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張蔭麟論秦、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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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圍壽春，又誘降楚舒城守将，使以舒屠六。
十二月，項羽至垓下（今安徽靈璧縣東南），兵少食盡，漢軍圍之數重。
項羽率八百餘騎潰圍而出，所當辟易：到了長江西岸的烏江（今安徽和縣東北烏江浦）隻剩下二十六騎。
烏江渡口單擺着一隻小船。
烏江亭長請他立即下渡。
說道：“江東雖小，也有幾千裡地，幾十萬人；現在隻有這一隻船，漢兵即使追來，也無法飛渡。
”項羽說：“我當初領江東子弟八千，渡江西去，如今無一人歸還，即使江東父老憐恤我，奉我為王，我也有何面目再見他們？他們即使不說話，難道我不問心有愧？”于是把所乘的骓馬賞給了亭長，令他先走。
自與從人步行，持短兵接戰。
他連接殺了幾百人，身上受了十幾傷，然後拔劍自刎。
五年正月，漢王立韓信為楚王，領淮北，都下邳；立彭越為梁王，領魏地，都定陶。
随後，諸侯向漢王上了一封獻進書如下： 楚王韓信，韓王信，淮南王英布，梁王彭越，故衡山王吳芮（項羽所立，旋廢之），趙王張敖（漢立張耳為趙王，先是已死，其子敖嗣），燕王臧荼昧死再拜言：大王陛下，先時秦為無道，天下誅之，大王先得秦王，定關中，于天下功最多。
存亡定危，救敗繼絕，以安萬民，功盛德厚，又加惠于諸侯王，有功者使得立社稷。
地分已定，而位号比拟無上下之分，大王功德之著于後世不宣。
昧死再拜上皇帝尊号。
劉季經過一番遜讓之後，于二月即皇帝位于定陶附近的汜水之北。
是月封吳芮為長沙王，領長沙、象郡、桂林、南海四郡；又封故粵王無諸（秦所廢，後從諸侯伐秦）為閩粵王，領閩中地。
初定都洛陽，五月遷都于長安。
劉季做了七年皇帝（前202&mdash前195）而死，廟号太祖高皇帝（《廣陽雜記》卷二：“考得高祖起沛年四十八，崩時年六十三。
”不知何據）。
純郡縣制的重建 劉邦即帝位之初，除封了七個異姓的“諸侯王”外，又陸續封了一百三十多個功臣為“列侯”，漢朝的封君，主要的就是這諸侯王和列侯兩級。
在漢初，這兩級的差異是很大的。
第一，王國的境土“多者百餘城，少者乃三四十縣”；這七個王國合起來就占了“天下”的一大半。
但侯國卻很少有大過一縣的。
劉邦序次功臣，以蕭何為首，而蕭何初受封為酂侯時，隻食邑八千戶；後來劉邦想起從前徭役鹹陽時，蕭何多送了二百錢的赆，又加封給他二千戶；後來蕭何做到相國，又加封五千戶；合共才一萬五千戶。
終漢之世，也絕少有超過四萬戶的列侯。
第二，諸侯王除享受本國的租稅和徭役外，又握着本國政權的大部分。
王國的官制是和中央一樣的。
漢代的官制大抵抄襲秦朝。
中央有丞相，王國也有之；中央有禦史大夫，王國也有之；中央有太尉，王國則有中尉。
王國的官吏，除丞相外，皆由諸侯王任免。
但列侯在本“國”，隻享受額定若幹戶的租稅和徭役（譬如某列侯食五千戶，而該國的民戶超過此數，則餘戶的租稅仍歸中央），并沒有統治權。
他們有的住長安，有的在别處做官，多不在本國。
侯國的“相”實際是中央所派地方官，和非封區裡的縣令或縣長相等（漢制萬戶以上的縣置令，萬戶以下的縣置長）。
他替列侯征收租稅，卻不臣屬于列侯。
在封君當中，朝廷所須防備的隻有諸侯王，列侯在政治上是無足輕重的。
最初，諸侯王都是異姓的。
異姓諸侯王的存在，并非劉邦所甘願。
不過他們在新朝成立之前都早已據地為王。
假如劉邦滅項之後，不肯承認他們既得的地位，他們在自危之下，聯合起來，和劉邦對抗，劉邦能否做得成皇帝，還未可知。
所以當劉邦向群臣詢問自己所以成功的原因，就有人答道： 陛下慢而侮人，項羽仁而愛人。
然陛下使人攻城略地，所降下者，因以予之，與天下同利也。
項羽妒賢嫉能，有功者害之，賢者疑之，戰勝而不予人功，得地而不予人利，此所以失天下也。
不過劉邦在未做皇帝之前，固能“與天下同利”；做了皇帝之後，就不然了。
他在帝位未坐穩之前，不能把殘餘的割據勢力一網打盡；在帝位既坐穩之後，卻可以把他們各個擊破。
他最初所封諸王，除了僅有衆二萬五千戶的長沙王外，後來都被他解決了。
假如劉邦有意重振前朝的純郡縣制度，他很可以把異姓諸侯王的國土陸續收歸中央。
此時純郡縣制度恢複的主要障礙似乎隻是心理的。
秦行純郡縣制十五年而亡，周行“封建”享祀八百，這個當頭的曆史教訓，使得劉邦和他的謀臣認“封建”制為天經地義。
異姓的“諸侯王”逐漸為劉邦的兄弟子侄所替代，到後來，他立誓：“非劉氏而王者天下共擊之。
”不過漢初的“封建”制和周代的“封建”制，名目雖同，實則大異。
在周代，邦畿和藩國都包涵着無數政長而兼地主的小封君；但在漢初，邦畿和藩國已郡縣化了。
而且後來朝廷對藩國的控制也嚴得多：藩國的兵符掌在朝廷所派的丞相手，諸王侯非得他的同意不能發兵。
在高帝看來，清一色的劉家天下比之宗室和異姓雜封的周朝，應當穩固得多了。
但事實卻不然。
他死後不到二十年，中央對諸侯王國的駕馭，已成為問題。
文帝初即位的六年間，濟北王和淮南王先後叛變，雖然他們旋即被滅，但擁有五十餘城的吳王濞又露出不臣的形迹。
他收容中央和别國的逃犯，用為爪牙；又倚恃自己镕山為錢、煮海為鹽的富力，把國内的賦稅免掉，以收買人心。
适值吳太子入朝，和皇太子（即後日的景帝）賭博，争吵起來，給皇太子當場用博局格殺了。
從此吳王濞稱病不朝，一面加緊地“積金錢，修兵革，聚谷食”。
文帝六年，聰明蓋世的洛陽少年賈誼（時為梁王太傅）上了有名的《治安策》，認為時事有“可為痛哭者一，可為流涕者一（今本作可為流涕者二，據夏炘《賈誼政事疏考補》改），可為長太息者六。
”其“可為痛哭者一”便是諸侯王的強大難制。
他比喻道：“天下之勢，方病大瘇，一胫之大幾如腰，一指之大幾如股。
”他開的醫方是“衆建諸侯而少其力”，那就是說，分諸侯王的土地，以封他們的兄弟或子孫，這一來諸侯王的數目增多，勢力卻減少。
後來文帝分齊國為六，淮南國為三，就是這政策一部分的實現。
齊和淮南被分之前，颍川人晁錯提出了一個更強硬的辦法，就是把諸侯王土地的大部分削歸中央。
這個提議，寬仁的文帝沒有理會，但他的兒子景帝繼位後，便立即采用了。
臨到削及吳國，吳王濞便勾結膠東、膠西、濟南、菑川（四國皆從齊分出）、楚、趙等，和吳共七國，舉兵作反。
這一反卻是漢朝政制的大轉機。
中央軍在三個月内把亂事平定。
景帝乘着戰勝的餘威，把藩國一切官吏的任免權收歸朝廷，同時把藩國的官吏大加裁減，把它的丞相改名為相。
經過這次的改革後，諸侯王名雖封君，實為食祿的閑員；藩國雖名封區，實則中央直轄的郡縣了。
往後二千餘年中，所行的“封建制”多是如此。
景帝死，武帝繼位，更雙管齊下地去強幹弱枝。
他把賈誼的分化政策，極力推行。
從此諸侯王剩餘的經濟特權也大大減縮，他們的食邑最多不過十餘城，下至蕞爾的侯國，武帝也不肯放過，每借微罪把它們廢掉。
漢制，皇帝以八月在宗廟舉行大祭，叫作“飲酎”，屆時王侯要獻金助祭，叫作“酎金”。
武帝一朝，列侯因為酎金成色惡劣或斤兩不夠而失去爵位的，就有一百多人。
景、武之際是漢代統治權集中到極的時期，也是國家的富力發展到極的時期。
秦代十五年間空前的工役和遠征已弄到民窮财盡。
接着八年的苦戰（光算楚漢之争，就有“大戰七十，小戰四十”），好比在羸瘵的身上更加剜戕。
這還不夠。
高帝還定三秦的次年，關中鬧了一場大饑荒，人民相食，死去大半。
及至天下平定，回顧從前的名都大邑，多已半付蒿萊。
它們的戶口往往什去七八。
高帝即位後二年，行過曲逆，登城眺望，極贊這縣的壯偉，以為在所曆的都邑中，隻有洛陽可與相比，但一問戶數，則秦時本有三萬，亂後隻餘五千。
這時不獨一般人民無蓄積可言，連将相有的也得坐牛車，皇帝也無力置備純一色的驷馬。
好在此後六七十年間，國家大部分享着不斷的和平，而當權的又大都是“黃老”的信徒，守着省事息民的政策。
經這長期的培養，社會又從蘇複而趨于繁榮。
當武帝即位的初年，據同時史家司馬遷的觀察，“非遇水旱之災，民則人給家足。
都鄙廪庾皆滿，而府庫餘貨财。
京師之錢累巨萬，貫朽而不可校（計算）。
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于外，至腐敗不可食。
衆庶街巷有馬，阡陌之間〔馬聚〕成群”。
政權集中，内患完全消滅；民力綽裕，财政又不成問題，這正是大有為之時。
恰好武帝是個大有為之主。
武帝的新經濟政策 武帝的開拓事業，論範圍，論時間，都比秦始皇的加倍；費用自然也加倍。
軍需和邊事有關的種種工程費，募民實邊費（徙民衣食仰給縣官數年，政府假與産業），犒賞和給養降胡費，使節所攜和來朝蠻夷所受的遺賂&mdash&mdash這些不用說了。
光是在元朔五、六年（前124&mdash前123）間對匈奴的兩次勝利，“斬捕首虜”的酬賞就用去黃金二十餘萬斤。
武帝又厲行水利的建設，先後在關中鑿渠六系：其中重要的是從長安引渭水傍南山下至黃河，長三百餘裡的運渠；為鄭國渠支派的“六輔渠”和連接泾渭長二百餘裡的白公渠。
又嘗鑿渠通褒水和斜水，長五百餘裡，以聯絡關中和漢中；可惜渠成而水多湍石，不能供漕運之用。
這些和其他不可勝述的水利工程，又是财政上一大例外的支出。
加以武帝笃信幽冥，有神必祭，大禮盛典，幾無虛歲。
又學始皇，喜出外巡行，卻比始皇使用更豪爽。
元封元年第一次出巡，并登封泰山，所過賞賜，就用去帛百餘萬匹，錢以“巨萬”計。
可是武帝時代的人民，除商賈外，并不曾感覺賦稅負擔的重增。
這真仿佛是一件奇迹。
漢朝的賦稅是例外地輕的，在武帝以前隻有四項。
一是田租：自景帝以後确定為三十稅一。
二是算賦和口賦：每人從十五歲至五十六歲年納百二十錢，商人與奴婢加倍，這叫作算賦；每人從三歲至十四歲的，年納二十錢，這叫作口賦。
三是郡國收來貢給皇帝的獻費：每人年納六十三錢。
四是市租：專為工商人而設的。
這些賦稅當中，隻有口賦武帝加增了三錢，其餘的他不曾加增過分文。
此外他隻添了兩種新稅，一是舟車稅：民有的轺（小車）車納一算（百二十錢），商人加倍；船五丈以上一算。
二是工商的貨物稅：商家的貨品，抽價值的百分之六（缗錢二千而一算），工業的出品減半，這叫作“算缗錢”（貨物的價值聽納稅者自己報告，報不實或匿不報的，罰戍邊一年，财産沒收，告發的賞給沒收财産的一半，這叫作“告缗”）。
無論當時悭吝的商人怎樣叫苦連天（據說當時中産以上的商人大抵因“告缗”破家），這兩種新稅總不能算什麼“橫征暴斂”。
那麼武帝開邊的巨費大部分從何而出呢？除了增稅，除了鬻爵（民買爵可以免役除罪，武帝前已然。
武帝更設“武功爵”，買至五級的可以補官），除了募民入财為“郎”，入奴婢免役，除了沒收違犯新稅法的商人的财産（據說政府因“告缗”所得，财産以億計，奴婢以萬計；田，大縣數百頃，小縣百多頃，宅亦如之）外，武帝的生财大道有二：新貨币政策的施行和國營工商業的創立。
（1）武帝最初的貨币政策，是發行成本低而定價高的新币。
以白鹿皮方尺，邊加繪繡，為皮币，當四十萬錢，限王侯宗室朝觐聘享必須用作禮物。
又創鑄銀錫合金的貨币大小凡三種：龍文，圖形，重八兩三的當三千；馬文，方形的當五百；龜文，橢圓形的當三百。
又把錢改輕，令縣官镕銷“半兩錢”，更鑄“三铢錢”；後因三铢錢輕小易假，令更鑄“五铢錢”。
又由中央發行一種“赤仄錢”（赤銅做邊的），以一當五，限賦稅非赤仄錢不收。
但銀币和赤仄錢，因為抵折太甚，終于廢棄。
而其他的錢币，因為盜鑄者衆，量增價賤。
于是武帝實行币制的徹底改革。
一方面集中貨币發行權，禁各地方政府鑄錢；一方面統一法币，由中央另鑄新錢，把從前各地方所造質量參差的舊錢收回镕銷。
因為新錢的質量均高，小規模的盜鑄無利可圖，盜鑄之風亦息。
漢朝的币制到這時才達到健全的地步。
集中貨币發行權和統一法币的主張是賈誼首先提出的。
（2）武帝一朝所創的國家企業可分為兩類：一、國營專利的實業；二、國營非專利的商業。
國營專利的實業，包括鹽鐵和酒。
酒的專利辦法是由政府開店制造出售，這叫作“榷酤”。
鹽的專利辦法是由“鹽官”備“牢盆”等類煮鹽器具，給鹽商使用，而抽很重的稅，同時嚴禁民間私造煮鹽器具。
鐵的專利辦法是由政府在各地設“鐵官”主辦鐵礦的采冶及鐵器的鑄造和售賣。
鹽鐵官多用舊日的鹽鐵大賈充當。
國營非專利的商業有兩種：其一是行于各地方的。
以前郡國每年對皇帝各要貢獻若幹土産。
這些貢品有的因為道路遙遠，還不夠抵償運費，有的半途壞損了。
有人給武帝出了一條妙計：讓這些貢品不要直運京師，就拿來做貨本，設官經理，運去行市最高的地方賣了，得錢歸公。
這叫作“均輸”。
其二是行于京師的。
武帝在長安設了一所可以叫作“國立貿易局”，網羅天下貨物，“賤則買，貴則賣”。
這叫作“平準”。
當時許多商人之被這貿易局打倒是可想見的。
均輸、平準和鹽鐵專利終西漢之世不變。
唯榷酤罷于武帝死後六年（公元前81年）。
是年郡國所舉的“賢良文學”議并罷鹽鐵專賣。
主持這些國營實業的桑弘羊和他們作了一次大辯論。
這辯論的記錄便是現存的《鹽鐵論》。
武帝開拓事業的四時期 武帝一朝對待外族的經過，可分為四期。
（一）第一期包括他初即位的六年（前141&mdash前136），這是承襲文、景以來保境安民政策的時期。
武帝即位，才十六歲，太皇太後窦氏掌握着朝政。
這位老太太是一個堅決的“黃老”信徒。
有她和一班持重老臣的掣肘，武帝隻得把勃勃的雄心暫時按捺下去。
當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年）閩越圍攻東瓯（今浙江東南部），武帝就對嚴助說：“太尉不足與計，吾新即位，不欲出虎符發兵郡國。
”結果，派嚴助持“節”去向會稽太守請兵，“節”并不是發兵的正式徽識，嚴助幾乎碰了釘子。
在這一期裡，漢對匈奴不但繼續和親，而且饋贈格外豐富，關市的貿易也格外起勁；可是武帝報仇雪恥的計劃早已決定了。
他派張骞去通使西域就在即位的初二年間。
（二）第二期從建元六年窦太後之死至元狩四年大将軍霍去病之兵臨瀚海，凡十六年（前135&mdash前119），這是專力排擊匈奴的時期。
窦氏之死，給漢朝曆史劃一新階段。
她所鎮抑着的幾支曆史暗流，等她死後，便一齊迸湧，構成卷括時代的新潮。
自她死後，在學術界裡，黃老退位，儒家的正統确立；政府從率舊無為變而發奮興作，從對人民消極放任變而為積極幹涉。
這些暫且按下不表。
現在要注意的是漢廷的對外政策從軟弱變而為強硬。
她死後的次年，武帝便派重兵去屯北邊；是年考試公卿薦舉“賢良”，所發的問題之一，便是“周之成、康&hellip&hellip德及鳥獸，教通四海，海外肅慎，&hellip&hellip氐、羌徕服。
&hellip&hellip嗚呼，何施而臻此欤？”次年，便向匈奴尋釁，使人詐降誘單于入塞，同時在馬邑伏兵三十萬騎，要把單于和他的主力一舉聚殲。
這陰謀沒有成功，但一場狠鬥從此開始。
晁錯的估量是不錯的。
隻要漢廷把決心立定，把力量集中，匈奴絕不是中國的敵手。
計在這一期内，漢兵凡九次出塞撻伐匈奴，前後斬虜總在十五萬人以上，隻最後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的一次，也是最猛烈的一次，就斬虜了八九萬人。
先是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匈奴左地的昆邪王慘敗于霍去病将軍之手，單于大怒，要加誅戮，他便投降漢朝，帶領去的軍士号稱十萬，實數也有四萬多。
光在人口方面，匈奴在這一期内，已受了緻命的打擊（匈奴比不得中國，中國便遭受同數目的耗折也不算一回事。
計漢初匈奴有控弦之士三十萬，後來縱有增加，在此期内壯丁的耗折總在全數一半以上）。
在土地方面，匈奴在這一期内所受的損失也同樣的大。
秦末再度淪陷于匈奴的河套一帶（當時稱為“河南”）給将軍衛青恢複了。
武帝用《詩經》中贊美周宣王征伐狁“出車彭彭，城彼朔方”的典故，把新得的河套地置為朔方郡；以厚酬召募人民十萬，移去充實它；又擴大前時蒙恬所築憑黃河為天險的邊塞。
從此畿輔才不受匈奴的威吓。
後昆邪王降漢，又獻上今甘肅西北的“走廊地帶”（中包括月氏舊地，為匈奴國中最肥美的一片地），武帝把這片地設為武威、酒泉兩郡（後來又從中分出張
十二月，項羽至垓下（今安徽靈璧縣東南），兵少食盡，漢軍圍之數重。
項羽率八百餘騎潰圍而出，所當辟易：到了長江西岸的烏江（今安徽和縣東北烏江浦）隻剩下二十六騎。
烏江渡口單擺着一隻小船。
烏江亭長請他立即下渡。
說道：“江東雖小，也有幾千裡地，幾十萬人；現在隻有這一隻船，漢兵即使追來，也無法飛渡。
”項羽說：“我當初領江東子弟八千，渡江西去，如今無一人歸還，即使江東父老憐恤我，奉我為王，我也有何面目再見他們？他們即使不說話，難道我不問心有愧？”于是把所乘的骓馬賞給了亭長，令他先走。
自與從人步行，持短兵接戰。
他連接殺了幾百人，身上受了十幾傷，然後拔劍自刎。
五年正月，漢王立韓信為楚王，領淮北，都下邳；立彭越為梁王，領魏地，都定陶。
随後，諸侯向漢王上了一封獻進書如下： 楚王韓信，韓王信，淮南王英布，梁王彭越，故衡山王吳芮（項羽所立，旋廢之），趙王張敖（漢立張耳為趙王，先是已死，其子敖嗣），燕王臧荼昧死再拜言：大王陛下，先時秦為無道，天下誅之，大王先得秦王，定關中，于天下功最多。
存亡定危，救敗繼絕，以安萬民，功盛德厚，又加惠于諸侯王，有功者使得立社稷。
地分已定，而位号比拟無上下之分，大王功德之著于後世不宣。
昧死再拜上皇帝尊号。
劉季經過一番遜讓之後，于二月即皇帝位于定陶附近的汜水之北。
是月封吳芮為長沙王，領長沙、象郡、桂林、南海四郡；又封故粵王無諸（秦所廢，後從諸侯伐秦）為閩粵王，領閩中地。
初定都洛陽，五月遷都于長安。
劉季做了七年皇帝（前202&mdash前195）而死，廟号太祖高皇帝（《廣陽雜記》卷二：“考得高祖起沛年四十八，崩時年六十三。
”不知何據）。
純郡縣制的重建 劉邦即帝位之初，除封了七個異姓的“諸侯王”外，又陸續封了一百三十多個功臣為“列侯”，漢朝的封君，主要的就是這諸侯王和列侯兩級。
在漢初，這兩級的差異是很大的。
第一，王國的境土“多者百餘城，少者乃三四十縣”；這七個王國合起來就占了“天下”的一大半。
但侯國卻很少有大過一縣的。
劉邦序次功臣，以蕭何為首，而蕭何初受封為酂侯時，隻食邑八千戶；後來劉邦想起從前徭役鹹陽時，蕭何多送了二百錢的赆，又加封給他二千戶；後來蕭何做到相國，又加封五千戶；合共才一萬五千戶。
終漢之世，也絕少有超過四萬戶的列侯。
第二，諸侯王除享受本國的租稅和徭役外，又握着本國政權的大部分。
王國的官制是和中央一樣的。
漢代的官制大抵抄襲秦朝。
中央有丞相，王國也有之；中央有禦史大夫，王國也有之；中央有太尉，王國則有中尉。
王國的官吏，除丞相外，皆由諸侯王任免。
但列侯在本“國”，隻享受額定若幹戶的租稅和徭役（譬如某列侯食五千戶，而該國的民戶超過此數，則餘戶的租稅仍歸中央），并沒有統治權。
他們有的住長安，有的在别處做官，多不在本國。
侯國的“相”實際是中央所派地方官，和非封區裡的縣令或縣長相等（漢制萬戶以上的縣置令，萬戶以下的縣置長）。
他替列侯征收租稅，卻不臣屬于列侯。
在封君當中，朝廷所須防備的隻有諸侯王，列侯在政治上是無足輕重的。
最初，諸侯王都是異姓的。
異姓諸侯王的存在，并非劉邦所甘願。
不過他們在新朝成立之前都早已據地為王。
假如劉邦滅項之後，不肯承認他們既得的地位，他們在自危之下，聯合起來，和劉邦對抗，劉邦能否做得成皇帝，還未可知。
所以當劉邦向群臣詢問自己所以成功的原因，就有人答道： 陛下慢而侮人，項羽仁而愛人。
然陛下使人攻城略地，所降下者，因以予之，與天下同利也。
項羽妒賢嫉能，有功者害之，賢者疑之，戰勝而不予人功，得地而不予人利，此所以失天下也。
不過劉邦在未做皇帝之前，固能“與天下同利”；做了皇帝之後，就不然了。
他在帝位未坐穩之前，不能把殘餘的割據勢力一網打盡；在帝位既坐穩之後，卻可以把他們各個擊破。
他最初所封諸王，除了僅有衆二萬五千戶的長沙王外，後來都被他解決了。
假如劉邦有意重振前朝的純郡縣制度，他很可以把異姓諸侯王的國土陸續收歸中央。
此時純郡縣制度恢複的主要障礙似乎隻是心理的。
秦行純郡縣制十五年而亡，周行“封建”享祀八百，這個當頭的曆史教訓，使得劉邦和他的謀臣認“封建”制為天經地義。
異姓的“諸侯王”逐漸為劉邦的兄弟子侄所替代，到後來，他立誓：“非劉氏而王者天下共擊之。
”不過漢初的“封建”制和周代的“封建”制，名目雖同，實則大異。
在周代，邦畿和藩國都包涵着無數政長而兼地主的小封君；但在漢初，邦畿和藩國已郡縣化了。
而且後來朝廷對藩國的控制也嚴得多：藩國的兵符掌在朝廷所派的丞相手，諸王侯非得他的同意不能發兵。
在高帝看來，清一色的劉家天下比之宗室和異姓雜封的周朝，應當穩固得多了。
但事實卻不然。
他死後不到二十年，中央對諸侯王國的駕馭，已成為問題。
文帝初即位的六年間，濟北王和淮南王先後叛變，雖然他們旋即被滅，但擁有五十餘城的吳王濞又露出不臣的形迹。
他收容中央和别國的逃犯，用為爪牙；又倚恃自己镕山為錢、煮海為鹽的富力，把國内的賦稅免掉，以收買人心。
适值吳太子入朝，和皇太子（即後日的景帝）賭博，争吵起來，給皇太子當場用博局格殺了。
從此吳王濞稱病不朝，一面加緊地“積金錢，修兵革，聚谷食”。
文帝六年，聰明蓋世的洛陽少年賈誼（時為梁王太傅）上了有名的《治安策》，認為時事有“可為痛哭者一，可為流涕者一（今本作可為流涕者二，據夏炘《賈誼政事疏考補》改），可為長太息者六。
”其“可為痛哭者一”便是諸侯王的強大難制。
他比喻道：“天下之勢，方病大瘇，一胫之大幾如腰，一指之大幾如股。
”他開的醫方是“衆建諸侯而少其力”，那就是說，分諸侯王的土地，以封他們的兄弟或子孫，這一來諸侯王的數目增多，勢力卻減少。
後來文帝分齊國為六，淮南國為三，就是這政策一部分的實現。
齊和淮南被分之前，颍川人晁錯提出了一個更強硬的辦法，就是把諸侯王土地的大部分削歸中央。
這個提議，寬仁的文帝沒有理會，但他的兒子景帝繼位後，便立即采用了。
臨到削及吳國，吳王濞便勾結膠東、膠西、濟南、菑川（四國皆從齊分出）、楚、趙等，和吳共七國，舉兵作反。
這一反卻是漢朝政制的大轉機。
中央軍在三個月内把亂事平定。
景帝乘着戰勝的餘威，把藩國一切官吏的任免權收歸朝廷，同時把藩國的官吏大加裁減，把它的丞相改名為相。
經過這次的改革後，諸侯王名雖封君，實為食祿的閑員；藩國雖名封區，實則中央直轄的郡縣了。
往後二千餘年中，所行的“封建制”多是如此。
景帝死，武帝繼位，更雙管齊下地去強幹弱枝。
他把賈誼的分化政策，極力推行。
從此諸侯王剩餘的經濟特權也大大減縮，他們的食邑最多不過十餘城，下至蕞爾的侯國，武帝也不肯放過，每借微罪把它們廢掉。
漢制，皇帝以八月在宗廟舉行大祭，叫作“飲酎”，屆時王侯要獻金助祭，叫作“酎金”。
武帝一朝，列侯因為酎金成色惡劣或斤兩不夠而失去爵位的，就有一百多人。
景、武之際是漢代統治權集中到極的時期，也是國家的富力發展到極的時期。
秦代十五年間空前的工役和遠征已弄到民窮财盡。
接着八年的苦戰（光算楚漢之争，就有“大戰七十，小戰四十”），好比在羸瘵的身上更加剜戕。
這還不夠。
高帝還定三秦的次年，關中鬧了一場大饑荒，人民相食，死去大半。
及至天下平定，回顧從前的名都大邑，多已半付蒿萊。
它們的戶口往往什去七八。
高帝即位後二年，行過曲逆，登城眺望，極贊這縣的壯偉，以為在所曆的都邑中，隻有洛陽可與相比，但一問戶數，則秦時本有三萬，亂後隻餘五千。
這時不獨一般人民無蓄積可言，連将相有的也得坐牛車，皇帝也無力置備純一色的驷馬。
好在此後六七十年間，國家大部分享着不斷的和平，而當權的又大都是“黃老”的信徒，守着省事息民的政策。
經這長期的培養，社會又從蘇複而趨于繁榮。
當武帝即位的初年，據同時史家司馬遷的觀察，“非遇水旱之災，民則人給家足。
都鄙廪庾皆滿，而府庫餘貨财。
京師之錢累巨萬，貫朽而不可校（計算）。
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于外，至腐敗不可食。
衆庶街巷有馬，阡陌之間〔馬聚〕成群”。
政權集中，内患完全消滅；民力綽裕，财政又不成問題，這正是大有為之時。
恰好武帝是個大有為之主。
武帝的新經濟政策 武帝的開拓事業，論範圍，論時間，都比秦始皇的加倍；費用自然也加倍。
軍需和邊事有關的種種工程費，募民實邊費（徙民衣食仰給縣官數年，政府假與産業），犒賞和給養降胡費，使節所攜和來朝蠻夷所受的遺賂&mdash&mdash這些不用說了。
光是在元朔五、六年（前124&mdash前123）間對匈奴的兩次勝利，“斬捕首虜”的酬賞就用去黃金二十餘萬斤。
武帝又厲行水利的建設，先後在關中鑿渠六系：其中重要的是從長安引渭水傍南山下至黃河，長三百餘裡的運渠；為鄭國渠支派的“六輔渠”和連接泾渭長二百餘裡的白公渠。
又嘗鑿渠通褒水和斜水，長五百餘裡，以聯絡關中和漢中；可惜渠成而水多湍石，不能供漕運之用。
這些和其他不可勝述的水利工程，又是财政上一大例外的支出。
加以武帝笃信幽冥，有神必祭，大禮盛典，幾無虛歲。
又學始皇，喜出外巡行，卻比始皇使用更豪爽。
元封元年第一次出巡，并登封泰山，所過賞賜，就用去帛百餘萬匹，錢以“巨萬”計。
可是武帝時代的人民，除商賈外，并不曾感覺賦稅負擔的重增。
這真仿佛是一件奇迹。
漢朝的賦稅是例外地輕的，在武帝以前隻有四項。
一是田租：自景帝以後确定為三十稅一。
二是算賦和口賦：每人從十五歲至五十六歲年納百二十錢，商人與奴婢加倍，這叫作算賦；每人從三歲至十四歲的，年納二十錢，這叫作口賦。
三是郡國收來貢給皇帝的獻費：每人年納六十三錢。
四是市租：專為工商人而設的。
這些賦稅當中，隻有口賦武帝加增了三錢，其餘的他不曾加增過分文。
此外他隻添了兩種新稅，一是舟車稅：民有的轺（小車）車納一算（百二十錢），商人加倍；船五丈以上一算。
二是工商的貨物稅：商家的貨品，抽價值的百分之六（缗錢二千而一算），工業的出品減半，這叫作“算缗錢”（貨物的價值聽納稅者自己報告，報不實或匿不報的，罰戍邊一年，财産沒收，告發的賞給沒收财産的一半，這叫作“告缗”）。
無論當時悭吝的商人怎樣叫苦連天（據說當時中産以上的商人大抵因“告缗”破家），這兩種新稅總不能算什麼“橫征暴斂”。
那麼武帝開邊的巨費大部分從何而出呢？除了增稅，除了鬻爵（民買爵可以免役除罪，武帝前已然。
武帝更設“武功爵”，買至五級的可以補官），除了募民入财為“郎”，入奴婢免役，除了沒收違犯新稅法的商人的财産（據說政府因“告缗”所得，财産以億計，奴婢以萬計；田，大縣數百頃，小縣百多頃，宅亦如之）外，武帝的生财大道有二：新貨币政策的施行和國營工商業的創立。
（1）武帝最初的貨币政策，是發行成本低而定價高的新币。
以白鹿皮方尺，邊加繪繡，為皮币，當四十萬錢，限王侯宗室朝觐聘享必須用作禮物。
又創鑄銀錫合金的貨币大小凡三種：龍文，圖形，重八兩三的當三千；馬文，方形的當五百；龜文，橢圓形的當三百。
又把錢改輕，令縣官镕銷“半兩錢”，更鑄“三铢錢”；後因三铢錢輕小易假，令更鑄“五铢錢”。
又由中央發行一種“赤仄錢”（赤銅做邊的），以一當五，限賦稅非赤仄錢不收。
但銀币和赤仄錢，因為抵折太甚，終于廢棄。
而其他的錢币，因為盜鑄者衆，量增價賤。
于是武帝實行币制的徹底改革。
一方面集中貨币發行權，禁各地方政府鑄錢；一方面統一法币，由中央另鑄新錢，把從前各地方所造質量參差的舊錢收回镕銷。
因為新錢的質量均高，小規模的盜鑄無利可圖，盜鑄之風亦息。
漢朝的币制到這時才達到健全的地步。
集中貨币發行權和統一法币的主張是賈誼首先提出的。
（2）武帝一朝所創的國家企業可分為兩類：一、國營專利的實業；二、國營非專利的商業。
國營專利的實業，包括鹽鐵和酒。
酒的專利辦法是由政府開店制造出售，這叫作“榷酤”。
鹽的專利辦法是由“鹽官”備“牢盆”等類煮鹽器具，給鹽商使用，而抽很重的稅，同時嚴禁民間私造煮鹽器具。
鐵的專利辦法是由政府在各地設“鐵官”主辦鐵礦的采冶及鐵器的鑄造和售賣。
鹽鐵官多用舊日的鹽鐵大賈充當。
國營非專利的商業有兩種：其一是行于各地方的。
以前郡國每年對皇帝各要貢獻若幹土産。
這些貢品有的因為道路遙遠，還不夠抵償運費，有的半途壞損了。
有人給武帝出了一條妙計：讓這些貢品不要直運京師，就拿來做貨本，設官經理，運去行市最高的地方賣了，得錢歸公。
這叫作“均輸”。
其二是行于京師的。
武帝在長安設了一所可以叫作“國立貿易局”，網羅天下貨物，“賤則買，貴則賣”。
這叫作“平準”。
當時許多商人之被這貿易局打倒是可想見的。
均輸、平準和鹽鐵專利終西漢之世不變。
唯榷酤罷于武帝死後六年（公元前81年）。
是年郡國所舉的“賢良文學”議并罷鹽鐵專賣。
主持這些國營實業的桑弘羊和他們作了一次大辯論。
這辯論的記錄便是現存的《鹽鐵論》。
武帝開拓事業的四時期 武帝一朝對待外族的經過，可分為四期。
（一）第一期包括他初即位的六年（前141&mdash前136），這是承襲文、景以來保境安民政策的時期。
武帝即位，才十六歲，太皇太後窦氏掌握着朝政。
這位老太太是一個堅決的“黃老”信徒。
有她和一班持重老臣的掣肘，武帝隻得把勃勃的雄心暫時按捺下去。
當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年）閩越圍攻東瓯（今浙江東南部），武帝就對嚴助說：“太尉不足與計，吾新即位，不欲出虎符發兵郡國。
”結果，派嚴助持“節”去向會稽太守請兵，“節”并不是發兵的正式徽識，嚴助幾乎碰了釘子。
在這一期裡，漢對匈奴不但繼續和親，而且饋贈格外豐富，關市的貿易也格外起勁；可是武帝報仇雪恥的計劃早已決定了。
他派張骞去通使西域就在即位的初二年間。
（二）第二期從建元六年窦太後之死至元狩四年大将軍霍去病之兵臨瀚海，凡十六年（前135&mdash前119），這是專力排擊匈奴的時期。
窦氏之死，給漢朝曆史劃一新階段。
她所鎮抑着的幾支曆史暗流，等她死後，便一齊迸湧，構成卷括時代的新潮。
自她死後，在學術界裡，黃老退位，儒家的正統确立；政府從率舊無為變而發奮興作，從對人民消極放任變而為積極幹涉。
這些暫且按下不表。
現在要注意的是漢廷的對外政策從軟弱變而為強硬。
她死後的次年，武帝便派重兵去屯北邊；是年考試公卿薦舉“賢良”，所發的問題之一，便是“周之成、康&hellip&hellip德及鳥獸，教通四海，海外肅慎，&hellip&hellip氐、羌徕服。
&hellip&hellip嗚呼，何施而臻此欤？”次年，便向匈奴尋釁，使人詐降誘單于入塞，同時在馬邑伏兵三十萬騎，要把單于和他的主力一舉聚殲。
這陰謀沒有成功，但一場狠鬥從此開始。
晁錯的估量是不錯的。
隻要漢廷把決心立定，把力量集中，匈奴絕不是中國的敵手。
計在這一期内，漢兵凡九次出塞撻伐匈奴，前後斬虜總在十五萬人以上，隻最後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的一次，也是最猛烈的一次，就斬虜了八九萬人。
先是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匈奴左地的昆邪王慘敗于霍去病将軍之手，單于大怒，要加誅戮，他便投降漢朝，帶領去的軍士号稱十萬，實數也有四萬多。
光在人口方面，匈奴在這一期内，已受了緻命的打擊（匈奴比不得中國，中國便遭受同數目的耗折也不算一回事。
計漢初匈奴有控弦之士三十萬，後來縱有增加，在此期内壯丁的耗折總在全數一半以上）。
在土地方面，匈奴在這一期内所受的損失也同樣的大。
秦末再度淪陷于匈奴的河套一帶（當時稱為“河南”）給将軍衛青恢複了。
武帝用《詩經》中贊美周宣王征伐狁“出車彭彭，城彼朔方”的典故，把新得的河套地置為朔方郡；以厚酬召募人民十萬，移去充實它；又擴大前時蒙恬所築憑黃河為天險的邊塞。
從此畿輔才不受匈奴的威吓。
後昆邪王降漢，又獻上今甘肅西北的“走廊地帶”（中包括月氏舊地，為匈奴國中最肥美的一片地），武帝把這片地設為武威、酒泉兩郡（後來又從中分出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