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雷海宗講魏、晉、南北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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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對立的二百餘年間,大緻南朝比較衰弱,有時甚至遭北朝的輕視嘲笑。

    劉宋雖有所謂的“元嘉北伐”,不過換得了“倉皇北顧”的結果。

    梁武帝妄想借侯景之力收複失地,更是被侯景困死。

    北朝除稱南朝為“島夷”外,由于北朝兵力比南朝強大,因此北朝諸政權的皇帝都沒有将南朝放在眼裡。

     北朝的勁敵卻在遠北的塞外。

    現在北朝反成了中國文化的保護者,抵抗外邊的北族不使内侵。

    經過漢以後外族的陸續南徙與西晉以下的大批南闖,長城必已破爛不堪。

    長此以往,中原必将循環不已地受新外族的蹂躏,最後的結果甚至可使中原完全野蠻化。

    為使中原安定,容已經進來的外族一個休息與漢化的機會,北朝非重修長城不可。

    北魏初期,大軍南下作戰時,柔然的騎兵經常侵入北魏境内。

    為防備柔然等北方民族的入侵,太平真君七年(公元446年)六月北魏太武帝拓跋焘調發司、幽、定、冀四州十萬人在東起上谷(今北京延慶),西至今山西河曲一帶大規模修築邊防工程,後在北方邊界成立六大邊防軍鎮,史稱“六鎮”。

     在二百年的南北消長中,南朝的領土大緻日漸縮小。

    時機成熟之後,北朝把南朝吞并,天下又歸一統。

     新宗教之醞釀與成熟 新宗教之醞釀 南北朝二百餘年間是佛教漸漸醞釀成為中國的新宗教的時期。

    西僧開始有系統地介紹佛經,中國僧人也開始遠往印度去研究佛理,并大批地運回佛經。

     來自西域的鸠摩羅什是當時聞名遐迩的高僧,影響很大。

    他譯出約三百卷佛經,“辭義通明,至今沙門共所祖習”(《魏書·釋老志》)。

    法顯是中國僧人西行的代表。

    後秦時,法顯從長安出發,經敦煌,渡流沙,逾蔥嶺,長途跋涉,終于到達天竺。

    他克服種種困難,學習梵語梵文,抄寫佛教經律,又到師子國(今斯裡蘭卡)求經。

    曆時十五年,他才從海路回到祖國,譯出所獲經典百餘萬言,并且把自己的見聞寫成《佛國記》一書。

     中印文化交流最盛的時期,除佛教之外,各種所謂外道也間或流傳到中國。

     佛教地位日高,因而時常與政治勢力發生沖突。

    但政治的勢力并不能阻止佛教的發展,釋子中也不乏不顧性命而護法的人。

     辯教 在佛教發展的過程中,總有一個鬼影緊緊随着它,這就是道教。

    道教對佛教一方面模仿,一方面攻擊,它自己始終沒有一個真正獨立的靈魂。

     這個怪現象可說是中國對外來文化勢力所起的一種自然反應。

    佛教當初勢力微弱,中國的态度幾乎完全是放任的。

    但到南北朝時佛教已發展到一個不可侮的程度,至此傳統文化方才感到威脅,因而開始反攻。

    反攻最厲的就是道家,同時自王充以後大盛的懷疑主義與自然主義也加入排外的陣營。

     生活在魏晉時期的楊泉用他的元氣說去解釋人的形神關系,他說:“人含氣而生,精盡而死。

    死猶澌也,滅也。

    譬如火焉,薪盡而火滅,則無光矣。

    故滅火之餘無遺炎矣,人死之後無餘魂矣。

    ”劉宋時,範晔也認為死者神滅,天下絕無佛鬼。

    數學家何承天針對宗炳所寫的,指出“生必有死,形斃神散,猶春榮秋落,四時代換,奚有于更受形哉?”(《弘明集》卷四) 中國傳統文化的勢力在江南較大,因而這種沖突也比較熱烈;但在北朝也有相當的接觸。

     佛教對一切的攻擊都針鋒相對地抗戰,并且到南北朝末年可說已得了最後的勝利。

     佛教之成熟 南北朝時中國對佛教已超過模仿盲從的階段,少數人已能自悟新理,創造中國本位的佛教。

    如慧遠傳布佛教宣揚佛法,他的思想就和玄學家“以無為本”的思想是接近的。

    慧遠早年曾研究過儒學和老莊玄學。

    他在廬山講過儒家的經典。

    他講《喪服經》,也講《詩經》。

    他在講《般若經》時,為了使聽衆容易聽懂并接受,常引用《莊子》的話來作說明,使聽衆曉然。

    慧遠講儒家經典,用玄學比附佛經,解釋佛教教義,使得佛教在上層知識界得以廣泛傳布。

    南北朝末年天台宗的成立與《大乘起信論》的産生可以象征這種新宗教的完全成熟。

     注釋 [1]河南中平,即今河南中牟縣。

    &mdash&mdash編者注 [2]茌平縣,今山東聊城市荏平區。

    &mdash&mdash編者注 [3]鄲城,今屬河南周口市,位于豫皖兩省交界處。

    &mdash&mdash編者注 [4]根據上下文,“漢人”似更符文意。

    &mdash&mdash編者注 [5]應為公元386年。

    &mdash&mdash編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