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張蔭麟論夏、商、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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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例：前506年，吳人攻入楚國都城的時候，楚王帶着兩個妹妹出走，半路遇盜，險些送了性命。
幸運落在他的一個從臣鐘建身上，他把王妹季芈救出，背起來跟着楚王一路跑。
後來楚王複國，要替季芈找丈夫，她謝絕，說道：處女是親近男子不得的，鐘建已背過我了。
楚王會意，便把她嫁給鐘建；并且授鐘建以“樂尹”的官，大約因為他是一個音樂家。
周初始有同姓不婚的禮制，但東周的貴族還沒有普遍遵行，庶民遵行的程度，今不可知。
貴族家庭中的一種普遍現象是多妻。
至少在周王和諸侯的婚姻裡有這樣的一種奇異制度：一個未來的王後或國君夫人出嫁的時候，她的姊妹甚至侄女都要有些跟了去給新郎做姬妾，同時跟去的婢女還不少，這些遲早也是有機會去沾新主人的雨露的。
陪嫁的妾婢都叫作媵。
更可異的，一個國君嫁女，同姓或友好的國君依禮，要送些本宗的女子去做媵。
在前550年，齊國就利用這種機會把晉國的一位叛臣當作媵女的仆隸送到晉國去，興起内亂，上文提及的斐豹的解放就是這次變亂中的事。
媵女而外，王侯還随時可以把别的心愛的女子收在宮中。
他們的姬妾之多也就可想。
多妻家庭裡最容易發生骨肉相殘的事件，在春秋時代真是史不絕書。
舉一例如下：衛宣公（前718&mdash前700）和他的庶母夷姜私通，生了急子。
後來急子長大，宣公給他向齊國娶了一個媳婦來，看見是很美，便收為己用，叫作宣姜。
子通庶母，父奪子妻，在春秋時代并不是稀奇的事。
這時代男女禮防之嚴和男女風紀之亂，恰成對照。
宣公收了宣姜後，夷姜氣憤不過，上吊死了。
宣姜生了兩個兒子，壽和朔。
宣姜和朔在宣公面前傾陷急子，這自然是很容易成功的。
宣公于是派急子出使到齊國去，同時買通一些強盜要在半路暗殺他。
壽子知道這秘密，跑去告訴急子，勸他逃走。
他要全孝道，執意不肯。
當他起程的時候，壽子給他餞行，把他灌醉了；便取了他的旗，插在船上先行，半路被強盜殺了。
急子醒來，趕上前去，對強盜說：衛君要殺的是我，幹壽子甚事？他們不客氣地又把他殺了。
士 有兩種事情打破封建社會的沉寂，那就是祭祀和戰争，所謂“國之大事，唯祀與戎”。
二者同是被認為關系國家的生存的。
先說戰争。
周室的分封本來是一種武裝殖民的事業。
所有周朝新建的國家大都是以少數外來的貴族（包括國君、公子、公孫、卿大夫及其子孫）立在多數土著的被征服者之上。
這些貴族的領主地位要靠堅強的武力來維持。
而直至春秋時代，所有諸夏的國家若不是與戎狄蠻夷雜錯而居，便是與這些外族相當的接近，緻時有受其侵襲的危險。
再者至遲入東周以後，國際間的武裝沖突和侵略戰争成了旦暮可遇的事。
因為這三種原因，軍事成了任何國家的政治的中心，也成了貴族生活的中心。
貴族一方面是行政的首腦，一方面也是軍事的首腦。
農民每年于農隙講武，每逢國家打仗都有受征調的義務。
此外有一班受貴族祿養着專門替貴族打仗的人，也就是戰場上鬥争的主力，那叫作“士”，即武士。
到底每一國的“士”有多少呢？這不能一概而論。
據說周朝的制度，王室有六軍，大國三軍（《齊侯镈鐘》：“餘命汝政于朕三軍”；又“穆和三軍”），中國二軍，小國一軍。
周朝行車戰，軍力以乘計。
大約一軍有車一千乘，每乘有甲胄之“士”十人。
事實自然與制度有出入。
例如周室東遷後六十三年，周桓王合陳、蔡、衛的兵還打不過鄭國，此時的周室決不能“張皇六師”。
又例如在春秋末葉（約前562&mdash前482），頭等的大國如晉、秦、楚等其兵力總在四五千乘以上。
士字原初指執幹（盾）、戈，佩弓、矢的武士，其後卻漸漸變成專指讀書、議論的文人。
為什麼同一個字其先後的意義恰恰對極地相反？懂得此中的原因，便懂得春秋以前和以後的社會一大差别。
在前一個時代，所謂教育就是武士的教育，而且唯有武士是最受教育的人；在後一個時代，所謂教育就是文士的教育，而且唯有文士是最受教育的人。
士字始終是指特别受教育的人，但因為教育的内容改變，它的涵義也就改變了。
“士”的主要訓練是裸着臂腿習射禦幹戈。
此外他的學科有舞樂和禮儀。
音樂對于他們并不是等閑的玩藝，“士無故不徹琴瑟”。
而且較射和會舞都有音樂相伴。
“士”的生活可以說是浸潤在音樂的空氣中的。
樂曲的歌詞，即所謂“詩”。
詩的記誦，大約是武士的唯一的文字教育。
這些詩，到了春秋末葉積有三百多篇，即現存的《詩經》。
内中有的是祭祀用的頌神歌，有的是詩人抒情的作品，大部分卻是各國流行的民歌。
較射和會舞都是兼有娛樂、交際、德育和體育作用的。
較射是很隆重的典禮，由周王或國君召集卿大夫舉行的叫作大射，由大夫士約集賓客舉行的叫作鄉射。
較射的前後奏樂稱觞。
預射的人揖讓而升，揖讓而下。
這是孔子所贊為“君子之争”的。
會舞多半是在祭祀和宴享的時候舉行（不像西方的習俗，其中沒有女子參加的）。
舞時協以種種的樂曲，視乎集會的性質而異。
這時期中著名的樂曲，如相傳為舜作的“韶”，相傳為禹作的“大夏”和武王所作的“大武”等，都是舞曲。
大武的舞姿，現在猶可仿佛一二，全部分為六節，每一節謂之一成。
第一成象“北出”，舞者“總幹（持盾）山立”；第二成象“滅商”，舞容是“發揚蹈厲”；第三成象南向出師；第四成象奠定南國；第五成象周公召公左右分治（周初曾把王畿分為兩部，自陝而東周公主之，自陝而西召公主之，陝西省之得名由此），舞者分夾而進；第六成象軍隊集合登高，最後舞者同時坐下。
六成各有相配的歌詞，皆存于《詩經》中，茲引錄如下： 六成不必全用，第二成單行叫作武，第三成叫作勺，第四、五、六成各叫作象，幼童學舞，初習勺，次習象。
大武是周代的國樂，是創業的紀念，垂教的典型，武威的象征，其壯烈蓋非韶、夏可比。
舞者必有所執，在大武中舞者執幹戈，此外或執雉羽，或鹭羽，或斧钺，或弓矢。
執羽的舞叫作“萬”，這種舞，加上講究的姿勢和伴奏，一定是很迷人的，可以一段故事為證。
楚文王（前689&mdash前677）死後，遺下一個美麗的夫人，公子元想勾引她，卻沒門徑，于是在她的宮室旁邊，起了一所别館，天天在那裡舉行萬舞，希望把她引誘出來。
她卻哭道：“先君舉行萬舞原是為修武備的，現在令尹（楚國執政官名，公子元所居之職）不拿它來對付敵人，卻拿它用在未亡人的身邊，那可奇了！”子元聽了，羞慚無地，馬上帶了六百乘車去打鄭國。
理想的武士不僅有技，并且能忠。
把榮譽看得重過安全，把責任看得重過生命；知危不避，臨難不驚；甚至以藐然之身與揭地掀天的命運相抵拒。
這種悲劇的、壯偉的精神，古代的武士是有的，雖然他們所效忠的多半是一姓一人。
舉兩例如下：（一）前684年，魯國和宋國交戰，縣贲父給一個将官禦車。
他的馬忽然驚慌起來，魯軍因而敗績。
魯公也跌落車下，縣贲父上前相助。
魯公說道：這是未曾占蔔之故（照例打仗前選擇禦士須經占蔔）。
縣贲父道：别的日子不打敗，今日偏打敗了，總是我沒勇力。
說完便沖入陣地戰死。
後來國人洗馬發現那匹馬的肉裡有一枚流矢。
（二）前480年衛國内亂，大臣孔悝被圍禁在自己的家中。
他的家臣季路（孔子的一位弟子），聽到這消息，便單身匹馬地跑去救應，半路遇着一位僚友勸他不必。
他說，既然食着人家的飯，就得救人家的禍。
到了孔家，門已關閉，他嚷着要放火。
裡頭放出兩位力士來和他鬥，他腦袋上中了一戈，冠纓也斷了。
他說：“君子死，冠不免。
”把冠纓結好才死。
王公大夫的子弟至少在原則上都得受武士的教育。
王室有“學宮”，王子和他的近侍在内中學射，周王和他的臣工也有時在内中比射；又别有“射盧”，周王在内中習射，作樂舞。
公室也當有同類的設備。
武士的地位僅次于大夫。
他們雖然沒有封邑，卻有食田。
出戰時“士”是穿着甲胄坐在車上的主要戰鬥力。
但他們底下還有許多役徒小卒，這些多半是臨時征發農民充當的。
卿大夫 封君當中，不用說以大夫占多數。
他們是地主而兼統治者的階級的主體。
雖然各國在任何時期的氏室總數，無可稽考；但我們知道，在魯國單是出自桓公的氏室已有三桓，在鄭國單是出自穆公的氏室已有七穆，宋國在前609年左右至少有十二氏，晉國的一小部分在前537年左右已有十一個氏室。
氏室的領地，或以邑計，或以縣計。
言邑自然包括其附近的田土。
縣本來是田土的一種單位，但言縣也自然包括其中的都邑。
一個氏室的封邑有多少？這不能一概而論。
前546年，衛君拿六十邑賞給一位大夫，他辭卻，說道：“唯卿備百邑，臣六十邑矣。
”這恐怕隻能代表小國的情形。
我們知道，在齊國，管仲曾“奪伯氏骈邑三百”；又現存一個春秋以前的齊國銅器（《子仲姜寶镈》），上面的刻辭記着齊侯以二百九十九邑為賞。
縣的名稱一直沿到現在。
在春秋時似乎還隻秦、晉、齊、楚等國有之。
最初秦、楚兩強以新滅的小國或新占領的地方為縣，直屬于國君，由他派官去治理。
這種官吏在楚國叫作縣公或縣尹。
他們在縣裡隻替國君征收賦稅，判斷訟獄。
他們即使有封邑，也在所治縣之外。
這種制度是後世郡縣制度的萌芽。
秦在前688年滅邽、冀戎，以其地為縣，次年以杜、鄭為縣。
楚國在前597年左右，至少已設有九縣，每一縣即舊時為一小國。
晉、齊的縣制較後起，它們的縣不盡是取自它國的土地，也不盡屬于公室。
晉國在前537年左右有四十九縣，其中九縣有十一個氏室；直屬公室的縣各設縣大夫去管，如楚國的縣尹。
前514年，晉滅祁氏和羊舌氏把他們的田邑沒歸公室；分祁氏的田為七縣，羊舌氏的田為三縣，各置縣大夫。
在晉國，縣肥于郡。
前493年，晉國伐鄭，軍中曾出過這樣的賞格：“克敵者，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士田十田（下田字原作萬，蓋誤），庶人工商遂（得仕進），人臣隸圉免（免奴籍）。
”齊國在春秋時有縣的唯一證據乃在靈公時代一件遺器（《齊侯镈鐘》）的銘文，内記靈公以三百縣的土地為賞。
顯然齊國的縣比晉、楚等國的縣小得多。
縣郡的區分在春秋時代還不普遍。
在沒有縣郡的國裡，公室和較大的氏室都給所屬的邑設宰。
邑宰的性質和縣尹縣大夫相同，不過邑宰所管轄的範圍較小罷了。
上文有點離開叙述的幹路，讓我們回到列國的氏室，它們的土地原初都是受自國君。
國君名義上依舊是這些土地的主人。
雖然氏室屬下的人民隻對氏室負租稅和力役的義務，氏室對于國君年中卻有定額的“貢”賦，所以有“公食貢”的話。
國君或執政者可以增加貢額。
舉一例如下：魯國著名聖哲臧武仲有一次奉使去晉國（公元前551年），半路下雨，到一位大夫家裡暫避。
那位大夫正要喝酒，看見他來，說道：“聖人有什麼用？我喝喝酒就夠了！下雨天還要出行，做什麼聖人！”這話給一位執政者聽到了，以為那位大夫自己不能出使，卻傲慢使人，是國家的大蠹，下令把他的貢賦加倍，以作懲罰。
大夫可以自由處分自己的土地。
至少有些闊大夫把食邑的一部分撥給一個庶子，另立一個世家，叫作“側室”或“貳宗”。
别的被大夫寵幸的人也可受他賞邑或求他賞邑。
例如前500年，宋公子地拿自己食邑的十一分之五賞給一個嬖人。
又前486年，鄭大夫某的嬖人某向他求邑，他沒得給，許他往别的國裡取，因此鄭軍圍宋雍丘，結果全軍覆沒。
大夫也可以受異國君主的賜邑，例如前656年，齊桓公會諸侯伐楚，師還，一位鄭大夫獻計改道，為桓公所喜，賜以鄭的虎牢；又例如前657年，魯大夫某出使晉國，晉人要聯絡他，給他田邑，他不受；又例如前563年晉會諸侯滅偪陽國，以與向戌，向戌也辭卻。
大夫又有挾其食邑，投奔外國的，例如前547年齊大夫某以廪丘奔晉；前541年，莒大夫某以大厖及常儀奔魯；前511年邾大夫某以濫奔魯。
大夫私屬的官吏，除邑宰外以現在所知，有總管家務的家宰，這相當于王室和公室的太宰；有祝，有史，有管商業的賈正，有掌兵的司馬。
這些官吏都受大夫祿養。
家宰在職時有食邑，去職則把邑還給大夫，或交給繼任的人。
氏室的官吏有其特殊的道德意識：“家臣不敢知國”；“家臣而張公室罪莫大焉”。
氏室和公室的比較兵力沒有一個時代可以詳考。
現在所知者：春秋初年鄭莊公消滅國内最強的氏室，用車不過二百乘。
當春秋中葉，在魯、衛等國，“百乘之家”已算是不小的了。
但大國的巨室，其兵力有時足與另一大國開戰。
例如前592年，晉郤克奉使齊國，受了婦人在帷後窺視竊笑的侮辱，歸來請晉侯伐齊，不許，便請以私屬出征。
而郤克的族侄郤至則“富半公室，家半三軍”。
魯國的季氏從四分公室而取其二以後，私屬的甲士已在七千以上。
具有土地、人民和軍隊的氏室和公室名分上雖有尊卑之殊，事實上每成為對峙的勢力。
強橫的氏室俨然一個自主的國。
原則上國君的特權在（1）代表全國主祭，（2）受國内各氏室的貢賦，（3）出征時指揮全國的軍隊，（4）予奪封爵和任免朝廷的官吏。
但至遲入東周後，在多數的國家如齊、魯、晉、宋、衛、鄭等，末兩種權柄漸漸落在強大的氏室，甚至國君的廢立也由大夫操縱。
封建組織的崩潰 我們對于商朝的政治組織，所知甚少，所以無法拿商、周兩朝的政治組織做詳細的比較。
但其間有一重大的差異點是可以确知的。
商朝創建之初并沒有把王子分封于外，以建立諸侯國。
商朝王位的繼承，是以兄終弟及（不分嫡庶）為原則的。
但到了無弟可傳的時候，并不是由所有的伯叔兄弟以次繼承（由末弟諸子抑或由其先兄諸子以次繼承亦無一定）。
在這種情形之下，第二世以後的王子總有許多不得為王的。
這些不得為王的王子是否有的被封在外建國？這問題無法确答。
但周朝的舊國當中，從沒聽說是商朝後裔的。
而唯一奉殷祀的宋國，卻是周人所建。
可知王子分封的事在商朝若不是絕無，亦稀有。
但在周朝，則不然了；王位是以嫡長子繼承的；王的庶子，除在少數例外的情形之下（如王後無出，或嫡長子前死），都沒有為王的資格；所以文王、武王的庶子都受封建國，其後周王的庶子在可能的限度内也都或被封在畿外建國，或被封在畿内立家。
這商、周間的一大差異有兩種重大的結果。
第一，因為王族的向外分封，周朝王族的地盤，比之商朝大大的擴張了。
王室的勢力，至少在開國初年大大的加強了；同時王的地位也大大的提高了。
周王正式的名号是“天王”，通俗的稱号是“天子”，那就是說，上帝在人間的代表。
第二，王族的向外分封也就是周人的向外移殖；這促進民族間的同化，也就助成“諸夏”範圍的拓展。
嫡長繼承制把王庶子的後裔逐漸推向社會的下層去，而助成平民（即所謂庶人）地位的提高。
周王的庶子也許就都有機會去做畿外的諸侯或畿内的小封君；他的庶子的庶子也許還都有機會做畿内的封君；但他的庶子的庶子的庶子則不必然了。
越往下去，他的後裔胙土受封的機會越少，而終有侪于平民的。
所以至遲在前7世紀的末年畿内原邑的人民，便會以“此誰非王之親姻”自誇。
随着貴族後裔的投入平民階級裡，本來貴族所專有的教育和知識也漸漸滲入民間。
周朝諸侯和大夫的傳世也是用嫡長繼承制（以現在所知諸侯位之傳襲曾不依此例者有吳、越、秦、楚。
楚初行少子承襲制，至前630年以後，始改用嫡長承襲制；秦行兄終弟及制至前620年以後始改用嫡長承襲制；吳亡于前473年，其前半世紀還行兄終弟及制）。
在嫡長繼承制下，卿大夫的親屬的貴族地位最難長久維持。
大夫的諸兒子當中隻有一個繼承他的爵位，其餘的也許有一個被立為“貳宗”或“側室”，也許有一兩個被國君賞拔而成為大夫；但就久遠而論，這兩種機會是不多的。
一個“多男子”的大夫總有些兒子得不到封邑，他的孫曾更不用說了。
這些卿大夫的旁支後裔當中，和氏室的嫡系稍親的多半做了氏室的官吏或武士，疏遠的就做它屬下的庶民。
故一個大夫和他私家的僚屬戰士，每每構成一大家族：他出征的時候領着同族出征，他作亂的時候領着整族作亂。
他和另一個大夫作對就是兩族作對，他出走的時候或者領着整族出走，他失敗的時候或者累得整族被滅。
氏室屬下的庶民也許就是氏室的宗族，否則也是集族而居的。
氏室上面的一層是國君和同姓卿大夫構成的大家族，更上的一層是周王和同姓諸侯構成的大家族。
其天子和異姓諸侯間，或異姓諸侯彼此間，則多半有姻戚關系。
這整個封建帝國的組織大體上是以家族為經，家族為緯的。
因此這個大帝國的命運也就和一個累世同居的大家庭差不多。
設想一個精明強幹的始祖督率着幾個少子，在艱苦中協力治産，造成一個富足而親熱的、人人羨慕的家庭。
等到這些兒子各各娶妻生子之後，他們對于父母，和他們彼此間，就難免形迹稍為疏隔。
到了第三代，祖孫叔侄或堂兄弟之間，就會有背後的閑話。
家口愈增加，良莠愈不齊。
到了第四、五代，這大家庭的分子間就會有愁怨、有争奪、有傾軋，他們也許拌起嘴、打起架甚至鬧起官司來。
至遲在東周的初期，整個帝國裡已有與此相類似的情形，充滿了這時代的曆史的是王室和諸侯間的沖突，諸侯彼此間的沖突，公室和氏室間的沖突，氏室彼此間的沖突。
但親者不失其為親，宗族或姻戚間的阋争，總容易調停，總留點餘地。
例如前705年，周桓王帶兵去打鄭國，打個大敗，并且被射中了肩膊。
有人勸鄭莊公正好乘勝
幸運落在他的一個從臣鐘建身上，他把王妹季芈救出，背起來跟着楚王一路跑。
後來楚王複國，要替季芈找丈夫，她謝絕，說道：處女是親近男子不得的，鐘建已背過我了。
楚王會意，便把她嫁給鐘建；并且授鐘建以“樂尹”的官，大約因為他是一個音樂家。
周初始有同姓不婚的禮制，但東周的貴族還沒有普遍遵行，庶民遵行的程度，今不可知。
貴族家庭中的一種普遍現象是多妻。
至少在周王和諸侯的婚姻裡有這樣的一種奇異制度：一個未來的王後或國君夫人出嫁的時候，她的姊妹甚至侄女都要有些跟了去給新郎做姬妾，同時跟去的婢女還不少，這些遲早也是有機會去沾新主人的雨露的。
陪嫁的妾婢都叫作媵。
更可異的，一個國君嫁女，同姓或友好的國君依禮，要送些本宗的女子去做媵。
在前550年，齊國就利用這種機會把晉國的一位叛臣當作媵女的仆隸送到晉國去，興起内亂，上文提及的斐豹的解放就是這次變亂中的事。
媵女而外，王侯還随時可以把别的心愛的女子收在宮中。
他們的姬妾之多也就可想。
多妻家庭裡最容易發生骨肉相殘的事件，在春秋時代真是史不絕書。
舉一例如下：衛宣公（前718&mdash前700）和他的庶母夷姜私通，生了急子。
後來急子長大，宣公給他向齊國娶了一個媳婦來，看見是很美，便收為己用，叫作宣姜。
子通庶母，父奪子妻，在春秋時代并不是稀奇的事。
這時代男女禮防之嚴和男女風紀之亂，恰成對照。
宣公收了宣姜後，夷姜氣憤不過，上吊死了。
宣姜生了兩個兒子，壽和朔。
宣姜和朔在宣公面前傾陷急子，這自然是很容易成功的。
宣公于是派急子出使到齊國去，同時買通一些強盜要在半路暗殺他。
壽子知道這秘密，跑去告訴急子，勸他逃走。
他要全孝道，執意不肯。
當他起程的時候，壽子給他餞行，把他灌醉了；便取了他的旗，插在船上先行，半路被強盜殺了。
急子醒來，趕上前去，對強盜說：衛君要殺的是我，幹壽子甚事？他們不客氣地又把他殺了。
士 有兩種事情打破封建社會的沉寂，那就是祭祀和戰争，所謂“國之大事，唯祀與戎”。
二者同是被認為關系國家的生存的。
先說戰争。
周室的分封本來是一種武裝殖民的事業。
所有周朝新建的國家大都是以少數外來的貴族（包括國君、公子、公孫、卿大夫及其子孫）立在多數土著的被征服者之上。
這些貴族的領主地位要靠堅強的武力來維持。
而直至春秋時代，所有諸夏的國家若不是與戎狄蠻夷雜錯而居，便是與這些外族相當的接近，緻時有受其侵襲的危險。
再者至遲入東周以後，國際間的武裝沖突和侵略戰争成了旦暮可遇的事。
因為這三種原因，軍事成了任何國家的政治的中心，也成了貴族生活的中心。
貴族一方面是行政的首腦，一方面也是軍事的首腦。
農民每年于農隙講武，每逢國家打仗都有受征調的義務。
此外有一班受貴族祿養着專門替貴族打仗的人，也就是戰場上鬥争的主力，那叫作“士”，即武士。
到底每一國的“士”有多少呢？這不能一概而論。
據說周朝的制度，王室有六軍，大國三軍（《齊侯镈鐘》：“餘命汝政于朕三軍”；又“穆和三軍”），中國二軍，小國一軍。
周朝行車戰，軍力以乘計。
大約一軍有車一千乘，每乘有甲胄之“士”十人。
事實自然與制度有出入。
例如周室東遷後六十三年，周桓王合陳、蔡、衛的兵還打不過鄭國，此時的周室決不能“張皇六師”。
又例如在春秋末葉（約前562&mdash前482），頭等的大國如晉、秦、楚等其兵力總在四五千乘以上。
士字原初指執幹（盾）、戈，佩弓、矢的武士，其後卻漸漸變成專指讀書、議論的文人。
為什麼同一個字其先後的意義恰恰對極地相反？懂得此中的原因，便懂得春秋以前和以後的社會一大差别。
在前一個時代，所謂教育就是武士的教育，而且唯有武士是最受教育的人；在後一個時代，所謂教育就是文士的教育，而且唯有文士是最受教育的人。
士字始終是指特别受教育的人，但因為教育的内容改變，它的涵義也就改變了。
“士”的主要訓練是裸着臂腿習射禦幹戈。
此外他的學科有舞樂和禮儀。
音樂對于他們并不是等閑的玩藝，“士無故不徹琴瑟”。
而且較射和會舞都有音樂相伴。
“士”的生活可以說是浸潤在音樂的空氣中的。
樂曲的歌詞，即所謂“詩”。
詩的記誦，大約是武士的唯一的文字教育。
這些詩，到了春秋末葉積有三百多篇，即現存的《詩經》。
内中有的是祭祀用的頌神歌，有的是詩人抒情的作品，大部分卻是各國流行的民歌。
較射和會舞都是兼有娛樂、交際、德育和體育作用的。
較射是很隆重的典禮，由周王或國君召集卿大夫舉行的叫作大射，由大夫士約集賓客舉行的叫作鄉射。
較射的前後奏樂稱觞。
預射的人揖讓而升，揖讓而下。
這是孔子所贊為“君子之争”的。
會舞多半是在祭祀和宴享的時候舉行（不像西方的習俗，其中沒有女子參加的）。
舞時協以種種的樂曲，視乎集會的性質而異。
這時期中著名的樂曲，如相傳為舜作的“韶”，相傳為禹作的“大夏”和武王所作的“大武”等，都是舞曲。
大武的舞姿，現在猶可仿佛一二，全部分為六節，每一節謂之一成。
第一成象“北出”，舞者“總幹（持盾）山立”；第二成象“滅商”，舞容是“發揚蹈厲”；第三成象南向出師；第四成象奠定南國；第五成象周公召公左右分治（周初曾把王畿分為兩部，自陝而東周公主之，自陝而西召公主之，陝西省之得名由此），舞者分夾而進；第六成象軍隊集合登高，最後舞者同時坐下。
六成各有相配的歌詞，皆存于《詩經》中，茲引錄如下： 六成不必全用，第二成單行叫作武，第三成叫作勺，第四、五、六成各叫作象，幼童學舞，初習勺，次習象。
大武是周代的國樂，是創業的紀念，垂教的典型，武威的象征，其壯烈蓋非韶、夏可比。
舞者必有所執，在大武中舞者執幹戈，此外或執雉羽，或鹭羽，或斧钺，或弓矢。
執羽的舞叫作“萬”，這種舞，加上講究的姿勢和伴奏，一定是很迷人的，可以一段故事為證。
楚文王（前689&mdash前677）死後，遺下一個美麗的夫人，公子元想勾引她，卻沒門徑，于是在她的宮室旁邊，起了一所别館，天天在那裡舉行萬舞，希望把她引誘出來。
她卻哭道：“先君舉行萬舞原是為修武備的，現在令尹（楚國執政官名，公子元所居之職）不拿它來對付敵人，卻拿它用在未亡人的身邊，那可奇了！”子元聽了，羞慚無地，馬上帶了六百乘車去打鄭國。
理想的武士不僅有技，并且能忠。
把榮譽看得重過安全，把責任看得重過生命；知危不避，臨難不驚；甚至以藐然之身與揭地掀天的命運相抵拒。
這種悲劇的、壯偉的精神，古代的武士是有的，雖然他們所效忠的多半是一姓一人。
舉兩例如下：（一）前684年，魯國和宋國交戰，縣贲父給一個将官禦車。
他的馬忽然驚慌起來，魯軍因而敗績。
魯公也跌落車下，縣贲父上前相助。
魯公說道：這是未曾占蔔之故（照例打仗前選擇禦士須經占蔔）。
縣贲父道：别的日子不打敗，今日偏打敗了，總是我沒勇力。
說完便沖入陣地戰死。
後來國人洗馬發現那匹馬的肉裡有一枚流矢。
（二）前480年衛國内亂，大臣孔悝被圍禁在自己的家中。
他的家臣季路（孔子的一位弟子），聽到這消息，便單身匹馬地跑去救應，半路遇着一位僚友勸他不必。
他說，既然食着人家的飯，就得救人家的禍。
到了孔家，門已關閉，他嚷着要放火。
裡頭放出兩位力士來和他鬥，他腦袋上中了一戈，冠纓也斷了。
他說：“君子死，冠不免。
”把冠纓結好才死。
王公大夫的子弟至少在原則上都得受武士的教育。
王室有“學宮”，王子和他的近侍在内中學射，周王和他的臣工也有時在内中比射；又别有“射盧”，周王在内中習射，作樂舞。
公室也當有同類的設備。
武士的地位僅次于大夫。
他們雖然沒有封邑，卻有食田。
出戰時“士”是穿着甲胄坐在車上的主要戰鬥力。
但他們底下還有許多役徒小卒，這些多半是臨時征發農民充當的。
卿大夫 封君當中，不用說以大夫占多數。
他們是地主而兼統治者的階級的主體。
雖然各國在任何時期的氏室總數，無可稽考；但我們知道，在魯國單是出自桓公的氏室已有三桓，在鄭國單是出自穆公的氏室已有七穆，宋國在前609年左右至少有十二氏，晉國的一小部分在前537年左右已有十一個氏室。
氏室的領地，或以邑計，或以縣計。
言邑自然包括其附近的田土。
縣本來是田土的一種單位，但言縣也自然包括其中的都邑。
一個氏室的封邑有多少？這不能一概而論。
前546年，衛君拿六十邑賞給一位大夫，他辭卻，說道：“唯卿備百邑，臣六十邑矣。
”這恐怕隻能代表小國的情形。
我們知道，在齊國，管仲曾“奪伯氏骈邑三百”；又現存一個春秋以前的齊國銅器（《子仲姜寶镈》），上面的刻辭記着齊侯以二百九十九邑為賞。
縣的名稱一直沿到現在。
在春秋時似乎還隻秦、晉、齊、楚等國有之。
最初秦、楚兩強以新滅的小國或新占領的地方為縣，直屬于國君，由他派官去治理。
這種官吏在楚國叫作縣公或縣尹。
他們在縣裡隻替國君征收賦稅，判斷訟獄。
他們即使有封邑，也在所治縣之外。
這種制度是後世郡縣制度的萌芽。
秦在前688年滅邽、冀戎，以其地為縣，次年以杜、鄭為縣。
楚國在前597年左右，至少已設有九縣，每一縣即舊時為一小國。
晉、齊的縣制較後起，它們的縣不盡是取自它國的土地，也不盡屬于公室。
晉國在前537年左右有四十九縣，其中九縣有十一個氏室；直屬公室的縣各設縣大夫去管，如楚國的縣尹。
前514年，晉滅祁氏和羊舌氏把他們的田邑沒歸公室；分祁氏的田為七縣，羊舌氏的田為三縣，各置縣大夫。
在晉國，縣肥于郡。
前493年，晉國伐鄭，軍中曾出過這樣的賞格：“克敵者，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士田十田（下田字原作萬，蓋誤），庶人工商遂（得仕進），人臣隸圉免（免奴籍）。
”齊國在春秋時有縣的唯一證據乃在靈公時代一件遺器（《齊侯镈鐘》）的銘文，内記靈公以三百縣的土地為賞。
顯然齊國的縣比晉、楚等國的縣小得多。
縣郡的區分在春秋時代還不普遍。
在沒有縣郡的國裡，公室和較大的氏室都給所屬的邑設宰。
邑宰的性質和縣尹縣大夫相同，不過邑宰所管轄的範圍較小罷了。
上文有點離開叙述的幹路，讓我們回到列國的氏室，它們的土地原初都是受自國君。
國君名義上依舊是這些土地的主人。
雖然氏室屬下的人民隻對氏室負租稅和力役的義務，氏室對于國君年中卻有定額的“貢”賦，所以有“公食貢”的話。
國君或執政者可以增加貢額。
舉一例如下：魯國著名聖哲臧武仲有一次奉使去晉國（公元前551年），半路下雨，到一位大夫家裡暫避。
那位大夫正要喝酒，看見他來，說道：“聖人有什麼用？我喝喝酒就夠了！下雨天還要出行，做什麼聖人！”這話給一位執政者聽到了，以為那位大夫自己不能出使，卻傲慢使人，是國家的大蠹，下令把他的貢賦加倍，以作懲罰。
大夫可以自由處分自己的土地。
至少有些闊大夫把食邑的一部分撥給一個庶子，另立一個世家，叫作“側室”或“貳宗”。
别的被大夫寵幸的人也可受他賞邑或求他賞邑。
例如前500年，宋公子地拿自己食邑的十一分之五賞給一個嬖人。
又前486年，鄭大夫某的嬖人某向他求邑，他沒得給，許他往别的國裡取，因此鄭軍圍宋雍丘，結果全軍覆沒。
大夫也可以受異國君主的賜邑，例如前656年，齊桓公會諸侯伐楚，師還，一位鄭大夫獻計改道，為桓公所喜，賜以鄭的虎牢；又例如前657年，魯大夫某出使晉國，晉人要聯絡他，給他田邑，他不受；又例如前563年晉會諸侯滅偪陽國，以與向戌，向戌也辭卻。
大夫又有挾其食邑，投奔外國的，例如前547年齊大夫某以廪丘奔晉；前541年，莒大夫某以大厖及常儀奔魯；前511年邾大夫某以濫奔魯。
大夫私屬的官吏，除邑宰外以現在所知，有總管家務的家宰，這相當于王室和公室的太宰；有祝，有史，有管商業的賈正，有掌兵的司馬。
這些官吏都受大夫祿養。
家宰在職時有食邑，去職則把邑還給大夫，或交給繼任的人。
氏室的官吏有其特殊的道德意識：“家臣不敢知國”；“家臣而張公室罪莫大焉”。
氏室和公室的比較兵力沒有一個時代可以詳考。
現在所知者：春秋初年鄭莊公消滅國内最強的氏室，用車不過二百乘。
當春秋中葉，在魯、衛等國，“百乘之家”已算是不小的了。
但大國的巨室，其兵力有時足與另一大國開戰。
例如前592年，晉郤克奉使齊國，受了婦人在帷後窺視竊笑的侮辱，歸來請晉侯伐齊，不許，便請以私屬出征。
而郤克的族侄郤至則“富半公室，家半三軍”。
魯國的季氏從四分公室而取其二以後，私屬的甲士已在七千以上。
具有土地、人民和軍隊的氏室和公室名分上雖有尊卑之殊，事實上每成為對峙的勢力。
強橫的氏室俨然一個自主的國。
原則上國君的特權在（1）代表全國主祭，（2）受國内各氏室的貢賦，（3）出征時指揮全國的軍隊，（4）予奪封爵和任免朝廷的官吏。
但至遲入東周後，在多數的國家如齊、魯、晉、宋、衛、鄭等，末兩種權柄漸漸落在強大的氏室，甚至國君的廢立也由大夫操縱。
封建組織的崩潰 我們對于商朝的政治組織，所知甚少，所以無法拿商、周兩朝的政治組織做詳細的比較。
但其間有一重大的差異點是可以确知的。
商朝創建之初并沒有把王子分封于外，以建立諸侯國。
商朝王位的繼承，是以兄終弟及（不分嫡庶）為原則的。
但到了無弟可傳的時候，并不是由所有的伯叔兄弟以次繼承（由末弟諸子抑或由其先兄諸子以次繼承亦無一定）。
在這種情形之下，第二世以後的王子總有許多不得為王的。
這些不得為王的王子是否有的被封在外建國？這問題無法确答。
但周朝的舊國當中，從沒聽說是商朝後裔的。
而唯一奉殷祀的宋國，卻是周人所建。
可知王子分封的事在商朝若不是絕無，亦稀有。
但在周朝，則不然了；王位是以嫡長子繼承的；王的庶子，除在少數例外的情形之下（如王後無出，或嫡長子前死），都沒有為王的資格；所以文王、武王的庶子都受封建國，其後周王的庶子在可能的限度内也都或被封在畿外建國，或被封在畿内立家。
這商、周間的一大差異有兩種重大的結果。
第一，因為王族的向外分封，周朝王族的地盤，比之商朝大大的擴張了。
王室的勢力，至少在開國初年大大的加強了；同時王的地位也大大的提高了。
周王正式的名号是“天王”，通俗的稱号是“天子”，那就是說，上帝在人間的代表。
第二，王族的向外分封也就是周人的向外移殖；這促進民族間的同化，也就助成“諸夏”範圍的拓展。
嫡長繼承制把王庶子的後裔逐漸推向社會的下層去，而助成平民（即所謂庶人）地位的提高。
周王的庶子也許就都有機會去做畿外的諸侯或畿内的小封君；他的庶子的庶子也許還都有機會做畿内的封君；但他的庶子的庶子的庶子則不必然了。
越往下去，他的後裔胙土受封的機會越少，而終有侪于平民的。
所以至遲在前7世紀的末年畿内原邑的人民，便會以“此誰非王之親姻”自誇。
随着貴族後裔的投入平民階級裡，本來貴族所專有的教育和知識也漸漸滲入民間。
周朝諸侯和大夫的傳世也是用嫡長繼承制（以現在所知諸侯位之傳襲曾不依此例者有吳、越、秦、楚。
楚初行少子承襲制，至前630年以後，始改用嫡長承襲制；秦行兄終弟及制至前620年以後始改用嫡長承襲制；吳亡于前473年，其前半世紀還行兄終弟及制）。
在嫡長繼承制下，卿大夫的親屬的貴族地位最難長久維持。
大夫的諸兒子當中隻有一個繼承他的爵位，其餘的也許有一個被立為“貳宗”或“側室”，也許有一兩個被國君賞拔而成為大夫；但就久遠而論，這兩種機會是不多的。
一個“多男子”的大夫總有些兒子得不到封邑，他的孫曾更不用說了。
這些卿大夫的旁支後裔當中，和氏室的嫡系稍親的多半做了氏室的官吏或武士，疏遠的就做它屬下的庶民。
故一個大夫和他私家的僚屬戰士，每每構成一大家族：他出征的時候領着同族出征，他作亂的時候領着整族作亂。
他和另一個大夫作對就是兩族作對，他出走的時候或者領着整族出走，他失敗的時候或者累得整族被滅。
氏室屬下的庶民也許就是氏室的宗族，否則也是集族而居的。
氏室上面的一層是國君和同姓卿大夫構成的大家族，更上的一層是周王和同姓諸侯構成的大家族。
其天子和異姓諸侯間，或異姓諸侯彼此間，則多半有姻戚關系。
這整個封建帝國的組織大體上是以家族為經，家族為緯的。
因此這個大帝國的命運也就和一個累世同居的大家庭差不多。
設想一個精明強幹的始祖督率着幾個少子，在艱苦中協力治産，造成一個富足而親熱的、人人羨慕的家庭。
等到這些兒子各各娶妻生子之後，他們對于父母，和他們彼此間，就難免形迹稍為疏隔。
到了第三代，祖孫叔侄或堂兄弟之間，就會有背後的閑話。
家口愈增加，良莠愈不齊。
到了第四、五代，這大家庭的分子間就會有愁怨、有争奪、有傾軋，他們也許拌起嘴、打起架甚至鬧起官司來。
至遲在東周的初期，整個帝國裡已有與此相類似的情形，充滿了這時代的曆史的是王室和諸侯間的沖突，諸侯彼此間的沖突，公室和氏室間的沖突，氏室彼此間的沖突。
但親者不失其為親，宗族或姻戚間的阋争，總容易調停，總留點餘地。
例如前705年，周桓王帶兵去打鄭國，打個大敗，并且被射中了肩膊。
有人勸鄭莊公正好乘勝