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文籀讨集第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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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文正言：“韓文志傳中有兩篇相對偶者。
如曹成王、韓宏兩篇為偶，張署、張徹兩篇為偶，柳子厚、鄭君兩篇為偶，推此而全集可以為偶者甚多。
”餘廣其意曰：“曹成王、韓宏兩篇為偶，以寫将略。
柳子厚、鄭君兩篇為偶，以叙交友。
張徹當與孔戡為偶，同一佐藩不屈，而昌黎筆意亦相類。
張署當與薛公達為偶，同一負氣自高，而昌黎銘辭尤相同。
樊宗師與孟郊為偶，以鈎章棘句。
李虛中與李于為偶，以服食長生。
推之《烏氏廟碑銘》與《沂國公先廟碑銘》為偶，一健一雅。
《盧府君夫人苗氏墓志銘》與《乳母墓銘》為偶，一安一遒。
” 劉昌裔有《劉統軍碑》，又有《唐故檢校尚書左仆射右龍武軍統軍劉公墓志銘》；柳宗元有《柳州羅池廟碑》，又有《柳子厚墓志銘》；王仲舒有《故江南西道觀察使中大夫洪州刺史兼禦史中丞上柱國賜紫金魚袋贈左散騎常侍王公神道碑銘》，又有《故江南西道觀察使贈左散騎常侍太原王公墓志銘》。
一人兩叙，而無一筆相犯，可以悟文章剪裁之妙。
《唐朝散大夫贈司勳員外郎孔君墓志銘》、《唐正議大夫尚書左丞孔公墓志銘》，一弟一兄，兩篇墓志，瘦折奧峭，不用順文而用逆叙，體特相類。
而司勳筆情警矯如神龍，左丞神氣渾穆如木雞，文格有意相犯，筆意各自不同。
《曹成王碑》、《試大理評事王君墓志銘》、《貞曜先生墓志銘》，瑰字險句，造辭奇崛，皇甫湜專學之，而特遜其票姚之勢，緊健之格。
《柳州羅池廟碑》叙柳侯為州之績，而征其效于“宅有新屋，步有新船，池園潔修，豬羊鴨雞，肥大蕃息”，樸而彌旨。
後來張皐文《書左仲甫事》叙左治霍邱“父老數十人，來自下鄉，盛米于筐，有稻有秔，豚蹄鴨雞，伛偻提攜”雲雲，一篇文字，即自此胎化而出，文格亦相放依。
《文心雕龍》論《诔碑》曰：“屬碑之體，資乎史才，其序則傳，其文則銘。
”蓋碑志以叙事為體，不以抒情為本，以昭德為美，不以議論為貴。
觀韓愈《殿中少監馬君墓志》，撫今追昔，感慨存亡，指在抒情，而《故太學博士李君墓志銘》，以李君服食緻死，而曆著并時所見以藥敗者六七公以為世戒，皆非碑志正體。
《平淮西碑》，與《元和聖德詩》體格相同。
閱《昌黎集》卷三十六雜文，而《毛穎傳》特以筆墨遊戲入之。
然細籀《昌黎集》，得傳三篇：一《圬者王承福傳》，借題抒慨，筆太快利，而蘊蓄不深厚；一《太學生何蕃傳》，有意作态，文似矜莊，而波瀾不老成；獨《毛穎傳》，筆墨遊戲，而闳深肅括，自然老健，須玩其神氣有餘于篇章之外。
若《王承福傳》，則意到筆随，議論太盡，可以發人深省，而未足耐人咀味。
至《何蕃傳》，則着意揚诩，語絮意矜，絕不見有蒼莽之勢，缥缈之神，隻見其氣窮而力竭耳。
韓愈《圬者王承福傳》，與柳宗元《宋清》、《槖駝》、《梓人》、《李赤》、《蝂》諸傳，能近取譬，即小喻大，諸子之遺，而非史傳之體。
言文章辨體者當緻謹于此。
《送窮文》人後稱“吾立子名，百世不磨”，正與《進學解》歸結于“動而得謗，名亦随之”同一機杼。
惟《進學》譬解自己，而此托之鬼口，意尤诙詭。
《進學》之文，闳放有氣勢，而此則節短勢險，文特峭健，能者亦何所不可。
司馬相如《谕巴蜀檄》，以責備為安慰，辭氣似嚴而意實寬。
韓愈《驅鳄魚文》，以慰遣為放逐，意思本寬而辭特峻。
又相如捭阖有縱橫之意，而昌黎嚴峻得诰谕之體。
曾文正乃謂《告鳄魚文》文氣似《谕巴蜀檄》，竊所未解。
《昌黎集》卷三十七，行狀，僅兩篇：一《贈太傅董公行狀》，一《唐故贈绛州刺史馬府君行狀》。
而《董公行狀》文特雄肆，直起直落，不着一句議論。
前半實叙，後半虛寫，想系爵位既高，身家益重，持祿固寵，無可稱說。
觀其在宰相五年，在汴州三年，皆于無可着筆處着筆，行文盡俊偉，而細按無事實，虛摹風度，酣暢淋漓，可以悟文章虛實兼權之法。
《贈太傅董公行狀》與《贈太尉許國公神道碑》，大開大阖，同一精彩。
惟《許國碑》格緊詞峭，其勢峻；《董公狀》氣雄勢逸，其文肆。
蓋碑施勒石，語貴矜練；而狀上史官，詞宜信達。
所施攸異，格亦随之。
《與汝州盧郎中論薦侯喜狀》，兀岸中見妩媚，情韻不匮。
閱《昌黎集》卷三十八之四十表狀。
《論佛骨表》辨切而多風，急言竭論，氣自優衍；《潮州刺史謝上表》情高以全采，仰首鳴号，文卻雅壯，跌宕昭彰，不為缥缈浮音。
學佛本非為長生，而事佛必以兇折，卻亦并無證據。
韓公無中生有，兩兩相形，語出懸揣，卻說來鑿鑿有據，可以悟文章翻空易奇之妙。
然其意實出唐高祖時傅奕《诋浮屠法疏》。
《黃家賊事宜狀》、《論淮西事宜狀》，鮮明緊健，又是一格。
閱《昌黎外集》十卷，皆李漢四十卷之所不收者，菁華已竭。
披沙揀金，獨《答劉秀才論史官書》為柳子厚所駁，人人以為口實。
然遜辭謝不能，而岸異隽桀之氣，躍躍字裡行間，如伏枥老骥，氣雖不振，而顧盼偉然。
《河南府同官記》不過府主自诩宦達，稱其得意。
冗絮處，獨以健倔出之。
層見複叙，而筆力堅淨。
他人無此也。
卷六之十，《順宗實錄》，一事之叙，必溯原委；一人之見，具詳生平。
皮裡陽秋，具見經營，與普通排比作日記簿者不同。
本集《進順宗皇帝實錄表狀》自稱： 削去常事，著其系于政者，比之舊錄，十益六七，忠良奸佞，莫不備書，苟關于時，無所不錄。
頗能自道其實。
惟記王伾、王叔文，未得其平。
嘉定王鳴盛西莊著《十七史商榷》，力辨之。
又過求詳實，未能精簡老健，亦與生平筆力不稱。
《韓文》披閱數過，自謂極盡利鈍。
林琴南窮老盡氣，治此書未能逮吾十一。
以琴南讀書太少，又思不深入，而吾則貫串群書以讀一書，好為深湛之思，宜有以勝之也！ 韓門弟子，文章有名者，莫如李翺與皇甫湜，而孫樵則衍湜之一體。
不并論三家，不足以窮《韓文》之流變也。
閱李翺《文公集》十八卷，大抵議論宗旨，多本孟子；鮮明主張，亦仿佛似之；而稍嫌辭費，遜其緊健。
《複性書》，即推闡孟子性善之論。
《平賦書》，亦變化孟子經界之說，議論文，韓愈學孟子，肆而得雄。
李翺學孟子，肆而為冗。
此如秦武王無烏獲之力，而為烏獲之舉鼎，不免絕膑；天分所限，無可如何！李翺《祭韓愈文》，稱其文章“開合怪駭，驅濤湧雲”，而《與陸傪書》則謂：“愈之文，其詞與其意适，當其下筆時，如他人疾書之，寫誦之，不是過也！”此真識得文章之妙。
翺之所以不如愈，即在少此下筆疾書氣象，而有意為開合，詞盡肆而不能與其意适。
李翺書牍，亦如韓愈氣矜之隆，一副正人君子面孔，令人難耐。
其尤甚者，幹乞之書，而架子十足，滿口
如曹成王、韓宏兩篇為偶，張署、張徹兩篇為偶，柳子厚、鄭君兩篇為偶，推此而全集可以為偶者甚多。
”餘廣其意曰：“曹成王、韓宏兩篇為偶，以寫将略。
柳子厚、鄭君兩篇為偶，以叙交友。
張徹當與孔戡為偶，同一佐藩不屈，而昌黎筆意亦相類。
張署當與薛公達為偶，同一負氣自高，而昌黎銘辭尤相同。
樊宗師與孟郊為偶，以鈎章棘句。
李虛中與李于為偶，以服食長生。
推之《烏氏廟碑銘》與《沂國公先廟碑銘》為偶，一健一雅。
《盧府君夫人苗氏墓志銘》與《乳母墓銘》為偶，一安一遒。
” 劉昌裔有《劉統軍碑》，又有《唐故檢校尚書左仆射右龍武軍統軍劉公墓志銘》；柳宗元有《柳州羅池廟碑》，又有《柳子厚墓志銘》；王仲舒有《故江南西道觀察使中大夫洪州刺史兼禦史中丞上柱國賜紫金魚袋贈左散騎常侍王公神道碑銘》，又有《故江南西道觀察使贈左散騎常侍太原王公墓志銘》。
一人兩叙，而無一筆相犯，可以悟文章剪裁之妙。
《唐朝散大夫贈司勳員外郎孔君墓志銘》、《唐正議大夫尚書左丞孔公墓志銘》，一弟一兄，兩篇墓志，瘦折奧峭，不用順文而用逆叙，體特相類。
而司勳筆情警矯如神龍，左丞神氣渾穆如木雞，文格有意相犯，筆意各自不同。
《曹成王碑》、《試大理評事王君墓志銘》、《貞曜先生墓志銘》，瑰字險句，造辭奇崛，皇甫湜專學之，而特遜其票姚之勢，緊健之格。
《柳州羅池廟碑》叙柳侯為州之績，而征其效于“宅有新屋，步有新船，池園潔修，豬羊鴨雞，肥大蕃息”，樸而彌旨。
後來張皐文《書左仲甫事》叙左治霍邱“父老數十人，來自下鄉，盛米于筐，有稻有秔，豚蹄鴨雞，伛偻提攜”雲雲，一篇文字，即自此胎化而出，文格亦相放依。
《文心雕龍》論《诔碑》曰：“屬碑之體，資乎史才，其序則傳，其文則銘。
”蓋碑志以叙事為體，不以抒情為本，以昭德為美，不以議論為貴。
觀韓愈《殿中少監馬君墓志》，撫今追昔，感慨存亡，指在抒情，而《故太學博士李君墓志銘》，以李君服食緻死，而曆著并時所見以藥敗者六七公以為世戒，皆非碑志正體。
《平淮西碑》，與《元和聖德詩》體格相同。
閱《昌黎集》卷三十六雜文，而《毛穎傳》特以筆墨遊戲入之。
然細籀《昌黎集》，得傳三篇：一《圬者王承福傳》，借題抒慨，筆太快利，而蘊蓄不深厚；一《太學生何蕃傳》，有意作态，文似矜莊，而波瀾不老成；獨《毛穎傳》，筆墨遊戲，而闳深肅括，自然老健，須玩其神氣有餘于篇章之外。
若《王承福傳》，則意到筆随，議論太盡，可以發人深省，而未足耐人咀味。
至《何蕃傳》，則着意揚诩，語絮意矜，絕不見有蒼莽之勢，缥缈之神，隻見其氣窮而力竭耳。
韓愈《圬者王承福傳》，與柳宗元《宋清》、《槖駝》、《梓人》、《李赤》、《蝂》諸傳，能近取譬，即小喻大，諸子之遺，而非史傳之體。
言文章辨體者當緻謹于此。
《送窮文》人後稱“吾立子名，百世不磨”，正與《進學解》歸結于“動而得謗，名亦随之”同一機杼。
惟《進學》譬解自己，而此托之鬼口，意尤诙詭。
《進學》之文，闳放有氣勢，而此則節短勢險，文特峭健，能者亦何所不可。
司馬相如《谕巴蜀檄》，以責備為安慰，辭氣似嚴而意實寬。
韓愈《驅鳄魚文》，以慰遣為放逐，意思本寬而辭特峻。
又相如捭阖有縱橫之意，而昌黎嚴峻得诰谕之體。
曾文正乃謂《告鳄魚文》文氣似《谕巴蜀檄》，竊所未解。
《昌黎集》卷三十七，行狀，僅兩篇：一《贈太傅董公行狀》，一《唐故贈绛州刺史馬府君行狀》。
而《董公行狀》文特雄肆，直起直落，不着一句議論。
前半實叙，後半虛寫，想系爵位既高，身家益重，持祿固寵，無可稱說。
觀其在宰相五年，在汴州三年，皆于無可着筆處着筆，行文盡俊偉，而細按無事實，虛摹風度，酣暢淋漓，可以悟文章虛實兼權之法。
《贈太傅董公行狀》與《贈太尉許國公神道碑》，大開大阖，同一精彩。
惟《許國碑》格緊詞峭，其勢峻；《董公狀》氣雄勢逸，其文肆。
蓋碑施勒石，語貴矜練；而狀上史官，詞宜信達。
所施攸異，格亦随之。
《與汝州盧郎中論薦侯喜狀》，兀岸中見妩媚，情韻不匮。
閱《昌黎集》卷三十八之四十表狀。
《論佛骨表》辨切而多風，急言竭論，氣自優衍；《潮州刺史謝上表》情高以全采，仰首鳴号，文卻雅壯，跌宕昭彰，不為缥缈浮音。
學佛本非為長生，而事佛必以兇折，卻亦并無證據。
韓公無中生有，兩兩相形，語出懸揣，卻說來鑿鑿有據，可以悟文章翻空易奇之妙。
然其意實出唐高祖時傅奕《诋浮屠法疏》。
《黃家賊事宜狀》、《論淮西事宜狀》，鮮明緊健，又是一格。
閱《昌黎外集》十卷，皆李漢四十卷之所不收者，菁華已竭。
披沙揀金，獨《答劉秀才論史官書》為柳子厚所駁，人人以為口實。
然遜辭謝不能，而岸異隽桀之氣，躍躍字裡行間，如伏枥老骥，氣雖不振，而顧盼偉然。
《河南府同官記》不過府主自诩宦達，稱其得意。
冗絮處，獨以健倔出之。
層見複叙，而筆力堅淨。
他人無此也。
卷六之十，《順宗實錄》，一事之叙，必溯原委；一人之見，具詳生平。
皮裡陽秋，具見經營，與普通排比作日記簿者不同。
本集《進順宗皇帝實錄表狀》自稱： 削去常事，著其系于政者，比之舊錄，十益六七，忠良奸佞，莫不備書，苟關于時，無所不錄。
頗能自道其實。
惟記王伾、王叔文，未得其平。
嘉定王鳴盛西莊著《十七史商榷》，力辨之。
又過求詳實，未能精簡老健，亦與生平筆力不稱。
《韓文》披閱數過，自謂極盡利鈍。
林琴南窮老盡氣，治此書未能逮吾十一。
以琴南讀書太少，又思不深入，而吾則貫串群書以讀一書，好為深湛之思，宜有以勝之也！ 韓門弟子，文章有名者，莫如李翺與皇甫湜，而孫樵則衍湜之一體。
不并論三家，不足以窮《韓文》之流變也。
閱李翺《文公集》十八卷，大抵議論宗旨，多本孟子；鮮明主張，亦仿佛似之；而稍嫌辭費，遜其緊健。
《複性書》，即推闡孟子性善之論。
《平賦書》，亦變化孟子經界之說，議論文，韓愈學孟子，肆而得雄。
李翺學孟子，肆而為冗。
此如秦武王無烏獲之力，而為烏獲之舉鼎，不免絕膑；天分所限，無可如何！李翺《祭韓愈文》，稱其文章“開合怪駭，驅濤湧雲”，而《與陸傪書》則謂：“愈之文，其詞與其意适，當其下筆時，如他人疾書之，寫誦之，不是過也！”此真識得文章之妙。
翺之所以不如愈，即在少此下筆疾書氣象，而有意為開合，詞盡肆而不能與其意适。
李翺書牍，亦如韓愈氣矜之隆，一副正人君子面孔，令人難耐。
其尤甚者，幹乞之書，而架子十足，滿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