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陳寅恪講唐代政治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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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外。
吉甫都纂其事，成書十卷。
同書一九下《僖宗紀》略雲： 〔光啟元年三月〕丁卯車駕〔自蜀〕至京師，時李昌符據鳳翔，王重榮據蒲陝，諸葛爽據河陽、洛陽，孟方立據邢洺，李克用據太原、上黨，朱全忠據汴滑，秦宗權據許蔡，時溥據徐泗，朱據郓齊、曹濮，王敬武據淄青，高骈據淮南八州，秦彥據宣歙，劉漢宏據浙東，皆自擅兵賦，疊相吞噬，朝廷不能制。
江淮轉運路絕，兩河、江淮賦不上供，但歲時獻奉而已。
國命所能制者，河西、山南、劍南、嶺南四道數十州。
大約郡将自擅，常賦殆絕，藩侯廢置，不自朝廷，王業于是蕩然。
寅恪按：李吉甫所撰《元和國計總簿》雖在元和初年，然自安史亂後起，迄于唐亡，其所列中央政府财賦取辦之地域大緻無甚殊異。
唐代自安史亂後，長安政權之得以繼續維持，除文化勢力外，僅恃東南八道财賦之供給。
至黃巢之亂既将此東南區域之經濟幾全加破壞，複斷絕汴路、運河之交通，而奉長安文化為中心、仰東南财賦以存立之政治集團，遂不得不土崩瓦解。
大唐帝國之形式及實質，均于是告終矣。
在此奉長安文化為中心、恃東南财賦以存立集團之中，其統治階級為此集團所占據地域内之二種人：一為受高深文化之漢族，且多為武則天專政以後所提拔之新興階級，所謂外廷之士大夫，大抵以文詞科舉進身者也；一為受漢化不深之蠻夷，或蠻夷化之漢人，故其人多出自邊荒區域。
凡自玄宗朝迄唐亡，一百五十年間身居内廷，實握政治及禁軍之權者皆屬此族，即閹寺之特殊階級是也。
自武則天專政破格用人後，外廷之顯貴多為以文學特見拔擢之人。
而玄宗禦宇，開元為極盛之世，其名臣大抵為武後所獎用者（參考《舊唐書》一三九《陸贽傳》、《新唐書》一五二《李绛傳》、《陸宣公奏議》七《請許台省長官舉薦狀》及《李相國論事集》等）。
及代宗大曆時常衮當國，非以辭賦登科者莫得進用。
自德宗以後，其宰相大抵皆由當日文章之士由翰林學士升任者也。
請舉史實以證之。
《通典》一五《選舉典》三載沈既濟之言略雲： 初國家自顯慶以來，高宗聖躬多不康，而武太後任事，參決大政，與天子并。
太後頗涉文史，好雕蟲之藝，永隆中始以文章選士。
及永淳之後太後君臨天下二十餘年，當時公卿百辟無不以文章達，因循日久浸以成風。
至于開元、天寶之中，太平君子唯門調戶選，征文射策，以取祿位，此行己立身之美者也。
父教其子，兄教其弟，無所易業，大者登台閣，小者任郡縣，資身奉家，各得其足，五尺童子恥不言文墨焉。
其以進士為士林華選，四方觀聽希其風采，每歲得第之人不浃辰而周聞天下，故忠賢隽彥、韫才毓行者鹹出于是。
而桀奸無良者或有焉，故是非相陵，毀稱相騰，或扇結鈎黨，私為盟歃，以取科第，而聲名動天下，或鈎摭隐匿，嘲為篇詠，以列于道路，疊為談訾，無所不至焉。
據此，可知進士之科雖設于隋代，而其特見尊重，以為全國人民出仕之唯一正途，實始于唐高宗之代，即武曌專政之時。
及至玄宗，其局勢遂成凝定，迄于後代，因而不改。
故科舉制之崇重與府兵制之破壞俱起于武後，成于玄宗。
其時代之符合，決非偶然也。
但以事關府兵制度，茲不具論（見拙著《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兵制章及《玉海》一三八《兵制》三所引《邺侯家傳》）。
至王定保以為進士之科“甲于貞觀”（《唐摭言》一《述進士》上篇），及“進士科盛于貞觀永徽之際”（同書同卷散序進士條），則稽之史實，有所未合。
其言不及沈氏之可信，無待論也。
《舊唐書》一一九《常衮傳》雲： 尤排擯非辭賦登科者。
同書同卷《崔祐甫傳》雲： 常衮當國，非以辭賦登科者莫得進用。
同書四三《職官志》翰林院條略雲； 玄宗即位，張說、張九齡等召入禁中，謂之翰林待诏。
四方進奏，中外表疏批答，或诏從中出，宸翰所揮，亦資其檢讨，謂之視草。
故嘗簡當代士人，以備顧問。
至德已後，天下用兵，軍國多務，深謀密诏皆從中出，尤擇名士為翰林學士，得充選者，文士為榮。
亦如中書舍人例置學士六人，内擇年深德重者一人為承旨，所以獨承密命故也。
德宗好文，尤難其選，貞元已後為學士承旨者，多至宰相焉。
《元氏長慶集》五一《翰林承旨學士記》略雲： 憲宗章武皇帝以永貞元年即大位，始命鄭公（鄭）為承旨學士，位在諸學士上。
十七年間由鄭至杜（杜元穎）十一人，而九參大政。
《白氏長慶集》五九《李留守相公（李绛）見過池上泛舟舉酒話》及《翰林舊事因成四韻以獻之詩》（參考《容齋續筆》二元和六學士條）雲： 同時六學士，五相一漁翁。
據此，可知唐代自安史亂後，其宰相大抵為以文學進身之人。
此新興階級之崛起，乃武則天至唐玄宗七八十年間逐漸轉移消滅宇文泰以來胡漢六鎮民族舊統治階級之結果。
若取《新唐書》《宰相表》及《宰相世系表》與列傳所載其人之家世籍貫及出身等互相參證，于此三百年間外廷士大夫階級廢興轉移之大勢尤易明了也。
至此由文學科舉進身之新興階級與魏晉、北朝以來傳統舊士族之關系，則于論黨派時詳述之，茲不涉及焉。
藩鎮與中央對立 唐代自玄宗後，政柄及君權漸漸轉入閹寺之手，終至皇位之繼承權歸其決定，而内朝之禁軍外廷之宰相，俱供其指揮，由之進退，更無論矣。
其詳當于論政治革命及黨派分野時述之，茲僅略言其氏族所從出之一端于下： 《舊唐書》二〇下《哀帝紀》雲： 天祐二年六月丙申敕：福建每年進橄榄子，此因閹豎出自閩中，牽于嗜好之間，遂成貢奉之典。
雖嘉忠荩，伏恐煩勞。
今後隻供進蠟面茶，其進橄榄子宜停！ 《新唐書》二〇七《宦者傳·吐突承璀傳》雲： 是時諸道歲進閹兒，号私白，閩嶺最多，後皆任事，當時謂閩為中官區薮。
鹹通中杜宣猷為觀察使，每歲時遣吏緻祭其先，時号“敕使墓戶”。
宣猷卒用群宦力，徙宣歙觀察使。
《顧況古詩》（據《全唐詩》第十函）雲： 囝一章。
囝哀閩也。
（原注：囝音蹇。
閩俗呼子為囝。
父為郎罷。
） 囝生閩方。
閩吏得之，乃絕其陽。
為臧為獲，緻金滿屋。
為髡為鉗，視如草木。
天道無知，我罹其毒。
神道無知，彼受其福。
郎罷别囝，吾悔生汝。
及汝既生，人勸不舉。
不從人言，果獲是苦。
囝别郎罷，心摧血下。
隔地及天，及至黃泉，不得在郎罷前。
宦寺多冒養父之姓，其籍貫史籍往往不載，然即就兩唐書宦官及《宦者傳》中涉及其出生地域或姓氏稀異者觀之，亦可知其梗概也。
《舊唐書》一八四《宦官傳》雲： 楊思勖本姓蘇，羅州石城人，為内官楊氏所養，以閹從事内侍省。
高力士，潘州人，本姓馮，少閹，與同類金剛二人聖曆元年嶺南讨擊使李千裡進入宮。
則天嘉其黠慧，令給事左右。
後因小過，撻而逐之。
内官高延福收為假子，延福出自武三思家，力士遂往來三思第，歲餘則天複召入禁中。
《新唐書》二〇七《宦者傳》上雲： 魚朝恩，泸州泸川人也，天寶末以品官給事黃門。
劉貞亮本俱氏，名文珍，冒所養宦父姓，故改焉。
吐突承璀，閩人也，以黃門值東宮。
仇士良，循州興甯人，順宗時得侍東宮。
楊複光，閩人也，本喬氏，少養于内侍楊玄價家。
同書二〇八《宦者傳》下雲： 田令孜，蜀人也，本陳氏，鹹通時曆小馬坊使。
據此，可知唐代閹寺多出自今之四川、廣東、福建等省，在當時皆邊徼蠻夷區域。
其地下級人民所受漢化自甚淺薄，而宦官之姓氏又有不類漢姓者，故唐代閹寺中疑多是蠻族或蠻夷化之漢人也。
唐代中國疆土之内，自安史亂後，除擁護李氏皇室之區域，即以東南财富及漢化文化維持長安為中心之集團外，尚别有一河北藩鎮獨立之團體，其政治、軍事、财政等與長安中央政府實際上固無隸屬之關系，其民間社會亦未深受漢族文化之影響，即不以長安、洛陽之周孔名教及科舉仕進為其安身立命之歸宿。
故論唐代河北藩鎮問題必于民族及文化二端注意，方能得其真相所在也。
茲先舉二三顯著之例，以見當時大唐帝國版圖以内實有截然不同之二分域，然後再推論其種族與統治階級之關系焉。
杜牧《樊川集》六《唐故範陽盧秀才墓志》雲： 秀才盧生名霈，字子中，自天寶後三代或仕燕，或仕趙，兩地皆多良田畜馬，生年二十未知古有人曰周公、孔夫子者，擊球飲酒，馬射走兔，語言習尚無非攻守戰鬥之事。
《通典》四〇《職官典》末載杜佑建中時所上省用議（參《新唐書》一六六《杜佑傳》）略雲： 今田悅之徒并是庸璅，繁刑暴賦，唯恤軍戎，衣冠仕（士）人遇如奴虜。
此可以代表河北社會通常情态，其尚攻戰而不崇文教。
質言之，即漸染胡化深而漢化淺也。
當時漢化之中心在長安，以詩賦舉進士緻身卿相為社會心理群趨之鹄的。
故當日在長安文化區域内有野心而不得意之人，至不得已時唯有北走河朔之一途。
《昌黎集》二〇《送董召南遊河北序》乃世所習誦之文，茲為闡明長安集團與河北集團政治文化對立之形勢起見，仍多寫之于下，并略诠釋，以佐證鄙說。
至韓退之不以董召南河北之行為然之意固極明顯，不待解說也。
其文雲： 燕趙古稱多感慨悲歌之士。
董生舉進士，連不得志于有司，懷抱利器，郁郁适茲土，吾知其必有合也。
董生勉乎哉！ 據此，可知在長安文化統治下之士人，若舉進士不中，而欲緻身功名之會者，舍北走河朔之外，則不易覓其他之途徑也。
其文又雲： 夫以子之不遇時，苟慕義強仁者皆愛惜焉，矧燕趙之士出乎其性哉！然吾嘗聞風俗與化移易，吾惡知其今不異于古所雲邪？聊以吾子之行蔔之也，董生勉乎哉！ 據前引杜牧之《唐故範陽盧秀才墓志》“語言習尚無非攻守戰鬥”之句及此序“風俗與化移易”之語，可知當日河北社會全是胡化，非複東漢、魏晉、北朝之舊。
若究其所以然之故，恐不于民族遷移一事求之不得也，請俟後論之。
其文又雲： 吾因子有所感矣，為我吊望諸君之墓！而觀于其市，複有昔時屠狗者乎？為我謝曰：“明天子在上，可以出而仕矣！” 然則長安天子與河北鎮将為對立不同之二集團首領，觀此數語，即可知矣。
又《全唐詩》第五函《李益小傳》（參《舊唐書》一三七、《新唐書》二〇三《文藝傳》下《李益傳》、《唐詩紀事》三〇、《全唐詩話》二、辛文房《唐才子傳·李益傳》）雲： 李益字君虞，姑臧人，大曆四年登進士第，授鄭縣尉，久不調，益不得意。
北遊河朔，幽州劉濟辟為從事。
嘗與濟詩，有怨望語。
憲宗時召為秘書少監集賢殿學士，自負才地，多所淩忽，為衆不容。
谏官舉幽州詩句，降居散秩。
考益之《獻劉濟詩》雲： 草綠古燕州，莺聲引獨遊。
雁歸天北畔，春盡海西頭。
向日花偏落，馳年水自流。
感恩知有地，不上望京樓。
據此，又可知雖已登進士第之李益以不得意之故猶去京洛，而北走範陽；則董召南之遊河北蓋是當日社會之常情，而非變态。
然于此益見大唐帝國之後半期其中含有兩獨立敵視之團體，而此二團體之統治階級，其種族文化亦宜有不同之點在也。
今試檢《新唐書》之《藩鎮傳》，并取其他有關諸傳之人其活動範圍在河朔或河朔以外者以相參考，則發見二點：一為其人之氏族本是胡類，而非漢族；一為其人之氏族雖為漢族，而久居河朔，漸染胡化，與胡人不異。
前者屬于種族，後者屬于文化。
質言之，唐代安史亂後之世局，凡河朔及其他藩鎮與中央政府之問題，其核心實屬種族文化之關系也。
夫河北之地，東漢、曹魏、西晉時固為文化甚高區域，雖經胡族之亂，然北魏至隋其地之漢化仍未見甚衰減之相，何以至玄宗文治燦爛之世，轉變為一胡化地域？其故殊不易解。
茲就安史叛亂發源之地域及其時代先後之關系綜合推計，設一假說，以俟更詳确之證明。
即使此假說一時難以确定成立，但安史叛亂及其後果即河朔藩鎮之本質，至少亦可因此明了也。
安祿山集團的民族構成 當玄宗文治武功極盛之世，漁陽鼙鼓一鳴，而兩京不守。
安祿山之霸業雖不成，然其部将始終割據河朔，與中央政府抗衡，唐室亦從此不振，以至覆亡。
古今論此役者止歸咎于天寶政治宮廷之腐敗，是固然矣；獨未注意安史之徒乃自成一系統最善戰之民族，在當日軍事上本來無與為敵者也。
考安祿山之種族在其同時人之著述及專紀其事之書中，均稱為柘羯或羯胡，如： 《舊唐書》十《肅宗紀》雲： 是日（天寶十五載七月甲子）禦靈武南門，下制曰：“乃者羯胡亂常，京阙失守。
”（《舊唐書》一二〇《郭子儀傳》載建中二年德宗褒恤之诏有“羯胡作禍”，《新唐書》一九二《忠義傳·張巡傳》亦有“拓羯千騎”之語，至杜甫《喜官軍已臨賊境二十韻》詩所謂“拓羯渡臨洮”之拓羯，雖非指安祿山，但亦可為旁證參考也。
） 又同書一〇四《封常清傳》略雲： 先鋒至葵園，常清使骁騎與柘羯逆戰，殺賊數十百人。
臨終時表曰：“昨者與羯胡接戰。
” 又《顔魯公集》六《康金吾碑目安祿山為羯胡，姚汝能安祿山事迹》一書亦多羯胡之語，若杜工部《詠懷古迹》之詩其“羯胡事主終無賴”之句，則不僅用梁侯景之古典（如《梁書》五五《武陵王紀傳》雲：“羯胡叛渙”，即是一例），實兼取今事入之于詩也。
考玄奘《西域記》一飒秣建國（即康國）條雲： 兵馬強盛，多是赭羯之人，其性勇烈，視死如歸。
《新唐書》二二一下《西域傳·康國傳》雲： 本月氏人，始居祁連北昭武城，為突厥（寅恪按：突厥應作匈奴，《唐會要》九九康國條雲：“其人土著役屬于突厥，先居祁連之北昭武城，為匈奴所破。
”宋子京蓋涉上文突厥之語緻誤也）所破，稍南依蔥嶺，即有其地，枝庶分王：曰安，曰曹，曰石，曰米，曰何，曰火尋，曰戊地，曰史，世謂九姓，皆氏昭武。
又同書同卷《安國傳》雲： 募勇健者為柘羯，柘羯猶中國言戰士也（寅恪按：上引《西域記》之文有“赭羯之人”一語，然則赭羯乃種族之名，此
吉甫都纂其事，成書十卷。
同書一九下《僖宗紀》略雲： 〔光啟元年三月〕丁卯車駕〔自蜀〕至京師，時李昌符據鳳翔，王重榮據蒲陝，諸葛爽據河陽、洛陽，孟方立據邢洺，李克用據太原、上黨，朱全忠據汴滑，秦宗權據許蔡，時溥據徐泗，朱據郓齊、曹濮，王敬武據淄青，高骈據淮南八州，秦彥據宣歙，劉漢宏據浙東，皆自擅兵賦，疊相吞噬，朝廷不能制。
江淮轉運路絕，兩河、江淮賦不上供，但歲時獻奉而已。
國命所能制者，河西、山南、劍南、嶺南四道數十州。
大約郡将自擅，常賦殆絕，藩侯廢置，不自朝廷，王業于是蕩然。
寅恪按：李吉甫所撰《元和國計總簿》雖在元和初年，然自安史亂後起，迄于唐亡，其所列中央政府财賦取辦之地域大緻無甚殊異。
唐代自安史亂後，長安政權之得以繼續維持，除文化勢力外，僅恃東南八道财賦之供給。
至黃巢之亂既将此東南區域之經濟幾全加破壞，複斷絕汴路、運河之交通，而奉長安文化為中心、仰東南财賦以存立之政治集團，遂不得不土崩瓦解。
大唐帝國之形式及實質，均于是告終矣。
在此奉長安文化為中心、恃東南财賦以存立集團之中，其統治階級為此集團所占據地域内之二種人：一為受高深文化之漢族，且多為武則天專政以後所提拔之新興階級，所謂外廷之士大夫，大抵以文詞科舉進身者也；一為受漢化不深之蠻夷，或蠻夷化之漢人，故其人多出自邊荒區域。
凡自玄宗朝迄唐亡，一百五十年間身居内廷，實握政治及禁軍之權者皆屬此族，即閹寺之特殊階級是也。
自武則天專政破格用人後，外廷之顯貴多為以文學特見拔擢之人。
而玄宗禦宇，開元為極盛之世，其名臣大抵為武後所獎用者（參考《舊唐書》一三九《陸贽傳》、《新唐書》一五二《李绛傳》、《陸宣公奏議》七《請許台省長官舉薦狀》及《李相國論事集》等）。
及代宗大曆時常衮當國，非以辭賦登科者莫得進用。
自德宗以後，其宰相大抵皆由當日文章之士由翰林學士升任者也。
請舉史實以證之。
《通典》一五《選舉典》三載沈既濟之言略雲： 初國家自顯慶以來，高宗聖躬多不康，而武太後任事，參決大政，與天子并。
太後頗涉文史，好雕蟲之藝，永隆中始以文章選士。
及永淳之後太後君臨天下二十餘年，當時公卿百辟無不以文章達，因循日久浸以成風。
至于開元、天寶之中，太平君子唯門調戶選，征文射策，以取祿位，此行己立身之美者也。
父教其子，兄教其弟，無所易業，大者登台閣，小者任郡縣，資身奉家，各得其足，五尺童子恥不言文墨焉。
其以進士為士林華選，四方觀聽希其風采，每歲得第之人不浃辰而周聞天下，故忠賢隽彥、韫才毓行者鹹出于是。
而桀奸無良者或有焉，故是非相陵，毀稱相騰，或扇結鈎黨，私為盟歃，以取科第，而聲名動天下，或鈎摭隐匿，嘲為篇詠，以列于道路，疊為談訾，無所不至焉。
據此，可知進士之科雖設于隋代，而其特見尊重，以為全國人民出仕之唯一正途，實始于唐高宗之代，即武曌專政之時。
及至玄宗，其局勢遂成凝定，迄于後代，因而不改。
故科舉制之崇重與府兵制之破壞俱起于武後，成于玄宗。
其時代之符合，決非偶然也。
但以事關府兵制度，茲不具論（見拙著《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兵制章及《玉海》一三八《兵制》三所引《邺侯家傳》）。
至王定保以為進士之科“甲于貞觀”（《唐摭言》一《述進士》上篇），及“進士科盛于貞觀永徽之際”（同書同卷散序進士條），則稽之史實，有所未合。
其言不及沈氏之可信，無待論也。
《舊唐書》一一九《常衮傳》雲： 尤排擯非辭賦登科者。
同書同卷《崔祐甫傳》雲： 常衮當國，非以辭賦登科者莫得進用。
同書四三《職官志》翰林院條略雲； 玄宗即位，張說、張九齡等召入禁中，謂之翰林待诏。
四方進奏，中外表疏批答，或诏從中出，宸翰所揮，亦資其檢讨，謂之視草。
故嘗簡當代士人，以備顧問。
至德已後，天下用兵，軍國多務，深謀密诏皆從中出，尤擇名士為翰林學士，得充選者，文士為榮。
亦如中書舍人例置學士六人，内擇年深德重者一人為承旨，所以獨承密命故也。
德宗好文，尤難其選，貞元已後為學士承旨者，多至宰相焉。
《元氏長慶集》五一《翰林承旨學士記》略雲： 憲宗章武皇帝以永貞元年即大位，始命鄭公（鄭）為承旨學士，位在諸學士上。
十七年間由鄭至杜（杜元穎）十一人，而九參大政。
《白氏長慶集》五九《李留守相公（李绛）見過池上泛舟舉酒話》及《翰林舊事因成四韻以獻之詩》（參考《容齋續筆》二元和六學士條）雲： 同時六學士，五相一漁翁。
據此，可知唐代自安史亂後，其宰相大抵為以文學進身之人。
此新興階級之崛起，乃武則天至唐玄宗七八十年間逐漸轉移消滅宇文泰以來胡漢六鎮民族舊統治階級之結果。
若取《新唐書》《宰相表》及《宰相世系表》與列傳所載其人之家世籍貫及出身等互相參證，于此三百年間外廷士大夫階級廢興轉移之大勢尤易明了也。
至此由文學科舉進身之新興階級與魏晉、北朝以來傳統舊士族之關系，則于論黨派時詳述之，茲不涉及焉。
藩鎮與中央對立 唐代自玄宗後，政柄及君權漸漸轉入閹寺之手，終至皇位之繼承權歸其決定，而内朝之禁軍外廷之宰相，俱供其指揮，由之進退，更無論矣。
其詳當于論政治革命及黨派分野時述之，茲僅略言其氏族所從出之一端于下： 《舊唐書》二〇下《哀帝紀》雲： 天祐二年六月丙申敕：福建每年進橄榄子，此因閹豎出自閩中，牽于嗜好之間，遂成貢奉之典。
雖嘉忠荩，伏恐煩勞。
今後隻供進蠟面茶，其進橄榄子宜停！ 《新唐書》二〇七《宦者傳·吐突承璀傳》雲： 是時諸道歲進閹兒，号私白，閩嶺最多，後皆任事，當時謂閩為中官區薮。
鹹通中杜宣猷為觀察使，每歲時遣吏緻祭其先，時号“敕使墓戶”。
宣猷卒用群宦力，徙宣歙觀察使。
《顧況古詩》（據《全唐詩》第十函）雲： 囝一章。
囝哀閩也。
（原注：囝音蹇。
閩俗呼子為囝。
父為郎罷。
） 囝生閩方。
閩吏得之，乃絕其陽。
為臧為獲，緻金滿屋。
為髡為鉗，視如草木。
天道無知，我罹其毒。
神道無知，彼受其福。
郎罷别囝，吾悔生汝。
及汝既生，人勸不舉。
不從人言，果獲是苦。
囝别郎罷，心摧血下。
隔地及天，及至黃泉，不得在郎罷前。
宦寺多冒養父之姓，其籍貫史籍往往不載，然即就兩唐書宦官及《宦者傳》中涉及其出生地域或姓氏稀異者觀之，亦可知其梗概也。
《舊唐書》一八四《宦官傳》雲： 楊思勖本姓蘇，羅州石城人，為内官楊氏所養，以閹從事内侍省。
高力士，潘州人，本姓馮，少閹，與同類金剛二人聖曆元年嶺南讨擊使李千裡進入宮。
則天嘉其黠慧，令給事左右。
後因小過，撻而逐之。
内官高延福收為假子，延福出自武三思家，力士遂往來三思第，歲餘則天複召入禁中。
《新唐書》二〇七《宦者傳》上雲： 魚朝恩，泸州泸川人也，天寶末以品官給事黃門。
劉貞亮本俱氏，名文珍，冒所養宦父姓，故改焉。
吐突承璀，閩人也，以黃門值東宮。
仇士良，循州興甯人，順宗時得侍東宮。
楊複光，閩人也，本喬氏，少養于内侍楊玄價家。
同書二〇八《宦者傳》下雲： 田令孜，蜀人也，本陳氏，鹹通時曆小馬坊使。
據此，可知唐代閹寺多出自今之四川、廣東、福建等省，在當時皆邊徼蠻夷區域。
其地下級人民所受漢化自甚淺薄，而宦官之姓氏又有不類漢姓者，故唐代閹寺中疑多是蠻族或蠻夷化之漢人也。
唐代中國疆土之内，自安史亂後，除擁護李氏皇室之區域，即以東南财富及漢化文化維持長安為中心之集團外，尚别有一河北藩鎮獨立之團體，其政治、軍事、财政等與長安中央政府實際上固無隸屬之關系，其民間社會亦未深受漢族文化之影響，即不以長安、洛陽之周孔名教及科舉仕進為其安身立命之歸宿。
故論唐代河北藩鎮問題必于民族及文化二端注意，方能得其真相所在也。
茲先舉二三顯著之例，以見當時大唐帝國版圖以内實有截然不同之二分域，然後再推論其種族與統治階級之關系焉。
杜牧《樊川集》六《唐故範陽盧秀才墓志》雲： 秀才盧生名霈，字子中，自天寶後三代或仕燕，或仕趙，兩地皆多良田畜馬，生年二十未知古有人曰周公、孔夫子者，擊球飲酒，馬射走兔，語言習尚無非攻守戰鬥之事。
《通典》四〇《職官典》末載杜佑建中時所上省用議（參《新唐書》一六六《杜佑傳》）略雲： 今田悅之徒并是庸璅，繁刑暴賦，唯恤軍戎，衣冠仕（士）人遇如奴虜。
此可以代表河北社會通常情态，其尚攻戰而不崇文教。
質言之，即漸染胡化深而漢化淺也。
當時漢化之中心在長安，以詩賦舉進士緻身卿相為社會心理群趨之鹄的。
故當日在長安文化區域内有野心而不得意之人，至不得已時唯有北走河朔之一途。
《昌黎集》二〇《送董召南遊河北序》乃世所習誦之文，茲為闡明長安集團與河北集團政治文化對立之形勢起見，仍多寫之于下，并略诠釋，以佐證鄙說。
至韓退之不以董召南河北之行為然之意固極明顯，不待解說也。
其文雲： 燕趙古稱多感慨悲歌之士。
董生舉進士，連不得志于有司，懷抱利器，郁郁适茲土，吾知其必有合也。
董生勉乎哉！ 據此，可知在長安文化統治下之士人，若舉進士不中，而欲緻身功名之會者，舍北走河朔之外，則不易覓其他之途徑也。
其文又雲： 夫以子之不遇時，苟慕義強仁者皆愛惜焉，矧燕趙之士出乎其性哉！然吾嘗聞風俗與化移易，吾惡知其今不異于古所雲邪？聊以吾子之行蔔之也，董生勉乎哉！ 據前引杜牧之《唐故範陽盧秀才墓志》“語言習尚無非攻守戰鬥”之句及此序“風俗與化移易”之語，可知當日河北社會全是胡化，非複東漢、魏晉、北朝之舊。
若究其所以然之故，恐不于民族遷移一事求之不得也，請俟後論之。
其文又雲： 吾因子有所感矣，為我吊望諸君之墓！而觀于其市，複有昔時屠狗者乎？為我謝曰：“明天子在上，可以出而仕矣！” 然則長安天子與河北鎮将為對立不同之二集團首領，觀此數語，即可知矣。
又《全唐詩》第五函《李益小傳》（參《舊唐書》一三七、《新唐書》二〇三《文藝傳》下《李益傳》、《唐詩紀事》三〇、《全唐詩話》二、辛文房《唐才子傳·李益傳》）雲： 李益字君虞，姑臧人，大曆四年登進士第，授鄭縣尉，久不調，益不得意。
北遊河朔，幽州劉濟辟為從事。
嘗與濟詩，有怨望語。
憲宗時召為秘書少監集賢殿學士，自負才地，多所淩忽，為衆不容。
谏官舉幽州詩句，降居散秩。
考益之《獻劉濟詩》雲： 草綠古燕州，莺聲引獨遊。
雁歸天北畔，春盡海西頭。
向日花偏落，馳年水自流。
感恩知有地，不上望京樓。
據此，又可知雖已登進士第之李益以不得意之故猶去京洛，而北走範陽；則董召南之遊河北蓋是當日社會之常情，而非變态。
然于此益見大唐帝國之後半期其中含有兩獨立敵視之團體，而此二團體之統治階級，其種族文化亦宜有不同之點在也。
今試檢《新唐書》之《藩鎮傳》，并取其他有關諸傳之人其活動範圍在河朔或河朔以外者以相參考，則發見二點：一為其人之氏族本是胡類，而非漢族；一為其人之氏族雖為漢族，而久居河朔，漸染胡化，與胡人不異。
前者屬于種族，後者屬于文化。
質言之，唐代安史亂後之世局，凡河朔及其他藩鎮與中央政府之問題，其核心實屬種族文化之關系也。
夫河北之地，東漢、曹魏、西晉時固為文化甚高區域，雖經胡族之亂，然北魏至隋其地之漢化仍未見甚衰減之相，何以至玄宗文治燦爛之世，轉變為一胡化地域？其故殊不易解。
茲就安史叛亂發源之地域及其時代先後之關系綜合推計，設一假說，以俟更詳确之證明。
即使此假說一時難以确定成立，但安史叛亂及其後果即河朔藩鎮之本質，至少亦可因此明了也。
安祿山集團的民族構成 當玄宗文治武功極盛之世，漁陽鼙鼓一鳴，而兩京不守。
安祿山之霸業雖不成，然其部将始終割據河朔，與中央政府抗衡，唐室亦從此不振，以至覆亡。
古今論此役者止歸咎于天寶政治宮廷之腐敗，是固然矣；獨未注意安史之徒乃自成一系統最善戰之民族，在當日軍事上本來無與為敵者也。
考安祿山之種族在其同時人之著述及專紀其事之書中，均稱為柘羯或羯胡，如： 《舊唐書》十《肅宗紀》雲： 是日（天寶十五載七月甲子）禦靈武南門，下制曰：“乃者羯胡亂常，京阙失守。
”（《舊唐書》一二〇《郭子儀傳》載建中二年德宗褒恤之诏有“羯胡作禍”，《新唐書》一九二《忠義傳·張巡傳》亦有“拓羯千騎”之語，至杜甫《喜官軍已臨賊境二十韻》詩所謂“拓羯渡臨洮”之拓羯，雖非指安祿山，但亦可為旁證參考也。
） 又同書一〇四《封常清傳》略雲： 先鋒至葵園，常清使骁騎與柘羯逆戰，殺賊數十百人。
臨終時表曰：“昨者與羯胡接戰。
” 又《顔魯公集》六《康金吾碑目安祿山為羯胡，姚汝能安祿山事迹》一書亦多羯胡之語，若杜工部《詠懷古迹》之詩其“羯胡事主終無賴”之句，則不僅用梁侯景之古典（如《梁書》五五《武陵王紀傳》雲：“羯胡叛渙”，即是一例），實兼取今事入之于詩也。
考玄奘《西域記》一飒秣建國（即康國）條雲： 兵馬強盛，多是赭羯之人，其性勇烈，視死如歸。
《新唐書》二二一下《西域傳·康國傳》雲： 本月氏人，始居祁連北昭武城，為突厥（寅恪按：突厥應作匈奴，《唐會要》九九康國條雲：“其人土著役屬于突厥，先居祁連之北昭武城，為匈奴所破。
”宋子京蓋涉上文突厥之語緻誤也）所破，稍南依蔥嶺，即有其地，枝庶分王：曰安，曰曹，曰石，曰米，曰何，曰火尋，曰戊地，曰史，世謂九姓，皆氏昭武。
又同書同卷《安國傳》雲： 募勇健者為柘羯，柘羯猶中國言戰士也（寅恪按：上引《西域記》之文有“赭羯之人”一語，然則赭羯乃種族之名，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