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吳晗講大明帝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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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家子弟到禦前分析，朱元璋大怒說：“我的法，這厮把作買賣！”把舊校綁來處死。
到二十三年何榮弟崇祖回廣東時：“兄把袂連聲：弟弟，今居官禍福頃刻，汝歸難料再會日。
到家達知伯叔兄弟，勿犯違法事，保護祖宗，是所願望！” 可是，逃過了胡黨，還是逃不過藍黨，何家是嶺南大族，何真在元明之際保障過一方秩序，威望極高，如何放得過？據何崇祖自述： 洪武二十六年，族誅涼國公藍玉，扳指公侯文武家名藍黨，無有分别，自京及天下，赤族不知幾萬戶。
長兄四兄宏維暨老幼鹹喪。
三月二十日夜雞鳴時，家人彭康壽叩門，吾床中聞知禍事，出問故，雲：“昨晚申時，内官數員滞官軍到銜，城門皆閉。
是晚有公差出城，私言今夜抄提員頭山何族，因此奔回。
”&hellip&hellip軍來甚衆，吾忙呼妻封氏各自逃生。
崇祖一房從此山居島宿，潛形匿迹，一直三十一年新帝登極大赦，才敢回家安居（何崇祖：《廬江郡何氏家記》〔《玄覽堂叢書續集》〕本）。
李善長死時已經七十七歲了，帥府元僚，開國首相，替主子辦了三十九年事，兒子做驸馬，本身封國公，富極貴極，到末了卻落得全家誅戮。
一年後，有人替他上疏喊冤說： 善長與陛下同心，出萬死以取天下，勳臣第一，生封公，死封王，男尚公主，親戚拜官，人臣之分極矣。
藉今欲自圖不軌，尚未可知。
而今謂其欲佐胡惟庸者，則大謬不然。
人情愛其子，必甚于兄弟之子（善長弟存義子佑是胡惟庸的從女婿），安享萬全之富貴者，必不僥幸萬一之富貴。
善長與惟庸，猶子之親耳，于陛下則親子女也。
使善長佐惟庸成，不過勳臣第一而已矣，太師國公封王而已矣，尚主納妃而已矣，甯複有加于今日？且善長豈不知天下之不可幸取，當元之季，欲為此者何限，莫不身為齑粉，覆宗絕祀，能保首領者幾何人哉！善長胡乃身見之，而以衰倦之年身蹈之也？凡為此者，必有深仇激變，大不得已，父子之間，或至相挾以求脫禍。
今善長之子祺，備陛下骨肉親，無纖芥嫌，何苦而忽為此？若謂天象告變，大臣當災，殺之以應天象，則尤不可。
臣恐天下聞之，謂功如善長且如此，四方因之解體也。
今善長已死，言之無益，所願陛下作戒将來耳。
說得句句有理，字字有理，朱元璋無話可駁，也就算了（《明史》卷一百二十七，《李善長傳》）。
三 二案以外，開國功臣被殺的，還有謀殺小明王的兇手德慶侯廖永忠，洪武八年以僭用龍鳳不法等事賜死。
永嘉侯朱亮祖父子于十三年被鞭死。
臨川侯胡美于十七年犯禁伏誅。
江夏侯周德興于二十五年以帷薄不修，暧昧的罪狀被殺。
二十七年，殺定遠侯王弼、永平侯謝成、颍國公傅友德，二十八年殺宋國公馮勝。
周德興是朱元璋兒時放牛的夥伴，傅友德、馮勝功最高，突然被殺，根本不說有什麼罪過，正合着古人說的“飛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的話（王世貞： 《史乘考誤》；錢謙益：《太祖實錄辨證》；潘柽章：《國史考異》）。
不但列将以次誅夷，甚至替他堅守南昌七十五日，力拒陳友諒，造成鄱陽湖大捷，奠定王業的功臣，義子親侄朱文正也以“親近儒生，胸懷怨望”被鞭死（劉辰：《國初事迹》；孫宜：《洞庭集》，《大明初略》三；王世貞：《史乘考誤》卷一）。
義子親甥李文忠，十幾歲便在軍中南征北伐，立下大功，也因為左右多儒生，禮賢下士，有政治野心被毒死（王世貞：《史乘考誤》卷一；錢謙益：《太祖實錄辨證》卷五；潘柽章：《國史考異》卷二）。
劉基是幕府智囊，運謀決策，不止有定天下的大功，并且是奠定帝國規模的主要人物，因為主意多，看得準，看得遠，被猜忌最深，洪武元年便被休緻回家（劉辰：《國初事迹》），又怕隔得太遠會出事，硬拉回南京，終于被毒死（《明史》卷三〇八《胡惟庸傳》，卷一二八《劉基傳》；劉璟：《遇恩錄》）。
徐達為開國功臣第一，小心謹慎，也逃不過。
洪武十八年病了，生背疽，據說這病最忌吃蒸鵝，病重時皇帝卻特賜蒸鵝，沒法辦，流着眼淚當着使臣的面吃，不多日就死了（徐祯卿：《剪勝野聞》）。
這兩個元功的特别被注意，被防閑，滿朝文武全知道，給事中陳汶輝曾經上疏公開指出：“今勳舊耆德，鹹思辭祿去位，如劉基、徐達之見猜，李善長、周德興之被謗，視蕭何、韓信其危疑相去幾何哉！”（《明史》卷一三八，《李仕魯傳》附《陳汶輝傳》） 武臣之外，文官被殺的也着實不少。
有記載可考的有宋思顔、夏煜、高見賢、淩說、孔克仁，這幾人都是初起事時的幕府僚屬，宋思顔在幕府裡的地位僅次于李善長。
夏煜是詩人，和高見賢、楊憲、淩說一夥，專替朱元璋“伺察抟攀”，盡鷹犬的任務，告密栽贓，什麼事全幹，到末了也被人告密，先後送了命（《明史》卷一三五，《宋思顔傳》）。
朝官中有禮部侍郎朱同、張衡，戶部尚書趙勉，吏部尚書餘，工部尚書薛祥、秦逵，刑部尚書李質、開濟，戶部尚書茹太素，春官王本，祭酒許存仁，左都禦史楊靖，大理寺卿李仕魯，少卿陳汶輝，禦史王樸、紀善、白信蹈等（《明史》卷一三六《朱升傳》，卷一三七《劉三吾傳》《宋納傳》《安然傳》，卷一三八《陳修傳》《周祯傳》《楊靖傳》《薛祥傳》，卷一三九《茹太素傳》《李仕魯傳》《周敬心傳》）。
外官有蘇州知府魏觀，濟甯知府方克勤，番禺知縣道同，訓導葉伯巨，晉王府左相陶凱等（《明史》卷一四〇《魏觀傳》，卷二八一《方克勤傳》，卷一四〇《道同傳》，卷一三九《葉伯巨傳》，卷一三六《陶凱傳》）。
茹太素是個剛性人，愛說老實話，幾次為了話不投機被廷杖，降官，甚至鐐足治事，一天，在便殿賜宴，朱元璋賜詩，說：“金杯同汝飲，不刃不相饒。
”太素磕了頭，續韻吟道：“丹誠圖報國，不避聖心焦！”元璋聽了倒也很感動。
不多時還是被殺。
李仕魯是朱熹學派的學者，勸皇帝不要太尊崇和尚道士，想學韓文公辟佛，來發揚朱學。
料想着朱熹和皇帝是本家，這着棋準下得不錯，不料皇帝竟不買朱夫子的賬，全不理會，仕魯急了，鬧起迂脾氣，當面交還朝笏，要告休回家。
元璋大怒，叫武士把他掼死在階下。
陶凱是禦用文人，一時诏令封冊歌頌碑志多出其手，做過禮部尚書，制定軍禮和科舉制度，隻為了起一個别号叫“耐久道人”，犯了忌諱被殺。
員外郎張來碩谏止取已許配的少女作官人，說“于理未當”，被碎肉而死，參議李飲冰被割乳而死（劉辰：《國初事迹》）。
葉伯巨在洪武九年以星變上書，論用刑太苛說： 臣觀曆代開國之君，未有不以仁德結民心，以任刑失民心者。
國祚長短，悉由于此&hellip&hellip議者曰，宋、元中葉，專事姑息，賞罰無章，以緻亡滅。
主上痛懲其弊，故制不宥之刑，權神變之法，使人知懼而莫測其端也。
臣又以為不然。
開基之主，垂範百世，一動一靜，必使子孫有所持守，況刑者，民之司命，可不慎欤！夫笞、杖、徒、流、死，今之五刑也。
用此五刑，既無假貸，一出乎大公至正可也。
而用刑之際，多裁自聖衷，遂使治獄之吏，務趨求意旨，深刻者多功，平反者得罪，欲求治獄之平，豈易得哉！近者特旨，雜犯死罪，免死充軍，又删定舊律諸則，減宥有差矣。
然未聞有戒饬治獄者，務從平恕之條，是以法司猶循故例，雖聞寬宥之名，未見寬宥之實。
所謂實者，誠在主上，不在臣下也。
故必有罪疑惟輕之意，而後好生之德洽于民心，此非可以淺淺期也。
何以明其然也？古之為士者以登仕為榮，以罷職為辱，今之為士者以溷迹無聞為福，以受玷不錄為幸，以屯田工役為必獲之罪，以鞭笞捶楚為尋常之辱。
其始也，朝廷取天下之士，網羅捃摭，務無餘逸，有司敦迫上道，如捕重囚，比到京師，而除官多以貌選，所學或非其所用，所用或非其所學。
洎乎居官，一有差跌，苟免誅戮，則必在屯田工役之科，率是為常，不少顧惜。
此豈陛下所樂為哉！誠欲人之懼而不敢犯也。
竊見數年以來，誅殺亦可謂不少矣，而犯者相踵，良由激勸不明，善惡無别，議賢議能之法既廢，人不自勵而為善者怠也。
有人于此，廉如夷、齊，智如良、平，少戾于法，上将錄長棄短而用之乎？将舍其所長苛其所短而置之法乎？苟取其長而舍其短，則中庸之材争自奮于廉智；倘苛其短而棄其長，則為善之人皆曰某廉若是，某智若是，朝廷不少貸之，吾屬何所容其身乎？緻使朝不謀夕，棄其廉恥，或自掊克，以備屯田工役之資者，率皆是也。
若是非用刑之煩者乎！漢嘗徙大族于山陵矣，未聞實之以罪人也，今鳳陽皇陵所在，龍興之地，而率以罪人居之，怨嗟愁苦之聲，充斥園邑，殆非所以恭承宗廟意也。
朱元璋看了氣極，連聲音都發抖了，連聲說這小子敢如此！快逮來！我要親手射死他。
隔了些日子，中書省官趁他高興的時候，奏請把葉伯巨下刑部獄，不久死在獄中（《明史》卷一百三十九，《葉伯巨傳》）。
照規定，每年各布政使司和府州縣都得派上計吏到戶部，核算錢糧軍需等賬目，數目瑣碎畸零，必需府合省，省合部，一層層上去，一直到部裡審核報銷，才算手續完備。
錢谷數字有分毫升合不符合，整個報銷冊便被駁回，得重新填造。
布政使司離京師遠的六七千裡，近的也是三四千裡，冊子重造不打緊，要有衙門的印才算合法，為了蓋這顆印，來回時間就得一年半載。
為了免得部裡挑剔，減除來回奔走的麻煩，上計吏照例都帶有預先備好的空印文書，遇有部駁，随時填用。
到洪武十五年，朱元璋忽然發覺這事，以為一定有弊病，大發雷霆，下令地方各衙門的長官主印者一律處死，佐貳官杖一百充軍邊地。
其實上計吏所預備的空印文是騎縫印，不能作為别用，也不一定用得着，全國各衙門都明白這道理，連戶部官員也是照例默認的，算是一條不成文法律。
可是案發後，朝廷上誰也不敢說明詳情，有一個不怕死的老百姓，拼着命上書把這事解釋明白，也不中用，還是把地方長吏一殺而空。
當時最有名的好官濟甯知府方克務（建文朝大臣方孝孺的父親）也死在這案内。
上書人也被罰充軍（《明史》卷九十四，《刑法志》；卷一百三十九，《鄭士利傳》）。
郭桓是戶部侍郎，洪武十八年，有人告發北平二司官吏和郭桓通同舞弊，從六部左右侍郎以下都處死刑，追贓七百萬，供詞牽連到各直省官吏，死的又是幾萬人。
追贓又牽連到全國各地，中産之家差不多全被這案子搞得傾家蕩産，财破人亡。
這案子激動了整個社會，也太傷了中産階級和中下級官僚的心，大家都指斥攻擊告發此案的禦史和審判官，議論沸騰，情勢嚴重，朱元璋一看不對，趕緊下手诏條列郭桓等罪狀說是： 戶部官郭桓等收受浙西秋糧，合上倉四百五十萬石，其郭桓等止收六十萬石上倉，鈔八十萬錠入庫，以當時折算，可抵二百萬石，餘有一百九十萬石未曾上倉。
其桓等受要浙西等府鈔五十萬貫，緻使府州縣官黃文等通同刁頑入吏邊源等作弊，各分入己。
其所盜倉糧，以軍衛言之，三年所積賣空。
前者榜上若欲盡寫，恐民不信，但略寫七百萬耳。
若将其餘倉分并十二布政司通同盜賣見在倉糧，及接受浙西等府鈔五十萬張賣米一百九十萬不上倉，通算諸色課程魚鹽等項，及通同承運庫官範朝宗偷盜金銀，廣惠庫富張裕妄支鈔六百萬張，除盜庫見在金銀寶鈔不算外，其賣在倉稅糧及未上倉該收稅糧及魚鹽諸色等項，共折米算，所廢者二千四百餘萬（石）精糧。
其應天等五府州縣數十萬沒官田地夏秋稅糧，官吏張欽等通同作弊，并無一粒上倉，與同戶部官郭桓等盡行分授。
意思是追贓七百萬還是聖恩寬容，認真算起來該有二千四百萬。
這幾萬人死得決不委屈。
話雖如此說，到底覺得有些不妥，隻好借審刑官的頭來平衆怒，把原審官殺了一批，再三申說，求人民的諒解（《明史》卷九十四，《刑法志》；《大诰》二十三郭桓賣放浙西秋糧，四十九郭桓盜官糧）。
一年後，他又特别指出：“自開國以來，惟兩浙、江西、兩廣、福建所設有司官，未嘗任滿一人，往往未及終考，自不免于贓貪。
”（《大诰續篇》）可見殺這些貪官污吏是不錯的，是千該萬該的。
不過，倒過來說，殺了二十年的貪官污吏，而貪官污吏還是那麼多，沿海比較富饒區域的地方官，二十年來甚至沒有一個能夠做滿任期，都在中途犯了贓貪得罪，由此可見專制獨裁的統治，官僚政治和貪污根本分不開，單用嚴刑重罰，恐怖屠殺去根絕貪污，是不可能有什麼效果的。
在鞭笞、苦工、剝皮、抽筋，以至抄家滅族的威脅空氣中，凡是做官的，不論大官小官，近臣遠官，随時随地都會有不測之禍，人人在提心吊膽，戰戰兢兢過日子。
這日子過得太緊張了，太可怕了，有的人實在受不了，隻好辭官，回家當老百姓，不料又犯了皇帝的忌諱，說是不肯幫朝廷做事：“奸貪無福小人，故行诽謗，皆說朝廷官難做。
”（《大诰》，奸貪诽謗第六十四）大不敬，非殺不可。
沒有做過官的儒士，怕極了，躲在鄉間不敢出來應考做官，他又下令地方官用種種方法逼他們出來，“有司敦迫上道，如捕重囚”。
還立下一條法令，說是：“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寰中士大夫不為君用，是自外其教者，誅其身而沒其家，不為之過。
”（《大诰二編》，蘇州人才第十三）貴溪儒士夏伯啟叔侄各剁去左手大指，立誓不做官，被拿赴京師面審，元璋氣呼呼發問：“昔世亂居何處？”回說：“紅寇亂時，避兵于福建、江西兩界間。
”不料紅寇這名詞正刺着皇帝的痛處： 朕知伯啟心懷忿怒，将以為朕取天下非其道也。
特謂伯啟曰：爾伯啟言紅寇亂時，意有他忿。
今去指不為朕用，宜枭令籍沒其家，以絕狂愚夫做效之風。
特派法司押回原籍處決（《大诰三編》，秀才剁指第十；《明史》卷九十四，《刑法志》）。
蘇州人才姚潤、王談被征不肯做官，也都被處死，全家籍沒（《大诰三編》，蘇州人才第十三；《明史》卷九十四，《刑法志》）。
洪武朝朝臣幸免于屠殺的，隻有幾個例子：一個是大将信國公湯和，原是朱元璋同村子人，一塊兒長大的看牛夥伴，比元璋大三歲，起兵以後，諸将地位和元璋不相上下的，都鬧别扭，不聽使喚，隻有湯和規規矩矩，小心聽話，服從命令。
到晚年，徐達、李文忠死已多年，湯和宿将功高，明白老夥伴脾氣，心裡老大不願意，讓諸大将仍舊掌兵權，苦的是嘴裡說不出。
他首先告老交出兵權，元璋大喜，立刻派官給他在鳳陽蓋府第，賞賜稠渥，特别優厚，算是僥幸老死在床上（《明史》卷一百二十六，《湯和傳》）。
一個是外戚郭德成，郭甯妃的哥哥，一天他陪朱元璋在後苑喝酒，醉了爬在地上去冠磕頭謝恩，露出稀稀的幾根頭發，元璋笑着說：“醉風漢，頭發秃到這樣，可不是酒喝多了。
”德成仰頭說：“這幾根還嫌多呢，剃光了才痛快。
”元璋不作聲。
德成酒醒，才知道闖了大禍，怕得要死，隻好索性裝瘋，剃光了頭，穿了和尚衣，成天念佛。
元璋信以為真，告訴甯妃說：“原以為你哥哥說笑話，如今真個如此，真是瘋漢。
”不再在意，黨案起後，德成居然漏網（《明史》卷一三一，《郭光傳》）。
一個是禦史袁凱，有一次朱元璋要殺許多人，叫袁凱把案卷送給皇太子複訊，皇太子主張從寬。
袁凱回報，元璋問：“我要殺人皇太子卻要寬減，你看誰對？”袁凱不好說話，隻好回答：“陛下要殺是守法，東宮要赦免是慈心。
”元璋大怒，以為袁凱兩頭讨好，腳踏兩頭船，老滑頭，要不得。
袁凱大懼，假裝瘋癫，元璋說瘋子不怕痛，叫人拿木鑽來刺他的皮膚，袁凱咬緊牙關，忍住不喊痛。
回家後，自己拿鐵鍊鎖住脖子，蓬頭垢面，滿口瘋話，元璋還是不放心，派使者去召他做官，袁凱瞪眼對使者唱月兒高曲，爬在籬笆邊吃狗矢，使者回報果然瘋了，才不追究。
這一次朱元璋卻受了騙，原來袁預先叫人用炒面拌砂糖，捏成段段，散在籬笆下，爬着吃了，救了一條命，朱元璋哪裡會知道？（《明史》卷二百八十三，《袁凱傳》；徐祯卿： 《翦勝野聞》；陸深：《金台紀聞》） 吳人嚴德珉由禦史升左佥都禦史，因病辭官，犯了陳諱，被黥面充軍南丹（今廣西），遇赦放還，布衣徒步做老百姓，誰也不知道他曾做過官。
到宣德時還很健朗，一天因事被禦史所逮，跪在堂下，供說也曾在台勾當公事，頗曉三尺法度。
禦史問是何官，回說洪武中台長嚴德珉便是老夫。
禦史大驚謝罪，第二天去拜訪，卻早已挑着鋪蓋走了。
有一個教授和他喝酒，見他臉上刺字，頭戴破帽，問老人家犯什麼罪過，德珉說了詳情，并說先時國法極嚴，做官的多半保不住腦袋。
說時還北面拱手，嘴裡連說“國恩！國恩！”（《明史》卷一三八，《周祯傳》） 元璋有一天出去私訪，到一破寺，裡邊沒有一個人，牆上畫一布袋和尚，有詩一首：“大千世界浩茫茫，收拾都将一袋藏，畢竟有收還有放，放寬些子有何妨。
”墨迹還新鮮，是剛畫剛寫的，趕緊使人去搜索，已經不見了（徐祯卿：《翦勝野聞》）。
這故事不一定是真實的，不過，所代表的當時人的情緒卻是真實的。
明教與大明帝國（節選） 吳元年與明之國号 我國曆史上之朝代稱号，或從初起之地名，或因所封之爵邑，或追溯其所自始，要皆各有其獨特之意義，清趙翼曾暢論之： 三代以下建國号者，多以國邑舊名：王莽建号曰新，亦以初封新都侯故也。
公孫述建号成家，亦以據成都起事也。
人李雄建号大成，蓋亦襲述舊稱也。
金太祖始取義于金之堅固，遂不以國邑而以金為号（按《金志》太祖以國産金，且有金水源，故稱大金）。
然猶未用文義也。
金末宣撫蒲鮮萬奴據遼東，僭稱天王，國号大真，始有以文義而為号者。
元太祖本無國号，但稱蒙古，如遼之稱契丹也。
世祖至元八年（公元1271年）因劉秉忠奏，姑建國号曰大元，取“大哉乾元”之意，國号取文義自此始。
其诏有曰，“誕膺景命，必有美名，唐之為言蕩也，虞之為言樂也，&hellip&hellip世降以還，事殊非古；稱秦稱漢者，著從初起之地名，曰隋曰唐者，即因所封之爵邑，是皆徇百姓見聞之狃習，要一時經制之權宜。
今特建國号曰大元，取《易經》乾元之義”雲。
命世之君，創制顯庸，必有以新一代之耳目，而不肯因襲前代，此其一端也。
（《廿二史劄記》卷二九《元建國始用文義》） 唯明太祖以至正二十七年（公元1367年）稱吳元年，次年即帝位，始定國号曰大明，紀元洪武。
吳非國号，亦非年号。
至大明則既非初起之地名，亦非所封之爵邑，亦非如後唐後漢之追溯其所自始，如以其文義“光明”言，亦無所歸屬。
《明實錄》《明史》諸書記太祖即位诏書，僅著“定有天下之号曰大明”一語，明清兩代學人著述，亦從未涉及“吳元年”及“大明”一名詞之意義者。
（日人和田清君曾撰《關于明之國号》一文，刊《東洋學報》，滇中無從得此書，未能論列。
） 按太祖起自紅軍，奉宋帝小明王韓林兒正朔。
宋龍鳳七年（公元1361年，元至正二十一年）封吳國公（錢謙益《國初群雄事略》引俞本《皇明紀事錄》，《明史·太祖紀》系稱吳國公事于至正十六年），十年進爵為吳王（《國初群雄事略》引《龍鳳事迹》）。
軍中文移布告均稱“皇帝聖旨吳王令旨”（《國初群雄事略》）。
十二年弑宋帝，宋亡。
是所謂吳元年者，如以為吳王受封之吳，則當為吳四年，如以為國号，則先此張士誠已據吳稱吳王，且太祖時方遣将伐吳，不應踵襲敵國之稱号。
如以為紀元之稱，則有史以來，從未有一字之年号！又其時天完吳夏漢諸國，國号紀元，皆粲然備具。
太祖後起，且承宋後，為紅軍正統，不應既無國号，又無紀元，僅稱無所指屬之吳元年也。
太祖幕中多儒生，不應瞢忽至此！頗疑太祖于殺韓林兒後，仍稱宋國，仍奉龍鳳十三年正朔。
其稱吳元年者，開國後諱其起于紅軍，更諱言臣于小明王，曾奉其正朔。
遂于宋明之際，追改龍鳳十三年為吳元年，以示其非承宋而起也。
推度當時情事，應是如此。
然明初史迹經《太祖實錄》之三修，已湮沒不可詳，姑系臆說于此。
至“大明”之國号，則私見以為出于韓氏父子之“明王”，明王出于《大小明王出世經》。
《大小明王出世經》為明教經典，明之國号實出于明教。
明教自唐代輸入，至南宋而益盛，窮流溯源，因并及之。
明教又與出自佛教之彌勒佛傳說及白蓮社合，文中牽連述及，僅憑史書。
至二教經典則以滇中無從得書，參合比較，請俟異日。
所述明教唐宋二代史迹，大部分多從沙畹（E.Chavannes）《摩尼教流行中國考》（馮承鈞譯，商務印書館版）、王國維先生《摩尼教流行中國考》（《海甯王靜安先生遺書》冊一一）、陳垣先生《摩尼教入中國考》（北京大學《國學季刊》一卷二号）、牟潤孫先生《宋代摩尼教》（輔仁大學《輔仁學志》七卷一、二期）諸文引用，他山之助，謹申謝意。
明教 明教即摩尼教（Manichaeism），波斯人摩尼（Mani，216&mdash277）所創。
我國史籍中有稱之為牟尼者，摩尼之異譯也。
有稱之為末摩尼者，古波斯文（Pehlavi）marmani之譯文，華言摩尼主也。
有稱之為末尼者，末摩尼之省文也（沙畹《摩尼教流行中國考》，8～9頁）。
其教雜糅祆教基督教佛教而成，主要經典有《二宗三際經》，二宗者明與暗也，明暗鬥争，時有軒轾，明終克暗，至安樂處。
法國巴黎圖書館藏《摩尼教殘經出家儀》第六《初辯二宗》： 求出家者，須知明暗各宗，性情懸隔，若不辯識，何以修為？ 三際者，過去未來現在也。
同上《次明三際》： 一、初際；二、中際；三、後際。
初際者未有天地，但殊明暗，明性智慧，暗性愚癡，諸所動靜，無不相背。
中際者，暗既侵明，恣情馳逐，明來入暗，委質推移，大患厭離于形體，火宅願求于出離，勞身救性，聖教固然，即妄為真，孰聞聽命？事須辯識，求解脫緣。
後際者，教化事畢，真妄歸根，明既歸于大明，暗亦歸于積暗，二宗各複，兩者交歸。
初際明暗相背，中際明暗混糅，後際明暗劃分。
明為善，為理；暗則為惡，為欲。
其神為明使，亦稱明尊，即摩尼也。
有淨風善母二光明使。
又以淨氣、妙風、妙明、妙水、妙火為五明使。
北平圖書館藏《摩尼教殘經》： 若有明使，出興于世，教化衆生，令脫諸苦。
又雲： 其惠明使亦複如是，既入故城，壞惠敵已，當即分判明暗二力，不令雜亂。
又雲： 《應輪經》雲：若電勿（Denavari，玄奘《西域記》譯作提那跋）等身具善法，光明父子及淨法風，皆于身中每常遊止。
其明父者即是明界無上明尊，其明子者即是日月光明，淨法風者即是惠明。
經述“明”以種種方法困“暗”，“暗”後以種種方法囚“明”。
“明”“暗”交争，一起一伏，最後明使為植十二明王寶樹： 惠明相者，第一大王，二者智惠，三者常勝，四者歡喜，五者勤修，六者平等，七者信心，八者忍辱，九者直意，十者功德，十一者齊心一等，十二者内外倶明。
如是十二光明大時，若入“相”“心”“念”“思”“意”等五種國土，一一孽，無量光明，各各現果，亦複無量，其菓即于清靜徒衆而具顯現。
此明教徒之十二美德也。
每一樹又有五記驗，如第一大王樹有五記驗，一者不樂久住一處，二者不悭，三者貞潔，四者近智惠，五者常樂清靜徒衆。
每一記驗又各有定義，如不悭：“所至之處，若得襯施，不私隐用，皆納大衆。
”合十二樹六十記驗，教徒具備六十種美德，乃入光明極樂世界。
明使講經已，結雲： 如是等名為十二明王寶樹，我從常樂光明世界，為汝等故，持至于此。
欲以此樹栽于汝等清靜衆中，汝等上相善慧男女，當須各自于清淨心中栽植此樹，令更增長，猶如上好無砂鹵地，種一收萬，如是展轉，至無量數。
汝等今者欲成就無上大明清淨果者，皆當莊嚴如寶樹，令得具足。
何以故？汝等善子，依此樹果，得離四難，及諸有身，出離生死，究竟常勝，至安樂處。
又有《大小明王出世經》等經，釋志磐《佛祖統紀》引《釋門正統》： 準國朝（宋）法令，諸以《二宗經》及非《藏經》所載不根經文傳習惑衆者，以左道論罪。
二宗者謂男女不嫁娶，互持不語，病不服藥，死則裸葬等。
不根經文者，謂《佛佛吐戀師》《佛說啼哭》《大小明王出世經》《開元括地變文》《齊天論五來子曲》之類。
《日光偈》《月光偈》等偈，《宋會要·刑法門二上》： 明教之人所念經文，及繪畫佛像，号曰《訖思經》《證明經》《太子下生經》《父母經》《圖經》《文緣經》，《七時偈》《日光偈》《月光偈》《平文》《策漢贊》《策證明贊》，《廣大忏》《妙水佛幀》《先意佛幀》《夷數佛幀》《善惡幀》《太子幀》《四天王幀》。
已上等經佛号，即于道釋經藏并無明文該載，皆是妄誕妖怪之言，多引爾時明尊之事，與道釋經文不同。
至于字音又難辨認，委是狂妄之人，僞造言辭，诳愚惑衆，上僭天王太子之号。
其教儀節為經典所規定者為齋食。
巴黎藏《摩尼教殘經·寺宇儀》第五： 私室廚庫，每日齋食，俨然待施。
若無施者，乞丐以充。
唯使聽人，勿蓄奴婢及六畜等非法之具。
且日食一餐，日晚乃食（李肇《唐國史補》，《新唐書》卷二一七上）。
北平圖書館藏《摩尼教殘經》： 日一受食，不以為難。
不飲乳酪（李肇《唐國史補》，《新唐書》卷二一七上）。
死則裸葬。
巴黎藏《殘經》： □宿死屍，若有覆藏，還同破戒。
其僧侶有拂多誕，古波斯語Fur-sta-dan之譯音也，華言“知教義者”。
有慕阇，亦古波斯語Mozak之譯音，華言“師”也（沙畹《摩尼教流行中國考》）。
明教之傳播 明教在北宋末南宋前期，流行于淮南兩浙江東江西福建諸地，深入農村。
農民入其教者，一因素食節用而食足；一因結黨互助而事濟，向之受官吏地主壓迫剝削者，均得借入教而得蔭庇。
信仰既深，蟠結愈固，在平時安居樂業，固皆良民，一旦政府誅求過甚，揭竿而起，立成勁旅，成為農民暴動農民革命之核心力量。
宋代明教徒所領導之暴動，恰與其傳教地域合，前仆後起，曆久勿衰。
其著者如北宋徽宋宣和二年（公元1120年）方臘呂師囊起于睦州台州（方勺《泊宅編》，《宋史·童貫傳》附《方臘傳》）。
南宋高宗建炎四年（公元1130年）王念經（宗石）起于信州（《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三二&mdash三六）。
紹興三年（公元1133年）餘五婆起事于衢州（同上書卷六三，莊季裕《雞肋編》中）。
十年東陽縣“魔賊”起事（《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一三八）。
十四年俞一起事于泾縣（同上書卷一五一），二十年信州貴溪“魔賊”起事（同上書卷一七六）。
理宗紹定六年（公元1233年）陳三槍張魔王據松梓山，出沒江西、廣東，跨三路數州六十寨（《宋史》卷四一九《陳傳》）。
方臘之起事，以紅巾為識，《泊宅編》記： 臘自号聖公，改元永樂。
置偏裨将，以巾色飾為别，自紅巾而上凡六等。
無甲冑，惟以鬼神詭秘事相扇怵。
餘五婆之起事，其徒亦衣赭服，《雞肋編》中： （紹興）三年，偶邑人以私怨告衆事魔，有白馬洞缪羅者殺保正，怒其乞取。
其弟四六辄衣赭服，傳宣喧動，乃遣官兵往捕，一方被害。
明教徒以明使為白佛，故其徒白衣白冠。
至宋南渡前後，又有尚紅色紫色之新風氣。
洪邁所記三山明教徒為首者紫帽寬袗，及方臘餘五婆之紅巾赭服是也。
此種變化，或與祆教佛教有關，以明教原系雜糅祆教佛教而成，祆教之火神色尚紅，而佛教淨土宗之阿彌陀佛又屬紅色之故也。
白蓮社奉阿彌陀佛，明教與白蓮社之混合或早在北宋已開其端，故明教徒黨又以紅色為其舉事之标識也（沙畹《摩尼教流行中國考》73頁）。
方臘之起事，其徒又佩明鏡，樓鑰《跋先大父（異）徽猷閣直學士诘》，記其祖樓異守處州日，方臘徒黨以舟師進犯情形： 少随侍處州。
聞其來處也，止以數舟載百餘人，绛帛帕首，帶鏡于上，日光照耀，自龍泉山間，亂鳴钲鼓，順流而下。
（《攻媿集》卷七三） 各地起義行動雖均被政府軍所鎮壓，然明教之流行固自若也。
且其勢力更進而滲入軍伍。
李心傳記： 紹興十五年（公元1145年）二月庚辰，上曰：“聞軍士亦有吃菜者，此曹多素食，則俸給有餘，恐驕怠之心易生，可谕諸統兵官嚴行禁饬。
”（《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一五三） 軍士吃菜，事至尋常，何至勞皇帝注意？因素食而俸給有餘，正應獎勵之不暇，何至嚴行禁饬？蓋此吃菜實加入明教之别名，而又不欲顯言其為明教，懼失軍心，故隐約言之耳。
越十一年而有朝紳吃菜之獄，則朝野士大夫亦有皈依明教者矣。
李心傳又記： 紹興二十三年（公元1153年）十月庚申，太府寺丞兼權刑部員外郎史祺孫令吏部差監臨江軍新塗縣酒稅。
時武臣孫士道等習幻怪之術，而朝士或與之遊。
祺孫至執弟子禮。
大理正石邦哲、謝邦彥皆從之。
侍禦史魏師遜奏祺孫傷俗敗教。
上曰：“士大夫學先王之道，乃從妄人習妖怪之術，以欺愚惑衆，若不罷斥，無以戒後人。
”乃有是命。
時士道已系獄，于是邦哲、邦彥皆坐免官。
（同上書卷一六五） 此記朝官史祺孫、石邦哲、謝邦彥從孫士道執弟子禮，習妖怪之術，傷俗敗教。
曰妄人，曰妖術，究不知其何教何術，記錄不明。
越三年邦哲、邦彥再被論罷，始知前後二貶，皆與明教有關，案中諸人皆明教徒也： 紹興二十六年四月己卯，左朝請郎兩浙西路提點刑獄公事謝邦彥、大理寺丞石邦哲、右通直郎提舉兩浙西路常平茶鹽公事司馬倬，并罷。
先是平江土居右朝散郎曹雲召邦彥、倬于其家，與之蔬食。
侍禦史湯鵬舉論雲平江大儈，以賣蔔為業，交結士大夫，遂得一官。
邦彥、邦哲頃與妖人交遊，論列放罷，因鐘世明
到二十三年何榮弟崇祖回廣東時：“兄把袂連聲：弟弟，今居官禍福頃刻，汝歸難料再會日。
到家達知伯叔兄弟，勿犯違法事，保護祖宗，是所願望！” 可是，逃過了胡黨，還是逃不過藍黨，何家是嶺南大族，何真在元明之際保障過一方秩序，威望極高，如何放得過？據何崇祖自述： 洪武二十六年，族誅涼國公藍玉，扳指公侯文武家名藍黨，無有分别，自京及天下，赤族不知幾萬戶。
長兄四兄宏維暨老幼鹹喪。
三月二十日夜雞鳴時，家人彭康壽叩門，吾床中聞知禍事，出問故，雲：“昨晚申時，内官數員滞官軍到銜，城門皆閉。
是晚有公差出城，私言今夜抄提員頭山何族，因此奔回。
”&hellip&hellip軍來甚衆，吾忙呼妻封氏各自逃生。
崇祖一房從此山居島宿，潛形匿迹，一直三十一年新帝登極大赦，才敢回家安居（何崇祖：《廬江郡何氏家記》〔《玄覽堂叢書續集》〕本）。
李善長死時已經七十七歲了，帥府元僚，開國首相，替主子辦了三十九年事，兒子做驸馬，本身封國公，富極貴極，到末了卻落得全家誅戮。
一年後，有人替他上疏喊冤說： 善長與陛下同心，出萬死以取天下，勳臣第一，生封公，死封王，男尚公主，親戚拜官，人臣之分極矣。
藉今欲自圖不軌，尚未可知。
而今謂其欲佐胡惟庸者，則大謬不然。
人情愛其子，必甚于兄弟之子（善長弟存義子佑是胡惟庸的從女婿），安享萬全之富貴者，必不僥幸萬一之富貴。
善長與惟庸，猶子之親耳，于陛下則親子女也。
使善長佐惟庸成，不過勳臣第一而已矣，太師國公封王而已矣，尚主納妃而已矣，甯複有加于今日？且善長豈不知天下之不可幸取，當元之季，欲為此者何限，莫不身為齑粉，覆宗絕祀，能保首領者幾何人哉！善長胡乃身見之，而以衰倦之年身蹈之也？凡為此者，必有深仇激變，大不得已，父子之間，或至相挾以求脫禍。
今善長之子祺，備陛下骨肉親，無纖芥嫌，何苦而忽為此？若謂天象告變，大臣當災，殺之以應天象，則尤不可。
臣恐天下聞之，謂功如善長且如此，四方因之解體也。
今善長已死，言之無益，所願陛下作戒将來耳。
說得句句有理，字字有理，朱元璋無話可駁，也就算了（《明史》卷一百二十七，《李善長傳》）。
三 二案以外，開國功臣被殺的，還有謀殺小明王的兇手德慶侯廖永忠，洪武八年以僭用龍鳳不法等事賜死。
永嘉侯朱亮祖父子于十三年被鞭死。
臨川侯胡美于十七年犯禁伏誅。
江夏侯周德興于二十五年以帷薄不修，暧昧的罪狀被殺。
二十七年，殺定遠侯王弼、永平侯謝成、颍國公傅友德，二十八年殺宋國公馮勝。
周德興是朱元璋兒時放牛的夥伴，傅友德、馮勝功最高，突然被殺，根本不說有什麼罪過，正合着古人說的“飛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的話（王世貞： 《史乘考誤》；錢謙益：《太祖實錄辨證》；潘柽章：《國史考異》）。
不但列将以次誅夷，甚至替他堅守南昌七十五日，力拒陳友諒，造成鄱陽湖大捷，奠定王業的功臣，義子親侄朱文正也以“親近儒生，胸懷怨望”被鞭死（劉辰：《國初事迹》；孫宜：《洞庭集》，《大明初略》三；王世貞：《史乘考誤》卷一）。
義子親甥李文忠，十幾歲便在軍中南征北伐，立下大功，也因為左右多儒生，禮賢下士，有政治野心被毒死（王世貞：《史乘考誤》卷一；錢謙益：《太祖實錄辨證》卷五；潘柽章：《國史考異》卷二）。
劉基是幕府智囊，運謀決策，不止有定天下的大功，并且是奠定帝國規模的主要人物，因為主意多，看得準，看得遠，被猜忌最深，洪武元年便被休緻回家（劉辰：《國初事迹》），又怕隔得太遠會出事，硬拉回南京，終于被毒死（《明史》卷三〇八《胡惟庸傳》，卷一二八《劉基傳》；劉璟：《遇恩錄》）。
徐達為開國功臣第一，小心謹慎，也逃不過。
洪武十八年病了，生背疽，據說這病最忌吃蒸鵝，病重時皇帝卻特賜蒸鵝，沒法辦，流着眼淚當着使臣的面吃，不多日就死了（徐祯卿：《剪勝野聞》）。
這兩個元功的特别被注意，被防閑，滿朝文武全知道，給事中陳汶輝曾經上疏公開指出：“今勳舊耆德，鹹思辭祿去位，如劉基、徐達之見猜，李善長、周德興之被謗，視蕭何、韓信其危疑相去幾何哉！”（《明史》卷一三八，《李仕魯傳》附《陳汶輝傳》） 武臣之外，文官被殺的也着實不少。
有記載可考的有宋思顔、夏煜、高見賢、淩說、孔克仁，這幾人都是初起事時的幕府僚屬，宋思顔在幕府裡的地位僅次于李善長。
夏煜是詩人，和高見賢、楊憲、淩說一夥，專替朱元璋“伺察抟攀”，盡鷹犬的任務，告密栽贓，什麼事全幹，到末了也被人告密，先後送了命（《明史》卷一三五，《宋思顔傳》）。
朝官中有禮部侍郎朱同、張衡，戶部尚書趙勉，吏部尚書餘，工部尚書薛祥、秦逵，刑部尚書李質、開濟，戶部尚書茹太素，春官王本，祭酒許存仁，左都禦史楊靖，大理寺卿李仕魯，少卿陳汶輝，禦史王樸、紀善、白信蹈等（《明史》卷一三六《朱升傳》，卷一三七《劉三吾傳》《宋納傳》《安然傳》，卷一三八《陳修傳》《周祯傳》《楊靖傳》《薛祥傳》，卷一三九《茹太素傳》《李仕魯傳》《周敬心傳》）。
外官有蘇州知府魏觀，濟甯知府方克勤，番禺知縣道同，訓導葉伯巨，晉王府左相陶凱等（《明史》卷一四〇《魏觀傳》，卷二八一《方克勤傳》，卷一四〇《道同傳》，卷一三九《葉伯巨傳》，卷一三六《陶凱傳》）。
茹太素是個剛性人，愛說老實話，幾次為了話不投機被廷杖，降官，甚至鐐足治事，一天，在便殿賜宴，朱元璋賜詩，說：“金杯同汝飲，不刃不相饒。
”太素磕了頭，續韻吟道：“丹誠圖報國，不避聖心焦！”元璋聽了倒也很感動。
不多時還是被殺。
李仕魯是朱熹學派的學者，勸皇帝不要太尊崇和尚道士，想學韓文公辟佛，來發揚朱學。
料想着朱熹和皇帝是本家，這着棋準下得不錯，不料皇帝竟不買朱夫子的賬，全不理會，仕魯急了，鬧起迂脾氣，當面交還朝笏，要告休回家。
元璋大怒，叫武士把他掼死在階下。
陶凱是禦用文人，一時诏令封冊歌頌碑志多出其手，做過禮部尚書，制定軍禮和科舉制度，隻為了起一個别号叫“耐久道人”，犯了忌諱被殺。
員外郎張來碩谏止取已許配的少女作官人，說“于理未當”，被碎肉而死，參議李飲冰被割乳而死（劉辰：《國初事迹》）。
葉伯巨在洪武九年以星變上書，論用刑太苛說： 臣觀曆代開國之君，未有不以仁德結民心，以任刑失民心者。
國祚長短，悉由于此&hellip&hellip議者曰，宋、元中葉，專事姑息，賞罰無章，以緻亡滅。
主上痛懲其弊，故制不宥之刑，權神變之法，使人知懼而莫測其端也。
臣又以為不然。
開基之主，垂範百世，一動一靜，必使子孫有所持守，況刑者，民之司命，可不慎欤！夫笞、杖、徒、流、死，今之五刑也。
用此五刑，既無假貸，一出乎大公至正可也。
而用刑之際，多裁自聖衷，遂使治獄之吏，務趨求意旨，深刻者多功，平反者得罪，欲求治獄之平，豈易得哉！近者特旨，雜犯死罪，免死充軍，又删定舊律諸則，減宥有差矣。
然未聞有戒饬治獄者，務從平恕之條，是以法司猶循故例，雖聞寬宥之名，未見寬宥之實。
所謂實者，誠在主上，不在臣下也。
故必有罪疑惟輕之意，而後好生之德洽于民心，此非可以淺淺期也。
何以明其然也？古之為士者以登仕為榮，以罷職為辱，今之為士者以溷迹無聞為福，以受玷不錄為幸，以屯田工役為必獲之罪，以鞭笞捶楚為尋常之辱。
其始也，朝廷取天下之士，網羅捃摭，務無餘逸，有司敦迫上道，如捕重囚，比到京師，而除官多以貌選，所學或非其所用，所用或非其所學。
洎乎居官，一有差跌，苟免誅戮，則必在屯田工役之科，率是為常，不少顧惜。
此豈陛下所樂為哉！誠欲人之懼而不敢犯也。
竊見數年以來，誅殺亦可謂不少矣，而犯者相踵，良由激勸不明，善惡無别，議賢議能之法既廢，人不自勵而為善者怠也。
有人于此，廉如夷、齊，智如良、平，少戾于法，上将錄長棄短而用之乎？将舍其所長苛其所短而置之法乎？苟取其長而舍其短，則中庸之材争自奮于廉智；倘苛其短而棄其長，則為善之人皆曰某廉若是，某智若是，朝廷不少貸之，吾屬何所容其身乎？緻使朝不謀夕，棄其廉恥，或自掊克，以備屯田工役之資者，率皆是也。
若是非用刑之煩者乎！漢嘗徙大族于山陵矣，未聞實之以罪人也，今鳳陽皇陵所在，龍興之地，而率以罪人居之，怨嗟愁苦之聲，充斥園邑，殆非所以恭承宗廟意也。
朱元璋看了氣極，連聲音都發抖了，連聲說這小子敢如此！快逮來！我要親手射死他。
隔了些日子，中書省官趁他高興的時候，奏請把葉伯巨下刑部獄，不久死在獄中（《明史》卷一百三十九，《葉伯巨傳》）。
照規定，每年各布政使司和府州縣都得派上計吏到戶部，核算錢糧軍需等賬目，數目瑣碎畸零，必需府合省，省合部，一層層上去，一直到部裡審核報銷，才算手續完備。
錢谷數字有分毫升合不符合，整個報銷冊便被駁回，得重新填造。
布政使司離京師遠的六七千裡，近的也是三四千裡，冊子重造不打緊，要有衙門的印才算合法，為了蓋這顆印，來回時間就得一年半載。
為了免得部裡挑剔，減除來回奔走的麻煩，上計吏照例都帶有預先備好的空印文書，遇有部駁，随時填用。
到洪武十五年，朱元璋忽然發覺這事，以為一定有弊病，大發雷霆，下令地方各衙門的長官主印者一律處死，佐貳官杖一百充軍邊地。
其實上計吏所預備的空印文是騎縫印，不能作為别用，也不一定用得着，全國各衙門都明白這道理，連戶部官員也是照例默認的，算是一條不成文法律。
可是案發後，朝廷上誰也不敢說明詳情，有一個不怕死的老百姓，拼着命上書把這事解釋明白，也不中用，還是把地方長吏一殺而空。
當時最有名的好官濟甯知府方克務（建文朝大臣方孝孺的父親）也死在這案内。
上書人也被罰充軍（《明史》卷九十四，《刑法志》；卷一百三十九，《鄭士利傳》）。
郭桓是戶部侍郎，洪武十八年，有人告發北平二司官吏和郭桓通同舞弊，從六部左右侍郎以下都處死刑，追贓七百萬，供詞牽連到各直省官吏，死的又是幾萬人。
追贓又牽連到全國各地，中産之家差不多全被這案子搞得傾家蕩産，财破人亡。
這案子激動了整個社會，也太傷了中産階級和中下級官僚的心，大家都指斥攻擊告發此案的禦史和審判官，議論沸騰，情勢嚴重，朱元璋一看不對，趕緊下手诏條列郭桓等罪狀說是： 戶部官郭桓等收受浙西秋糧，合上倉四百五十萬石，其郭桓等止收六十萬石上倉，鈔八十萬錠入庫，以當時折算，可抵二百萬石，餘有一百九十萬石未曾上倉。
其桓等受要浙西等府鈔五十萬貫，緻使府州縣官黃文等通同刁頑入吏邊源等作弊，各分入己。
其所盜倉糧，以軍衛言之，三年所積賣空。
前者榜上若欲盡寫，恐民不信，但略寫七百萬耳。
若将其餘倉分并十二布政司通同盜賣見在倉糧，及接受浙西等府鈔五十萬張賣米一百九十萬不上倉，通算諸色課程魚鹽等項，及通同承運庫官範朝宗偷盜金銀，廣惠庫富張裕妄支鈔六百萬張，除盜庫見在金銀寶鈔不算外，其賣在倉稅糧及未上倉該收稅糧及魚鹽諸色等項，共折米算，所廢者二千四百餘萬（石）精糧。
其應天等五府州縣數十萬沒官田地夏秋稅糧，官吏張欽等通同作弊，并無一粒上倉，與同戶部官郭桓等盡行分授。
意思是追贓七百萬還是聖恩寬容，認真算起來該有二千四百萬。
這幾萬人死得決不委屈。
話雖如此說，到底覺得有些不妥，隻好借審刑官的頭來平衆怒，把原審官殺了一批，再三申說，求人民的諒解（《明史》卷九十四，《刑法志》；《大诰》二十三郭桓賣放浙西秋糧，四十九郭桓盜官糧）。
一年後，他又特别指出：“自開國以來，惟兩浙、江西、兩廣、福建所設有司官，未嘗任滿一人，往往未及終考，自不免于贓貪。
”（《大诰續篇》）可見殺這些貪官污吏是不錯的，是千該萬該的。
不過，倒過來說，殺了二十年的貪官污吏，而貪官污吏還是那麼多，沿海比較富饒區域的地方官，二十年來甚至沒有一個能夠做滿任期，都在中途犯了贓貪得罪，由此可見專制獨裁的統治，官僚政治和貪污根本分不開，單用嚴刑重罰，恐怖屠殺去根絕貪污，是不可能有什麼效果的。
在鞭笞、苦工、剝皮、抽筋，以至抄家滅族的威脅空氣中，凡是做官的，不論大官小官，近臣遠官，随時随地都會有不測之禍，人人在提心吊膽，戰戰兢兢過日子。
這日子過得太緊張了，太可怕了，有的人實在受不了，隻好辭官，回家當老百姓，不料又犯了皇帝的忌諱，說是不肯幫朝廷做事：“奸貪無福小人，故行诽謗，皆說朝廷官難做。
”（《大诰》，奸貪诽謗第六十四）大不敬，非殺不可。
沒有做過官的儒士，怕極了，躲在鄉間不敢出來應考做官，他又下令地方官用種種方法逼他們出來，“有司敦迫上道，如捕重囚”。
還立下一條法令，說是：“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寰中士大夫不為君用，是自外其教者，誅其身而沒其家，不為之過。
”（《大诰二編》，蘇州人才第十三）貴溪儒士夏伯啟叔侄各剁去左手大指，立誓不做官，被拿赴京師面審，元璋氣呼呼發問：“昔世亂居何處？”回說：“紅寇亂時，避兵于福建、江西兩界間。
”不料紅寇這名詞正刺着皇帝的痛處： 朕知伯啟心懷忿怒，将以為朕取天下非其道也。
特謂伯啟曰：爾伯啟言紅寇亂時，意有他忿。
今去指不為朕用，宜枭令籍沒其家，以絕狂愚夫做效之風。
特派法司押回原籍處決（《大诰三編》，秀才剁指第十；《明史》卷九十四，《刑法志》）。
蘇州人才姚潤、王談被征不肯做官，也都被處死，全家籍沒（《大诰三編》，蘇州人才第十三；《明史》卷九十四，《刑法志》）。
洪武朝朝臣幸免于屠殺的，隻有幾個例子：一個是大将信國公湯和，原是朱元璋同村子人，一塊兒長大的看牛夥伴，比元璋大三歲，起兵以後，諸将地位和元璋不相上下的，都鬧别扭，不聽使喚，隻有湯和規規矩矩，小心聽話，服從命令。
到晚年，徐達、李文忠死已多年，湯和宿将功高，明白老夥伴脾氣，心裡老大不願意，讓諸大将仍舊掌兵權，苦的是嘴裡說不出。
他首先告老交出兵權，元璋大喜，立刻派官給他在鳳陽蓋府第，賞賜稠渥，特别優厚，算是僥幸老死在床上（《明史》卷一百二十六，《湯和傳》）。
一個是外戚郭德成，郭甯妃的哥哥，一天他陪朱元璋在後苑喝酒，醉了爬在地上去冠磕頭謝恩，露出稀稀的幾根頭發，元璋笑着說：“醉風漢，頭發秃到這樣，可不是酒喝多了。
”德成仰頭說：“這幾根還嫌多呢，剃光了才痛快。
”元璋不作聲。
德成酒醒，才知道闖了大禍，怕得要死，隻好索性裝瘋，剃光了頭，穿了和尚衣，成天念佛。
元璋信以為真，告訴甯妃說：“原以為你哥哥說笑話，如今真個如此，真是瘋漢。
”不再在意，黨案起後，德成居然漏網（《明史》卷一三一，《郭光傳》）。
一個是禦史袁凱，有一次朱元璋要殺許多人，叫袁凱把案卷送給皇太子複訊，皇太子主張從寬。
袁凱回報，元璋問：“我要殺人皇太子卻要寬減，你看誰對？”袁凱不好說話，隻好回答：“陛下要殺是守法，東宮要赦免是慈心。
”元璋大怒，以為袁凱兩頭讨好，腳踏兩頭船，老滑頭，要不得。
袁凱大懼，假裝瘋癫，元璋說瘋子不怕痛，叫人拿木鑽來刺他的皮膚，袁凱咬緊牙關，忍住不喊痛。
回家後，自己拿鐵鍊鎖住脖子，蓬頭垢面，滿口瘋話，元璋還是不放心，派使者去召他做官，袁凱瞪眼對使者唱月兒高曲，爬在籬笆邊吃狗矢，使者回報果然瘋了，才不追究。
這一次朱元璋卻受了騙，原來袁預先叫人用炒面拌砂糖，捏成段段，散在籬笆下，爬着吃了，救了一條命，朱元璋哪裡會知道？（《明史》卷二百八十三，《袁凱傳》；徐祯卿： 《翦勝野聞》；陸深：《金台紀聞》） 吳人嚴德珉由禦史升左佥都禦史，因病辭官，犯了陳諱，被黥面充軍南丹（今廣西），遇赦放還，布衣徒步做老百姓，誰也不知道他曾做過官。
到宣德時還很健朗，一天因事被禦史所逮，跪在堂下，供說也曾在台勾當公事，頗曉三尺法度。
禦史問是何官，回說洪武中台長嚴德珉便是老夫。
禦史大驚謝罪，第二天去拜訪，卻早已挑着鋪蓋走了。
有一個教授和他喝酒，見他臉上刺字，頭戴破帽，問老人家犯什麼罪過，德珉說了詳情，并說先時國法極嚴，做官的多半保不住腦袋。
說時還北面拱手，嘴裡連說“國恩！國恩！”（《明史》卷一三八，《周祯傳》） 元璋有一天出去私訪，到一破寺，裡邊沒有一個人，牆上畫一布袋和尚，有詩一首：“大千世界浩茫茫，收拾都将一袋藏，畢竟有收還有放，放寬些子有何妨。
”墨迹還新鮮，是剛畫剛寫的，趕緊使人去搜索，已經不見了（徐祯卿：《翦勝野聞》）。
這故事不一定是真實的，不過，所代表的當時人的情緒卻是真實的。
明教與大明帝國（節選） 吳元年與明之國号 我國曆史上之朝代稱号，或從初起之地名，或因所封之爵邑，或追溯其所自始，要皆各有其獨特之意義，清趙翼曾暢論之： 三代以下建國号者，多以國邑舊名：王莽建号曰新，亦以初封新都侯故也。
公孫述建号成家，亦以據成都起事也。
人李雄建号大成，蓋亦襲述舊稱也。
金太祖始取義于金之堅固，遂不以國邑而以金為号（按《金志》太祖以國産金，且有金水源，故稱大金）。
然猶未用文義也。
金末宣撫蒲鮮萬奴據遼東，僭稱天王，國号大真，始有以文義而為号者。
元太祖本無國号，但稱蒙古，如遼之稱契丹也。
世祖至元八年（公元1271年）因劉秉忠奏，姑建國号曰大元，取“大哉乾元”之意，國号取文義自此始。
其诏有曰，“誕膺景命，必有美名，唐之為言蕩也，虞之為言樂也，&hellip&hellip世降以還，事殊非古；稱秦稱漢者，著從初起之地名，曰隋曰唐者，即因所封之爵邑，是皆徇百姓見聞之狃習，要一時經制之權宜。
今特建國号曰大元，取《易經》乾元之義”雲。
命世之君，創制顯庸，必有以新一代之耳目，而不肯因襲前代，此其一端也。
（《廿二史劄記》卷二九《元建國始用文義》） 唯明太祖以至正二十七年（公元1367年）稱吳元年，次年即帝位，始定國号曰大明，紀元洪武。
吳非國号，亦非年号。
至大明則既非初起之地名，亦非所封之爵邑，亦非如後唐後漢之追溯其所自始，如以其文義“光明”言，亦無所歸屬。
《明實錄》《明史》諸書記太祖即位诏書，僅著“定有天下之号曰大明”一語，明清兩代學人著述，亦從未涉及“吳元年”及“大明”一名詞之意義者。
（日人和田清君曾撰《關于明之國号》一文，刊《東洋學報》，滇中無從得此書，未能論列。
） 按太祖起自紅軍，奉宋帝小明王韓林兒正朔。
宋龍鳳七年（公元1361年，元至正二十一年）封吳國公（錢謙益《國初群雄事略》引俞本《皇明紀事錄》，《明史·太祖紀》系稱吳國公事于至正十六年），十年進爵為吳王（《國初群雄事略》引《龍鳳事迹》）。
軍中文移布告均稱“皇帝聖旨吳王令旨”（《國初群雄事略》）。
十二年弑宋帝，宋亡。
是所謂吳元年者，如以為吳王受封之吳，則當為吳四年，如以為國号，則先此張士誠已據吳稱吳王，且太祖時方遣将伐吳，不應踵襲敵國之稱号。
如以為紀元之稱，則有史以來，從未有一字之年号！又其時天完吳夏漢諸國，國号紀元，皆粲然備具。
太祖後起，且承宋後，為紅軍正統，不應既無國号，又無紀元，僅稱無所指屬之吳元年也。
太祖幕中多儒生，不應瞢忽至此！頗疑太祖于殺韓林兒後，仍稱宋國，仍奉龍鳳十三年正朔。
其稱吳元年者，開國後諱其起于紅軍，更諱言臣于小明王，曾奉其正朔。
遂于宋明之際，追改龍鳳十三年為吳元年，以示其非承宋而起也。
推度當時情事，應是如此。
然明初史迹經《太祖實錄》之三修，已湮沒不可詳，姑系臆說于此。
至“大明”之國号，則私見以為出于韓氏父子之“明王”，明王出于《大小明王出世經》。
《大小明王出世經》為明教經典，明之國号實出于明教。
明教自唐代輸入，至南宋而益盛，窮流溯源，因并及之。
明教又與出自佛教之彌勒佛傳說及白蓮社合，文中牽連述及，僅憑史書。
至二教經典則以滇中無從得書，參合比較，請俟異日。
所述明教唐宋二代史迹，大部分多從沙畹（E.Chavannes）《摩尼教流行中國考》（馮承鈞譯，商務印書館版）、王國維先生《摩尼教流行中國考》（《海甯王靜安先生遺書》冊一一）、陳垣先生《摩尼教入中國考》（北京大學《國學季刊》一卷二号）、牟潤孫先生《宋代摩尼教》（輔仁大學《輔仁學志》七卷一、二期）諸文引用，他山之助，謹申謝意。
明教 明教即摩尼教（Manichaeism），波斯人摩尼（Mani，216&mdash277）所創。
我國史籍中有稱之為牟尼者，摩尼之異譯也。
有稱之為末摩尼者，古波斯文（Pehlavi）marmani之譯文，華言摩尼主也。
有稱之為末尼者，末摩尼之省文也（沙畹《摩尼教流行中國考》，8～9頁）。
其教雜糅祆教基督教佛教而成，主要經典有《二宗三際經》，二宗者明與暗也，明暗鬥争，時有軒轾，明終克暗，至安樂處。
法國巴黎圖書館藏《摩尼教殘經出家儀》第六《初辯二宗》： 求出家者，須知明暗各宗，性情懸隔，若不辯識，何以修為？ 三際者，過去未來現在也。
同上《次明三際》： 一、初際；二、中際；三、後際。
初際者未有天地，但殊明暗，明性智慧，暗性愚癡，諸所動靜，無不相背。
中際者，暗既侵明，恣情馳逐，明來入暗，委質推移，大患厭離于形體，火宅願求于出離，勞身救性，聖教固然，即妄為真，孰聞聽命？事須辯識，求解脫緣。
後際者，教化事畢，真妄歸根，明既歸于大明，暗亦歸于積暗，二宗各複，兩者交歸。
初際明暗相背，中際明暗混糅，後際明暗劃分。
明為善，為理；暗則為惡，為欲。
其神為明使，亦稱明尊，即摩尼也。
有淨風善母二光明使。
又以淨氣、妙風、妙明、妙水、妙火為五明使。
北平圖書館藏《摩尼教殘經》： 若有明使，出興于世，教化衆生，令脫諸苦。
又雲： 其惠明使亦複如是，既入故城，壞惠敵已，當即分判明暗二力，不令雜亂。
又雲： 《應輪經》雲：若電勿（Denavari，玄奘《西域記》譯作提那跋）等身具善法，光明父子及淨法風，皆于身中每常遊止。
其明父者即是明界無上明尊，其明子者即是日月光明，淨法風者即是惠明。
經述“明”以種種方法困“暗”，“暗”後以種種方法囚“明”。
“明”“暗”交争，一起一伏，最後明使為植十二明王寶樹： 惠明相者，第一大王，二者智惠，三者常勝，四者歡喜，五者勤修，六者平等，七者信心，八者忍辱，九者直意，十者功德，十一者齊心一等，十二者内外倶明。
如是十二光明大時，若入“相”“心”“念”“思”“意”等五種國土，一一孽，無量光明，各各現果，亦複無量，其菓即于清靜徒衆而具顯現。
此明教徒之十二美德也。
每一樹又有五記驗，如第一大王樹有五記驗，一者不樂久住一處，二者不悭，三者貞潔，四者近智惠，五者常樂清靜徒衆。
每一記驗又各有定義，如不悭：“所至之處，若得襯施，不私隐用，皆納大衆。
”合十二樹六十記驗，教徒具備六十種美德，乃入光明極樂世界。
明使講經已，結雲： 如是等名為十二明王寶樹，我從常樂光明世界，為汝等故，持至于此。
欲以此樹栽于汝等清靜衆中，汝等上相善慧男女，當須各自于清淨心中栽植此樹，令更增長，猶如上好無砂鹵地，種一收萬，如是展轉，至無量數。
汝等今者欲成就無上大明清淨果者，皆當莊嚴如寶樹，令得具足。
何以故？汝等善子，依此樹果，得離四難，及諸有身，出離生死，究竟常勝，至安樂處。
又有《大小明王出世經》等經，釋志磐《佛祖統紀》引《釋門正統》： 準國朝（宋）法令，諸以《二宗經》及非《藏經》所載不根經文傳習惑衆者，以左道論罪。
二宗者謂男女不嫁娶，互持不語，病不服藥，死則裸葬等。
不根經文者，謂《佛佛吐戀師》《佛說啼哭》《大小明王出世經》《開元括地變文》《齊天論五來子曲》之類。
《日光偈》《月光偈》等偈，《宋會要·刑法門二上》： 明教之人所念經文，及繪畫佛像，号曰《訖思經》《證明經》《太子下生經》《父母經》《圖經》《文緣經》，《七時偈》《日光偈》《月光偈》《平文》《策漢贊》《策證明贊》，《廣大忏》《妙水佛幀》《先意佛幀》《夷數佛幀》《善惡幀》《太子幀》《四天王幀》。
已上等經佛号，即于道釋經藏并無明文該載，皆是妄誕妖怪之言，多引爾時明尊之事，與道釋經文不同。
至于字音又難辨認，委是狂妄之人，僞造言辭，诳愚惑衆，上僭天王太子之号。
其教儀節為經典所規定者為齋食。
巴黎藏《摩尼教殘經·寺宇儀》第五： 私室廚庫，每日齋食，俨然待施。
若無施者，乞丐以充。
唯使聽人，勿蓄奴婢及六畜等非法之具。
且日食一餐，日晚乃食（李肇《唐國史補》，《新唐書》卷二一七上）。
北平圖書館藏《摩尼教殘經》： 日一受食，不以為難。
不飲乳酪（李肇《唐國史補》，《新唐書》卷二一七上）。
死則裸葬。
巴黎藏《殘經》： □宿死屍，若有覆藏，還同破戒。
其僧侶有拂多誕，古波斯語Fur-sta-dan之譯音也，華言“知教義者”。
有慕阇，亦古波斯語Mozak之譯音，華言“師”也（沙畹《摩尼教流行中國考》）。
明教之傳播 明教在北宋末南宋前期，流行于淮南兩浙江東江西福建諸地，深入農村。
農民入其教者，一因素食節用而食足；一因結黨互助而事濟，向之受官吏地主壓迫剝削者，均得借入教而得蔭庇。
信仰既深，蟠結愈固，在平時安居樂業，固皆良民，一旦政府誅求過甚，揭竿而起，立成勁旅，成為農民暴動農民革命之核心力量。
宋代明教徒所領導之暴動，恰與其傳教地域合，前仆後起，曆久勿衰。
其著者如北宋徽宋宣和二年（公元1120年）方臘呂師囊起于睦州台州（方勺《泊宅編》，《宋史·童貫傳》附《方臘傳》）。
南宋高宗建炎四年（公元1130年）王念經（宗石）起于信州（《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三二&mdash三六）。
紹興三年（公元1133年）餘五婆起事于衢州（同上書卷六三，莊季裕《雞肋編》中）。
十年東陽縣“魔賊”起事（《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一三八）。
十四年俞一起事于泾縣（同上書卷一五一），二十年信州貴溪“魔賊”起事（同上書卷一七六）。
理宗紹定六年（公元1233年）陳三槍張魔王據松梓山，出沒江西、廣東，跨三路數州六十寨（《宋史》卷四一九《陳傳》）。
方臘之起事，以紅巾為識，《泊宅編》記： 臘自号聖公，改元永樂。
置偏裨将，以巾色飾為别，自紅巾而上凡六等。
無甲冑，惟以鬼神詭秘事相扇怵。
餘五婆之起事，其徒亦衣赭服，《雞肋編》中： （紹興）三年，偶邑人以私怨告衆事魔，有白馬洞缪羅者殺保正，怒其乞取。
其弟四六辄衣赭服，傳宣喧動，乃遣官兵往捕，一方被害。
明教徒以明使為白佛，故其徒白衣白冠。
至宋南渡前後，又有尚紅色紫色之新風氣。
洪邁所記三山明教徒為首者紫帽寬袗，及方臘餘五婆之紅巾赭服是也。
此種變化，或與祆教佛教有關，以明教原系雜糅祆教佛教而成，祆教之火神色尚紅，而佛教淨土宗之阿彌陀佛又屬紅色之故也。
白蓮社奉阿彌陀佛，明教與白蓮社之混合或早在北宋已開其端，故明教徒黨又以紅色為其舉事之标識也（沙畹《摩尼教流行中國考》73頁）。
方臘之起事，其徒又佩明鏡，樓鑰《跋先大父（異）徽猷閣直學士诘》，記其祖樓異守處州日，方臘徒黨以舟師進犯情形： 少随侍處州。
聞其來處也，止以數舟載百餘人，绛帛帕首，帶鏡于上，日光照耀，自龍泉山間，亂鳴钲鼓，順流而下。
（《攻媿集》卷七三） 各地起義行動雖均被政府軍所鎮壓，然明教之流行固自若也。
且其勢力更進而滲入軍伍。
李心傳記： 紹興十五年（公元1145年）二月庚辰，上曰：“聞軍士亦有吃菜者，此曹多素食，則俸給有餘，恐驕怠之心易生，可谕諸統兵官嚴行禁饬。
”（《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一五三） 軍士吃菜，事至尋常，何至勞皇帝注意？因素食而俸給有餘，正應獎勵之不暇，何至嚴行禁饬？蓋此吃菜實加入明教之别名，而又不欲顯言其為明教，懼失軍心，故隐約言之耳。
越十一年而有朝紳吃菜之獄，則朝野士大夫亦有皈依明教者矣。
李心傳又記： 紹興二十三年（公元1153年）十月庚申，太府寺丞兼權刑部員外郎史祺孫令吏部差監臨江軍新塗縣酒稅。
時武臣孫士道等習幻怪之術，而朝士或與之遊。
祺孫至執弟子禮。
大理正石邦哲、謝邦彥皆從之。
侍禦史魏師遜奏祺孫傷俗敗教。
上曰：“士大夫學先王之道，乃從妄人習妖怪之術，以欺愚惑衆，若不罷斥，無以戒後人。
”乃有是命。
時士道已系獄，于是邦哲、邦彥皆坐免官。
（同上書卷一六五） 此記朝官史祺孫、石邦哲、謝邦彥從孫士道執弟子禮，習妖怪之術，傷俗敗教。
曰妄人，曰妖術，究不知其何教何術，記錄不明。
越三年邦哲、邦彥再被論罷，始知前後二貶，皆與明教有關，案中諸人皆明教徒也： 紹興二十六年四月己卯，左朝請郎兩浙西路提點刑獄公事謝邦彥、大理寺丞石邦哲、右通直郎提舉兩浙西路常平茶鹽公事司馬倬，并罷。
先是平江土居右朝散郎曹雲召邦彥、倬于其家，與之蔬食。
侍禦史湯鵬舉論雲平江大儈，以賣蔔為業，交結士大夫，遂得一官。
邦彥、邦哲頃與妖人交遊，論列放罷，因鐘世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