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吳晗講大明帝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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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會也，表裡河山，以王晉。
逾河而西，曆延、慶、韋、靈，又逾河北，保甯夏，倚賀蘭，以王慶。
兼殽、隴之險，周、秦都圻之地，牧坰之野，直走金城，以王秦。
西渡河，領張掖、酒泉諸郡，西扃嘉峪，護西域諸國，以王肅。
此九王者，皆塞王也。
莫不敷險狹，控要害，佐以元戎宿将，權崇制命，勢匹撫軍，肅清沙漠，壘帳相望。
（何喬遠：《名山藏》卷一，《分藩記》） 沿古長城線，東起遼陽，西到甘肅，建設了遼、甯、燕、谷、代、晉、慶、秦、肅九個王國，組成一條對蒙古的反包圍防線。
在内地則有“周、齊、楚、潭、魯、蜀諸王，護衛精兵萬六千餘人，牧馬數千匹，亦皆部兵耀武，并列内郡”（何喬遠：《名山藏》卷一，《分藩記》）。
諸王國皆設重兵，洪武五年（公元1372年）置親王護衛都指揮使司，每王府設三護衛（《明史》卷九〇，《兵志·衛所》）。
護衛甲士少者三千人，多者至萬九千人（《明史》卷一一六，《諸王傳序》）。
此為直屬于親王之軍力，此外邊地諸王國内，中央所派之守鎮兵亦得歸王調遣： 凡王國有守鎮兵，有護衛兵。
其守鎮兵有常選指揮掌之，其護衛兵從王調遣。
如本國是險要之地，遇有警急，其守鎮兵、護衛兵并從王調遣。
（《皇明祖訓·兵衛條》） 中央調發守鎮兵，除禦寶文書外，并須得王令旨，方得發兵： 凡朝廷調兵，須有禦寶文書與王，并有禦寶文書與守鎮官。
守鎮官既得禦寶文書，又得王令旨方許發兵。
無王令旨，不得發兵。
（《皇明祖訓·兵衛條》） 扼邊諸王，兵力尤厚，如甯王所部至“帶甲八萬，革車六千，所屬朵顔三衛騎兵皆骁勇善戰”（《明史》卷一一七，《甯王傳》）。
洪武十年（公元1377年）又以羽林等衛軍益秦、晉、燕三府護衛（《明史》卷二，《太祖本紀》）。
時蒙古人猶圖恢複，屢屢南犯。
于是徐達、馮勝、傅友德諸大将數奉命往北平、山西、陝西諸地屯田、練兵，為備邊之計。
又诏諸王近塞者，每歲秋勒兵巡邊（《明史》卷九一，《兵志·邊防》）。
遠涉沙漠，校獵而還，謂之“肅清沙漠”（祝允明：《九朝野記》卷一）。
諸王封并塞居者，都得預軍務。
内中晉、燕二王尤被重寄，數次奉命領兵出塞及築城屯田，大将如宋國公馮勝、颍國公傅友德皆受節制（《明史》卷一一六，《晉恭王傳》）。
洪武二十六年（公元1393年）三月又诏二王軍務大者始以聞（《明史》卷三，《太祖本紀》）。
由此軍中事皆得專決。
明太祖一面以諸王領兵守邊，一面又預防後人懦弱，政權有落于權臣之手的危險，特授諸王以幹涉中央政事之權。
諸王有權移文中央索取奸臣： 若大臣行奸，不令王見天子，私下傳緻其罪而遭遇不幸者，到此之時，天子必是昏君。
其長史司并護衛移文五軍都督府索取奸臣，都督府捕奸臣奏斬之，族滅其家。
（《皇明祖訓·法律條》） 甚至得舉兵入清君側： 如朝無正臣，内有奸惡，則親王訓兵待命。
天子密诏諸王統鎮兵讨平之。
（《皇明祖訓·法律條》） 又怕後人變更他的法度，特地把天子、親王、大臣所應做和不應做的事，都定為祖訓，叫後人永遠遵守。
洪武二十八年（公元1395年）九月正武頒布《皇明祖訓》條章于中外，并着令後世有言更祖制者，以奸臣論（《明史》卷三，《太祖本紀》）。
由此諸王各擁重兵，憑據險厄，并得幹涉國事，在軍事上和政治上都握大權，釀成了外重内輕之勢。
分封建制之害，在洪武九年（公元1376年）葉伯巨即已上書言之。
他說： 先王之制，大都不過三國之一，上下等差，各有定分，所以強幹弱枝，遏亂源而崇治本耳。
今裂土分封，使諸王各有分地，蓋懲宋、元孤立，宗室不競之弊。
而秦、晉、燕、齊、梁、楚、吳、蜀諸國，無不連邑數十，城郭宮室，亞于天子之都，優之以甲兵衛士之盛。
臣恐數世之後，尾大不掉，然後削其地而奪之權，則必生觖望，甚者緣間而起，防之無及矣。
願及諸王未之國之先，節其都邑之制，減其衛兵，限其疆理，亦以待封諸王之子孫。
此制一定，然後諸王有賢且才者，入為輔相，其餘世為藩屏，與國同休。
割一時之恩，制萬世之利，消天變而安社稷，莫先于此。
（《明史》卷一三九，《葉伯巨傳》） 書上以離間骨肉坐死。
其實這時諸王隻建藩号，尚未就國，有遠見的人便已感到不安的預兆了。
到洪武末年諸王數奉命出塞，強兵悍卒，盡屬麾下。
這時太祖已衰病，皇太孫幼弱，也漸漸感覺到強藩的逼脅了。
有一次他們祖孫曾有如下的談話： 先是太祖封諸王，遼、甯、燕、谷、代、晉、秦、慶、肅九國皆邊虜，歲令訓将練兵，有事皆得提兵專制便防禦。
因語太孫曰：“朕以禦虜付諸王，可令邊塵不動，贻汝以安。
”太孫曰：“虜不靖，諸王禦之。
諸王不靖，孰禦之？”太祖默然良久曰：“汝意何如？”太孫曰：“以德懷之，以禮制之，不可則削其地，又不可則廢置其人，又其甚則舉兵伐之。
”太祖曰：“是也，無以易此矣。
”（尹守衡：《明史竊·革除記》） 太孫又和黃子澄密謀定制削藩之計： 惠帝為皇太孫時，嘗坐東角門，謂子澄曰：“諸王尊屬，擁重兵，多不法，奈何？”對曰：“諸王護衛兵才足自守，倘有變，臨以六師，其誰能支。
漢七國非不強，卒底亡滅，大小強弱勢不同，而順逆之理異也。
”太孫是其言。
（《明史》卷一四一，《黃子澄傳》） 即位後高巍、韓郁先後上書請用主父偃推恩之策，在北諸王子弟分封于南，在南子弟分封于北，則藩王之權，不削而自弱。
當局者都主削藩，不用其計而靖難師起（《明史》卷一四三，《高巍傳》）。
靖難之役 明太祖在位三十一年（1368&mdash1398），皇太子标早卒，皇太孫允炆繼位，是為惠帝（1398&mdash1402）。
時太祖諸子第二子秦王樉、第三子晉王都已先死，第四子燕王棣、第五子周王和齊、湘、代、岷諸王都以叔父擁重兵，多不法。
朝廷孤立。
諸王中燕王最雄桀，兵最強，尤為朝廷所嫉。
惠帝用黃子澄、齊泰計謀削藩，讨論應該先向誰動手： 泰欲先圖燕，子澄曰：“不然。
周、齊、湘、代、岷諸王在先帝時尚多不法，削之有名。
今欲問罪，宜先周。
周王，燕之母弟（懿文太子标、秦王樉、晉王棡，李淑妃出。
燕王棣、周王，妃出。
參見吳晗：《明成祖生母考》，載《清華學報》，第10卷第2期），削周是削燕手足也。
”（《明史》卷一四一，《黃子澄傳》） 定計以後，第一步先收回王國所在地之統治權，下诏：“王國吏民聽朝廷節制，唯護衛官軍聽王。
”（《明史》卷一四一，《齊泰傳》；谷應泰：《明史紀事本末》卷一五）建文元年（公元1399年）二月又下诏諸王毋得節制文武吏士（《明史》卷四，《恭闵帝本紀》）。
收回兵權及在王國之中央官吏節制權。
洪武三十一年（公元1398年）八月廢周王為庶人。
建文元年（公元1399年）四月湘王柏懼罪自焚死，齊王榑、代王桂有罪，廢為庶人。
六月廢岷王楩為庶人。
燕王棣智勇有大略，妃徐氏為開國元勳徐達女。
就國後，徐達數奉命備邊北平，因從學兵法。
徐達死後，諸大将因胡惟庸、藍玉兩次黨案誅殺殆盡。
燕王遂與秦、晉二王并當北邊禦敵之任。
洪武二十三年（公元1390年）正月與晉王率師往讨元丞相咬住、太尉乃兒不花，征虜前将軍、颍國公傅友德等并聽節制。
三月師次迤都，咬住等降（《明史》卷三，《太祖本紀》）。
獲其全部而還，太祖大喜。
是後屢率諸将出征，并奉命節制沿邊士馬，威名大震（《明史》卷四，《成祖本紀》）。
洪武二十四年（公元1391年）四月督傅友德諸将出塞，敗敵而還。
洪武二十六年（公元1393年）三月馮勝、傅友德備邊山西、北平，其屬衛将校悉聽晉王、燕王節制。
洪武二十八年（公元1395年）正月率總兵官周興出遼東塞，自開原追敵至甫答迷城，不及而還。
洪武二十九年（公元1396年）率師巡大甯，敗敵于徹徹兒山，又追敗之于兀良哈秃城而退。
洪武三十一年（公元1398年）率師備禦開平（《明史》卷三，《太祖本紀》）。
太祖死後，自以為三兄都已先死，論序當立，不肯為建文帝下。
到周、湘諸王相繼得罪，遂決意反，陰選将校，勾軍卒，收才勇異能之士，日夜鑄軍器（《明史》卷一四五，《姚廣孝傳》）。
建文元年（公元1399年）七月殺政府所置地方大吏，指齊泰、黃子澄為奸臣，援引《祖訓》，入清君側，稱其師曰靖難。
兵起時建文帝正在和方孝孺、陳迪一些文士讨論周官法度，更定官制，講求禮文。
當國的齊泰、黃子澄也都是書生，不知兵事，以舊将耿秉文為大将往讨。
八月耿秉文兵敗于滹沱河，即刻召還，代以素不知兵的勳戚李景隆。
時燕王已北襲大甯，盡得朵顔三衛彍騎而南。
景隆乘虛攻北平不能克，燕王回兵大破之。
建文二年（公元1400年）四月燕王又敗景隆兵于白溝河、德州，進圍濟南，三月不克，為守将盛庸所掩擊，大敗解圍去。
九月盛庸代李景隆為大将軍。
十二月大敗燕兵于東昌，燕大将張玉戰死，精銳喪失幾盡。
建文三年（公元1401年）燕兵數南下，勝負相當。
所攻下的城邑，兵回又為朝廷拒守。
燕王所據有的地方，不過北平、保定、永平三府。
恰好因建文帝待宮中宦官極嚴厲，宦官被黜責的逃奔燕軍，告以京師虛實。
十二月後複出師南下。
朝廷遣大将徐輝祖（達子，燕王妃兄）據山東，與都督平安大敗燕兵，燕軍正預備逃回北平，建文帝又輕信謠言，以為燕兵已退，一面也不信任徐輝祖，召之還朝。
前方勢孤，遂接連戰敗。
燕兵乘勝渡淮趨揚州，江防都督陳瑄以舟師迎降，速渡江圍南京，谷王橞及李景隆開金川門迎降，宮中火起，建文帝不知所終。
燕王入南京即帝位，是為成祖（1402&mdash1424）（《明史》卷三，《恭闵帝紀》；卷四《成祖本紀》；卷一四四，《盛庸傳》；卷一二六，《李文忠傳》；卷一二五，《徐達傳》； 《明史紀事本末》卷一六）。
成祖入南京後做的第一件事，是對主削藩議者的報複，下令大索齊泰、黃子澄、方孝孺等五十餘人，榜其姓名曰奸臣，大行屠殺，施族誅之法，族人無少長皆斬，妻女發教坊司，姻黨悉戍邊。
方孝孺之死，宗族親友前後坐誅者至八百七十三人（《明史紀事本末》卷一八）。
萬曆十三年（公元1585年）釋坐孝孺谪戍者後裔凡千三百餘人（《明史》卷一四一，《方孝孺傳》）。
第二件事是盡複建文中所更改的成法和官制，表明他起兵的目的，是在擁護祖訓，和建文帝擅改祖制之罪（《明史》卷四，《成祖本紀》；《燕王會旨》）。
由此《祖訓》成為明朝一代治國的經典，太祖時所定的法令，到後來雖然時移事變，也不許有所更改。
太祖時所曾施行的制度，也成為一代的金科玉律，無論無理到什麼地步，也因為是祖制而不敢輕議。
内中如錦衣衛和廷杖制，最為有明一代的弊政。
為成祖所創的有宦官出使、專征、監軍、分鎮的制度，和皇帝的偵察機關東、西廠。
遷都北京 成祖以邊藩篡逆得位，深恐其他的藩王也學他的辦法，再來一次靖難，即位之後，也采用建文帝的削藩政策，以次收諸藩王兵權，非唯不使幹預政事，且設立種種苛禁以約束之。
建文四年（公元1402年）徙谷王于長沙，永樂元年（公元1403年）徙甯王于南昌，以大甯地畀從靖難有功之朵顔、福餘、泰甯三衛，以償前勞（《明史》卷三二八，《三衛傳》）。
削代王、岷王護衛。
永樂四年（公元1406年）削齊王護衛，廢為庶人。
永樂十年（公元1412年）削遼王護衛（遼王已于建文元年徙荊州）。
永樂十五年（公元1417年）谷王以謀反廢。
永樂十八年（公元1420年）周王獻三護衛。
盡削諸王之權，于護衛削之又削，必使其力不足與一鎮抗（萬言：《管村文抄内編》卷二，《諸王世表序》）。
到宣宗時漢王高煦（成祖次子，宣宗叔父，學他父親的辦法要誅奸臣，入清君側），武宗時安化王寘鐇、甯王宸濠果然援靖難之例，起兵造反。
由此政府更設為厲禁，諸王行動不得自由，甚至出城省墓，亦須奏請。
二王不得相見（《明史》卷一二〇，《諸王傳》；卷一一九，《襄王傳》）。
受封後即不得入朝（《明史》卷一一九，《崇王傳》）。
甚至在國家危急時，出兵勤王亦所不許（《明史》卷一一八，《韓王傳》；卷一一八，《唐王傳》）。
隻能衣租食稅，憑着王的位号，在地方上作威福，肆害官民（趙翼：《廿二史劄記》卷三二，《明分封宗藩之制》）。
王以下的宗人，生則請名，長則請婚于朝，國家養之終身，喪葬予費（《明史》卷一一六，《諸王傳序》）。
仰食于官，不使之出仕，又不許其别營生計，怕亵渎了皇家的尊嚴，“不農不仕，吸民膏髓”（《明史》卷二一四，《靳學顔傳》）。
到後來生齒日繁，皇族的口數到了七八萬，國家也養不起了。
世宗（1521&mdash1566）時禦史林潤上疏說： 天下歲供京師糧四百萬石，而諸府祿米至八百五十三萬石。
以山西言，存留百五十二萬石，而宗祿二百二十二萬。
以河南言，存留八十四萬三千石，而宗祿百九十二萬。
（《明史》卷八二，《食貨志》） 不得已大加減削，宗藩日困。
棗陽王祐楒請“除宗人祿，使以四民業自為生。
賢者用射策應科第”。
政府要顧面子，還是不許（《明史》卷一一九，《棗陽王傳》）。
萬曆二十二年（公元1594年）鄭世子載堉再請求特許“宗室皆得儒服就試，毋論中外職，中式者視方品器使”（《明史》卷一一九，《鄭王傳》）。
從此宗室方得出仕。
國家竭天下之力來養活十幾萬遊蕩無業的貴族遊民，不但國力為之疲敝不支，實際上宗室又因不許就業而陷于困窮，衣食無着，勢不能不作奸犯法，擾害平民。
國家費錢，宗室挨餓，平民受罪，這也是當時創立祖制的人所意想不到的。
成祖削藩的結果，甯、谷二王内徙，盡釋諸王兵權，北邊空虛。
按照當時的形勢，“四裔北邊為急，倏來倏去，邊備須嚴。
若畿甸去遠而委守将，則非居重取輕之道”（章潢：《圖書編》卷三三，《論北龍帝都垣》）。
于是有遷都北京之計，以北京為行在，屯駐重兵，皇帝親自統率，抵禦蒙古人之入侵： 太宗靖難之勳既集，切切焉為北顧之慮，建行都于燕，因而整戈秣馬，四征弗庭，亦勢所不得已也。
銮輿巡幸，勞費實繁，易世之後，不複南幸，此建都所以在燕也。
（顧炎武：《讀史方輿紀要·北直方輿紀要序》） 合政治與軍事中心為一，以國都當敵。
朱健曾為成祖遷都下一曆史的地理的解釋。
他說： 自古建立都邑，率在北土，不止我朝，而我朝近敵為甚。
且如漢襲秦舊都關中，匈奴入寇，烽火辄至甘泉。
唐襲隋舊亦都關中，吐蕃入寇辄到渭橋，宋襲周舊都汴，西無靈、夏，北無燕、雲，其去契丹界，直浃旬耳。
景德之後，亦辄至澶淵。
三治朝幅員善廣矣，而定都若此者何？制敵便也。
我朝定鼎燕京，東北去遼陽尚可數日，去漁陽百裡耳。
西北去雲中尚可數日，去上谷亦僅倍漁陽耳。
近敵便則常時封殖者尤勤，常時封殖則一日規畫措置者尤亟，是故去敵之近，制敵之便，莫有如今日者也。
（朱健：《古今治平略》） 建都北京的最大缺點是北邊糧食不能自給，必須仰給東南。
海運有風波之險，由内河漕運則或有時水涸，或被寇盜所阻，稍有意外，便成問題，朱健說： 今國家燕都可謂百二山河，天府之國。
但其間有少不便者，漕粟仰給東南，而運河自江而淮而黃，自黃而後自汶而衛，盈盈衣帶，不絕如線，河流一涸，則西北之腹盡枵矣。
元時亦輸粟以供上都，其後兼行海運。
然當群雄幹命之時，烽煙四起，運道梗絕，惟有束手就困，此京師之第一當慮者也。
（朱健：《古今治平略》） 要解決這兩個困難，則第一必須大治河道，第二必須仍駐重兵于南京，鎮壓東南。
成祖初年轉漕東南，水陸兼挽，仍元人之舊，參用海運。
而海運多險，陸運亦勞費不赀。
永樂九年（公元1411年）命宋禮開會通河。
永樂十三年（公元1415年）陳瑄鑿清江浦，通北京漕運，由運河直達通州，而海陸運俱廢（《明史》卷八五，《河渠志》）。
運糧官軍十二萬人，有漕運總兵及總督統之（《明史》卷七九，《食貨志》）。
十九年（公元1421年）遷都北京後，以南京為留都，仍設五府六部官，并設南京守備，掌一切留守防護之事，節制南京諸衛所（《明史》卷八九，《兵志》）。
永樂元年（公元1403年）以北平為北京。
永樂四年（公元1406年）诏以明年五月建北京宮殿。
永樂十八年（公元1420年）北京郊廟宮殿成，诏以北京為京師，不稱行在（《明通鑒》卷一七）。
在實際上，自永樂七年（公元1409年）以後，成祖多駐北京，以皇太子在南京監國。
自丘福征本雅失裡汗敗死後，成祖五入漠北親征（《明史》卷五至卷六，《成祖本紀》）。
自永樂十五年（公元1417年）北巡以後，即不再南返。
南京在事實上，從永樂七年（公元1409年）成祖北巡以後，即已失去政治上的地位，永樂十九年（公元1421年）始正式改為陪都。
遷都之舉，當時有一部分人不了解成祖的用心，力持反對論調。
《明史》記： 三殿災，诏求直言。
群壓多言都北京非便。
帝怒，殺主事蕭儀，曰：“方遷都時，與大臣密計，久而後定，非輕舉也。
”（《明史》卷一四九，《夏原吉傳》） 仁宗（1424&mdash1425）即位後，胡從經濟的立場，“力言建都北京非便，請還南都，省南北轉運供億之煩”（《明史》卷一六九，《胡傳》）。
胡是武進人，為南方士大夫的領袖，他的意見可說是代表南方人民的輿論，政府于是又定計還都南京，洪熙元年（公元1425年）三月诏北京諸司悉稱行在。
五月仁宗崩，遷都之計遂又擱置不行（《明史》卷八，《仁宗本紀》）。
一直到英宗正統六年（公元1441年）北京三殿兩宮都已告成，才決定定都北京，诏文武諸司不稱行在，仍以南京為陪都（《明史》卷一〇，《英宗前紀》）。
成祖北遷以後，北京三面臨敵，邊防大重。
東起鴨綠，西抵嘉峪，綿亘萬裡，分地守禦。
初設遼東、宣府、大同、延綏四鎮，繼設甯夏、甘肅、薊州三鎮，又加上太原、固原，是為九邊（《明史》卷九一，《兵志》）。
每邊各設重兵，統以大将，副以偏裨，監以憲臣，鎮以開府，聯以總督，無事則畫地防守，有事則犄角為援（黃道周：《博物典彙》卷一九，《九邊》）。
失策的是即位後，即徙封甯王于江西，把大甯一帶地（今遼甯省平泉、内蒙古自治區赤峰等地）送給從征有功的朵顔三衛，三衛的占地，大緻上從古北口到山海關隸朵顔衛，自廣甯前屯衛西至廣甯鎮白雲山隸泰甯衛，自白雲山以北到開原隸福餘衛。
從此幽燕東北之險，中國與蒙鞑共之，胡馬疾馳半日可到阙下。
遼東、廣甯、錦、義等城從此和宣府、懷來隔斷懸絕，聲不相連（嚴從簡： 《殊域周咨錄》卷一六，《鞑靼》）。
又以東勝（今内蒙古自治區托克托縣及茂明安之地）孤遠難守，調左衛于永平，右衛于遵化，而墟其地（《明史》卷九一，《兵志》）。
興和（元興和路，自今張家口以北至内蒙古蘇尼特旗皆其境。
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為府，後廢。
洪武三十年〔公元1397年〕置興和守禦千戶所。
今河北省張北縣治即興和故城）為阿魯台所攻，徙治宣府衛城而所地又虛（《明史》卷四〇，《地理志·京師》）。
開平（在今内蒙古自治區多倫縣地）為元故都，地處極邊，西接興和而達東勝，東西千裡，最為要塞。
從棄大甯後，宣府和遼東隔絕，開平失援，胡虜出沒，饷道艱難，宣德五年（公元1430年）從薛祿議，棄開平，徙衛于獨石（《明史》卷四〇，《地理志》；《殊域周咨錄》第一七，《鞑靼》；方孔炤：《全邊略記》卷三，《宣府略》）。
後來“三岔河棄而遼東悚，河套棄而陝右警，西河棄而甘州危”（《博物典彙》卷一九）。
國防遂不可問。
初期國力尚強，對付外敵的方法，是以攻為守，太祖、成祖、宣宗三朝并大舉北征，以兵力逼蒙古人遠遁，使之不敢近塞。
英宗以後，國力漸衰，于是隻以守險為上策，坐待敵來，長城以北諸要塞盡棄不守，隻靠長城來擋住胡騎，而邊警由之日亟。
英宗正統十四年（公元1449年）瓦剌也先入寇圍北京。
世宗嘉靖二十九年（公元1550年）鞑靼俺答入寇薄都城。
這兩次的外寇，都因都城兵力厚，不能得志，焚掠近畿而去。
思宗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流寇李自成北犯，宣府和居庸的守臣都開門揖敵，遂長驅進圍北京，太監曹化淳又開門迎入，北都遂亡。
由此看來，假如明成祖當時不遷都北京，自以身當敵沖，也許在前兩次蒙古人入犯時，黃河以北，已不可守，宋人南渡之禍，又要重演一次了。
明初的恐怖政治 一 洪武二十八年（公元1395年）正式頒布《皇明祖訓》。
這一年，朱元璋已經是六十八歲的衰翁了。
在這一年之前，桀骜不馴的元功宿将殺光了，主意多端的文臣殺絕了，不順眼的地主巨室殺得差不多了，連光會掉書袋子搬弄文字的文人也大殺特殺，殺得無人敢說話，甚至出一口大氣了。
殺，殺，殺！殺了一輩子兩手都塗滿了鮮血的白頭劊子手，躊躇滿志，以為從此可以高枕無憂，皇基永固，子子孫孫吃碗現成飯，不必再操心了。
這年五月，特别下一道手令說：“朕自起兵至今四十餘年，親理天下庶務，人情善惡真僞，無不涉曆，其中奸頑刁詐之徒，情犯深重，灼然無疑者，特令法外加刑，意在使人知所警懼，不敢輕易犯法。
然此特權時措置，頓挫奸頑，非守成之君所用長法。
以後嗣君統理天下，止守律與大诰，并不許用黥刺剕劓閹割刑，臣下敢有奏用此刑者，文武群臣即時劾奏，處以重刑。
”（《明太祖實錄》卷二百三十九） 其實明初的酷刑，黥刺剕劓閹割還算是平常的，最慘的是淩遲，凡是淩遲處死的罪人，照例要殺三千三百五十七刀，每十刀一歇一吆喝，慢慢地折磨，硬要被殺的人受長時間的痛苦（鄧之誠：《骨董續記》卷二十，磔條，引《張文甯年譜》；計六奇：《明季北略》，記鄭鄤事）。
其次有刷洗，把犯人光身子放在鐵床上，澆開水，用鐵刷刷去皮肉。
有枭令，用鐵鈎鈎住脊骨，橫挂在竿上。
有稱竿，犯人縛在竿上，另一頭挂石頭對稱。
有抽腸，也是挂在竿上，用鐵鈎鈎入谷門把腸子鈎出。
有剝皮，貪官污吏的皮放在衙門公座上，讓新官看了發抖。
此外，還有挑膝蓋、錫蛇遊種種名目（呂毖：《明朝小史》卷一，《國初重刑》）。
也有同一罪犯，加以墨面文身，挑筋去膝蓋剁指，并具五刑的（《大诰》，奸吏建言第三十三，刑餘攢典盜糧第六十九；《讀诰》，相驗囚屍不實第四十二；《三編》，逃囚第十六）。
據說在上朝時，老皇帝的脾氣好壞很容易看出來，要是這一天他的玉帶高高地貼在胸前，大概脾氣好，殺人不會多。
要是揿玉帶到肚皮底下，便是暴風雨來了，滿朝廷的官員都吓得臉無人色，個個發抖，準有大批人應這劫數（徐祯卿：《翦勝野聞》）。
這些朝官，照規矩每天得上朝，天不亮起身梳洗穿戴，在出門以前，和妻子訣别，吩咐後事，要是居然活着回家，便大小互相慶賀，算是又多活一天了（趙翼：《廿二史劄記》卷三十二，《明祖晚年去嚴刑條》，引《草木子》）。
四十年中，據朱元璋自己的著作，《大诰》《大诰續編》《大诰三編》和《大诰武臣》的統計，所列淩遲枭示種誅有幾千案，棄市（殺頭）以下有一萬多案。
《三編》所定算是最寬容的了。
“進士監生三百六十四人，愈見奸貪，終不從命三犯四犯而至殺身者三人，三犯而诽謗殺身者又三人，奸容戴斬、絞、徒流罪在職者三十人，一犯戴死罪徒流罪辦事者三百二十八人。
”（《明史》卷九十四，《刑法志》；《大诰三編》二，進士監生戴罪辦事）有禦史戴死罪，戴着腳鐐，坐堂審案的，有挨了八十棍回衙門作官的。
其中最大的案件有胡惟庸案、藍玉案、空印案和郭桓案，前兩案株連被殺的有四萬人，後兩案合計有七八萬人（《明史》卷九十四，《刑法志》）。
所殺的人，從開國元勳到列儒裨将，從部院大臣、諸司官吏到州縣胥役、進士監生、經生儒士、富人地主、僧道屠沽，以至親侄兒、親外甥，無人不殺，無人不可殺，一個個地殺，一家家地殺，有罪的殺，無罪的也殺，“大戮官民不分臧否”（《明史》卷一三九《周敬心傳》：“洪武二十五年上疏極谏：洪武四年錄天下官吏，十三年連坐胡黨，十九年逮官吏積年為民害者，二十三年罪妄言者，大戮官民不分臧否。
”）。
早在洪武七年，便有人向他控訴，說是殺得太多了，“才能之士，數年來幸存者，百無一二”（《明史》卷一三九，《茹太素傳》）。
到洪武九年，單是官吏犯笞以上罪，谪戍到鳳陽屯田的便有一萬多人（《明史》卷一三九，《韓宜可傳》）。
十八年九月在給蕭安石子孫符上也自己承認：“朕自即位以來，法古命官，列布華夷，豈期擢用之時，并效忠貞，任用既久，具系奸貪？朕乃明以憲章，而刑責有不可恕。
以至内外官僚，守職維艱，善能終是者寡，身家誅戮者多。
”（《明朝小史》卷二）郭桓案發後，他又說：“其貪婪之徒，聞桓之奸，如水之趨下。
半年間弊若蜂起，殺身亡家者人不計其數。
出五刑以治之，挑筋剁指足髡發文身，罪之甚者欤？”（《大诰三編》，逃回第十六） 政權的維持建立在流血屠殺、酷刑暴行的基礎上，這個時代，這種政治，确确實實是名副其實的恐怖政治。
二 胡惟庸案發于洪武十三年，藍玉案發于洪武二十六年，前後相隔十四年，主犯雖然是兩個，其實是一個案子。
胡惟庸是初起兵占領和州時的帥府舊僚，和李善長同鄉，又結了親，因李善長的舉薦，逐漸發達，洪武三年拜中書省參知政事，六年七月拜右丞相。
中書省綜掌全國大政，丞相對一切庶務都有專決的權力，統帥百官，隻對皇帝負責。
這制度對一個平庸的、唯唯否否、阿附取容“三旨相公”型的人物，或者對手是一個隻願嬉遊逸樂、不理國事的皇帝，也許不會引起嚴重的沖突。
或者一個性情謙和容忍，一個剛決果斷，柔剛互濟倒也不緻壞事，但是胡惟庸幹練有為，有魄力，有野心，在中書省年代久了，大權在手，威福随心，兼之十年宰相，門下故舊僚友也隐隐結成一個龐大的力量，這個力量是靠胡惟庸作核心的。
拿慣了權的人，怎麼也不肯放下。
朱元璋呢，赤手空拳建立的基業，苦戰了幾十年，拼上命得到的大權，平白被人分去了一大半，真是倒持太阿，授人以柄，想想又怎麼能甘心！困難的是皇帝和丞相的職權，從來不曾有過清楚的界限，理論上丞相是輔佐皇帝治理天下的，相權是皇權的代表，兩者是二而一的，不應該有沖突。
事實上假如一切庶政都由丞相處分，皇帝沒事做，隻能簽字畫可，高拱無為。
反之，如皇帝躬親庶務，大小事情一概過問，那麼，這個宰相除了伴食畫諾以外，又有什麼可做？這兩個人性格相同，都剛愎，都固執，都喜歡獨裁，好攬權，誰都不肯相讓，許多年的争執、摩擦，相權和皇權相對立。
最後，沖突表面化了。
朱元璋有軍隊，有特務，失敗的當然是文官。
在胡惟庸以前，第一任丞相李善長小心怕事，徐達經常統兵在外，和朱元璋的沖突還不太明顯嚴重，（劉基自己知道性子太剛，一定合作不了，堅決不幹。
）接着是汪廣洋，碰了幾次大釘子，末了還是賜死。
中書官有權的如楊憲，也是被殺的。
胡惟庸是任期最長、沖突最厲害的一個。
被殺後，索性取消中書省，由皇帝兼行相權，皇權和相權合而為一。
洪武二十八年（公元1395年）手令：“自古三公論道，六卿分職，自秦始置丞相，不旋踵而亡，漢、唐、宋因之，雖有賢相，然其間所用者多有小人，專權亂政。
我朝罷相，設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衙門，分理天下庶務，彼此颉颃，不敢相壓，事皆朝廷總之，所以穩當。
以後嗣君并不許立丞相，臣下敢有奏請設立者，文武群臣即時劾奏，處以重刑。
”（《明太祖實錄》卷二三九）這裡所說的“事皆朝廷總之”的朝廷，指的便是他自己。
胡惟庸被殺在政治制度史上的意義，是治權的變質，也就是從官僚和皇家共治的階段，轉變為官僚成奴才，皇帝獨裁的階段。
胡惟庸之死隻是這件大屠殺案的一個引子，公布的罪狀是擅權枉法。
以後朱元璋要殺不順眼的文武臣僚，便拿胡案作底子，随時加進新罪狀，把它放大、發展，一放為私通日本，再放為私通蒙古，日本和蒙古，“南倭北虜”是當時兩大敵人，通敵當然是謀反。
三放又發展為串通李善長謀逆，最後成為藍玉謀逆案。
罪狀愈多，牽連的罪人也更多，由甲連到乙，乙攀到丙，轉彎抹角像瓜蔓一樣四處伸出去，一網打盡，名為株連。
被殺的都以家族作單位，殺一人也就是殺一家。
坐胡案死的著名人物有禦史大夫陳甯、中丞塗節、太師韓國公李善長、延安侯唐勝宗、吉安侯陸仲亨、平涼侯費聚、南雄侯趙庸、荥陽侯鄭遇春、宜春侯黃彬、河南侯陸聚、宣德侯金朝興、靖甯侯葉升、中國公鄧鎮、濟甯侯顧敬、臨江侯陳镛、營陽侯楊璟、淮安侯華中和高級軍官毛骧、季伯畏、丁玉、和宋濂的孫子宋慎。
宋濂也被牽連，貶死茂州。
坐藍黨死的除大将涼國公藍玉以外，有吏部尚書詹徽、侍郎傅友文、開國公常升、景川侯曹震、鶴慶侯張翼、舳舻侯朱壽、東莞伯何榮、普定侯陳桓、宣甯侯曹泰、會甯侯張溫、懷遠侯曹興、西涼侯濮興、東平侯韓勳、全甯侯孫恪、沈陽侯察罕、徽先伯桑敬和都督黃辂、湯泉等。
胡案有《昭示奸黨錄》，藍案有《逆臣錄》，把口供和判案都詳細記錄公布。
讓全國人都知道這些“奸黨”的“罪狀”（錢謙益：《太祖實錄辨證》；潘柽章：《辯史考異》；吳晗：《胡惟庸黨案考》，載《燕京學報》十五期）。
被殺公侯中，東莞伯何榮是何真的兒子，何真死于洪武二十一年，被帳下舊校捏告生前黨胡惟庸，勒索兩千兩銀子
逾河而西，曆延、慶、韋、靈，又逾河北，保甯夏，倚賀蘭，以王慶。
兼殽、隴之險，周、秦都圻之地，牧坰之野，直走金城，以王秦。
西渡河，領張掖、酒泉諸郡，西扃嘉峪，護西域諸國，以王肅。
此九王者，皆塞王也。
莫不敷險狹，控要害，佐以元戎宿将，權崇制命，勢匹撫軍，肅清沙漠，壘帳相望。
（何喬遠：《名山藏》卷一，《分藩記》） 沿古長城線，東起遼陽，西到甘肅，建設了遼、甯、燕、谷、代、晉、慶、秦、肅九個王國，組成一條對蒙古的反包圍防線。
在内地則有“周、齊、楚、潭、魯、蜀諸王，護衛精兵萬六千餘人，牧馬數千匹，亦皆部兵耀武，并列内郡”（何喬遠：《名山藏》卷一，《分藩記》）。
諸王國皆設重兵，洪武五年（公元1372年）置親王護衛都指揮使司，每王府設三護衛（《明史》卷九〇，《兵志·衛所》）。
護衛甲士少者三千人，多者至萬九千人（《明史》卷一一六，《諸王傳序》）。
此為直屬于親王之軍力，此外邊地諸王國内，中央所派之守鎮兵亦得歸王調遣： 凡王國有守鎮兵，有護衛兵。
其守鎮兵有常選指揮掌之，其護衛兵從王調遣。
如本國是險要之地，遇有警急，其守鎮兵、護衛兵并從王調遣。
（《皇明祖訓·兵衛條》） 中央調發守鎮兵，除禦寶文書外，并須得王令旨，方得發兵： 凡朝廷調兵，須有禦寶文書與王，并有禦寶文書與守鎮官。
守鎮官既得禦寶文書，又得王令旨方許發兵。
無王令旨，不得發兵。
（《皇明祖訓·兵衛條》） 扼邊諸王，兵力尤厚，如甯王所部至“帶甲八萬，革車六千，所屬朵顔三衛騎兵皆骁勇善戰”（《明史》卷一一七，《甯王傳》）。
洪武十年（公元1377年）又以羽林等衛軍益秦、晉、燕三府護衛（《明史》卷二，《太祖本紀》）。
時蒙古人猶圖恢複，屢屢南犯。
于是徐達、馮勝、傅友德諸大将數奉命往北平、山西、陝西諸地屯田、練兵，為備邊之計。
又诏諸王近塞者，每歲秋勒兵巡邊（《明史》卷九一，《兵志·邊防》）。
遠涉沙漠，校獵而還，謂之“肅清沙漠”（祝允明：《九朝野記》卷一）。
諸王封并塞居者，都得預軍務。
内中晉、燕二王尤被重寄，數次奉命領兵出塞及築城屯田，大将如宋國公馮勝、颍國公傅友德皆受節制（《明史》卷一一六，《晉恭王傳》）。
洪武二十六年（公元1393年）三月又诏二王軍務大者始以聞（《明史》卷三，《太祖本紀》）。
由此軍中事皆得專決。
明太祖一面以諸王領兵守邊，一面又預防後人懦弱，政權有落于權臣之手的危險，特授諸王以幹涉中央政事之權。
諸王有權移文中央索取奸臣： 若大臣行奸，不令王見天子，私下傳緻其罪而遭遇不幸者，到此之時，天子必是昏君。
其長史司并護衛移文五軍都督府索取奸臣，都督府捕奸臣奏斬之，族滅其家。
（《皇明祖訓·法律條》） 甚至得舉兵入清君側： 如朝無正臣，内有奸惡，則親王訓兵待命。
天子密诏諸王統鎮兵讨平之。
（《皇明祖訓·法律條》） 又怕後人變更他的法度，特地把天子、親王、大臣所應做和不應做的事，都定為祖訓，叫後人永遠遵守。
洪武二十八年（公元1395年）九月正武頒布《皇明祖訓》條章于中外，并着令後世有言更祖制者，以奸臣論（《明史》卷三，《太祖本紀》）。
由此諸王各擁重兵，憑據險厄，并得幹涉國事，在軍事上和政治上都握大權，釀成了外重内輕之勢。
分封建制之害，在洪武九年（公元1376年）葉伯巨即已上書言之。
他說： 先王之制，大都不過三國之一，上下等差，各有定分，所以強幹弱枝，遏亂源而崇治本耳。
今裂土分封，使諸王各有分地，蓋懲宋、元孤立，宗室不競之弊。
而秦、晉、燕、齊、梁、楚、吳、蜀諸國，無不連邑數十，城郭宮室，亞于天子之都，優之以甲兵衛士之盛。
臣恐數世之後，尾大不掉，然後削其地而奪之權，則必生觖望，甚者緣間而起，防之無及矣。
願及諸王未之國之先，節其都邑之制，減其衛兵，限其疆理，亦以待封諸王之子孫。
此制一定，然後諸王有賢且才者，入為輔相，其餘世為藩屏，與國同休。
割一時之恩，制萬世之利，消天變而安社稷，莫先于此。
（《明史》卷一三九，《葉伯巨傳》） 書上以離間骨肉坐死。
其實這時諸王隻建藩号，尚未就國，有遠見的人便已感到不安的預兆了。
到洪武末年諸王數奉命出塞，強兵悍卒，盡屬麾下。
這時太祖已衰病，皇太孫幼弱，也漸漸感覺到強藩的逼脅了。
有一次他們祖孫曾有如下的談話： 先是太祖封諸王，遼、甯、燕、谷、代、晉、秦、慶、肅九國皆邊虜，歲令訓将練兵，有事皆得提兵專制便防禦。
因語太孫曰：“朕以禦虜付諸王，可令邊塵不動，贻汝以安。
”太孫曰：“虜不靖，諸王禦之。
諸王不靖，孰禦之？”太祖默然良久曰：“汝意何如？”太孫曰：“以德懷之，以禮制之，不可則削其地，又不可則廢置其人，又其甚則舉兵伐之。
”太祖曰：“是也，無以易此矣。
”（尹守衡：《明史竊·革除記》） 太孫又和黃子澄密謀定制削藩之計： 惠帝為皇太孫時，嘗坐東角門，謂子澄曰：“諸王尊屬，擁重兵，多不法，奈何？”對曰：“諸王護衛兵才足自守，倘有變，臨以六師，其誰能支。
漢七國非不強，卒底亡滅，大小強弱勢不同，而順逆之理異也。
”太孫是其言。
（《明史》卷一四一，《黃子澄傳》） 即位後高巍、韓郁先後上書請用主父偃推恩之策，在北諸王子弟分封于南，在南子弟分封于北，則藩王之權，不削而自弱。
當局者都主削藩，不用其計而靖難師起（《明史》卷一四三，《高巍傳》）。
靖難之役 明太祖在位三十一年（1368&mdash1398），皇太子标早卒，皇太孫允炆繼位，是為惠帝（1398&mdash1402）。
時太祖諸子第二子秦王樉、第三子晉王都已先死，第四子燕王棣、第五子周王和齊、湘、代、岷諸王都以叔父擁重兵，多不法。
朝廷孤立。
諸王中燕王最雄桀，兵最強，尤為朝廷所嫉。
惠帝用黃子澄、齊泰計謀削藩，讨論應該先向誰動手： 泰欲先圖燕，子澄曰：“不然。
周、齊、湘、代、岷諸王在先帝時尚多不法，削之有名。
今欲問罪，宜先周。
周王，燕之母弟（懿文太子标、秦王樉、晉王棡，李淑妃出。
燕王棣、周王，妃出。
參見吳晗：《明成祖生母考》，載《清華學報》，第10卷第2期），削周是削燕手足也。
”（《明史》卷一四一，《黃子澄傳》） 定計以後，第一步先收回王國所在地之統治權，下诏：“王國吏民聽朝廷節制，唯護衛官軍聽王。
”（《明史》卷一四一，《齊泰傳》；谷應泰：《明史紀事本末》卷一五）建文元年（公元1399年）二月又下诏諸王毋得節制文武吏士（《明史》卷四，《恭闵帝本紀》）。
收回兵權及在王國之中央官吏節制權。
洪武三十一年（公元1398年）八月廢周王為庶人。
建文元年（公元1399年）四月湘王柏懼罪自焚死，齊王榑、代王桂有罪，廢為庶人。
六月廢岷王楩為庶人。
燕王棣智勇有大略，妃徐氏為開國元勳徐達女。
就國後，徐達數奉命備邊北平，因從學兵法。
徐達死後，諸大将因胡惟庸、藍玉兩次黨案誅殺殆盡。
燕王遂與秦、晉二王并當北邊禦敵之任。
洪武二十三年（公元1390年）正月與晉王率師往讨元丞相咬住、太尉乃兒不花，征虜前将軍、颍國公傅友德等并聽節制。
三月師次迤都，咬住等降（《明史》卷三，《太祖本紀》）。
獲其全部而還，太祖大喜。
是後屢率諸将出征，并奉命節制沿邊士馬，威名大震（《明史》卷四，《成祖本紀》）。
洪武二十四年（公元1391年）四月督傅友德諸将出塞，敗敵而還。
洪武二十六年（公元1393年）三月馮勝、傅友德備邊山西、北平，其屬衛将校悉聽晉王、燕王節制。
洪武二十八年（公元1395年）正月率總兵官周興出遼東塞，自開原追敵至甫答迷城，不及而還。
洪武二十九年（公元1396年）率師巡大甯，敗敵于徹徹兒山，又追敗之于兀良哈秃城而退。
洪武三十一年（公元1398年）率師備禦開平（《明史》卷三，《太祖本紀》）。
太祖死後，自以為三兄都已先死，論序當立，不肯為建文帝下。
到周、湘諸王相繼得罪，遂決意反，陰選将校，勾軍卒，收才勇異能之士，日夜鑄軍器（《明史》卷一四五，《姚廣孝傳》）。
建文元年（公元1399年）七月殺政府所置地方大吏，指齊泰、黃子澄為奸臣，援引《祖訓》，入清君側，稱其師曰靖難。
兵起時建文帝正在和方孝孺、陳迪一些文士讨論周官法度，更定官制，講求禮文。
當國的齊泰、黃子澄也都是書生，不知兵事，以舊将耿秉文為大将往讨。
八月耿秉文兵敗于滹沱河，即刻召還，代以素不知兵的勳戚李景隆。
時燕王已北襲大甯，盡得朵顔三衛彍騎而南。
景隆乘虛攻北平不能克，燕王回兵大破之。
建文二年（公元1400年）四月燕王又敗景隆兵于白溝河、德州，進圍濟南，三月不克，為守将盛庸所掩擊，大敗解圍去。
九月盛庸代李景隆為大将軍。
十二月大敗燕兵于東昌，燕大将張玉戰死，精銳喪失幾盡。
建文三年（公元1401年）燕兵數南下，勝負相當。
所攻下的城邑，兵回又為朝廷拒守。
燕王所據有的地方，不過北平、保定、永平三府。
恰好因建文帝待宮中宦官極嚴厲，宦官被黜責的逃奔燕軍，告以京師虛實。
十二月後複出師南下。
朝廷遣大将徐輝祖（達子，燕王妃兄）據山東，與都督平安大敗燕兵，燕軍正預備逃回北平，建文帝又輕信謠言，以為燕兵已退，一面也不信任徐輝祖，召之還朝。
前方勢孤，遂接連戰敗。
燕兵乘勝渡淮趨揚州，江防都督陳瑄以舟師迎降，速渡江圍南京，谷王橞及李景隆開金川門迎降，宮中火起，建文帝不知所終。
燕王入南京即帝位，是為成祖（1402&mdash1424）（《明史》卷三，《恭闵帝紀》；卷四《成祖本紀》；卷一四四，《盛庸傳》；卷一二六，《李文忠傳》；卷一二五，《徐達傳》； 《明史紀事本末》卷一六）。
成祖入南京後做的第一件事，是對主削藩議者的報複，下令大索齊泰、黃子澄、方孝孺等五十餘人，榜其姓名曰奸臣，大行屠殺，施族誅之法，族人無少長皆斬，妻女發教坊司，姻黨悉戍邊。
方孝孺之死，宗族親友前後坐誅者至八百七十三人（《明史紀事本末》卷一八）。
萬曆十三年（公元1585年）釋坐孝孺谪戍者後裔凡千三百餘人（《明史》卷一四一，《方孝孺傳》）。
第二件事是盡複建文中所更改的成法和官制，表明他起兵的目的，是在擁護祖訓，和建文帝擅改祖制之罪（《明史》卷四，《成祖本紀》；《燕王會旨》）。
由此《祖訓》成為明朝一代治國的經典，太祖時所定的法令，到後來雖然時移事變，也不許有所更改。
太祖時所曾施行的制度，也成為一代的金科玉律，無論無理到什麼地步，也因為是祖制而不敢輕議。
内中如錦衣衛和廷杖制，最為有明一代的弊政。
為成祖所創的有宦官出使、專征、監軍、分鎮的制度，和皇帝的偵察機關東、西廠。
遷都北京 成祖以邊藩篡逆得位，深恐其他的藩王也學他的辦法，再來一次靖難，即位之後，也采用建文帝的削藩政策，以次收諸藩王兵權，非唯不使幹預政事，且設立種種苛禁以約束之。
建文四年（公元1402年）徙谷王于長沙，永樂元年（公元1403年）徙甯王于南昌，以大甯地畀從靖難有功之朵顔、福餘、泰甯三衛，以償前勞（《明史》卷三二八，《三衛傳》）。
削代王、岷王護衛。
永樂四年（公元1406年）削齊王護衛，廢為庶人。
永樂十年（公元1412年）削遼王護衛（遼王已于建文元年徙荊州）。
永樂十五年（公元1417年）谷王以謀反廢。
永樂十八年（公元1420年）周王獻三護衛。
盡削諸王之權，于護衛削之又削，必使其力不足與一鎮抗（萬言：《管村文抄内編》卷二，《諸王世表序》）。
到宣宗時漢王高煦（成祖次子，宣宗叔父，學他父親的辦法要誅奸臣，入清君側），武宗時安化王寘鐇、甯王宸濠果然援靖難之例，起兵造反。
由此政府更設為厲禁，諸王行動不得自由，甚至出城省墓，亦須奏請。
二王不得相見（《明史》卷一二〇，《諸王傳》；卷一一九，《襄王傳》）。
受封後即不得入朝（《明史》卷一一九，《崇王傳》）。
甚至在國家危急時，出兵勤王亦所不許（《明史》卷一一八，《韓王傳》；卷一一八，《唐王傳》）。
隻能衣租食稅，憑着王的位号，在地方上作威福，肆害官民（趙翼：《廿二史劄記》卷三二，《明分封宗藩之制》）。
王以下的宗人，生則請名，長則請婚于朝，國家養之終身，喪葬予費（《明史》卷一一六，《諸王傳序》）。
仰食于官，不使之出仕，又不許其别營生計，怕亵渎了皇家的尊嚴，“不農不仕，吸民膏髓”（《明史》卷二一四，《靳學顔傳》）。
到後來生齒日繁，皇族的口數到了七八萬，國家也養不起了。
世宗（1521&mdash1566）時禦史林潤上疏說： 天下歲供京師糧四百萬石，而諸府祿米至八百五十三萬石。
以山西言，存留百五十二萬石，而宗祿二百二十二萬。
以河南言，存留八十四萬三千石，而宗祿百九十二萬。
（《明史》卷八二，《食貨志》） 不得已大加減削，宗藩日困。
棗陽王祐楒請“除宗人祿，使以四民業自為生。
賢者用射策應科第”。
政府要顧面子，還是不許（《明史》卷一一九，《棗陽王傳》）。
萬曆二十二年（公元1594年）鄭世子載堉再請求特許“宗室皆得儒服就試，毋論中外職，中式者視方品器使”（《明史》卷一一九，《鄭王傳》）。
從此宗室方得出仕。
國家竭天下之力來養活十幾萬遊蕩無業的貴族遊民，不但國力為之疲敝不支，實際上宗室又因不許就業而陷于困窮，衣食無着，勢不能不作奸犯法，擾害平民。
國家費錢，宗室挨餓，平民受罪，這也是當時創立祖制的人所意想不到的。
成祖削藩的結果，甯、谷二王内徙，盡釋諸王兵權，北邊空虛。
按照當時的形勢，“四裔北邊為急，倏來倏去，邊備須嚴。
若畿甸去遠而委守将，則非居重取輕之道”（章潢：《圖書編》卷三三，《論北龍帝都垣》）。
于是有遷都北京之計，以北京為行在，屯駐重兵，皇帝親自統率，抵禦蒙古人之入侵： 太宗靖難之勳既集，切切焉為北顧之慮，建行都于燕，因而整戈秣馬，四征弗庭，亦勢所不得已也。
銮輿巡幸，勞費實繁，易世之後，不複南幸，此建都所以在燕也。
（顧炎武：《讀史方輿紀要·北直方輿紀要序》） 合政治與軍事中心為一，以國都當敵。
朱健曾為成祖遷都下一曆史的地理的解釋。
他說： 自古建立都邑，率在北土，不止我朝，而我朝近敵為甚。
且如漢襲秦舊都關中，匈奴入寇，烽火辄至甘泉。
唐襲隋舊亦都關中，吐蕃入寇辄到渭橋，宋襲周舊都汴，西無靈、夏，北無燕、雲，其去契丹界，直浃旬耳。
景德之後，亦辄至澶淵。
三治朝幅員善廣矣，而定都若此者何？制敵便也。
我朝定鼎燕京，東北去遼陽尚可數日，去漁陽百裡耳。
西北去雲中尚可數日，去上谷亦僅倍漁陽耳。
近敵便則常時封殖者尤勤，常時封殖則一日規畫措置者尤亟，是故去敵之近，制敵之便，莫有如今日者也。
（朱健：《古今治平略》） 建都北京的最大缺點是北邊糧食不能自給，必須仰給東南。
海運有風波之險，由内河漕運則或有時水涸，或被寇盜所阻，稍有意外，便成問題，朱健說： 今國家燕都可謂百二山河，天府之國。
但其間有少不便者，漕粟仰給東南，而運河自江而淮而黃，自黃而後自汶而衛，盈盈衣帶，不絕如線，河流一涸，則西北之腹盡枵矣。
元時亦輸粟以供上都，其後兼行海運。
然當群雄幹命之時，烽煙四起，運道梗絕，惟有束手就困，此京師之第一當慮者也。
（朱健：《古今治平略》） 要解決這兩個困難，則第一必須大治河道，第二必須仍駐重兵于南京，鎮壓東南。
成祖初年轉漕東南，水陸兼挽，仍元人之舊，參用海運。
而海運多險，陸運亦勞費不赀。
永樂九年（公元1411年）命宋禮開會通河。
永樂十三年（公元1415年）陳瑄鑿清江浦，通北京漕運，由運河直達通州，而海陸運俱廢（《明史》卷八五，《河渠志》）。
運糧官軍十二萬人，有漕運總兵及總督統之（《明史》卷七九，《食貨志》）。
十九年（公元1421年）遷都北京後，以南京為留都，仍設五府六部官，并設南京守備，掌一切留守防護之事，節制南京諸衛所（《明史》卷八九，《兵志》）。
永樂元年（公元1403年）以北平為北京。
永樂四年（公元1406年）诏以明年五月建北京宮殿。
永樂十八年（公元1420年）北京郊廟宮殿成，诏以北京為京師，不稱行在（《明通鑒》卷一七）。
在實際上，自永樂七年（公元1409年）以後，成祖多駐北京，以皇太子在南京監國。
自丘福征本雅失裡汗敗死後，成祖五入漠北親征（《明史》卷五至卷六，《成祖本紀》）。
自永樂十五年（公元1417年）北巡以後，即不再南返。
南京在事實上，從永樂七年（公元1409年）成祖北巡以後，即已失去政治上的地位，永樂十九年（公元1421年）始正式改為陪都。
遷都之舉，當時有一部分人不了解成祖的用心，力持反對論調。
《明史》記： 三殿災，诏求直言。
群壓多言都北京非便。
帝怒，殺主事蕭儀，曰：“方遷都時，與大臣密計，久而後定，非輕舉也。
”（《明史》卷一四九，《夏原吉傳》） 仁宗（1424&mdash1425）即位後，胡從經濟的立場，“力言建都北京非便，請還南都，省南北轉運供億之煩”（《明史》卷一六九，《胡傳》）。
胡是武進人，為南方士大夫的領袖，他的意見可說是代表南方人民的輿論，政府于是又定計還都南京，洪熙元年（公元1425年）三月诏北京諸司悉稱行在。
五月仁宗崩，遷都之計遂又擱置不行（《明史》卷八，《仁宗本紀》）。
一直到英宗正統六年（公元1441年）北京三殿兩宮都已告成，才決定定都北京，诏文武諸司不稱行在，仍以南京為陪都（《明史》卷一〇，《英宗前紀》）。
成祖北遷以後，北京三面臨敵，邊防大重。
東起鴨綠，西抵嘉峪，綿亘萬裡，分地守禦。
初設遼東、宣府、大同、延綏四鎮，繼設甯夏、甘肅、薊州三鎮，又加上太原、固原，是為九邊（《明史》卷九一，《兵志》）。
每邊各設重兵，統以大将，副以偏裨，監以憲臣，鎮以開府，聯以總督，無事則畫地防守，有事則犄角為援（黃道周：《博物典彙》卷一九，《九邊》）。
失策的是即位後，即徙封甯王于江西，把大甯一帶地（今遼甯省平泉、内蒙古自治區赤峰等地）送給從征有功的朵顔三衛，三衛的占地，大緻上從古北口到山海關隸朵顔衛，自廣甯前屯衛西至廣甯鎮白雲山隸泰甯衛，自白雲山以北到開原隸福餘衛。
從此幽燕東北之險，中國與蒙鞑共之，胡馬疾馳半日可到阙下。
遼東、廣甯、錦、義等城從此和宣府、懷來隔斷懸絕，聲不相連（嚴從簡： 《殊域周咨錄》卷一六，《鞑靼》）。
又以東勝（今内蒙古自治區托克托縣及茂明安之地）孤遠難守，調左衛于永平，右衛于遵化，而墟其地（《明史》卷九一，《兵志》）。
興和（元興和路，自今張家口以北至内蒙古蘇尼特旗皆其境。
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為府，後廢。
洪武三十年〔公元1397年〕置興和守禦千戶所。
今河北省張北縣治即興和故城）為阿魯台所攻，徙治宣府衛城而所地又虛（《明史》卷四〇，《地理志·京師》）。
開平（在今内蒙古自治區多倫縣地）為元故都，地處極邊，西接興和而達東勝，東西千裡，最為要塞。
從棄大甯後，宣府和遼東隔絕，開平失援，胡虜出沒，饷道艱難，宣德五年（公元1430年）從薛祿議，棄開平，徙衛于獨石（《明史》卷四〇，《地理志》；《殊域周咨錄》第一七，《鞑靼》；方孔炤：《全邊略記》卷三，《宣府略》）。
後來“三岔河棄而遼東悚，河套棄而陝右警，西河棄而甘州危”（《博物典彙》卷一九）。
國防遂不可問。
初期國力尚強，對付外敵的方法，是以攻為守，太祖、成祖、宣宗三朝并大舉北征，以兵力逼蒙古人遠遁，使之不敢近塞。
英宗以後，國力漸衰，于是隻以守險為上策，坐待敵來，長城以北諸要塞盡棄不守，隻靠長城來擋住胡騎，而邊警由之日亟。
英宗正統十四年（公元1449年）瓦剌也先入寇圍北京。
世宗嘉靖二十九年（公元1550年）鞑靼俺答入寇薄都城。
這兩次的外寇，都因都城兵力厚，不能得志，焚掠近畿而去。
思宗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流寇李自成北犯，宣府和居庸的守臣都開門揖敵，遂長驅進圍北京，太監曹化淳又開門迎入，北都遂亡。
由此看來，假如明成祖當時不遷都北京，自以身當敵沖，也許在前兩次蒙古人入犯時，黃河以北，已不可守，宋人南渡之禍，又要重演一次了。
明初的恐怖政治 一 洪武二十八年（公元1395年）正式頒布《皇明祖訓》。
這一年，朱元璋已經是六十八歲的衰翁了。
在這一年之前，桀骜不馴的元功宿将殺光了，主意多端的文臣殺絕了，不順眼的地主巨室殺得差不多了，連光會掉書袋子搬弄文字的文人也大殺特殺，殺得無人敢說話，甚至出一口大氣了。
殺，殺，殺！殺了一輩子兩手都塗滿了鮮血的白頭劊子手，躊躇滿志，以為從此可以高枕無憂，皇基永固，子子孫孫吃碗現成飯，不必再操心了。
這年五月，特别下一道手令說：“朕自起兵至今四十餘年，親理天下庶務，人情善惡真僞，無不涉曆，其中奸頑刁詐之徒，情犯深重，灼然無疑者，特令法外加刑，意在使人知所警懼，不敢輕易犯法。
然此特權時措置，頓挫奸頑，非守成之君所用長法。
以後嗣君統理天下，止守律與大诰，并不許用黥刺剕劓閹割刑，臣下敢有奏用此刑者，文武群臣即時劾奏，處以重刑。
”（《明太祖實錄》卷二百三十九） 其實明初的酷刑，黥刺剕劓閹割還算是平常的，最慘的是淩遲，凡是淩遲處死的罪人，照例要殺三千三百五十七刀，每十刀一歇一吆喝，慢慢地折磨，硬要被殺的人受長時間的痛苦（鄧之誠：《骨董續記》卷二十，磔條，引《張文甯年譜》；計六奇：《明季北略》，記鄭鄤事）。
其次有刷洗，把犯人光身子放在鐵床上，澆開水，用鐵刷刷去皮肉。
有枭令，用鐵鈎鈎住脊骨，橫挂在竿上。
有稱竿，犯人縛在竿上，另一頭挂石頭對稱。
有抽腸，也是挂在竿上，用鐵鈎鈎入谷門把腸子鈎出。
有剝皮，貪官污吏的皮放在衙門公座上，讓新官看了發抖。
此外，還有挑膝蓋、錫蛇遊種種名目（呂毖：《明朝小史》卷一，《國初重刑》）。
也有同一罪犯，加以墨面文身，挑筋去膝蓋剁指，并具五刑的（《大诰》，奸吏建言第三十三，刑餘攢典盜糧第六十九；《讀诰》，相驗囚屍不實第四十二；《三編》，逃囚第十六）。
據說在上朝時，老皇帝的脾氣好壞很容易看出來，要是這一天他的玉帶高高地貼在胸前，大概脾氣好，殺人不會多。
要是揿玉帶到肚皮底下，便是暴風雨來了，滿朝廷的官員都吓得臉無人色，個個發抖，準有大批人應這劫數（徐祯卿：《翦勝野聞》）。
這些朝官，照規矩每天得上朝，天不亮起身梳洗穿戴，在出門以前，和妻子訣别，吩咐後事，要是居然活着回家，便大小互相慶賀，算是又多活一天了（趙翼：《廿二史劄記》卷三十二，《明祖晚年去嚴刑條》，引《草木子》）。
四十年中，據朱元璋自己的著作，《大诰》《大诰續編》《大诰三編》和《大诰武臣》的統計，所列淩遲枭示種誅有幾千案，棄市（殺頭）以下有一萬多案。
《三編》所定算是最寬容的了。
“進士監生三百六十四人，愈見奸貪，終不從命三犯四犯而至殺身者三人，三犯而诽謗殺身者又三人，奸容戴斬、絞、徒流罪在職者三十人，一犯戴死罪徒流罪辦事者三百二十八人。
”（《明史》卷九十四，《刑法志》；《大诰三編》二，進士監生戴罪辦事）有禦史戴死罪，戴着腳鐐，坐堂審案的，有挨了八十棍回衙門作官的。
其中最大的案件有胡惟庸案、藍玉案、空印案和郭桓案，前兩案株連被殺的有四萬人，後兩案合計有七八萬人（《明史》卷九十四，《刑法志》）。
所殺的人，從開國元勳到列儒裨将，從部院大臣、諸司官吏到州縣胥役、進士監生、經生儒士、富人地主、僧道屠沽，以至親侄兒、親外甥，無人不殺，無人不可殺，一個個地殺，一家家地殺，有罪的殺，無罪的也殺，“大戮官民不分臧否”（《明史》卷一三九《周敬心傳》：“洪武二十五年上疏極谏：洪武四年錄天下官吏，十三年連坐胡黨，十九年逮官吏積年為民害者，二十三年罪妄言者，大戮官民不分臧否。
”）。
早在洪武七年，便有人向他控訴，說是殺得太多了，“才能之士，數年來幸存者，百無一二”（《明史》卷一三九，《茹太素傳》）。
到洪武九年，單是官吏犯笞以上罪，谪戍到鳳陽屯田的便有一萬多人（《明史》卷一三九，《韓宜可傳》）。
十八年九月在給蕭安石子孫符上也自己承認：“朕自即位以來，法古命官，列布華夷，豈期擢用之時，并效忠貞，任用既久，具系奸貪？朕乃明以憲章，而刑責有不可恕。
以至内外官僚，守職維艱，善能終是者寡，身家誅戮者多。
”（《明朝小史》卷二）郭桓案發後，他又說：“其貪婪之徒，聞桓之奸，如水之趨下。
半年間弊若蜂起，殺身亡家者人不計其數。
出五刑以治之，挑筋剁指足髡發文身，罪之甚者欤？”（《大诰三編》，逃回第十六） 政權的維持建立在流血屠殺、酷刑暴行的基礎上，這個時代，這種政治，确确實實是名副其實的恐怖政治。
二 胡惟庸案發于洪武十三年，藍玉案發于洪武二十六年，前後相隔十四年，主犯雖然是兩個，其實是一個案子。
胡惟庸是初起兵占領和州時的帥府舊僚，和李善長同鄉，又結了親，因李善長的舉薦，逐漸發達，洪武三年拜中書省參知政事，六年七月拜右丞相。
中書省綜掌全國大政，丞相對一切庶務都有專決的權力，統帥百官，隻對皇帝負責。
這制度對一個平庸的、唯唯否否、阿附取容“三旨相公”型的人物，或者對手是一個隻願嬉遊逸樂、不理國事的皇帝，也許不會引起嚴重的沖突。
或者一個性情謙和容忍，一個剛決果斷，柔剛互濟倒也不緻壞事，但是胡惟庸幹練有為，有魄力，有野心，在中書省年代久了，大權在手，威福随心，兼之十年宰相，門下故舊僚友也隐隐結成一個龐大的力量，這個力量是靠胡惟庸作核心的。
拿慣了權的人，怎麼也不肯放下。
朱元璋呢，赤手空拳建立的基業，苦戰了幾十年，拼上命得到的大權，平白被人分去了一大半，真是倒持太阿，授人以柄，想想又怎麼能甘心！困難的是皇帝和丞相的職權，從來不曾有過清楚的界限，理論上丞相是輔佐皇帝治理天下的，相權是皇權的代表，兩者是二而一的，不應該有沖突。
事實上假如一切庶政都由丞相處分，皇帝沒事做，隻能簽字畫可，高拱無為。
反之，如皇帝躬親庶務，大小事情一概過問，那麼，這個宰相除了伴食畫諾以外，又有什麼可做？這兩個人性格相同，都剛愎，都固執，都喜歡獨裁，好攬權，誰都不肯相讓，許多年的争執、摩擦，相權和皇權相對立。
最後，沖突表面化了。
朱元璋有軍隊，有特務，失敗的當然是文官。
在胡惟庸以前，第一任丞相李善長小心怕事，徐達經常統兵在外，和朱元璋的沖突還不太明顯嚴重，（劉基自己知道性子太剛，一定合作不了，堅決不幹。
）接着是汪廣洋，碰了幾次大釘子，末了還是賜死。
中書官有權的如楊憲，也是被殺的。
胡惟庸是任期最長、沖突最厲害的一個。
被殺後，索性取消中書省，由皇帝兼行相權，皇權和相權合而為一。
洪武二十八年（公元1395年）手令：“自古三公論道，六卿分職，自秦始置丞相，不旋踵而亡，漢、唐、宋因之，雖有賢相，然其間所用者多有小人，專權亂政。
我朝罷相，設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衙門，分理天下庶務，彼此颉颃，不敢相壓，事皆朝廷總之，所以穩當。
以後嗣君并不許立丞相，臣下敢有奏請設立者，文武群臣即時劾奏，處以重刑。
”（《明太祖實錄》卷二三九）這裡所說的“事皆朝廷總之”的朝廷，指的便是他自己。
胡惟庸被殺在政治制度史上的意義，是治權的變質，也就是從官僚和皇家共治的階段，轉變為官僚成奴才，皇帝獨裁的階段。
胡惟庸之死隻是這件大屠殺案的一個引子，公布的罪狀是擅權枉法。
以後朱元璋要殺不順眼的文武臣僚，便拿胡案作底子，随時加進新罪狀，把它放大、發展，一放為私通日本，再放為私通蒙古，日本和蒙古，“南倭北虜”是當時兩大敵人，通敵當然是謀反。
三放又發展為串通李善長謀逆，最後成為藍玉謀逆案。
罪狀愈多，牽連的罪人也更多，由甲連到乙，乙攀到丙，轉彎抹角像瓜蔓一樣四處伸出去，一網打盡，名為株連。
被殺的都以家族作單位，殺一人也就是殺一家。
坐胡案死的著名人物有禦史大夫陳甯、中丞塗節、太師韓國公李善長、延安侯唐勝宗、吉安侯陸仲亨、平涼侯費聚、南雄侯趙庸、荥陽侯鄭遇春、宜春侯黃彬、河南侯陸聚、宣德侯金朝興、靖甯侯葉升、中國公鄧鎮、濟甯侯顧敬、臨江侯陳镛、營陽侯楊璟、淮安侯華中和高級軍官毛骧、季伯畏、丁玉、和宋濂的孫子宋慎。
宋濂也被牽連，貶死茂州。
坐藍黨死的除大将涼國公藍玉以外，有吏部尚書詹徽、侍郎傅友文、開國公常升、景川侯曹震、鶴慶侯張翼、舳舻侯朱壽、東莞伯何榮、普定侯陳桓、宣甯侯曹泰、會甯侯張溫、懷遠侯曹興、西涼侯濮興、東平侯韓勳、全甯侯孫恪、沈陽侯察罕、徽先伯桑敬和都督黃辂、湯泉等。
胡案有《昭示奸黨錄》，藍案有《逆臣錄》，把口供和判案都詳細記錄公布。
讓全國人都知道這些“奸黨”的“罪狀”（錢謙益：《太祖實錄辨證》；潘柽章：《辯史考異》；吳晗：《胡惟庸黨案考》，載《燕京學報》十五期）。
被殺公侯中，東莞伯何榮是何真的兒子，何真死于洪武二十一年，被帳下舊校捏告生前黨胡惟庸，勒索兩千兩銀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