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 賤民階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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裴寬尚書罷郡西歸汴中，日晚維舟，見一人坐樹下，衣服故敞，召與語，大奇之&hellip&hellip舉船錢帛奴婢與之。
同書卷四亦謂“鄭太穆郎中為金州刺史，一日忽緻書于襄陽于司空頔&hellip&hellip賜&hellip&hellip奴婢各十人”。
再有受朝廷賞賜奴婢，而以之轉贈他人者，《新唐書》卷九九《李大亮傳》雲： 李大亮&hellip&hellip以功賜奴婢百口&hellip&hellip縱遣之。
高祖聞，咨美，更賜俚婢二十&hellip&hellip複賜奴婢百五十口，悉以遺親戚。
私賤民贈予，最多不過百五十口，比諸官賤民，相差甚巨。
此種原因，蓋因物主所有，多少不同，故在使用上，現出豐啬之差異耳。
五 私奴婢賣買之狀況 前所謂買賣，是本為良人，而賣之為賤民。
今所謂買賣，是本為賤民，而當作貨物買賣，唐代買賣奴婢，大約限于私賤民中之私奴婢。
蓋“奴婢有價，部曲轉事無估”，前已言之。
此種買賣，本為法律所公認。
茲分述其買賣手續，買賣市場，及奴婢價格如下： （一）買賣手續 此種手續，約分為二，第一立券，第二過賤。
《唐大诏令》卷五“改元天複赦”雲： 舊格買賣奴婢，皆須兩京市署出公券，仍經本縣長吏引檢正身，謂之“過賤”，及向父母見在處，分明立文券，并關牒太府寺。
換言之，凡買賣奴婢，須立契約，交有司查驗，方為有效。
不然，應受相當處罰。
《唐律疏議》卷二六《雜律》上雲： 諸買奴婢馬牛駝騾驢，已過價，不立市券，過三日，笞三十，賣者減一等。
想當時“過賤”（查驗已賣之賤民），必收相當買賣稅，即“奴捐”。
不然，何必費此麻煩手續？且唐以前之東晉，唐以後之元，皆有類似“奴捐”之征收。
《通考·田賦考》上雲： 晉自過江後至于梁陳，凡貨賣奴婢牛馬田宅，有券率錢，一萬輸估四百入官，賣者三百，買者一百，無文券者，随物所堪，亦百分收四，名為散估。
《辍耕錄》上雲： 奴婢又有&mdash&mdash紅契，買到者，則其原主轉賣于人，立券投稅者是也。
東晉“奴捐”，值百抽四，唐代若幹，确數難知，惟據《新唐書》卷一一四《崔從傳》雲：“揚州凡交易赀産奴婢，有貫率錢，畜羊有口算。
”所謂“貫率錢”即每貫百分抽幾。
當時君主，曾視此稅項，大開國庫，設監征收。
《新唐書》卷一一八《張廷珪傳》雲： （武後）&hellip&hellip诏市河南、河北牛馬，荊益奴婢，置監登萊，以廣軍資（後張廷珪谏止）。
當時登州、萊州，為東口（新羅奴）販賣市場（詳後），“置監”，恐即為征收“奴捐”起見。
再據《唐六典》卷二〇《太府寺》“兩京諸市署”條記載，奴婢賣買情況，頗為複雜。
凡賣買奴婢、牛馬，用本司本部公驗以立券，凡賣買不和而榷固（榷謂專略其利，固謂障固其市）及更出開閉，共限一價（謂賣物以賤為貴，買物以貴為賤）。
若參市而規自入者，并禁之（謂在旁高下其價以相惑亂也）。
《唐律疏議》卷二六《雜律》“賣買不和”條雲：“若參市，而規自入者，杖八十。
”當時買賣，似有壟斷奴價之商人，及接洽交易之市儈，奴婢販賣，已成為專門商業，盡可批發零賣，收屯居奇，利市三倍，視19世紀歐人販賣黑奴，無以異也。
（二）賣買市場 唐代略賣良人及貨賣奴婢，既極盛行，則販賣市場，勢不可少，最著者為交、廣、泉、荊、益、揚、登、萊等州，茲分别言之如下： 1．交、廣、泉三州 嶺南諸州，貨賣奴婢，前引《唐大诏令》，已經提及。
茲據《柳宗元文集·童區寄傳》雲： 童區寄，柳州荛牧兒也。
行牧且荛，二豪賊劫持反接，布囊其口，去逾四十裡之虛（墟）所賣之。
《唐會要》卷八六“奴婢”條亦雲： （憲宗）元和四年閏三月敕：嶺南、黔中、福建等道百姓，雖處遐俗，莫非吾民&hellip&hellip公私掠賣奴婢，宜令所有長吏，切加提搦，并審細勘責，委知非良人百姓，乃許交關，有違犯者，準法處分。
再前引同書同條雲：“（文宗）太和二年十月敕，嶺南、福建、桂管、邕管、安南等道百姓，禁斷掠買饷遺良口”，可知嶺南道之交、廣二州，及江南道之泉州（福建），為奴婢賣買市場所在之地。
蓋唐代廣州、泉州及交州之龍編（今河内）商業繁盛，外商雲集，梁任公《中國文化史稿》“都市”章曾言之。
奴婢既“律比畜産”，自必求售于市，與百貨同列。
前引《唐大诏令》“遂使居人男女，與犀象雜物，俱為貨财”，即足證明。
至于黔中道（玄宗時由江南道分出），賣買市場，究在何處，尚待考證。
2．荊、益兩州 依前引《新唐書》卷一一八《張廷珪傳》雲： （武後）&hellip&hellip诏市河南、河北牛馬，荊益奴婢，置監登萊，以廣軍資&hellip&hellip廷珪上書曰&hellip&hellip荊益奴婢，多國家戶口，奸豪掠買，一入于官。
永無免期。
可知益州、荊州，必為奴婢販賣場所。
不然，武後何以向之市奴。
且以益州而論，當時商業，居天下第二，備極繁盛。
《新唐書》卷一○七謂“蜀為兩南一都會”，《大唐創業起居注》卷三亦謂“三蜀奧區，一都之會”。
商業既然發達，賣買奴婢，自所難免。
3．揚州 唐代商場，揚州第一，益州第二，《通鑒·唐紀》卷七五“景福元年”條雲：先是揚州富甲天下，時人稱揚一益二。
《唐會要》卷八六“市”條雲：以廣陵當南北大沖，百貨所集。
揚州商業繁盛，梁任公《中國文化史稿》“都市”章言之頗詳，茲不贅。
商業既然繁盛，自為奴婢最好銷售之市場，前引《新唐書》卷一一四《崔從傳》謂“揚州凡交易赀産奴婢，有貫率錢”，想其收入，必定不少。
4．登、萊二州 海盜虜掠新羅人，以登、萊二州為銷賣市場。
《唐會要》卷八六“奴婢”條，有如下之記載： （穆宗）長慶元年三月，平盧軍節度使薛平奏：應有海賊詃掠新羅良口，将到當登萊州界及緣海諸道，賣為奴婢者&hellip&hellip起今以後，緣海諸道，應有上件賊詃賣新羅國良人等，一切斷禁&hellip&hellip 國家下令禁止，恐系官樣文章，并無實效。
《新唐書》卷二二〇《東夷傳》雲：“遍中國，以新羅人為奴婢。
”足見登、萊二州，賣買奴婢，生意之盛。
無怪武後竟欲“置監”收稅，以裕國庫也。
唐代奴婢，既同畜産，則當時繁華都市，諒皆有買賣。
以上所舉，不過就管見所及耳。
（三）奴婢價格 奴婢價值，清代以年齡大小，決定價格高低，唐代亦然。
前引《唐大诏令》雲： 嶺南諸州&hellip&hellip迫于征稅，則貨賣男女，奸人乘之，倍讨其利，以齒之幼壯，定估之高下&hellip&hellip 此雖指賣良為奴而言，然“以齒之幼壯，定估之高下”，大約良奴皆同，茲據《新唐書》卷一三四《楊慎矜傳》雲： 會婢春草有罪，将殺之。
敬忠曰：“勿殺，賣之可市十牛，歲耕田十頃”，慎矜從之。
由此可知一婢價值，等于十牛；倘是一奴，或不止此，可惜著者尚未考查出之。
茲将其賣買手續、市場及其價格納捐，并列于下，以殿本節： 手續：立券，過賤（查驗）。
市場：交、廣、益、揚、泉、荊、登、萊等州。
價格：一婢等于十牛。
納捐：有貫率錢。
六 賤民階級之身份地位 “奴婢律比畜産”，前已言之。
吾人若明了畜産在社會上所處之地位，則奴婢之身份地位，不言可知。
所以當時誤認良人為奴婢，必受嚴重處罰。
《唐律疏議》雲： 妄認良人為奴婢、部曲&hellip&hellip者，以略人論，減一等（流三千裡）。
（卷二五“妄認良人為奴婢”條） 諸錯認良人為奴婢者，徒二年。
（卷二六“錯認良人為奴婢”條） 《唐國史補》卷下亦雲： 陸兖公為同州刺史，有家僮遇參軍，不下馬。
參軍怒，欲賈其事，鞭背見血，入白兖公曰：“卑吏犯某，請去官。
” 公從容謂曰：“奴見官，不下馬，打也得，不打也得，官人打了，去也得，不去也得。
”參軍不測而退。
奴見官不下馬，本來“不打也得”，然參軍偏要如此，則賤民身份地位之卑下，想已相習成風矣。
茲從婚姻、刑罰及訴訟三方面叙述之： （一）婚姻方面 賤民階級除太常音聲人外，有兩種特别限制，第一“當色相婚”，第二“當色相養”。
換言之，即嚴階級之分，賤良不能通婚與相養。
不然，必受法律嚴重處罰，《唐律疏議》雲： 諸與奴娶人女為妻者，徒一年半，女家減一等，離之。
其奴自娶者，亦如之。
（卷一四《戶婚三》） 諸雜戶不得與良為婚，違者杖一百，官戶與良人女者亦如之。
良人娶戶女者亦如之。
良人娶官戶女者加二等。
（卷一四《戶婚三》） 即奴婢私嫁女與良人為妻妾者，準盜論；知情娶者與同罪，各還正之。
（卷一四《戶婚三》） 諸以妻為妾，以婢為妻者，徒二年。
以妾及客女為妻，以婢為妾者，徒一年。
各還正之。
（卷一三《戶婚二》） 若婢生子及經放為良者，聽為妾。
（同上） 賤民娶良女為妻，固然禁止。
同時良人娶賤民為妻，亦非法律所許。
若婢有子，及經放為良，隻許為妾，不得為妻。
此種婚姻限制，幾乎成為中國民法上傳統之法則。
唐以後之《宋刑統》（“戶婚”）、《元史·刑法志》（“戶婚”）及《明律集解》（“婚姻”“婢”）條皆有同樣規定。
然法律上，雖禁止良、賤通婚，不過于處罰上多重賤輕良，故婢及客女等，多給主人随便蹂躏，《開元天寶遺事》雲： 楊國忠于冬月，常選婢妾肥大者，行列于前，令遮風，蓋借人之氣相暖，故謂之肉陣。
所謂“肉陣”，簡直視婢妾如被蓋，侮辱女性，莫此為甚。
至于養良人為子，處罰亦頗嚴重，《唐律疏議》律文雲： 諸養雜戶男為子孫者，徒一年半，養女杖一百，官戶各加一等，與者亦如之。
（卷一二《戶婚一》） 若養部曲及奴為子孫者，杖一百。
各還正之。
（同上） 疏議：“雜戶養官戶，或官戶養雜戶，依戶令，雜戶、官戶，皆當色為婚，據此即是别戶為準法，不得相養，律既不制罪名，宜依不應為之法，養男從重，養女從輕，若私家部曲、奴、雜戶、官戶男女，依名例律&hellip&hellip皆同百姓科罪。
” 據此，則不獨賤民，不能養良人為子，即賤民中亦不能互養為子，階級森嚴，有如此也。
（二）刑罰方面 良賤階級，唐代分别極嚴，法律多含有階級性。
所以刑罰上，自難得其平。
同犯一罪，良賤處罰，截然不同。
茲據《唐律疏議》記載，列舉如下： 諸部曲毆良人者（官戶與部戶同），加凡人一等（加者加人于死），奴婢又加一等。
若奴婢毆良人折跌肢體及瞎其一目者，絞；死者，各斬。
（卷二二《鬥訟二》） 其良人毆傷殺他人部曲者，減凡一等，奴婢又減一等。
若故殺部曲者，絞；奴婢，流三千裡。
（同上） 諸奴婢有罪，其主不請官司而殺者，杖一百。
無罪而殺者，徒一年。
（同上） 諸主毆部曲至死者，徒一年，故殺者，加一等。
其有愆犯，決罰緻死及過失者，各勿論。
（同上） 諸部曲、奴婢過失殺主者，絞；傷及詈者，流。
（同上） 諸部曲、奴婢詈舊主者，徒二年；毆者，流二千裡；傷者，絞；殺者皆斬；過失殺傷者，依凡論。
（卷二三《鬥訟三》） 在此六條之中，良、賤不平等，約有四點。
（1）部曲、奴婢殺良人死罪，良人殺賤民者減一等，即流三千裡； （2）部曲、奴婢過失殺主者絞，良人殺奴婢流三千裡； （3）奴婢毆良人折跌肢體者絞，諸主毆部曲至死，徒一年； （4）奴有罪，主殺之，不請于官者，杖一百，倘若請官，即為無罪。
又引文第六條，所謂舊主，即經放奴為良之人，論理已與奴無關系，然處罰仍然不同，足見階級名分之尊嚴，終身不變也。
至犯奸淫案，主奴處罰亦各不同，《唐律疏議》律文雲： 諸奸者，徒一年半，有夫者，徒二年。
部曲雜戶官戶奸良人者，各加一等。
即奸官私婢者，杖九十（奴奸婢亦同）。
（卷二六《雜律一》） 奸他人部曲妻、雜戶官戶婦女者，杖一百。
強者，各加一等。
折傷者，各加鬥折傷罪一等。
疏議雲：奸己家部曲妻及客女，各不坐。
（同上） 諸奴奸良人者，徒二年半；強者，流，折傷者，絞。
（同上） 其部曲及奴，奸主及主之期親，若期親之妻者，絞，婦女減一等，強者，斬。
（同上） 據此則奴犯奸案，處罰極重約分為三點：（1）奴奸婢杖九十；（2）奴奸良人徒二年半；（3）奴奸主絞。
反之主犯奸案，情形大異，亦分為三點：（1）良人相奸徒一年半；（2）良奸他人部曲等婦女，杖一百；（3）奸己家部曲妻等不坐。
兩相比較，奴奸主則絞，主奸奴妻婢則不坐，一“絞”，一“不坐”，何啻天壤之别。
歐洲中古，地主對于農奴妻子，有“初夜權”。
唐代法律，如此優待主人，主人縱不有“初夜權”，恐奴妻客女，亦與之莫大便宜也。
諸主無故殺奴，隻徒一年，律有明文。
所以唐代主家，無故或因細過，殺奴之事，屢見不鮮。
窦軌&hellip&he
同書卷四亦謂“鄭太穆郎中為金州刺史，一日忽緻書于襄陽于司空頔&hellip&hellip賜&hellip&hellip奴婢各十人”。
再有受朝廷賞賜奴婢，而以之轉贈他人者，《新唐書》卷九九《李大亮傳》雲： 李大亮&hellip&hellip以功賜奴婢百口&hellip&hellip縱遣之。
高祖聞，咨美，更賜俚婢二十&hellip&hellip複賜奴婢百五十口，悉以遺親戚。
私賤民贈予，最多不過百五十口，比諸官賤民，相差甚巨。
此種原因，蓋因物主所有，多少不同，故在使用上，現出豐啬之差異耳。
五 私奴婢賣買之狀況 前所謂買賣，是本為良人，而賣之為賤民。
今所謂買賣，是本為賤民，而當作貨物買賣，唐代買賣奴婢，大約限于私賤民中之私奴婢。
蓋“奴婢有價，部曲轉事無估”，前已言之。
此種買賣，本為法律所公認。
茲分述其買賣手續，買賣市場，及奴婢價格如下： （一）買賣手續 此種手續，約分為二，第一立券，第二過賤。
《唐大诏令》卷五“改元天複赦”雲： 舊格買賣奴婢，皆須兩京市署出公券，仍經本縣長吏引檢正身，謂之“過賤”，及向父母見在處，分明立文券，并關牒太府寺。
換言之，凡買賣奴婢，須立契約，交有司查驗，方為有效。
不然，應受相當處罰。
《唐律疏議》卷二六《雜律》上雲： 諸買奴婢馬牛駝騾驢，已過價，不立市券，過三日，笞三十，賣者減一等。
想當時“過賤”（查驗已賣之賤民），必收相當買賣稅，即“奴捐”。
不然，何必費此麻煩手續？且唐以前之東晉，唐以後之元，皆有類似“奴捐”之征收。
《通考·田賦考》上雲： 晉自過江後至于梁陳，凡貨賣奴婢牛馬田宅，有券率錢，一萬輸估四百入官，賣者三百，買者一百，無文券者，随物所堪，亦百分收四，名為散估。
《辍耕錄》上雲： 奴婢又有&mdash&mdash紅契，買到者，則其原主轉賣于人，立券投稅者是也。
東晉“奴捐”，值百抽四，唐代若幹，确數難知，惟據《新唐書》卷一一四《崔從傳》雲：“揚州凡交易赀産奴婢，有貫率錢，畜羊有口算。
”所謂“貫率錢”即每貫百分抽幾。
當時君主，曾視此稅項，大開國庫，設監征收。
《新唐書》卷一一八《張廷珪傳》雲： （武後）&hellip&hellip诏市河南、河北牛馬，荊益奴婢，置監登萊，以廣軍資（後張廷珪谏止）。
當時登州、萊州，為東口（新羅奴）販賣市場（詳後），“置監”，恐即為征收“奴捐”起見。
再據《唐六典》卷二〇《太府寺》“兩京諸市署”條記載，奴婢賣買情況，頗為複雜。
凡賣買奴婢、牛馬，用本司本部公驗以立券，凡賣買不和而榷固（榷謂專略其利，固謂障固其市）及更出開閉，共限一價（謂賣物以賤為貴，買物以貴為賤）。
若參市而規自入者，并禁之（謂在旁高下其價以相惑亂也）。
《唐律疏議》卷二六《雜律》“賣買不和”條雲：“若參市，而規自入者，杖八十。
”當時買賣，似有壟斷奴價之商人，及接洽交易之市儈，奴婢販賣，已成為專門商業，盡可批發零賣，收屯居奇，利市三倍，視19世紀歐人販賣黑奴，無以異也。
（二）賣買市場 唐代略賣良人及貨賣奴婢，既極盛行，則販賣市場，勢不可少，最著者為交、廣、泉、荊、益、揚、登、萊等州，茲分别言之如下： 1．交、廣、泉三州 嶺南諸州，貨賣奴婢，前引《唐大诏令》，已經提及。
茲據《柳宗元文集·童區寄傳》雲： 童區寄，柳州荛牧兒也。
行牧且荛，二豪賊劫持反接，布囊其口，去逾四十裡之虛（墟）所賣之。
《唐會要》卷八六“奴婢”條亦雲： （憲宗）元和四年閏三月敕：嶺南、黔中、福建等道百姓，雖處遐俗，莫非吾民&hellip&hellip公私掠賣奴婢，宜令所有長吏，切加提搦，并審細勘責，委知非良人百姓，乃許交關，有違犯者，準法處分。
再前引同書同條雲：“（文宗）太和二年十月敕，嶺南、福建、桂管、邕管、安南等道百姓，禁斷掠買饷遺良口”，可知嶺南道之交、廣二州，及江南道之泉州（福建），為奴婢賣買市場所在之地。
蓋唐代廣州、泉州及交州之龍編（今河内）商業繁盛，外商雲集，梁任公《中國文化史稿》“都市”章曾言之。
奴婢既“律比畜産”，自必求售于市，與百貨同列。
前引《唐大诏令》“遂使居人男女，與犀象雜物，俱為貨财”，即足證明。
至于黔中道（玄宗時由江南道分出），賣買市場，究在何處，尚待考證。
2．荊、益兩州 依前引《新唐書》卷一一八《張廷珪傳》雲： （武後）&hellip&hellip诏市河南、河北牛馬，荊益奴婢，置監登萊，以廣軍資&hellip&hellip廷珪上書曰&hellip&hellip荊益奴婢，多國家戶口，奸豪掠買，一入于官。
永無免期。
可知益州、荊州，必為奴婢販賣場所。
不然，武後何以向之市奴。
且以益州而論，當時商業，居天下第二，備極繁盛。
《新唐書》卷一○七謂“蜀為兩南一都會”，《大唐創業起居注》卷三亦謂“三蜀奧區，一都之會”。
商業既然發達，賣買奴婢，自所難免。
3．揚州 唐代商場，揚州第一，益州第二，《通鑒·唐紀》卷七五“景福元年”條雲：先是揚州富甲天下，時人稱揚一益二。
《唐會要》卷八六“市”條雲：以廣陵當南北大沖，百貨所集。
揚州商業繁盛，梁任公《中國文化史稿》“都市”章言之頗詳，茲不贅。
商業既然繁盛，自為奴婢最好銷售之市場，前引《新唐書》卷一一四《崔從傳》謂“揚州凡交易赀産奴婢，有貫率錢”，想其收入，必定不少。
4．登、萊二州 海盜虜掠新羅人，以登、萊二州為銷賣市場。
《唐會要》卷八六“奴婢”條，有如下之記載： （穆宗）長慶元年三月，平盧軍節度使薛平奏：應有海賊詃掠新羅良口，将到當登萊州界及緣海諸道，賣為奴婢者&hellip&hellip起今以後，緣海諸道，應有上件賊詃賣新羅國良人等，一切斷禁&hellip&hellip 國家下令禁止，恐系官樣文章，并無實效。
《新唐書》卷二二〇《東夷傳》雲：“遍中國，以新羅人為奴婢。
”足見登、萊二州，賣買奴婢，生意之盛。
無怪武後竟欲“置監”收稅，以裕國庫也。
唐代奴婢，既同畜産，則當時繁華都市，諒皆有買賣。
以上所舉，不過就管見所及耳。
（三）奴婢價格 奴婢價值，清代以年齡大小，決定價格高低，唐代亦然。
前引《唐大诏令》雲： 嶺南諸州&hellip&hellip迫于征稅，則貨賣男女，奸人乘之，倍讨其利，以齒之幼壯，定估之高下&hellip&hellip 此雖指賣良為奴而言，然“以齒之幼壯，定估之高下”，大約良奴皆同，茲據《新唐書》卷一三四《楊慎矜傳》雲： 會婢春草有罪，将殺之。
敬忠曰：“勿殺，賣之可市十牛，歲耕田十頃”，慎矜從之。
由此可知一婢價值，等于十牛；倘是一奴，或不止此，可惜著者尚未考查出之。
茲将其賣買手續、市場及其價格納捐，并列于下，以殿本節： 手續：立券，過賤（查驗）。
市場：交、廣、益、揚、泉、荊、登、萊等州。
價格：一婢等于十牛。
納捐：有貫率錢。
六 賤民階級之身份地位 “奴婢律比畜産”，前已言之。
吾人若明了畜産在社會上所處之地位，則奴婢之身份地位，不言可知。
所以當時誤認良人為奴婢，必受嚴重處罰。
《唐律疏議》雲： 妄認良人為奴婢、部曲&hellip&hellip者，以略人論，減一等（流三千裡）。
（卷二五“妄認良人為奴婢”條） 諸錯認良人為奴婢者，徒二年。
（卷二六“錯認良人為奴婢”條） 《唐國史補》卷下亦雲： 陸兖公為同州刺史，有家僮遇參軍，不下馬。
參軍怒，欲賈其事，鞭背見血，入白兖公曰：“卑吏犯某，請去官。
” 公從容謂曰：“奴見官，不下馬，打也得，不打也得，官人打了，去也得，不去也得。
”參軍不測而退。
奴見官不下馬，本來“不打也得”，然參軍偏要如此，則賤民身份地位之卑下，想已相習成風矣。
茲從婚姻、刑罰及訴訟三方面叙述之： （一）婚姻方面 賤民階級除太常音聲人外，有兩種特别限制，第一“當色相婚”，第二“當色相養”。
換言之，即嚴階級之分，賤良不能通婚與相養。
不然，必受法律嚴重處罰，《唐律疏議》雲： 諸與奴娶人女為妻者，徒一年半，女家減一等，離之。
其奴自娶者，亦如之。
（卷一四《戶婚三》） 諸雜戶不得與良為婚，違者杖一百，官戶與良人女者亦如之。
良人娶戶女者亦如之。
良人娶官戶女者加二等。
（卷一四《戶婚三》） 即奴婢私嫁女與良人為妻妾者，準盜論；知情娶者與同罪，各還正之。
（卷一四《戶婚三》） 諸以妻為妾，以婢為妻者，徒二年。
以妾及客女為妻，以婢為妾者，徒一年。
各還正之。
（卷一三《戶婚二》） 若婢生子及經放為良者，聽為妾。
（同上） 賤民娶良女為妻，固然禁止。
同時良人娶賤民為妻，亦非法律所許。
若婢有子，及經放為良，隻許為妾，不得為妻。
此種婚姻限制，幾乎成為中國民法上傳統之法則。
唐以後之《宋刑統》（“戶婚”）、《元史·刑法志》（“戶婚”）及《明律集解》（“婚姻”“婢”）條皆有同樣規定。
然法律上，雖禁止良、賤通婚，不過于處罰上多重賤輕良，故婢及客女等，多給主人随便蹂躏，《開元天寶遺事》雲： 楊國忠于冬月，常選婢妾肥大者，行列于前，令遮風，蓋借人之氣相暖，故謂之肉陣。
所謂“肉陣”，簡直視婢妾如被蓋，侮辱女性，莫此為甚。
至于養良人為子，處罰亦頗嚴重，《唐律疏議》律文雲： 諸養雜戶男為子孫者，徒一年半，養女杖一百，官戶各加一等，與者亦如之。
（卷一二《戶婚一》） 若養部曲及奴為子孫者，杖一百。
各還正之。
（同上） 疏議：“雜戶養官戶，或官戶養雜戶，依戶令，雜戶、官戶，皆當色為婚，據此即是别戶為準法，不得相養，律既不制罪名，宜依不應為之法，養男從重，養女從輕，若私家部曲、奴、雜戶、官戶男女，依名例律&hellip&hellip皆同百姓科罪。
” 據此，則不獨賤民，不能養良人為子，即賤民中亦不能互養為子，階級森嚴，有如此也。
（二）刑罰方面 良賤階級，唐代分别極嚴，法律多含有階級性。
所以刑罰上，自難得其平。
同犯一罪，良賤處罰，截然不同。
茲據《唐律疏議》記載，列舉如下： 諸部曲毆良人者（官戶與部戶同），加凡人一等（加者加人于死），奴婢又加一等。
若奴婢毆良人折跌肢體及瞎其一目者，絞；死者，各斬。
（卷二二《鬥訟二》） 其良人毆傷殺他人部曲者，減凡一等，奴婢又減一等。
若故殺部曲者，絞；奴婢，流三千裡。
（同上） 諸奴婢有罪，其主不請官司而殺者，杖一百。
無罪而殺者，徒一年。
（同上） 諸主毆部曲至死者，徒一年，故殺者，加一等。
其有愆犯，決罰緻死及過失者，各勿論。
（同上） 諸部曲、奴婢過失殺主者，絞；傷及詈者，流。
（同上） 諸部曲、奴婢詈舊主者，徒二年；毆者，流二千裡；傷者，絞；殺者皆斬；過失殺傷者，依凡論。
（卷二三《鬥訟三》） 在此六條之中，良、賤不平等，約有四點。
（1）部曲、奴婢殺良人死罪，良人殺賤民者減一等，即流三千裡； （2）部曲、奴婢過失殺主者絞，良人殺奴婢流三千裡； （3）奴婢毆良人折跌肢體者絞，諸主毆部曲至死，徒一年； （4）奴有罪，主殺之，不請于官者，杖一百，倘若請官，即為無罪。
又引文第六條，所謂舊主，即經放奴為良之人，論理已與奴無關系，然處罰仍然不同，足見階級名分之尊嚴，終身不變也。
至犯奸淫案，主奴處罰亦各不同，《唐律疏議》律文雲： 諸奸者，徒一年半，有夫者，徒二年。
部曲雜戶官戶奸良人者，各加一等。
即奸官私婢者，杖九十（奴奸婢亦同）。
（卷二六《雜律一》） 奸他人部曲妻、雜戶官戶婦女者，杖一百。
強者，各加一等。
折傷者，各加鬥折傷罪一等。
疏議雲：奸己家部曲妻及客女，各不坐。
（同上） 諸奴奸良人者，徒二年半；強者，流，折傷者，絞。
（同上） 其部曲及奴，奸主及主之期親，若期親之妻者，絞，婦女減一等，強者，斬。
（同上） 據此則奴犯奸案，處罰極重約分為三點：（1）奴奸婢杖九十；（2）奴奸良人徒二年半；（3）奴奸主絞。
反之主犯奸案，情形大異，亦分為三點：（1）良人相奸徒一年半；（2）良奸他人部曲等婦女，杖一百；（3）奸己家部曲妻等不坐。
兩相比較，奴奸主則絞，主奸奴妻婢則不坐，一“絞”，一“不坐”，何啻天壤之别。
歐洲中古，地主對于農奴妻子，有“初夜權”。
唐代法律，如此優待主人，主人縱不有“初夜權”，恐奴妻客女，亦與之莫大便宜也。
諸主無故殺奴，隻徒一年，律有明文。
所以唐代主家，無故或因細過，殺奴之事，屢見不鮮。
窦軌&hellip&h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