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陳寅恪講唐代政治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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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李唐先世本為趙郡李氏柏仁一支之子孫，或者雖不與趙郡李氏之居柏仁者同族，但以同姓一姓同居一地之故，遂因緣攀附，自托于趙郡之高門，衡以南北朝庶姓冒稱士族之慣例，殊為可能之事。
總而言之，據可信之材料，依常識之判斷，李唐先世若非趙郡李氏之“破落戶”，即是趙郡李氏之“假冒牌”。
至于有唐一代之官書，其紀述皇室淵源間亦保存原來真實之事迹，但其大部盡屬後人諱飾誇誕之語，治史者自不應漫無辨别，遽爾全部信從也。
又《魏書》九九《私署涼王李暠傳》本不載重耳南奔始末，傳世之《十六國春秋纂錄》六《西涼錄》亦無其事。
而湯球之《十六國春秋輯補》轉取唐修《晉書》之《涼武昭王傳》添此一段蛇足（見湯書叙例），殊為無議。
今敦煌本之《十六國春秋》殘卷惜未得見，不知與此有關否？至于僞本《十六國春秋》載重耳事采自唐修《晉書》更不足辨論矣。
複次，《周書》四《明帝紀》（《北史》九《明帝紀》同）雲： 二年三月庚申诏曰：“三十六國九十九姓，自魏氏南徙，鹹稱河南之民。
今周室既都關中，宜改稱京兆人。
” 《隋書》三三《經籍志》史部譜序篇序雲： 後魏遷洛，有八氏十姓，鹹出帝族；又有三十六族，則諸國之從魏者，九十二（九？）姓世為部落大人者，并為河南洛陽人。
其中國士人則第其門閥，有四海大姓、郡姓、州姓、縣姓；及周太祖入關，諸姓子孫有功者，并令為其宗長，仍撰譜錄，紀其所承，又以關内諸州為其本望。
據上引史文，嚴格解釋，則《隋志》之文自“後魏遷洛”至“并為河南洛陽人”止一節，專指胡人而言，其本末見于《魏書》一一三《官氏志》等即魏孝文帝改胡姓為漢姓之事也。
《周書》《北史》周明帝二年（公元558年）三月庚申诏書亦指胡人而言，明帝二年在魏孝武帝入關之年（公元534年）後二十四年，在西魏恭帝元年（公元554年）改有功諸将姓為胡姓（事見《周書》二《文帝紀》下、《北史》九《周本紀》上）後亦四年，故從入關之遷洛諸胡族其改京兆郡望當在有功諸漢将改關内郡望之後也。
又《隋志》之文自“其中國士人”至“又以關内諸州為其本望”止一節，實專指漢人而言。
然則李唐之稱西涼嫡裔，即所謂“并令為其宗長，仍撰譜牒，紀其所承”，其改趙郡郡望為隴西郡望，即所謂“又以關内諸州為其本望”，豈非寅恪之假說得此史文而益證實耶？所不解者，昔人于此何以未嘗留意？抑别有其他較勝之說耶？此則深願求教于博識通人也。
複次，《唐會要》三皇後條（開元十三年光業寺碑文及巴黎圖書館藏敦煌寫本伯希和号第二五〇四唐代祖宗忌日表等均同）雲： 宣皇帝（熙）皇後張氏。
光皇帝（天賜）皇後賈氏。
景皇帝（虎）皇後梁氏。
元皇帝（昞）皇後獨孤氏。
據此，張、賈皆是漢姓，其為漢族，當無可疑。
梁氏如梁禦之例，雖有出自胡族之嫌疑（見《周書》一九、《北史》五九《梁禦傳》，又《魏書》一一三《官氏志》雲：“拔列氏後改為梁氏。
”），但梁氏本為漢姓，大部分皆是漢族，未可以其中有極少數出自胡族之故，遽概括推定凡以梁為氏者皆屬胡族也。
故李虎妻梁氏在未能确切證明其氏族所出以前，仍目之為漢族，似較妥慎。
然則李唐血統其初本是華夏，其與胡夷混雜，乃一較晚之事實也。
茲依據上述資料，做一李唐皇室血統世系表，起自李熙，迄于世民，以備參考。
至李重耳則疑本無其人，或是李初古拔之化身，故不列入，以示阙疑之意。
凡女統确知為漢族者，标以符号；确知為胡族者，标以﹏﹏符号；雖有胡族嫌疑，但在未發見确證，仍可認為漢族者，則标以﹍﹍符号。
茲依據上引資料及其解釋，再将李唐世系先後改易之曆程及胡漢文化問題加以說明。
此世系改易之曆程，實不限于李唐皇室一族，凡多數北朝、隋唐統治階級之家，亦莫不如是，斯實中國中古史上一大問題，亦史學中千載待發而未發之覆也。
自鮮卑拓拔部落侵入中國統治北部之後，即開始施行漢化政策，如解散部落同于編戶之類（見《北史》八〇、《魏書》八三上《外戚傳·賀讷傳》，《北史》九八、《魏書》一〇三《高車傳》及《魏書》一一三《官氏志》等），其尤顯著之例也。
此漢化政策其子孫遵行不替，及魏孝文帝遷都洛陽，其漢化程度更為增高，至宣武、孝明之世，則已達頂點，而逐漸腐化矣。
然同時邊塞六鎮之鮮卑及胡化之漢族，則仍保留其本來之胡化，而不為洛都漢化之所浸染。
故中央政權所在之洛陽其漢化愈深，則邊塞六鎮胡化民族對于漢化之反動亦愈甚，卒釀成六鎮之叛亂，爾朱部落乘機而起。
至武泰元年（公元528年）四月十三日河陰之大屠殺，遂為胡人及胡化民族反對漢化之公開表示，亦中古史劃分時期之重要事變也。
六鎮鮮卑及胡化漢族既保持胡部特性，而不漸染漢化，則為一善戰之民族，自不待言。
此民族以饑馑及虐政之故激成叛亂，南向遷徙，其大部分輾轉移入高歡統治之下（見《北齊書》一《神武紀》上、《北史》六《齊本紀》上、《隋書》二四《食貨志》）。
故歡之武力遂無敵于中原，終借此以成其霸業。
其他之小部分，由賀拔嶽、宇文泰率領西徙，割據關隴，亦能抗衡高氏，分得中國西北部之地，成一北朝東西并峙之局，此治史者所習知也。
然宇文氏隻分有少數之六鎮民族，複局促于關隴一隅之地，終能并吞分有多數六鎮民族及雄據山東富饒區域之高齊，其故自非僅由一二君主之賢愚及諸臣材不材之所緻，蓋必别有一全部系統之政策，為此東西并立之二帝國即周、齊兩朝勝敗興亡決定之主因，可以斷言也。
關中本位政策 宇文泰率領少數西遷之胡人及胡化漢族割據關隴一隅之地，欲與财富兵強之山東高氏及神州正朔所在之江左蕭氏共成一鼎峙之局，而其物質及精神二者力量之憑借，俱遠不如其東南二敵，故必别覓一途徑，融合其所割據關隴區域内之鮮卑六鎮民族，及其他胡漢土著之人為一不可分離之集團，匪獨物質上應處同一利害之環境，即精神上亦必具同出一淵源之信仰，同受一文化之薰習，始能内安反側，外禦強鄰。
而精神文化方面尤為融合複雜民族之要道。
在此以前，秦苻堅、魏孝文皆知此意者，但秦、魏俱欲以魏、晉以來之漢化籠罩全部複雜民族，故不得不亟于南侵，非取得神州文化正統所在之江東而代之不可，其事既不能成，僅餘一宇文泰之新途徑而已。
此新途徑即就其割據之土依附古昔，稱為漢化發源之地（魏孝文之遷都洛陽，意亦如此，唯不及宇文泰之徹底，故仍不忘南侵也），不複以山東江左為漢化之中心也，其詳具于拙著《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茲不贅論。
此宇文泰之新途徑今姑假名之為“關中本位政策”，即凡屬于兵制之府兵制及屬于官制之周官皆是其事。
其改易随賀拔嶽等西遷有功漢将之山東郡望為關内郡望，别撰譜牒，紀其所承（見前引《隋書》三三《經籍志》譜序篇序），又以諸将功高者繼塞外鮮卑部落之後（見《周書》二《文帝紀》下及《北史》九《周本紀》上西魏恭帝元年條等），亦是施行“關中本位政策”之例證，如欲解決李唐氏族問題當于此中求之也。
概括言之，宇文泰改易氏族之舉，可分先後二階段：第一階段則改易西遷關隴漢人中之山東郡望為關内郡望，以斷絕其鄉土之思（初止改易漢人之山東郡望，其改易胡人之河南郡望為京兆郡望，則恐尚在其後，見前引《周書》四《明帝紀》及《北史》九《周本紀》上明帝二年三月庚申诏書），并附會其家世與六鎮有關，即李熙留家武川之例，以鞏固其六鎮團體之情感。
此階段當在西魏恭帝元年（公元554年）複魏孝文帝所改鮮卑人之胡姓及賜諸漢将有功者以胡姓之前，凡李唐改其趙郡郡望為隴西，僞托西涼李暠之嫡裔及稱家于武川等，均是此階段中所為也。
第二階段即西魏恭帝元年诏以諸将之有功者繼承鮮卑三十六大部落及九十九小部落之後，凡改胡姓諸将所統之兵卒亦從其主将之胡姓，徑取鮮卑部落之制以治軍，此即府兵制初期之主旨（詳見拙著《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兵制章，茲不贅論）。
李唐之得賜姓大野，即在此階段中所為也。
至周末隋文帝專周政，于大象二年（公元580年）十二月癸亥回改胡姓複為漢姓，其結果隻做到回複宇文氏第二階段之所改，而多數氏族仍停留于第一階段之中，此李唐所以雖去大野之胡姓，但仍稱隴西郡望及冒托西涼嫡裔也。
職是之故，北朝、隋唐史料中諸人之籍貫往往紛歧，如與李唐先世同列八大柱國之李弼一族，《周書》一五《李弼傳》、《舊唐書》五三《李密傳》（密為弼之曾孫）、一三〇《李泌傳》（泌為弼之六代孫），及《新唐書》七二上《宰相世系表》俱以為遼東襄平人，而《北史》六〇《李弼及曾孫密傳》、《文苑英華》九四八魏征撰李密墓志銘則以為隴西成紀人。
蓋公私著述叙及籍貫或僅據回複至第一階段立言，或徑依本來未改者為說，斯其所以彼此差異也。
但隋唐兩朝繼承宇文氏之遺業，仍舊施行“關中本位政策”，其統治階級自不改其歧視山東人之觀念（見《舊唐書》七八、《新唐書》一〇四《張行成傳》）。
故隋唐皇室亦依舊自稱弘農楊震、隴西李暠之嫡裔，僞冒相傳，迄于今日，治史者竟無一不為其所欺，誠可歎也（據《新唐書》七一下《宰相世系表》楊氏條，隋皇室自稱為弘農楊震長子牧之後。
此即《隋書·經籍志》所謂“令為其宗長，仍撰譜牒，紀其所承，又以關内諸州為其本望”者。
以非本篇範圍，故不詳論，讀者可以依據有關史料類推也）。
複次，漢人與胡人之分别，在北朝時代文化較血統尤為重要。
凡漢化之人即目為漢人，胡化之人即目為胡人，其血統如何，在所不論。
茲舉二例以證明之： 《北齊書》二四《杜弼傳》（《北史》五五《杜弼傳》同）雲： 顯祖（高洋）嘗問弼雲：“治國當用何人？”對曰：“鮮卑車馬客，會須用中國人。
”顯祖以為譏己。
夫高齊無論其母系血統屬于何種，但其自稱及同時之人均以為其家世出自渤海蓨縣，固當日華夏之高門也。
至于其所漸染者則為胡化，而非漢化。
杜弼斥鮮卑，而高洋以為譏己，是漢人之受胡化者，即自命為胡人也。
又《北史》二八《源賀傳》（參考《魏書》四一《源賀傳》、《北齊書》五〇《恩幸傳·高阿那肱傳》，至《隋書》六六《源師傳》删去“漢兒”二字，殊失當時語意矣）略雲： 源賀，西平樂都人，私署河西王秃發傉檀之子也。
傉檀為乞伏熾盤所滅，賀自樂都奔魏，太武素聞其名，謂曰：“卿與朕同源，因事分姓，今可為源氏。
”（寅恪按：鮮卑秃發部即拓跋部，一語異譯，故拓拔焘謂之同源也。
） 〔玄孫〕師仕齊為尚書左外兵郎中，又攝祠部。
後屬孟夏，以龍見請雩。
時高阿那肱為錄尚書事，謂為真龍出見，大驚喜，問龍所在，雲作何顔色。
師整容雲：“此是龍星初見，依禮當雩祭郊壇，非謂真龍别有所降。
”阿那肱忿然作色曰：“漢兒多事，強知星宿。
”祭事不行。
夫源師乃鮮卑秃發氏之後裔，明是胡人無疑，而高阿那肱竟目之為漢兒，此為北朝漢人、胡人之分别，不論其血統，隻視其所受之教化為漢抑為胡而定之确證，誠可謂“有教無類”矣。
又此點為治吾國中古史最要關鍵，若不明乎此，必緻無謂之糾紛。
《資治通鑒》一七一陳宣帝太建五年，亦紀此事，胡注雲： 諸源本出于鮮卑秃發，高氏生長于鮮卑，自命為鮮卑，未嘗以為諱，鮮卑遂自謂貴種，率謂華人為漢兒，率侮诟之。
諸源世仕魏朝貴顯，習知典禮，遂有雩祭之請，冀以取重，乃以取诟。
《通鑒》詳書之，又一慨也。
梅磵之說固是，又其言别有所感，然于北朝漢胡種族文化之問題似猶不免未達一間也。
李唐皇室者唐代三百年統治之中心也，自高祖、太宗創業至高宗統禦之前期，其将相文武大臣大抵承西魏、北周及隋以來世業，即宇文泰“關中本位政策”下所結集團體之後裔也。
自武曌主持中央政權之後，逐漸破壞傳統之“關中本位政策”，以遂其創業垂統之野心。
故“關中本位政策”最主要之府兵制，即于此時開始崩潰，而社會階級亦在此際起一升降之變動。
蓋進士之科雖創于隋代，然當日人民緻身通顯之途徑并不必由此。
及武後柄政，大崇文章之選，破格用人，于是進士之科為全國幹進者競趨之鹄的。
當時山東、江左人民之中，有雖工于為文，但以不預關中團體之故，緻遭屏抑者，亦因此政治變革之際會，得以上升朝列，而西魏、北周、楊隋及唐初将相舊家之政權尊位遂不得不為此新興階級所攘奪替代。
故武周之代李唐，不僅為政治之變遷，實亦社會之革命。
若依此義言，則武周之代李唐較李唐之代楊隋其關系人群之演變，尤為重大也。
武周統治時期不久，旋複為唐，然其開始改變“關中本位政策”之趨勢，仍繼續進行。
迄至唐玄宗之世，遂完全破壞無遺。
而天寶安史亂後又别産生一新世局，與前此迥異矣。
夫“關中本位政策”既不能維持，則統治之社會階級亦必有變遷。
此變遷可分中央及藩鎮兩方叙述。
其所以須有此空間之區别者，因唐代自安史亂後，名義上雖或保持其一統之外貌，實際上則中央政府與一部分之地方藩鎮，已截然劃為二不同之區域，非僅政治軍事不能統一，即社會文化亦完全成為互不關涉之集團，其統治階級氏族之不同類更無待言矣。
蓋安史之霸業雖俱失敗，而其部将及所統之民衆依舊保持其勢力，與中央政府相抗，以迄于唐室之滅亡，約經一百五十年之久，雖号稱一朝，實成為二國。
史家述此，不得不分之為二，其理由甚明也。
又《舊唐書》一四《憲宗紀》上（參考《通鑒》二三七元和二年此條胡注及《唐會要》六三《修撰》條）雲： 元和二年十二月己卯，史官李吉甫撰《元和國計簿》，總計天下方鎮凡四十八，管州府二百九十五，縣一千四百五十三，戶二百四十四萬二百五十四，其鳳翔、鄜坊、邠甯、振武、泾原、銀夏、靈鹽、河東、易定、魏博、鎮冀、範陽、滄景、淮西、淄青十五道凡七十一州，不申戶口。
每歲賦入倚辦止于浙江東西、宣歙、淮南、江西、鄂嶽、福建、湖南等八道，合四十九州，一百四十四萬戶。
比量天寶供稅之戶則四分有一，天下兵戎仰給縣官者八十三萬餘人，比量天寶士馬，則三分加一，率以兩戶資一兵，其他水旱所損，征科發斂又在常役
總而言之，據可信之材料，依常識之判斷，李唐先世若非趙郡李氏之“破落戶”，即是趙郡李氏之“假冒牌”。
至于有唐一代之官書，其紀述皇室淵源間亦保存原來真實之事迹，但其大部盡屬後人諱飾誇誕之語，治史者自不應漫無辨别，遽爾全部信從也。
又《魏書》九九《私署涼王李暠傳》本不載重耳南奔始末，傳世之《十六國春秋纂錄》六《西涼錄》亦無其事。
而湯球之《十六國春秋輯補》轉取唐修《晉書》之《涼武昭王傳》添此一段蛇足（見湯書叙例），殊為無議。
今敦煌本之《十六國春秋》殘卷惜未得見，不知與此有關否？至于僞本《十六國春秋》載重耳事采自唐修《晉書》更不足辨論矣。
複次，《周書》四《明帝紀》（《北史》九《明帝紀》同）雲： 二年三月庚申诏曰：“三十六國九十九姓，自魏氏南徙，鹹稱河南之民。
今周室既都關中，宜改稱京兆人。
” 《隋書》三三《經籍志》史部譜序篇序雲： 後魏遷洛，有八氏十姓，鹹出帝族；又有三十六族，則諸國之從魏者，九十二（九？）姓世為部落大人者，并為河南洛陽人。
其中國士人則第其門閥，有四海大姓、郡姓、州姓、縣姓；及周太祖入關，諸姓子孫有功者，并令為其宗長，仍撰譜錄，紀其所承，又以關内諸州為其本望。
據上引史文，嚴格解釋，則《隋志》之文自“後魏遷洛”至“并為河南洛陽人”止一節，專指胡人而言，其本末見于《魏書》一一三《官氏志》等即魏孝文帝改胡姓為漢姓之事也。
《周書》《北史》周明帝二年（公元558年）三月庚申诏書亦指胡人而言，明帝二年在魏孝武帝入關之年（公元534年）後二十四年，在西魏恭帝元年（公元554年）改有功諸将姓為胡姓（事見《周書》二《文帝紀》下、《北史》九《周本紀》上）後亦四年，故從入關之遷洛諸胡族其改京兆郡望當在有功諸漢将改關内郡望之後也。
又《隋志》之文自“其中國士人”至“又以關内諸州為其本望”止一節，實專指漢人而言。
然則李唐之稱西涼嫡裔，即所謂“并令為其宗長，仍撰譜牒，紀其所承”，其改趙郡郡望為隴西郡望，即所謂“又以關内諸州為其本望”，豈非寅恪之假說得此史文而益證實耶？所不解者，昔人于此何以未嘗留意？抑别有其他較勝之說耶？此則深願求教于博識通人也。
複次，《唐會要》三皇後條（開元十三年光業寺碑文及巴黎圖書館藏敦煌寫本伯希和号第二五〇四唐代祖宗忌日表等均同）雲： 宣皇帝（熙）皇後張氏。
光皇帝（天賜）皇後賈氏。
景皇帝（虎）皇後梁氏。
元皇帝（昞）皇後獨孤氏。
據此，張、賈皆是漢姓，其為漢族，當無可疑。
梁氏如梁禦之例，雖有出自胡族之嫌疑（見《周書》一九、《北史》五九《梁禦傳》，又《魏書》一一三《官氏志》雲：“拔列氏後改為梁氏。
”），但梁氏本為漢姓，大部分皆是漢族，未可以其中有極少數出自胡族之故，遽概括推定凡以梁為氏者皆屬胡族也。
故李虎妻梁氏在未能确切證明其氏族所出以前，仍目之為漢族，似較妥慎。
然則李唐血統其初本是華夏，其與胡夷混雜，乃一較晚之事實也。
茲依據上述資料，做一李唐皇室血統世系表，起自李熙，迄于世民，以備參考。
至李重耳則疑本無其人，或是李初古拔之化身，故不列入，以示阙疑之意。
凡女統确知為漢族者，标以符号；确知為胡族者，标以﹏﹏符号；雖有胡族嫌疑，但在未發見确證，仍可認為漢族者，則标以﹍﹍符号。
茲依據上引資料及其解釋，再将李唐世系先後改易之曆程及胡漢文化問題加以說明。
此世系改易之曆程，實不限于李唐皇室一族，凡多數北朝、隋唐統治階級之家，亦莫不如是，斯實中國中古史上一大問題，亦史學中千載待發而未發之覆也。
自鮮卑拓拔部落侵入中國統治北部之後，即開始施行漢化政策，如解散部落同于編戶之類（見《北史》八〇、《魏書》八三上《外戚傳·賀讷傳》，《北史》九八、《魏書》一〇三《高車傳》及《魏書》一一三《官氏志》等），其尤顯著之例也。
此漢化政策其子孫遵行不替，及魏孝文帝遷都洛陽，其漢化程度更為增高，至宣武、孝明之世，則已達頂點，而逐漸腐化矣。
然同時邊塞六鎮之鮮卑及胡化之漢族，則仍保留其本來之胡化，而不為洛都漢化之所浸染。
故中央政權所在之洛陽其漢化愈深，則邊塞六鎮胡化民族對于漢化之反動亦愈甚，卒釀成六鎮之叛亂，爾朱部落乘機而起。
至武泰元年（公元528年）四月十三日河陰之大屠殺，遂為胡人及胡化民族反對漢化之公開表示，亦中古史劃分時期之重要事變也。
六鎮鮮卑及胡化漢族既保持胡部特性，而不漸染漢化，則為一善戰之民族，自不待言。
此民族以饑馑及虐政之故激成叛亂，南向遷徙，其大部分輾轉移入高歡統治之下（見《北齊書》一《神武紀》上、《北史》六《齊本紀》上、《隋書》二四《食貨志》）。
故歡之武力遂無敵于中原，終借此以成其霸業。
其他之小部分，由賀拔嶽、宇文泰率領西徙，割據關隴，亦能抗衡高氏，分得中國西北部之地，成一北朝東西并峙之局，此治史者所習知也。
然宇文氏隻分有少數之六鎮民族，複局促于關隴一隅之地，終能并吞分有多數六鎮民族及雄據山東富饒區域之高齊，其故自非僅由一二君主之賢愚及諸臣材不材之所緻，蓋必别有一全部系統之政策，為此東西并立之二帝國即周、齊兩朝勝敗興亡決定之主因，可以斷言也。
關中本位政策 宇文泰率領少數西遷之胡人及胡化漢族割據關隴一隅之地，欲與财富兵強之山東高氏及神州正朔所在之江左蕭氏共成一鼎峙之局，而其物質及精神二者力量之憑借，俱遠不如其東南二敵，故必别覓一途徑，融合其所割據關隴區域内之鮮卑六鎮民族，及其他胡漢土著之人為一不可分離之集團，匪獨物質上應處同一利害之環境，即精神上亦必具同出一淵源之信仰，同受一文化之薰習，始能内安反側，外禦強鄰。
而精神文化方面尤為融合複雜民族之要道。
在此以前，秦苻堅、魏孝文皆知此意者，但秦、魏俱欲以魏、晉以來之漢化籠罩全部複雜民族，故不得不亟于南侵，非取得神州文化正統所在之江東而代之不可，其事既不能成，僅餘一宇文泰之新途徑而已。
此新途徑即就其割據之土依附古昔，稱為漢化發源之地（魏孝文之遷都洛陽，意亦如此，唯不及宇文泰之徹底，故仍不忘南侵也），不複以山東江左為漢化之中心也，其詳具于拙著《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茲不贅論。
此宇文泰之新途徑今姑假名之為“關中本位政策”，即凡屬于兵制之府兵制及屬于官制之周官皆是其事。
其改易随賀拔嶽等西遷有功漢将之山東郡望為關内郡望，别撰譜牒，紀其所承（見前引《隋書》三三《經籍志》譜序篇序），又以諸将功高者繼塞外鮮卑部落之後（見《周書》二《文帝紀》下及《北史》九《周本紀》上西魏恭帝元年條等），亦是施行“關中本位政策”之例證，如欲解決李唐氏族問題當于此中求之也。
概括言之，宇文泰改易氏族之舉，可分先後二階段：第一階段則改易西遷關隴漢人中之山東郡望為關内郡望，以斷絕其鄉土之思（初止改易漢人之山東郡望，其改易胡人之河南郡望為京兆郡望，則恐尚在其後，見前引《周書》四《明帝紀》及《北史》九《周本紀》上明帝二年三月庚申诏書），并附會其家世與六鎮有關，即李熙留家武川之例，以鞏固其六鎮團體之情感。
此階段當在西魏恭帝元年（公元554年）複魏孝文帝所改鮮卑人之胡姓及賜諸漢将有功者以胡姓之前，凡李唐改其趙郡郡望為隴西，僞托西涼李暠之嫡裔及稱家于武川等，均是此階段中所為也。
第二階段即西魏恭帝元年诏以諸将之有功者繼承鮮卑三十六大部落及九十九小部落之後，凡改胡姓諸将所統之兵卒亦從其主将之胡姓，徑取鮮卑部落之制以治軍，此即府兵制初期之主旨（詳見拙著《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兵制章，茲不贅論）。
李唐之得賜姓大野，即在此階段中所為也。
至周末隋文帝專周政，于大象二年（公元580年）十二月癸亥回改胡姓複為漢姓，其結果隻做到回複宇文氏第二階段之所改，而多數氏族仍停留于第一階段之中，此李唐所以雖去大野之胡姓，但仍稱隴西郡望及冒托西涼嫡裔也。
職是之故，北朝、隋唐史料中諸人之籍貫往往紛歧，如與李唐先世同列八大柱國之李弼一族，《周書》一五《李弼傳》、《舊唐書》五三《李密傳》（密為弼之曾孫）、一三〇《李泌傳》（泌為弼之六代孫），及《新唐書》七二上《宰相世系表》俱以為遼東襄平人，而《北史》六〇《李弼及曾孫密傳》、《文苑英華》九四八魏征撰李密墓志銘則以為隴西成紀人。
蓋公私著述叙及籍貫或僅據回複至第一階段立言，或徑依本來未改者為說，斯其所以彼此差異也。
但隋唐兩朝繼承宇文氏之遺業，仍舊施行“關中本位政策”，其統治階級自不改其歧視山東人之觀念（見《舊唐書》七八、《新唐書》一〇四《張行成傳》）。
故隋唐皇室亦依舊自稱弘農楊震、隴西李暠之嫡裔，僞冒相傳，迄于今日，治史者竟無一不為其所欺，誠可歎也（據《新唐書》七一下《宰相世系表》楊氏條，隋皇室自稱為弘農楊震長子牧之後。
此即《隋書·經籍志》所謂“令為其宗長，仍撰譜牒，紀其所承，又以關内諸州為其本望”者。
以非本篇範圍，故不詳論，讀者可以依據有關史料類推也）。
複次，漢人與胡人之分别，在北朝時代文化較血統尤為重要。
凡漢化之人即目為漢人，胡化之人即目為胡人，其血統如何，在所不論。
茲舉二例以證明之： 《北齊書》二四《杜弼傳》（《北史》五五《杜弼傳》同）雲： 顯祖（高洋）嘗問弼雲：“治國當用何人？”對曰：“鮮卑車馬客，會須用中國人。
”顯祖以為譏己。
夫高齊無論其母系血統屬于何種，但其自稱及同時之人均以為其家世出自渤海蓨縣，固當日華夏之高門也。
至于其所漸染者則為胡化，而非漢化。
杜弼斥鮮卑，而高洋以為譏己，是漢人之受胡化者，即自命為胡人也。
又《北史》二八《源賀傳》（參考《魏書》四一《源賀傳》、《北齊書》五〇《恩幸傳·高阿那肱傳》，至《隋書》六六《源師傳》删去“漢兒”二字，殊失當時語意矣）略雲： 源賀，西平樂都人，私署河西王秃發傉檀之子也。
傉檀為乞伏熾盤所滅，賀自樂都奔魏，太武素聞其名，謂曰：“卿與朕同源，因事分姓，今可為源氏。
”（寅恪按：鮮卑秃發部即拓跋部，一語異譯，故拓拔焘謂之同源也。
） 〔玄孫〕師仕齊為尚書左外兵郎中，又攝祠部。
後屬孟夏，以龍見請雩。
時高阿那肱為錄尚書事，謂為真龍出見，大驚喜，問龍所在，雲作何顔色。
師整容雲：“此是龍星初見，依禮當雩祭郊壇，非謂真龍别有所降。
”阿那肱忿然作色曰：“漢兒多事，強知星宿。
”祭事不行。
夫源師乃鮮卑秃發氏之後裔，明是胡人無疑，而高阿那肱竟目之為漢兒，此為北朝漢人、胡人之分别，不論其血統，隻視其所受之教化為漢抑為胡而定之确證，誠可謂“有教無類”矣。
又此點為治吾國中古史最要關鍵，若不明乎此，必緻無謂之糾紛。
《資治通鑒》一七一陳宣帝太建五年，亦紀此事，胡注雲： 諸源本出于鮮卑秃發，高氏生長于鮮卑，自命為鮮卑，未嘗以為諱，鮮卑遂自謂貴種，率謂華人為漢兒，率侮诟之。
諸源世仕魏朝貴顯，習知典禮，遂有雩祭之請，冀以取重，乃以取诟。
《通鑒》詳書之，又一慨也。
梅磵之說固是，又其言别有所感，然于北朝漢胡種族文化之問題似猶不免未達一間也。
李唐皇室者唐代三百年統治之中心也，自高祖、太宗創業至高宗統禦之前期，其将相文武大臣大抵承西魏、北周及隋以來世業，即宇文泰“關中本位政策”下所結集團體之後裔也。
自武曌主持中央政權之後，逐漸破壞傳統之“關中本位政策”，以遂其創業垂統之野心。
故“關中本位政策”最主要之府兵制，即于此時開始崩潰，而社會階級亦在此際起一升降之變動。
蓋進士之科雖創于隋代，然當日人民緻身通顯之途徑并不必由此。
及武後柄政，大崇文章之選，破格用人，于是進士之科為全國幹進者競趨之鹄的。
當時山東、江左人民之中，有雖工于為文，但以不預關中團體之故，緻遭屏抑者，亦因此政治變革之際會，得以上升朝列，而西魏、北周、楊隋及唐初将相舊家之政權尊位遂不得不為此新興階級所攘奪替代。
故武周之代李唐，不僅為政治之變遷，實亦社會之革命。
若依此義言，則武周之代李唐較李唐之代楊隋其關系人群之演變，尤為重大也。
武周統治時期不久，旋複為唐，然其開始改變“關中本位政策”之趨勢，仍繼續進行。
迄至唐玄宗之世，遂完全破壞無遺。
而天寶安史亂後又别産生一新世局，與前此迥異矣。
夫“關中本位政策”既不能維持，則統治之社會階級亦必有變遷。
此變遷可分中央及藩鎮兩方叙述。
其所以須有此空間之區别者，因唐代自安史亂後，名義上雖或保持其一統之外貌，實際上則中央政府與一部分之地方藩鎮，已截然劃為二不同之區域，非僅政治軍事不能統一，即社會文化亦完全成為互不關涉之集團，其統治階級氏族之不同類更無待言矣。
蓋安史之霸業雖俱失敗，而其部将及所統之民衆依舊保持其勢力，與中央政府相抗，以迄于唐室之滅亡，約經一百五十年之久，雖号稱一朝，實成為二國。
史家述此，不得不分之為二，其理由甚明也。
又《舊唐書》一四《憲宗紀》上（參考《通鑒》二三七元和二年此條胡注及《唐會要》六三《修撰》條）雲： 元和二年十二月己卯，史官李吉甫撰《元和國計簿》，總計天下方鎮凡四十八，管州府二百九十五，縣一千四百五十三，戶二百四十四萬二百五十四，其鳳翔、鄜坊、邠甯、振武、泾原、銀夏、靈鹽、河東、易定、魏博、鎮冀、範陽、滄景、淮西、淄青十五道凡七十一州，不申戶口。
每歲賦入倚辦止于浙江東西、宣歙、淮南、江西、鄂嶽、福建、湖南等八道，合四十九州，一百四十四萬戶。
比量天寶供稅之戶則四分有一，天下兵戎仰給縣官者八十三萬餘人，比量天寶士馬，則三分加一，率以兩戶資一兵，其他水旱所損，征科發斂又在常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