（同書卷一二二《魏元忠傳》） 不過此舉，總非賤民之幸，蓋憑勢侮良，取得财物，不一定歸為己有，惟發生禍端，則一身承當。
所謂“小人得勢，自忘形穢”，可笑亦複可憐也。
七 賤民階級之解放運動 唐代賤民，既如此其多，所受待遇，又如此其苛，然本主中，不乏仁慈；賤民中，亦不少英傑，起而為解放運動。
解放運動之方式，約分為被動與自動兩種。
被動之解放，又分為（一）國家及本主恩免，（二）主亡及老免兩種。
自動之解放，亦分為（一）逃亡，（二）叛變兩種。
茲分述之如下： （一）被動之解放 1．國家及本主恩免。
此種恩免，隻限于官賤民。
唐代官賤民之解放，經三個階級，即前所謂“一免為番，再免為雜戶，三免為良人”是也。
此種制度，至元改為“一免為良人”。
按唐太宗初即位，即放宮女三千餘人，後世傳為美談。
茲列舉唐代國家恩免之情況，如下： 太宗貞觀二年三月&hellip&hellip遣禦史大夫杜淹巡關内諸州。
出禦府金寶，贖男自賣者，還其父母。
（《舊唐書·太宗本紀》） 敬宗&hellip&hellip放掖庭内園沒入者。
（《新唐書》卷八《敬宗本紀》） 文宗&hellip&hellip出宮女三千，省教坊樂工翰林伎術冗員千二百七十人。
（同上卷八《文宗本紀》） 文宗&hellip&hellip出宮女千人。
（同上） 至于本主恩免，例亦不少，爰錄之如下： 羅讓累遷至福建觀察使，兼禦史中丞，甚著仁惠，有以女奴遺讓，讓訪其所自曰：本某寺家人兄姊九人，皆為官所鬻，其留者唯老母自，讓慘然焚其書，以歸其母。
（《太平禦覽》卷五〇〇《人事部·奴婢》） 武德五年，安州刺史李大亮以破輔公祐功，賜奴婢百人，大亮曰：“汝輩多衣冠子女，破亡至此，吾亦何忍以汝為賤隸乎。
”一一皆放還。
（《唐會要》卷八六“奴婢”條） （韓公）請燒棄佛骨，疏入，貶潮州刺史，移袁州刺史，百姓以男女為人隸者，公皆計，傭以償其值而出歸之。
（《李翺文集·故政議大夫行尚書吏侍郎上柱國賜紫金魚袋贈禮部尚書韓公行狀》） 所謂“丹書”，乃官賤民籍，由來已久，《左傳·襄公二十三年》謂“裴豹隸也，著于丹書”。
《唐大诏令》卷五“改元天複赦”亦有“丹書之辱”之語。
故賤民解放為良，在官奴方面必毀丹書，在私奴方面，必除附籍。
唐代私奴，除附籍之手續，《唐律疏議》卷一二《戶婚一》規定如下： 諸放部曲為良，已給放書，而壓為賤者徒二年。
若壓為部曲及放奴婢為良，而壓為賤者，各減一等&hellip&hellip疏議雲：依戶令放奴婢為良及部曲客女者，并聽之，皆由家長手書，長子以下連署，仍經本署申牒除附。
據此則私奴被放為良，須經三道手續，第一家長予手書，第二長子以下連署，第三本署申牒除附，方為合法。
倘不依此手續，詐除名者，律有明文，須受處罰。
諸詐自複除者，詐死及詐去工樂雜戶者，徒三年。
疏議雲：&hellip&hellip詐去工樂雜戶等名字者，徒二年，其太常音聲人，州縣有貫，詐去音聲人名者，亦同工樂之罪。
（《唐律疏議》卷二五《詐僞》） 足知唐代賤民，無論官私，一“進”一“放”，皆有一定之程序，不可混忽輕視。
倘經放為良，不改本行，亦受處罰，《唐律疏議》卷四《名例四》疏議雲： 工樂雜戶之類，會赦之後，經責簿帳，即須改正，不改正，亦如本犯之律。
2．主亡及老免 倘遇本主死亡，或本身年老，皆可免為良人。
《新唐書》卷五一《食貨志》（一）雲： 武宗即位，廢浮圖法，天下毀寺四千八百，招提蘭若四萬，籍僧尼為民二十六萬五千人，奴婢十五萬人，田數千頃。
此為本主喪亡，解放為良之例，前引《唐六典》卷六“都官”條雲： 一免為番戶，再免為雜戶，三免為良人，皆因赦宥所及則免之。
年六十及廢疾，雖赦令不該，并免為番戶；七十則為良人，任所居樂處而編附之。
此為老免之例。
六十及殘疾者免為番戶，七十者免為良人。
至于賤民解放後之善後辦法，國家亦妥為籌措，據《新唐書》卷五一、五二《食貨志》記載，約分為三項（文長不錄）。
（1）奴婢縱為良人，給複三年； （2）浮民、部曲、客女、奴婢，縱為良者，附寬鄉； （3）武宗即位，廢浮圖法&hellip&hellip腴田鬻錢送戶部，中下田給寺家奴婢。
蓋賤民于解放前，多系無産階級，一經解放，倘不善為其後，豈不置之于死地，或逼之走險。
所以附寬鄉，給田畝及複三年之辦法，自為解決賤民生活必不可少之圖。
（二）自動之解放 1．逃亡 賤民如此受壓迫，稍有志氣者，絕難忍受，倘有機可乘，當然“三十六計，走為上計”。
不然，即發生暴動，打倒統治者。
茲先叙其逃亡事實如下： 代宗纂業之始&hellip&hellip元載專政&hellip&hellip及載受戮，而逸奴為平盧軍卒。
（《杜陽雜編》卷二） 李宜得本賤人，背主逃，當玄宗起義，與王毛仲等立功，宜得官至武衛将軍，舊主遏諸途，趨而避之，不敢仰視&hellip&hellip（《朝野佥載》） 官奴曹達犯罪，（王）勃匿之，既懼事洩，殺達滅口，事覺當誅，會赦除名。
（《全唐文》卷一七七“王勃”） 惟法律上，對于賤民逃亡及藏匿之者，處罰頗嚴。
《唐律疏議》雲： 若得逃亡奴婢，不送官而賣者，以和誘論；藏匿者減一等，坐之。
即私奴婢買子孫及乞取者，準盜論，乞賣者，與同罪。
（卷二〇《賊盜四》） 諸官戶官奴婢亡者，一日杖六十，三日加一等（部曲私奴婢亦同）。
主司不覺亡者，一口笞三十，五口加一等，罪止杖一百。
故縱官戶亡者，與同罪；奴婢，準盜論。
即誘導官私奴婢亡者，準盜論，仍令備償。
（卷二八《捕亡》） 諸部内容止他界逃亡浮浪者，一人裡正笞四十，四人加一等；縣内，五人笞四十，十人加一等。
州随所管縣通計為罪。
各罪止徒二年，藏官戶部曲奴婢亦同。
（同上） 足見當時奴婢逃亡之多，國家為防微杜漸，乃設此嚴刑，“官戶官奴婢逃亡者，一日杖六十，三日加一等”，至于私賤民方面，則無法律規定，概由本主自由處置，蓋“奴婢既同資财，即合由主處分”，本為國法所許。
因此私奴逃亡，不幸中途拿獲，處罰較為嚴重。
《朝野佥載》上雲： 筋斷須續者，取旋覆根絞取汁。
以根相對，以汁塗面而封之，即相續如故，蜀兒奴逃走，多刻筋，以此續之，百不一失。
私奴逃走捉回，處罰至于刻筋，亦雲慘矣。
2．叛變 賤民有機可乘，除逃亡外，必起來革命，稱為“奴變”。
古代羅馬奴變之事，時常發生，就中以斯巴達克斯（Spartacus）之變，勢力最大，幾達到解放目的。
唐代奴變，《新唐書》卷九〇《丘行恭傳》有重要之記載，爰錄之如下： 行恭有勇，善騎射。
大業末，與兄師利聚兵萬人保郿城，人多依之，群盜不敢窺境。
後原州奴賊圍扶風，太守窦珽堅守。
賊食盡，無所掠，衆稍散，歸行恭。
行恭遣其酋說賊共迎高祖，乃自率五百人，負糧持牛酒詣賊營，奴帥長揖，行恭手斬之，謂衆曰：“若皆豪傑也，何為事奴乎？使天下号曰&lsquo奴賊&rsquo。
”衆皆伏曰：“願改事公。
” 此“奴賊”與明末“奴變”，含有同樣意義，皆為反抗統治者之壓迫，謀自由解放而奮鬥。
倘行恭不以小惠&mdash&mdash負糧牛酒往&mdash&mdash誘之，恐不緻如此結局。
《大唐創業起居注》卷三亦有奴變之記載： （義甯元年）十二月，隴西金城郡奴賊薛舉等，破賊率唐弼于扶風，自稱天子。
初，弼遣使詣帝歸款，投狀扶風郡，而為薛舉所圍，帝遣援兵往扶風，未至，弼黨在郡城外為舉所圖。
薛舉為奴賊領袖，自稱天子，聲勢浩大。
倘能守西陲半壁天下，則中國曆史必起一大轉變也。
再《新唐書》卷一〇〇《韋弘機傳》亦雲： （高宗）太子弘薨，诏蒲州刺史李沖寂治陵，成而玄堂院，不容終具，将更為之。
役者過期不遣，衆怨，夜燒營去。
此役者或為番戶雜戶之官賤民。
蓋此種人，分番上下，有一定時期，倘及瓜不代，勢必發生暴動，故亦可稱為奴變。
唐代之“奴賊”“奴變”，皆被壓迫者要求解放。
可惜素少訓練，終歸失敗。
再除逃亡叛變外，“贖身”亦為自動解放之一。
《唐會要》卷八六“奴婢”條雲： 山南江淮間，寺家奴婢，比來有敕厘革，或有父母贖男女将歸，歲月既深，今雖搜檢，情非違敕，事恐擾人。
即此一端，可想當時父母，為子女贖身，或自己贖身，以求解放者，必定不少。
奴婢既然“律比畜産”，即如今日經濟學所謂“生産手段”。
蓋生産手段，約分為三類： （1）啞巴之工具：無生命工具，如斧頭、刀、鋸等； （2）半啞巴之工具：雖有生命，而不能充分發表其感情之生物，即家畜等； （3）能言語之工具：有說話能力之人類工具，即奴隸。
唐代賤民，除工樂、太常音聲人外，即被視為生産手段，則上自國家，下及平民，必視為不可缺少之物。
所以當時勢家大族，使用賤民之多，與俘獲掠賣風氣之盛，全為此故。
前引《唐律疏議》雲： 奴婢賤人，律比畜産，相殺雖合償死，主求免者，聽減。
若部曲故殺同主賤人，亦至死罪，主求免死，亦得同減法。
（卷六《名例六》） 殺人本當抵命，然賤民相殺，盡可法外施恩，此并不是優待賤民，實乃惠及奴主。
蓋一奴被殺于前，一奴受刑于後，奴主之生産工具，損失太大，故統治者（多半屬于奴主），為顧全利益起見，乃定此通融法規。
且唐代社會，勞動人少，坐食人多，賤民為勞動之中堅分子，更不可一日無之。
《新唐書》卷一四六《李吉甫傳》雲： 國家自天寶以來，宿兵常八十餘萬，其去為商販、度為佛老、雜入科役者，率十五以上。
天下常以勞苦之人三，奉坐待衣食之人七。
所謂“勞苦之人三，奉坐待衣食之人七”，則唐代二百九十年之天下，端賴賤人維持，不言可喻。
惟當時不加以愛護，且施以種種虐待，律比畜産，生殺由人，可慨也夫！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