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吳晗講大明帝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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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太祖之建國與開國規模
一
蒙古人在中國所施的種族壓迫政策引起了漢族的反感，發生一場戰争，二十年的民族革命，終于被逐回蒙古去。
這教訓，明太祖是很記得的。
他北征時的口号雖然是“驅逐胡虜”，但其意義隻限于推翻異族的統治權，對蒙古人、色目人并不采歧視的态度。
在北征檄文中并特别提出這一點說： 如蒙古、色目雖非華夏族類，然同生天地之間，有能知禮義，願為臣民者，與中國之人撫養無異。
（王世貞：《弇山堂别集》卷八五） 即位以後，蒙古、色目的官吏和漢人同樣登用，中央官如以鞑靼指揮安童為刑部尚書，以咬住為副都禦史，以忽哥赤為工部右侍郎（《明太祖實錄》卷一九九），以高昌安為吏部侍郎（《明太祖實錄》卷二〇二）。
外官如以高昌安為河東鹽運司同知，以脫因為兼州知府，以道同為番禺知縣（《明史》卷一三八《周祯傳》；卷一四〇《道同傳》）。
軍官如以鞑靼酋長孛羅帖木兒為廬州衛指軍佥事，仍領所部鞑官二百五十人（《明太祖實錄》卷一九〇）。
即親軍中亦有蒙古軍隊，如洪武五年（公元1372年）之置蒙古衛親軍指揮使司，以答失裡為佥事（《明太祖實錄》卷七一）。
洪武二十二年（公元1389年）特設泰甯、朵顔、福餘三衛于兀良哈之地，以居降胡（《明太祖實錄》卷一九六）。
時蒙古人、色目人多改為漢姓，與漢人無異，有求仕入官者，有登顯要者，有為富商大賈者（《明太祖實錄》卷一〇九）。
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 曾一度下诏禁止擅改漢姓： 四月甲子禁蒙古、色目人更易姓氏，诏曰：朕嘗诏告天下，蒙古諸色人等皆吾赤子，果有材能，一體擢用。
比聞入仕之後，或多更姓名。
朕慮歲久，其子孫相傳，昧其本源，誠非先王緻謹氏族之道。
中書省其告谕之，如已更易者聽其改正。
（《明太祖實錄》卷五〇） 但此項法令不久即自動取消： 永樂元年九月庚子，上謂兵部尚書劉俊曰：“各衛鞑靼人多同名，無姓以别之，并宜賜姓。
”于是兵部請如洪武中故事，編置勘合，給賜姓名，從之。
（《明成祖實錄》卷三三） 可知在洪武時代已有編置勘合、給賜姓名之舉。
其唯一的限制為特立一條蒙古人、色目人的婚姻法： 凡蒙古、色目人聽其與中國人為婚姻，務要兩相情願。
不許本類自相嫁娶，違者杖八十，男女入官為奴。
其中國人不願與回回、欽察為婚姻者，聽從本類自相嫁娶，不在禁例。
（《明律》卷六，《戶律》） 這禁例的用意一面是要同化蒙古人、色目人，一面是防止其種類之繁殖。
法令雖然頒布，可是實行的程度，也許和禁改漢姓一樣，實際上并不發生效力。
在生活習俗方面，太祖登基後立刻下令将衣冠恢複如唐制，并禁止生活習慣之蒙古化： 洪武元年二月壬子，诏複衣冠如唐制。
其辮發、椎髻、胡服（男袴褶窄袖及辮線腰褶，婦女衣窄袖短衣，下服裙裳）、胡語、胡姓，一切禁止。
（《明太祖實錄》卷三〇） 元制尚右，吳元年（公元1367年）十月令百官禮儀尚左（《明史》卷一，《太祖本紀》）。
元人輕儒，至有九儒十丐之謠，謝枋得記： 滑稽之雄以儒為戲者曰：我大元制典，人有十等，一官二吏，先之者貴之也，貴之者，謂有益于國也。
七匠八娼九儒十丐，後之者賤之也，賤之者，謂無益于國也。
嗟乎卑哉！介乎娼之下丐之上者今儒也。
（《疊山集》卷六，《送方伯載歸三山序》） 鄭思肖說： 鞑法：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醫六工七獵八民九儒十丐。
（《心史》卷下，《大義略》） 這雖都是宋末遺老的話，但元人也有同樣記載，餘阙《貢泰父文集序》： 至元初奸回執政，乃大惡儒者，因說當國者罷科舉，擯儒士。
其後公卿相師，皆以為當然，而小夫賤隸亦以儒為嗤诋。
當是時士大夫有欲進取立功名者，皆強顔色，昏旦往候于門，媚說以妾婢，始得尺寸。
（《青陽文集》卷四） 可見儒者在元代之被擯斥。
而明則在太祖初起時已重儒者，建國以後，大臣多用儒生，後來流弊至以科舉為入官之唯一途徑。
反之，元人重吏： 國初有金、宋，天下之人，惟才是用，無所專主，然用儒者為居多也。
自至元以下始浸用吏，雖執政大臣亦以吏為之。
自是中州小民，粗識字能治文書者，得入台閣供筆劄，累日積月皆可以緻通顯。
（《青陽文集》卷四，《楊君顯民詩集序》） 方孝孺《林君墓表》也說： 元之有天下，尚吏治而右文法。
凡以吏仕者捷出取大官，過儒生遠甚。
（《遜志齋集》卷二二） 因法令極繁，案牍冗泛，故吏得恣為奸利，為弊最甚。
明典即革此弊，從簡、嚴法令下手： 吳元年十一月壬寅，上謂台省官曰：近代法令極繁，其弊滋甚。
今之法令正欲得中，毋襲其弊。
如元時條格極繁冗，吏得夤緣出入為奸，所以其害不勝。
今立法正欲矯其舊弊，大概不過簡、嚴下手，簡則無出入之弊，嚴則民知畏而不敢輕犯。
（《明太祖實錄》卷二七） 洪武十二年（公元1379年）又立案牍減繁式頒示諸司： 初元末官府文移案牍最為繁冗，吏非積歲莫能通曉，欲習其業，必以故吏為師。
凡案牍出入，惟故吏之言是聽。
每曹自正吏外，主之者曰主文，附之者曰帖書曰小書生，骫文繁詞，多為奸利。
國初猶未盡革。
至是吏有以成案進者，上覽而厭之曰：繁冗如此，吏焉得不為奸弊而害吾民也。
命廷臣議減其繁文，著為定式，镂版頒之，俾諸司遵守。
（《明太祖實錄》卷一二六） 自後吏員遂為雜流，其入仕之途唯外府、外衛、鹽運司首領官，中外雜職、入流未入流官，由吏員、承差等選（《明史》卷七一，《選舉志》）。
這是一個大變化，一面用嚴法重刑來肅清元代所遺留的政治污點，《明史》說： 太祖懲元縱弛之後，刑用重典。
凡官吏人等犯枉法贓者不分南北，俱發北方邊衛充軍。
采輯官民過犯，條為《大诰》《續诰》，後又增為《三編》，諸司敢不急公而務私者，必窮搜其原而罪之。
凡所列淩遲、枭示、種誅者無慮千百，棄市以下萬數。
《三編》稍寬容，然所記進士、監生罪名自一犯至四犯者猶三百六十四人，幸不死還職，率戴斬罪治事。
郭桓之獄，直省諸官吏系死者數萬人： 郭桓者戶部侍郎也。
帝疑北平二司官吏李彧、趙全德等與桓為奸利，自六部左、右侍郎下皆死，贓七百萬，詞連直省諸官吏，系死者數萬人。
核贓所寄借遍天下，民中人之家，大抵皆破。
空印之獄，也施行了一次官吏的大屠殺： 十五年，空印事發。
每歲布政司、府州縣吏詣戶部核錢糧、軍需諸事，以道遠，預持空印文書，遇部駁即改，以為常。
及是，帝疑有奸，大怒，論諸長吏死，佐貳榜百戍邊。
（《明史》卷九四，《刑法志》） 由此中外官吏均重足凜息以“不保首領”為懼，以生還田裡為大幸（《明史》卷一三八，《楊靖傳》附《嚴德珉傳》）。
二 元的統治雖然被推翻，但是元統治機構的組織方式卻大部分被保存下來，這是因為元的統治機構組織方式基本上因襲唐、宋，便于鎮壓人民。
最明顯的是官制和教育制度，一直沿用到朱元璋統治集團内部發生矛盾，展開劇烈的鬥争以後才放棄了舊的機構，建立新的統治機構。
中央的官制，在洪武十三年（公元1380年）以前，大抵依據元制，行政最高機關為中書省，置左、右丞相，平章政事，左、右丞，參知政事等官，下設吏、禮、戶、兵、刑、工六部為執行機關。
監察最高機關則為禦史台，置禦史大夫、禦史中丞等官。
軍政最高機關改元之樞密院為大都督府，置左、右都督，同知都督等官。
洪武十三年胡惟庸黨案發生後，更改官制，提高皇權，集中軍政庶務一切權力在皇帝個人手中。
廢中書省不設，提高六部地位，使得單獨執行政務，改禦史台為都察院，分大督府為五軍都督府，均直隸于皇帝。
地方行政則置行中書省，設行省平章政事等官，改路為府，設知府，州設知州，縣設知縣。
洪武九年（公元1376年）改浙江、江西、福建、北平、廣西、四川、山東、河南、陝西、湖廣、山西諸行省俱為承宣布政使司，後增設雲南、貴州為十三布政使司（北平後改為京師，與南京稱為兩京，直隸中央），置布政使參政、參議諸官；司法則仍元制，置各道提刑按察司，設按察使及副使、佥事領之。
軍政則置都指揮使司十三（北平、陝西、山西、浙江、江西、山東、四川、福建、湖廣、廣東、廣西、遼東、河南），行都指揮使司三（陝西、山西、福建），後增都司三（雲南、貴州、萬全，北平改為大甯），行都司二（四川、湖廣），置都指揮使領之，掌一方軍政（《明史》卷七六，《職官志》）。
在兵制方面，元代内廷設左、右、前、後、中五衛，衛設都指揮使，下設鎮撫所、千戶所、百戶所，以總宿衛諸軍。
又因各族兵設阿速、唐兀、貴赤、蒙古、西域、欽察諸衛親軍都指揮使司。
外則萬戶之下置總管，千戶之下置總把，百戶之下置彈壓，立樞密院以總之。
軍士則蒙古壯丁無衆寡盡簽為兵，漢人則以戶出軍，定入尺籍伍符，不可更易，死則役次丁，戶絕别以民補之（《元史》卷九八，《兵志》；卷八六，《百官志》）。
明興後，中外皆用衛所制，親軍都尉府（後改為錦衣衛）統左、右、前、後、中五衛，其下有南、北鎮撫司。
又别置金吾前、後，羽林左、右，虎贲左、右，府軍左、右、前、後十衛，以時番上，号親軍。
外則革諸将，襲元舊制樞密、平章、元帥、總管、萬戶諸官号，度要害地，系一郡者設所，連郡者設衛，大率五千六百人為衛，千一百二十人為千戶所，百有十二人為百戶所。
所設總旗二，小旗十，大小聯比以成軍。
衛以指揮使領之，外統之都指揮使司，内則統于五軍都督府。
這是依元親軍制擴充的。
征伐則命将充總兵官，調衛所軍領之。
既旋則将上所佩印，官軍各回衛所，将無專兵，兵無私将。
這又是模仿唐代的府兵制度（《明史》卷八九，《兵志》）。
其内軍之分配訓練則又略近漢制，劉獻廷說： 明初軍制仿佛漢之南、北軍。
錦衣等十二衛衛宮禁者，南軍也。
京營等四十八衛巡徼京師者，北軍也。
而所謂春秋班換，獨取山東、河南、中都、大甯者，則又漢調三輔之意也。
（《廣陽雜記》卷一） 軍士則行垛集令，民出一丁為軍。
三丁以上，垛正軍一，别有貼戶，正軍死，貼戶丁補。
外又有從征，有歸附，有谪發。
從征者，諸将所部兵，既定其地，因為留戍。
歸附則是元和陳友諒、方國珍、張士誠的降兵。
谪發以罪遷隸為兵者。
其軍皆世籍（《明史》卷九〇，《兵志》）。
在教育制度方面，元制于京師立國子學、蒙古國子學、回回國子監，教授漢、蒙、回學術。
監設祭酒、監丞、博士、助教，教授生徒。
地方則諸路、府、州、縣皆置學，其他先儒過化之地，名賢經行之所，與好事之家出錢粟贍學者并立為書院。
凡師儒之命于朝廷者曰教授，路府上中州置之。
命于禮部及行省、宣慰司者曰學正、山長、學錄、教谕，路州縣及書院置之。
又有醫學及陰陽學教授專門人才。
生徒皆廪饩于官，諸學皆有學田。
各行省設儒學提舉司，提舉凡學校之事（《元史》卷八一，《選舉志·學校》）。
明代完全接受這制度，于京師設國子監，府、州、縣、衛、所皆建儒學，生員各地皆有定額。
生員考試初由地方官吏主持，後特設提舉學政官以領之。
士子未入學者通謂之童生，入學者謂之諸生（有廪膳生、增廣生、附學生之别），三年一次考試，以諸生試之直省曰鄉試，中試者為舉人。
次年以舉人試之京師曰會試，中試者再經皇帝親自考試曰殿試，分三甲，一甲隻三人，曰狀元、榜眼、探花，賜進士及第；二甲若幹人，賜進士出身；三甲若幹人，賜同進士出身。
狀元授修撰，榜眼、探花授編修，二、三甲考選庶吉士者皆為翰林官。
其他或授給事、禦史、主事、中書、行人、評事、太常、國子博士，或授府推官、知州、知縣等官。
舉人、貢生不第、入監而選者，或授小京職，或授府佐及州縣正官，或授教職。
由此入仕必由科舉，而科舉則必由學校，《明史》說： 蓋無地而不設之學，無人而不納之教，庠聲序音，重規疊矩，無間于下邑荒徼，山陬海涯，此明代學校之盛，唐、宋以來所不及也。
（《明史》卷六九，《選舉志》） 學校的教育和科舉的範圍，元初許衡即提議罷詩賦，重經學。
皇慶二年（公元1313年）中書省臣言： 夫取士之法，經學實修己治人之道，詞賦乃摛章繪句之學。
自隋、唐以來，取人專尚詞賦，故士習浮華。
今臣等所拟，将律賦省題詩小義皆不用，專立德行明經科，以此取士，庶可得人。
帝然之。
（《元史》卷八一，《選舉志·科目》） 由此專重經學，“四書”“五經”成為學者的寶典，入仕的津梁。
至明更變本加厲，專取“四書”“五經”命題取士，又特定一種文體，略仿宋經義，然代古人語氣為之，體用排偶，通謂之制義（《明史》卷七〇，《選舉志》）。
解述指定限于幾家的疏義，不許發揮自己見解。
文章有一定的格式，思想又不許自由，這是明代科舉制度的特色。
學校和科舉打成一片，官吏的登用必由科舉，而科舉則必由學校，政治上一切人物均由學校産生，而訓練這些未來政治人物的工具，卻是過去幾千年前的古老經典，這些經典又不許用自己的見解去解釋去研究。
選用這一些政治人物的方法，卻是一種替古代人說話，替古代人設想，依樣畫葫蘆的八股文。
這個辦法從元傳到明，明傳到清，束縛了多少人的聰明才智，造成了無量數的八股政治家，是一個消磨民族精力的最大損失。
紅軍之起，是要求經濟的、政治的、民族的地位之平等，就政治的和民族的要求來說，目的是達到了。
在經濟方面，雖已推翻了蒙古人、色目人對漢族的控制特權，但就漢族和各族人民而說，地主對農民的剝削壓迫卻完全沒有改變。
三 元末的地主是擁護舊政權的，在混亂的局面之下，他們要保存自己的地位，便用盡可能的力量組織私軍來抵抗農民的襲擊。
等到新政權建立，事實證明能夠保持地方秩序的時候，他們便毫不猶疑地參加了新政權，竭力擁護。
同時一大批新興的貴族、大臣、官吏獲得了大量的田地，成為新的地主。
新興的政權和舊政權一樣是為地主服務的。
雖然在表面上不能不對農民做了一些讓步，以便恢複和發展生産，鞏固自己的統治。
但在實質上，依然騎在農民的頭上，吮吸農民的血汗。
但是在革命的過程中，他們又不得不靠地主的财力和他們合作。
在這矛盾的關系之下，産生了對地主的雙重矛盾政策。
他們一面仍舊和地主合作，讓地主參加政治，如登用富戶，《明史·選舉志》： 俾富戶耆民皆得進見，奏對稱旨，辄予美官。
（《明史》卷七一，《選舉志》） 洪武八年（公元1375年）特下诏舉富民素行端潔達時務者（《明史》卷二，《太祖本紀》）。
如用地主為糧長： 洪武四年九月丁醜，上以郡縣吏每遇征收賦稅，辄侵漁于民。
乃命戶部令有司科民田土，以萬石為率。
其中田土多者為糧長，督其鄉之賦稅。
且謂廷臣曰：此以良民治良民，必無侵漁之患矣。
（《明太祖實錄》卷六八） 《明史》記： 糧長者，太祖時令田多者為之，督其鄉賦稅。
歲七月州縣委官偕詣京師勘合以行。
糧萬石長、副各一人，輸以時至，召見語合，辄蒙擢用。
（《明史》卷七八，《食貨志·賦役》） 但在另一方面，則又極力排除地主勢力。
排除的方法第一是遷徙，如初年之徙地主于濠州： 吳元年十月乙巳，徙蘇州富民實濠州。
（《明太祖實錄》卷二六） 建國後徙地主實京師，《明史》記： 太祖懲元末豪強侮貧弱，立法多右貧抑富。
嘗命戶部籍浙江等九布政司、應天十八府州富民萬四千三百餘戶，以次召見，徙其家以實京師，謂之富戶。
（《明史》卷七七，《食貨志》） 第二是用苛刑誅滅，方孝孺《采苓子鄭處士墓碣》： 妄人誣其家與權臣（胡惟庸）通财。
時嚴黨與之誅，犯者不問實不實，必死而覆其家。
當是時浙東西巨室故家多以罪傾其宗。
（《遜志齋集》卷二二） 不問實不實，必誅而覆其家，這是消滅地主的另一手段。
對農民方面，在開國時為了應付農民過去的要求和謀賦稅之整頓，曾大規模地舉行土地丈量： 元季喪亂，版籍多亡，田賦無準。
明太祖即帝位，遣周鑄等百六十四人複浙西田畝，定其賦稅。
複命戶部核實天下土田。
（《明史》卷七七，《食貨志》） 以後每平定一地後，即派人丈量土地，如： 洪武五年六月乙巳，命戶部遣使度四川田，以蜀始平故也。
（《明太祖實錄》卷七四） 洪武十九年（公元1386年），又再丈量一次，方孝孺《貞義處士鄭君墓表》： 洪武十九年，诏天下度田，繪疆畛為圖，命太學生莅其役。
（《遜志齋集》卷二二） 量度田畝方圓，次以字号，悉書主名及田之丈尺，編類為冊，狀如魚鱗，号曰魚鱗圖冊。
另一方面則調査人口，編定黃冊： 洪武十四年诏天下編賦役黃冊。
以一百一十戶為一裡，推丁糧多者十戶為長，餘百戶為十甲，甲凡十人。
歲役裡長十人，甲首一人，董一裡一甲之事，先後以丁糧多寡為序。
黃冊以戶為主，詳具舊管、新收、開除、實在之數為四柱式。
而魚鱗圖冊以土田為主，諸原阪、墳衍、下隰、沃瘠、沙鹵之别畢具。
以魚鱗圖冊為經，土田之訟質焉；黃冊為緯，賦役之法定焉。
凡買賣田土，備書稅糧科則，官為籍記之，毋令産去稅存，以為民害（《明史》卷七七，《食貨志》；梁方仲：《明代魚鱗圖冊考》，載《地政月刊》，第8期）。
這法度雖然精密，可是地主舞弊的方法也随之而進步，農民仍然和過去一樣，要負幾重義務，生活之困苦，并不因政權之轉換而稍減（吳晗：《明代之農民》，載《蓋世報史學》，第12~13期）。
最後，元代濫發交鈔的結果，财政破産，民生困瘁。
《元史》記： 至正十一年置寶鈔提舉司，掌鼓鑄至正通寶錢，印造交鈔，令民間通用。
行之未久，物價騰踴，價逾十倍。
又值海内大亂，軍儲供給，掌賜犒勞，每日印造，不可數計。
舟車裝運，軸轳相接，交鈔之散滿人間者無處無之。
昏軟者不複行用，京師料鈔十錠易鬥粟不可得。
既而所在郡縣皆以物貨相貿易，公私所積之鈔，遂倶不行，人視之若弊楮，而國用由是遂乏矣。
（《元史》卷九七，《食貨志·鈔法》） 原來在初行鈔法時，鈔本和鈔相權印造，鈔本或為絲，或為銀，分存在中央和地方，所以鈔和物貨能維持穩定的比率，流通無阻。
到末年鈔本移用一空，卻一味印發，用多少就印多少，自然物價愈高，鈔價愈跌，導緻不能行使市面了。
明興以後，仍沿其弊。
洪武初年鑄大中通寶錢，商賈用鈔慣了，都不願用錢。
洪武七年（公元1374年）設寶鈔提舉司，造大明寶鈔，命民間通行，分六等，曰一貫，曰五百文、四百文、三百文、二百文、一百文。
每鈔一貫，準錢千文，銀一兩，四貫準黃金一兩。
禁民間不得以金銀物貨交易，違者罪之。
可是并無鈔本，政府唯一的準備是允許用鈔交納賦稅，初期憑政治的威力，雖然濫發，鈔法尚通，後來鈔價漸跌，錢重鈔輕，一貫隻值錢一百六十文，物價愈貴，政府雖屢次想法改進鈔的價值，嚴禁其他貨币行使，可是仍不相幹。
宣德初年米一石至用鈔五十貫，成化時鈔一貫至不值錢一文。
這是蒙古人傳給明代的一個最大禍害。
在這樣一個局面之下，農民并沒有從革命中得到什麼好處，也許比從前還更糟，可是新的統治權并不因此而發生動搖。
這有兩個原因可以解釋，第一是已經經過幾十年的戰争，農民已經厭倦了，不能再忍受那樣的生活了，暫時能夠苟安一下，雖然還是吃苦，也比在兵火之下轉側強一點。
并且壯丁多已死亡，新統治者的軍力超過舊政府遠甚，農民隻好屈服。
第二是戰争的結果，天然地淘汰了無數千萬的人口，空出了大量無人耕種的土地，人口比過去少，土地卻比過去多，農民生活暫時得到一個解決。
元末殘破的情形試舉一例： 丁酉（公元1357年）十一月甲申，元帥缪大亨取揚州克之。
青軍元帥張明鑒降。
明鑒日屠城中居民以為食，至是按籍，城中居民僅餘十八家。
知府李德林以舊城虛曠難守，乃截城西南隅而守之。
（《明太祖實錄》卷五） 這是至正十七年（公元1357年）的事，揚州是江南最繁富的地方，幾年的戰争，便殘破如此，其他各地的情形可想而知。
土地空曠的情形也舉一例： 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六月丁醜，濟南府知府陳修及司農官上言：北方郡縣近城之地多荒蕪，宜召鄉民無田者墾辟，戶率十五畝，又給地二畝，與之種蔬。
有餘力者不限頃畝，皆免三年租稅。
其馬驿、巡檢司、急遞鋪應役者各于本處開墾，無牛者官給之。
守禦軍在遠者亦移近城。
若王國所在，近城存留五裡以備練兵牧馬，餘處悉令開耕。
從之。
（《明太祖實錄》卷五三） 可是一過幾十年，休養生息，人口又飛快地增加，土地又不夠分配，同時政府的軍力也逐漸衰敝，政治的腐化，政府和地主的苛索，又引起了接連不斷的農民革命（吳晗：《明代之農民》）。
靖難之役與遷都北京（節選） 明太祖的折中政策 自稱為淮右布衣，出身于流氓而做天子的明太祖，在得了勢力稱王建國之後，最惹他操心的問題是怎樣建立一個有力的政治中心，建立在何處。
第二是用什麼方法來維持他的統治權。
明太祖在初渡江克太平時（至正十五年，公元1355年），當塗學者陶安出迎： 太祖問曰：“吾欲取金陵，何如？”安曰：“金陵古帝王都，取而有之，撫形勝而臨四方，何向不克？”太袓曰：“善！”（《明史》卷一三六，《陶安傳》） 至正十八年（公元1358年）葉兌獻書論取天下規模曰： 今之規模，宜北絕李察罕（元将察罕帖木兒），南并張九四（吳張士誠），撫溫台，取閩越，定都建康，拓地江廣。
進則越兩淮以北征，退則畫長江而自守。
夫金陵古稱龍蟠虎踞，帝王之都，借其兵力資财，以攻則克，以守則固。
（《明史》卷一三五，《葉兌傳》） 部将中馮國用亦早主定都金陵之說： 洪武初定淮甸，得馮國用，問以天下大計。
國用對曰：“金陵龍蟠虎踞，真帝王之都，願先渡江取金陵，置都于此。
然後命将出師，掃除群寇，倡仁義以收人心，天下不難定也。
”上曰：“吾意正如此。
”（孫承澤：《春明夢餘錄》卷一；《明史》卷一二九，《馮勝傳》） 參酌諸謀士的意見，經過長期的考慮以後，以至正二十六年（公元1366年）六月拓應天城，作新宮于鐘山之陽。
至次年九月新宮成。
這是吳王時代的都城。
同月滅張士誠，十月遣徐達等北伐。
十二月取溫台，降方國珍，定山東諸郡縣。
至正二十八年（公元1368年）正月朱元璋稱帝建大明帝國。
至洪武二十年（公元1387年）元納哈出降，遼東歸附，天下大定。
在這二十幾年中，個人的地位由王而帝，所統轄的疆域，由東南一隅而擴為全國。
元人雖已北走，仍保有不可侮的實力，時刻有南下恢複的企圖。
同時沿海倭寇的侵轶，也成為國防上重大的問題。
在這樣情形之下，帝都的重建和國防的設計，是當時朝野所最矚目的兩大問題。
其于天然環境的限制，東南方面沿海數千裡，時時處處有被倭寇侵犯的危險。
東北方面，長城以外即是蒙古人的勢力，如不在險要處屯駐重兵，則黃河以北便非我有。
防邊須用重兵，如以兵權付諸将，則恐尾大不掉，有形成藩鎮跋扈的危險。
如以重兵直隸中央，則國都必須扼駐邊界，以收統轄指揮之效。
東南是全國的經濟中心，東北為國防關系，又必須成為全國的軍事中心。
國都如建設在東南，則北邊空虛，無法防阻蒙古人的南侵。
如建設在北邊，則國用仍須仰給東南，轉運勞費，極不合算。
在政治制度方面，郡縣制和封建制的選擇，也成為當時的難題。
秦、漢、唐、宋之亡，沒有強藩屏衛是許多原因中之一。
周代封建藩國，則又枝強幹弱，中央威令不施。
這兩者中的折中辦法，是西漢初期的郡國制。
一面設官分治，集大權于中央；一面又封建子弟，使為國家扞禦。
這樣一來，設國都于東南财賦之區，封子弟于東北邊防之地，在經濟上，在軍事上，在統治權的永久維持上，都得到一個完滿的解決。
這就是明太祖所采用的折中政策。
定都南京[1] 明太祖定都南京的重要理由，是受經濟環境的限制。
第一因為江浙富饒為全國冠，所謂“财賦出于東南，而金陵為其會”（丘濬：《大學衍義補·都邑之建》）。
定都于此，可省轉運的勞費。
第二是吳王時代所奠定的宮阙，不願輕易棄去。
且若另建都邑，則又須重加一層勞費。
第三從龍将相都是江淮子弟，不願輕去鄉土。
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四月取汴梁後，他曾親到汴梁去視察，覺得雖然地位适中，可是四面受敵，形勢還不及南京（劉辰：《國初事迹》）。
而在事實上則西北未定，為轉饷屯軍計，不能不有一個軍事上的後方重鎮以便策應。
于是仿成周兩京之制，以應天（金陵）為南京，開封（汴梁）為北京。
洪武二年（公元1369年）八月陝西平，九月以臨濠（安徽鳳陽）為中都。
事前曾和群臣集議建都之地： 上召諸老臣問以建都之地，或言關中險固，金城天府之國。
或言洛陽天地之中，四方朝貢，道裡适均。
汴梁亦宋之舊京。
又言北平元之宮室完備，就之可省民力。
上曰：所言皆善，惟時有不同耳。
長安、洛陽、汴京實周、秦、漢、魏、唐、宋所建國。
但平定之初，民力未蘇息，朕若建都于彼，供給力役悉資江南，重勞其民。
若就北平，要之宮室不能無更，亦未易也。
今建業長江天塹，龍蟠虎踞，江南形勝之地，真足以立國。
臨濠則前江後淮，以險可恃，以水可漕，朕欲以為中都。
何如？君臣稱善。
至是始命有司建置城池宮阙，如京師之制焉。
（黃光昇：《昭代典則》） 在營建中都時，劉基曾持反對的論調，以為鳳陽雖帝鄉，非建都之地（《明史》卷一二八，《劉基傳》）。
洪武八年（公元1375年）四月罷營中都（《明史》卷二，《太祖本紀》）。
洪武十一年（公元1378年）诏以南京為京師（《明史》卷四〇，《地理志》）。
太祖對于建都問題，已經躊躇了十年，到這時才決定。
可是為着要控制北邊，仍時有建都的雄心。
選定的地點仍是長安、洛陽和北平。
當時獻議都長安的有胡子祺： 洪武九年監察禦史胡子祺上書請都關中，帝稱善。
遣皇太子巡視陝西，後以太子薨，不果。
（《明史》卷一四七，《胡廣傳》） 他的理由是：“天下形勝地可都者四：河東地勢高，控制西北，堯嘗都之，然其地苦寒。
汴梁襟帶河、淮，宋嘗都之，然其地平曠，無險可憑。
洛陽周公蔔之，周、漢因之，然嵩、邙非有函、終南之阻，澗、瀍、伊、洛非有泾、渭、灞、浐之雄。
夫據百二山河之勝，可以聳諸侯之望，舉天下莫關中者也。
”（《明史》卷一一五，《興宗孝康皇帝傳》）皇太子巡視陝西在洪武二十四年（公元1391年），則太祖在洪武十一年（公元1378年）定都南京以後，仍有都長安之意。
皇太子巡視的結果，主張定都洛陽： 太祖以江南地薄，頗有建都之意。
八月命皇太子往視關洛。
皇太子志欲定都洛陽，歸而獻地圖。
明年四月以疾薨。
（姜清：《姜氏秘史》卷一） 鄭曉記此事始末，指出遷都的用意，在控制西北： 國朝定鼎金陵，本興王之地。
然江南形勢終不能控制西北，故高皇時已有都汴、都關中之意，以東宮薨而中止。
（鄭曉：《今言》卷二七四） 《明史》記： 太子還，獻陝西地圖，遂病，病中上言經略建都事。
（《明史》卷一一五，《興宗孝康皇帝傳》） 是則假使懿文不早死，也許在洪武時已經遷都到洛陽或長安了。
又議建都北平： 逮平陝西，欲置都關中。
後以西北重地，非自将不可。
議建都于燕。
以鮑頻力谏而止。
（孫承澤：《春明夢餘錄》卷一） 何孟春記鮑頻谏都北平事說： 太祖平一天下，有北都意。
嘗禦謹身殿，親策問群臣曰：“北平建都可以控制邊塞，比南京何如？”修撰鮑頻對曰：“元主起自沙漠，立國在燕，今百年，地氣天運已盡，不可因也。
南京興王之地，宮殿已完，不必改圖，《傳》曰在德不在險也。
”（何孟春：《餘冬錄》卷二） 明太祖晚年之想遷都，次要的原因，是南京新宮風水不好，顧炎武記： 南京新宮吳元年作。
初大内填燕尾湖為之，地勢中下，南高而北卑，高皇帝後悔之。
二十五年《祭光祿寺竈神文》曰：朕經營天下數十年，事事按古有緒。
維宮城前昂後窪，形勢不稱，本欲遷都。
今朕年老，精力已倦。
又天下新定，不欲勞民。
且興廢有數，隻得聽天。
惟願鑒朕此心，福其子孫。
（《天下郡國利病書》卷一三，《江南一》） 由此看來，從洪武初年到洪武二十四年（公元1391年）這一時期中，明太祖雖然以南京作國都，可是為了控制北邊的國防關系，仍時有遷都的企圖。
遷都北邊最大的困難是漕運艱難，北邊硗瘠，如一遷都，則人口必驟然增加，本地糧食不能自給，必須仰給東南，煩費不資。
次之重新創建地池宮阙，人力和财力也耗費過多。
懿文太子死後，這老皇帝失去勇氣，從此就不再談遷都了。
封建諸王 洪武二年（公元1369年）四月編《祖訓》，定封建諸王之制（《明史》卷二，《太祖本紀》）。
在沿邊要地，均建王國： 明興，高皇帝以宋為懲，内域削弱，邊圉勿威，使胡人得逞中原而居閏位。
于是大封諸子，連亘邊陲。
北平天險，為元故都，以王燕。
東曆漁陽、盧龍，出喜峰，包大甯，控塞葆山戎以王甯。
東渡榆關，跨遼東，西并海，被朝鮮，連開原，交市東北諸夷，以王遼。
西按古北口，瀕于雍河，中更上谷、雲中，鞏居庸，蔽雁門，以王谷若代。
雁門之南，太原其
這教訓，明太祖是很記得的。
他北征時的口号雖然是“驅逐胡虜”，但其意義隻限于推翻異族的統治權，對蒙古人、色目人并不采歧視的态度。
在北征檄文中并特别提出這一點說： 如蒙古、色目雖非華夏族類，然同生天地之間，有能知禮義，願為臣民者，與中國之人撫養無異。
（王世貞：《弇山堂别集》卷八五） 即位以後，蒙古、色目的官吏和漢人同樣登用，中央官如以鞑靼指揮安童為刑部尚書，以咬住為副都禦史，以忽哥赤為工部右侍郎（《明太祖實錄》卷一九九），以高昌安為吏部侍郎（《明太祖實錄》卷二〇二）。
外官如以高昌安為河東鹽運司同知，以脫因為兼州知府，以道同為番禺知縣（《明史》卷一三八《周祯傳》；卷一四〇《道同傳》）。
軍官如以鞑靼酋長孛羅帖木兒為廬州衛指軍佥事，仍領所部鞑官二百五十人（《明太祖實錄》卷一九〇）。
即親軍中亦有蒙古軍隊，如洪武五年（公元1372年）之置蒙古衛親軍指揮使司，以答失裡為佥事（《明太祖實錄》卷七一）。
洪武二十二年（公元1389年）特設泰甯、朵顔、福餘三衛于兀良哈之地，以居降胡（《明太祖實錄》卷一九六）。
時蒙古人、色目人多改為漢姓，與漢人無異，有求仕入官者，有登顯要者，有為富商大賈者（《明太祖實錄》卷一〇九）。
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 曾一度下诏禁止擅改漢姓： 四月甲子禁蒙古、色目人更易姓氏，诏曰：朕嘗诏告天下，蒙古諸色人等皆吾赤子，果有材能，一體擢用。
比聞入仕之後，或多更姓名。
朕慮歲久，其子孫相傳，昧其本源，誠非先王緻謹氏族之道。
中書省其告谕之，如已更易者聽其改正。
（《明太祖實錄》卷五〇） 但此項法令不久即自動取消： 永樂元年九月庚子，上謂兵部尚書劉俊曰：“各衛鞑靼人多同名，無姓以别之，并宜賜姓。
”于是兵部請如洪武中故事，編置勘合，給賜姓名，從之。
（《明成祖實錄》卷三三） 可知在洪武時代已有編置勘合、給賜姓名之舉。
其唯一的限制為特立一條蒙古人、色目人的婚姻法： 凡蒙古、色目人聽其與中國人為婚姻，務要兩相情願。
不許本類自相嫁娶，違者杖八十，男女入官為奴。
其中國人不願與回回、欽察為婚姻者，聽從本類自相嫁娶，不在禁例。
（《明律》卷六，《戶律》） 這禁例的用意一面是要同化蒙古人、色目人，一面是防止其種類之繁殖。
法令雖然頒布，可是實行的程度，也許和禁改漢姓一樣，實際上并不發生效力。
在生活習俗方面，太祖登基後立刻下令将衣冠恢複如唐制，并禁止生活習慣之蒙古化： 洪武元年二月壬子，诏複衣冠如唐制。
其辮發、椎髻、胡服（男袴褶窄袖及辮線腰褶，婦女衣窄袖短衣，下服裙裳）、胡語、胡姓，一切禁止。
（《明太祖實錄》卷三〇） 元制尚右，吳元年（公元1367年）十月令百官禮儀尚左（《明史》卷一，《太祖本紀》）。
元人輕儒，至有九儒十丐之謠，謝枋得記： 滑稽之雄以儒為戲者曰：我大元制典，人有十等，一官二吏，先之者貴之也，貴之者，謂有益于國也。
七匠八娼九儒十丐，後之者賤之也，賤之者，謂無益于國也。
嗟乎卑哉！介乎娼之下丐之上者今儒也。
（《疊山集》卷六，《送方伯載歸三山序》） 鄭思肖說： 鞑法：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醫六工七獵八民九儒十丐。
（《心史》卷下，《大義略》） 這雖都是宋末遺老的話，但元人也有同樣記載，餘阙《貢泰父文集序》： 至元初奸回執政，乃大惡儒者，因說當國者罷科舉，擯儒士。
其後公卿相師，皆以為當然，而小夫賤隸亦以儒為嗤诋。
當是時士大夫有欲進取立功名者，皆強顔色，昏旦往候于門，媚說以妾婢，始得尺寸。
（《青陽文集》卷四） 可見儒者在元代之被擯斥。
而明則在太祖初起時已重儒者，建國以後，大臣多用儒生，後來流弊至以科舉為入官之唯一途徑。
反之，元人重吏： 國初有金、宋，天下之人，惟才是用，無所專主，然用儒者為居多也。
自至元以下始浸用吏，雖執政大臣亦以吏為之。
自是中州小民，粗識字能治文書者，得入台閣供筆劄，累日積月皆可以緻通顯。
（《青陽文集》卷四，《楊君顯民詩集序》） 方孝孺《林君墓表》也說： 元之有天下，尚吏治而右文法。
凡以吏仕者捷出取大官，過儒生遠甚。
（《遜志齋集》卷二二） 因法令極繁，案牍冗泛，故吏得恣為奸利，為弊最甚。
明典即革此弊，從簡、嚴法令下手： 吳元年十一月壬寅，上謂台省官曰：近代法令極繁，其弊滋甚。
今之法令正欲得中，毋襲其弊。
如元時條格極繁冗，吏得夤緣出入為奸，所以其害不勝。
今立法正欲矯其舊弊，大概不過簡、嚴下手，簡則無出入之弊，嚴則民知畏而不敢輕犯。
（《明太祖實錄》卷二七） 洪武十二年（公元1379年）又立案牍減繁式頒示諸司： 初元末官府文移案牍最為繁冗，吏非積歲莫能通曉，欲習其業，必以故吏為師。
凡案牍出入，惟故吏之言是聽。
每曹自正吏外，主之者曰主文，附之者曰帖書曰小書生，骫文繁詞，多為奸利。
國初猶未盡革。
至是吏有以成案進者，上覽而厭之曰：繁冗如此，吏焉得不為奸弊而害吾民也。
命廷臣議減其繁文，著為定式，镂版頒之，俾諸司遵守。
（《明太祖實錄》卷一二六） 自後吏員遂為雜流，其入仕之途唯外府、外衛、鹽運司首領官，中外雜職、入流未入流官，由吏員、承差等選（《明史》卷七一，《選舉志》）。
這是一個大變化，一面用嚴法重刑來肅清元代所遺留的政治污點，《明史》說： 太祖懲元縱弛之後，刑用重典。
凡官吏人等犯枉法贓者不分南北，俱發北方邊衛充軍。
采輯官民過犯，條為《大诰》《續诰》，後又增為《三編》，諸司敢不急公而務私者，必窮搜其原而罪之。
凡所列淩遲、枭示、種誅者無慮千百，棄市以下萬數。
《三編》稍寬容，然所記進士、監生罪名自一犯至四犯者猶三百六十四人，幸不死還職，率戴斬罪治事。
郭桓之獄，直省諸官吏系死者數萬人： 郭桓者戶部侍郎也。
帝疑北平二司官吏李彧、趙全德等與桓為奸利，自六部左、右侍郎下皆死，贓七百萬，詞連直省諸官吏，系死者數萬人。
核贓所寄借遍天下，民中人之家，大抵皆破。
空印之獄，也施行了一次官吏的大屠殺： 十五年，空印事發。
每歲布政司、府州縣吏詣戶部核錢糧、軍需諸事，以道遠，預持空印文書，遇部駁即改，以為常。
及是，帝疑有奸，大怒，論諸長吏死，佐貳榜百戍邊。
（《明史》卷九四，《刑法志》） 由此中外官吏均重足凜息以“不保首領”為懼，以生還田裡為大幸（《明史》卷一三八，《楊靖傳》附《嚴德珉傳》）。
二 元的統治雖然被推翻，但是元統治機構的組織方式卻大部分被保存下來，這是因為元的統治機構組織方式基本上因襲唐、宋，便于鎮壓人民。
最明顯的是官制和教育制度，一直沿用到朱元璋統治集團内部發生矛盾，展開劇烈的鬥争以後才放棄了舊的機構，建立新的統治機構。
中央的官制，在洪武十三年（公元1380年）以前，大抵依據元制，行政最高機關為中書省，置左、右丞相，平章政事，左、右丞，參知政事等官，下設吏、禮、戶、兵、刑、工六部為執行機關。
監察最高機關則為禦史台，置禦史大夫、禦史中丞等官。
軍政最高機關改元之樞密院為大都督府，置左、右都督，同知都督等官。
洪武十三年胡惟庸黨案發生後，更改官制，提高皇權，集中軍政庶務一切權力在皇帝個人手中。
廢中書省不設，提高六部地位，使得單獨執行政務，改禦史台為都察院，分大督府為五軍都督府，均直隸于皇帝。
地方行政則置行中書省，設行省平章政事等官，改路為府，設知府，州設知州，縣設知縣。
洪武九年（公元1376年）改浙江、江西、福建、北平、廣西、四川、山東、河南、陝西、湖廣、山西諸行省俱為承宣布政使司，後增設雲南、貴州為十三布政使司（北平後改為京師，與南京稱為兩京，直隸中央），置布政使參政、參議諸官；司法則仍元制，置各道提刑按察司，設按察使及副使、佥事領之。
軍政則置都指揮使司十三（北平、陝西、山西、浙江、江西、山東、四川、福建、湖廣、廣東、廣西、遼東、河南），行都指揮使司三（陝西、山西、福建），後增都司三（雲南、貴州、萬全，北平改為大甯），行都司二（四川、湖廣），置都指揮使領之，掌一方軍政（《明史》卷七六，《職官志》）。
在兵制方面，元代内廷設左、右、前、後、中五衛，衛設都指揮使，下設鎮撫所、千戶所、百戶所，以總宿衛諸軍。
又因各族兵設阿速、唐兀、貴赤、蒙古、西域、欽察諸衛親軍都指揮使司。
外則萬戶之下置總管，千戶之下置總把，百戶之下置彈壓，立樞密院以總之。
軍士則蒙古壯丁無衆寡盡簽為兵，漢人則以戶出軍，定入尺籍伍符，不可更易，死則役次丁，戶絕别以民補之（《元史》卷九八，《兵志》；卷八六，《百官志》）。
明興後，中外皆用衛所制，親軍都尉府（後改為錦衣衛）統左、右、前、後、中五衛，其下有南、北鎮撫司。
又别置金吾前、後，羽林左、右，虎贲左、右，府軍左、右、前、後十衛，以時番上，号親軍。
外則革諸将，襲元舊制樞密、平章、元帥、總管、萬戶諸官号，度要害地，系一郡者設所，連郡者設衛，大率五千六百人為衛，千一百二十人為千戶所，百有十二人為百戶所。
所設總旗二，小旗十，大小聯比以成軍。
衛以指揮使領之，外統之都指揮使司，内則統于五軍都督府。
這是依元親軍制擴充的。
征伐則命将充總兵官，調衛所軍領之。
既旋則将上所佩印，官軍各回衛所，将無專兵，兵無私将。
這又是模仿唐代的府兵制度（《明史》卷八九，《兵志》）。
其内軍之分配訓練則又略近漢制，劉獻廷說： 明初軍制仿佛漢之南、北軍。
錦衣等十二衛衛宮禁者，南軍也。
京營等四十八衛巡徼京師者，北軍也。
而所謂春秋班換，獨取山東、河南、中都、大甯者，則又漢調三輔之意也。
（《廣陽雜記》卷一） 軍士則行垛集令，民出一丁為軍。
三丁以上，垛正軍一，别有貼戶，正軍死，貼戶丁補。
外又有從征，有歸附，有谪發。
從征者，諸将所部兵，既定其地，因為留戍。
歸附則是元和陳友諒、方國珍、張士誠的降兵。
谪發以罪遷隸為兵者。
其軍皆世籍（《明史》卷九〇，《兵志》）。
在教育制度方面，元制于京師立國子學、蒙古國子學、回回國子監，教授漢、蒙、回學術。
監設祭酒、監丞、博士、助教，教授生徒。
地方則諸路、府、州、縣皆置學，其他先儒過化之地，名賢經行之所，與好事之家出錢粟贍學者并立為書院。
凡師儒之命于朝廷者曰教授，路府上中州置之。
命于禮部及行省、宣慰司者曰學正、山長、學錄、教谕，路州縣及書院置之。
又有醫學及陰陽學教授專門人才。
生徒皆廪饩于官，諸學皆有學田。
各行省設儒學提舉司，提舉凡學校之事（《元史》卷八一，《選舉志·學校》）。
明代完全接受這制度，于京師設國子監，府、州、縣、衛、所皆建儒學，生員各地皆有定額。
生員考試初由地方官吏主持，後特設提舉學政官以領之。
士子未入學者通謂之童生，入學者謂之諸生（有廪膳生、增廣生、附學生之别），三年一次考試，以諸生試之直省曰鄉試，中試者為舉人。
次年以舉人試之京師曰會試，中試者再經皇帝親自考試曰殿試，分三甲，一甲隻三人，曰狀元、榜眼、探花，賜進士及第；二甲若幹人，賜進士出身；三甲若幹人，賜同進士出身。
狀元授修撰，榜眼、探花授編修，二、三甲考選庶吉士者皆為翰林官。
其他或授給事、禦史、主事、中書、行人、評事、太常、國子博士，或授府推官、知州、知縣等官。
舉人、貢生不第、入監而選者，或授小京職，或授府佐及州縣正官，或授教職。
由此入仕必由科舉，而科舉則必由學校，《明史》說： 蓋無地而不設之學，無人而不納之教，庠聲序音，重規疊矩，無間于下邑荒徼，山陬海涯，此明代學校之盛，唐、宋以來所不及也。
（《明史》卷六九，《選舉志》） 學校的教育和科舉的範圍，元初許衡即提議罷詩賦，重經學。
皇慶二年（公元1313年）中書省臣言： 夫取士之法，經學實修己治人之道，詞賦乃摛章繪句之學。
自隋、唐以來，取人專尚詞賦，故士習浮華。
今臣等所拟，将律賦省題詩小義皆不用，專立德行明經科，以此取士，庶可得人。
帝然之。
（《元史》卷八一，《選舉志·科目》） 由此專重經學，“四書”“五經”成為學者的寶典，入仕的津梁。
至明更變本加厲，專取“四書”“五經”命題取士，又特定一種文體，略仿宋經義，然代古人語氣為之，體用排偶，通謂之制義（《明史》卷七〇，《選舉志》）。
解述指定限于幾家的疏義，不許發揮自己見解。
文章有一定的格式，思想又不許自由，這是明代科舉制度的特色。
學校和科舉打成一片，官吏的登用必由科舉，而科舉則必由學校，政治上一切人物均由學校産生，而訓練這些未來政治人物的工具，卻是過去幾千年前的古老經典，這些經典又不許用自己的見解去解釋去研究。
選用這一些政治人物的方法，卻是一種替古代人說話，替古代人設想，依樣畫葫蘆的八股文。
這個辦法從元傳到明，明傳到清，束縛了多少人的聰明才智，造成了無量數的八股政治家，是一個消磨民族精力的最大損失。
紅軍之起，是要求經濟的、政治的、民族的地位之平等，就政治的和民族的要求來說，目的是達到了。
在經濟方面，雖已推翻了蒙古人、色目人對漢族的控制特權，但就漢族和各族人民而說，地主對農民的剝削壓迫卻完全沒有改變。
三 元末的地主是擁護舊政權的，在混亂的局面之下，他們要保存自己的地位，便用盡可能的力量組織私軍來抵抗農民的襲擊。
等到新政權建立，事實證明能夠保持地方秩序的時候，他們便毫不猶疑地參加了新政權，竭力擁護。
同時一大批新興的貴族、大臣、官吏獲得了大量的田地，成為新的地主。
新興的政權和舊政權一樣是為地主服務的。
雖然在表面上不能不對農民做了一些讓步，以便恢複和發展生産，鞏固自己的統治。
但在實質上，依然騎在農民的頭上，吮吸農民的血汗。
但是在革命的過程中，他們又不得不靠地主的财力和他們合作。
在這矛盾的關系之下，産生了對地主的雙重矛盾政策。
他們一面仍舊和地主合作，讓地主參加政治，如登用富戶，《明史·選舉志》： 俾富戶耆民皆得進見，奏對稱旨，辄予美官。
（《明史》卷七一，《選舉志》） 洪武八年（公元1375年）特下诏舉富民素行端潔達時務者（《明史》卷二，《太祖本紀》）。
如用地主為糧長： 洪武四年九月丁醜，上以郡縣吏每遇征收賦稅，辄侵漁于民。
乃命戶部令有司科民田土，以萬石為率。
其中田土多者為糧長，督其鄉之賦稅。
且謂廷臣曰：此以良民治良民，必無侵漁之患矣。
（《明太祖實錄》卷六八） 《明史》記： 糧長者，太祖時令田多者為之，督其鄉賦稅。
歲七月州縣委官偕詣京師勘合以行。
糧萬石長、副各一人，輸以時至，召見語合，辄蒙擢用。
（《明史》卷七八，《食貨志·賦役》） 但在另一方面，則又極力排除地主勢力。
排除的方法第一是遷徙，如初年之徙地主于濠州： 吳元年十月乙巳，徙蘇州富民實濠州。
（《明太祖實錄》卷二六） 建國後徙地主實京師，《明史》記： 太祖懲元末豪強侮貧弱，立法多右貧抑富。
嘗命戶部籍浙江等九布政司、應天十八府州富民萬四千三百餘戶，以次召見，徙其家以實京師，謂之富戶。
（《明史》卷七七，《食貨志》） 第二是用苛刑誅滅，方孝孺《采苓子鄭處士墓碣》： 妄人誣其家與權臣（胡惟庸）通财。
時嚴黨與之誅，犯者不問實不實，必死而覆其家。
當是時浙東西巨室故家多以罪傾其宗。
（《遜志齋集》卷二二） 不問實不實，必誅而覆其家，這是消滅地主的另一手段。
對農民方面，在開國時為了應付農民過去的要求和謀賦稅之整頓，曾大規模地舉行土地丈量： 元季喪亂，版籍多亡，田賦無準。
明太祖即帝位，遣周鑄等百六十四人複浙西田畝，定其賦稅。
複命戶部核實天下土田。
（《明史》卷七七，《食貨志》） 以後每平定一地後，即派人丈量土地，如： 洪武五年六月乙巳，命戶部遣使度四川田，以蜀始平故也。
（《明太祖實錄》卷七四） 洪武十九年（公元1386年），又再丈量一次，方孝孺《貞義處士鄭君墓表》： 洪武十九年，诏天下度田，繪疆畛為圖，命太學生莅其役。
（《遜志齋集》卷二二） 量度田畝方圓，次以字号，悉書主名及田之丈尺，編類為冊，狀如魚鱗，号曰魚鱗圖冊。
另一方面則調査人口，編定黃冊： 洪武十四年诏天下編賦役黃冊。
以一百一十戶為一裡，推丁糧多者十戶為長，餘百戶為十甲，甲凡十人。
歲役裡長十人，甲首一人，董一裡一甲之事，先後以丁糧多寡為序。
黃冊以戶為主，詳具舊管、新收、開除、實在之數為四柱式。
而魚鱗圖冊以土田為主，諸原阪、墳衍、下隰、沃瘠、沙鹵之别畢具。
以魚鱗圖冊為經，土田之訟質焉；黃冊為緯，賦役之法定焉。
凡買賣田土，備書稅糧科則，官為籍記之，毋令産去稅存，以為民害（《明史》卷七七，《食貨志》；梁方仲：《明代魚鱗圖冊考》，載《地政月刊》，第8期）。
這法度雖然精密，可是地主舞弊的方法也随之而進步，農民仍然和過去一樣，要負幾重義務，生活之困苦，并不因政權之轉換而稍減（吳晗：《明代之農民》，載《蓋世報史學》，第12~13期）。
最後，元代濫發交鈔的結果，财政破産，民生困瘁。
《元史》記： 至正十一年置寶鈔提舉司，掌鼓鑄至正通寶錢，印造交鈔，令民間通用。
行之未久，物價騰踴，價逾十倍。
又值海内大亂，軍儲供給，掌賜犒勞，每日印造，不可數計。
舟車裝運，軸轳相接，交鈔之散滿人間者無處無之。
昏軟者不複行用，京師料鈔十錠易鬥粟不可得。
既而所在郡縣皆以物貨相貿易，公私所積之鈔，遂倶不行，人視之若弊楮，而國用由是遂乏矣。
（《元史》卷九七，《食貨志·鈔法》） 原來在初行鈔法時，鈔本和鈔相權印造，鈔本或為絲，或為銀，分存在中央和地方，所以鈔和物貨能維持穩定的比率，流通無阻。
到末年鈔本移用一空，卻一味印發，用多少就印多少，自然物價愈高，鈔價愈跌，導緻不能行使市面了。
明興以後，仍沿其弊。
洪武初年鑄大中通寶錢，商賈用鈔慣了，都不願用錢。
洪武七年（公元1374年）設寶鈔提舉司，造大明寶鈔，命民間通行，分六等，曰一貫，曰五百文、四百文、三百文、二百文、一百文。
每鈔一貫，準錢千文，銀一兩，四貫準黃金一兩。
禁民間不得以金銀物貨交易，違者罪之。
可是并無鈔本，政府唯一的準備是允許用鈔交納賦稅，初期憑政治的威力，雖然濫發，鈔法尚通，後來鈔價漸跌，錢重鈔輕，一貫隻值錢一百六十文，物價愈貴，政府雖屢次想法改進鈔的價值，嚴禁其他貨币行使，可是仍不相幹。
宣德初年米一石至用鈔五十貫，成化時鈔一貫至不值錢一文。
這是蒙古人傳給明代的一個最大禍害。
在這樣一個局面之下，農民并沒有從革命中得到什麼好處，也許比從前還更糟，可是新的統治權并不因此而發生動搖。
這有兩個原因可以解釋，第一是已經經過幾十年的戰争，農民已經厭倦了，不能再忍受那樣的生活了，暫時能夠苟安一下，雖然還是吃苦，也比在兵火之下轉側強一點。
并且壯丁多已死亡，新統治者的軍力超過舊政府遠甚，農民隻好屈服。
第二是戰争的結果，天然地淘汰了無數千萬的人口，空出了大量無人耕種的土地，人口比過去少，土地卻比過去多，農民生活暫時得到一個解決。
元末殘破的情形試舉一例： 丁酉（公元1357年）十一月甲申，元帥缪大亨取揚州克之。
青軍元帥張明鑒降。
明鑒日屠城中居民以為食，至是按籍，城中居民僅餘十八家。
知府李德林以舊城虛曠難守，乃截城西南隅而守之。
（《明太祖實錄》卷五） 這是至正十七年（公元1357年）的事，揚州是江南最繁富的地方，幾年的戰争，便殘破如此，其他各地的情形可想而知。
土地空曠的情形也舉一例： 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六月丁醜，濟南府知府陳修及司農官上言：北方郡縣近城之地多荒蕪，宜召鄉民無田者墾辟，戶率十五畝，又給地二畝，與之種蔬。
有餘力者不限頃畝，皆免三年租稅。
其馬驿、巡檢司、急遞鋪應役者各于本處開墾，無牛者官給之。
守禦軍在遠者亦移近城。
若王國所在，近城存留五裡以備練兵牧馬，餘處悉令開耕。
從之。
（《明太祖實錄》卷五三） 可是一過幾十年，休養生息，人口又飛快地增加，土地又不夠分配，同時政府的軍力也逐漸衰敝，政治的腐化，政府和地主的苛索，又引起了接連不斷的農民革命（吳晗：《明代之農民》）。
靖難之役與遷都北京（節選） 明太祖的折中政策 自稱為淮右布衣，出身于流氓而做天子的明太祖，在得了勢力稱王建國之後，最惹他操心的問題是怎樣建立一個有力的政治中心，建立在何處。
第二是用什麼方法來維持他的統治權。
明太祖在初渡江克太平時（至正十五年，公元1355年），當塗學者陶安出迎： 太祖問曰：“吾欲取金陵，何如？”安曰：“金陵古帝王都，取而有之，撫形勝而臨四方，何向不克？”太袓曰：“善！”（《明史》卷一三六，《陶安傳》） 至正十八年（公元1358年）葉兌獻書論取天下規模曰： 今之規模，宜北絕李察罕（元将察罕帖木兒），南并張九四（吳張士誠），撫溫台，取閩越，定都建康，拓地江廣。
進則越兩淮以北征，退則畫長江而自守。
夫金陵古稱龍蟠虎踞，帝王之都，借其兵力資财，以攻則克，以守則固。
（《明史》卷一三五，《葉兌傳》） 部将中馮國用亦早主定都金陵之說： 洪武初定淮甸，得馮國用，問以天下大計。
國用對曰：“金陵龍蟠虎踞，真帝王之都，願先渡江取金陵，置都于此。
然後命将出師，掃除群寇，倡仁義以收人心，天下不難定也。
”上曰：“吾意正如此。
”（孫承澤：《春明夢餘錄》卷一；《明史》卷一二九，《馮勝傳》） 參酌諸謀士的意見，經過長期的考慮以後，以至正二十六年（公元1366年）六月拓應天城，作新宮于鐘山之陽。
至次年九月新宮成。
這是吳王時代的都城。
同月滅張士誠，十月遣徐達等北伐。
十二月取溫台，降方國珍，定山東諸郡縣。
至正二十八年（公元1368年）正月朱元璋稱帝建大明帝國。
至洪武二十年（公元1387年）元納哈出降，遼東歸附，天下大定。
在這二十幾年中，個人的地位由王而帝，所統轄的疆域，由東南一隅而擴為全國。
元人雖已北走，仍保有不可侮的實力，時刻有南下恢複的企圖。
同時沿海倭寇的侵轶，也成為國防上重大的問題。
在這樣情形之下，帝都的重建和國防的設計，是當時朝野所最矚目的兩大問題。
其于天然環境的限制，東南方面沿海數千裡，時時處處有被倭寇侵犯的危險。
東北方面，長城以外即是蒙古人的勢力，如不在險要處屯駐重兵，則黃河以北便非我有。
防邊須用重兵，如以兵權付諸将，則恐尾大不掉，有形成藩鎮跋扈的危險。
如以重兵直隸中央，則國都必須扼駐邊界，以收統轄指揮之效。
東南是全國的經濟中心，東北為國防關系，又必須成為全國的軍事中心。
國都如建設在東南，則北邊空虛，無法防阻蒙古人的南侵。
如建設在北邊，則國用仍須仰給東南，轉運勞費，極不合算。
在政治制度方面，郡縣制和封建制的選擇，也成為當時的難題。
秦、漢、唐、宋之亡，沒有強藩屏衛是許多原因中之一。
周代封建藩國，則又枝強幹弱，中央威令不施。
這兩者中的折中辦法，是西漢初期的郡國制。
一面設官分治，集大權于中央；一面又封建子弟，使為國家扞禦。
這樣一來，設國都于東南财賦之區，封子弟于東北邊防之地，在經濟上，在軍事上，在統治權的永久維持上，都得到一個完滿的解決。
這就是明太祖所采用的折中政策。
定都南京[1] 明太祖定都南京的重要理由，是受經濟環境的限制。
第一因為江浙富饒為全國冠，所謂“财賦出于東南，而金陵為其會”（丘濬：《大學衍義補·都邑之建》）。
定都于此，可省轉運的勞費。
第二是吳王時代所奠定的宮阙，不願輕易棄去。
且若另建都邑，則又須重加一層勞費。
第三從龍将相都是江淮子弟，不願輕去鄉土。
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四月取汴梁後，他曾親到汴梁去視察，覺得雖然地位适中，可是四面受敵，形勢還不及南京（劉辰：《國初事迹》）。
而在事實上則西北未定，為轉饷屯軍計，不能不有一個軍事上的後方重鎮以便策應。
于是仿成周兩京之制，以應天（金陵）為南京，開封（汴梁）為北京。
洪武二年（公元1369年）八月陝西平，九月以臨濠（安徽鳳陽）為中都。
事前曾和群臣集議建都之地： 上召諸老臣問以建都之地，或言關中險固，金城天府之國。
或言洛陽天地之中，四方朝貢，道裡适均。
汴梁亦宋之舊京。
又言北平元之宮室完備，就之可省民力。
上曰：所言皆善，惟時有不同耳。
長安、洛陽、汴京實周、秦、漢、魏、唐、宋所建國。
但平定之初，民力未蘇息，朕若建都于彼，供給力役悉資江南，重勞其民。
若就北平，要之宮室不能無更，亦未易也。
今建業長江天塹，龍蟠虎踞，江南形勝之地，真足以立國。
臨濠則前江後淮，以險可恃，以水可漕，朕欲以為中都。
何如？君臣稱善。
至是始命有司建置城池宮阙，如京師之制焉。
（黃光昇：《昭代典則》） 在營建中都時，劉基曾持反對的論調，以為鳳陽雖帝鄉，非建都之地（《明史》卷一二八，《劉基傳》）。
洪武八年（公元1375年）四月罷營中都（《明史》卷二，《太祖本紀》）。
洪武十一年（公元1378年）诏以南京為京師（《明史》卷四〇，《地理志》）。
太祖對于建都問題，已經躊躇了十年，到這時才決定。
可是為着要控制北邊，仍時有建都的雄心。
選定的地點仍是長安、洛陽和北平。
當時獻議都長安的有胡子祺： 洪武九年監察禦史胡子祺上書請都關中，帝稱善。
遣皇太子巡視陝西，後以太子薨，不果。
（《明史》卷一四七，《胡廣傳》） 他的理由是：“天下形勝地可都者四：河東地勢高，控制西北，堯嘗都之，然其地苦寒。
汴梁襟帶河、淮，宋嘗都之，然其地平曠，無險可憑。
洛陽周公蔔之，周、漢因之，然嵩、邙非有函、終南之阻，澗、瀍、伊、洛非有泾、渭、灞、浐之雄。
夫據百二山河之勝，可以聳諸侯之望，舉天下莫關中者也。
”（《明史》卷一一五，《興宗孝康皇帝傳》）皇太子巡視陝西在洪武二十四年（公元1391年），則太祖在洪武十一年（公元1378年）定都南京以後，仍有都長安之意。
皇太子巡視的結果，主張定都洛陽： 太祖以江南地薄，頗有建都之意。
八月命皇太子往視關洛。
皇太子志欲定都洛陽，歸而獻地圖。
明年四月以疾薨。
（姜清：《姜氏秘史》卷一） 鄭曉記此事始末，指出遷都的用意，在控制西北： 國朝定鼎金陵，本興王之地。
然江南形勢終不能控制西北，故高皇時已有都汴、都關中之意，以東宮薨而中止。
（鄭曉：《今言》卷二七四） 《明史》記： 太子還，獻陝西地圖，遂病，病中上言經略建都事。
（《明史》卷一一五，《興宗孝康皇帝傳》） 是則假使懿文不早死，也許在洪武時已經遷都到洛陽或長安了。
又議建都北平： 逮平陝西，欲置都關中。
後以西北重地，非自将不可。
議建都于燕。
以鮑頻力谏而止。
（孫承澤：《春明夢餘錄》卷一） 何孟春記鮑頻谏都北平事說： 太祖平一天下，有北都意。
嘗禦謹身殿，親策問群臣曰：“北平建都可以控制邊塞，比南京何如？”修撰鮑頻對曰：“元主起自沙漠，立國在燕，今百年，地氣天運已盡，不可因也。
南京興王之地，宮殿已完，不必改圖，《傳》曰在德不在險也。
”（何孟春：《餘冬錄》卷二） 明太祖晚年之想遷都，次要的原因，是南京新宮風水不好，顧炎武記： 南京新宮吳元年作。
初大内填燕尾湖為之，地勢中下，南高而北卑，高皇帝後悔之。
二十五年《祭光祿寺竈神文》曰：朕經營天下數十年，事事按古有緒。
維宮城前昂後窪，形勢不稱，本欲遷都。
今朕年老，精力已倦。
又天下新定，不欲勞民。
且興廢有數，隻得聽天。
惟願鑒朕此心，福其子孫。
（《天下郡國利病書》卷一三，《江南一》） 由此看來，從洪武初年到洪武二十四年（公元1391年）這一時期中，明太祖雖然以南京作國都，可是為了控制北邊的國防關系，仍時有遷都的企圖。
遷都北邊最大的困難是漕運艱難，北邊硗瘠，如一遷都，則人口必驟然增加，本地糧食不能自給，必須仰給東南，煩費不資。
次之重新創建地池宮阙，人力和财力也耗費過多。
懿文太子死後，這老皇帝失去勇氣，從此就不再談遷都了。
封建諸王 洪武二年（公元1369年）四月編《祖訓》，定封建諸王之制（《明史》卷二，《太祖本紀》）。
在沿邊要地，均建王國： 明興，高皇帝以宋為懲，内域削弱，邊圉勿威，使胡人得逞中原而居閏位。
于是大封諸子，連亘邊陲。
北平天險，為元故都，以王燕。
東曆漁陽、盧龍，出喜峰，包大甯，控塞葆山戎以王甯。
東渡榆關，跨遼東，西并海，被朝鮮，連開原，交市東北諸夷，以王遼。
西按古北口，瀕于雍河，中更上谷、雲中，鞏居庸，蔽雁門，以王谷若代。
雁門之南，太原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