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張蔭麟、雷海宗論宋、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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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的開國和開國規模 /張蔭麟/ 一 後周世宗以三十四歲的英年,抱着統一中國的雄心,而即帝位。

    他即位不到一個月,北漢主劉崇聯合契丹入寇,他便要去親征。

    做了四朝元老的長樂老馮道極力谏阻。

    世宗說:“從前唐太宗創業,不是常常親征的麼?我怕什麼?”馮道卻說:“唐太宗是不可輕易學的。

    ”世宗又說:“劉崇烏合之衆,王師一加,便好比泰山壓卵。

    ”馮道卻懷疑道:“不知道陛下作得泰山麼?”世宗看他的老面,不便發作,隻不理睬,徑自決定親征。

    周軍在高平(即今山西高平)遇到敵人。

    兩軍才開始交鋒,周軍的右翼不戰而遁,左翼亦受牽動,眼見全軍就要瓦解。

    世宗親自騎馬趕上前線督戰,并且領隊沖鋒,周軍因而複振,反把敵軍擊潰,殺到僵屍棄甲滿填山谷。

    在凱旋道中,世宗齊集将校,大排筵席來慶祝,那些臨陣先逃的将校也行無所事地在座。

    世宗突然聲數他們的罪狀,喝令他們跪下受刑。

    說着,壯士們便動手,把七十多個将校霎時斬訖,然後論功行賞。

    接着他率軍乘勝直取太原,卻無功而還。

     經這一役,世宗深深感覺到他的軍隊的不健全。

    回到汴京後不久,便着手整軍。

    這裡我們應當略述後周的軍制。

    像唐末以來一般,這時州郡兵為藩鎮所私有,皇室不能輕易調遣。

    皇室所有的軍隊即所謂禁軍。

    禁軍分為兩部:一,殿前軍;二,侍衛親軍。

    兩部之上,不置總帥。

    侍衛親軍雖名為親,其實比較和皇帝親近的卻是殿前軍。

    侍衛親軍分馬、步兩軍,而殿前軍則無這樣的分别。

    大約前者是量多于後者,而後者則質優于前者。

    世宗一方面改編全部禁軍,汰弱留強;一方面向國内各地召募豪傑,不拘良民或草寇,以充實禁軍。

    他把應募的召集到阙下,親自試閱,挑選武藝特别出衆、身材特别魁偉的,都撥入殿前軍。

     世宗不獨具有軍事的天才,也具有政治的頭腦。

    他獎勵墾荒,均定田賦。

    他曾為經濟的理由,廢除國内大部分的寺院,并迫令大部分的僧道還俗。

    他以雷霆的威力推行他的政令,雖賢能有功的人也每因小過而被戮,但他并不師心自用。

    他在即位次年的《求言诏》中甚至有這樣的反省:“自臨宸極,已過周星。

    至于刑政取舍之間,國家措置之事,豈能盡是?須有未周。

    朕猶自知,人豈不察?而在位者未有一人指朕躬之過失,食祿者曾無一言論時政之是非!”他又曾令近臣二十餘人,各作《為君難為臣不易論》一篇和《平邊策》一篇,供他省覽。

    “平邊”是他一生的大願。

    可惜他的平邊事業隻做到南取南唐的淮南江北之地,西取後蜀的秦、鳳、階、成四州,北從契丹收複瀛、莫二州,便赍志而殁,在位還不到六年,遺下二個七歲以下的幼兒和臣下對他威過于恩的感想。

     世宗死于顯德六年(公元959年)六月,在臨死的一星期内,他把朝内外重要的文武職官,大加更動。

    更動的經過,這裡不必詳述,單講他對禁軍的措置。

    殿前軍的最高長官是正副都點檢,其次是都指揮使。

    侍衛親軍的最高長官是正副都指揮使,其次是都虞候。

    世宗對禁軍要職的最後“人事異動”,可用表顯示如下: 其中最可注意的是張永德的解除兵柄和趙匡胤的超擢。

    張永德是周太祖的驸馬(世宗是周太祖的内侄兼養子),智勇善戰,聲望久隆,顯然世宗不放心他。

    趙匡胤是洛陽人,與其父弘殷俱出身軍校,在周太祖時,已同隸禁軍。

    高平之役,匡胤始露頭角,旋拜殿前都虞候。

    其後二年,以從征淮南功,始升殿前都指揮使。

    他雖然年紀略長于張永德(世宗死時匡胤三十四歲),勳望卻遠在永德之下。

    但他至少有以下的幾件事,給世宗很深的印象。

    他從征淮南時,有一次駐兵某城,半夜,他的父親率兵來到城下,傳令開城。

    他說:“父子固然是至親,但城門的啟閉乃是王事。

    ”一直讓他的父親等到天亮。

    從征淮南後,有人告他偷運了幾車财寶回來,世宗派人去檢查,打開箱籠,盡是書籍,一共有幾千卷,此外更無他物。

    原來他為人沉默寡言,嗜好淡薄,隻是愛書,在軍中是時常手不釋卷的。

    南唐對後周稱臣講好後,想離間世宗對他的信任,嘗派人送他白銀三千兩,他全數繳呈内府。

    從殿前都點檢的破格超升,可見在這“易君如置棋”的時代,世宗替他身後的七歲幼兒打算,認為在軍界中再沒有比趙匡胤更忠實可靠的人了。

     二 世宗死後半年,在顯德七年(公元960年)的元旦,朝廷忽然接到北邊的奏報,說北漢又聯合契丹入寇。

    怎樣應付呢?禁軍的四巨頭中,李重進(侍衛都指揮使,周太祖的外甥)是時已領兵出鎮揚州;綽号“韓瞠眼”的韓通(侍衛副都指揮使)雖然對皇室特别忠勤,卻是一個毫無智謀的老粗,難以獨當一面。

    宰相範質等不假思索,便決定派趙匡胤和慕容延钊(副都點檢)出去禦敵。

     初二日,慕容延钊領前鋒先行。

    是日,都城中突然喧傳明天大軍出發的時候,就要冊立趙點檢做天子。

    但有智識的人多認為這是無根的謠言。

    先前也有人上書給範質說趙匡胤不穩,要加提防。

    韓通的兒子,綽号韓橐駝的,也勸乃父及早設法把趙匡胤除掉。

    但是他做都點檢才半年,毫無不臣的痕迹,誰能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呢?但這一天不知從何而來的關于他的謠言,卻布遍了都城,有錢的人家紛紛搬運細軟,出城躲避。

    他們怕什麼?稍為年長的人都記得:恰恰十年前,也是北邊奏報契丹入寇,也是派兵出征;約莫一個月後,出征的軍隊掉頭回來,統兵的人就做了皇帝(即周太祖)。

    他給部下放了三天假,整個都城幾乎被搶掠一空。

    現在舊戲又要重演了罷? 初三日,趙匡胤領大軍出發。

    城中安然無事,謠言平息。

     初四日上午,出發的軍隊竟回城了!謠言竟成事實了!據說隊伍到了陳橋,當天晚上軍士忽然嘩變,非要趙點檢做天子不可,他隻得将就。

    但出乎大家意料之外的,這回軍士卻嚴守秩序,秋毫無犯。

    在整個變局中,都城裡隻發生過一次小小的暴行。

    是日早朝還未散,韓通在内廷聞變,倉皇奔跑回家,打算調兵抵抗,半路給一個軍校追逐着,才到家,來不及關門便被殺死;那軍校把他全家也屠殺了。

    都城中已沒有趙匡胤的敵人了。

    一切儀文從略。

    是日傍晚,趙匡胤即皇帝位。

    因為他曾領過宋州節度使的職銜,定國号為宋;他便是宋太祖。

     在外的後周将帥中,不附宋太祖的,唯有鎮守揚州一帶的李重進和鎮守潞州一帶的李筠。

    四月,李筠結合北漢(占今山西全省除東南隅及雁門關以北)首先發難。

    李重進聞訊,派人去和他聯絡,準備響應。

    那位使人卻偷到汴京,把揚州方面的虛實告訴了宋太祖,并受了密旨,回去力勸重進不可輕舉。

    重進聽信了他,按兵不動。

    北漢和後周原是死對頭,而李筠口口聲聲忠于後周,雙方貌合神離。

    他又不肯用謀士的計策:急行乘虛西出懷孟,占領洛陽為根據,以争天下;卻困守一隅,坐待挨打。

    結果,不到三個月,兵敗城破,赴火而死。

    九月,李重進在進退兩難的情勢下勉強起兵。

    他求援于南唐,南唐反把他的請求報告宋朝。

    他還未發動,親信已有跳城歸宋的。

    他在狐疑中,不問皂白,把三十多個将校一時殺掉。

    三個月内,揚州也陷落,他舉家自焚而死。

     三 宋太祖既統一了後周的領土,進一步便着手統一中國。

    是時在中國境内割據自主的區域,除宋以外大小有八,茲按其後來歸入宋朝的次序,列表如下: 太祖的統一工作,大緻上遵守着“圖難于其易”的原則。

    荊南、湖南皆地狹兵寡,不足以抗拒北朝,過去隻因中原多故,或因北朝把它們置作後圖,所以暫得苟全。

    太祖卻首先向它們下手。

    他乘湖南内亂,遣軍假道荊南去讨伐。

    宋軍既到了荊南,卻先把它滅掉,然後下湖南,既定兩湖,便西溯長江,南下閣道,兩路取蜀。

    蜀主孟昶是一纨绔少年,他的溺器也用七寶裝成。

    他的命運,可用他的一個愛妃(花蕊夫人)的一首詩來交代: 君王城上豎降旗,妾在深宮那得知! 十四萬人齊解甲,甯無一個是男兒? 這些解甲的軍士中,至少有二萬七千被屠,而宋兵入蜀的隻有三萬。

    次取南漢。

    南漢主劉比孟昶更糟,是一變态的糊塗蟲,成日家隻在後宮同波斯女之類胡纏,國事委托給宦官;僅有的一二忠臣良将,因随便的幾句讒言,便重則族誅,輕則賜死。

    他最後的辦法是把珍寶和妃嫔載入巨舶,準備浮海。

    這些巨舶卻給宦官盜走,他隻得素衣白馬,叩首乞降。

    次合吳越夾攻南唐。

    南唐主李煜是一絕世的藝術天才。

    在中國文學史中,五代是詞的時代,而李煜(即李後主)的詞,凄清婉麗,純粹自然,為五代冠。

    讀者在任何詞的選本中都可以碰到他的作品。

    他不獨愛文學,也愛音樂、書畫,以及其他一切雅玩;也愛佛理,更愛女人。

    在一切這些愛好的沉溺中,軍事、政治、俗務的照顧,隻是他的餘力之餘了。

    他遇着宋太祖,正是秀才遇着兵,其命運無待龜蓍。

    以下是他在被俘入汴途中所作的詞: 簾外雨潺潺,春意闌珊。

    羅衾不耐五更寒。

    夢裡不知身是客,一晌貪歡。

     獨自莫憑欄!無限江山,别時容易見時難。

    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間! 和李煜的文雅相稱,宋軍在南唐也最文明,至少在它的都城(今南京)是如此。

    “曹彬下江南,不妄殺一人”,曆史上傳為美談。

    但江州城(今九江)為李煜堅守不降,後來陷落,全城被屠,橫屍三萬七千。

     南唐亡後次年,太祖便死,壽僅五十,遺下吳越、閩南和北漢的收拾工作給他的繼承者,他的胞弟趙匡義,即宋太宗。

    吳越王錢俶一向以對宋的恭順和賄賂做他的地位的保障。

    南唐亡後,他親自入朝。

    臨歸太祖交給他一個黃包袱,囑咐他,在路上拆看。

    及拆閱,盡是群臣請扣留他的奏章,他為之感激涕零。

    太宗即位後,他又來朝,适值閩南的割據者自動把土地獻納,他恐懼,上表,請除去王号和其他種種優禮,同時求歸。

    這回卻歸不得了!他隻得照閩南的辦法,也把土地獻納。

    最後,宋朝可以用全副精神和全部力量圖謀北漢了。

    北漢地域雖小,卻是一個頑敵,因它背後有契丹的支持。

    自從太祖即位以來,它曾屢次東侵,太祖也曾屢加讨伐&mdash&mdash有二次兵臨太原(北漢都城)城下。

    其中一次太祖并且親征。

    但太祖終于把它放過了。

    太祖是有意暫時放過它的。

    他有這樣的考慮:北漢北接契丹,西接西夏;北漢本身并不怎樣可怕,它存在,還可以替宋朝作西北的緩沖;它若亡,宋朝和這兩大敵的接觸面便大大增加,那是國防上一個難題。

    但這難題可暫避而不能終免。

    吳越歸地後不到一年,太宗便大舉親征北漢。

    契丹照例派兵去救,前軍到達白馬嶺(今山西盂縣東北)與宋軍隻隔一澗。

    主帥主張等後軍到齊,然後決戰,監軍卻要盡先急擊,主帥拗不過他,結果契丹軍渡澗未半,為宋軍所乘,大潰,監軍及五将戰死,士卒死傷無算。

    宋軍進圍太原城。

    在統一事業中,這是九仞為山的最後一篑之功了。

    軍士冒犯矢石,奮勇争先地登城,甚至使太宗怕死傷過多,傳令緩進。

    半月,城陷,北漢主出降。

    太宗下令毀太原城,盡遷其居民于榆次,軍士放火燒城,老幼奔赴城門不及,燒死了許多。

    (唐、五代之太原,在今太原西南三十裡,太宗毀太原城後,移其州治,即今省會太原。

    ) 四 太祖、太宗兩朝對五代制度的因革損益,茲分三項述之如下:(1)軍制與國防,(2)官制與科舉,(3)國計與民生。

     五代是軍閥的世界。

    在稍大的割據區域内,又分為許多小割據區,即“節度使”的管區。

    節度使在其管區内盡攬兵、财、刑、政的大權,讀者從不久以前四川“防區”的情形,便可以推想五代的情形。

    太祖一方面把地方兵即所謂廂兵的精銳,盡量選送到京師,以充禁軍;又令廂兵此後停止教練。

    這一來廂兵便有兵之名無兵之實了。

    廂兵的編制是每一指揮管四五百人;每大州有指揮使十餘員,次六七員,又次三四員;每州有一馬步軍都指揮使,總領本州的廂兵,而直隸于中央的侍衛司,即侍衛親軍的統率處。

    在另一方面,太祖把節度使的行政權和财權,逐漸移歸以文臣充任的州縣官。

    這一來“節度使”在宋朝便成為一種榮譽的空銜了。

     禁軍的組織,大體上仍後周之舊,唯殿前正副都點檢二職經太祖廢除;殿前和侍衛的正副都指揮使在太宗時亦缺而不置,後沿為例,因此侍衛軍的馬、步兩軍無所統屬而與殿前軍鼎立,宋人合稱之為“三衙”。

    禁軍的數目太祖時約有二十萬,太宗時增至三十六萬。

    禁軍約有一半駐屯京城及其附近;其餘一半則分戍邊境和内地的若幹重鎮(禁軍外戍分布的詳情是一尚待探究的問題)。

    其一半在内而集中,另一半在外而分散。

    這樣,内力永遠可以制外,而尾大不掉的局面便無法造成了。

    太祖又創“更戍法”:外戍各地的禁軍,每一或二年更調一次。

    這一來,禁軍可以常常練習行軍的勞苦而免怠惰;同時鎮守各地的統帥不随戍兵而更動,因此“兵無常帥,帥無常師”,軍隊便無法成為将官的私有了。

     廂軍和禁軍都是雇傭的軍隊。

    為防止兵士逃走,他們臉上都刺着字。

    此制創自後梁,通行于五代,而宋朝因之。

    兵士大多數是有家室的。

    廂兵的饷給較薄,不夠他們養家,故多營他業。

    禁兵的饷給較優,大抵勉強可夠養家。

    據後來仁宗慶曆間一位财政大臣(張方平)的報告,禁軍的饷給“通人員長行(長行大約是伕役之類)用中等例(禁軍分等級,各等級的饷類不同):每人約料錢(每月)五百,月糧兩石五鬥,春、冬衣絹六匹,綿十二兩,随衣錢三千。

    &hellip&hellip準例(實發)六折”;另外每三年南郊,大賞一次,禁兵均每人可得十五千左右。

    除廂、禁軍外,在河北、河東今山西及陝西等邊地,又有由農家壯丁組成的民兵。

    平時農隙受軍事訓練,有事時以助守禦,而不支官饷。

     這裡我們應當涉及一個和軍制有關的問題,即首都位置的問題。

    宋都汴梁在一大平原中間,四邊全無險阻可資屏蔽,這是戰略上很不利的地形。

    太祖曾打算西遷洛陽,後來的謀臣也每以這首都的地位為慮。

    為什麼遷都之議始終沒有實行,一直到了金人第一次兵臨汴梁城下之後,宋帝仍死守這地方等金人第二次到來,而束手就縛呢?我們若從宋朝軍制的根本原則,從主要外敵的所在,從經濟地理的形勢各方面着想,便知道宋都有不能離開汴梁的理由。

    第一,在重内輕外的原則下,禁軍的一半以上和禁軍家屬的大部分集中在京畿,因此軍糧的供應和儲蓄為一大問題。

    随着禁軍數量的增加,後來中央政府所需要于外給的漕糧,每年增至六七百萬石,而京畿的民食猶不在内。

    在這樣情形下,并在當時運輸能力的限制下,政治的重心非和現成的經濟的重心合一不可。

    自從唐末以來,一方面因為政治勢力由西而東移,一方面因為關中疊經大亂的摧毀和水利交通的失理,漢唐盛時關中盆地的經濟繁榮和人口密度也移于華北平原。

    汴梁正是這大平原的交通樞紐,經唐、五代以來的經營,連渠四達,又有大運河以通長江。

    宋朝統一後,交通上的人為限制掃除,它便随着成為全國的經濟中心了。

    第二,宋朝的主要外敵是在東北,它的邊防重地是中山(今河北定縣[1])、河間、太原三鎮,而在重内輕外的原則下,平時兵力隻能集中在京畿,而不能集在其他任何地點。

    因此,都城非建築在接近邊防重鎮且便于策應邊防重鎮的地點不可。

    汴梁正适合這條件。

     五 中央政府的組織,大體上沿襲後周。

    唐代三省和禦史台的軀殼仍然保存,但三省的大部分重要職權,或實際上廢除,如門下省的封駁(“封”謂封還诏書,暫不行下;“駁”謂駁正台議),或移到以下幾個另外添設的機關:(1)樞密院(創始于後唐)掌軍政,與宰相(即“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所主的政事堂對立,并在禁中,合稱二府。

    院的長官(或稱“樞密使”,或“知樞密院事”,或“簽書樞密院事”)的地位也與宰相抗衡。

    (2)三司使司(創始于後唐)掌财政,三司使下轄鹽鐵、度支和戶部三使,宋初以參知政事(即副宰相,太祖時創置)或宰相兼領,後置專使。

    (3)審官院(不知創于何時,後分為審官東院與流内铨)掌中下級文官的铨選,其上級文官的铨選則歸中書省。

    (4)三班院(不知創于何時,後分為審官西院與三班院)掌中下級武官的铨選,其上級武官的铨選則歸樞密院。

    (5)審刑院(創始于太宗時)主覆核刑部奏上的重案。

    樞密院分宰相及兵部之權,三司便分戶部之權,審官院分吏部之權,三班院再分兵部之權,審刑院分刑部之權。

     地方行政的區域有三級,自下而上是:(1)縣;(2)府、州、軍、監,通稱為郡;(3)路。

    在郡的四類中,府是經濟上或軍事上最重要的區域,其數目最少,其面積卻最大。

    通常州所管轄的縣數較府為少。

    軍次之,至多隻三縣,少則一縣。

    監則盡皆隻占一縣。

    設監的地方必定是礦冶工業或國家鑄錢工廠等所在的地方,監的長官兼管這些工業的課稅和工廠的事務。

    宋初在郡縣制度上有兩項重要的變革。

    一是郡設通判(大郡二員,小郡一員,不滿萬戶的郡不設),以為郡長官的副貳;郡長官的命令須要他副署方能生效;同時他可以向皇帝上奏,報告本郡官吏的良劣和職事的修廢。

    因為通判的權柄這樣大,郡的長官就很不好做。

    宋人有一傳為話柄的故事如下:有一杭州人,極好食蟹。

    他做京朝官做膩了,請求外放州官(宋朝京官得請求外放并且指明所要的郡縣),有人問他要哪一州。

    他說我要有蟹食而沒有通判的任何一州。

    二是縣尉(縣尉制始于漢朝)的恢複。

    在五代,每縣盜賊的緝捕和有關的案件,由駐鎮的軍校管理,縣政府無從過問。

    宋初把這職權歸還縣政府,複設縣尉以司之。

    路的劃分在宋代幾經更改,這裡不必詳述。

    太宗完成統一後将全國分為十路,其後陸續于各路設一轉運使,除總領本路财賦外,并得考核官吏,糾察刑獄,興利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